1553年7月10日，星期一，在盛夏的午后2点，简·格雷乘坐的游艇在临近伦敦塔的闸门处靠了岸。她的仪仗队正式进塔时，聚集观礼的只有稀稀拉拉的一伙人。和其他君主一样，她也会在加冕前夕取得这座堡垒的所有权。年轻的丈夫吉尔福德·达德利与她同行，一起来的还有她的母亲和众女官，其余贵族成员则乘坐各自的游艇跟在后面。简登上最高一级台阶时，约翰·达德利与众议员一道向她致意。意大利商人兼骑士巴普蒂斯特·斯皮诺拉(Baptista Spinola)对这一情景的记录相当出名，写到仪仗队聚集，开始缓慢而隆重地沿街道行进时，他对这位16岁的少妇进行了详尽的描绘：
这位简相当矮小，而且很瘦，但身段好看，举止也得体。她五官小巧，鼻型很美，嘴巴柔软，唇色红润。眉毛弯弯，比头发的颜色要深（她的头发近乎红褐色）。一双浅褐色的眼睛相当有神。我在女王陛下身边站了许久，甚至注意到她肤色不错，只是有些雀斑。她笑的时候露出一口洁白的、尖尖的牙齿。总体上来说，她相当迷人，而且很活泼。她的裙子是绿色天鹅绒的，压了金色的图案，袖口宽大。她的头饰是一块白头巾，上面缀着许多宝石。她走在一顶华盖底下，长长的裙裾由母亲托着，身侧同行的丈夫吉尔福（吉尔福德）一身白色与金色的礼服。这少年高挑健壮，发色很浅，对妻子极为关心。为了显得高些，新晋女王在长袍下面穿了很高的木屐——她原本相当娇小。女王身后跟着许多女官和贵族，但这位夫人是个十足的异端，从来没听过弥撒，因此，有些大人物没有出现在仪仗队中。
这段文字栩栩如生地描绘了站在伦敦塔巨门前的简。可惜，和关于简的人生与统治的大部分传说一样，斯皮诺拉的记录也狡猾地掺杂了不实之词。关于这位微笑着的少女的描述在1909年被理查德·戴维(Richard Davey)——这位历史小说家摇身一变，成了传记作者——进一步演绎，自那以后更为一众历史学家不加批判地反复引用。少女矮到不得不穿堆叠起来的鞋子以增高：如此无辜而脆弱的形象正迎合了几个世纪以来围绕简·格雷产生的各种传说。在这些传说中，她是个牺牲品、一个讨人喜欢的孩子，其命运从来不曾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比起这一长期以来被理想化的形象，真实的简·格雷其人要有意思得多，但也复杂得多。
简·格雷加冕时比亨利八世登基时差不多小两岁。她不曾索求王权，爱德华六世却将王冠传给她。但她确信玛丽为之奋不顾身的弥撒是罪恶的，而既然能叫人当上国王的唯有神，神选了自己而没有选玛丽对简而言就毫不出奇了。尽管如此，聚集观礼的人群却百思不得其解：不仅是（十年来一直被视作爱德华六世继承人的）玛丽，就连为简托着裙裾的母亲也被遗嘱无视了。要是弗朗西丝·布兰登将王位传给儿子，众人还能理解和接受——玛格丽特·博福特也曾将自己的权力传给儿子亨利七世，但要亨利八世的外甥女服侍自己的女儿则是违逆自然秩序的，这令人担忧。
4点前后，简和一众金灿灿的追随者消失在伦敦塔的高墙后面。大门一关，号角齐鸣，众传令官开始宣读王室公告：“凭着神的恩典，简成为英格兰、法兰西和爱尔兰女王。”公告称，爱德华六世已经以专利特许证的形式确定简为其继承人，且国王本人和一众贵族、议员、法官并“有地位、有智慧的各类其他人物”都在专利特许证上签了字。玛丽和伊丽莎白未被确定为继承人，原因是二人均为私生女，而且其未来的丈夫可能会强使英格兰臣服于外邦统治，令“一个自由的国家俯首听命于罗马主教的暴政”。读毕，传令官再度宣告“简为英格兰女王”，并发出欢呼。然而，观礼的众人却深感震惊，有些还感到愤怒。
