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医生柯棣华在中国家喻户晓，可是在印度却名气不大。印度社会对柯棣华的态度实际上折射出了他们对中国的态度， 中印战争始终是印度人难解的心结。即便如此，印度仍有一些民间人士长期致力于促进中印交流，推动中印友好。
无名英雄柯棣华
中国人可能想不到，在中国大名鼎鼎的印度医生柯棣华在他的家乡默默无闻，极少有人知道。加拿大人白求恩和印度人柯棣华是我们十分熟悉的两位国际友人。抗日战争时，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他们不惧艰险，跋山涉水来到中国，向中国人伸出了援手，最后都长眠于中国，受到了中国人的尊敬，两人也因此写入了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里。可是他们在自己的祖国所受到的待遇却截然相反，一个同样受到了尊敬和热捧，一个则遭到了冷遇，甚至没人愿意提，不为人知晓。加拿大政府购买了白求恩的故居，命名了白求恩路，还与中国一道发行了白求恩邮票，对他们这位同胞给予了足够的崇敬。而印度则不然。只有当中国有人访问印度同时又拜访柯棣华的亲属时，印度舆论才会稍微关注一下，然后再懒得去提及。
柯棣华在印度的知名度仅限于与中国有交集的小圈子：研究中 国的学者或官员，学习汉语的学生，到过中国的商人或记者等。他还没有玄奘在印度的知名度高。刚到印度时，我还想通过柯棣华拉近跟印度人的距离，试了几次后发现，完全是徒劳，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柯棣华的存在，一听到柯棣华的名字便一头雾水，莫名其妙。
2013年8月，中国和平方舟号医疗船访问印度，停靠在孟买 港，我从德里过去采访。孟买是柯棣华曾经学习的地方，他也正是从这里踏上了开往中国的轮船，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故乡。孟买，柯棣华，中国医生，这些元素足以写出一篇内容丰富的稿子。 可是，一路跟下来，我却难以下笔，不知从何写起。在孟买阿什维尼海军医院，我将柯棣华的英文名字写在纸上，递给了遇到的一个个医生或护士，得到的却是一个又一个摇头。在这个柯棣华曾经很熟悉的地方，他的同胞们一点也不熟悉他。
【孟买军港，正在等待中国和平方舟号医疗船的印度海军官兵。】
柯棣华的同胞们不太关心他，对我这个中国记者倒是格外“热心”。在阿什维尼海军医院，不管走到何处，身旁总跟着一个矮个子印度人。我一停下来，他便凑上来：“先生，你叫什么名字？ ”他边说边拿出了本子和笔。我告诉了他名字。“你看这样写对吗？”他将本子递了过来。“你啥时候到印度的？ ” “你住在德里吗？ ” “你在孟买住在哪儿？” “你啥时候回德里？ ” 一连串的提问，有点像警察在审问犯人。我瞬间明白了，这是印度有关部门派来的“保镖”，顿时为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而“感动”。“你到医院里来干啥的？ ”我反问他。这一问，他有点猝不及防，没准备好台词，“我，我来旅游”，他支支吾吾地敷衍。“到医院旅游？ ”我又追问。“对，对，到医院旅游。”他心不在焉地应付。看来，这是一个刚人行不久的菜鸟，手还有点生。在印度，这类“关怀”常如影随形，待久了也就习惯了。阿什维尼海军医院的这位“保镖”不仅对我的行程起居颇为关心，还生怕我受了不明真相的群众的“误导”。当我想采访医院里的患者时，他就凑到患者的耳朵边耳语几句，患者便闭口不言，不再愿意接受采访。印度有关部门的“关照”如此细心，以至于到今天我仍然难以忘怀。
最难忘记柯棣华的口然还是他的亲人。柯棣华在中国成家，娶 了一位中国姑娘，生下的儿子早阜病逝，妻子现在也已经过世。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柯棣华最亲近的亲人当属他的侄女苏曼加拉了。2014年，我曾在孟买见过柯棣华的二妹曼诺拉玛，当时她已93岁，寄居在苏曼加拉的家里。曼诺拉玛是当时唯一见过柯棣华的人，柯棣华离开印度时，曼诺拉玛只有17岁。曼诺拉玛那时身体已经极为虚弱，说话困难，要通过苏曼加拉的解读才能明白她要表达的意思。曼诺拉玛已于2015年作古，与柯棣华相聚于天堂。苏曼加拉出生于柯棣华病逝之后，与柯棣华完全没有交集，只能靠家族内流传的记忆来回忆柯棣华。与她的叔叔一样，苏曼加拉一家都是医生，她的女儿当时正准备去美国留学。苏曼加拉夫妇开了一家诊所，他们告诉我，诊所的名字以她叔叔柯棣华的名字命名，以纪念他。他们还将柯棣华赴华前后与家人的书信整理汇编成了一个小册子复印，以便于他人了解柯棣华。由于叔叔的影响，苏曼加拉一家对中国有点特别的感情。我的采访行将结束时，苏曼加拉打开手机，播放了一段视频，“一、二、三、四……” 一段稚气的女声随之传出。