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大家眼中的穷国，其实有着丰富的资源。50年前，它的经济与中国不相上下，全面落后于中国是过去20多年的 事。印度人的穷，既有国家政策上的失误，也与他们的工作态度有关。普遍而又深重的贫穷为政客的政治操作提供了便利，民主的华丽外衣下居然是赤裸裸的云世袭。
贫困的“富饶”
印度是块富饶的土地，挺受老天爷的偏爱。它的国土面积不及 中国的三分之一，可耕地面积却远多于中国，位居世界第二（一说第一），全国近一半国土适合耕种，因此它的小麦和大米虽生产率仅为中国的一半，可产量仍为世界第二，是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印度的煤炭和铁矿石储量也相当丰富，位居世界前列。石油不算多，可离中东不远，运输成本省了不少，还没了海上运输线的安全忧虑。
印度独立之初，英国人还给它留下了丰厚的家底。印度人今天 艳羡中国的高铁，殊不知，印度诞生时铁路通车里程远长于中国.约是中国的两倍。1950年至1990年这40年里，印度与中国经济总量的差距并不算大，相当一段时间内人均总量还超过了中国。印度的经济改革始于1991年，只不过比中国晚了13年，至今也有26年了。
可守着这块宝地，有着那么好的条件，印度为何并不富有呢？ 印度并不是没有富人，它的富人不少，还富得流油。2017年的莱坊财富报告显示，印度的亿万富翁占了全球的5%。印度的经济成绩看起来也挺耀眼，2016年，印度宣称自己的经济总量已超过了老东家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若是以不少印度人偏爱的购买力平价计算，印度早已成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如果以它在世界军火市场一掷千金的做派看，印度绝对是个不折不扣的土豪。
可是，事情并没这么简单。印度土地富饶，看起来也挺富有， 可它的人口基数不小，13亿的人口平均下来，就富有不起来了。印度的人均收入为1500多美元，列世界第150名，印度共产党（毛）发言人阿萨德说：“我们可爱的国家，自然资源、人力如此丰富，人也聪明，却沦落到了某些方面还不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境地。”一语道出了印度的实情。
中国人常说“眼见为实”。到印度走走看看，能够更为真实地 感受印度的贫穷与富有。若说印度给我留下的最直观印象，除了令人恶心作呕的脏之外，便是让人触目惊心的穷了。混乱的城市，凋敝的农村，街头成群结队的流浪者，污水横流的贫民窟，共同构成了这个国家的贫困图景。
【印度著名夏都西姆拉街头的乞讨者
印度北部山城穆苏里火车站的流浪老汉】
在印度，啥条件才算穷人呢？政府的标准是：城市人每天消费不足47卢比，农村人不足32卢比。以此计算，全印仍有3.6亿人生 活在贫困线以下，占了总人口的近四分之一。47卢比在城市真够一天的吃用吗？在印度生活过的中国人应当不难回答。以我的观察，至少在德里不够用。德里路边最为普通的小摊，一份印度人常吃的素蒸饺就要40卢比，再喝上一小杯5卢比的奶茶，一顿饭花去了45卢比，剩下的2卢比绝不够再吃上第二顿了，除非每天只吃一顿饭。
官方标准放水太多，以至于在印度国内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2015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报告，题为“消除极端贫困和共享繁荣：进步与政策”。报告指出，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贫困人口，而它的贫困线标准又是极端贫困国家中最低的。
数字可以美化，可现实却难以掩盖，孟买遮天蔽日的贫民窟, 德里无处不在的流浪汉，便是这个社会贫困现实的最好注脚。不过，贫民窟再差，也算是个容身之所，流浪者则只能寄居桥洞或露宿街头了，处境更为悲惨。
