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年的圣诞节，伊丽莎白一世的教子约翰·哈灵顿爵士到白厅过节，见到女王时他大吃一惊。她正端着一只金茶杯在啜饮，好令发炎的喉咙舒服些，她现在只能低声细语。她承认自己几乎吃不下饭，当人们谈到爱尔兰的反叛，又提到埃塞克斯伯爵的名字时，她流下眼泪，不停地捶打着自己的胸膛。
过了几天，人们又发现伊丽莎白一世变得越来越健忘了。她要一群人来见她，而人来了她又发怒，称没有召过他们。她已经病得很重，却没人敢言明，但哈灵顿确信她只剩几个月了，而他也发现廷臣们已经开始展望未来，“有些人并不那么关心很快会失去的东西，反倒更在意未来可能得到的东西”。
过了一两天，12月30日，在托特纳姆(Tottenham)，凯瑟琳·格雷的鳏夫（63岁的赫特福德伯爵）家中来了一位客人。来者是给阿贝拉·斯图亚特送信的。这位27岁的姑娘上次在伊丽莎白一世宫中露面已是10年前，当时人们对她赞叹不已：金发碧眼的她衣着优雅，“受过上等教育，语言能力出众，对音乐的判断力与品位极佳”。伊丽莎白一世开始焦虑，怕人们会以公主为中心结党，于是自那以后一直不许她进宫，她便去了乡下外祖母处，住在贝丝哈德威克的新庄园中。阿贝拉十分孤独，而且渴望结婚，可她知道女王绝不会同意。但阿贝拉常听人说起自己父亲（达恩利勋爵的弟弟查尔斯·斯图亚特）和贝丝的女儿秘密结婚的事，说起赫特福德伯爵同凯瑟琳·格雷（她母亲的教母）秘密结婚的事。她希望赫特福德伯爵现在不仅能同情她的处境，也能为她做些什么以改变这一境况。
阿贝拉的一位侍从曾同她提到过赫特福德伯爵的孙子威廉·西摩（原文Edward Seymour有误，以下统一修正。——编者注）称此人是她的完美郎君。这名侍从的父亲大卫·欧文·都铎是阿贝拉的亲戚，二人同为欧文·都铎之后——侍从的祖上是都铎的私生子大卫·欧文爵士。欧文这支“别系”在后来渐渐被人遗忘，但此刻，在都铎王朝历史的末章却会扮演不大但颇重要的角色。根据此人的说法，赫特福德伯爵有次曾找到他的父亲，希望他帮忙探探贝丝的口风，看阿贝拉和自己孙子之间的婚事能不能成。几年后阿贝拉才知道此事，但依然不顾一切地要让赫特福德伯爵知道她此刻想要立即成就这门亲事。送信人向伯爵转达她的提议：威廉·西摩要乔装来哈德威克庄园。阿贝拉警告称，要是让她外祖母贝丝发现了他是谁，他就会被拒之门外。她提议西摩带上“简·格雷夫人的一幅画像或一份手稿”以便确认身份。阿贝拉提出“最好”就是简在临刑前夕写给妹妹凯瑟琳的绝笔信。
阿贝拉的信使说着，赫特福德伯爵越听越害怕，也越听越愤怒。因为埃塞克斯伯爵的死，罗伯特·塞西尔得以同詹姆斯秘密达成和解。不同于威廉·塞西尔，罗伯特与处死玛丽一事并无瓜葛。赫特福德伯爵明白，没有罗伯特·塞西尔的支持，他想为自己的后人赢得王冠是没有指望的。他认定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很快就会成为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于是想要尽力将损失减到最小。他自然不希望再有人提起他从前的那些打算和指望。翌日，赫特福德伯爵将信使押往罗伯特·塞西尔处。
得知阿贝拉的行动之后，女王大为恼火。她又想起40年前听闻凯瑟琳·格雷嫁给赫特福德伯爵时的黑暗一刻，那消息曾叫她“面若死灰”。但到哈德威克审讯过阿贝拉和家中的仆人后，人们却发现只有几个仆人和最亲近的家人知道阿贝拉的打算。罗伯特·塞西尔认为可以安心地将阿贝拉留给她的外祖母看管——这必然比关她进塔更安全，因为一旦送她进塔可能会稍微有点过于引人注目。伊丽莎白一世大感宽慰，甚至身体也似乎好了起来。2月中旬，她已经感觉相当不错，甚至在祖父最爱的带塔楼和14重“高耸入云”的尖顶的里士满宫接见了到访的威尼斯使节。
这个威尼斯人第一次见到伊丽莎白一世时，她正坐在宝座上，穿一条低胸的裙子，料子是银白两色相间塔夫绸的，镶着金边，还戴了一顶夸张的假发，“颜色是自然界里从没有过的”。事实证明，伊丽莎白一世鲜明的个人形象与历代都铎君王所建造的所有宫殿一样经久不衰，这个威尼斯人被伊丽莎白一世摇摇欲坠的华美迷住了：她瘦骨嶙峋的前额隐藏在“一颗颗梨一般”硕大的珍珠后面，头戴帝王的冠冕，三角胸衣上镶满珠宝，腕上同样绕着一圈又一圈珍珠。她身边站着一众议员，而会客室余下的地方则“满是绅士淑女，还有一些乐手——此前这些人一直在奏着舞曲”。伊丽莎白一世年轻时爱跳舞，老了仍旧乐于看别人跳。她起身迎接使节，二人不友好地交流了几句，使节抱怨英格兰海盗太猖獗，她则表示“威尼斯共和国……除非有求于我，否则从不上门来”，又说不知道“我哪里做错了，莫非就因为我是个妇人”。