苏曼加拉说，这是她的小孙女，跟着儿子在美国生活，目前还在学习中文，她希望能将叔叔的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苏曼加拉送给我一本柯棣华的书信集，我从信里看到了柯棣华 丰富的内心世界，也感受到了他在中国战地生活的惊心动魄。1938年7月，柯棣华向梅塔医生咨询了赴华医疗队的情况，随后在给他父亲的信里写道，“梅塔医生指出，此行可能也有黯淡的一面，包括牺牲、中断学业和失去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等。我不认为它们就是真正的黯淡……”1941年1月，柯棣华在晋察冀边区白求恩卫生学校给一同援华的印度医生巴苏华写信，介绍了他的生活，信中说，“你走后一个月，敌人的扫荡如期而至。这次敌人来真的了，华北最高当局派了2万人。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都是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行军”。远在异国他乡，柯棣华也思念他的祖国，他写信给派他们援华的国大党，询问归国事宜，同时要求巴苏华为回国筹集路费。书信集中，柯棣华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942年10月15日，向他的战友巴苏华介绍了根据地的情况，还说自己正考虑年底去一趟延安。他还对印度的混乱状况表示忧虑，不知印度政局下一步会如何发展。两个月不到，柯棣华便于12月9日病逝。
我在印度待的时间不算短，接触了不少印度人，觉得与他们相 比，柯棣华的身上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品质：侠气。打仗必然会有流血牺牲，深入到敌人的心脏地区更需要勇气。子弹不长眼，不会因为他是印度人就跑偏。1941年1月，柯棣华在给巴苏华的那封信里，透露白求恩卫生学校有5名学员在敌人的扫荡中牺牲。可是柯棣华不畏艰险，周旋于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其胆识和勇气让人钦佩。
印度援华医疗队有5名医生，柯棣华是其中一员，我们纪念柯 棣华的时候不能也不应该忘记其他队员，比如巴苏华。巴苏华比柯棣华在中国待的时间更长，跟中国的关系也更紧密。1943年，他才离开中国回到印度，在中国待了5年的时间。巴苏华出生于今天孟加拉国的达卡，在加尔各答医学院完成了学业。作为柯棣华的生前好友，他回国后成立了全印柯J棣华纪念委员会。1959年，巴苏华又来到中国学习针灸，并于1977年成立了印度针灸协会，将中国的针灸在印度发扬光大。1986年，巴苏华逝世前夕，将自己的30万卢比积蓄捐给了西孟加拉邦政府，用于发展针灸事业。巴苏华虽然没有牺牲在抗日战场上，但他对在印度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贡献巨大。可惜的是，柯棣华在中国家喻户晓，巴苏华却默默无闻。
如同柯棣华，巴苏华也没有后人，他的学生甘泰特成为他的事 业继承人之一。甘泰特致力于宣传巴苏华的事迹，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网上看到了他的讲演，并与他取得了联系，约好了采访。只是后来因其他事情耽搁，没能去成，由我的同事赶到加尔各答，完成了对巴苏华事迹的采访报道。
难解的心结
自1962年中印战争至今，中印关系一直磕磕绊绊，难以有实质 性突破，甚至还会出现反复。为此，有人开出了这样的药方：加强经贸交流，以经带政，化解心结。这个方子目前看起来也不太管用。中国已成为印度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公司表达了投资印度的最强烈意愿，可印度并没有因此释然。一个典型的例子，当印度试射导弹时，常不忘提一句导弹可以打到中国何地，显然是把中国当成了假想敌。
【西姆拉的印度高级硏究所是西姆拉协定的签署地】
中印之间有心结，主要是印度人对中国的心结，中国应该没多 少人会把印度放在心上。在印度主流舆论里，中国是侮辱印度的侵略者，是占领印度领土的恶霸，是巴基斯坦的帮凶，是围堵印度的始作俑者，是压制印度崛起的主谋……对中国满满的负能量。
要了解印度人的心结，化解中印关系的症结，还应回到心结产 生的原点，那便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中印战争。这场战争塑造了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印关系和印度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对中国而言，这不过是一场普通的边境冲突，与抗美援朝和对越战争都不可同日而语，正因为如此普通，不少中国人甚至都忘记了这场战争。可在印度人眼里，或者印度社会主流的认知里，这是印度的奇耻大辱，难以忘却。对中印战争的不同认识和解读是横亘在两国间的主要障碍。常有中国学者与印度同行交流时试图回避这场战争，可是，越是如此，印度人反倒越觉得中国人心虚理亏，最终常常是鸡同鸭讲，交流难以深入。我在印度参加过的中印学者研讨中，这一情况挺普遍。中国学者对中印战争不愿意多谈，大谈友好，可是印度人总是紧抓着战争不放，咄咄逼人。受害者闪烁其词，挑事挨打者理直气壮，真是不可思议！