德里一年分为热季、雨季 和凉季三个季节。它的热季极为酷热，4月、5月的最高气温有40多度，毒辣的太阳甚至可以将柏油公路晒化。白天，人走到外面迅速为热浪所包裹，要不了十分钟便会感到窒息，喘不过气来。每年这个时节，学校便早早放了假，议会休了会，达官贵人们躲进了山里避暑乘凉，德里似乎要停摆了。可是，街头的流浪者们躲无可躲，藏无可藏，只能任由烈日炙烤，热风熏蒸，不少人迈不过这道坎。
【印度教圣城哈里杜瓦桥头的乞讨者
德里街头的流浪家庭，靠近市中心的康诺特广场。】
德里的凉季也挺凉，最低气温可低到10度左右，有时候会连续 一周见不到太阳，十分阴冷，又会有一波流浪者在这个时节冻死。我所说的流浪者并非都是光棍汉，他们中的不少人常常全家老幼一起在街头流浪。这些流浪者在街头出生长大，以路为家，沿街乞讨。流浪娃虽然一睁眼看到的便是车水马龙，可这一切热闹繁华终与他们无关。他们只能子承父业，继续乞讨，在马路上度过了灰色的童年、迷茫的青年、无助的中年，然后就迈入了风烛残年。如此子孙接力，无穷匮也。作秀跑断了腿的政客没工夫搭理他们，对流浪狗都洋溢着爱心的德里人对他们也视而不见。德里人非常热衷于喂食广场的鸽子、墙上的猴子，还能为断了腿的流浪狗安上小滑轮，唯独对自己流浪街头的同胞缺乏同情心。马克斯韦伯在《印度教与佛教》一书中指出，当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看到一个不净种姓的成员处于悲惨状况时，只会这么想：这个人必有许多前世的罪过要补偿。在印度社会，种姓制影响依然强大，出身贱民的小学生不小心触碰到非贱民同学的餐具都要遭毒打，同情还是一件奢侈品。
“普拉蒂普，流浪者挺可怜，你们的政府为何不帮帮他们？给 他们点吃的，或者建个地方收留他们。” “先生，您可能还不知道，他们住在大街上其实还有点特殊作用。”德里人普拉蒂普回避了我的问题。“特殊的作用？ ”他的话让我有点困惑。“对呀，你看这大街小巷也没啥摄像头，一旦发生了抢劫、杀人，警察常找他们了解情况，他们算是警察的耳目”，普拉蒂普说。为警察充当眼线，或许是流浪者对这个社会唯一的意义了。
对政客而言，贫穷又何尝不是可利用的资源，可以为自己的仕 途发挥点特殊作用呢？每到选举时，这一点便淋漓尽致地体现岀来。政客们花言巧语，向穷人许下各种承诺，选票换电扇，选票换自行车，选票换工作，有的干脆花钱买票，穷人轻而易举地就将自己手中的权利廉价地出卖掉了。政客以最小的经济成本，换来最大的政治回报。羊毛出在羊身上，他们为选举所施舍的蝇头小利，最终还是要由穷人来负担。
百年老店国大党这一招玩得相当娴熟。2004年大选前，它抛出 T《农村就业保障法》，承诺一旦上台，将为每户农村家庭每年就近提供不少于100天的带薪工作机会。民生大礼包助力国大党意外击败如日中天的印度人民党，赢得大选。2013年，选情告急的国大党故伎重施，推出《粮食安全法》，保证将为印度低收入家庭提供配额低价粮，这一法案会覆盖8亿印度人，更为野心勃勃。不过，这一次它没有得到幸运之神的垂青。常言道，不患寡而患不均，腐败丑闻缠身的国大党丧尽了民心，一败涂地。
国大党的两大法案都是输血式济贫，只能解穷人的燃眉之急, 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的处境。这两个法案还都是,康国家之慨，成全一党之私，让政府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农村就业保障法》实施8年后总支出达26万亿卢比，《粮食安全法》预计每年支出就高达1.2万亿卢比，两者合在一起高达3.8万亿卢比，约合人民币3800亿。这一大笔钱若投向落后的基础设施，用于支持工业发展，将会给印度带来巨变。对政客而言，这些周期太长，他们需要立竿见影，立即能让穷人感受到自己的恩惠，这才能为自己拉来选票。因此，一到选举，穷人就成为各方争抢的香悖悖，选举的热闹劲儿一过，穷人又迅速地为人所遗忘。