这个国家还未全然归附新教。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脱离罗马是新近发生的事，而且造成了极大的创伤；同时，对绝大多数英格兰人而言，新教教义依然是源于德意志的异教。公告还带来另一个问题：吉尔福德·达德利勋爵何德何能，竟可以当英格兰的王？他没有王室血统。其祖父埃德蒙·达德利是亨利七世的侍从，此人在伦敦强索保护费，1510年还因犯叛国罪被处死。其父诺森伯兰公爵约翰·达德利当过议长，却为一个人人喊打的政权效力。前一年，他一度极力要促成吉尔福德同简的表妹玛格丽特·克利福德的婚事，当时有不少人心怀恶意地谣传他想坐上王位。这一揣测如今更是几乎坐实：毕竟妻子是应当顺服丈夫的，而简的丈夫就是他的儿子。
人们在齐普塞街读同一则公告时，一个男孩高喊着，称玛丽才是合法的女王。但这并不太重要。连帝国的众使节也认为简女王不过是接受一个既成事实。他们建议玛丽最强大的盟友查理五世接受她被无视的事实，并称“国家的全部军力都握在（约翰·达德利的）手中，（玛丽）小姐难以指望招募足够多的人与之抗争”。至于平头百姓，“各处都驻扎着军队，以防民众武装暴动或起其他什么骚乱”。然而，玛丽将表明自己比帝国的众使节要坚定得多。
同简一样，性别和宗教偏见在几个世纪以来共同塑造了人们对玛丽的评价。玛丽的情况甚至更为复杂，因为她的历史是由其意识形态上的对手的子女书写的。甚至到了21世纪，一些大众历史学者还在继续将她描述成一个疯狂而软弱、容易受男人摆布的小女人。他们告诉我们，“她所受的教育……没能培养她的领导才能”，而且她“一点都不具备在都铎家族变幻莫测的政治世界中获得成功所必需的狡诈和精明”。妹妹伊丽莎白是一轮光辉的太阳，她则永远是那片阴暗潮湿的小小乌云。但事实上，论及“领导才能”，伊丽莎白所受的实用训练远远不及玛丽。
玛丽在20岁之前一直是被当作父亲的继承人培养的，1543年，27岁的她又成了弟弟的继承人。在此之前的五年时间里，玛丽还成了有地产的大实业家。充任这一角色的几乎清一色是男性。但在这方面，她幼年时的女家庭教师索尔兹伯里伯爵夫人玛格丽特·波尔成了她的榜样。母亲阿拉贡的凯瑟琳对女儿玛丽的影响同样很大。已故的夫人迎合了人们的性别期待，但帮弗洛登的军队缝战旗的是她，一度想要将詹姆斯四世的项上人头作为私人礼物送给丈夫的也是她。谈到阿拉贡的凯瑟琳作战时的残暴，就连亨利八世也语带敬畏。面对都铎家族的政治斗争，玛丽根本不是“一点都不具备必需的狡诈和精明”，相反，她完全明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道理，也知道处于弱势的自己尤其需要委曲求全、两面三刀。她行动起来也是勇气非凡且残暴过人的。
那天清晨，玛丽派人送了一封信到伦敦塔。在众议员和简面前宣读这封信时，听见的人都“大为震惊和忧虑”。玛丽在信中要求众人向她效忠，因为她是“议会法案和（亨利八世）临终遗嘱所确定的”合法女王，并承诺如果他们各归其分，对他们迄今为止支持简一事她会“宽宏大量”。玛丽需要精英们的支持，而这是她赢回他们忠心的第一步棋。议员们之所以震惊，是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实现和平移交权力的愿望落了空。简要为王冠而战了。他们担心这会开启一场血腥而漫长的斗争，就像15世纪那一系列以约克和兰开斯特两大家族的灭绝而告终的战争一般——这忧虑远非害怕自己站错队而丢掉性命那么简单。得知玛丽来信的事后，简的母亲和婆婆都落下泪来。看来，流血是必然的。
第二天，简的告示贴遍全伦敦，警告反对者将受严惩。同时立即杀鸡吓猴：在齐普塞街高呼“玛丽才是合法女王”的男孩被割掉耳朵。现在简需要组建一支军队。7月12日，星期三，她给伦敦的人们开出每天10便士的报酬，雇他们为自己的王冠而战。简认为可以速战速决，并宣告自己的加冕礼只会推迟两三周，已经料定她会得胜的人们还将王冠呈上，供她细细观看。
