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晋神父其实在数学、天文、技术等方面都是行家，但是他到中国后迅速被浩瀚的中国古代典籍吸引。入华后，从一字不识开始学习汉语，到博览中国古书，最后深陷在《易经》研究中不能自拔。康熙对此还发过脾气，认为白晋不务正业，耽误了他给安排的工作。康熙在平定三藩和准噶尔以后，开始丈量国土，绘制全国地图。这种工程自然是传教士主导，但这个项目太大，需要大量人手。长城外的区域，测量绘制地图，不免风餐露宿，是件苦差事。康熙知道白晋当时忙着研究《易经》，但无奈人手不够，还是派他去测绘长城部分。结果出去没多久，康熙身边的包衣奴才就报告说，白晋坠马摔伤了，在回京的路上。康熙听完很生气，马上意识到这是白晋在找借口返回京城。康熙还察觉到，打报告的包衣奴才在帮白晋打圆场，便反问道，要真是坠马，就该在坠马的地方养伤，养好了继续勘测。这坠马后就回京是什么意思？53
被《易经》吸引的还有法国耶稣会傅圣泽神父。傅圣泽神父是1699年人华的，他最初在福建、江西一带传教。傅圣泽深爱中国古代经典，其中最让他痴迷的是老子的《道德经》和儒家六经之一的《易经》。他钻研《易经》的角度很独特，认为《易经》中的卦象和《圣经·旧约》中的一些图像是相通的。他的学问大，在中国传教士内部都是公认的。后来有传教士向康熙推荐傅圣泽，康熙便把他召到了北京。但傅圣泽对出入宫廷没有兴趣，大约认为这会影响他的研究。他几次给康熙的回复都是他水平有限，有很多不懂。但实际他到北京后，一直专心研究中国古代典籍，同时忙着在当时北京琉璃厂附近的旧书市场淘中国古书。他在中国待了二十年。在1720年返回欧洲时，他购买了一千余册中国经典运回欧洲去。回欧洲后不久，便被教皇任命为主教。傅圣泽本来就是富家子弟出身，去中国前他在哲学、神学和数学方面的造诣已经在法国有名气了。现在他又到中国学了二十年的中国经典，又把这些经典带回欧洲翻译，对当时的欧洲学者来说，大约相当于我们理解中“唐僧取得真经归来”的感觉。法国当时的大师如伏尔泰和卢梭都数次找到傅圣泽当面请教中国方面的问题，以及他对很多哲学问题的见解。傅圣泽把中国古代主要的经典都带回了法国，开启了法国的汉学研究进程，以至于后来两百年，法国在汉学研究领域都是欧洲的翘楚。
当时中国在世界上最著名的物品无疑是瓷器。在江西传教的法国传教士殷弘绪（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1664-1741）详细记录了景德镇烧瓷工艺，1712和1720年他写了两份报告发回欧洲。除了自己的观察外，他还从当地人那里得到许多烧制瓷器的关键步骤信息。他的报告发回欧洲后，很快被翻译成各种欧洲语言。英国和德国当时新建的陶瓷作坊，都得益于殷弘绪神父的报告。当时景德镇的师傅对景德镇工艺很有信心，不担心技术外传，他们跟殷弘绪神父讲，就是景德镇的熟练工人，换到福建去烧瓷，烧出来的成品都要差一截。当时的解释是，景德镇陶瓷的核心是当地的土。这个原材料其他地方没有。殷弘绪还介绍说，由于火候控制的原因，整窑瓷器全部报废的事经常发生。他说每一个发财的老板背后，都有“百名破产者”。这也跟欧洲人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产的瓷器会那么贵，是当时的奢侈品。54殷弘绪神父在报告中还特别惊叹于景德镇的治安，称当地有三千座瓷窑，人口稠密，而且每天往来商船不断，但神奇的是当地只有一位朝廷官员。治安靠商户选出来的地保负责照看。作为一个走过世界很多地方的欧洲人，他称景德镇的“治安制度很令人钦佩”55。殷弘绪神父当时能在饶州和景德镇往来自由，得益于各级官府的保护。他在当地的教堂经常还会有官员来拜访。景德镇由于进出口瓷器，洋人的商船常到江西来。康熙1706年废太子后，经常心慌心悸，在北京传教士介绍下，他喝了少量西洋葡萄酒后症状有所改善。为此他晓谕江西巡抚，在来往西洋人那里收集葡萄酒。而在饶州（景德镇是当时饶州府下面的一个镇）传教的殷弘绪自然也就得到江西巡抚的特别关照。
