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告诉我，他刚上大学时学的并非中文，而是波斯语。为何 要学波斯语，他并没有说。我以为这或许与他的宗教背景有关。波斯语是莫卧儿王朝的宫廷语言，而莫卧儿王朝又是穆斯林在印度统治的黄金时代。学习波斯语，咀嚼一下本宗教在印度昔日的辉煌也挺自然。可是伊凡没有坚持下来。“我发现中文系更热闹，学生们都在忙着当导游、做翻译，学习中文有前途！ ”伊凡认定了这条道后，便决然地转了过来。他忍受不了波斯语门庭冷落的寂寞，更抵挡不住会中文所带来的物质诱惑。
不过，决心好下，路却不好走。中文向来以难学著称，墨西哥 人遇到极为困难费解的事儿，常用“像中文一样难”来形容，中文之难，可见一斑。伊凡说，他刚转到中文系时，班里有30名学生，毕业时只剩下14人，其他人都因中文难学而转了系。伊凡坚持了下来，当然也尝到了甜头，那时他已如愿以偿地做起了导游.其至还帮大公司的员工培训中文。
当导游、做翻译，印度人阿西干着与伊凡差不多的活儿。阿西 的印度名字为阿西斯，或许是与中国人打交道多了，出于方便的考虑，便给自己起了阿西这个中文名字。与伊凡不同，阿西是大城市德里人，而且他还不是科班出身，只是在大学时辅修了中文，后来又到中国进修了一下，可他的中文水平跟伊凡不相上下，可能是因为他更有语言天赋。阿西给人踏实靠谱的感觉，虽然也挺雄辩，但不油腔滑调。他还是一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不过，与他一起吃饭时，他并不会因为自己吃素而反对别人点荤菜。
阿西与父母、兄嫂一家一起住在德里的西南边缘，他还在德里 大学的中文业余班教课，从他家到学校，坐地铁要一个多小时。不过，阿西的工作重点不在于此。导游和翻译远比在德里大学代课挣得多。他做中文导游一天收费200美元，同声传译每小时收费高达500美元。而这就是他们这群人在德里的市场行情。200美元几乎相当于德里一名工人一个月的工资。阿西的哥哥在政府机关工作，收入远低于阿西，阿西可谓是家里名副其实的顶梁柱。现在，在印度高调宣传的刺激下，很多中国企业到印度考察，希望能从印度巨大的市场中分杯羹，前往印度采访的中国记者也多了起来。对阿西来说，这是巨大的商机。我曾给阿西介绍过中国客户。阿西现在圈子内做得小有名气，服务的对象也不只限于中国人，时常还跟随印度客户到中国来，为他们做翻译。
会中文的印度人并不满足于只在印度的小天地小打小闹，还跑 到中国长期定居起来，上海、义乌、广州、成都等地都聚集了大量的印度人。留学生和商人是在华印度人的主力。2016年4月，中国教育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来华留学生中，印度学生规模位居第四，高达1.6万余人。这群印度人之所以喜欢到中国生活，原因挺简单：人往高处走，相对于印度，中国现代化程度高，生活便利、舒适。德里作为印度的首都，算是印度相当现代化的城市了，可它的便利程度和发展水平大致与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的县城相当。外国人爱逛的大桥市场脏乱污秽，还不如我们县城的菜市场，可它却是德里唯一青菜和肉类品种齐全的市场，舍此别无他处。一到夏天，在高温炙烤下，大桥市场的臭味足以将人熏窒息。我每次进去买菜都要硬着头皮，捏着鼻子，闯进去速战速决，绝不多停留。可能有人要问，为何不去家乐福或沃尔玛这类超市？家乐福尚未入驻德里，沃尔玛也因印度小商小贩的强烈抵制而无法对外零售。德里有个规模相对较大的本土超市，名叫大巴扎，食材的种类不多。在德里，甚至出门吃个早饭都成问题。我住德里时，上午10点前在周围找不到地方吃早饭，饭馆都关着门，一个连锁咖啡店每天10点开门，这是我能找到的开门最早的可以简单吃早饭的地方。整体而言，印度社会生活节奏慢，现代化水平低，宗教氛围又 极为浓烈，让人恍若回到了中世纪。已在中国开了眼界的印度人又有多少愿意回到“中世纪”呢？