这威尼斯人看不出女王身上有什么健康状况不佳的迹象，但她修长的双手已经肿了。那个星期晚些时候，她不得不叫人把加冕戒指剪断便于将其摘下。由于玛丽一世确立了以加冕戒指象征女王与王国“结合”的传统，此刻她摘下戒指引发了新的担忧，人们怕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就要到头了，到时王位空置，各方必然会相争夺权。因为阿贝拉曾经试图联络赫特福德伯爵，宫中许多人认定她参与了阻挠詹姆斯继位的阴谋。玛格丽特·道格拉斯的孙辈似乎成了竞争王冠的对头，威尼斯的使节向参议院发了快信，报告在人们看来二人的胜算孰大孰小。
詹姆斯认定自己是新的“亚瑟王……凭着正当的权利来索要我的位置和我的宝座”，据说他身上还有一枚狮形的胎记，表明称王乃他命定之事。他最重要的支持来自枢密院，但也有许多人谈到他的继位在法律上存在一系列障碍：“首先，他不是生在王国内的，因此没有资格继位；其次，他母亲被处决后，国会已经宣布她为叛国者，不能继位，其子的继承权因此也被剥夺。”这将阿贝拉推向前台。她是在英格兰生的，“极为美丽且才华出众。蒙神恩赐，她多才多艺，除了母语英语外，又通晓拉丁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伊丽莎白一世曾把她赶出宫，强使她离得远远的，指望人们会忘记她，但阿贝拉失败的求婚确保了人们如今都对她印象深刻。人们后来发现公主对英格兰王冠不感兴趣，但又有报告称西班牙正在扩建海军。一些人猜测西班牙此时打算对抗詹姆斯而支持阿贝拉继位。可能之后还会安排她同一位西班牙的盟友结婚。
然而，依旧令伊丽莎白一世担忧的不仅是阿贝拉的行动，还有爱尔兰传来的消息。曾几何时——在埃塞克斯伯爵政变失败前，伊丽莎白一世还能同她目前在爱尔兰的代理人打趣。一次，他抱怨自己的工作太烦人，说就像厨娘干的活儿一样。她听说后写信给他，称他为“厨娘夫人”，还表扬他，说他拿着“煎锅和厨房里的其他玩意儿”给叛党造成的打击“比那些光说不练的人”还多。反叛者蒂龙伯爵领导的独立战争已经接近尾声，蒂龙伯爵眼看要败了。她的代理人此时不住地求她赦免蒂龙伯爵，以实现双方最终和解。罗伯特·塞西尔支持他，称要想抵御西班牙人，就必须确保爱尔兰的稳定。伊丽莎白一世拒绝了，她担心要是放过了这一个，“未来的叛国贼又怎么能受到震慑”。最终，在塞西尔的劝说下，她改变主意，但赦免仇敌蒂龙伯爵——为了此人，她曾被迫砍掉英格兰英雄埃塞克斯伯爵的头——却令她又一次深陷抑郁。
2月25日，是处死埃塞克斯伯爵2周年的日子，伊丽莎白一世躲进自己的私室。此前一天，她的一名博林家的侍女死了，这更加剧了她的痛苦。关爱姨母玛丽·博林的后人曾是她缅怀自己母亲的唯一途径——她还悄悄地在所戴的一枚闭口戒指内存着母亲的画像。过了几天她才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人们称她出现时“极度忧郁，几乎要死”。而阿贝拉的几封信更是雪上加霜，在信中她提醒女王莫忘埃塞克斯伯爵的惨死，还宣称宫中有她的一位秘密的倾慕者。这些信东拉西扯，满纸非难，尽是一个独自一人待得太久的女人自恋的偏执。塞西尔在阿贝拉的一封信上写了一句评语：“我觉得她脑子有点进水了。”
伊丽莎白一世依然极度焦虑。她怀疑身边的人们居心不良，且常因阿贝拉和一切可能支持她的人发牢骚。3月9日，塞西尔写信给爱丁堡的英格兰使节乔治·尼科尔森(George Nicholson)，称女王几乎已经吃不下饭，而且口干舌燥，胸口发热；她睡不着觉，而且既不愿待在床上，也不愿吃药。三天来一直在花园里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还穿着夏天的衣服，叫众人都感到不安。宫中的气氛相当阴郁，人人都“愁容满面”。高层人士都在备武买马，而支持詹姆斯的人们正用尽一切办法败坏阿贝拉的名声，四处散布谣言说她疯了。
詹姆斯依然处于继位最有利的位置，但他远远称不上众望所归。而威尼斯使节注意到，西班牙和法兰西两国国王的代理人都已经表明自己的主人不承认詹姆斯，而是双双支持阿贝拉继位。法兰西的亨利四世极怕不列颠统一，怕自己与苏格兰的旧日盟约走到尽头。而腓力二世的儿子，时任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则愿意支持任何人——哪怕是阿贝拉这样的新教徒——只要这个人能阻止詹姆斯当上英格兰国王。他认定詹姆斯是个骗子，他迷惑了天主教徒，叫他们相信他会给他们宗教自由，事实上他却完全无意如此。而且他竟然容人杀害自己的母亲，是可忍，孰不可忍。
许多人深感担忧，怕外国军队——要么就是支持阿贝拉的西班牙人，要么就是支持詹姆斯的苏格兰人——入侵英格兰就在旦夕之间。但西班牙议会还不愿发动进攻。詹姆斯则愿意等着罗伯特·塞西尔和枢密院将王冠拱手呈上。这些议员最担心的是受苦受难的穷人们可能会揭竿而起。为了预防伊丽莎白一世离世时发生社会动乱，3月15日，议会在里士满宫启动永久会议，王宫的守卫数量也翻了一番。贵族们被召进宫，而可能制造麻烦的人则要么被强征入伍，要么被关起来。
