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女王无法结婚，从来不曾感受过爱会更好吗？伊丽莎白一世在诗中求人“或叫我生多些甜美/或任我死，永忘爱的意味”。她父亲亨利八世曾担心，要为一位都铎女王找一个“让全国都能够也愿意接受的”王婿会很困难，而父亲的担忧成了真。1561年，她曾向苏格兰女王玛丽的密使表达过自己的焦虑：担心自己结婚必会引起动乱。见过玛丽两次灾难性的婚姻后，她的焦虑更加剧了。为了顺从国民的期望，女王继续公开寻觅夫君，而她也必然希望还有可能找到合适的人，但这个人迟迟不出现，她便勉强接受了与罗伯特·达德利的某种类似无性婚姻的关系。这也算是一种“甜美”吧。
女王和达德利一道出现时总能引起人们的争相围观。古董商约翰·斯托曾于1566年亲眼见过二人相会。他回忆道，达德利进伦敦城时带着一大队人马——贵族、骑士和绅士共有700人之众，随行的男仆有达德利的，也有女王的。一行人从坦普尔巴(Temple Bar)出发，穿城而过，经伦敦桥进了索斯沃克。与此同时，“女王悄悄带了两名女官，乘一条小船，荡着双桨”过了河。下船后，伊丽莎白进了一辆蓝色的马车。达德利的队伍在大路上同她相会，她下车问候他，同他亲吻，接着上马，二人一道往格林尼治宫去。当夜，斯托看到达德利先女王一步回了伦敦城，北极光奇特的光辉照亮了他前行的路。
9年后，1575年，为迎接女王的到访，罗伯特·达德利在自己位于沃里克郡的凯尼尔沃思城堡准备了为期十八天的盛大款待活动。开场那天，女王在一座特别建造的凉亭中享用了一场盛筵，接着同达德利一道骑马去了他的城堡，摇曳的烛光从窗户透出来，反射在湖面上，闪烁如童话仙境一般。在接下来的两周半里举行了多场假面舞会，上演了许多露天表演和戏剧，而婚姻则是剧中永恒的主题。但女王到1578年就满45岁了，二十年来，追求者们来了又去，她一直装出会结婚的样子，但这样的装假就快结束了。
关于结婚所做的最后一次严肃讨论是在法兰西国王亨利三世的弟弟、24岁的安茹公爵(Duck of Anjou)来求亲的时候。英格兰与西班牙之间旧日的友好已经不存：两国有宗教分歧，英格兰海盗还常常劫掠西班牙人从美洲殖民地带回来的黄金。伊丽莎白一世需要法兰西这个朋友，对身陷困境的英格兰天主教徒而言，这也是绝境中的一线希望：他们所遭受的迫害日益残暴，而这门亲事或许能终结这种迫害。
伊丽莎白一世登基时曾立过新法，要求所有神职人员、平信徒官员和大地产继承人宣誓不承认教宗权威。除了一位仔细挑选的马里安主教，其他全部拒绝宣誓，继而丢掉职位，这同亨利派众主教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样，除了一人，牛津大学各学院的院长或是引退，或被解雇。各教区的天主教徒大多失去了领袖：神父们要么成了新教牧师，要么离了职。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会众们困惑地看着雕刻着基督、马利亚和圣约翰的残存的路得屏风被撤下，换上了英格兰教会最高领袖的王室徽记。新刷白的墙上唯一的装饰是《圣经》语录，不再有人洒圣水、画圣十字，蜡烛也没有了，一切都平淡无奇，没有色彩，繁复的音乐也被摒弃，因为会被认为容易令人分心，无法专注于祷告。
这场宗教革命并不完全合伊丽莎白一世的口味。她在王室礼拜堂雇了天主教作曲家托马斯·塔利斯(Thomas Tallis)和威廉·伯德(William Byrd)。她发表了许多公告，努力要保护古老的雕像、洗礼盒和圣坛，使其免遭灭顶之灾。女王认为，路得屏风“倒是对教会有益”，她自己礼拜堂的圣餐台上也保留了烛台和十字架。1565年，圣保罗教堂的主任神父在一次布道时指责一些天主教文章赞美十字架，她打断他，大声说：“别谈这个。”但就连女王那朴素的银十字架也被人称为放在“令人生厌的圣坛上”的“可憎的圣像”。这十字架被摔断过两次，又屡次被她的神职人员在布道时攻击。面对狂热的圣像破坏者，她的臣民们要保护自己的教堂就更加无能为力了。
