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仁去世后四年，传教士终于实现了他们入华百年来的目标：天主教得到了朝廷认可，合法地位得到了正式确认。1692年，经过索额图多方打点、私下运作，礼部最终同意了天主教的传播。康熙在礼部部议基础上下发了容教诏书。根据当时法国传教士洪若翰的记录，传教士协助大清签订了与俄罗斯的条约后，康熙私下和他身边的传教士徐日升和安多讲，让他们在公开上朝的时候，上一个折子来请求允准天主教的传播。据洪若翰提供的细节，康熙在朝堂上收到传教士的折子以后，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把这份折子和其他收到的折子混在一起，交给了内阁官员，由他们将折子下放到朝廷相应部门处理。礼部收到这份折子，部议后，否决了请求。康熙收到礼部否决意见后，并没有做出反应。洪若翰解释，因为康熙也得尊重朝廷部门的意见，不好公开提出异议。这样私下运作的任务就落到了索额图身上。三年前传教士帮他跟俄罗斯谈判时，索额图就许诺过要回报传教士。索额图具体是如何操办的，传教士没有记录。不过在索额图私下运作以后，礼部尚书顾八代给出了允许天主教传播的意见：
臣等会议得，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阿罗素（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道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可也。3
传教士在天文历法、制造火器以及与俄罗斯谈判这三条公认的功绩是容教的基础。而这三条功绩中，天文历法、制造火器都是南怀仁的功劳，这两条也刻在了南怀仁的墓碑上。与俄罗斯的最后边境谈判虽然发生在南怀仁死后一年，但前面数十年的准备工作都是南怀仁一手操持的。
顾八代给出的容教理由，在逻辑上其实很直白，就是既然其他外来宗教都允准在华传播，那么天主教也应该被容许。这个容教诏书印证了耶稣会传教士长久以来的策略判断，就是在北京朝廷内的服务有可能为整个在华传教打开方便之门。康熙在收到礼部建议后第三天就发了容教诏书。这一消息也迅速传回了欧洲，一下激起了更多传教士来华传教的热情。在1701年，也就是容教诏书颁布十年以后，整个来华的传教士人数，以及天主教受洗人数都成倍增长。4
臣子和奴才
南怀仁是康熙的老师，也是康熙年轻时身边的重要人物。在清代历史中，围绕南怀仁以及后来在康熙身边的传教士一直有一个问题：他们在宫中行走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出入紫禁城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不要说像北京耶稣会士那样日常出现在皇帝身边。教康熙中国历史以及各种儒家经典的老师，都有各种朝廷头衔，皇帝的课业安排也都是由礼部承办。南怀仁尽管也在钦天监任职，但这职位并不能让他经常接触到皇帝；而且后来入宫教康熙的传教士，比如张诚、白晋等人，连在钦天监的职位都没有。所以这些传教士究竟是以何种身份在宫中行走？
所谓身份问题，按古代的说法就是名分问题。大部分传教士都没有朝廷官位。也就是说他们和康熙没有君臣名分。但传教士在康熙身边行走是人所共知的，那他们是以什么名分出现在皇帝身边的？这个问题其实涉及明清体制中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清朝治下，除了君臣名分以外，还有一个主奴名分存在。按中国传统政治理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说，皇帝和他的臣子只有一个名分，就是君臣名分。清朝入京后沿用明制，自然也就沿用了明代朝廷制度下的君臣关系。在清朝八旗之内，满人的主奴关系还保留沿用。也就是说，清朝治下，皇帝和他的臣子有君臣和主奴两种名分存在。所以我们能看到清朝的大臣，给皇帝上书，有些自称奴才，有些自称臣。还有一些人既是皇帝的奴才又是皇帝的大臣，两种身份并存。比如曹寅，他给康熙的同样一份奏折中，会时而自称臣时而又自称奴才。
在满人入关以前，主奴关系是满人游牧传统中军事等级关系和社会等级关系的基础。在满人世界中，奴隶和牛、马、衣服这些一样，都是私有财产。在17世纪早期的领土扩张中，满人统治者坚决捍卫主人对奴隶的所有权，用重刑阻止胆敢私藏容留他人奴隶的人。这样一来，满人统治者通过捍卫士兵的战利品来激励他们更加英勇地战斗。5
