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四世的英格兰妻子的命运也好不到哪儿去。1559年5月，玛格丽特·都铎的坟墓被一群激进的新教徒捣毁，之后其遗体便失踪了。其坟墓所在的珀斯(Perth)加尔都西会的小隐修院遭到这群人的攻击，他们还杀害了一名修士，之后亵渎了玛格丽特·都铎的遗体。
附录二 亨利八世和玛格丽特·道格拉斯的争执之谜
迄今为止，历史学家们一直主张，亨利八世是在1546年秋天与玛格丽特·道格拉斯发生争吵后决定将其排除在自己遗嘱确定的继承人之外的，而且认为二人是因宗教问题发生的争执。这一猜测是错误的。
据我们所知，玛格丽特在宫中至少一直待到1546年8月，当时她还从国王的药剂师那里买过一些药。历史学家们认为，她与亨利八世发生争执就是在这一时期，依据是她丈夫昔日的秘书托马斯·毕晓普1562年所写的一份备忘录。当时（伊丽莎白一世年间）玛格丽特和丈夫正在密谋促成儿子达恩利勋爵和苏格兰女王玛丽的亲事，而毕晓普则在挖掘夫妇二人的丑事。夫妇二人也竭力败坏毕晓普的名声。根据伦诺克斯伯爵的报告，“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五世过世后，毕晓普回到他的国家（苏格兰），受雇于伦诺克斯伯爵。亨利八世以为他忠心服侍这位伯爵，于是给他俸禄，就是此刻他有的那些。国王后来后悔了，因为发现他到处钻营，在伯爵及其夫人之间挑拨离间”。夫妇二人指责毕晓普长期惹是生非，不仅在夫妇二人之间，还在二人的仆人中搬弄是非，又说他还是个胆小鬼，是个贼。
在历史学家们引用的毕晓普的备忘录中，毕晓普为自己辩护，罗列了自己为伊丽莎白一世的两位前任所做的一切工作，称虽然玛格丽特对他百般阻挠，但他依然干得不错，而且因此获得奖赏。1546年，“当时国王陛下（亨利八世）已经不久于人世，在同我的主母闹翻后，他并不后悔先前赐我和我的子嗣的土地、年金……”这是指亨利八世这年10月赐给毕晓普土地的事，人们想象中的玛格丽特与亨利八世那场争吵的时间也由此确定为在那之前不久。毕晓普没有说她同国王为什么争吵，却诉苦称自那以后她一直对自己满心怨怒。他还服侍过爱德华四世的众位议员、萨默塞特公爵和诺森伯兰伯爵，接着又为“玛丽女王（效力），不过我的主母对她说我是个异端，她不知道女王陛下……又恢复了我的年金”。他甚至宣称，玛丽女王信任他超过信任自己这位天主教徒表姐和旧友。在备忘录的结尾，他写道：“我相信女王陛下会善待我，像您仁慈的父亲、我的主人（亨利八世），像您的前任陛下、我的主人在类似的境况下曾善待我一样，而我将无惧我的主母，也无惧任何人，忠实而毫无恶念地为您效劳……”
人们曾经以为，玛格丽特与亨利八世的这场可疑的争吵是为了宗教问题。但其实毕晓普在另一份手稿中澄清过此问题，只是先前一直被人们忽略。他宣称16世纪40年代伦诺克斯伯爵夫妇对自己的一系列不实控告令亨利八世大怒，以致“（国王对玛格丽特的）喜爱自那之后就少了几分，在他死时表现出来”。换言之，亨利八世在继承位次上降玛格丽特的级是因为她对托马斯·毕晓普无礼！亨利八世显然很赏识毕晓普，但他在1536年已经试图将玛格丽特称为私生女，这表明亨利八世早在毕晓普来英格兰之前很久就有心在继承位次上降她的级。虽然毕晓普在1562年2月写下这份备忘录，伦诺克斯伯爵和玛格丽特·道格拉斯又在3月和4月相继被囚，二人受到诸多指控，人们又尤其着力淡化伦诺克斯伯爵效力于亨利八世期间的出色工作，但除了这份备忘录，没有任何一份1562年的其他文件（除了毕晓普，也没有任何一个1546年时活着的其他人）表明，玛格丽特曾与亨利八世发生过争吵。