自1962年初开始，中印关系持续紧张，边境零星交火不断，已 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刚于1961年从葡萄牙人手中武力强行夺取果阿的尼赫鲁踌躇满志，对华态度极为强硬。他干脆拒绝了中国的谈判呼吁，坚持要求中国在边界上无条件让步。他鼓动印军在中印边界地区推进得尽可能远，将中国人赶出去。他或许以为中国陷入同时对抗美苏的困境，无力西顾，他或许幻想中国会像葡萄牙一样吞下印度丢来的苦果，他或许真的相信了 “1名印度士兵抵4名中国士兵”的传言，又或许他只是想赌一把中国不出兵。在强烈而又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刺激下，印度社会极为兴奋，求战心切。
中印战争爆发前夕，印军在东段已经越过了麦克马洪线，向西 藏的腹地进军，气焰极为嚣张。时任《泰晤士报》驻印记者的麦克斯韦尔在他的《印度的中国战争》一书中真实地刻画了印军的嚣张。书中交代，一队推进到塔格拉山脊的印度士兵发现山脊居然在麦克马洪线以北，他们便占领了塔格拉山脊。印度为此炮制出了麦克马洪的意图一说，声称麦克马洪的意图是按照山脊画线，所以，尽管塔格拉山脊在麦克马洪线以北，印度也必须占领。
尼赫鲁没有料到，一忍再忍、忍无可忍的中国反击了。更让他意外的是，印军遭遇了独立以来最为屈辱的惨败，前线兵败如山倒。今天，有国人常说，中国军队已经即将打到印度首都德里了。这一说法有点夸大。战线东段离德里有数千里之遥，西段离德里也有数百公里，远没有到打到德里的程度。不过，德里确实笼罩在亡国的末日气氛中。时任美国驻印度大使在日记中写道，11月20日是德里最为痛苦的一天，“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公众士气的崩溃，空气中弥漫着恐惧和谣言”。德里的街头开始挖战壕，垒沙袋，有的地方立法院议员甚至还穿着军装开会。
【印度喜马偕尔邦达兰萨拉的战争纪念园，园中的黑色竖碑上密密麻麻地刻着自 1947年以来印度历次对外战争中阵亡士兵的名字。】
【印度喜马偕尔邦达兰萨拉的战争纪念园, 公园门口有一门炮，上面标着中国字样。】
这场战争终结了尼赫鲁政治生命的黄金时期，他从一个带领印度走向独立的民族英雄一夜之间沦为让印度蒙羞的失败者，饱受抨击，他的政治生涯走入了下坡路。明星坠落，对尼赫鲁这一出身高贵、心高气傲的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他衰老的身躯备受摧残，两年不到即撒手人寰。
中印战争戳破了印度人的大国幻觉，是印度国运的转折点。战争爆发前，印度游走于美苏之间，以第三世界的领导者自居，在国际舞台纵横捭阖，一时风光无限。而印军在前线的惨败将印度的虚弱彻底暴露在世界面前，印度所赖以称雄世界的基础轰然坍塌，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民族自尊心受到重创。胸怀大国梦的尼赫鲁接受不了，印度一般民众也难以接受。尼赫鲁抑郁成疾病逝，印巴战争爆发，印度国内政局动荡，20世纪60年代给印度人留下的记忆是灰色的，而它的起点便是中印战争。这场战争当然也是柯棣华命运的转折点。
战后，印度人没有“三省吾身”，而是对自己溃败的原因作了让人大跌眼镜的解读：中国人背叛朋友，背后插刀，印度猝不及防。“不是我们愚蠢，而是敌人太狡猾！”印度知名度颇高的学者型官员、国会议员兼作家沙希·塔罗尔就这么认为。他在《尼赫鲁：印度的创造》一书中写道，当边界发生冲突时，印度还没准备好，因为尼赫鲁认为中国不会同印度打仗。比潘·钱德拉等人的《独立后的印度》也说，当中国军队突然从边界撤退消失时，只剩下了印度这个伤心的朋友。
尼赫鲁既然叫嚷着要把中国人都从边境赶岀去，为何又认为中国人不会同印度打仗？塔罗尔并没有明说。可能也是为尊者讳，难以启齿。当时，抗美援朝结束还不到十年，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的顽强意志和战斗力，印度不可能不知道。尼赫鲁应该还没有自信到以为印军强过了美军。那他又为何敢于冒同中国交战的风险呢？说白了，极有可能就是想趁火打劫一把。当时，中国国际环境恶化，与美国关系持续紧张，与苏联关系也出现了问题，国内又赶上了饥荒，这些印度不可能不知道。尼赫鲁可能就是想赌一把中国人没有精力对付印度，所以才会认为中国不会同印度打仗。尼赫鲁这次失算了，他低估了中国人的决心，也搭上了自己的一世英名。