康熙在传教士的推荐下使用了一些西医的疗法，同时康熙也派中医大夫给传教士治病。传教士在中国见识过中医的疗效，包括针灸。传教士到世界各地传教，医疗都是他们的强项，也就是说他们可以通过治病来接触和感化信徒。但中国是个例外，尽管西医在某些病的治疗上有特色，但是对于大部分的病他们承认是不如中医的。这也是为什么传教士是用天文历算而不是医学来进入中国的原因。人都有生老病死，传教士也不例外。从第一批传教士明代入华开始，他们很快就发现中医在很多病的防治上都有独特思路和疗效。最早系统介绍中医和中药的传教士是邓玉函（Johann Schreck，1576-1630）。邓玉函万历年间入华，是明清时期所有来华传教士中在欧洲科学界地位最高的一位。他年轻时是现代代数创始人韦达的助手，后来是伽利略的学生。他早年游学欧洲，在欧洲科学界有一流的关系网。后来他要加人教会，伽利略很生气，跟他断绝了往来。到中国后，他被安排去做天文测算。当时中国教会需要准确预测日食来显示西方科技的发达，邓玉函就发信回欧洲询问天文测算问题。而为他答疑的，是大名鼎鼎的开普勒。后来传教士能够很精确地进行日食预测，用的就是开普勒的方法。邓玉函在欧洲的本业是植物学和医学。到了中国，遇上中医和中药，可以说为他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不过可惜的是，在入华十年后（1630年），他在一次中药实验中，不幸中毒身亡了。他对中药、把脉、针灸都有研究。来华的传教士都希望破解中医治病的原理，他们认为中医最神奇的是发现人的脉搏和身体内部运作的关联。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医学第二号传奇人物盖伦（Aelius Galenus，约129-216。一号人物是现代西医人行誓言的作者希波克拉底）就通过把脉诊病，开创了西方的脉学。追随南明朝廷的波兰传教士卜弥格认识到中国的脉诊是三维的，医生把脉有按压，以此来感觉脉搏的轻重强弱快慢。他把明代成书的《图注脉诀辨真》（一部图文结合便于学习晋代王叔和《脉经》的书）翻译成了拉丁文，后来一位荷兰医生把他的翻译收入到一本医学方面的综合书籍里。56这本书在欧洲多个国家引起了科学家的注意。后来的传教士也一直在添补脉学相关的内容。追随南明朝廷后来又被孔有德招降的谢务禄神父、第一批来华法国传教士中的李明以及1655年荷兰的入华使团，都对脉学有过进一步观察和报告。57后来西方哮喘研究的奠基人约翰·弗洛耶（John Floyer）就在中国《脉经》的基础上，写了一部脉学研究著作。
传教士走遍世界各地，发现当地的特产，就会介绍回欧洲。比如前文说到，传教士在南美看到当地人用金鸡纳树皮治疗疟疾和发烧，就把这个树皮传回了欧洲，同时也带到了中国。1693年他们就是用金鸡纳树皮治好了康熙。58传教士还把巧克力饮料从南美带回欧洲，后来也带给了康熙，康熙还很喜欢。59他们到了中国，当然也会把中国的特产介绍回欧洲。中医在使用自然界动植物上，当时是遥遥领先于世界的。这就注定了当时传教士在植物、动物方面有写不完的内容。明代早期传教士就写过很多书介绍中国的动植物及其使用方法。殷弘绪神父就感叹中医对各种植物的研究太深入了，他根本没有时间完全翻阅，只能挑一些欧洲常见的植物看看，然后介绍回欧洲。60
康熙年间的传教士凭借内务府的关系，获知并向西方介绍了一些名贵的中药。比如现在价格很贵的虫草。法国传教士巴多明记录说虫草贵得不可思议，要四两银子才能买一两。而当时朝廷钦天监监正一年的俸禄是一百两银子。也就是说一个朝廷大员的年俸也只能买二十五两虫草（跟当下作比，2023年的虫草均价为15万-20万元／公斤）。可见虫草清初就很贵。巴多明神父说他没有见过虫草的生长环境，只知道它生长在川藏地区。他讲到虫草和人参都有滋补的功能，区别是人参有些人服用会引起出血。这和现代讲的人参药性强，虫草温补的特性是一致的。而且巴多明神父称他能得到虫草，是因为他和川陕总督（他没有明写是谁，可能是岳钟琪）有私交。川陕总督进京给皇上带了很多虫草，也送了一些给他。巴多明说他当时正好身体虚弱，食用虫草后有显著疗效。当时别人给他介绍的食补方法是用虫草炖鸭子。61这道食补方子今天依然很流行。