东北地广人稀，满人也深知奴隶是重要的经济资源。因而他们推崇主奴之间以家为纽带，和睦相处。用努尔哈赤的话说，就是要形成一个“奴才爱主子，主子爱奴才”的社会。6在这样的社会里，主人负责奴才的生活，而奴才对主人尽忠。由于主奴关系中蕴含着家庭关系，因而外人在对待一个奴才的时候得看主人是谁；要是主人升官了，自家奴才也跟着高兴，感觉脸上有光。以家庭为单位的主奴关系使得这种关系具有很强的派系特性。奴才身份是世袭的，就算由于某些原因，奴才的奴籍被去除了，但他们的后人与原来主子之间的主奴派系源流关系依然存在。”
满人社会中的奴才和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奴”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奴”属于贱民阶层，地位在贵族、官吏、平民之下。“奴”和其他属于贱民阶层的人，比如乐户、娼妓之类，社会地位低，多方面受歧视，而且法律和社会习俗还对贱民阶层有很多专门的行为约束，比如良贱不能通婚等。8但在满人社会，奴才的身份并不代表一个人社会地位低，而他们社会地位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他们主子的社会地位。满人中大量高官就是奴才出身。因此，满人的奴才身份不直接代表其社会阶层，而主要是为了说明此人和其主子之间的主奴关系，以及相关的派系源流。
满人靠征战起家，最初也没有科举制度。他们的人力资源选拔是以家庭为中心来建立的。他们的关系网中最重要的是血缘关系，其次是从血缘关系衍生出来的婚姻关系。随着清朝势力17世纪的急剧扩张，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不能为清朝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源。这种情况下，家庭框架下的主奴关系就变得十分重要。
各种书籍中经常出现的包衣奴才就是奴才的一种。一个清朝权贵，挂在名下的奴才成百上千，但真正在身边伺候的那些奴才才是包衣奴才。包衣奴才基本就是家奴的意思。大约在满人1644年入京以后，包衣奴才就用来专指皇帝和皇亲国戚家的奴才了。皇帝的包衣奴才众多，管理这些包衣奴才的机构是内务府。
内务府是满人入京前就有的机构。入京以后，顺治年间，内务府还和宫内的太监机构并立于宫中，分工管理皇帝的宫内事务。在鳌拜时期，为了避免明代宦官专权再次发生，清朝裁撤了宫内太监机构，把太监并入内务府中，由内务府管理。后来清宫历史、小说等提到太监就会提到内务府，就是这个原因。但需要强调的是，管理太监并不是内务府的主业，其主要职能是管理皇帝的包衣奴才。
从机构运作来看，内务府不是国家官僚系统的一部分。因为它从诞生起到后来的实际运作，都是用来帮助皇帝打理家庭和个人私事的。”内务府独立运作于国家官僚系统外，也就是说不受朝廷各部门的管辖。内务府不仅在北京管理运作宫中的日常事务，它还有一个延伸到各个地方的内部网络。内务府中皇帝的小金库，是和户部管理的国库分开的。10它的资金来源包括土地的租税，人参、铜业等项目的垄断收入，以及一些关隘产生的过路费收入，等等。＂内务府拥有的土地三倍于所有满人贵族拥有土地的总和。12
由于内务府在经济上独立，而且极为富有，有些时候甚至比国库还有钱，使得它能直接帮助皇帝处理很多事务。内务府有其独立的人事任免、提拔、处罚的规章，朝廷吏部不得干涉。一般的案子，内务府也有权自行审理，刑部不得过问。只有一些比较大、牵连比较广的案子，内务府需要和刑部合作来审理。内务府还可以自己邀请和接待外国使团，平常处理这些事务的礼部和理藩院不得干涉。后面章节会说到接待教皇使团，以及两次接待俄国彼得大帝的使团，都完全是内务府一手操办，没有经过任何朝廷部门。内务府还有自己的军队，包括步兵、骑兵和炮兵。整个内务府大概有五千名士兵，外加五千个文职。13由于其各项职能完备，而且还可以独立运作于整个国家官僚系统之外，一些学者直接称内务府是皇帝“私家官僚系统”和“私家政府”。14
皇帝作为一个独立个人来看，有两个基本属性：一是作为整个朝廷制度的首领，二是一家之主。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中，强调“王者无私”，一直在弱化皇帝作为一家之主的角色。15朱元璋在制度上对明代皇帝私人方面做了很多限制。皇帝立皇嗣、立皇后、纳妃子等很多私事，都不能自己做主，得由朝廷大臣来共同决定。16明代皇帝的“家”是被弱化的。结构上来说，明代皇帝的“家”事是被朝廷管理的。而清朝不一样，满人统治中有很强的“私”家观念，最初八旗联合，是部落间“私”自联合，最后打仗后获取的战利品是一起分配的。满人最初的八旗结构，很有点现在股份制的意思，各旗是因为各自“私”利联系到一起的，最后大家共同分配得来的利益。而内务府就是满人皇帝管理自家私事的机构。
满人入关以后，内务府有专门的金库收入，财力雄厚。加上其又是管理包衣奴才的，而且包衣奴才还世袭，也就是说内务府有信得过的人力资源。有钱又有人，这也就注定内务府在满人天下有很大的能量。《红楼梦》研究中经常提到的曹家，就是被内务府派出去管理江南纺织和盐务收入的。