伊丽莎白一世仍然没有睡觉。人们报告称她很虚弱，但除此之外没有明显的症状，“仅有下颌处一处腺体略有肿胀，后来肿包自然破裂并排出少量物质”。又有报告称，两天后她坐在一堆垫子上，盯着地面，手指含在嘴里。3月19日，星期六，在接见罗伯特·凯里爵士(Sir Robert Carey)时，她依然坐在垫子上。凯里是她已故的姨母玛丽·博林最小的孙子。伊丽莎白紧紧握着凯里的一只手，伤心地对他说：“小知更鸟啊，我很难受。”他竭力鼓励她，想叫她打起精神来，却发现她“心中的忧郁太深了”。一些法兰西人已经告诉伊丽莎白一世，她宫中的几个人正在秘密同詹姆斯联络，所幸她不知道凯里也是其中之一。当晚他写信给詹姆斯，告诉他女王快死了，又承诺会亲自把她的死讯带给他。他姐姐斯克罗普夫人(Lady Scrope)在女王的卧室服侍，斯克罗斯夫人有一枚蓝色戒指，可作为詹姆斯想要的物证。
第二天是星期日，早晨伊丽莎白一世没有上王室礼拜堂做礼拜。她依旧坐在枢密室里那堆垫子上。她坐在那儿不肯挪窝，这样又过了两天两夜，与此同时，惊恐的伦敦人都躲进家中，关上门。到了星期二，伊丽莎一世白终于被人从垫子上搀起来送到床上。她没写过遗嘱，议会也清楚她父亲的遗嘱依然有效。根据其条款，王冠将从伊丽莎白一世传至弗朗西丝·布兰登的后人（凯瑟琳·格雷的子女和孙辈），弗朗西丝若没有后人，则传给埃莉诺·布兰登的后人；只有在以上各人都无法继位的情况下，詹姆斯才能成为国王。于是人们决定再求行将就木的女王最后一次，要她指定自己的继承人。星期三下午，伊丽莎白一世回话，召众人谒见。
伊丽莎白一世躺在床上，她要人拿些水来，好润润发炎的喉咙，以便说话。众议员则表示听到他们报出“合她心意”的继承者的名字时她动一动手指就好。关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则有各种说法。有人称报出詹姆斯的名字时，伊丽莎白一世把手举到齐头高，另一些人则说她没动过。但正如宫中一名官员所言，不论哪种说法属实都无关紧要。枢密院已经认定了詹姆斯，而其他备选人的实力都不足以阻碍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那天晚上6点，坎特伯雷大主教和伊丽莎白一世的其他牧师来同她一道做了祷告。几小时后，人们都退了下去，她身边只留了几个女官。翌日（1603年3月24日）凌晨2点前的某刻，女王在这些人的陪伴下过世，“走得很平静，仿佛一只熟了的果子落下来”。上午10点，凯里已经在路上了，他策马北上，带着姐姐给他的那枚蓝色戒指，作为女王已经过世的物证。
荣光女王(Gloriana)这一符号化的伊丽莎白一世的形象——正如当时有人所说——“描绘的是一张毫无阴影，因此也没有生命的面孔”。作为一个有感情的活人，真实的伊丽莎白一世更加脆弱。她登基时，西班牙使节费里亚伯爵曾表示，伊丽莎白一世决意不受任何人的辖制，又说她发布命令时就同父亲一样威风。但支持伊丽莎白一世的新教徒们——威廉·塞西尔等人——却认为，合法的女王必须要顺从虔敬之人（也就是新教徒）的意见施行统治。事实上，伊丽莎白一世无法像父亲亨利八世一样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她所能做的就是拖，就是不点头。对于以贵族为代表的精英们，她的信任并不比祖父更多。她登基时有57位贵族，到她死时还剩55位。和亨利七世一样，她也减少了贵族的数目。亨利七世依靠的是那些一切都拜他所赐的官员，而伊丽莎白一世依靠的是平民百姓，就是1553年曾经群起支持过玛丽一世的人民。她曾告诉费里亚伯爵，自己的王冠是拜人民所赐，与其他任何人无关。
然而，后来的事实也令伊丽莎白一世明白，能利用舆论的不仅是她。埃塞克斯伯爵曾注意到，女王“若非十万火急绝不做决定”，而人们也越来越倾向于借着寻求民众的支持来逼她行动。正是出于这一动机，16世纪60年代，议员们发动宣传战以支持当时他们拥护的王位继承者，后来他们又以类似的方式先后迫使伊丽莎白一世杀掉诺福克公爵和苏格兰女王玛丽。这一以阴谋为核心的公共论调和选择性叙事原本是为着说服女王和其他人相信存在来自天主教徒的威胁，但后来议会以外那些无权无势的人——包括天主教徒和清教徒——也开始使用这一手段，这也成了伊丽莎白一世留给后人的危险的遗产。
伊丽莎白一世曾写道：“不幸此生我所承载/服侍暴民，其愚蠢我尽忍耐/遂他人愿毕生至终/而竟无一慰我心胸。”然而，伊丽莎白一世在世的日子，英格兰却享受了一段长久的安定时期。这一安定是否能持续下去，当下则不能确定。