【中印战争时期印度国防部长梅农的故居，位于今天喀拉拉邦卡利卡特市。】
不过，《独立后的印度》还以详细的数据驳斥了印度没有准备好的论调，声称，印度败于中国并非尼赫鲁天真或印度没有进行军事准备，1948年至1955年间，印度军队从28万人扩充到55万人，印度空军由7个中队扩充到了19个中队。也正因为如此，印度国内还有人心有不甘，声称印度军队已在阿萨姆平原摆开了阵势，正等中国军队过去决战，中国军队突然撤退，印军没有打出水平，心里不服气，所以也就不愿意认输。历史没法假设，今天我们难以再设想中国军队推进到阿萨姆平原与印军决战后的结果。中国军队翻山越岭，确实存在国人所说的后勤补给问题，可是印军真敢在阿萨姆平原跟中国军队决战吗？如果中国军队顺势而下，推进到阿萨姆平原，那今天整个印东北恐怕都已非印度所有。须知，今天的孟加拉国当时还叫东巴基斯坦，正是印度的劲敌。中国军队在前方打，东巴军队抄印军的后路，那阿萨姆早就不姓印了。
印度人的想象力之丰富有时候让人不得不佩服，比如他们中有人就生生地捏造岀了安理会让贤的谎言。塔罗尔信誓旦旦地声称：美国当年提议将安理会席位让给印度，遭到了尼赫鲁婉拒，尼赫鲁主张应当让给中国。他甚至煞有介事地说，还有部分印度外交官看到了相关文件。以前部长之尊为这段话背书，更增加了它的可信性。这一谎言在印度流传颇广。2014年底，印度一个非常低调但能量颇大的智库举办了一场亚太安全研讨会，邀请到了一位中国前高级外交官与会。提问环节，一位头缠黑布身材瘦长的锡克小哥一脸严肃，语调低沉：“当年印度将安理会席位让给了中国，为何现在中国不支持印度入常？ !"老于江湖的中国外交官对付此类问题自然是游刃有余，一番太极之后就推过去了。我想，锡克小哥的目的或许不在于讨个答案，而在于表明自己愤懑的态度。塔罗尔等人捏造的安理会让贤谎言，既彰显了印度的高风亮节，乂凸显了中国的忘恩负义，可谓一箭双雕。
背后挨刀遭背叛，没打出水平心不甘，印度精英将这一套巧妙 包装出来的战争解释不停地灌输给民众。常言道，谎言重复了千遍就成了真理。1962年至今已有上万天，这些荒谬的辩解又何止重复了千遍。这一愚民教育的结果就是让“中国不可信”的认识深入印度民众心中，难以磨灭。这就是印度对华的社会心理土壤。为何印度社会反华舆论一呼百应，友华声音难以传岀？根源在此。
当然，印度在中印战争中也并非一无所获，除了占领中国的藏南之外，它还意外地收获了一项正向效果，即印度作为一个国家凝聚力的增强。众所周知，在印度当前的疆域内，过去一千年里从未形成过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这使得印度统一的国家意识淡漠，地区或族群认同意识极强。《独立之后的印度》一书提到，民族团结曾是印度独立之初最为严峻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却因为中印战争得到了缓解。《印度的中国战争》也指出，当时印度空前团结，以至于印度政府决定推迟成立促进民族融合的委员会，它认为中印战争已帮它实现了民族融合。印度突然间发现，对中国的怨念可以超越地域、种姓、宗教、阶级差异，将印度人汇聚到一面大旗之下，因为这是一场“中国人”对“印度人”的战争，这是“中国”对“印度”的羞辱。在印度看过电影的中国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一旦电影中出现印度国歌或国旗时，全场的印度人便会自发起立唱国歌。我在德里看电影时经历过一次，让人很受震动。而据说孟买的电影院放电影之前先要全体起立奏国歌。追根溯源，印度人在电影院的这一举动正与中印战争有关，这场战争激活了印度人的印度意识。
民族凝合剂的神奇效果使得印度精英不愿意忘记战争，而且还 在不停地炮制事端。据笔者观察，印度最大的英文报纸一《印度时报》，2014年全年，每隔一个半月左右就会抛出一条所谓中国军队入侵的新闻或旧闻，似乎储备了很多料，随时可以爆出来。《印度斯坦时报》甚至在2013年捏造了一条新闻，声称印度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向中国让渡领土，以至于印度政府也不得不出来澄清此事纯属子虚乌有。
随着中国的重新崛起，中印两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差距日益拉 大，印度精英报一箭之仇的希望日益渺茫，焦虑也就日甚一日。为此，过去十年间，印度不惜血本采购了一大批先进的武器装备，其最为堂而皇之不加掩饰的借口，就是中印之间军力对比的失衡。印度知名杂志《周刊》近年刊发了一篇中印潜艇力量对比的长文，为“印度洋即将成为中国的洋”忧心忡忡，极力鼓动印度政府加快发展潜艇力量。
