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不安的是，在法兰西宫中效力的著名巫师诺斯特拉达姆士(Nostradamus)预言称，伊丽莎白一世年间将有大灾：“会有分门别派、改弦易辙、怨恨礼教的事，会有争端、辩论、诉讼、仇怨、喧嚣、不和……”一个信奉新教的女王统治一个天主教国家，发生这些事再正常不过。为了安抚人心，议会请来巫师约翰·迪伊来占卜，希望有一个更积极的运势。
1555年玛丽一世自以为怀孕时，伊丽莎白就是请迪伊来给玛丽占卜，还有传说称伊丽莎白加冕的日子也是迪伊定的。事实并非如此，但伊丽莎白的正式进城的确被设计成一种统治宣言、一个政治预言。1559年1月14日，星期六，仪式在伦敦塔开启。正午，宫廷大臣们聚集在塔外等候在房中用餐的女王。天空上偶尔飘起一阵小雪，细碎的雪花纷纷落下，在光线反射下熠熠生辉，一个围观的威尼斯人感到“整个宫廷被光芒四射的珠宝和金领装点得闪闪发光，简直令空气都清新了”。午后不久，伊丽莎白一世现身，游行开始。
从黑衣修士地到圣保罗教堂的街道两侧都设了木栅栏，倚着栅栏站着各行各业的商人和手艺人，这些人穿着红黑相间的带兜帽的长礼服，身边插着各自的旗帜和横幅。天气不好，人马又拥挤，街道变得泥泞不堪，但所幸提前铺了沙石。这威尼斯人数着，过了1000匹马，女王才出现，“坐的轿子四面敞开，由顶及底都装饰着厚厚的金色织锦，拉轿的是两匹相当漂亮的骡子，也披着同样的布料”。
伊丽莎白一世金红色的头发散在玛丽一世加冕时穿过的金布斗篷上，她修长的双手拿着一副手套。随轿步行的有“许多男仆，都穿着带厚重镀金银纽扣的绯红色天鹅绒马甲，前胸和后背各有一红白两色玫瑰的图案，侧面印着代表伊丽莎白女王(Elizabetta Regina)的‘ER’字样”。紧跟在女王之后的是她的骑兵统领，这个一身红色金袍的英俊男人“身量高大，面容充满阳刚之气，皮肤略带些棕色，五官分明，身体各部分比例也相当合适”。此人名叫罗伯特·达德利，是诺森伯兰公爵约翰·达德利的儿子，也是简·格雷的丈夫吉尔福德的兄长。对那些紧靠在栅栏上或正从窗口探头张望的人而言，这意味着爱德华六世时期许多不得民心的精英将东山再起了。
游行队伍停了几次，好让女王能欣赏自己的国务大臣威廉·塞西尔协助组织的一系列露天表演。这些色彩缤纷的场景处处散发着政治信息——不仅是向人民，也是向女王发出的。第一处场景在恩典堂街(Gracechurch Street)，是一座巨大的凯旋门，分为三层。底层是亨利七世（面前有一朵很大的红玫瑰）和约克的伊丽莎白像（面前有一朵很大的白玫瑰），二人都穿着王袍。中间一层是亨利八世像，面前有一朵红白双色玫瑰，身旁是安妮·博林，仿佛二人离婚和安妮被处死等事从未发生过似的。从官方意义上来讲，这应当被忘掉。布景的第三层是伊丽莎白本人的像，她独自一人站着，仿佛只是在等伴侣来。这是在提醒女王，作为君主，她的关键职责在于实现和平与和睦。一桩婚事能为宗教政策确定方向，而若有了儿女，未来的稳定也就有了最好的保障。
接下来的三处场景暗示，在玛丽一世治下，宗教走上了错误的道路，而在伊丽莎白一世治下的未来会更有生机，更加幸福，也更虔诚。然而，让伊丽莎白一世最感兴趣的却是位于舰队街(Fleet Street)的最后一处场景，因为此景对约翰·诺克斯攻击女性治国做了官方回应。此景中的伊丽莎白一世穿着国会袍，脚边站着一些人，代表着贵族、教士和平民三大阶级。这是为了提醒女王“要建设她的人民当有的政府”。议会已经托人撰文进一步阐述这一主题，文章题为《驳近来关于妇人执政的号角声》，文中称伊丽莎白一世远比绝大多数妇人优秀，因为多数妇人“本性多愁善感，愚蠢，反复无常，饶舌……方方面面都被魔鬼的粪渣糊住了心窍”，而一个虔诚的女王总是在包括顾问、贵族和国会成员的众多男性的辅佐下治国的，并且“统治国家的不是她而是法律”。