罗伯特·凯里策马北上赶往苏格兰，与此同时，伊丽莎白一世的议员们紧张不安地出了白厅，来到外面的草地上。矮小的罗伯特·塞西尔宣读了公告，确定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为英格兰国王（史称“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编者注）。公告对亨利八世遗嘱的规定和詹姆斯继位的其他法律障碍只字未提，反而罗列了他的各种个人品德，宣称他“心智和体格都天赋异禀”，又提到了他的血统，称他是“至高荣耀的国王亨利七世……和约克的伊丽莎白之女玛格丽特之身所出”。亲耳听到宣读的人四散而去，开始传播这一新闻。与此同时，嘉德骑士团和传令官带领仪仗队往拉德盖特走去，接着又向齐普塞街的高十字街(High Cross at Cheapside)进发。到了11点，那里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寻常百姓数不胜数，此外还有英武的骑士、勇敢的绅士要人，都骑着好马。”
塞西尔又宣读了一遍公告，声音既洪亮又清楚。听罢，众人高呼“天佑国王”。但一个当时在场的人描述称，人们反应“冷淡”。威尼斯使节则推测道：“很明显，既没有人为女王去世而悲伤，也没有人为新国王继位而高兴。”压倒一切的情感是恐惧，基本食品的价格陡涨。不过，夜幕降临时—— 一名伦敦人在日记中写道——“城里没有出现骚动，也没有出现冲突或者混乱；人们各忙各的，从容、平静、安稳，就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也未曾听到过关于竞争者的什么消息似的。”
人人快慰喜悦。一座又一座小山丘上点起篝火，一名廷臣则在日记中写道：“提心吊胆地等了四十年都不知道谁会继位，这种担忧却在一分钟之内就化解了。城里城郊的人们欢欣雀跃，没有人愿意女王再活下去。”一座又一座英格兰的城镇里开始回荡起钟声。不过一个世纪，属于都铎诸王时代的文艺复兴式的浪漫与哥特式的恐怖便落幕了，属于斯图亚特的新纪元——也是火药阴谋(gunpowder plots)、内战和革命的年代——开启了。“曾有几多优雅，红白玫瑰之佳/好花已凋，缎叶枯槁，”一位诗人写道，“玫瑰衰萎，繁华尽毁。”
后记
稍稍弄乱那弦——只消一丁点儿，
然后，听啊，多么刺耳！事事都
成了对头……
权力生意志，意志生欲望；
而欲望，这匹吞尽一切的狼，
有意志和权力这一双帮手，
必会一切尽吞，
最终吞掉自己。
——威廉·莎士比亚，《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essida)第一幕第三场
2012年9月，在莱斯特一处停车场地下发现了理查三世的遗骨。当年埋葬他遗体的修道院就位于此地，但修道院在宗教改革期间被毁，许多中世纪的藏书、艺术品和乐谱也随之尽失。这一事件的后果之一是，我们对这段历史没有直观感受：因为被毁，所以变得陌生，于是我们极力要将之套进熟悉的框框里，戴着我们各人的眼镜看它。要理解都铎王朝，我们必须记住都铎家族所处的时代背景——决定因素是15世纪的历史，而不是决定了我们视角的后宗教改革、后启蒙运动时代。
理查三世的世界很血腥，从他下葬的地方掘出的断骨便是明证。这些遗骨令人——甚至包括我们——对15世纪末那真刀真枪的暴力有了真切的感受：理查三世的头盖骨被一名都铎士兵砸碎，脑浆迸裂，臀部也被刀刺穿。这令人想起1471年“高贵的骑士”“造王家”沃里克伯爵死后尸身所遭的凌辱，还有1461年在陶顿战役中死去的数千人被砸烂的骨头。这些也表明了理查三世作为国王的失败，因为确保和平与和睦是国王至关重要的义务，而这正是顶替他位置的都铎诸王存在的意义，直观表现了民族和解与救赎的双色玫瑰那引人注目的形象便是这一意义的符号。
今天，我们依然致力于实现和平与和睦，只是方式变了：我们依靠民主机制。但这对于我们的祖先是不成立的。在都铎时代的人们眼中，国王是保护者，是防止出现无政府状态的保障。今天的我们是幸运的，对于混乱之恐怖仅是偶有见识。2003年巴格达被洗劫后，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曾轻描淡写地表示“自由就是又脏又乱……自由的人民可以自由地犯错、自由地犯罪，可以自由地行恶”。15世纪的英格兰人会立即明白巴格达事态的严重：问题不是自由不自由，而是有人太放肆。强者掠夺弱者，完全顺着自己的欲望——就是威廉·莎士比亚笔下那匹“吞尽一切的狼”。今天的人们容易将法律和秩序同法庭和警察画上等号，但对当时的人而言，二者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人们尊重法律，是因为其本就神圣。法律存在于一个有序、理性而万物相通的宇宙。然而，存在于这一宇宙中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的地位在出生时便已确定。