中国人主张往前看，印度人选择了沉浸在过去。印度人半个多 世纪的怨念除了增大自己的心理阴影面积外，还令自己损失了不少实利，比如错过了搭中国发展顺风车的机会。当世界主要大国都在钏足了劲要迈向工业4.0时，印度还没完成自己的工业化，还在吃力地搞“印度制造”。中国的工业化之路可作为它的榜样，它不愿意学；中国现在到处寻找机会的民间资本可弥补它的资金缺口，它又不太敢要。羞羞答答，满腹疑虑，最终只能是误人不成反误己。
印度爱国者
有一个印度人，时常在中国的电视台抛头露面，也是中国各 类中印交流论坛的座上宾，同时又受到中国驻印度记者的热捧，在中国南亚研究的小圈子里春风得意。他有一个中国名字，一说出来就让人想起唐朝时一位大名鼎鼎的宰相，这位宰相近些年又以神探的形象在中国的荧屏火了一把。这个印度人的中文名字叫狄伯杰，英文音译为迪帕克，有光明的意思。
【尼赫鲁大学中文系学生在新春联欢会上表演节目】
狄伯杰是尼赫鲁大学中文系教授，是我在印度认识的第一个所 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其实他主要的工作是教中文，教着教着就成中国问题专家了，后来自己还出了书。我刚到印度时，赶上尼大中文系举办的中国新春联欢会，由尼大学生自导自演，同事带我去报道，并将我介绍给了狄伯杰，随后的3年里，我多次采访狄伯杰，还时常在德里的中国活动中碰到他。
狄伯杰在尼大中文系并非最为资深，中文说得也不是最好的， 为何尼大中文系只有他受热捧？原因其实很简单，他有一个其他老师都比不了的优势：娶了一个中国老婆，有了 “中国女婿”的身份。所以，不少中国人把他当成“自己人”，以为他好说话。狄伯杰确实比不少印度人好说话，他经常往返中印之间，看到了中国的发展成就，愿意赞美中国的进步，至少表面看起来对中国挺友善。要知道，这类人在印度知识界极为稀缺，比大熊猫还珍贵。狄伯杰的特殊身份，他的温和立场，使他成了中国南亚研究圈的香W,经常受邀到中国参会，不是在中国开会，就是在奔往中国开会的路上。
不过，若因此以为狄伯杰是个亲华派，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只 不过是比他的同胞更为清楚中印的实力差距，更为理性和客观，远谈不上亲华。一谈到中印战争，狄伯杰又马上回归了印度主流观点。他在《20世纪上半叶的印中关系》一书分析中印战争时称，美国围堵中国，中苏关系恶化，“大跃进”所导致的经济溃败及饥荒是中印边界冲突的原因，“所有这些因素，加上达赖喇嘛逃到印度，以及悬而未决的边界争端，使得中国异常愤怒，导致它在1962年10月20日攻击印度”。这个“中国女婿”避而不谈战争爆发前印度的百般挑衅，将责任一股脑儿地推到了中国身上，印度民族立场一点都不含糊。
可能看过狄伯杰这本书的中国学者不多，他们仍将狄伯杰视为 “自己人” o狄伯杰到了中国侃侃而谈，有的中国人可能会产生错觉，以为他的想法可以影响印度决策层，最起码影响印度舆论。实际上，狄伯杰在印度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还没有在中国大。他只是尼赫鲁大学的一名普通教师，影响力仅限于印度的中国研究圈。再者，狄伯杰吃中国饭，主要市场在中国，他谈论中国时便有些顾忌，没有别人放得开，也就更难影响印度舆论了。
同在尼赫鲁大学中文系任教的海孟德比狄伯杰更敢说。海孟德 也是我的采访对象，认识他是在狄伯杰之后，当时要做一块印度中文教育专版，便联系了他采访。海孟德是德里人，中等个子，身材壮实，头发花白，留着一撇浓密的胡须。他常穿一件印度长袍，说话不紧不慢，书生气十足。海孟德也是德里中国活动的常客，只不过知名度没有狄伯杰高。
海孟德在他的办公室里，向我回忆了他学习中文的心路历程。 他说，自己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习中文，那时学中文的人不多，让人感到神秘。海孟德告诉过我，教学之余，他还在研究鲁迅。在敢说这一点上，他与鲁迅先生挺相似。
德里的印度中国研究所每周三都要举办讲座，我时常过去旁 听。一次，中国研究所请了一位印度退役空军上校，介绍印度空军在藏南的情况，海孟德和我都赶了过去。这名上校是个锡克人，缠着一团乌黑的头巾。他在可以披露的范围内大致讲了印度空军在藏南的分布，同时还对比中印在藏南的空军实力。锡克上校对印度空军的打击能力信心满满：“一旦边界爆发战争，我们将会主动攻击青藏铁路！”可能受了这句话的鼓舞，到提问环节时，在前排就坐的海孟德举手向锡克上校发问：“打败中国一次是印度的民族共识，那么我们如何来实现这一共识？ ”海孟德的问题让我意外，与他以前所塑造的对华友善形象反差极大。
锡克上校头脑还算清醒，赶忙澄清：“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打败中国一次，只是为了遏止中国。”不知海孟德听了这个回答后有没有失望。一边混迹于中国人的圈子，一边又在暗暗盘算如何打败中国，海孟德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两头周旋，活得挺辛苦。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他短期内遂愿的难度极大，仍不得不在中国圈子继续混下去。2016年1月，德里的书展，中国是主宾国，海孟德受中国单位邀请，又开始鼓吹中印友谊了。