想必国内已有人从不同角度解读过，印度为何富饶而不富有。 我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印度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没有最大限度地挖掘出它的潜力，国家认同尚未形成时贸然采用议会内阁制，结果内耗严重，而僵化地推行计划经济，对经济管控过严，则挫伤了民间的积极性，也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印度独立后经济增长长期徘徊在3%左右的低速，与此不无关系，以至于比潘钱德拉等人为了赞美印度的巨大成就，不得不拿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来对比，而不好意思与同期的中国相比较。二是人的素质有问题。说人的素质有问题，当然不是鼓吹人种有优劣，认为印度人低人一等，众所周知，不少印度人在美国干得有声有色，非常优秀。中国有句话，“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工花不开”。中国人，或者说东亚人，向来以吃苦耐劳著称，东亚的繁荣离不开东亚人的辛勤劳动。本土印度人的情形恰好相反，又懒又低效是他们的普遍特征。梦想再美好，也得擔起袖子加油干，老天爷再眷顾印度，也不会天天掉馅饼砸到印度人头上。
自杀成风的农民
如果加坚德拉辛格不是死在了德里首席部长（约相当于德里 市长）凯杰里瓦尔眼皮子底下，那他的死将如同其他一死了之的印度农民一样，掀不起社会波澜。2015年，凯杰里瓦尔在德里一场集会止慷慨陈词时，加坚德拉，这位来自拉贾斯坦邦的农民悄悄爬上了会场旁的一棵树，当然，他不是为了把凯杰里瓦尔看得更真切。在树上盘桓良久后，他做出了一个让在场所有人都意外的举动，众目睽睽之下自挂东南枝了。随后，人们在他身上找 到了一封遗书，说气候异常、收成不好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西姆拉街头的搬运工人】
农民自杀在印度并不鲜见，可加坚德拉的死还是震动了印度社 会。因为他死在了以平艮代言人自居的凯杰里瓦尔面前，凯杰里瓦尔所创建的印度平民党也正是靠这个大旗才实现了德里选举中的逆袭。凯杰里瓦尔未必知道加坚德拉要自杀，可人死在了他的场子里，就要有人为此负责。他的政敌，德里选举中输掉了底裤的国大党和志满意得却镰羽而归的印度人民党没有放过这一机会，他们借题发挥，将矛头对准了凯杰里瓦尔，同时又向加坚德拉的家人秀爱心，捞足了政治资本。可是，在消除农民自杀这一顽疾上，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做得并不比年轻的平民党更出色。
可能有人会不解：为何收成不好就要自杀？过点苦日子，捱过 一年等第二年收成好了不就行了。可是，印度农民的收成不好可不只是忍饥挨饿这么简单。大部分自杀的农民，生活本来就贫苦，为了买化肥、种子、农药借了高利贷，本指望庄稼丰收后，还了高利贷，还能余下点口粮，以养家糊口。可是一旦遭遇了旱灾或水灾，庄稼歉收，不仅生计会受影响，债务负担也会压得人喘不过气来。高利贷，利生利，利滚利，一次接不上，从此就要坠入债务陷阱中。沉重的债务压力逼迫不少农民走上了绝路。印度经济最好的马哈拉施特拉邦也是农民自杀最为严重的地区，仅2015年便有3228名农民自杀，为2001年以来的新高，而从2001年至2015年，已有2万多农民自杀。
农民偏爱高利贷也是迫不得已，他们不太容易从正规金融机构 贷到款。对正规金融机构而言，贷款给农民，一来无利可图，二来也有风险。印度发展社会研究中心一位农业问题专家告诉我，现在流向农业的贷款主要集中于食品加工、化肥业和地多的农民。不过，金融机构与农民也有过蜜月期。印度独立后一段时期，政府对农业足够重视，兴建了一批涉农金融机构，同时对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作了硬性要求。据统计，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农业贷款在金融机构贷款中的占比由5.2%跃升至15.3%。著名的“绿色革命”就是发生在这一背景下。
印度独立后粮食长期不能自给，其粮食可持续发展中心发布的 报告说，20世纪60年代，印度超过7%的粮食要进口。英迪拉甘地上台后，着力促进农业发展，引入了高产量小麦，提高了灌溉水平，推出了农业信贷。粮食产量随之提升，从1960—61财年的8200万吨提高到了 1990—91财年的1.72亿吨，粮食基本自给。这一革命性的创举，人们称之为“绿色革命”。印度靠自给的力量养活了 13亿人，很了不起。