内务府里的许多包衣奴才在官僚系统中的官阶不高，但他们在地方上享有很多特权，而且还不受地方官吏的管辖。尽管包衣是奴才身份，但其实他们享有所有普通身份人的权利。而且包衣奴才以及他们的家人还在教育、科举、提拔任用中享受着各种特殊照顾。所以就算有些包衣早就不是奴才身份了，但他们还是愿意以包衣奴才自居。举个例子，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康熙的包衣奴才。但其实在曹寅祖父一辈，曹家就走出奴才身份了。曹寅明显知道跟皇帝之间的主奴关系才是曹家最大的资本，因而一直都以皇帝包衣奴才自居。1
由于满人中的包衣奴才（booi aha）有许多特权，因而最初翻译满文“booi”成汉语的时候，只是简单地用汉语的“包”“衣”二字音译了满语中的booi。同时在翻译满语中aha的时候，选用的“奴”和"才"二字恰到好处地表示出这些人两方面的特性：一是作为奴，对主子的依附性；二是作为人才，对于主子的有用性。这样满人的包衣奴才就能与汉语中原有的“奴仆”等概念相区别。
满人的主奴制度很复杂，在清朝不同时期又有区别，不过归根到底，满人奴才有两种。一是确实充当奴才，干着奴才该做的事情，比如清洁打扫，为主子具体干活的奴才，这类可以叫“下人型”奴才。在耶稣会传教士眼中，这类奴才跟欧洲印象中的奴隶相类似。所以传教士把包衣翻译成了拉丁文的“mancipia”。这个词的原意是指那些被买来干活的奴隶（强调的是主人对奴隶在财产意义上的所有权）。18耶稣会神父的记录中有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当教皇使节到北京后，发现耶稣会神父把一些内务府的奴才用作免费劳力。询问之下，耶稣会神父解释说，这跟骑皇帝养的马没有两样，只要皇帝许可就可以。19从所有权这个角度，奴才对于其主子来说，确实和马是一样的。当时奴才跟马一样都是可以买卖的。还有一个例子，教皇使团中的欧洲医生就抗议教皇使节不能把他像奴才一样送给康熙，因为对于欧洲医生来说，教皇使节不是他的主子，对他不具有所有权和支配权。 20
相对于“下人型”奴才，第二种奴才就是那些不给主子干杂务的奴才。这种奴才和主子间的主奴关系主要代表的是派系、源流这样的联系。这种可以称为“派系型”奴才。在历史中留下名字的奴才，往往都是这第二种派系型的奴才。
对于派系型奴才，雍正做过解释。雍正还是皇四子的时候给时任四川巡抚的年羹尧写过一封家信（全文见附录一），教导他怎么做一个奴才。2雍正这封信写于1718年，在他登位五年之前（这时候没有任何预兆显示他最后能登大位）。雍正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年羹尧记住不管他当上什么官，永远是自己的奴才。雍正教训年羹尧说：“况在朝廷称君臣，在本门称主仆，故自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以至公等，莫不皆称主子、奴才，此通行常例也，且汝父称奴才，汝兄称奴才，汝父岂非封疆大臣乎？而汝独不然者，是汝非汝兄之弟，亦非汝父之子矣？”雍正认为年羹尧没有像其父兄一样对他自称奴才，有违满人传统。因而警告年羹尧不要以为自己是“封疆大臣”，就把他这个满人主奴关系中的主子不放在眼里。雍正首先承认年羹尧是康熙的大臣，和康熙是君臣关系，但雍正强调年羹尧在满人内部最根本的身份还是奴才。雍正要年羹尧牢记他的出身，强调他是雍正门下之人，要他忠于自己。
雍正如此郑重地写一封长信给身在四川的年羹尧，主要目的当然不是要争论一个称谓，而是要年羹尧明白派系，明白谁才是他真正的主子。当时年羹尧已经是康熙朝的红人，已经有人（信中提到的孟光祖）打着其他皇子的名义来接近年羹尧，而年羹尧也来者不拒，这让雍正很生气。22所以雍正借着教训年羹尧主奴关系的名义在警告他，他在四川的事自己都清楚。
其实从血统上看，年羹尧实际是一个汉人。他的太祖父一辈移居关外，成为奴才。不过年家一族以文脉相承，年羹尧的祖父1655年中了进士（清入关后11年）。年羹尧的父亲做过多处地方官，年羹尧的长兄年希尧也是一代名士，跟耶稣会传教士在科学、算学方面多有切磋。年羹尧自己1700年中了进士。尽管后来年羹尧以戎马征战闻名后世，但他是不折不扣的传统中式文臣。他留下的书法作品，刚劲有力，在当今艺术品市场依然受追捧。而年羹尧的满语连基本的书信交流都有困难。有一次他向雍正坦陈，他的满语不好，写和看满文经常需要他夫人帮助。有了这个背景，就不难明白为什么雍正要用汉语写一封家信给他的满人奴才，来讲满人中的主奴大义。“国朝祖宗制度，各王门旗属，主仆称呼”，按雍正的话来说，“永垂久远，俱有深意”。雍正强调他和年羹尧之间的主奴关系是满人根本，“俱有深意”。雍正这里的主奴关系很明显不是有实际的活儿要他干，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任务要交办，有的只是主奴关系中蕴含着的派系源流，以及奴才对主子的“忠”。
