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王室现今最重要的珍宝之一，是人称“伦诺克斯之心”(Lennox Jewel)的一枚心形盒式项链坠。这枚坠子是玛格丽特·道格拉斯和丈夫托人打造的，它讲述着这对夫妇幸福的婚姻，对达恩利勋爵的哀悼，还有他们保护詹姆斯的决心。盒身是金的，镶嵌着宝石，边缘的一圈白珐琅上以苏格兰文写着：“恒久忍耐期望者，终必能获胜得位。”这“位”便是统一于詹姆斯的苏格兰和英格兰王位。
打开坠盒，跃入眼帘的是为一支箭所射穿的两颗心，心上有“MSL”字样，代表玛格丽特和马修·斯图亚特·伦诺克斯（Matthew Stuart Lennox，原文如此。——编者注）的名字的缩写。上面写着，唯有“死才能消灭”二人的婚姻，而另一句苏格兰文的格言则提醒着人们“我们的决心”。背面画着的是逝去的王婿，身侧还有一顶王冠，是他作为王婿曾戴过的苏格兰王冠。王冠中生出一朵向日葵——詹姆斯——朝着代表英格兰王冠的太阳。此外，还有一幅被称为《鹈鹕怜子》(Pelican in its Piety)的画，描绘了一只鸟正从胸前取血喂养自己的幼雏，正如玛格丽特和其丈夫也甘愿尽一切可能养育詹姆斯，直到他当上英格兰国王。
玛格丽特和丈夫为詹姆斯的未来焦虑是不无道理的。1570年1月23日，伊丽莎白一世的盟友摄政王莫里伯爵在苏格兰被枪杀，人们再度为苏格兰人的残暴所震惊。玛格丽特夫妇本已开始视莫里伯爵为詹姆斯的保护者。莫里伯爵既死，玛格丽特下定决心：詹姆斯必得由他们夫妇二人亲自照顾。“我毫不怀疑您多少知道我经历过几多丧亲之痛”，玛格丽特写信给塞西尔，又表示她怕自己还会失去更多。她提醒塞西尔，自己结婚已有二十六年，却无法叫丈夫少一些忧虑，因为“他看得明白：那无辜的小小国王不久就要被人毁掉了”。她劝女王不要因他俩的信仰问题而有什么疑虑，央求女王准许自己的丈夫回苏格兰保护詹姆斯。
结果见证了玛格丽特惊人的说服力：丈夫获得了塞西尔和女王的允许，回到苏格兰取代莫里伯爵做了詹姆斯的摄政王，玛格丽特则作为詹姆斯的使节留在英格兰宫中。夫妇二人保持着密切联系，丈夫依然信赖自己的“好梅格”(Good Meg)的建议和智慧。但翌年（1571年），伊丽莎白的囚徒、苏格兰女王玛丽的支持者突袭了斯特灵城堡，伦诺克斯伯爵背部中了枪。詹姆斯当时5岁，他永远不会忘记留着“西瓜头”的祖父被抬进城堡的样子。伦诺克斯躺在血泊之中，央求苏格兰众贵族保护詹姆斯。“若这孩子平安，一切就都平安了。”他在弥留之际还不忘叫人给玛格丽特捎去自己的爱。“如此，背叛夺走我的儿子，又夺走我的伴侣。”后来一首纪念玛格丽特·道格拉斯的诗这样写道。
伊丽莎白一世很快也遭到暗杀的威胁。就在几个月后，威廉·塞西尔——此时他已被授予伯利勋爵(Lord Burghley)的头衔——发现了一场叫伊丽莎白一世极度震惊的阴谋。主谋罗伯托·迪里多尔菲(Roberto di Ridolf i)是一名佛罗伦萨银行家，也是个双重间谍。他们计划趁伊丽莎白一世夏日巡幸时将她抓起来，然后在6000名西班牙侵略军的支持下以苏格兰女王玛丽和诺福克公爵取而代之。1572年1月，诺福克公爵接受审判，被判叛国罪，后于6月2日清晨被处决。伊丽莎白一世依然不肯处死玛丽，但她对这位女王的态度已经彻底改变。玛丽曾是北方两位伯爵反叛的焦点人物，现在又成了迪里多尔菲阴谋的主角。伊丽莎白一世毫不怀疑这类事还会再有，她在一首诗中怒称玛丽为“争端的女儿，总是播种不和”。