毕晓普后来的生涯表明，他这个都铎家的仆人并没有自己标榜的那么可靠。1569年，人们发现他同被囚的苏格兰女王玛丽的一些追随者有来往。他最终被关进伦敦塔，一直到1576年。玛丽被处死后，他得到詹姆斯六世的允许，回到苏格兰。玛格丽特1578年过世时依然珍藏着亨利八世的一块像牌，在遗嘱中她将像牌留给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这像牌可能便是指保存于大英图书馆的那本带亨利八世画像的书。这是一本属于都铎家族的腰带祷告书，镂空的金色珐琅外壳是1540年打造的，小小的书中仍然保留着原始的书页，还有一幅华美的亨利八世的微缩半身画像。此书在被大英图书馆收藏之前存于萨默塞特公爵威廉·西摩后人所拥有的一座图书馆中，萨默塞特公爵是玛格丽特的孙女阿贝拉·斯图亚特留下的鳏夫。阿贝拉小时候曾与罗伯特·达德利短命的合法儿子定过亲，但男孩后来夭折，书可能便是定亲时到她手上的——虽然可能并非一直由她保管。
附录三 吉尔福德和简·达德利
在关于简·格雷的诸多传说中，其夫吉尔福德·达德利的形象很不明晰。一些故事几乎把吉尔福德说成了一个爱发牢骚、娇生惯养的强奸犯。为了给他正名，我们不妨根据1553年7月19日之前的文献，就吉尔福德与其年轻妻子的关系记下我们所知的几件事。
这对夫妇的婚姻是包办的，是按照贵族子女的惯例，在通常的年纪办的。意大利人所讲的关于简对此表示过抗拒的故事常常被人提起，但在简倒台前没有任何书面文件能佐证这一说法。
吉尔福德获得国王头衔在人们的预料之中，极有可能9月开议会时便会成真。之后两任英格兰女王的配偶都获得了这一头衔，爱德华六世提到吉尔福德时也说他是“生来要得显名的”，是其臣民可以寄予“厚望”的。虽然后来出现了各种故事，但说简曾对此表示反对似乎十分可疑。她的欧洲老师、常与她通信的海因里希·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按照自然和神的律法，妇人不应当执政。有时人们提到吉尔福德时会称其为“国王”，而简则被称为“女王”。但同样，在简倒台前，没有任何书面文件表明曾有人给她施压，要她在国会就头衔一事做出决策前敲定此事。宣告简为女王那天，走在游行队伍中的吉尔福德不过是她的夫婿。宣告简为女王的公告中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她在官方文件上签名时，“女王简”三个字的旁边也没有他的签名。
后来由三名意大利人撰写的威尼斯系列报告很可能是曲解并篡改7月19日后塔中的简为求赦免而写的一份请愿书所得的产物。报告将1553年7月一些人阻挠玛丽一世继位的责任归咎于约翰·达德利想让儿子当国王的野心。报告中“简”描述了她同达德利母子二人就吉尔福德想当王一事曾发生的激烈争吵。尽管三个意大利人猜测这对夫妇之间有嫌隙，但他们后来也讲过另一个故事，说在二人在世的最后一晚，吉尔福德如何请求见她一面，好最后一次拥她入怀。根据这些人的说法，她断然回绝了他，称这会叫他们二人都过于痛苦，又称为即将到来的事情做最好的准备是祷告。这一画面颇具意大利特色：多情的少年想着肉体的事，而虔敬的简却专注于神。
我们不大可能确定报告中哪些故事是出自简的，哪些不是，但我们不妨将所确知的和我们所听说的做一下对比。我们所确知的是，在位的最后一天，简给自己的教子起名为吉尔福德。这至少表明她是尊敬他的。她后来亲笔所写、所签署的一系列文件中关于吉尔福德的评价也证实了这一正面感情，因此也就比报告中转述的话更有分量。在这些文件中，她称他是同自己一道殉教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她的几封绝笔信的签名都是简·达德利夫人——使用的是夫家的姓。
当时的英格兰人称吉尔福德是个“相貌英俊、品德高尚又讨人喜欢的绅士”，说他是“极为无辜地受死”的。总体来看，所有证据都表明他的妻子也是这样看待他的。
附录四 弗朗西丝·布兰登的虐童传说
笔者相信，围绕弗朗西丝的形形色色的谣传已经通过我写的弗朗西丝三个女儿简·格雷、凯瑟琳·格雷和玛丽·格雷的传记被澄清，但依然有一件事每每成为人们支持关于弗朗西丝谣传的“证据”。