换言之，只有当相对男性主导的政府而言君王地位无足轻重时，才能允许女性执政——即便执政的是伊丽莎白。但伊丽莎白对这一场景的信息反应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她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却不表达自己的意见，正如她的一句座右铭所言，“我看见，却沉默”(Video et taceo)。
翌日早晨，伊丽莎白一世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加冕，仪式处理得相当隐蔽：女王是在帘子后领的圣餐，好叫人难以确定她遵循的是天主教的规矩还是新教的规矩。流亡的新教徒正纷纷回国，虽然这些人及其盟友正向伊丽莎白施压，但她并不想违逆人民的意愿推进一场迅猛而彻底的宗教政策变革。然而，事情也不能仍旧同玛丽一世治下一样。伊丽莎白的父母结婚后紧接着便是同罗马的决裂，她就是这一决裂的真身，又是改革派养大的。变化会有的，不过要谨慎行事。
加冕仪式结束，伊丽莎白一世走出教堂大门，一手拿着权杖和宝球，一手拿着王冠。她“对每个人都露出最灿烂的笑容，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致意”。在威尼斯使节看来，她的微笑已经超越了“严肃和庄重的度”。作为女王，玛丽一世在公众面前从来都表现得“非凡地庄重和高贵”，但后来就连伊丽莎白一世的对手们也承认她有着“令人着迷的力量”。她正在争取普通民众的支持，她的王位是他们给的，她希望最终他们也会帮助她稳固地位。但伊丽莎白一世毕竟还是个新手，加冕后不到三周，她便犯了误判民众情绪的危险错误。
1559年2月2日，一个下议院特别委员会正式向伊丽莎白一世提出请求，要她结婚。令这些人惊愕的是，女王在回复中宣称自己情愿终身不嫁，并说“最后给我立一块碑，上书女王当政多少年，终其一生为处女，就够了”。贞洁被视作女性的首要美德，而玛丽一世也常说自己更中意独身——但这是在她当上女王之前。玛丽一世曾直言，自己之所以结婚，是因为这是实现王国稳定所必需的。虽然伊丽莎白一世看到，姐姐宣布结婚带来的全然不是稳定，但要是想搁置这一问题，她的算盘就打错了。得知她如此表示的人无不震惊。女王主动提出要选一名够资格的继承者，但这只不过导致人们开始传说她生不了孩子。继而又出现了另一种不无可能的解释：她已经偷偷恋爱了——对方是个有妇之夫。
伊丽莎白一世的骑兵统领罗伯特·达德利常同她在一起，人们不时看见二人随意彼此接触，私下里互相打趣。他十几岁时娶了一个叫埃米·罗布萨特(Amy Robsart)的贵妇人。虽是两情相悦，但这份爱如今已成过去。4月，费里亚伯爵报告称“甚至有人说女王陛下不分昼夜地往他的私室跑。人们谈起这事来毫无顾忌，甚至说他妻子胸上生了恶疾，还说女王就等她死掉好嫁给罗伯特勋爵”。二人都精力充沛，富于幽默感，而且都很讲实际。二人的父亲都曾手握重权，又都有非凡的个人魅力，二人也都曾在丧父后经历过危险。玛丽一世当政时，二人还曾同时被关在塔中，伊丽莎白一世还声称后来他曾借钱给她救过急。但最像在解释为什么爱达德利的话是她在将他同他的一个兄弟比较时说的：她认为达德利有一种特别的“可爱”。
在费里亚伯爵看来，无论达德利的事如何发展，西班牙同英格兰继续保持友好关系都相当重要。女王已经与法兰西签订和约，如果将和约再发展成盟约，西班牙在荷兰的统治就会受到威胁。费里亚伯爵建议腓力二世考虑同达德利和解，以防他最后坐上英格兰的王位。然而他也提醒国王，达德利这个姓氏相当不得民心，女王将来要是嫁给他，英格兰便很可能发生动乱，而法兰西的亨利二世也就有了可乘之机——打着自己16岁的媳妇（苏格兰女王玛丽）的名号入侵英格兰。伊丽莎白一世要是被推翻，腓力二世就需要预备好继位的候选人。费里亚伯爵提出，最好的候选人是18岁的凯瑟琳·格雷——被处死的简女王的这位金发妹妹是亨利八世遗嘱确定的伊丽莎白的继承者。