印度推行经济改革后，放松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但与此同 时，服务业开始崛起，农业在经济中占比下降，重要性下降，开始受到忽视。德里大学农业专家德伯告诉我，现在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附加条件也将相当一部分农民排除在外，它们的农业贷款需要一定的财产作抵押，或为土地，或为房产，但很多农民并无财产可抵押。全印无地农民约有7500万，土地少于2.5英亩的农民约7600万。我在加尔各答和平乡萨尔卡尔丹村采访时，村民莫尼告诉我，家里10口人，父亲、哥哥和自己是劳动力，租种了别人2英亩的土地，农闲时靠打零工维持生计。莫尼说，家里没有申请过银行的贷款，因为没地可以抵押。
【加尔各答和平乡附近的农村
加尔各答和平乡附近农村里拾柴归来的农妇】
即便是政府的信贷项目，也需要抵押或担保。1998年至1999 年，印度推出了 “农民信贷卡”，以帮助农民及时获得贷款，贷款最高额为5万卢比（当下约合人民币5000元），其附加的条件是1万卢比以上的贷款需以土地做抵押，1万卢比以下的需要两位担保人。对于想要贷款生产的农民来说，这1万卢比有点杯水车薪了。印度发展社会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一半的受访农民知道这一项目，只有15%的人说从中获益了。另一项名为农业贷款豁免的项目，只有十分之一的人从中受益。
正规途径走不通，农民只好转向高利贷了。相比正规渠道，高 利贷程序简单，极易获得，放款人也不担心农民不还贷款，即便农民自杀，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们依然可以要求其家庭继续还款。由于借款人和放款人一般都熟识，比起正规机构的官僚主义和繁琐手续，更让农民亲近。贷款来得容易，成本往往很高。一位原印度粮食价格委员会官员告诉我，一般情况下，邦一级金融机构农业贷款利率平均为3%,而私人贷款则平均高达30%。
显然，对政客来说，要想真正遏止农民自杀成风，就应当使农 民通过正规渠道获得贷款更为便利。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农民自杀后，再跑到人家家里嘘寒问暖，只能改善个别人的家庭境况，无助于铲除问题的根源。加坚德拉死了，如同平静的湖面投了一粒石子，湖面荡起涟漪，又归于平静，农民自杀仍在日复一日地上演。
民主外衣下的云世袭
民主可以“世袭”，在印度。环顾世界，西式民主国家中，政 治世家并不少见，如美国的肯尼迪家族和布什家族，日本的鸠山由纪夫家族和安倍家族，可是像印度的尼赫鲁-甘地家族这样影响或把持印度政局长达70年的却不多见，若是再算上尼赫鲁的父亲莫蒂拉尔，这个家族已在印度政坛活跃了近百年。
尼赫鲁-甘地家族与圣雄甘地并无关系，这个甘地得自于尼赫 鲁的女婿一信奉拜火教的费罗兹甘地。尼赫鲁是印度开国总理，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两次岀任总理，外孙拉吉夫甘地是印度总理，外孙媳妇索尼娅甘地在2004年至2014年虽无总理之名，却在幕后握有实权。2017年，尼赫鲁的重外孙拉胡尔甘地又从母亲索尼娅甘地手中接过了国大党主席之位，开启了新一轮的政治接班。从莫蒂拉尔到拉胡尔，五世四主席、三总理，还有一个等待着冲击总理宝座的国大党主席，袁绍家族的四世三公也要相形见细To印度独立后的政治史更像一部尼赫鲁-甘地家族史，无“尼”不成局。
在印度政坛，这类政治世家并非只有尼赫鲁-甘地家族一家。 印度北部有一个家族在中国不为人知，但在印度曾极为显赫，历史也更为悠久，它便是瓜廖尔的辛迪亚王公家族。显赫到何种地步？可以挟莫卧儿皇帝以令诸侯。历史有多久？自18世纪自立为王算起，至今在印度政坛屹立了300年。辛迪亚家族跟中国还有点关系。八国联军侵华时，辛迪亚王公为了表忠心，亲自披挂上阵，跟随英军征战中国。