人们指控弗朗西丝虐童的根据是一则关于简的故事，故事出自一本名为《教师手册》(The Schoolmaster)的书，书写成时简已过世近十年，其作者罗杰·阿斯卡姆(Roger Ascham)曾当过伊丽莎白·都铎的老师。书中写道，13岁的简在莱斯特郡布拉德盖特(Bradgate)的家中阅读柏拉图用希腊文写的《斐多篇》(Phaedo)，家中其他人都出去打猎了。她安静地读书，中间停了片刻。她喜欢学习，因为对受到父母虐待的她而言（只要她有什么没有做到完美，父母就会对她又捏又掐），听自己和蔼的老师讲课是一种暂时的喘息。“神给我的最大的恩赐之一，便是给了我如此苛刻严厉的父母和一位如此温柔的老师。”阿斯卡姆笔下的她说道。今日诋毁弗朗西丝的人们便以此为证据，认为这是“简亲口所言”。事实当然并非如此。这些话是转述的，撰写者是罗杰·阿斯卡姆。
正如我在《王者姐妹：玛丽、凯瑟琳和简·格雷夫人的悲剧》（The Sisters Who Would be Queen:The Tragedy of Mary,Katherine and Lady Jane Grey.简称《王者姐妹》。——编者注）一书中所写，罗杰·阿斯卡姆确实见过简，但几个月后他写信给她谈到两人的会面时，却只是说她父母为她的成绩深感自豪。与此同时，她“温柔的”老师约翰·艾尔默(John Aylmer)却正在一封接一封地给一位瑞士神学家写信，抱怨少女“正在自行其是的年纪”，又向其讨教如何更好地管教这个精力充沛的姑娘，“给倔马戴上嚼环”。
那么阿斯卡姆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他的《教师手册》一书意在推广一种不同于通常的棍棒教育的教学方法，以对付桀骜不驯的学生。不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阿斯卡姆是在1563年开始写《教师手册》的，这一年，凯瑟琳·格雷生下第二个儿子，而国会议员约翰·黑尔斯也正在写他那本论证凯瑟琳为伊丽莎白一世继承人的书。当年出版和再版的一系列哀歌和民谣都赞美简的品德，也都将她因叛国罪被处死归咎于其他人：要么是她父亲，要么是她公公，要么是残暴的玛丽一世。显然，关于简的文章呼应这一论调对凯瑟琳是有利的。阿斯卡姆后来回忆称，那年夏天他是在威廉·塞西尔的建议下写作此书的，而塞西尔是凯瑟琳·格雷的头号保护者。
《教师手册》是1570年（在阿斯卡姆死后）出版的，一年前刚刚发生过天主教徒造反以支持苏格兰女王玛丽继位的事。同年，新版的福克斯《殉道史》收入了一封伪造的信，据说是简写给父亲的，在信中简将自己的死归咎于父亲的作为。关于阿斯卡姆的故事还有最后一点要说明：其与意大利人讲的故事（意大利人曾传说简是被父母逼着嫁给吉尔福德伯爵的，详见附录三）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在其中，弗朗西丝的名字并不比丈夫的名字出现得多——事实上夫妇二人的名字总是一道出现的。而现代文献却把她变成了主导人物，其用意和通过玛丽一世来衬托伊丽莎白一世是一样的，即借其来衬托女主人公的形象，使之更显光辉。
弗朗西丝和丈夫很可能相当严厉——这一时期关爱子女的父母本来便应当“苛刻严厉”。但简的意大利语教师米歇尔·安吉洛·弗洛里奥(Michel Angelo Florio)也说过，简同母亲尤其亲近，而1559年弗朗西丝过世时，依然在世的两个女儿也都在她身边。
附录五 鲜为人知的王位继承人玛格丽特·克利福德在1578年至1596年
玛格丽特·克利福德是独生女，她的父亲是坎伯兰伯爵亨利·克利福德，母亲埃莉诺·布兰登是亨利八世的妹妹（法兰西王后）的幼女。埃莉诺于1547年早逝后，坎伯兰伯爵极度悲伤，甚至不得不由仆人们喂人奶续命。爱德华六世年间，坎伯兰伯爵远离宫廷，避世索居。1552年，他又拒绝了吉尔福德·达德利的求亲，甚至爱德华六世施压也没能让他改变主意。翌年，在爱德华六世不久于人世时，他才同意——是谁逼他的只有天知道——给玛格丽特定亲，只是对象成了吉尔福德上了年纪的叔父安德鲁·达德利爵士。