2013年，我从北阿肯德邦首府德拉敦回德里，旁边坐了一位印 度中年男人。他看到我的中国面孔后便主动与我聊天。此人名叫阿纽，那时已在广州开了一家酒吧，同时还计划在上海开一家餐馆。阿纽在中国过得十分舒坦，直言不想再回印度了。想“逃往”中国的印度人不止阿纽一个。一位曾留学浙大的印度人毕业后回到老家德里，在一家中资公司工作，因为工作与我认识。一次，他又约上我，咨询再到浙大读研的事。“你现在不是工作得好好的，为何还要再去浙大读研？ ”我问他。“因为杭州是50年后的德里。”他说。显然，杭州的舒适和现代化吸引了他，他不愿意再去等上50年，等他的家乡德里变成杭州的模样，而是想一步登天。可是，50年后，德里真会像杭州一样吗？只要印度人不改变自己的工作态度和生活习惯，恐怕倒也未必。后来，他又跳到另一家中资公司，到了北京，也算是了了自己的心愿。
大批印度人能够在中国工作、定居，与中国社会的包容性有着 极大的关系。尽管中国人对这位南亚的小伙伴时常瞧不上眼，但并没有为在中国生活的印度人量身打造一套苛刻的规章制度。中国人称外国人为外宾，尽可能给他们以礼遇，印度人即便享受不到礼遇，可也应该不会因自己的身份而受到刁难。印度人可能不知道或不太待见的同胞柯棣华常能帮他们拉近与中国人的距离。虽然他们中信仰佛教的极少，可来自佛教的诞生地给他们增添了点神秘色彩和光环。当着中国人的座上宾，娶了中国姑娘，享受着现代生活的便利，此间乐，不思蜀，他们怎么还愿意回到那个仅仅因为自己的肤色和种姓就会遭受歧视和白眼的地方呢？他们在印度可能娶个媳妇、找个男友都要受到宗教上的束缚，搞不好还有杀身之祸，哪能像到了中国一样享受恋爱婚姻的自由呢？
高兴就是这么一位久居中国的印度人。高兴本名阿贾特萨特 鲁辛格，他在中国圈混得久了，以至于不少知道他的中国人未必能叫得出他的印度名，只记得了 “高兴”这个中国名。高兴是比哈尔人，与伊凡是老乡。说来也巧，我所认识的尼赫鲁大学中文系学生中，比哈尔人最多，他们似乎比其他地方的人更爱学中文。比哈尔曾为佛教兴盛之地，佛教后来流传到了中国并发扬光大，不知这群学中文的比哈尔学生是否也受到了点文化上的感召。
高兴曾在北京大学读了八年博士，后来又在北外和北大短暂任 教，教授印地语，还常以印度专家的身份到各地走穴，岀现于荧屏。2015年，印度观察家基金会与环球时报社在德里联合举办第二届中印媒体论坛，我在会场见到了高兴的真身。两年后，洞朗对峙期间，高兴出尽风头，冲出了小范围的中国印度圈，为全国人所知悉。高兴在央视做节目时，可能为了证明他想象中的“中国失道寡助”，一下子抛岀了中国在南海与18个邻国为敌的滑稽言论，让不少人大跌眼镜，感叹印度人想象力的丰富。
洞朗事件后，高兴在中国的小圈子内也难以立足了，一来18个 邻国之说让人看到了他的真实水平，二来他的好战言论也让一些原本对他可能还心存好感的人心生厌恶。洞朗对峙时，或许以为他所认识的中国人不上脸书，高兴在脸书上发了一条消息，号召大家与印度军队站在一起，把中国打个鼻岀血。他没想到的是，还真有中国人看到了他的留言，并将之传到了印度研究圈里，一下子丰富了大家对于高兴的认识。一边在朋友圈里鼓吹所谓的中印友谊，一边暗地里想要恶狠狠地教训中国，两面嘴脸昭然若揭。洞朗事件后就很少听到高兴的消息了。2018年初，一个朋友给我发来一张截图，高兴又在接受一家电视台的连线，这时的他满嘴胡子，又密又黑，跟洞朗对峙期间的白面少年形象相去甚远。
在中国，高兴这类印度人并不少见。我们常以为，交流可以增 进了解，消除偏见。实际上却未必如此。人的立场和成见一旦形成，极难改变。这群人亲眼目睹了中国的飞速发展和蓬勃活力，对比了家乡的落后与跚跚不前后，更明白了中印间实力差距的迅速拉大，反倒可能萌生出更多的恐慌和不安。我的一个朋友去重庆一所高校与印度学生交流时，发现就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这群学生仍然在咄咄逼人地指责所谓的中国侵略印度，成见之深，让他难忘。
可是，让高兴这些人学成后回到印度去，对他们来说又似乎是 个艰难的选择。抛开物质上的优越不说，中国最起码没有印度那种赤裸裸地不加掩饰的公开歧视，低种姓的人不用担心会因为自己的肤色或出身而遭白眼或毒打，反倒还可能因为自己的外国人身份而受到礼遇。女孩子也不用担心一出门就会怀孕，不敢晩上出门上厕所，不敢晚上跟朋友出去唱歌摺串。所有这些在中国人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事儿，到了印度可能就成了奢侈品。在中国享受惯了的印度人还会愿意回去？