1562年，达勒姆主教詹姆斯·皮尔金顿(James Pilkington)曾嘲讽自己教区的人们，学他们哭哭啼啼的样子：“我到教堂该干吗呢？我的（玫瑰经）念珠不让携带了，教堂就跟废马厩一样；没有画像供人参拜了，没有圣像供人行礼了，什么都没有了，有的不过是一点儿读经与布道，我却不明白说的都是些什么。我真是手足无措。”但不上教堂是不被允许的，对违者的处罚也越来越重。结果，新长成的一代人开始习惯白墙，也习惯以早祷代替弥撒的新规。有些旧习——比如在坟墓上立十字架——很难破除，而许多人依旧对新教的基本教义一无所知。寻常百姓仍然相信善行能帮他们得救，人们理解不了（或说是不愿理解）神预定了一部分人为“选民”这一新教教义。正如当时有人所说，“大批大批”的人“抛弃了旧宗教，却没有发现新信仰”。但总体而言，人民渴望忠于国王，官方又做了一系列宣传活动，包括给各教区分发福克斯描述玛丽一世如何烧死新教徒的《殉道史》(Book of Martyrs)一书，而且人们也害怕反抗会带来恶果——这些因素都促使各种新的礼拜方式为人们所接受。
天主教的社区日渐萎缩，同时又受到伊丽莎白政权的猛烈攻击。1569年北方反叛后，尤其是在作乱的两位伯爵请求教宗庇护五世(Pope Pius V)开除女王的教籍，而教宗回应称“剥夺她自封的王权”后，这一情况急剧恶化。绝大多数的天主教徒依然忠于女王，而在天主教依旧强势的汉普郡等地也没有丝毫反叛迹象。尽管如此，这也意味着天主教徒仅仅因为信仰原因就可以被打成叛国贼。1577年，数名神父受车裂而死，成为被伊丽莎白一世处死的无数天主教神职人员中的第一批。
英格兰的天主教徒想着，女王若是嫁给一个天主教徒，她的忧虑必会大大减少，他们盼望她与安茹公爵的亲事能成。但与此同时，新教徒们则在激烈反对。新教徒浸淫于《启示录》的大灾叙事，深知新教内部不论国内外都有诸多信仰分歧，他们大大高估了天主教徒的团结。1572年，玛丽的吉斯亲戚在巴黎发动了一场对新教徒的屠杀，这令人们开始害怕新教徒会被天主教徒灭绝，而一些在欧洲受过教育、正陆续回国的英格兰教士也被视作危险的第五纵队。那年夏天女王巡幸了东安格利亚，关于安茹公爵亲事的诸多争端这时都被搬上舞台。
依照惯例，人们提出了一份巡幸路线建议，接着建议会得到女王的批准，而她还要挑选衣服。女王已人到中年，下颌的线条显得更方了，鹰钩鼻的尖端有些下垂，更像一只钩子。尽管青春已逝，她的服饰却越来越华美。16世纪60年代西班牙风格的圆锥形裙子，到了16世纪70年代已经让位于更饱满的裙子和重重绣花的布料，而本就精致非凡的襞襟甚至更为繁复了。巡幸路上的每一站需要哪些衣服、襞襟和首饰，女王并不总记得清。一次，一个第三次被派回王宫取衣服的车夫拍着大腿抱怨道：“我可看出来了，女王真是个妇人……和我老婆一样。”这话被伊丽莎白听见了。伊丽莎白有着超乎自己都铎先辈的幽默感，她在窗后大声问道：“这是哪家的坏蛋啊？”接着，她给了他3枚硬币，“好叫他闭嘴”。
那次夏日巡幸的仪仗队抵达诺里奇时是1578年8月16日，星期六，各样节目即将上演，节目策划人当中有一位诗人，名叫托马斯·丘奇亚德(Thomas Churchyard)。凯瑟琳·格雷的鳏夫赫特福德伯爵也是他的资助者之一，他即将演出的一个关键主题是守节的德行。他已经在诺里奇排练几周，但不确定自己何时何地才能上场，而天气也阴晴不定。到了星期一，没有下雨，丘奇亚德决心抓住机会演出第一幕。
晚餐前的某一刻，女王同众女官一道站在窗边。丘奇亚德的演员们开演了。女王看见一辆奇特的马车出现在脚下的花园里，车上画着各种鸟儿和赤裸着身子的小精灵，带一座装饰着玻璃首饰的塔，塔顶是一束白色的羽饰。马车驶过，一个扮演墨丘利（Mercury，飞速奔跑的信使神。——编者注）的男孩跳下车来，跃了一两步，然后发表了一篇演说，主题是神的愿望：“揭穿悖逆的心，造就忠诚的臣民/播种完美和平，根除一切争端。”伊丽莎白看上去相当满意，但他的演出还没有结束。
第二天，一个朋友提前向丘奇亚德通报了女王会走哪条路去用餐。他们在一片野地上迅速布好景，人们都聚上来围观。丘奇亚德安排了一整场道德剧，剧中情爱、荒淫和骚乱三股力量联合起来攻击贞节和她的三名助手：谦逊、节制和知耻。等女王一到，剧情就在她面前展开，赞颂起禁欲的生活来。她礼貌地说些“亲切的话”，认可了丘奇亚德的努力，但依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见所闻的真实所指。