巴多明还讲到了当时欧洲大量从中国进口大黄。大黄是泻药，可以治便秘，这点当时欧洲也发现了。巴多明认为欧洲生服大黄的方法比较原始，在治病的同时会引起疼痛。巴多明仔细学习记录了中国烹制大黄的过程，再介绍给欧洲。经过中国方式加工后的大黄，再加上蜂蜜，巴多明说使用效果好，而且还没有副作用。62
巴多明还提到了阿胶，他不仅知道阿胶是用驴皮制作的，还知道制作上等阿胶的阿井。按巴多明的解释，阿井里面的水，和一般的水确实有区别，这并不是迷信。北宋《梦溪笔谈》以及明代《本草纲目》里面也特别提到过制作阿胶的井里的水有特别之处。巴多明说，那口井很珍贵，平时官府在井上贴有封条。巴多明同时提到由于上等阿胶产量有限，当时全国各地到处都在卖假阿胶。他说他不能确定阿胶是否真有很多疗效，但他可以确认阿胶确实在治疗肺病上有疗效，因为有几位传教士都亲身验证过。巴多明也是因为宫里的关系，才能接触到上等正宗阿胶。他吃过、用过、研究过，说自己闻一闻就能鉴别出阿胶的真假。03
巴多明有很高的语言天赋，他1698年入华后，很快就学会了满汉双语的听说读写，而且都很地道。他很快就成为经常在康熙身边的传教士，并且和朝廷众多官员都有交往。包括雍正朝的宠臣皇十三子、年羹尧和隆科多。他历经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一直混迹在北京的权贵圈里。后面章节中还有他的故事。
像巴多明、殷弘绪这样介绍中国方方面面给欧洲的传教士还有很多。康熙年间，有上百个传教士来到中国。每一个人华的传教士在欧洲都有他的故乡和他入华前所属的教区，那些地方的教友一直在经济上、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这些传教士，因而这些传教士也有责任向他们在欧洲的故人汇报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得。这也是为什么有大量传教士介绍中国的文字保留在欧洲的原因。同时入华传教士的学养很高，他们很注重宗教以外知识的学习，这样他们在很多领域都有观察，写出来的东西也很有价值。北京在康熙年间有三座天主教教堂，这是入华传教士的中心。这三座教堂都有专门的图书室，有专门空间存放教外图书。那里还存放着欧洲寄过来的书，包括当时欧洲的科学发现，同时还有在北京购买的汉文书和满文书。在康熙末年，有朝鲜使团参观过北京的教堂，他们声称教堂里藏书超过万册。64
中西双向交流
康熙朝的传教士并不知道百年后欧洲在科学技术方面会有大的突破。当时在他们眼中，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是领先的。所以当时的中西交流完全是双向的。欧洲没有而中国有的，他们发现有价值，就传回欧洲。比如前文讲到的瓷器烧制技术。同时，欧洲有而中国没有的，传教士根据他们传教的需要，就传到中国。比如传教士把欧洲的玻璃烧制技术传到了中国。欧洲量产的玻璃在明末传入中国时，中国人最初以为是宝石，价格高得离奇。后来法国传教士不仅给中国带来了技术，还带来几位欧洲工匠，帮康熙在北京建起了玻璃厂。65康熙从南方招来学徒，很快北京出产的玻璃制品就可以媲美欧洲，1720年康熙赠送给彼得大帝的国礼中就有北京产的玻璃制品。当时的技术传播交流是双向的，互通有无。
当时人的思想中有中外之别，但没有很强的中西之分。特别是对实用的东西，有的更多的是有用与没用的区别。就拿中西都有的医学来说，康熙和传教士看待医学只有有效与无效的区分或者说适合与不适合的区分，并没有现代人有的中西医区分。康熙见识过西药有效后，便引进了西药和西医，在他宫里常年储备着多种有用的西药。这些储备并不能说明康熙特别看重西医，只是说明他务实。历史中喜欢谈论康熙当年被传教士治好了中医都治不好的病，这其实和记录有关，因为张诚等法国传教士详细记录了他们治好康熙病的故事。但张诚常年被失眠困扰，最后被中医治好了，他就一笔带过。当然也没有哪个中医大夫会得意地记录下自己治好失眠的医案。后来的人读到当时中西医交流的高光时刻，好像就是西医治好了中医治不了的病，让康熙很惊讶。康熙自己和周围的人被中医治好的情况有很多，只是当时人对此习以为常，并没有觉得这些是值得记录的事。细读康熙和传教士的交往历史就会发现，康熙多次安排医生为传教士治病，可以说每一个传教士都接受过中医治疗。