简·格雷倒台后，亲事废了，玛格丽特·克利福德嫁给斯特兰奇勋爵——亨利七世继父的这位后人后来成了德比伯爵。1555年二人结婚时，玛丽一世和腓力国王都到了场，婚礼的排场很大，算得上玛丽一世年间宫中最宏大的盛典之一。因为玛丽一世明显不希望伊丽莎白成为自己的继承人，玛格丽特·克利福德便指望玛丽一世会指定自己，她认为按照亨利八世遗嘱的规定，格雷姐妹既因父亲叛国而失去继承权，接着就轮到她了。
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期间，玛格丽特·克利福德依旧自高自大。她挥霍无度，甚至以高等贵族的标准衡量，其生活也极为奢侈。1567年，玛格丽特·克利福德和丈夫吵翻了，接着二人分居。对宫中丑事极度敏感的伊丽莎白一世竭力劝二人和好，但没有成功。1578年，玛丽·格雷过世，凯瑟琳的两个儿子被宣布为私生子，玛格丽特·克利福德以为，按照亨利八世的遗嘱，自己显然已经是伊丽莎白一世的继承人了。而她在世的儿子中至少有两人的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这更加巩固了她的地位。
1579年的新年（按照传统，这时人们会互相送礼），玛格丽特收到女王给众女官的礼物中最昂贵的一件。她的地位得到认可：就王室血统论，她在宫中仅次于伊丽莎白一世。但这年夏天她失宠了，而且是相当令人震惊的失宠。8月，安茹公爵来向伊丽莎白一世求亲，在格林尼治宫同女王共度数日。虽然这一切都高度保密，但消息仍然传了出去。人们认定是玛格丽特·克利福德和“贝德福德伯爵(Earl of Bedford)的一个女儿”泄的密。如西班牙使节所言，作为王位继承者中最年长者，玛格丽特·克利福德的名字意义更为重大；她被抓起来，随后被关进伦敦一名绅士家中。
众所周知，玛格丽特·克利福德和罗伯特·达德利关系密切，而后者的兄弟安布罗斯(Ambrose)的妻子安妮可能也是玛格丽特的同伙（安妮是贝德福德伯爵的女儿）。但她的动机又是什么呢？由于克利福德一家在宗教上的保守主义倾向，玛格丽特的举动可能代表着达德利的清教徒一派和一些天主教徒的联盟——这些天主教徒反对与安茹公爵联姻，因为担心如此会削弱低地国家的哈布斯堡家族。但她的遗嘱表明，去世时的她是个新教徒。无论如何，她的主要动机似乎同信仰毫无关系，而在于她指望有一天能当上女王。
玛格丽特·克利福德的仆人受审时，其中一人描述了她如何找人给伊丽莎白一世占卜，要晓得女王几时死。玛格丽特坚称所谓的“术士”不过是自己的医生，又称自己5月就雇了他，因为自己四肢疼痛需要他来涂药。这医生因行巫术被处死，而玛格丽特·克利福德再未重获女王的宠信。玛格丽特·克利福德的几个儿子吸取母亲的教训，后来从未参与过任何有关继位的阴谋。在这方面几个儿子也得到了母亲迟来的帮助。1593年，一名流亡的天主教徒找到了她的长子，想鼓动他夺位，她劝儿子把这个人交给当局，儿子也照办了。她死于1596年，是亨利七世的重孙一辈中最后一个离世的。
说明及致谢
在贝尔沃城堡(Belvoir Castle)紧闭的档案馆中尘封着一份神秘的都铎家谱手抄本。这卷书没有书名。翻开书，120页（对跨页）上写满人名和头衔，以黑色的墨线彼此相连。家谱一路上溯到传说中不列颠人(Britons)的最后一位王。家谱上有些是王室成员，有些仅仅是士绅。书中有一些不寻常的细节：凸显了某个叛国贼，却忽略了某位君主。这卷书仿佛一个谜，正等着人来解开。
为什么书里没有伊丽莎白·都铎父亲的名字？母亲安妮·博林的名字在其中，下面还以拉丁文写着“英格兰王后，亨利八世之妻，被斩首”。当时人人都知道在处死安妮之前已经出台了国会法令，伊丽莎白的私生女身份被写进法律。她没有出现在都铎的谱系上，只被列在外祖母一线的原因是否在此？她当上女王之后必然没人再胆敢将她划到王室之外了吧？然而，伊丽莎白名字下方的拉丁文却写着她是“英格兰现任女王”(regina angliae presens)。