居于高位者的勤勉义务(duty of care)之一便是资助有才干的人，提高他们的地位。正义在今天被我们称为“人权”，在当时则在于各得其所，而野心之所以是罪，是因为人觊觎太多。有野心的要夺王冠，或者心怀不满的要反抗合法的王，就像路西法造反一样。这极有可能开启地狱之门，令世界陷入混乱。这便是亨利六世和爱德华五世的对头将二人称为“伪王”的原因。如此便有正当的理由将其推翻。这也说明为什么后来的历代君王都一定要向人民表明自己是“真正”的王的原因。在这一方面最显而易见的资格是王室血统，但王的“真”也反映在其治国能力上。为了确保和平与和睦，王要秉公治国，要为国家征战，并且要确保后继稳固，为未来的安定打下基础。统治权不是争来的，谁做王是预先定下的，故而王死后，权力就传给其继承人。“真”的王权的归属、国家安定的保障、明确后继的需要，这一系列问题在整个都铎时代一次又一次地显现。事实上，这些问题在都铎王朝时期反复出现。这便是为什么研究都铎家族历史极为重要的原因。
1483年夏天，理查三世在加冕时曾宣称，被他推翻的爱德华五世是伪王，这一说法并非人人都接受。在人们看来，只要爱德华五世和弟弟还在世，理查便是个篡位者。理查因而有极强的动机除掉两位王子，因为他们很可能成为反抗的中心。对理查而言不幸的是，二人已死的传言扩散后，10月爆发叛乱，表明国家依然不和谐。理查的儿子和继承人翌年的死似乎进一步证明他是个为神所诅咒的篡位者，1485年他葬身博斯沃思更证实了这一论断。得胜令亨利七世得以主张自己为王是神介入的结果。他凭着自己从母亲那里继承的兰开斯特血统而有的继位权微不足道，所以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无名才俊”：他是“真正”的君王，原本默默无闻，有一天却以真命天子的形象出现，坐上王位，就像传说中的亚瑟王一样。为了支持这个说法，他还发明了“圣徒”亨利六世预言他称王的故事。
尽管博斯沃思的胜利已经提供了关键证据，表明他确实得到了神的祝福——国会后来也接受了这一事实，但他依然需要像“真正的”王一样施行统治，实现国家统一，并且稳固后继。1486年他迎娶了约克的伊丽莎白，意在与约克人和解，使他们顺服。不到9个月，二人就有了一个儿子：双色玫瑰和兰开斯特与约克两家的和解化为了一个鲜活的生命。对亨利六世而言，实现联合表明自己得权靠的不是婚姻，但婚姻依然至关重要，否则他的权力就会系于妻子的性命，他子女的继承权就会更多地来自她而非他，而之后另娶的妻子所生的子女也都不会被视作“真正”的继承人。他因此继续将自己称王说成天意——有着王室的渊源，但却是个新起点，而前路会更美好——怀着这一希望，他给儿子起名为亚瑟。
尽管如此，他不满的臣民们却从未忘记消失于塔中而血统比他显赫得多的两位王子。现代关于究竟是理查三世还是亨利七世导致了两位王子的死的争论，模糊了两位国王在此事上的共同之处。作为王子的顶替者，二人都没有完全获得认可；二人都没有为王子公开举行葬礼或安魂弥撒——而这一点对破解这一长久以来吸引着人们的谜题相当关键。
时隔500年后，现代研究工作并不能证明塔中两位王子是被男管家用烛台杀害的。现代法医心理学家向我们保证理查三世不是个变态狂，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不是只有变态狂才会想要干掉与自己竞争王位的人，更不要说维持稳定还是王的义务。要解开两位王子的消失之谜，最重要的是明白沉睡于当今莱斯特停车场之下的那失落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在今天的英格兰，我们没有像法兰西卢尔德(Lourdes)那样的圣地——去那里寻求疗愈或灵性更新的朝圣者每年有数千名之多。但我们还能想起威尔士王妃黛安娜死后白金汉宫外聚集的大批民众。想象一下朝拜两个无辜小王子的圣陵与墓碑的人们会怀着怎样的感受和狂热，更不用说当时的人本来便感到与死者亲近。膜拜两位王子对理查三世和亨利七世来说都是极大的伤害。因为理查三世夺了二人的王位，而亨利七世则娶了他们的姐姐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同样是王位继承人，因此亨利七世担心自己被人轻看成王婿。这便是为什么两位王子仅仅是“消失”，为什么没有为他们立碑，为什么无论何处都没有二人的正式纪念的原因。然而，亨利七世既不曾安葬两位王子，二人的魂灵也就一直纠缠他到死。当儿子亚瑟·都铎死时，亨利七世似乎也和理查三世一样受了诅咒。但他的王朝挺了过来——靠着铁腕的统治，而更关键的是因为他有一个家，包括一个还活着的儿子。