辛迪亚家族成为印度政坛常青树，与他们的政治敏锐性有关。 印度反英叛乱时期，瓜廖尔身处暴乱漩涡之中。辛迪亚王公虽遭众叛亲离，可看到了实力对比天平的他还是选择了跟英国人走。正是由于他押对了宝，才避免了叛乱平息后遭清算的厄运。印度独立后，这一家族不甘寂寞，又与印度政党结盟，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这个家族当前的辛迪亚是位70后，1971年岀生。他刚过而立之年时，父亲因故去世，他子承父业，代表国大党成功地竞选上了印度人民院议员，36岁时即出任中央政府部长，可谓年轻有为。国大党在2014年大选中失利后，他获任国大党人民院的党鞭。小辛迪亚既贵且富，据说他的父亲给他留下了200亿卢比的遗产。
单单小辛迪亚家族在瓜廖尔的王宫就堪称一座艺术品殿堂。这 座王宫离著名的泰姬陵不算远，约200公里。可能因为泰姬陵的名气太大了，将它的光芒遮掩住了，它在中国游客乃至德里的中国人中，知名度都不算高。可是，一睹它的风采后，留下的可能只有赞叹。王宫建于1874年，反英叛乱平息后的15年，一派欧洲宫殿的风格，如果只看照片，人们容易将它误认为欧洲王宫。瓜廖尔市郊的小山包上还有一座印度传统风格的古堡王宫。辛迪亚家的这座王宫之所以采用欧风，可能是反英叛乱中见识了英国人威力的辛迪亚王公见贤思齐，一心欧化，也可能是为了向英国表忠心，让英国人觉得自己无二心。走进这座今天已辟为博物馆的王宫就会发现，辛迪亚家族不仅改变了王宫的风格，自己的生活起居方式也随之改变：卫队换上了欧洲军服，宫内幵辟了西式餐厅。这座王宫也记录下了辛迪亚家族当年的奢华。王宫博物馆的看守人介绍，宫内的玻璃大吊灯当年都是从比利时进口的，一个宴会厅便用了5吨黄金来装饰。不过，王宫的风格与瓜廖尔这座小城不太搭，前者富丽堂皇，后者混乱破败，对比鲜明。这可能是印度这个国家的特色，极美与极丑两个极端常能和谐地共处共生。
今天的小辛迪亚靠着祖产便能过上衣食无忧的富裕生活，可印 度独立时尚存的大大小小王公未必都如此幸运，他们当时的经济基础也是悬殊极大。他们中有的人仍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有的干脆将城堡出售或出租，自己到海外定居，较为悲惨的则是在穷困潦倒中死去。尼赫鲁这批政治新贵取代了英国人和王公在印度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他们又形成了一个小圈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巩固圈子里的经济利益。印度国大党分了合，合了分，尼赫鲁-甘地家族整体上总能笑到最后，它成了这个圈子的凝合剂，甚至成了圈子的灵魂和支柱。早已放弃了自己政治理想的印度国大党，倘若没有尼赫鲁-甘地家族凝聚人心，可能早就树倒猢狲散了。
【辛迪亚家族位于瓜廖尔的王宫】
中国人常说，富不过三代。三代未必是个确数，概指富贵难以持久地传给子孙。可是，这句话一到印度社会便失灵了。以尼赫鲁-甘 地家族为代表的政治精英，以辛迪亚家族为代表的王公残余，在印度富贵了三代、十三代，长期是这个社会政治游戏的主要参与者。20世纪50年代曾在中国风靡一时的印度电影《流浪者》中那句经典的台词“法官的儿子是法官，贼的儿子是贼”，仍是印度最为残酷的现实。
有人可能会不以为然，随手砸过来一堆平民逆袭的励志故事。 凯杰里瓦尔、玛雅瓦蒂、亚达夫父子、前总统纳拉亚南，甚至现总理莫迪不都是平民甚至贱民子弟翻身的例子？选举制为平民百姓指点江山、跻身上层提供了机会，技术革新松动了社会条条框框对人的束缚，平民子弟也町能借助技术的力量改善生活，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印度社会正经历着缓慢的变革。不过，个体的成功无助于改善他们所属群体的社会地位。出身贱民、打贱民悲情牌的玛雅瓦蒂在台上时，穷奢极欲，令人侧目，可是她的贱民父老乡亲仍然困顿穷苦，既没有因为她在台上而获得多少经济上的实惠，也没能因此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贱民仍然是“贱民”。
原《印度教徒报》驻华记者帕拉维艾亚尔写了一本书—— 《烟与镜：亲历中国》，回忆她的驻华生活，同时兼顾对比中印。书中写道：“如果能出生在哪怕一个中等富裕的家庭，我大概都会选择印度而不是中国。在印度，尽管政府提供的服务一直不佳，但只要你有钱，就能生活得很滋润。因此，大多数德里家庭，只要负担得起，都会购买家用发电机，在花园里配备自用管井，以备停电、停水。警察工作不力，许多家庭都请了私人保安。通过必要的私人渠道弥补了公共产品的匮乏后，在印度就可以随意享受讨论'印度理想’的本质所带来的思想快乐，或者享受因赢得一场精彩的辩论而肾上腺素上升所带来的兴奋感。”艾亚尔也强调，如果出身贫寒，她就愿意在中国碰运气，中国给她的向上跨越社会经济阶层的机会相对要大得多。