书的作者可能是从早年的一些传令官书卷上抄录的信息，在此过程中又更新了细节。这便解释了为何此书只字未提被判定为私生女的玛丽·都铎（原文如此，指玛丽一世。——编者注），却提到其夫西班牙的腓力，还称其为“英格兰国王”。但这手抄本的目的何在？各大家族间的一条条连线仿佛一张政治地图，那些血脉相通的人或是有权有位，或是有土地，或是有着为神所拣选的统治者家族宝贵的王者血液。不论委托者是谁，制作这本手抄本可能都是为了看看他们在图上的位置。这些人的自尊便源于此。将自己看作一条连接着过去和未来的线上的一个点，这激发了他们对家族、对承载其财富和权力的土地的强烈忠诚。大家族顶端的人（在父权社会中站在这个位置上的几乎永远是男性）是其家业的管家，而将家业传给自己的后嗣是他的义务。同样，他也要捍卫家族的荣誉，维护家族的影响力。
15世纪时，为一家之长效力效忠的不仅是仆人和佃户，还包括他的众亲属，这些人会随他上战场——欧文·都铎的私生子大卫·欧文爵士便为侄子亨利七世征战过。一个世纪之后，亲属不再有为一家之长流血的义务（如果流血是为造国王的反，便更不可能），但家依然是稳定的象征，在属世的意义上如此，在属灵意义上也一样。早年埋葬骑士的坟头会放置各人穿盔甲的雕像，人们也常来坟前为其灵魂祷告。即便宗教改革之后人们已经不再祷告，各大家族依然会在墓碑上刻上各自的纹章图案。这些图案固然都是男性的象征，但家族荣誉和影响力对女性同样意义重大，而女性扮演的角色也很重要，这尤其体现在保护儿子并为其寻找晋升机会方面。
到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都铎家族已经时日无多。本书是我关于都铎诸王的第三本书，也汇集了自己15年研究工作之大成。这些年来，我竭力解谜揭秘，记录他们的故事。我先前两本书都是围绕都铎家族后期历史展开的，当时想到要谈论更早的诸王，我颇有些忐忑。鼓励我开始挖掘博斯沃思战役之前历史的是大卫·斯塔基在其少年亨利八世的传记《美德之王》(Virtuous Prince)中的一句话：“亨利·都铎（亨利七世）排除万难得到自己的王位，又克服更大的困难娶到自己的新妇，这必将成为世上最伟大的传奇之一。”听上去真是难以抗拒——说真的，要是故事从1485年才开始讲起，人们又怎么能理解这位国王呢？
2008年启动研究时，我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LS)上偶然读到了另一篇鼓舞人心的文章，作者是著名历史学者克利夫·戴维斯(Cliff Davies)。文章大概是说都铎王朝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而且在都铎家族统治时期很少有人使用这一提法，也很少有人听过这一说法。读者们可能会以为，既然我就都铎王朝写了这么一本大部头，戴维斯的这个说法大概会令我失望，但读过他就这一问题所写的其他文章后，我被深深地迷住了。我相信都铎家族的人们都有极强的家族感——即使他们未必吹嘘自己卑微的威尔士出身；但克利夫·戴维斯帮我转换了视角，令我得以看得更真切——不是从我们的角度出发，而是去研究都铎家族的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都铎家族的人们不断地从历史中寻求行动指导。要明白这些人做过什么、为什么这么做，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历史。了解都铎的历史使我得以回答一系列问题：1483年两位王子为何“消失”在塔中，而1485年亨利七世又为何没有就二人的“消失”展开调查？而正是他的不调查促生了无数阴谋论。我也因此得以解释安妮·博林为什么会被用剑斩首（线索是亨利八世不知道她想要何种死法）。这一视角也引导我发现了亨利八世与外甥女玛格丽特·道格拉斯1547年那场可疑的争吵的真正缘由。