在中国传统关系中，有“同乡”“同门”“同窗”和“同年（一年考取进士）”等多种用来建立私人网络的联系方式。而满人的各种私人关系其实都合并在了主奴关系中，主奴关系不仅仅是主子和奴才之间的关系。一个大的主子，下面就相当于一个门派，也就是雍正所谓“本门称主仆”的意思。雍正的门下奴才之间也是有关联的，而这种关联就是派系关联。主奴关系后面蕴藏的派系联系是满人上层权力脉络中最核心之处，而年羹尧就是派系型奴才的典型代表。
传教士很明白当时朝堂上同时存在着主奴和君臣两种关系。23在教皇特使1705年到京以后，康熙身边的一个奴才就问过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到底他们传教士和教皇特使之间是什么样的等级关系。巴多明在解释中就提到，在大清有三种上下级关系，一是君臣关系，二是主奴关系，三是地方官和百姓的关系，而他们和教皇特使的上下级关系与这三种都不同。24巴多明这个分析说明朝堂上君臣和主奴两种关系并存是当时的共识，并不是后来人的总结分析。而且传教士明白这两种上下级关系还有亲疏之别。因为许多康熙的奴才在朝廷中也有官衔，这样一来他们和康熙就同时具有了主奴关系和君臣关系。
对于这些人而言，相比于作为大臣的身份，作为奴才的身份跟康熙在关系上要更亲近，因为奴才里面蕴含了一层家庭门派关联。也是这个原因，许多满人大臣都乐意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而不是像汉人大臣那样自称为“臣”。到后来，自称“奴才”演变成了旗人的特权，而汉臣不允许自称为“奴才”。25另外，现代德语中经常用来打招呼的“servus”，在拉丁语中就是奴隶的意思。意大利语中现在用来打招呼的“Ciao”，是威尼斯方言中奴隶用来和主人打招呼的专用语。这些字眼至今被沿用，其实和满人称奴才有相通之处，因为主奴关系之中蕴含了一种特有的信任和亲近关系。
用“奴才”这样的字眼来表明亲近关系，在明清之际的汉语使用中也是成立的。汉语中古代女性自称“奴家”，常见于元曲和明清小说。比如《水浒》里潘金莲初次见武松的桥段，潘金莲一口一个“奴家”自称，叫武松“叔叔”。和武松喝酒后，潘金莲在谈话中还把“奴家”省略为“奴”：
那妇人（潘金莲）道：“莫不别处有婶婶。可取来厮会也好。”
武松道：“武二并不曾婚娶。”
妇人又问道：“叔叔，青春多少？”
武松道：“武二二十五岁。”
那妇人道：“长奴三岁。”
金圣叹的点评中特别点评了“长奴三岁”这四字。说这四字体现出潘金莲心态的变化，说：“将叔嫂二人，并作四字，更无丝毫分得开去，灵心妙笔，一至于此。”这四字拉近距离其实就是“奴家”二字变成“奴”产生的。小说戏剧尽管是创作，行文用词却是现实生活日常的反映。
在清初的政治环境中，在“主子”面前称“奴才”，还有一层感谢主子栽培的意思，类似于中国传统中的感谢知遇之恩。比如曹寅死后，康熙让曹寅的儿子顶了他的位置，曹寅的儿子在呈给康熙的谢恩折子里写道：“窃奴才包衣下贱，年幼无知，荷蒙万岁旷典殊恩，特命管理江宁织造，继承父职。”曹寅的儿子不仅自称奴才包衣，还要强调“下贱”，通过降低自己的身份来表达对康熙栽培的感谢。在康熙与其奴才的通信中，还有许多奴才自称“下贱”或自称为“蝼蚁”的情况。这些都是通过表达自身的渺小来反衬出主子恩情的浩荡。比如以下都是从曹寅给康熙的密折中摘录出来的在自称包衣奴才之外还强调“下贱”的句子：
“臣系包衣之奴，蒙圣恩拔于下贱，参列人群，但臣职司丝盐，不敢越位妄奏。”
“窃念臣系包衣下贱，过蒙皇恩优渥，淮盐重寄，三任于兹。未能报答高厚于万一。”
“窃念臣庸愚下贱，屡沐天恩，粉骨碎身，难以图报。”
“窃念臣从幼豢养，包衣下贱，屡沐天恩，臣虽粉骨碎身，难报万一。”
“臣蝼蚁下贱，真肝脑涂地，不能仰报万一。谨具折恭谢天恩。”26
曹寅之外，另外一个跟康熙很亲近的包衣奴才李煦，也在很多汉文折子开头除自称“包衣奴才”之外，还要强调“下贱”。27这样用词来感谢栽培和知遇之恩今天已经不存在了，但在中国传统中是有的。中国历史上感谢知遇之恩最著名的句子，大概要算诸葛亮感谢刘备三顾茅庐的：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诸葛亮的自称“卑鄙”和康熙的包衣们称的“下贱”，在感谢知遇之恩的思路上，可以说是同出一辙。
传教士的名分