1509年亨利八世登基时，似乎英格兰再度有了一位“真正的”王：他是两位失落的王子的男性亲属中最年长的。而令亨利八世“更受拥护和认可”的也是他酷肖自己光辉的外祖父爱德华四世——而非酷肖父亲亨利七世——的方面。此后20年间，亨利八世实现了父亲未曾实现的理想，他成了“侠义王”的化身。亨利八世的王室血统、他的光芒、他的尚武精神、魅力和虔敬结合在一起，力量巨大。佛兰德的人们说，少年亨利八世“之高贵、之显赫……超乎亚瑟王之后的一切君王”。
关于好宴乐的“率真王哈尔”(bluf f King Hal)的各种传说继续活在民众的记忆中，一直流传到新世纪。詹姆斯一世时期，塞缪尔·罗利(Samuel Rowley)写过一出戏剧《如你所见》(When You See Me You Know Me)，此剧曾激发威廉·莎士比亚创作了《亨利八世》。剧中国王微服出行，与自己的臣民打成一片；他同人打架，甚至还遭到逮捕。我们无法想象谁会以亨利七世为主角写这样一出戏。甚至在今日，较之那位衰老又不举的暴君，我们更愿意记住的依然是那位年轻而英武的亨利八世。导致亨利八世暴虐的自然是他的焦虑：因为他同阿拉贡的凯瑟琳没能生下儿子。他曾表示，“要是我死的时候留你们在纷争中，我认为我毕生所做的一切显然都会打折扣，都会变得不值得纪念”。因为肯定自己是“真正的”国王，他坚信必然是自己的婚姻有“假”且因此受了诅咒。毕竟膝下无子不仅是个人意义上的不幸，还意味着未来可能会出现继位之争——他的姐妹和她们的继承人在未来的继位之争中获得了重要的地位。亨利八世在位期间有两大关键问题对其统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其一是“真正的国王”的本质，其二是有己出的继承者以保障国家和谐与未来稳定的重要意义。自然，儿子不仅需要有王来播种，也需要有王后来孕育——而关于亨利八世，人们今天记得最清楚的可能便是他的一众王后了。
然而在继承问题上，重要的不仅是他的诸多妻子。本书第二部分开篇再现了弗洛登战役，采用的是两位王后的视角：一位是亨利八世的姐姐苏格兰王后玛格丽特·都铎，其夫詹姆斯四世死在战场上；另一位是英格兰军队的总指挥阿拉贡的凯瑟琳，詹姆斯四世便是为她所戮。苏格兰一败涂地，但在继承一事上，比打胜仗更重要的是有子女。命中注定使都铎血脉延续下去的将是战败的一方，具体来说是玛格丽特王后的儿子（苏格兰的詹姆斯五世）和女儿玛格丽特·道格拉斯——此人长期以来不受重视，但事实上，作为都铎家族未来继承人詹姆斯的祖母，她相当重要。弗洛登战役十七年后，少女玛格丽特·道格拉斯来到舅父亨利八世宫中。此时英格兰正要脱离罗马，亨利八世和韶华渐老的凯瑟琳的婚姻行将废除，新王后安妮正待加冕——亨利八世指望着她能为自己生一个儿子。玛格丽特·道格拉斯见证了这一系列事件，也见证了安妮的倒台，还有都铎版的卡默洛王朝(Tudor Camelot)的崩坏——安妮被以剑斩首，剑是亚瑟王的标志，而亚瑟王也曾被王后吉尼维尔背叛。亨利八世依旧没有儿子，而1536年夏天，玛格丽特·道格拉斯亲身体验了亨利八世对她同样身为王位继承人的姐妹的攻击，亨利八世的两个女儿此刻都成了私生女，他却试图借由二人的潜在权利安排继承事宜。
在伦敦塔的高墙之外，和平与和睦也正在高调瓦解：亨利八世遭遇了150年来英格兰最大的一场反叛。玫瑰战争所代表的旧日分裂已经为宗教冲突所取代。反叛虽然失败，却对亨利八世的自尊心造成巨大的冲击。后来他解散修道院，又对宗教保守主义者与改革派人士一视同仁地处以死刑，都是在试图于一个民族主义的、亨利八世的公教会内建立新的宗教统一体，实现和睦。
在教会的事上他失败了，但他做成了另一件事：1537年，他给英格兰生了一个王子，意味深长的是，他给儿子起名为爱德华。然而，亨利八世死时，爱德华六世甚至比塔中两位王子消失时的年纪还小。都铎家族的人们向来是从历史中寻求榜样、吸取教训的。决心不再重蹈理查三世覆辙的亨利八世在遗嘱中将王子托付给先前的臣仆，同时又确保在扩大的都铎家族中的各继承者都弱到不足以对其子爱德华构成威胁。接下来发生的事——爱德华的舅父领导发动了一场政变，他成为护国公——这是个极有价值的提示，告诉我们历史原本可能是什么情形。爱德华六世最终的命运恰恰是理查三世害怕侄子爱德华五世会遭遇的：被外戚操纵，而对外戚势力构成威胁的王室成员一律后果不妙。最终，爱德华六世的母系家族西摩并没能从这位国王身上捞到什么好处。但在爱德华六世死时，他没有考虑自己都铎家的姐妹，却将王位传给信新教的简·格雷夫人，她是伊丽莎白·伍德维尔和其首任丈夫兰开斯特骑士之后。理查三世对伍德维尔这家暴发户的担忧在都铎人那里变成了现实。
1553年，玛丽一世打败了简，一度为人嗤之以鼻的都铎家族得胜，这也是一个阶级制度根深蒂固的社会在惩罚吉尔福德·达德利这个没有王室血统的王。玛丽一世也证明了自己有能力成为英格兰的首位女王。性别和宗教偏见极大地影响了玛丽一世在人们眼中的形象。她常常被描绘成一个软弱而缺乏政治技巧的人，但她曾争取到军队和人民的支持，也极为成功地离间了她的对头。她将自己打算以简·格雷的公公诺森伯兰公爵约翰·达德利为替罪羊的意图广而告之，同时表明基本上愿意宽恕其他任何人。玛丽一世借此做出承诺：她会实现简的政权所没有实现的和平与和睦。她希望借着劝走新教主要人物并令其流亡国外，重建一个统一的天主教国家，恢复与罗马的融洽关系，但她所展望的教会同时也是一个人文主义的、改革的教会。