但令人不安的消息接踵而来。玛丽也发布了称王的告示，诺福克和萨福克的部分地区均已拥立她为王，她明显正以自己的佃户和更为广泛的亲友圈为基础发起继承战争。玛丽宫中的众官员早已料到她可能失去继承权，并已为此准备了几周时间——说不定是几个月。玛丽是英格兰天主教的领袖，又是大地主的带头人，人脉极广。有报道称，一众骑士和富绅都纷纷响应，预备为她而战，与之携手的还有“不计其数的平头百姓”。
英格兰变得有些不一样了：1501年亨利七世病重时，无人将其子女视作可能的继承人；相反，人们倾向于波尔、爱德华四世姐妹的子女、萨福克公爵夫人伊丽莎白、伍德斯托克家族的托马斯最年长的后人白金汉公爵爱德华·斯塔福德等人。1519年（亨利八世登基十年后），威尼斯使节的报告称许多人依旧倾向于白金汉公爵，而波尔家族的最后一人也还在欧洲大陆等待机会。到了1525年，上述二人都已不在，而在亨利八世统治末期，提到都铎家族，民众想到的已经不再是其名不见经传的威尔士先祖，而是双色玫瑰之家——亨利八世的愿望实现了。爱德华六世终身为王，成就了与塔中的大王子爱德华五世截然相反的命运。而此刻，英格兰的普通民众正纷纷起而拥立一位都铎女王。
为简带兵抗击玛丽的任务交给了1549年镇压过诺福克反叛的约翰·达德利。7月14日，他带领一班“极为英俊的富绅，还有些陌生面孔”并一队“令人生畏”的大炮出了伦敦。但就在他往东北赶的同时，西面泰晤士河谷的士绅们造反了。简的继承权背景复杂，很容易成为人们讥笑的对象，被人当作一场巧妙的骗局。很快，白金汉郡宣告拥立玛丽，其余诸郡也纷纷开始反对简，称其为“耍新把戏立的女王”。然而，反叛者增长最快的地方是东安格利亚(East Anglia)——几天前积极拥立过简的也是这里。玛丽在萨福克的弗拉姆灵厄姆城堡举起战旗，就连当地的新教徒精英也被征来为她而战。
7月15日，约翰·达德利和威廉·帕尔开拔向贝里圣埃德蒙兹(Bury St Edmunds)进发，要截住来自中部地区玛丽的援军。与此同时，简收到消息：在近诺福克的海上有5艘王室的船叛变，船长们在水手的逼迫下倒戈投靠玛丽。陆续有报告传来，称忠于简的贵族手下的佃户拒绝入伍攻打玛丽——这一情况令人极为忧虑。这意味着眼下的社会动荡已经相当危险，其规模甚至可能超越1549年——当年是起用外国雇佣军才将暴动镇压下去的。
最终，通过承诺和解，玛丽得胜了。7月18日，她发布了一则公告，其中只字未提爱德华六世的继位规划——玛丽并不想将自己被弟弟排除在继承人之外一事广而告之。事实上，公告中甚至没有提到简的名字。相反，玛丽集中火力攻击“不忠之至的叛徒”约翰·达德利。公告称，发生此次危机全然是因为他想要“通过与一位新得头衔的小姐结婚”让吉尔福德称王。玛丽借此向众精英暗示，自己有意叫约翰·达德利当替罪羊以化解危机——他们没能叫英格兰的民众同自己一道遵循爱德华国王的遗愿，排除玛丽于继承人之外，而此刻她给了他们台阶下。
失去了简的众议员的支持，约翰·达德利和威廉·帕尔又收到朋友们从塔中寄来的“叫人不安的信”。然而，简继续扮演着女王的角色。玛丽发布公告时，简开始组建军队镇压白金汉郡的反叛，彭布罗克伯爵威廉·赫伯特（凯瑟琳·格雷的公公）是其任命的两名指挥官之一，军队要“照着这些人当得的惩罚之或处决之”。
19日早晨，陶尔希尔山上的教堂举行了一场洗礼仪式。受洗男婴的父亲是一名普通廷臣，名叫爱德华·昂德希尔(Edward Underhill)。他原本请了简来做教母，但当天却是简的母亲的一名亲戚代为出席的。按照传统，教母会为孩子选一个洗礼名，而简选了自己丈夫的名字吉尔福德。未能到场的不仅是简，同简一道留在塔中的简的父亲和留在伦敦家中（旧时为王室府邸的贝纳德城堡）的威廉·赫伯特都只派代表出席。