雍正给年羹尧的信其实也正好反映了君臣和主奴两种上下级关系并存的情况。在年羹尧、康熙和雍正的三人关系中，年羹尧通过科举成了康熙的大臣，和康熙是君臣关系；同时年羹尧和雍正的主奴关系是通过血缘继承，与生俱来。在满人的传统中，皇帝不等于是所有满人的主子。满人的奴才如年羹尧可以说是皇帝的臣民，但他们从满人的主奴关系角度来看都各有其主。从这一点来说，皇帝是皇帝，主子是主子，满人内部是分开来算的。当然从雍正朝后期开始，皇帝的君权加强，而满人的主子概念在淡化，后来皇帝和主子的区分也在减弱。但在康熙年间，主奴关系还是一种主流的上下级关系。
传教士能在康熙身边行走，来往于宫中，名分就是建立在主奴关系上的。南怀仁重新回到宫中，传教士能被康熙起用，走到康熙的内部圈子中，倚仗的是利类思和安文思神父与康熙母亲的佟家之间的主奴关系名分。八旗传统中，皇帝直接掌管镶黄、正黄、正白三旗，这三旗被称为“上三旗”，其他五旗被称为“下五旗”。满人入京后，皇帝的“上三旗”在升迁、土地分配等各方面都比“下五旗”受优待。旗人的旗籍从“下五旗”转到“上三旗”称为“抬旗”，算是一个身份提升。由于佟家和康熙的直接血缘关系，佟家从正蓝旗抬旗到了镶黄旗，抬旗的时间就是康熙铲除鳌拜，实际控制天下的时候。28佟家抬旗是满人历史中最有名的抬旗案例。利类思和安文思的佟家家奴身份，也跟着整个佟家抬旗沾光。名分上讲，他们变成了康熙镶黄旗下的奴才。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康熙可以名正言顺地把传教士归到管理上三旗奴才的内务府中的原因。
满人传统中的主奴关系还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世袭制。传教士没有子嗣，后来的传教士在继承前面传教士的教堂教产的同时，也继承了主奴关系。南怀仁、利类思和安文思是康熙铲除鳌拜前就进入康熙世界的传教士，他们也是康熙接触到的第一代传教士。后来的传教士继承主奴关系，与年羹尧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与雍正的主奴关系是一样的。在南怀仁神父去世后十天（利类思和安文思先于南怀仁去世），五位法国神父到达北京。康熙在没有和这些传教士深人接触的前提下，就选了五人中的白晋和张诚神父留在宫中。这跟包衣奴才去世后，用他们的后人来顶原有位置如出一辙。二人后来也成为康熙身边第二代传教士中的代表。二人留在宫中后，负责管理他们的正是内务府。
1706年，康熙决定要全面管理在华传教士，要求传教士必须到他那里注册登记，申请领取印票。朝廷管理僧侣，在大清本不是什么新鲜事。管理僧侣的度牒制度从南北朝就开始了，唐代以后已经规范。清入关以后沿明制，继续管理僧侣，发放度牒。康熙决定要规范传教士，要求他们登记，算是常规操作。他真正史无前例的操作是让自己的内务府来管理发放印票，而不是把管理传教士的事交给管理僧侣的礼部。这一做法相当于公开认定了传教士在内务府的地位。
康熙用内务府管理传教士最初是出乎地方官员意料的，因为在他们的认知中，传教士与和尚道士一样，应该由礼部来管理。因而刚开始他们见传教士拿出的是内务府的印票都很惊讶，怀疑是伪造的。有些地方官员直接投书到礼部询问其真伪。礼部官员也茫然无知，回书地方官员，礼部并没有发放过此类印票。这样的事发生以后，地方上的传教士又写信给北京的传教士，北京的传教士才把这个实际操作中的问题汇报给了康熙。从礼部回复给地方的信中可以看出，礼部对康熙绕过该部的操作颇有微词。康熙大概也知道这个操作不规范，不过他还是坚持让内务府继续负责管理传教士。而康熙的办法是让内务府把登记的传教士名单转给礼部，再让礼部通过官方渠道把这个名单通知到全国各地。29（见附录二，内务府内传教士名录）。
礼部把名单知会地方以后，全国各地官员也就明白了传教士是内务府的人。而内务府出来的人都是皇帝的包衣奴才，也就是说官员把传教士当成内务府的皇帝包衣来对待。30后来地方官员对传教士有疑问，就直接发函到内务府询问，而不再发函到礼部了。”传教士拿着内务府发放的印票，也很得意，他们知道印票和一般和尚拿的礼部发放的度牒等官文是不一样的。当时在北京的德国传教士纪理安（1655-1720）在用拉丁文发回欧洲的记录中还专门对比过：
那些说我们与和尚地位差不多的说法是不对的。和尚受官僚机构以及地方官的管辖。但我们拿的印票，不受制于任何官僚机构。而且就像赫世亨（康熙身边的包衣奴才）所说的那样，官员们看到我们的票后都会礼让三分。这些票都是皇上亲自发放的，又称“龙票”，上面有龙的标志，外加内务府总管的印。这样一来，有这个票的人就不受普通官员的管辖了。
而且，欧洲人拿到的这个票是在皇帝御前发放的。这在中国来说是最高的待遇，象征着一种特别的恩宠。当然，这个票也不能拿出去胡乱使用，小心谨慎也是必不可少的。32