然而短短六个月后，玛丽一世便遭受了一场致命的打击：新教徒造反了（后称为“怀亚特叛乱”）。叛军当头的她就自己之为“真”王发表了一场演讲。即便她“独独借着神的恩典”得了王冠，他们也应对她怀有“尊重和应有的顺服——为着（加冕礼的）圣油的膏抹”。然而她也是为这王冠上过战场的，还是“按照公正的继承法并你们（国会）齐心的表决和无异议的投票”而坐上王位的。但打败叛军之后，她明白必须进一步表明自己有权称王——必须取得她依然未得的和平。
如果说理查三世作为一个好国王、一个虔敬的人，为了实现国家统一却依然命人杀害了两个孩子令人难以置信，那么我们也不妨思考一下接下来发生的事：玛丽一世处死了16岁的简和年轻的吉尔福德，原因仅仅是他们有可能激发新教徒再度造反，而这必然会危及稳定。新教徒一再谋反，玛丽一世也随之变得更为残暴，而最臭名昭著的便是她烧死新教徒的举动，其目的在于消灭这个在她看来顽固而且暗中颠覆自己的少数人群。在今天看来，这样做的她仿佛一个狂热分子。但在她看来，被她消灭的人才是狂热分子，而且是最危险的那种——既悖逆神，又造女王的反，是无可救药的叛徒。她也需要做一些建设性工作，需要创造一个未来，但她不能生育，身体也正在走下坡路，这一未来因此而瓦解。她在最关键的生育问题上失败了，而这意味着扩大的家族再度成为决定未来的关键。她倾向的继承人玛格丽特·道格拉斯竞争不过亨利八世的次女伊丽莎白，而正如伊丽莎白所意识到的，正是因为人们知道她会接替姐姐当王，才会不断地发生骚乱，才会不断地造反。
玛丽一世在世的最后一年，加来失守，她的对头因此轻而易举地便将伊丽莎白这位年轻新教徒的登基描绘成辉煌的黎明——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是这样描绘的。提起玛丽一世，人们想到的依然是17世纪末人们给她的绰号“血腥玛丽”，依然是最近伦敦地牢一则著名广告上描绘的她那张似魔鬼又似僵尸的面孔。与之相反，在一系列电影中出演伊丽莎白的却尽是美貌的女演员：伊丽莎白永远是凯特·布兰切特(Cate Blanchett)，是天仙女王；玛丽则永远是凯西·伯克(Kathy Burke)，苦大仇深，面色阴沉。然而，妹妹并非完美的女英雄，姐姐也不是十足的恶棍。两姐妹都是身处其时的统治者，而要理解伊丽莎白，我们必须同她一样清楚都铎姐妹二人有多少共同之处，而她又能从姐姐身上学到些什么。对伊丽莎白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姐姐的新教徒对头们试图重新对“真正的王”下定义。这些人认为，比起血统，比起打仗得胜，信仰更为重要——真正的王必须信新教；而天性决定了所有的女人都不适合统治男人。作为回应，妹妹在普通民众面前演戏，将自己呈现为一个真正的统治者，其种子却是怀亚特叛乱时姐姐的演讲埋下的——她表示自己爱臣民就像母亲爱儿女一样。在此，一位女性掌权者被接受，成了神圣秩序的一部分。
伊丽莎白一世同样竭力实现稳定。她的保守主义和实用主义做法使她在人们口中成了一个宗教温和主义者，与其姐姐这个“狂热分子”形成鲜明对比。但作为一个大体上保守的国家新任的新教徒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必然是温和的，而随着她在位的年月渐长，我们发现她也同其姐姐一样，受到威胁时可以变得极度残忍。北方反叛后她处死数百名村民，规模之大远远超过历任先辈在类似情况下所做的一切，而她后期对天主教徒的迫害也相当残酷无情。
伊丽莎白一世真正不同于姐姐之处是对继位问题的处理。在民众看来，确保后继有人依然是君主保障未来稳定这一职责的重中之重。但吸取了玛丽一世和简·格雷的教训的伊丽莎白一世却另辟蹊径。1561年，她曾解释她至今仍“约束自己而没有选哪个人为夫婿”是出于担心引起动乱的缘故。自那以后这一论调不曾变过，通过确保没有“确定的继承人”，她继续稳固着自己的地位。对她而言，王室并不能在未来保障稳定，反倒会在当下构成威胁。