来华传教士众多，在很多问题上难免观点不同。但就中医和中药来说，传教士是一致的赞美惊叹，都是怀着敬意把中医中药介绍回西方。欧洲来的人，能在中国找到好的中医看病，都是很高兴的。教皇使节来华，路上肠胃出了毛病，进京都是抬入京城的，后来觐见康熙时，坐一会儿就很累，身体虚弱，随团的西医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后来教皇使节请求康熙的医生给他看病，康熙的中医给他开了一个以槟榔为主的方子，把他的肠胃病治好了（方子见图4.4）。
最后离京的时候，教皇使节已经完全康复，他多次上书康熙表示感谢。还有一次，宫里一位西洋画家，大约是画画时间太久，肩痛难忍，康熙派医生过去，医生报告说最好的治疗方法是用针灸，但是画家很害怕针灸，问康熙该怎么处理。“传教士安多病了，康熙的御医去看诊，给出的诊断是“中气不足，脾胃虚损，四肢厥冷，大便溏稀”等等，开出的是以“附子、干姜、白术”等组成的理中汤（是附子理中汤加减）。本来这个病症配搭这个药方是中医的标准治法，但有意思的是，御医还加了一句“其病情重大”，可以再用一些“圣药德里雅噶”。67这个德里雅噶是Theriac的音译，这是古希腊开始就有的西药，主要是解毒之用，一直流行到19世纪。68传教士入华后，把德里雅噶介绍给康熙，并帮助制作出来，存在宫里。康熙的御医应该用过这个药，所以才会给安多开出理中汤和德里雅噶并用的药方。”康熙内廷中备有许多传教士介绍过来的药，这些药当时被称为“圣药”，即皇帝才有的药。这些“圣药”不仅宫里人知道，康熙私人圈子里的人也都知道。下面一段是康熙在江南的包衣奴才李煦去扬州探望病中的曹寅后，向康熙汇报了曹寅的病情，并求“圣药”治病的奏折：
臣李煦跪奏：江宁织造臣曹寅于六月十六日自江宁来至扬州书局料理刻工，于七月初一日感受风寒，卧病数日，转而成疟，虽服药调理，日渐虚弱。臣随于十五日亲至扬州看视。曹寅向臣言：我病时来时去，医生用药不能见效，必得主子圣药救我。但我儿子年小，今若打发他求主子去，目下我身边又无看视之人。求你替我启奏，如同我自己一样。若得赐药，则尚可起死回生，实蒙天恩再造等语。
臣今在扬看其调理，但病势甚重，臣不敢不据实奏闻，伏乞睿鉴。
这里曹寅求的“圣药”就是治疗疟疾的金鸡纳树皮。从下面康熙的回复中，可以看出康熙当年被治好后，还仔细研究过传统中医治疗疟疾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金鸡纳这种药的使用注意事项：
朱批：尔奏得好。今欲赐治疟疾的药，恐迟延，所以赐驿马星夜赶去。但疟疾若未转泻痢，还无妨。若转了病，此药用不得。南方庸医，每每用补济，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元（原）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金鸡拿专治疟疾。用二钱末酒调服。若轻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住后或一钱，或八分。连吃二服。可以出根。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须要认真。万嘱，万嘱，万嘱，万嘱！8
康熙的四个“万嘱”也体现了他对曹寅的关心。在这之前，康熙就知道曹寅常吃人参，所以认为曹寅这次病恶化是补药吃错了的缘故。康熙的药还是去晚了，曹寅在药送到前去世了。从康熙与他亲近奴才的通信中，可看出康熙从实际出发，各种药物并用来治病的实例。在当时人眼中，“圣药”是皇帝那里才有的特效药，没有人在乎这药到底是中国的还是西洋的。
大部分传教士入华后，都被中国这片土地以及这里的人和文化所吸引，一生都没有再回过欧洲，并安葬在了中国。后来在乾隆朝出名的画家郎世宁，其实也是康熙朝入华的。康熙朝传教士愿意入华，跟传教士在华的地位分不开。他们是内务府的人，所谓“朝中有人好办事”，所以在地方上，他们也能得到各种照顾。这些客观条件，不仅方便了他们传教，也促使这些传教士深入地了解中国的方方面面，并介绍回欧洲。历史写作和阅读容易时空穿越，但理解历史需要站在当时的时空中来理解。在当时的时空中，并没有近代以来产生的所谓西方意味着先进和进步这样的观念。当时的中西交流就是相隔很远的两个不同文明区域在互通有无、互有启发地平等交流。