上面纪理安用拉丁文写给欧洲人看的文字，当然有在父老乡亲面前炫耀地位的意思。但了解大清官僚运作机制以后，就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内务府的人，在地方上确实享有特殊待遇，他们确实不受地方官直接管辖。内务府的人如果在地方上犯了事，地方官员要知会内务府，由内务府来处理，这种法律上的特权，就是纪理安所谓“不受制于任何官僚机构”的意思。而且地方官员都知道传教士是内务府的人，也确实对他们礼让三分，或说是敬而远之，因为最让地方官员忌惮的是内务府的人有和皇帝的联系渠道。举个例子，在真定府（治所在今河北正定县），传教士派去收地租的人和租户因为纠纷打架。注意，只是打架，并没有伤亡。这样鸡毛蒜皮的地方事件康熙竟然知道了，还写了专门的谕旨给直隶巡抚赵弘燮，谕旨是这样写的：
近日闻得京中西洋人说，真定府堂内有票西洋人偶有比此争地，以致生祸受打等语，未知虚实；但西洋人到中国将三百年，未见不好。务若事无大碍，从宽亦可。尔细查缘由情形，写折奏闻。33
收到这封谕旨时，赵弘燮根本没听说过这事，地方上没有向他汇报过。站在直隶巡抚赵弘燮的角度，他接到谕旨后，会从中看到什么，想到什么？第一，康熙专门在西洋人前面加了“有票”二字，也就是告诉巡抚，这不是普通西洋人，是拿着康熙印票的西洋人。康熙的潜台词是，这些洋人是我府中的人，所以他要过问这件事。第二，赵弘燮应该立刻感受到了传教士在京城的能量。一桩地方上的小事，他都还不知道，传教士已经让皇帝知道了。第三，他不知道传教士在康熙那里是怎么报告这件事的，也不知道康熙追问这件事的目的何在。赵弘燮看完谕旨后应该是有很多想法和顾虑的，这也在他后来的汇报中体现了出来。这样一桩小案子他啰啰唆唆地写了很长的报告，生怕漏掉了任何细节。从报告来看，事件其实很简单，一个当地人把土地典当给了传教士，然后他继续在土地上耕作，这样相当于他是土地上的佃户，应该交租。但他拖欠了地租，传教士于是派仆人去催缴。在催缴过程中两边从争吵逐渐变成了互相厮打，但双方似乎都未有受伤。所以就案情来看，这是一桩再普通不过的地方打架斗殴事件。了解全部案情经过后，大概赵弘燮也觉得自己有点冤，还专门在报告最后注明这个案子只是地方上的斗殴事件，当地已经处理过了，按朝廷规定，这种小案件是不上报朝廷的。这也是在向康熙解释，为什么他不知道这个案子，也没有上报过。这个案件一来一往似乎只是康熙和赵弘燮在对话，但可以想象赵弘燮接到康熙谕旨以后，一路追查到地方，涉及的每一个官员都会很惊讶，为什么皇帝会来追查过问这种小案子，当然也会马上明白这些内务府名下传教士的能量。同时，报告中能看出赵弘燮也完全领会了康熙谕旨中偏袒传教士的意思，因为康熙在谕旨中已经明写了，尽管他“未知虚实”，还是评点了一句“但西洋人到中国将三百年，未见不好”。这个“但”字相当于已经给案子定调了。身为直隶巡抚的赵弘燮不可能看不出这个“但”字的意思。所以报告最后的结论是康熙圣明，西洋人确实没有什么错。
其实还没有发票给传教士的时候，康熙就在全国范围内关照传教士的生活了。比如1690年，康熙用满文发过私信给山东巡抚，说他听说山东有人诬告传教士。山东巡抚接到康熙私信当天，就赶紧派人跑遍了省城四处打听，随即上奏康熙，说他打听了一圈，没听说有告西洋人的事情。过了四天以后，他终于打听到了，在东昌府茌平县（今属山东聊城）下，一位地方居民把房屋卖给了传教士，买卖结束后，卖家的一个兄弟出现了，不同意买卖，因而诬告了西洋人。案子很小，但康熙这样亲自派人传信过问，着实把山东巡抚吓着了。当时通信手段有限，山东巡抚夜以继日加班加点才终于在四天之内把案件搞明白。所幸案情简单，涉案问题单一，没惹出大麻烦。给康熙的密折中说完案情后，山东巡抚赶紧称赞：“西洋人学问真实，断不为不义之事，臣亦知之。”最后，他向康熙认错，说这样的事发生了一个多月他都不知道，是他的失职。34
在生活中，康熙对待传教士也确实像一个满人大家族中的主子一样，内务府就相当于传教士在中国的娘家。他们想修教堂的时候，会写申请到内务府要求拨给土地。35传教士需要钱来维修教堂的时候，是康熙从他自己的小金库中拿钱出来私下借给他们。36他们生病了，内科病康熙给他们找中医，骑马摔伤则给他们找满人或者蒙古人医生。春节时，康熙按照他打赏自己周围包衣奴才的惯例打赏传教士。传教士认为刑部处理与他们相关的案子有不公，康熙就找内务府出面帮他们和刑部打招呼。37传教士需要马匹出远门，又是内务府给他们开条子到兵部去借马（类似于现在使用公家车辆）。38传教士修教堂，需要木头，内务府又发信给工部，让工部把库存的杉木借给传教士。39在康熙决定委派耶稣会白晋神父作为他的特使出使欧洲后，教皇使节对白晋的身份是否适合出任康熙特使表示了疑问，康熙就直接说白晋是他“御前之人”而且是“府中之人”。40当康熙得知教皇使节和耶稣会神父私下争执时，说了他为什么始终无条件支持耶稣会神父，康熙的话很直白：
我们就是养一条小狗，也不允许别人欺负。更何况是这些我小时候就在我周围，跟了我四十五年，我信任的人。41