伊丽莎白一世把众多表亲关了起来，其中有新教徒，也有天主教徒；有凯瑟琳·格雷和玛丽·格雷，也有玛格丽特·道格拉斯和苏格兰女王玛丽；还有玛格丽特·克利福德。对这些人，她要么宣布其子女为私生，要么伺机害其性命，把她们逼入绝境，甚至逼得发疯，以使自己能以女王的身份寿终正寝。对头们将她比作无儿无女的理查二世，但与其不同，她达到了目的。都铎家族的最后一位王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入土，与祖父亨利七世和祖母约克的伊丽莎白同葬。然而三年后，人们将她迁往圣母堂北侧廊她姐姐的墓中。人们也给她雕了一尊像，但詹姆斯在南侧廊为母亲苏格兰女王玛丽立的碑要壮观得多，碑两侧还有一些墓碑，属于其他国王的母亲：玛格丽特·博福特和玛格丽特·道格拉斯。伊丽莎白一世处死苏格兰女王玛丽，但都铎姐妹俩所代表的王朝已经走到尽头，英格兰的未来也已经到了新王族手中。詹姆斯计划把伊丽莎白一世为自己选定的墓穴据为己有，以表明自己是亨利七世和约克的伊丽莎白真正的继承者。
然而，詹姆斯登基后没几年，他的挥霍无度，包括他那已经成了重大政治问题的对男性宠臣的迷恋，令人们开始伤感地怀念起他们的都铎女王，怀念起那位抠门的老姑娘来。人们最想念的是伊丽莎白一世年间的那些描绘王室与人民相亲相爱的戏剧。1607年，一名威尼斯人报告称，人们正恼火地抱怨詹姆斯“不宠爱人民”，“这位国王对他们（非但）不屑一顾，甚至还怀着轻蔑和厌恶，其结果是人们也看不起他，甚至几乎恨他”。很快，作为民众用以批判其继承者的方式，“赞美伊丽莎白”开始流行起来。都铎王朝成了英格兰民族的伟大王朝，而事实上这一声望很大程度上源于其继承者斯图亚特王朝的失败。几百年来英格兰的国王都依赖人们自愿的服从（这样的服从不是白来的），而我们已经看到，这正是历代都铎君王行事时关注的焦点。詹姆斯的儿子查理一世会发现，没有这样的服从他就无法统治国家。虽然爆发过内战，查理国王被斩首，而最后一任斯图亚特国王詹姆斯二世也被推翻，但从欧文·都铎和瓦卢瓦的凯瑟琳开始的王族经由亨利七世的年轻后裔，在一个半选举半世袭的君主制中延续下来。
在今天，都铎王朝历史的人气之高前所未有，而其争议之大则一如既往。在关于全球宗教复兴的两极分化的写作和思考中，我们看到了宗教改革斗争的回响。这反过来又影响了人们对都铎王朝时期的态度，最明显的例子是谢卡尔·卡普尔(Shekhar Kapur)的电影《伊丽莎白》，腓力二世在其中被塑造为一个天主教徒兼伊斯兰教徒。这一与不相调和的宗教“他者”不共戴天的建构根深蒂固，甚至在女性继位一事上的弱势地位即将为当前的联合政府所改写的今天，法律却依然将天主教徒排除在继承者之外。
今天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依然可以看见瓦卢瓦的凯瑟琳出殡时棺木上的那尊雕像，筒裙漆成红色，而她的遗骨则安息于亨利五世捐建的小教堂的圣坛下。可惜开启这段故事的欧文·都铎却无人纪念。1538年赫里福德灰衣修士教堂解散后，他的墓碑就不见了。都铎君王共同的祖先，也是自那以后所有不列颠君王的祖先所安息的坟墓上方此刻是一片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住宅区。可能和理查三世一样，也会有人愿意为他觅一处更有尊严的地方。对那些生活于都铎君王治下的人们而言，重要的不是都铎一家的威尔士血统，而是双色玫瑰所标志的王室联姻——这朵玫瑰象征着和平、和睦与稳定——1603年，詹姆斯被宣布为双色玫瑰的继承人。然而对我们而言，这玫瑰的名字却是都铎。这段家族历史以欧文开始，而在其结束时，我们要向那笨拙的仆人致敬——他转了个圈，跌了个跤，就跌进英格兰王室历史的怀抱。
附录
附录一 詹姆斯四世遗体的下落
附录二 亨利八世和玛格丽特·道格拉斯的争执之谜
附录三 吉尔福德和简·达德利
附录四 弗朗西丝·布兰登的虐童传说
附录五 鲜为人知的王位继承人玛格丽特·克利福德在1578年至1596年
附录一 詹姆斯四世遗体的下落
根据1575年的一本散文和韵文小册子的说法，詹姆斯四世在弗洛登战役中落马而死后，其尸首被人抬着走过伦敦的大街小巷，就如同博斯沃思战役后理查三世的尸首被运到莱斯特示众一样。尸首之后被运至希恩的加尔都西会修道院，交给阿拉贡的凯瑟琳，但詹姆斯四世还不能入土：要把这个被开除教籍的人葬在神圣的土地里，需要先获得教宗的允许。亨利八世很守规矩地请示教宗，称他打算最终把这位国王葬在圣保罗大教堂，而人们通常也以为他被葬在那里。事实上，虽然利奥教宗批准了亨利八世的请求，但詹姆斯四世的尸首却留在希恩，没有入土。
伊丽莎白一世年间的古董商斯托后来见过詹姆斯的尸首，它“被扔在一间老旧废弃的房间里，混在一堆破木头、石块、铅块和碎砖烂瓦中间”，自希恩的修道院解散后便一直是这种境况。伊丽莎白一世年间的一些工匠“胡闹取乐”，把詹姆斯四世尸首的头砍下来。头上还留有他的红发和红胡子。后来一个伦敦人把尸首抢救出来，在自己家中放了一阵子，还称其味道很好闻。不过最后他花钱叫人把尸首葬在伦敦城内伍德街的圣迈克尔教堂(St Michael's Church,Wood Street)。教堂在伦敦城大火中被毁，其遗址上如今是一座酒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