印度平民拥有选举权，可以通过选票决定谁上谁下，为何跨越 社会经济阶层的机会反倒相对较小？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印度脱英独立只不过是一场换了统治者的政治改革，本土的政治精英取代了英国殖民者，随后的社会改革要么三心二意，没有认真执行，要么阻力太大，执行不下去，原来的社会分层结构得以较完整地保留至今，富者恒富，贫者恒穷，阶层固化，流动极少。
印度新崛起的政治精英，不管是尼赫鲁这一类独立前的贵族， 还是穆拉亚姆亚达夫这样异军突起的草根，都难以逃脱“世袭”的窠臼。尼赫鲁栽培女儿英迪拉，英迪拉扶植自己的儿子桑杰，桑杰死后她又培养拉吉夫，如今索尼娅又开始栽培儿子拉胡尔，女儿普利扬卡也走向前台，介入印度政治。印度北方邦前首席部长穆拉亚姆亚达夫的儿子阿克莱什亚达夫子承父业，2012年又当上了北方邦的首席部长。2015年，印度比哈尔邦前首席部长拉鲁与时任首席部长尼提什库马尔合作，赢得了邦立法院的选举，案子缠身的拉鲁不能参政，便将儿子推入了尼提什库马尔的政府，担任比哈尔邦的副首席部长。
印度民主之后的云世袭源于它独立前的封建基因，与封建时代 的人身依附有关，它反过来又强化了这一类人身依附，一个政治人物或家族周围簇拥的部长也好，议员也罢，似乎都成了这人或这个家族的家臣，政治人物身故后，他的子嗣、他的近侍成了众人眼中自然而然的替代者，原先的依附者开始向新的主人效忠。泰米尔纳德邦的超人气首席部长贾雅拉莉塔病亡后，她长期的助手萨希卡拉接替了她留下的全印安娜达罗毗荼进步联盟总书记一职，萨希卡拉的拥护者还将泰米尔人对贾雅拉莉塔的尊称“阿妈”（音）转到了萨希卡拉身上，称她是新的“阿妈”，企图将泰米尔人对于老“阿妈”的忠心转移到新“阿妈”身上。萨希卡拉涉案入狱，梦碎首席部长宝座之际，她迅速指定了自己阵营的人代替她出任首席部长。贾雅拉莉塔身后泰米尔纳德邦的政治斗争大戏，让人恍若回到了拉贾时代。
这类封建式的人身依附在印度随处可见，仆人对老爷的毕恭毕 敬、敬若神明，我们在电视里才能看到的旧中国的场景，在今天的印度仍然真实而又普遍地存在着。我的房东杜塔跟儿女三人分别经营着三家商铺，家境富有。他的家里常年雇佣两个仆人，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大概都只有十三四岁的样子。他们黝黑瘦弱，与健壮的房东站在一起，主仆形象立显，反差极大。吃饭时，小男孩常端着个不锈钢盘子跑到楼梯里吃，盘子里就是米饭和咖腥汁，分量也仅能填饱肚子。我不知道小男孩和小女孩每月的工钱是多少，想必也不会高。德里中国人雇佣的可以做点简易中餐的住家仆人，行情也就在1万卢比左右，这两个只干活的小男孩和小女孩的工钱 不太可能比这高。或许，对他们来说，能吃饱饭不饿死，便已经满足了。
印度国会议员沙希塔罗尔写过一篇文章，名为《我们越来越 年轻，中国正在老龄化》。他洋洋自得地指出，当前印度25岁以下的人口为6.05亿，其中10—19岁的人口为2.25亿，这意味着未来40年里印度将有一支年轻、有活力和能干活的劳动力大军，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地方都在老龄化。人多，工作机会少，印度劳动力的价格就显得格外便宜，包括仆人，所以像艾亚尔所称的中等富裕家庭才可能请得起保安和仆人。我的一个中国朋友的房东，一家三口人住着一套三居室的公寓房，还请了三个仆人服侍家人。不少到了印度的中国人也入乡随俗，雇起了仆人，由国内的“劳动人民”摇身一变成了印度的“地主老爷”。
使用仆人是如此普遍，以至于相当一部分印度房子都会辟有专 门的佣人房，或在公寓的室内，或在别墅的屋顶，有的房子甚至还在正门外侧面开出一间仆人房，仆人和主人根本不从一个门进出。仆人房的面积不大，我见过的一间不足10平方米，仅能摆下一张床，转身都挺困难。不过房内还是设了一个小小的卫生间，主人和仆人连卫生间都不会共用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