再考，可能这群人也不好回去。一位印度高校的中文教师告诉 我，他挺想到中国去读个中文博士，以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可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印度并不承认中国的学历，学成归来后不太可能靠此文凭进入公立机构，比如高校，这让他很苦恼。不止一个印度人向我反映了类似的问题，他们彼此没有交集，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还有人说，除了医学文凭之外，政府不承认其他在中国获得的学历。一个曾在中山大学学医的曼尼普尔人告诉我，他们从中国学成回来后，还要通过一个考试，学历才能为政府所认可，否则便不能行医。
而今印度本土的中文教育发展较快。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的尼 赫鲁大学，历史不算长，可现在已成为印度赫赫有名的文科院校。它的中文系在印度更是首屈一指，声誉甚至超过了老牌的加尔各答国际大学中国学院。这可能与它地处政治中心，靠近政治资源有关。有了狄伯杰这个“中国女婿”，尼赫鲁大学还成了中国驻印机构和中国高校或研究机构的主要合作对象,它的老师和学生也就自然获得了更多到中国交流或访学的机会。尼赫鲁大学的名声，它的中文系在中国人圈子里的口碑，也使尼大中文系的学生非常容易找到工作。海孟德说，尼大中文系学生的就业率是百分之百。
【德里一家中国培训机构的老师临授课
德里蓝钟国际学槟.的中文课老师在与学生一起交流】
加尔各答国际大学由泰戈尔创办于1921年，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它地处加尔各答以北一百余公里的和平乡。泰戈尔在时，他 一人的号召力足以撑起国际大学的一片天。在他身后，国际大学再也没有人有他那样的声望。英印从加尔各答迁都德里后，加尔各答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可支配的资源减少，对人才的吸附力也在减弱，身处加尔各答穷乡僻壤的国际大学自然难以幸免。国际大学的中国学院创办于1937年，创立者是谭云山。谭云山是毛主席的同学，早年受泰戈尔之邀赴印，执教于国际大学。他的儿子谭中20世纪50年代自中国赴印，从事中文教育，直到90年代退休。谭云山父子在印度中文教育领域接力耕耘半个世纪，见证了印度中文教育的潮起潮落。2013年，印度中国研究所举办泰戈尔与中国研讨会，一家与泰戈尔有着不解之缘的谭中从美国赶来参会。他虽已到耄耋之年，可依然精神矍砾，思维清晰。
谭中告诉我，印度独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印度曾派了两批留 学生到中国学习中文，20世纪50年代，中印虽然交流多，可印度学中文的人并不多，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印度一下子兴起了中文热，因为印度人觉得应当了解中国。1964年，谭中到德里大学中文班任教时，有数百人申请学习中文，不过由于师资有限，每期也只能招收三四十人。当时的中文教学条件很简陋。谭中回忆说，自己20世纪70年代在尼赫鲁大学中文系任教时，没有教材，就只能找来旧版的《人民日报》，根据上面的内容油印汇编成教材。谭中承认，由于民间交流的推动，当前印度又出现了一股学中文的热潮。