同我的上一本书一样，本书的写作也令我发现，把后人对都铎家族女性人生的评论同她们真实的人生区分开来可以揭示许多问题。在后人的笔下，这一时期的女性常常要么相当无能，要么虽成功却很可疑——人们认为她们在有些方面“不自然”，或者说有点癫狂。同弗朗西丝·布兰登类似，玛格丽特·博福特受到不少毁谤，玛丽·都铎也一样，我并未粉饰她们的所作所为，但希望我的工作也能为进一步消除这些人在旧时的不实形象做一些贡献。我也对玛格丽特·道格拉斯的一生十分感兴趣。我在写作格雷姐妹传记时研究过凯瑟琳·格雷，因而对16世纪60年代已经有一些了解，而玛格丽特·道格拉斯在十年的时间里，在继承问题和家族政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又为我的认识增加了另一重维度——但真正非凡的是她的整个人生：从她颇具戏剧性的出生，到她在亨利八世宫中度过的年月，到她密谋促成儿子达恩利勋爵和苏格兰女王玛丽的亲事，再到孙子詹姆斯在她死后成为英格兰国王。再次涉及格雷一家时，我总是尽力为自己先前写作的三姐妹传记做一些补充。比如，通过从玛丽的视角观察简，我得出结论：无辜叛贼(Innocent Traitor)这一传说的始作俑者竟是玛丽（这颇有些讽刺）。
听上去可能令人难以置信：我已经努力把书中的人名减到最少。许多知名人物本书都只字未提，而提到的人有时是以头衔称呼，有时不是：选择原则是方便读者记忆。比如，如果这些人在几页纸间或几章之间换了头衔，或者紧随着另一个同样头衔的人之后，或者二人共享一个头衔（贾斯珀·都铎和威廉·赫伯特），我便会一直使用人名，以免读者混淆。本书将两种斯图亚特(Stewart and Stuart)的拼法合并成一种(Stuart)——虽然在苏格兰女王玛丽之前这种拼法并不存在，但毕竟统一拼法更容易让人明白这些人来自同一家族。我的关注点在家族成员上，明晰的家谱也会有助于读者理解。文中有争议的地方我没有一一详尽论证，不过多数疑问读者应该都能在注释中找到解答。
写书这个古老的行当是寂寞的，但幸运的是，我与许多研究都铎王朝历史的学者交了朋友。尤其是埃里克·艾夫斯，我常常同他交流。我写作格雷姐妹的传记时，他正在为简作传，当时我们时不时地有些接触。我们在很多方面意见不一致，却不妨碍我们成为好朋友。写作本书时，不论是灵光一闪还是对什么感到困惑，我都会立即打电话给他（我们依然并不总是意见一致）。他于2012年过世，自那以后我一直十分想念他。
埃里克过世后，彼得·马歇尔(Peter Marshall)和汤姆·弗里曼(Tom Freeman)江湖救急，慷慨地承担了本书书稿的审阅工作。汤姆是我认识的人中最优秀的，他有自己的研究工作要做，还有一些幸运的学生等着他的指导，所以他极为忙碌。我相当感谢他抽出时间阅读我早期书稿的部分章节并提出建议。而令我尤其感激的是，他还把自己一篇尚未发表的研究福克斯和凯瑟琳·帕尔的论文发给我。而彼得则在撰写自己即将出版的一本关于宗教改革书稿的同时通读了本书后期完整的书稿。他不吝付出自己的时间，分享自己的知识，对他惊人的慷慨我深怀感激。
许多历史学者、档案管理员和图书管理员也曾相当热心地为我答疑解惑，提供帮助。我要特别感谢大英图书馆的约翰·盖伊(John Guy)（在我阐述过我的猜测，即玛格丽特和亨利八世之间从未发生过争吵之后，他提醒我注意到托马斯·毕晓普的一系列重要手稿）、克里夫·戴维斯、拉尔夫·格里菲思(Ralph Grif f iths)、罗斯玛丽·霍罗克斯(Rosemary Horrox)、肖恩·坎宁安(Sean Cunningham)、詹姆斯·卡利(James Carley)、朱莉娅·福克斯(Julia Fox)、苏珊·多兰(Susan Doran)、迈克尔·凯斯捷(Michael Questier)、斯蒂芬·爱德华兹(Stephan Edwards)、克莱尔·里奇韦(Claire Ridgway)、安德烈亚·克拉克(Andrea