小结
大清的权力分布就是个金字塔，皇帝处于最顶端。当传教士能够接近处于塔尖的皇帝和王公大臣，他们就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接近高层，接近满人权贵，从而为传教打开方便之门，是清初传教士的策略。他们希望以有限的人手撬动大清这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最大程度把他们的福音传到中国。南怀仁为如何实现这个基本目标指明了方向：就是要像包衣奴才一样与皇帝和满人权贵建立关系。这改变了汤若望和之前明代入华传教士希望通过在朝廷做大臣来接触皇帝的策略。南怀仁的策略调整反映了他对大清权力结构的深刻了解。大清的权力系统有两个：一个是从明代那里继承下来的基于君臣关系的朝廷系统；另外一个是满人的内部系统，其中康熙和他的部下讲的是主奴关系。
主奴关系及其衍生出来的派系是理解清初政治的核心。朝廷各部，人员流动及升迁任用，表面上看讲的是资历，但真正在后面起关键作用的是人员的派系。而这个派系和八旗里面基于主奴关系产生出来的派系有关。传教士是看明白了这一点的，所以后来的传教士到北京以后，都专注于进入内务府，私下为皇帝服务，争取像满人奴才一样获得皇帝的信任。
维系清初皇亲国戚私人圈子的纽带是信任。这和官僚系统不一样。官僚系统通过科举吸收新人，其核心是才能。在私人圈子中，“信任”的来源有二：一是来自各种世袭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血缘、姻亲以及主奴三种世袭关系；第二个来源是保荐。圈中的人把外面的人推荐到圈子中来，这个推荐人其实是用他在圈中已获得的信任来担保新人，（见下图）
传教士能在鳌拜时期就进入康熙的内部圈子，信任来自于主奴关系。有了信任，传教士才能被纳人圈子中，开始了和康熙的往来。在往来过程中，双方关系变近，传教士就有了特权。这些特权包括可以私下见到康熙，有专门和康熙联系的通讯渠道，以及在地方上获得优待，等等。有了这些特权，也便于传教士完成康熙分配的任务。在完成一个个任务的过程中又加强了双方的往来和信任。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这三个要素的循环在清初以来的私人关系网中随处可见，而整个过程中最核心的就是信任。只要信任没有因为某件大事被破坏，那么双方关系就会持续。所幸的是，传教士在康熙一朝都没有辜负康熙对他们的信任，包括后来教皇派使节到中国来的时候。
康熙把传教士纳入自己私人圈子，其实也方便他对传教士的管理和任用。从皇帝的权力运作方面来讲，大清从明代那里继承下来的朝廷制度有很多条条框框。康熙作为皇帝，也必须尊重这些朝廷规矩，不能不理会大臣们的意见。容教诏书通过的全过程就很能说明问题。当时传教士就在写给欧洲信中解释过：“当皇帝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时，大臣们根据国法来回答，人们既不能责备他们，也不能对他们进行任何非难。”71所以，最后康熙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派索额图去私下活动疏通。由于有朝廷的规章制度在，后来康熙和传教士都在有意识地避免把问题送到朝廷的官僚体系下去解决。对于康熙来说，绕开朝廷的方法就是把问题变成家事，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让内务府来处理。内务府就是康熙的内府，里面的事就是他的家事，自然里面的一切都是康熙一个人说了算，这样他就完全不需要考虑朝廷那边的各种成规。康熙如何把“国事”操办成“家事”，这就是后面两章的话题。
第二部分
红票与中西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