在这股中文热潮的带动下，印度开设中文系或中文班的高校越 来越多，2013年时，全印已有14个邦的中央大学开设了中文系。此外，有些民间人士办起了中文补习班，专门服务往来中国的商人，或者是与中国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印度公司员工。国际大学的中国学院也因这股热潮而受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构想提出后，云南加强了与印度的交流，昆明甚至还开通了直飞加尔各答的航班，不少云南学者也有意识地将印度作为研究重点。正因如此，国际大学与中国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它与云南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云南大学定期派人到中国学院教授中文。
不过，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还未在印度落地。尼赫鲁大学中文 系一位老师向我吐槽，他们系非常想通过合办孔子学院的方式，引入中国老师，帮助学生提高口语，奈何学校办事程序十分复杂低效，孔子学院因此迟迟没办成。一位对尼赫鲁大学中文系颇为了解的中国学者则告诉我，尼大的孔子学院没有办成与系里个别负责人不积极有极大关系。孔子学院难以落地可能还有个原因，那就是印度人想得太多，神经过于紧张，总以为中国会通过孔子学院搞小动作，所以一直没批。
华人的集中营磨难
“1962年10月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去上学，到学校才知道停 课了。这课一停就是两个星期。一天，我们一家人围坐着喝茶时，警察敲开了门……”尽管已经过去了53年，在咏晴回忆里，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当然，警察并没有带来复课的通知，而是要求咏晴的父亲“到局里走一趟”。咏晴没有想到，家里的厄运从此开始。警察抓走父亲没多久，又将13岁的咏晴连同祖母、弟弟一同抓了起来。“他们先将我们关在大吉岭监狱，后来又塞上了开往拉贾斯坦的火车。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的奶奶，我的家就这样碎掉T……”说到这儿，咏晴的眼睛湿润了。咏晴的父亲20世纪40年代移居印度，彼时已在印度生活了近20年。他们或许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会因中印关系剧变而急转直下。
战争中吃了苦头的印度人没有“三省吾身”，而是猜疑印度华 人给中国军队通风报信，背叛了自己，尽管当时华人聚居区离边界隔山隔水隔印军，而且那时也没有手机可以传信。可是这场输掉了底裤的战争总有人要担责。印度人在指责尼赫鲁对华很傻很天真的同时，还将怨气、怒气和恶气一股脑儿地撒在印度华人的身上，尤其是印度东部的华人。可怜的印度华人稀里糊涂地就成了替罪羊，开始了不堪回首的集中营生活。咏晴一家就不幸沦入了华人替罪羊的行列。
华人在印度定居谋生的时间并不算短，自18世纪末至今已有两百余年。加尔各答是印度东部华人的主要聚居地，当地华人社区仍流传着一个太钊公的传说。相传，1780年，一位名叫杨太钊的中国人到今天的加尔各答附近开办了一家糖厂，并招募了中国工人过来打工，自那时起，不断有中国人背井离乡，前往印度东部谋生活。他们到码头做苦力，去茶园种茶，做牙医，开商店，一代又一代，慢慢地攒了钱，也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华人安分守己，勤劳肯干，与英国人相处得还不错。印度东部的华人主要分布在加尔各答、大吉岭、瞩伦堡和西隆等地，又以加尔各答最多。中印战争前，加尔各答的华人约有两万人，甚至还形成了唐人街。噶伦堡地处中国西藏与印度贸易往来的交通要冲，曾是中国内地人取道印度进藏路线上的枢纽，也曾聚集了上千华人。我在西隆出差时还遇到过一个华人一热情好客的山东汉子齐宝云。齐宝云告诉我，西隆目前还有10户华人。齐宝云的爷爷在抗战时自中国前往印度谋生,后来在印度扎了根，置产兴业。20世纪90年代，年迈的老人将齐宝 云从中国接到了印度，接手自己的产业。
【噶伦堡华人所开的中餐馆】