玛丽一世在位期间，凯瑟琳·格雷受到了不错的照顾。虽然姐姐简曾激励她，要她杀身成仁，但她依旧参加宫中的弥撒，还进宫服侍女王。凯瑟琳是个漂亮、善良而生性浪漫的姑娘，费里亚伯爵还（错误地）以为她仍是天主教徒。不过他看准了一点：她正因受到伊丽莎白一世的苛待而恼恨。凯瑟琳被这位新晋女王逐出显贵的枢密室，降格至整个上层士绅阶级都通行无阻的谒客室。凯瑟琳愤怒不已，甚至有一日情绪失控，“在女王陛下面前说了些极其傲慢、不得体的话”。凯瑟琳告诉费里亚伯爵，她觉得“女王不想让她继位”，而事实的确如此。女王相当害怕：如果自己没能找到能让民众满意的夫君并产下子嗣，或者没能如一些人所愿地表明自己是新教徒，这些人某日便会反对自己而支持凯瑟琳·格雷，就如他们当年反对玛丽而支持简一样。
伊丽莎白一世着手制定宗教方案时面临的一系列复杂问题更是加剧了她的这一担忧。这位女王有时被人描绘成本性世俗之人，但事实并非如此。与亨利七世一样，她相信全靠“神无上的恩惠”的庇佑，方能“守得云开”而终于“走到这一步，坐上王位”。但她并非教条主义者，此刻她正努力制定一种令尽可能多的新教徒满意的宗教方案，教众既包括路德宗，也包括瑞士归正宗，而为了缓和这一转变在保守派臣民中造成的压力，也要有些天主教的表面粉饰。尽管决定恢复1552年版的《新教公祷书》，但她也不顾塞西尔及其爱德华六世时代的旧友的意愿，力促了数项妥协，包括规范教士在圣餐礼上的服饰及分发面饼与葡萄酒时诵念的祷词——可以认为祷词暗示着基督以面饼与葡萄酒的形式临在，至少在某种属灵意义上如此。与父亲的教会一样，这一方案也是女王的创造；而与父亲一样，她也想要保持对宗教政策的控制。
女王将要承受持续的压力，尤其是来自陆续回国的流亡新教徒的压力——他们要求彻底变革，第一项就是取缔教士的法衣。在顶住压力的同时，女王意识到，极为重要的是保证候选人凯瑟琳不因结婚和生下男性继承人而更具吸引力。而要让待嫁的凯瑟琳显得尽可能地讨厌，女王的办法是回避她。西班牙人得知了凯瑟琳的失意，又从费里亚伯爵那里听说她是天主教徒，便打起她的主意，商量着如何将她偷运出境。但6月30日过后，这一谋划便不了了之，其时法王亨利二世在一场骑马比武中受伤，继而不治身亡。苏格兰女王玛丽的夫君弗兰西斯二世继位。新国王年仅15岁，年纪太小无法发动对英格兰的战争。而对西班牙人的谋划毫不知情的凯瑟琳反倒陪着女王踏上其首次夏日巡幸之旅。
女王计划巡访几处宫殿和私宅，接受民众瞻仰，并享受舞会和狩猎。这个夏天，罗伯特·达德利一直陪伴她左右，事事都令她顺心。达德利夫人埃米原本计划跟他多待一些时间。在8月7日写给他俩的代理人的信中，她为没能偿清某项债务而道歉，并解释说：“我忘了在我主走前知会他料理这事——他重任在身，而我又为这突然的分别而颇为烦忧。”这“重任”包括为女王巡幸安排最好的马匹，而这一分别突然到他全然将她抛到九霄云外。
埃米写信的当天，达德利正与女王享受着在英格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奢靡。在萨里郡幽静的无双宫(Nonsuch)，阿伦德尔伯爵亨利·菲查伦(Henry Fitzalan,Earl of Arundel)安排了各种娱乐，有酒会、化装舞会和狂欢，常常持续到凌晨3点。47岁的伯爵巴望着伊丽莎白一世能看中自己当她的配偶。他家世古老，他本人也相当古老（至少在女王眼中如此），而且“粗野”又虚胖。在外交官们看来，他是个“轻佻无能的人”，而伊丽莎白一世早已告诉过费里亚伯爵她“跟他合不来”。她眼里只有她的“小知更鸟”，虽然她并没把已故继母凯瑟琳·帕尔的告诫全然抛在脑后：要保护自己的声誉，尤其是关系到有妇之夫的时候。