为向支持格雷继位的人们示好，北方发生反叛后，伊丽莎白一世准许丧妻的赫特福德伯爵回宫。处死诺福克公爵几天后，她又释放了被囚多时的玛丽·格雷。她的丈夫托马斯·凯斯在前一年9月已死，玛丽·格雷直到成了寡妇才得释放。如今，挂在首相乡间别墅契克斯(Chequers)里的一幅玛丽画像依然诉说着她的怨恨：玛丽·格雷的头发上戴着表示爱、忠贞和纪念的康乃馨和紫罗兰，一只手举起，好让人看到她的婚戒。玛丽·格雷又过了几年平静的日子，1578年瘟疫暴发期间去世，无儿无女。
亨利八世两个姐妹的孙辈中仍未结婚的仅剩一人——玛格丽特·道格拉斯的小儿子查尔斯·斯图亚特。玛格丽特急于为他寻一位新妇，但格雷姐妹及二人的配偶所受的苛待——更别提诺福克公爵所遭的处决——使贵族当中无人愿意因接受这门亲事而惹怒伊丽莎白一世。玛格丽特指望塞西尔能帮忙，于是向他暗示自己年少的儿子需要父亲的关怀。她希望塞西尔答应当这个男孩的监护人，同时为他的婚事担一些责任。塞西尔婉拒了这个诱饵，但在1574年，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最积极向上爬的一个女人却找上了玛格丽特，此人便是哈德威克的贝丝(Bess of Hardwick)。
贝丝一头红发，相当聪明，曾服侍过格雷三姐妹的母亲弗朗西丝·布兰登。她同自己的第二任丈夫威廉·卡文迪什爵士(Sir William Cavendish)是在格雷家的莱斯特郡庄园结的婚，格雷家中至少有四人曾给他俩的儿女当过教父（母）。她留有一幅简·格雷的肖像和她的几封信，而且奉之为圣物。贝丝当时已经嫁了第四任丈夫，也是她历任丈夫中最有钱的：第六任什鲁斯伯里伯爵乔治·塔尔博特(George Talbot,6th Earl of Shrewsbury)，他是苏格兰女王玛丽的看守。贝丝已经安排长子和长女同什鲁斯伯里伯爵的两个孩子结了婚。三女儿伊丽莎白·卡文迪什还待字闺中，但贝丝找不到合自己心意的人选。于是，贝丝决定以自己通过几次结婚获得的财富为诱饵，把都铎家的未婚子查尔斯·斯图亚特钓上来。玛格丽特积极回应贝丝的提亲，她知道贝丝不是个傻瓜。伊丽莎白一世也一向很喜欢贝丝，而这婚事公开是会有好处的。
1574年仲夏，两位母亲定好计划。10月，万事俱备，只待执行。玛格丽特带着19岁的儿子离开伦敦，向北前往在约克郡的家，一路上相当招摇。玛格丽特一行人每到一座村庄，村中都会预先鸣钟，人们也纷纷从家中出来，要在这位亨利八世最后的外甥女和她儿子经过时看上一眼。车马抵达诺丁汉郡后，一名信使先被派去见了贝丝。“碰巧”坐在她丈夫拉福德修道院(Ruf ford Abbey)的座位处的她出来迎接了玛格丽特和查尔斯，又请他们住下。没过多久，什鲁斯伯里伯爵收到妻子的一封信。贝丝告诉他，抵达拉福德后不久玛格丽特就病了，五天来一直卧床不起，而查尔斯·斯图亚特已经在这期间爱上了她的女儿。贝丝告诫丈夫称，查尔斯爱得极深，甚至都病了，而她认为为了他的身体，应当尽快让他同女儿结婚。不久后——自然是在有人能出来干预之前——二人果真结婚了。