已在印度生活近两百年的华人没有料到，他们祖祖辈辈所积累 的财富、所取得的社会地位会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他们自己也沦为人人喊打的阶下囚。
战争结束后，印度以极为罕见的高效率，于当年12月迅速抛出了《印度国防法》，后来又出台了《敌产法》，规定：印度政府可以拘押任何具有敌方血统的人，无须任何理由即可没收资敌嫌疑人的财产。心急火燎的印度人还没等到这把尚方宝剑驾临，就已全面行动起来，他们上街殴打华人，捣毁华人的商铺，将心中积累的战败怨气发泄得淋漓尽致。一位叫明的华人时年9岁，她后来接受加拿大一位华人女学者的采访时回忆说，“同学们都朝我扔石块和烂菜，让我滚回中国”。
爱看电影的人可能都知道日本的恐怖片《午夜凶铃》。那时， 印度的华人社区中也流传着极为恐怖的“半夜敲门”。因为印度军警常会在半夜敲门，将华人带走。已在边界战争中成为惊弓之鸟的印度人没有勇气找中国人民解放军报仇，只好将华人吓成惊弓之鸟了。在这场排山倒海的排华浪潮中，印度华人宛如大海中的孤舟，没有任何的庇护，在惊涛骇浪中只能随波逐流，任人宰割。3000多名来自加尔各答、大吉岭、瞩伦堡、西隆等地的华人，仅仅因为自己的血统就成了社会的弃儿。他们只不过是一群老老实实谋生活的小人物，有的根本就没去过中国，中国对他们来说只是个若有若无的遥远记忆。战争打破了他们生活的宁静，也改变了他们人生的轨迹。
谭中在这股排华浪潮中也没能幸免。好在他一家与泰戈尔、尼 赫鲁等人还有交情，免去了牢狱之灾。当时，印度一方面驱逐华侨，抓捕华人，关闭华人学校、商铺，取缔华人团体和报馆，另一方面则禁止华人在政府机构中任职。“我当时在国防部所属的语言学校教中文，我的弟弟在中国海军院校教体育。战争爆发后，瓦杰帕伊就公开质疑说，’谭云山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印度军队，一个在中国军队’，结果我就丢了工作”，谭中告诉我。为此，他不得不从国防部的学校离职，到了德里大学教中文，后来又转到尼赫鲁大学，并在那里退休。
今天的拉贾斯坦邦以其浓郁的印度风情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游客，包括中国人，大名鼎鼎的粉色之城斋普尔、白色之城乌代普尔、蓝色之城焦特普尔即位于拉贾斯坦，是印度极负盛名的旅游胜地。德里、斋普尔、阿格拉构成了印度旅游的金三角，尤为短期游客所青睐。拉贾斯坦邦又是沙漠之乡，古堡，沙漠，骆驼，裹着红色头巾的男人，悠扬婉转的笛声，一下子就将“最印度”的画面呈现在人们面前。可是，在不少印度华人的眼中，拉贾斯坦邦却代表着一段苦难的记忆。
德奥利是拉贾斯坦邦的一座小城，距离沙漠不到100公里，相 较于其他大名鼎鼎的景点，它太平淡无奇了，可能没有多少中国人会关注它。德奥利诞生于19世纪中期，最初是英军的军营，后来围绕军营兴起了一座小城。二战期间，英国人曾将捕获来的日军俘虏关押在德奥利的集中营。造化弄人，二战结束17年后，德奥利的集中营又迎来了另一拨东亚面孔：3000多名遭到拘捕的印度东部华人。德奥利的夏天是难熬的，拉贾斯坦沙漠热浪滚滚，沙漠里吹来的热风加上40度高温的炙烤，不少华人中暑死于狱中。德奥利的生活是艰苦的，刚开始饭菜要么半生不熟，要么腐烂发霉，后来虽然实行了配给制，口粮也是难以果腹，华人在里面搜罗一切能吃的东西充饥，青蛙、虫子、野菜等。德奥利的日子是漫长的，“我白天喜欢坐在铁丝网旁，那儿可以看到外面的花花草草，有时还能听到美妙的歌声。漫漫长夜，不知何时黎明才能到来”，一位老华人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
即便真的盼来了黎明，等待他们的也只是苦难生活的开始。印 度政府自1964年开始陆续释放关押在德奥利集中营的华人，一直拖到1967年才最终放完。马乔伊（音）一家正是1967年释放的那批。马乔伊出生在德奥利集中营，家里常有人开玩笑地叫她小德奥利。她的家族自19世纪80年代即移居印度，到中印战争时已在印度生活了 80 年。