人们正风传她同达德利有性关系，为了回击越来越盛的传言，女王和她昔日的女家庭教师卡特·阿斯特利共谋，在众人面前演了一出戏。阿斯特利忽然在女王面前跪了下来，央求自己的女主人终结关于她和达德利的关系那些恶意的流言蜚语；接着，女王回答称，自己身边总有许多女官，所以她不可能做出什么有损名誉的举动。接着她又解释称自己需要达德利的陪伴，因为自己生命中的“快乐太少了”。
女王最大的乐事便是与达德利一道骑马，他命人从爱尔兰运来了一批骏马，这些马全都生气勃勃，相当漂亮，有着“枣红马”“大萨伏依”之类的名字。他担心地表示，“她一点不爱惜体力，跑得飞快。我很怕这些马，但她一定要试试它们”。而她也的确这么做了，常常叫努力要跟上她的人精疲力竭。她喜欢这种脱逃的快感。
在巡幸的路上，女王也视察了各个教区，以确保其宗教政策得到落实，令行禁止。拉依(Rye)地方狂热的新教徒早就把自己的圣坛砸了，但更常有的情况是天主教的各样圣物被人们藏起来。一部分原因是人们喜爱这些物件，但也是因为没人能肯定伊丽莎白一世和她的宗教方案究竟能存在多久。伊丽莎白一世派驻法兰西的使节报告称，有人偶然听到苏格兰女王玛丽说：“既然神定意……（让）她当上了法兰西的王后和苏格兰的女王，她便确信自己也将坐上英格兰的王位。”教区的人们没有砸掉圣坛，而是在上面简单支上木板，做成临时的新教圣餐台。圣坛某天还可以恢复使用，而防止这一情况发生并阻止苏格兰女王玛丽登上英格兰王位则成了威廉·塞西尔毕生的工作。伊丽莎白一世享受着夏日时光的同时，塞西尔却没有闲着：苏格兰刚刚爆发一场反叛，而他正琢磨如何最大限度地对此加以利用。
反叛是一些信仰新教的贵族发动的，这些人想要推翻信仰天主教的摄政王——（苏格兰女王的母亲）吉斯的玛丽。塞西尔看到了建立不列颠新教、实现英格兰北疆安定的机会，他开始给伊丽莎白一世施压，要她同意向反叛者提供武力援助。给对抗合法君主的人提供支持令伊丽莎白一世极为反感，但塞西尔求了她几个月，还以引退相逼，她只得让步。
英格兰支持反叛者对事态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1560年7月，吉斯的玛丽过世不久，和约签订。苏格兰国会继而通过了一项宗教改革方案：不再承认教宗，查封修道院，禁止弥撒。但要保障英格兰新教的未来，伊丽莎白一世必须有儿子。而令塞西尔不安的是，达德利和女王比先前任何时候都走得更近了。
为了迎娶安妮·博林，亨利八世设法废除了自己同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婚姻，但女王知道自己无法照着父亲的样子简单废除达德利的婚姻，然后嫁给他。她已经受过劝诫，明白一个女王不应一意孤行，而要听取各方意见。她永远无法像父亲一样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过，虽然不能采取积极行动，她却可以拖延，而在结婚这一关键问题上她正是这么做的。她宣称自己想一辈子不嫁，结果反倒惹了麻烦，于是她明白了：她需要装出正在寻找如意郎君的样子，而且要装得像。她正被自己英俊的骑兵统领迷得神魂颠倒（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证明，要在这种情况下装假是不可能的。宫中众人对女王这位至爱的怨恨日增，几乎带上杀气。就连塞西尔也毫无顾忌地承认，他情愿达德利死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