查尔斯·斯图亚特与平民结婚，对伊丽莎白一世而言，这桩婚事远没有查尔斯的兄长同苏格兰女王玛丽的婚事那么危险。然而，伊丽莎白一世的确想知道玛丽是否插手过这桩婚事。至少从1574年仲夏开始，玛格丽特便一直同玛丽的一些亲密盟友有联系，她曾向伊丽莎白一世表示有意拜访贝丝，当时女王告诫她不要去关押玛丽的谢菲尔德小屋(Shef f ield Lodge)。要是她这么做了，人们会以为她“确实支持苏格兰女王”，女王厉声解释说。玛格丽特不客气地回答称，自己是个“有感情的活人，永远不会忘记我孩子的惨死……要是忘了，我就是恶魔”。而此时玛格丽特向塞西尔解释说，拉福德是她北上的必经之地，离大路只有1英里远，贝丝又亲自邀请她和查尔斯住下来，她不可能拒绝自己的朋友。她认定女王不会觉得去拉福德是越界，因为那里离关押苏格兰女王玛丽的“谢菲尔德还有差不多30英里远”。
最终，伊丽莎白一世认定玛格丽特之子和贝丝之女的婚姻仅仅是“为了钱”。而由于没有什么别的“叫人恼火的事”，在哈克尼(Hackney)家中被软禁几个月后，玛格丽特获释了。贝丝则不过在新年时送了女王一件昂贵的绣花披风，便轻而易举地重获女王的宠信。
然而，玛格丽特很快与苏格兰女王玛丽达成和解，伊丽莎白一世的担心成了真。玛格丽特并未忘记儿子的惨死，但此时她已确信玛丽是清白的——从未参与其中。苏格兰政府曾寄过一系列文件到英格兰，作为玛丽的罪证，这些文件被称为“银匣信件”(Casket letters)。1568年，约克和威斯敏斯特的法庭确定了其真实性，从而似乎证明了玛丽有罪。我们今天知道这些信件有不少是伪造的，但在当时根本不存在独立调查分析的可能，最简单的反驳办法是以牙还牙。玛丽的朋友便是这么做的：他们伪造了一份博斯韦尔伯爵的临终忏悔，称玛丽从未参与杀害丈夫一事，并且将矛头指向9岁的詹姆斯新上任的摄政王莫顿伯爵詹姆斯·道格拉斯(James Douglas,Earl of Morton)。道格拉斯已经承认听说过此事，而这已经足够说服玛格丽特了——此时她已不再怨恨苏格兰女王玛丽，而是将自己的憎恶转移到“那邪恶的总管”身上。
詹姆斯的安危是母亲和祖母共同的牵挂，在1575年11月致玛丽的一封信中，玛格丽特·道格拉斯坦承自己相当担忧，怕“我们亲爱的孩子、苏格兰的无双珍宝”由莫顿伯爵照料并不安全。不过，此刻的玛格丽特也有了另一个要挂心的孙辈：查尔斯和妻子生了一个女儿——阿贝拉·斯图亚特(Arbella Stuart)。玛丽已经给这个小女孩送去各样礼物，玛格丽特则表示希望阿贝拉“有一天能服侍陛下”。此后两个女人一直互表好意，也继续通信。玛格丽特曾亲手做过一件极为精美昂贵的刺绣送给玛丽，绣时还用自己的头发来表明忠诚。玛格丽特对玛丽态度的惊人转变得到了极为重要的回报：玛丽修改了自己的遗嘱，将查尔斯确定为其侄子詹姆斯国王的继承者。
1576年，查尔斯去世，死因不明，玛格丽特又承受了一重“丧亲之痛”。她8个儿女中的最后一个也不在了，但小阿贝拉和母亲过来与她同住，使痛苦的她得了些安慰。阿贝拉23个月大时，玛格丽特托人为她画过一幅像，画中的小女孩有着一双淡褐色的眼睛，手拿一个打扮时髦的布娃娃。阿贝拉项上戴着一条三股的金链子，链子上挂着一枚盾形徽章，徽章上画着伯爵夫人的小冠冕，还有伦诺克斯伯爵的一句箴言，是用法文写的：“为成功，我忍耐。”阿贝拉在英格兰王位继承顺序上的位置同16世纪30年代时的玛格丽特很像。当时按照长子继位的传统，玛格丽特居第二，排在詹姆斯五世之后，但她有生于英格兰这一优势。阿贝拉也居第二，排在詹姆斯六世之后，同样有英格兰出身的优势。尽管如此，至少对玛格丽特而言，英格兰王位依然注定是詹姆斯的，也本应归他所有。