历经磨难、满怀忐忑的华人经长途跋涉，在拖着疲惫的身体重 新站在家门口的一刹那才发现，他们现在已经一无所有。在他们人狱期间，他们的房产、土地、商铺、工厂不是为政府没收拍卖，便是为附近的邻居所霸占，极难再要回来。齐宝云告诉我，当年他爷爷在印度的产业也曾遭此劫难，所幸后来印度政府归还了一部分。
没了立足之地，家产为人洗劫一空，一切只能从零开始。不过，一切从头开始也并不容易。走出了集中营并不意味着华人获得了完全的自由，在华人最多的加尔各答，印度政府又画地为牢，指定华人的居住区域，实际上等于将华人圈禁了起来。梁是一名阿萨姆华人，虽然没有经历过1962年的艰苦岁月，但是长期关注这段历史。“加尔各答华人不少是手工艺人，可他们若想到居住区域外干活就得向政府申请许可，根本没办法自由活动，实际上等于失业了”,梁说。印度政府还规定，华人还必须定期向附近的警察局报到，这一做法在部分地区一直延续到了90年代中期。
华人社区在残酷的迫害下凋零了，大批华人离开了他们生于 斯、长于斯的土地，或者回到了中国，或者移居美国、加拿大等地。中印战争前，加尔各答的华人一度多达2万人，现在只剩下约2000A,印度的其他地方仅零星散布着华人。现在在印度的所有华人可能还没有上海一地的印度人多。留守下来的人中不少仍是心有余悸。2013年，我到加尔各答报道泰戈尔大学中国展厅的开幕仪式，巧遇了几位老华人。一位老华人告诉我，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时他才10岁，当时晚上睡觉时都穿得整整齐齐，钱都放在身上，随时准备被抓。老华人的家人现在都在北美生活，他一个人在加尔各答做点小生意苦撑着，“我现在再也不敢相信他们了，赚到钱立即就汇到国外去”。
今天加尔各答的城郊仍有一条唐人街，聚居着劫后余生的华人 和他们的后代。随处可见的红灯笼、春联、中餐馆与我所去过的其他唐人街并无二致。虽然历经磨难，但他们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根。一位在此经营皮革厂的华人告诉我，他曾到中国旅游过，亲眼看到了中国的巨大变化，心里十分自豪，他的家里现在装了卫星锅，可以收看中国的电视节目。只是在印度待久了，这些华人的口味难免入乡随俗。皮革厂老板带着我在社区里七拐八拐，来到了他的办公室，里面早已聚集了几位他的华人朋友。他们正在观看一场板球比赛，他跟众友人一阵寒暄之后，也迅即加入了他们，津津有味地点评了起来。
融入还是坚守？对印度华人来说，这是一个极为艰难的选择。 融入不易，因为印度社会主流对华人有着深深的猜忌。国籍可以改变，可这张华人面孔、自己的中国根却没法更改和抹去。坚守更难，华人的数量在印度庞大的人口中微乎其微，犹如大海里的一滴水，没有人替自己说话，自己也发不出声音。他们经济上没实力，政治上没地位，日渐边缘化，人员外流也在加剧。在加尔各答的唐人街，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老人和儿童占了多数，青壮年并不多见。
对印度华人的遭遇和处境了解得越多，心里就越沉重。华人向 来以勤劳、能吃苦、不惹事而闻名，所以才能广布世界五大洲，有人的地方就极可能有华人的足迹。我曾经工作过的墨西哥城，离中国有万里之遥，可华人居然也有上万人。华人社区在其他国家日渐壮大，可在以包容自诩的印度却日渐凋零，真是极为讽刺。
沉默了将近半个世纪后，流散海外的印度华人决定不再沉默， 他们想要讨一个公道。2010年，迁居加拿大的德奥利集中营幸存者成立了印华集中营难友协会，他们要求印度政府在集中营原址立碑纪念，同时为当年的排华事件道歉。咏晴则拿起了笔，将当年的苦难生活写了下来。2015年，咏晴、马乔伊等4名德奥利集中营的幸存者自北美回到了印度。他们在尼赫鲁大学举办了一场交流会，向年轻的印度学生解密那段尘封已久的历史，阿萨姆华人梁也参与其中，同时还在现场发起了道歉请愿签名。在此之前，我对印度华人的悲惨遭遇早有关注，也特地跑过去听了他们的故事。交流会结束后，咏晴他们就急着往外走，一位现场的组织者说，他们要赶飞机，打算回到加尔各答、大吉岭等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再看看。他们对这块曾经让自己跌入深渊的土地仍有着深深的眷恋。交流会上，一位印度学生站起来提问，既然印度政府将华人关进了集中营，那同时中国政府有没有同样对待在华的印度人。咏晴他们回答不了，在座的印度教授也回答不了。实际上他们也没法回答。但我可以回答，中国不仅没有将普通的印度人投入集中营，还大大优待了数千名印度战俘，谁更包容，谁更有胸襟，高下立见。至于印度华人要求印度政府道歉的愿望，可能终将难以实现。印度一直以为、一直在宣扬自己是中印战争的受害者，岂会向它眼中加害者的帮凶道歉呢？