赫伯特先前声称，自己要与法兰西使节会面，讨论从荷兰调外国军队支援简的事。事实上他是在担心，要是自己领着简的军队开进白金汉郡，玛丽向众议员所做的“宽宏大量”的承诺就与他无关，而他正与另一些人密谋背弃简。那天下午，市长来到了贝纳德城堡，一起前来的还有许多议员，他们都是赫伯特召集来的。人人都切盼危机得到和平解决。待伦敦的众参事也到齐后，威廉·赫伯特宣布，他们得一道去齐普塞街拥立玛丽为王。好几个官员如释重负地哭了。一班人向着齐普塞街进发，与此同时，他们的打算传开来，人们激动不已，围着他们聚成一大群。赫伯特宣读了拥立玛丽为女王的文件，结束时他将一帽子钱币撒向空中，人群随即欢呼起来。“远远看去，那片地方简直像埃特纳火山(Mount Etna)一般，”帝国使节报告称，“人们都高兴疯了。”玛丽竟然赌赢了，这令使节大为惊讶。“没人想得到这种事能成真。”他回忆道。
一班议会士兵抵达伦敦塔时，简的父亲哈里·格雷命令手下人放下武器。他被告知议会士兵们已经领命要逮捕他，除非他甘心离开并在新的公告上签字。他勉强依命而行。王座室中简的华盖被拆下，一切象征其王权的符号也都被悉数抹除——“一瞬间天翻地覆！”简的一名女官无比震惊地表示。此刻，在自己曾经当王的塔中，简成了阶下囚，吉尔福德和其母也一样。“如此，简只当了九天女王——还是极为动荡的九天。”格雷家的一个朋友写信给一个瑞士牧师称。这指的是从简在伦敦塔被立为女王的日子算起的。事实上，她当王的日子有十三天——应当从爱德华六世过世那天算起。尽管如此，“九日女王”的绰号依然流传下来。将她的统治史简单说成“九日奇迹”抹杀了其重要意义，这对玛丽及反对她的新教徒都有好处：玛丽不希望人们记得简曾经得到过“庄重”的支持，而新教徒则为昔日支持简对抗都铎姐妹的变节行为感到难堪，因为他们对抗的不仅是玛丽，还有伊丽莎白。把简的登基当成一次小小偏差，解释成达德利一手策划的，这对所有人都要好得多。
那晚，待在剑桥的约翰·达德利得知了玛丽得胜的详情。他泪流满面，可怜兮兮地表示，希望“女王玛丽宅心仁厚，他对此毫不怀疑”。爱德华六世时期枢密院的全体议员都在国王的遗嘱上签了字，而约翰·达德利后来的供状表明，威廉·赫伯特、威廉·帕尔和哈里·格雷也参与确定了简同吉尔福德的婚事。但帝国使节告诉皇帝：“人们认为最好不要太过深究发生了什么。”8月，约翰·达德利在临刑前夕重新归附天主教。他可能指望借此保住自己的性命，但既然他相信自己即将面对神的审判，更可能的解释是他感到自己被那些新教徒背叛了：这些人起初支持他，此刻却离弃了他。这成了玛丽宣传鼓吹的良机，但对他死后的名声没有什么好处。达德利死时不仅被天主教徒斥为叛国贼，也被其前盟友视为叛教者。在之后几个世纪里，1553年7月的这场危机一直被全然归咎于约翰·达德利的野心。
9月30日，胜利的玛丽乘着轿子在伦敦开始了加冕游行。她身穿“金布制成的斗篷和裙子”，头戴“镶嵌华美宝石和珍珠的金发圈”。翌日，为了在修道院举行庆典，她换上红色的天鹅绒长袍，后来这成了她出席国会开幕式时穿的国袍。这是史上首次为女性君主加冕，各项庆典都严格遵循先前历代国王加冕的规矩，而她也希望自己以国王的身份执政。这一权力很快得到国会的确认。后来有一次，玛丽在向伦敦人讲话时宣布她即便是“独独凭着神的恩典，获立又得祝圣成为你们的女王”，他们也应对她怀有“尊重和应有的顺服——全然是为着（加冕的）圣油膏抹”。然而，她又说，“我既是为这王冠上过战场的，你们岂不更应当尊重我、顺服我吗？”她是“凭着神的恩典，按照公正的继承法并国会齐心的表决和无异议的投票”而坐上王位的。
玛丽是一位善战的女王，凭着神、血缘，也凭着法律而立，此时作为英格兰的首位女王（史称“玛丽一世”。——编者注），她已经“获得了掌管先祖的王国的最高权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