Clarke)和凯瑟琳·多伊尔(Kathleen Doyle)，坎特伯雷大教堂档案室的马克·贝特森(Mark Bateson)，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档案室的克里斯蒂娜·雷诺兹(Christine Reynolds)，温莎圣乔治礼拜堂档案馆和分会图书馆(St George's Chapel Archives and Chapter Library)的克莱尔·赖德(Clare Rider)和埃莉诺·克拉克内尔(Eleanor Cracknell)，小马尔文修道院档案室(Little Malvern Priory Archives)的安妮·伯奇(Anne Burge)，梵蒂冈机密档案室的卡洛塔·贝内代蒂(Carlotta Benedetti)，贝尔沃档案室的彼得·福登(Peter Foden)。我还要感谢伦敦图书馆的各位工作人员，尤其是国别数据部门的戈西亚·拉维克(Gosia Lawik in the Country Orders department)。
我非常感谢哈丽雅特·乔伊(Henrietta Joy)和多米尼克·皮尔斯(Dominic Pierce)两位朋友的指导。希望哈丽雅特留意到，我按照她的建议开始了本书的第一章。也感谢齐亚·苏西尔(Zia Soothill)耐心地听我每周的牢骚，并为我按摩疼痛的双手。我要感谢我火眼金睛而效率极高的新编辑查托的贝姬·哈迪(at Chatto,Becky Hardie)，同时也感谢朱丽叶·布鲁克(Juliet Brooke)的贡献。最后，我还有世上最好的经纪人乔治娜·卡佩尔(Georgina Capel)：在生命中能遇到乔治娜这样的人——仅仅为此，成为一名作家就很值得。
注释
简写
ASV 梵蒂冈秘密档案(Archivum Secretum Vaticanum)
CSPD 国家文件记录（国内）(Calendar of State Papers,Domestic)
CSPF 国家文件记录（国外）(Calendar of State Papers,Foreign)
CSP,Milan 国家文件记录（米兰）(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Milan)
CSPS 国家文件记录（西班牙，1485—1558）(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Spain,1485—1558)
CSP,Scotland 国家文件记录（苏格兰）(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Scotland )
CSPS Simancas 国家文件记录（西班牙西曼卡斯，1558—1603）[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Spain(Simancas)，1558—1603]
CSP,Venice 国家文件记录（威尼斯）(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Venice )
HMC 历史手稿委员会(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
L&P （国内外书信和公文，亨利八世）(Letters&Papers Foreign and Domestic,Henry VIII)
PRO 公共档案室(Public Records Of f ice)
宗谱
过去：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
家族：亨利七世的后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