这些“人”指的就是北京的耶稣会士。当康熙用“小狗”作比喻，说明打狗欺主道理的时候，就是在讲最传统的满人游牧文化。狗和主人之间的关系，恰恰是满人中主奴关系最形象的比喻。康熙在杀索额图时就说“养犬尚知主恩”，以此表示索额图不知好歹。白晋在一封用满语写给康熙的折子中，也跟着满人习惯叫康熙为主子，称康熙为“明主”“大主”和“仁主”（详见第五章）。称康熙为“主”（满语Ejen）就是主奴关系下的称谓。在传统中国的文臣奏议中都是称“皇上”或者“圣上”。“上”是代表皇帝的字眼。称康熙为“主”的，都是康熙的奴才。比如在曹寅的奏折中一般不称“圣上”，而是称“圣主”或者“主上”等。而康熙也以主子自称，一次给曹寅儿子的回复中，让他把听到的地方上的笑话也向他汇报，说让“老主子笑笑也好”。42当然，和曹寅父子一样，处于主奴关系中的传教士，也享受着各种主奴关系下的特权。
新来的传教士
鉴于康熙对传教士的关照，和1692年颁布的容教诏书，法国传教士认为当时中国有极好的传教机会。李明和白晋入华几年后又回到欧洲，撰文著书介绍中国，宣传中国友好的传教氛围。他们介绍中国的书都是当时的畅销书，起到的宣传效果也很明显。1703年，仅法国一个国家，就有超过三十位神父出发前往中国。43南怀仁在世时就很苦恼只有很少的传教士来华。为此，他在1678年发信到欧洲鼓励更多传教士来华。而在他发信的十年间，整个欧洲总共只有七位神父来到中国。44
1699年，白晋从欧洲出发返回中国，有十一位神父和他一同来到中国。白晋是康熙的西学老师，在宫里教过康熙好几年，同时他又是康熙派回欧洲招募传教士的，算是康熙的钦差。他离开北京的时候，已经和广州各级官员打过交道。回到广州的时候，就有水军官员一眼认出他来。他在广州上岸后，第一件事就是直接去找两广总督石琳（1689-1702年在任），请石琳转告北京，他已经回来了。同时他还请石琳帮忙安排，船上有几个人生病了，需要治疗。石琳当然将一切都安排周到。据白晋说广州大小官员都来拜访他，持续了三天。白晋乘坐的船是法国国王派的船，船长和手下看到白晋受到的礼遇都惊叹不已，觉得不可思议。白晋作为一个法国人，一到广州不仅能获得当地最高官员接待，而且大小官员还争相来拜访。当然这一切都是因为白晋的特殊身份，当地官员知道尽管他没有官衔，但却是天天跟在皇帝身边的人，所以大小官员都争相和白晋往来，大献殷勤。45
康熙知道白晋返回后，从内务府里派了一人到广州迎接，而且让官员免除了白晋所乘法国船只的各种税费。当时康熙正好在江南南巡，便命白晋带着新来的传教士北上，在康熙的龙船上会面。广州官员知道一船人要北上见皇上，又热情地为这些新来的洋人送别。最终白晋一行在离扬州不远的地方，上船拜见了康熙。白晋说他见到康熙时，康熙在窗边，看到他，便问：“身体可好？”完全是老朋友重逢的画面。白晋说，当时官员都在，谈话不能深入，大家也比较拘谨。到了晚上，他带着新来的传教士再和康熙相见，谈了很久，而且氛围也比较随意。46
在船上见面后，康熙让白晋选出五人留在京城听候差遣。这批传教士还见了张诚神父。张诚1688年到京后就得到康熙赏识，后来代表清朝与俄罗斯谈判《尼布楚条约》，又立了大功。这之后，他就是最常出现在康熙身边的传教士之一。康熙三次出击塞外亲征准噶尔，张诚都陪同在侧。后来每次南巡，康熙也把张诚带在身边。新来的传教士都清楚，他们在这个遥远的异乡，一来就能得到从上至下的照顾和恩惠，都是张诚这样侍候在皇帝身边的传教士的功劳。
1693年，康熙又把内务府一套院子送给了法国传教士，感谢他们治好了他的病。当时康熙得了疟疾外加发烧，朝廷内的中医治不好，病情一天一天加重。张诚、洪若翰、刘应三位法国神父毛遂自荐为康熙医治。他们用金鸡纳树的树皮治好了康熙的病。47金鸡纳树原产南美，当地人很早就用它来治疗疟疾和发烧，后来耶稣会神父传教到那里，知道了这个树皮的妙用，便把它作为一味神药带到世界各地治疗发烧（这个树皮治病的有效成分是奎宁）。康熙送的院子在故宫外西北方向不远处，由于位置离故宫很近，在当时就属于一流的地段（见图4.3）。这个院子后来成了法国传教士的主要住所。院子的位置也在实际生活中缩短了法国传教士人宫觐见康熙的距离。第二年，法国传教士得知院子旁的一处空地也是内务府的，而且还知道内务府里的太监正在打这块地的主意，他们就在太监提交申请之前向内务府申请了这块地，说希望在这里修一处教堂。后来康熙权衡以后，把这块地一分为二，给了传教士和太监各一半。传教士没有把自己当外人，还跟内务府的太监争“地盘”。不过，传教士是很会搞关系的，他们和内务府中的太监相处融洽，并没有因为地皮申请影响到双方的关系。48
关系网
新来的传教士去到各个地方传教前，老传教士都会传授他们各种注意事项，中国的习俗，与官员打交道的策略，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等等。不过，到了地方以后，传教士还是会遇到各种预想不到的事，这时候京城的传教士就是给他们解决问题的人。比如传教士利圣学（Charles de Broissia）到宁波传教，准备在那里修一座教堂。他到宁波后，很快就和当地三位地方官搞好了关系，并得到三位官员默许，着手在宁波新修教堂。教堂还在修建过程中，三位官员陆续调任其他地方。新来的地方官对修教堂一事不予支持。利圣学想了各种办法巴结新来的官员，并告诉他其他地方也在修教堂，该官员坚持要通报礼部，让北京来裁定。官员认为之前的容教诏书虽未禁止建造新的教堂，但也并没有允许新建。49