侵华的印度兵
不少印度人提到中国时，总像受了气的小媳妇，一肚子委屈与哀怨，念念不忘1962年的屈辱，自以为占据了道德高地。可是他们就真的那么清白无辜吗？中国真的对印度亏欠太多吗？其实，英国在蚕食印度的过程中，招募了不少印度本土士兵，英国向其他地区扩张时，也带领他们到处征战，包括在中国。国内有一个流传颇广的段子：中印战争期间，解放军包围了一支锡克连队，有人向毛泽东报告，这支连队曾参与了火烧圆明园。毛泽东说了一句，百年国耻，要求务必全歼。解放军遂将这支连队一举歼灭。这一传说是否属实？如果属实的话，到底全歼的是印度的哪一支部队呢？国内可以找到的资料极为有限，不太容易证实。这些疑问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到了印度后，我有了更多调查的便利。一次为了写稿，我在网上无意之中找到了印度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马达维塔姆毗的著作《19世纪和20世纪的印度士兵、警察和保安在中国》。这本书详细地记录了晚清以至民国时期印度士兵在中国的经历，揭露了他们作为英国侵华先锋的重要角色，其中许多史料是不为中国人所知的。我遂顺“书”摸瓜，找到了更多的资料，其中既有当事人的亲历，也有后来学者的研究，资料挖得越深，印度士兵侵华急先锋的形象便更为丰满。我遂挑了三个在中国近代史上极有意义的节点，以此来揭示印度士兵在近代对中国的伤害。
三元里人民反的是谁？
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问题，只要上过中学历史课 的人都能回答上来：三元里人民反英。新中国成立后，广州市政府在三元里古村竖立了一座纪念碑，以纪念“一八四一年广州人民在二元里反抗英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们”。由此为这一段历史背书，三元里人民反英看起来已没有任何疑问。
印度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马达维塔姆毗却在自己的《19世纪和 20世纪的印度士兵、警察和保安在中国》一书中披露，三元里人民反抗的其实是印度人，而非英国人，具体地说，就是第37马德拉斯土著步兵团的一个连队。塔姆毗显然不会无端将屎盆子扣到老祖宗的头上，厚诬先人。时任英军随军军医邓肯麦克弗森的《在华两年：中国远征记》一书证实了她的观点。他更为准确地指出，这是一支为英军主力攻打广州开路的先遣队。
第37马德拉斯土著步兵团成立于1800年，原为第19马德拉斯土 著步兵团第1营，1824年升格为第37马德拉斯土著步兵团，1882年在英印整军浪潮中解散。它出现在中国战场并不偶然。实际上，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印度士兵一直是英国侵华的主力。英印时期，英印军方岀版过一套书，名为《印度出发的边界和海外远征》，记录了英国以印度为基地所进行的历次海内外征伐。书中记载，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印度对华作战兵力包括：第1孟加拉志愿兵营，第2、6、14、36、37、39、41马德拉斯土著步兵团，马德拉斯工兵连等。