在约克郡和哈克尼两地的家中，玛格丽特同自己日渐长大的孙子保持着联络。她给詹姆斯寄去许多历史著作，有一次还寄去一副漂亮的装饰着珍珠的驯鹰手套。但他的仆人约翰·菲利普斯(John Philips)回忆称，1578年时，62岁的玛格丽特似乎已经被痛失所爱的愁苦压垮了，因为丈夫和儿女俱已不在人世。她手头也不宽裕。玛格丽特向贝丝借了钱，每年仅利息就要还500英镑。尽管存在各种困难，但玛格丽特依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也继续接待各路显要。1578年2月，她还请罗伯特·达德利来共进晚餐。这个女人曾同亨利八世相友善，又在王后的枢密室中近距离见证了安妮·博林和凯瑟琳·霍华德的倒下。她同罗伯特·达德利之间也有许多往事。
罗伯特·达德利已经不再支持苏格兰女王玛丽了，反倒在1569年的反叛及迪里多尔菲阴谋后成了清教徒（指那些希望在英格兰教会实现更进一步改革的新教徒）的捍卫者。在这方面他同玛格丽特毫无共同之处。后来有人称，他在最后的晚餐里给她下了毒。也可能是食物不适合她，她病了——恰如六十年前她的祖先玛格丽特·博福特在吃过小天鹅肉之后病倒一样。
1578年2月26日，依然“头脑清楚”“身体强健”的玛格丽特写下自己最后的遗嘱。在遗嘱中，她要人们在自己死后将儿子查尔斯的遗骨从哈克尼家中的坟墓迁来，与自己同葬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她已经在葬着祖父亨利七世的圣母堂为自己选好墓址。她预备了1200英镑作为自己葬礼和下葬事宜的花销，又另预备了1200英镑施舍给穷人。她送给威廉·塞西尔一套带4颗钻石的黑珐琅戒指，给罗伯特·达德利的则是一串装在金丝网中的香珠。她还将自己保存的亨利八世像牌留给罗伯特·达德利。要贿赂当贿赂之人，就算是死也不可疏忽，若是想要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办一场盛大的葬礼就更得如此。
3月10日，玛格丽特·道格拉斯过世。4月3日，人们为她举行了葬礼——排场同王族相称，仪式则是伊丽莎白一世认可的。她的遗嘱中没有任何信息表明她究竟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而在她的葬礼上也没有任何体现天主教信仰的符号。玛格丽特严守法律，这是她的义务，而她公开的表现也一向如此。她的秘书托马斯·福勒(Thomas Fowler)后来照她的意思为她立了墓碑。墓碑与伦诺克斯伯爵那句“为成功，我忍耐”的箴言相呼应，赞美“一位有着极虔敬的品格、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无与伦比的坚定的夫人”，她“德行非凡”，“血统更为非凡”。她墓碑上列出的王室先祖之众，修道院中很少有墓碑能比，但更令她自豪的是，因儿子（人称苏格兰国王亨利的达恩利）和孙子（詹姆斯），她成了“王公之母”。她希望有一天詹姆斯也能长眠于这修道院中——以英格兰国王的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