在知道事情捅到了礼部后，张诚和在京的传教士都很担心，如果礼部做出禁修教堂的决定，那么以后全国各地传教都会受到影响。张诚动用了在京城的关系，在礼部部议之前，私下找到了礼部尚书。好在礼部尚书对该案没有什么异议，表示会给出满意结果。几天后，礼部给出了允许修建的结论。理由是既然当地能允许修寺庙，那么修教堂也应该允许。50潜台词是让地方官把教堂当成寺庙一视同仁处理。尽管这件事情最后有了满意的结果，京城的传教士还是感觉压力很大，通知各地传教士，尽量把地方上的问题就地解决，不要把事情闹到京城来。他们认为不可能每一次都有好运气，如果礼部哪次因为某个地方案件给出一个不利的结果，那么这个结果会在全国范围都产生负面影响。
由于有这个就地解决问题的方针，洪若翰神父在湖北黄州修教堂的计划就只好暂停了。按洪若翰记载，黄州的地方官不仅不同意修教堂，还默许道士和地痞在他准备修教堂的地方闹事。洪若翰说他走了二百多里去找湖北巡抚。尽管巡抚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他，但洪若翰明显感觉到巡抚在刻意和他保持距离，因为连他带去的小礼品，巡抚都不接受。巡抚给出的意见很像托词，说地方要修教堂的话，他必须上报礼部。要是北京同意修，他也没有意见。洪若翰在巡抚那里无功而返，只好把问题反映给了张诚。张诚通过他京城的关系网，竟然找到了巡抚在京城国子监当差的大儿子。传教士并没有详述他们是如何打通关节找到这个人的，只是说巡抚大儿子一封家书回去，一切都解决了。巡抚收到家书以后，很快找到了当地的耶稣会神父樊西元（Jean-Simon Bayard）。传教士的记录中说，巡抚和樊西元聊天中并没有谈到修教堂的事，只是谈了谈传教士学习中文等无关的事。不过会谈结束后，巡抚就给黄州地方官去了信，信中还附上了康熙的容教诏令。地方官接到信后，态度大变，亲自带着礼物找到洪若翰，并在传教士住处周围张贴告示，表示允许修建教堂。51
尽管这些传教士是外国人，但在1700年代，他们对中国人情社会下各种关系的运作是很老练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上面两个例子都是张诚自己一手搞定的，并没有求助于康熙。比起南怀仁，张诚可以说在北京官场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回想1673年，把一个传教士从浙江转去西安这样的芝麻小事，南怀仁都拿不到礼部的批文，还需要康熙介入。而此时的张诚已经可以直接私下去找礼部尚书交流了，这说明传教士在京城权力圈中已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不过，话又说回来，跟权贵交往过密也是双刃剑，遇到政治风波，难免被牵连。后来天主教在雍正初年被禁，就和传教士与京城各方权贵交往过密有关。这是后话了。
介绍中国
传教士在朝中有人，同时又有内务府关照，这是地方官都知道的。这为传教士在各地的活动提供了方便。当时传教士以及欧洲商人走遍了世界各地以后，都认为中华文明是地球上唯一可以和欧洲文明媲美的地方。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的同时，带来了西方的科学知识，但同时他们也在全方位地学习、考察中国的方方面面。来华的很多传教士，自身就是一流的学者。汤若望和南怀仁都是科学素养极高的全能型传教士。后来来华的传教士中更是有很多精英。特别是法国派来的传教士，这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重视有关。比如第一批来华的五位耶稣会传教士白晋、张诚、洪若翰、李明和刘应。其中的洪若翰神父，他在法国就是与法国科学院院士一起做研究的。在入华航行路上，他就在观测星空，船航行到赤道，他记录下了南半球能看到的星空。从他的记录中可以看出，他知道哪些信息有价值，哪些是欧洲科学观察急需验证的部分。张诚在欧洲是神父，同时还在大学里面教数学。这五位神父在出发之前，法国科学院还给他们专门开了各种科学讲座，让他们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等众多学科中都有一定的知识储备。52这样到中国，如果遇到相关发现，才有能力做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