海孟德只是一名普通学者，跟中国捣乱心有余力不足。印度一 个叫布拉哈马钱拉尼的学者却有力又有心。若论在中国的知名度，钱拉尼比不过狄伯杰，可若论对印度决策层的影响，狄伯杰难望钱拉尼项背。现在钱拉尼供职于印度著名智库一政策研究中心，此前曾担任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防务事务召集人，还是印度外交部所属的政策咨询集团成员。钱拉尼虽然极少来中国，可他对中国的兴趣却极为浓厚。不知道中国何时因何得罪了钱拉尼，诅咒中国是钱拉尼工作的中心。这可能便是中国研究机构不愿和不敢请他来中国的原因，谁想请一个人来骂自己呢？
推特是钱拉尼咒骂中国、宣泄对中国不满的主阵地。2014年， 他甚至发推文说，中国的性别失衡已对亚洲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他不愿提及的是，印度性别失衡已超过了中国。照他的逻辑，这足以威胁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了。钱拉尼隔三差五地咒骂中国，难道只是为了过嘴瘾吗？他在《印度斯坦时报》的一篇文章道出了自己的心理期许。钱拉尼说，除非中国垮台或陷入危机，否则中印边界问题无法解决。这其实也是包括海孟德在内的印度主流精英的心理期许。我没有见过钱拉尼，曾试图在推特上与他交流，结果迅速被他拉黑。
《印度时报》国际新闻主编英迪拉尼巴格奇与钱拉尼心理期许相似，不过相对温和点。巴格奇的丈夫乔杜里是《印度斯坦时报》国际新闻主编。这对新闻战线上的伉俪虽分属于不同的报纸，但对华立场并无差别，是夫唱妇随的典范。《印度时报》和《印度斯坦时报》成为印度反华报纸的哼哈二将，巴格奇夫妇厥功至伟。我与巴格奇有过一面之缘，见过乔杜里两次。刚到德里时，同事给我介绍了些熟人，其中就有巴格奇夫妇。我们相约在德里可汗市场一家小书店的咖啡馆见面。巴格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那双深邃明亮的大眼睛，明亮的如同乔杜里锂亮的脑门。初次见面，只是寒暄式聊天，气氛还算融洽。分别时，巴格奇对我说，“以后在德里有啥需要帮忙的，一定要跟她说”。当然，后来的事情证明，巴格奇并没有当真。
那次分别后直到离开印度，我再没有见过巴格奇。虽然对她仰 慕之极，也只能捧着《印度时报》，看着报纸上她的名字，想象她的风采。巴格奇虽然干瘦，可她在我心中的形象却逐渐丰满起来。她不仅是个优秀的记者，还是个出色的鼓动家，更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尽管她的大眼睛里没有饱含泪水，可她对印度也是爱得深沉。“中国在南海骚扰印度的军舰” “海牙裁决对印度来说是甜蜜的” “核供应国48个成员中47个都支持印度加入，中国依然是印度最大的障碍”，巴格奇声嘶力竭，鼓起了腮帮子呐喊，与她的反华战友们遥相呼应，营造了对华极为抵触的舆论氛围。这一舆论环境如同干柴，一丁点火星都可以燃起熊熊大火。
海孟德、钱拉尼、巴格奇还都是纸上谈兵，有人已在考虑如何 着手实施了。2015年初，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所举办的亚洲安全论坛上，一位尼赫鲁大学教授做主旨发言时，督促印度利用手中的藏独牌直接跟中国谈判。提问环节，一位印军退役旅长向这位教授讨教所谓的中国对新疆和西藏控制的削弱之道。2017年，印度陆军司令拉瓦特更是公开宣称，两线作战（对中国和巴基斯坦）是一个现实的方案，印军能力已有了很大的改变，陆海空二军已为两线作战进行了非常多的联合准备。
从相对温和的狄伯杰到咄咄逼人的拉瓦特，印度文化和政治精 英对中国的心态并无实质差别。他们共同形成了印度对华舆论场，影响了印度对华决策。作为一名中国记者，待在印度，常会感到压抑，电视台讨论的，报纸上写的，研讨会上说的，不是痛骂中国，就是商量怎么跟中国捣乱，理性而又有建设性的声音极少。这一黑色的政治雾霾笼罩着印度大地，让人无处躲藏，倍感窒息。有的印度人还跑到中国来，利用到中国交流之机，宣扬在印度都没有市场的观点，蒙蔽了一些不了解实情的中国人，甚至还蒙蔽了个别国内专家学者。
好人C.K
C.K.拉姆昌德拉是印度卡利卡特市人。卡利卡特位于印度西南 角的喀拉拉邦沿海，中国人知道得极少，可中国一位历史名人曾在这儿留下了足迹，这个人便是明代的大航海家郑和。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不太为国人所知的是他七次均在卡利卡特停留，最后病逝于此。卡利卡特那时名为古里，是印度洋的商业中心和东西方贸易中转站。它附近地区还盛产香料，中国清代学者尤侗有诗云“柯枝不见一枝荣，止有胡椒万斛盈”，柯枝即今天的科钦，位于卡利卡特南部。