“童贞女王”这一著名说法是星期六终幕剧上的发明，但丘奇亚德在野地里的这场表演是对女王这一身份的首次歌颂。这一称号将伊丽莎白一世与对圣母马利亚的崇拜联系起来，而随着与安茹公爵的亲事同先前一样不了了之，一个新的标志诞生了，这标志既利用了基督教的符号，也附会了古代典故。廷臣们托人创作的伊丽莎白一世画像里最喜欢用的一个主题是古代的维斯塔贞女(Vestal Virgin)传说：这个姑娘用筛子从台伯河打水上来送到维斯塔神庙，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贞洁。在流传至今的1579年至1583年间的画像中，至少有8幅描绘的是持筛的伊丽莎白。有几幅女王画像上绘有帝国的标志：与安茹公爵的亲事作罢，这与英格兰建立新教帝国的激进的外交政策相关。然而，尽管这些画像表现的是一位伟大的、依然为我们所纪念的女王，在这标志背后的却是一个孑然的身影。
伊丽莎白一世那首表达了“或叫我生多些甜美”的渴望的诗应该是在安茹公爵离开英格兰时写下的。但诗中所描述的伤痛和爱恋的源头必然是她真心所爱的那人——罗伯特·达德利。
我恸而不敢露烦怨，
我爱却须强装厌憎，
我愿而须臾不敢表心念，
我似冰冷寡言心却多声。
是我而非我，如冰还焚，
因我已换了本身。
日头之下牵挂如影，
我逃它追，我追它走，
或立或卧，行我所行。
卿卿殷勤叫人悔忧。
胸怀伊人无从得遣，
到了才抑斯情斯感。
或愿柔情潜入心曲，
因我有柔肠似雪融化；
或当断情，或当相许。
或沉或浮，或高或下。
或叫我生多些甜美，
或任我死，永忘爱的意味。
1565年，女王曾告诉西班牙使节德席尔瓦，若罗伯特·达德利是国王之子，自己肯定早就同他结婚了。然而，达德利早已不再做娶她的梦了。他现在只求能有个儿子继承自己的头衔和土地。1578年9月21日，“童贞女王”这一称号发明一个月后，达德利娶了玛丽·博林的外孙女——孀居的埃塞克斯伯爵夫人莱蒂丝·诺利斯(Lettice Knollys)。女王得知此事已经是一年之后的1579年冬天。莱蒂丝酷肖年轻时的女王，而这不过令女王徒增痛苦。消息据说是法兰西使节告诉她的——为了报复达德利反对与安茹公爵的亲事。达德利被冷落了好几周，而女王毕生都没有原谅莱蒂丝。
1579年夏天和接下来的冬天，女王又一次不快地意识到自己终身不婚的代价。事情关乎罗伯特·达德利的一位朋友，论血统，此人在宫中仅次于女王：她是亨利八世的妹妹法兰西王后唯一尚存的外孙女，是埃莉诺·布兰登的独女，而且也叫玛格丽特。她娘家姓克利福德，她当时是德比伯爵夫人。按照亨利八世遗嘱的规定，在1578年玛丽·格雷死后，伯爵夫人成了伊丽莎白一世的继承人。她曾同罗伯特·达德利一道反对过与安茹公爵的亲事。1579年8月，安茹公爵秘密造访伊丽莎白一世，她却把此事捅了出去。伯爵夫人被逮捕，其仆人也被叫去问话。在审问过程中，人们发现她雇过巫师给女王占卜，从而得知她的死期。这让人想起人们看出玛丽一世怀胎的进展不正常时伊丽莎白家的人雇巫师约翰·迪伊的事。幻想国君之死是叛国大罪，然而比起玛丽一世，迪伊的事似乎更让伊丽莎白一世害怕。1555年，迪伊曾逃过一劫，而威廉·塞西尔一直到16世纪90年代还在拿他的预言做文章，威胁天主教徒。玛格丽特·克利福德的巫师（她称此人不过是自己的医生）被处死了。伯爵夫人活到1596年，却再未重获女王的宠信。
虽然如此，人们也清楚伊丽莎白一世不可能长生不死，而可能继承其位的是一个比狂妄、愚蠢的玛格丽特·克利福德危险得多的角色。伊丽莎白一世一度是玛丽一世身边的“第二位”，她也常常忆起在这个位置上“姐姐所受的敌对我多少也遭遇过”。“我确实同她有信仰上的分歧，我也为许多（推翻她的）阴谋接受过调查。”1566年伊丽莎白一世曾回忆道。苏格兰女王玛丽此时便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上，即便1569年对北方反叛的血腥镇压确保再不会有类似的反叛，但对伊丽莎白一世而言，被人暗杀或遭到入侵的危险依然存在。随着与安茹公爵亲事的告吹，不断缩小的天主教社群开始分裂。绝大多数人依然寻求与政府的和解，希望政府有一些宗教宽容的举措，但有一些人决定反抗。
新近从欧洲回国的教士中有一些人属于反宗教改革的耶稣会，这些人坚定了天主教徒们的决心——拒不参加新教敬拜仪式，就算这意味着罚款、坐牢甚至死亡。随后又一批人被处死，其中既有神父，也有掩护他们的人。血债血偿，一小群激进的天主教徒已经预备为推翻女王用尽一切手段——包括谋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