【印度南部科钦堡著名景点的中国渔网】
我见到 C. K时， 他已退休在家，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办起了卡利卡特文化遗产论坛，致力于挖掘卡利卡特历史文化遗产。C. K尤为留心卡利卡特与中国的交往史，还曾到北京参加过一个研讨会，专门介绍这段历史。起初，我以为拉姆昌德拉是他的姓，按照习惯称他拉姆昌德拉先生， 后来他提醒我可以喊他C.K。印度地域文化差别大，姓名也各有各的学问。据说喀拉拉人的全名由出生地、父亲名字和个人名字组成，出生地和父亲名字缩写前置，C.K两个字母可能就是这个来历。在印度待久了，有时不见其人也能由名字简单地判断这人的来历。比如，印度东北人名字的英文字母拼出来跟中国人的名字极像，这类名字一看便知是东北人的。我有一个曼尼普尔朋友，姓宁神（NingShen）,名字看起来就像拼音。【卡利卡特街头的小吃摊】
我跟C.K通过网络认识，最初算是网友。2013年是郑和逝世580周年，那年5月，中国领导人又要访问印度。以郑和来追溯中印友好交往史是个不错的选题。刚到印度时就听一名记者提 起卡利卡特，说它的风土人情与德里迥然不同，非常有特色，我从此对它念念不忘。高访前夕，我将选题报回，很快得到批准。我从德里出发，取道科钦，自科钦坐火车前往卡利卡特。卡利卡特与德里确实是两个世界，人比德里黑，街道比德里干净，语言文字跟德里不一样，连男人穿的都不一样。德里男人爱穿一件类似于民国长衫的 长袍，就是莫迪穿的那种，再套一条紧腿裤。卡利卡特男人完全不同，他们上身穿一件长袖或短袖，下身裹一条长到脚踝的长布，有点像裙子。
到卡利卡特后，采访对象一直联系不上，我十分着急。那时 到印度还不满3个月，连德里都不太熟，到了卡利卡特更两眼一抹黑，不知道找谁，只能寄希望于谷歌了。我在谷歌搜索页面输入卡利卡特和郑和，一堆网页随之跳出来，其中一个名为卡利卡特文化遗产论坛的网站吸引了我。我点进去浏览了起来，发现自己找对了地方。网站分类汇编了欧洲人、犹太人、中国人与卡利卡特的交往史，材料非常翔实。网站的联系人正是C.K.拉姆昌德拉。我给C.K写了一封电子邮件，提出了见面采访的请求。邮件发出后，我的心里也没底，不确定他会不会及时查看邮箱，不确定他即便看了是否会同意会面。忐忑中等待了约莫一个小时，我收到了C.K的回复：他很愿意见我，只是人在班加罗尔，第二天晚上赶回来，第三天上午可以见我。他决定找朋友第二天带我先在卡利卡特四处看看。在这个举目无亲、人生地不熟的地方，C.K的热忱让人感动。我将酒店名和房间号在邮件里告诉了他，他回复说，他的两位朋友会在第二天上午9点到酒店里找我。第二天早上8点半，酒店前台打来电话，大堂里有两个人找我，我立刻明白C.K的朋友到了。第三天，C.K来找我，也是准时赶到。印度人以拖沓不守时闻名，他们3个人让我刮目相看。
【利卡特丝绸街的塑像，当地政府为了纪念丝绸街当年的盛况而立。】
两人中，一位是矮小干瘦须发皆白的老者，另一位是魁梧健壮 的中年人。我现在忘记了老者的名字，只记得中年人叫希纳斯，是卡利卡特大学历史系的教授。老者说，他们受C.K之托，打算带我去丝绸街看看。一听到丝绸街，我立即想到这条街可能与中国有点关系。老者证实了我的猜测。他告诉我，这条街古时候曾满是中国商人开的丝绸店，街道因此得名。我跟他们到了丝绸街。街口处立着一座雕塑。雕塑台基上是两个坐立人像，一人身着汉服，另一人光头长袍，似是当地土著，两人的姿势好像正在讨价还价。今天丝绸街只剩下名字了，除了这座塑像和街道名外，再也难以跟丝绸扯上关系，中国商人早年活动的痕迹更是无处寻觅。C.K告诉我，曾有中国学者试图在街上发现点蛛丝马迹，结果无功而返。
【郑和船队在卡和卡特的停泊处】
第三天早上9点，C.K如约而至。“今天我带你去看看当年郑和 船队停泊过的地方”，他说。车自卡利卡特市区驶出，一路向北，很快来到了一个名叫科洛姆的小村子，村子离卡利卡特市区约30公里。我们下车步行，穿过村子来到海边。这是一处月牙形的海滩，15世纪前后曾是印度西海岸一个重要港口。“这儿便是郑和船队当年停泊避风雨和过冬的地方”,C.K指着这片海滩说。600年的风雨洗礼，冲刷掉了郑和船队所能留下的任何痕迹。科洛姆村里还有一座清真寺，C.K介绍说，船员曾到寺里做礼拜，这座寺又有中国寺之称。只是，今天的中国寺已非原物，寺里的僧侣对郑和更是宀无所知，听到郑和的名字时一脸茫然。希纳斯说，当年郑和船队的船员一部分留在当地进行商贸活动，另一部分则继续向西航行。郑和船队回国时，当地也派代表随船到中国，这样频繁的商贸文化交流一直持续了近30年，直到郑和去世。
C.K意犹未尽，又决定带我去达·伽马首次登陆印度的地点。 那个地方离市区不远，现在已经辟为滨海公园。当地人还在登陆地点立了一块石碑，作为标识。达·伽马在卡利卡特登陆，在科钦死去，他人生的顶点和落幕都在印度。达·伽马开辟的新航线为欧洲人从海上侵略印度提供了极大便利，是印度命运改变的关键人物。中国与卡利卡特的交往一直以和平友好的方式进行，郑和船队有大小200余艘船只，规模庞大，当它们密密麻麻地出现在卡利卡特海岸时，当地人十分恐慌，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阵势。郑和船队没有恃强凌弱，十分谦和友好，让当地人意想不到，达·伽马船队规模远不及郑和，却横行霸道，两者真是天壤之别，C.K感叹道。“如果郑和当年征服了卡利卡特，那我现在说的就是中文了”，他开玩笑说。达·伽马横行霸道，名留印度青史，郑和和平友善，却不为印度人所知。给人印象最深的常是对自己伤害最深的人，对人或者国家均是如此。
对卡利卡特与中国的交往史，印度喀拉拉邦文化遗产中心主任 纳拉亚南认为可以追溯到宋朝。数百年的密切交流也使今天的卡利卡特人生活中留下了一点中国痕迹。“现在我们将小红辣椒称为'中国辣椒’，这边使用的一种尖底浅锅也被称为’中国锅’，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与中国有关的词汇”，纳拉亚南说。
今天的卡利卡特已没有了昔日商贸中心的辉煌，只是喀拉拉邦 的一座普通城市。可能是由于宗教上的原因，不少当地人去西亚北非打工，侨汇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来源。C.K说，现在一些卡利卡特商人也到中国采购商品，可卡利卡特却没有多少人会说中文，也没有中文培训学校或学习班，当地人即便想学中文也没去处，他希望卡利卡特未来能有个中文学校，还想卡利卡特能逐渐恢复历史上与中国的密切联系。
“郑和船队的翻译马欢称卡利卡特为诚信之城，我们对此非常 自豪”，希纳斯说。马欢曾随郑和三次下西洋，他在《瀛涯胜览》“古里国”章节里说这个地方“人甚诚信，状貌济楚标致”。郑和 首次到达卡利卡特时曾立碑纪念，碑文说“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噪同风……”现在石碑已湮没难寻，但行走在卡利卡特的街头，仍能感受到当地人的淳朴善良。卡利卡特并不是热门的景点，外国游客少，中国人更是难得一见。大街上的小孩看到我这张异域面孔后十分地惊奇，甚至主动过来要求合影。
在C.K的身上，我看到了马欢所说的“人甚诚信” “济楚标 致”。他对中国怀有真诚的友善，他的友善不像有的印度人是因为有利可图而伪装出来的。C.K并没有因为我们的采访而在德里中国人圈子里出名，更不可能因此获利。我采访C.K前，中国驻印单位不知道他，中国记者没人采访过他。在我之后，虽然新华社及国际台同行又跟进采访，可他仍不为德里的中国人圈子所知，德里的高大上活动中也见不到他的身影，除了很早以前的一次到中国交流外，他也没再收到赴中国交流的邀请。CK就像印度厌华政治雾霾中的一盏灯，让人感到温暖，看到了一丝希望。以印度国土之大、人口之众，C.K式的人物可能还有不少在“潜伏”，只不过现在声音传不出来，没法被大众听到。
难以抗拒的中文热
近年来全球兴起了中文热，印度也不例外。印度社会虽然对中 国有心结，可这阻挡不了印度人学中文。除了个人兴趣外，在印度，会中文意味着可观的收入和大把的工作机会，意味着生活的大幅改善。印度人并不像有人所臆想的那样，不太在乎物质享受，孜孜于精神境界的升华，满足于“一箪食，一瓢饮”。他们对物质享受的渴望一丁点都不比中国人弱。过上好日子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的愿望。
会中文的印度人是我在印时接触较多的一个群体。他们吃“中 国饭”，混迹于印度的中国人小圈子，往来于印度和中国之间，于我是抬头不见低头见。这群人中有一个叫伊凡的，让我印象深刻，以至今天一提到他，我仍能记起他的神态和语气。伊凡的名字听起来挺俄化，容易让人联想起俄罗斯的伊凡雷帝，可他却是个地道的穆斯林，来自于印度的比哈尔邦。我与伊凡相识于2013年，那时我正准备做一块中文教育在印度的专版，需要采访学中文的印度学生，伊凡的老师狄伯杰将伊凡介绍给我，他当时是中文系的副博士。
伊凡曾到中国学习一年，中文流利，口音淡，还能不时蹦出几 个中国的流行词。单就口语而言，他的水平已经超过了他的老师狄伯杰。狄伯杰虽然娶了个中国老婆，近水楼台，比别人有更多练习口语的便利，可是他说中文时常会停顿，不太连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用在狄伯杰和伊凡这对师徒身上倒也贴切。
伊凡不仅中文说得熟，人还挺机灵，能言善辩。嘴上功夫大概 是印度男孩的强项，也正是靠着三寸不烂之舌，他们才能将一个又一个中国女孩娶回印度，与他们同甘共苦。伊凡那时正在跟一位广州姑娘热恋着，时不时往广州跑，还颇为得意地给我看了广州姑娘给他买的礼物。这事已经过去了3年多，他与广州姑娘是否修成正果就不得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