而这支先遣连之所以会激起三元里人民的公愤，原因其实也挺 简单。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布鲁斯埃尔曼在他的《现代中国战争：1795—1989》一书中提到，印度士兵闯入民居，骚扰妇女，三元里人民才武装自己，奋起反抗。印度士兵惹事，反倒让英国人背了一百多年的黑锅。
当然，第37马德拉斯土著步兵团并非只顾着调戏妇女，不干正 事。它与其他印度同胞们一起为英国打开中国大门立下了汗马功劳，是使中国坠入半殖民化深渊的帮凶。1841年2月26H,英军攻陷虎门炮台，林则徐禁烟时的得力助手——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殉国，另约500名中国将士牺牲。《印度出发的边界和海外远征》透露，牺牲的中国将士多为印度士兵射杀。1841年8月，英印军队又远航北上，一路攻克宁波，占领上海，直逼南京，终于迫使清政府签署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对祖先在华的光辉战绩，印度主流大报《印度教徒报》毫不避讳地说，英国派印度军队打了鸦片战争，迫使中国签订了《南京条约》，为英国打开了中国的口岸。不过，它也不无遗憾地说，鉴于印度士兵常用来反对中国，他们在华的历史是一桩非常敏感的政治遗产，终为人所遗忘了。
鸦片战争因中国禁烟而起，那英国人的鸦片又从何而来？从英 国本土而来吗？鸦片的前身罂粟花喜欢阳光充足的环境，英国那阴雨连绵的天气显然不是理想的牛长环境。英国人所贩卖的鸦片其实主要是从印度而来。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濮培德在他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指出，帕特那是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主要鸦片生产中心，鸦片生产完工后装船，通过恒河运到加尔各答，再从陆路或海路运抵中国，其中主要是海路。不少印度人主动参与到了对华的鸦片贸易中去，包括泰戈尔的祖父。
到底是谁火烧了圆明园？
若说印度人烧毁了圆明园，可能没多少国人会相信。因为历史书言之凿凿，火烧圆明园的罪魁祸首是英法联军，半点都没提印度人。可是这并非历史的全部真相，英法联军是圆明园毁于一旦的始作俑者，可这里面也有印度士兵的份儿。
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火烧圆明园其实是两个独立而又有联系的不同事件：劫掠圆明园和火烧圆明园。劫掠圆明园由英法联军合伙完成，火烧圆明园却是由英军单独干的，劫掠圆明园10天之后才发生了火烧圆明园。时任英国驻厦门领事馆翻译罗伯特斯文豪随军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他写了一本《1860年的华北征伐》，详细记载了他在战争中的见闻，包括火烧圆明园。
书中记载，英军曾想邀请法军一起火烧圆明园，但遭到了法军 的拒绝，理由是这太野蛮了，于是英军只好自己赤膊上阵。英军火烧圆明园的理由也挺简单：报复。时任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巴夏礼和英军司令额尔金的秘书亨利尼斯在赴清廷谈判时遭到了扣押，一同遭受清廷关押的还有24名外国人，有的被折磨致死。额尔金还想借火烧圆明园打击清朝皇帝的威望。
火烧圆明园的英军由两部分构成，即4个英国本土团和1个旁遮 普步兵团（第15旁遮普步兵团），共计4500人，中国的教科书一概含糊地以英军代之，造成了中国人认识上的偏差。美国汉学家裴士锋在他的《天国之秋》一书中进一步透露，参与火烧圆明园的旁遮普士兵还收获颇丰。正所谓真金不怕火炼，他们居然还意外地发现了价值数千英镑的埋藏着的黄金，并将黄金带回了印度。火烧圆明园的时代，数千英镑可不是个小数目。
印度人参与了火烧圆明园，那他们是否劫掠过圆明园呢？目前 我还没看到能证实这一点的材料。抢劫毕竟不是件光彩的事，印度人不愿意提，英国和法国甚至也都相互推卸责任，极力洗刷自己抢劫首犯的恶名。美国学者何伟亚指出，包括法军司令蒙托邦在内的不少法国军官都声称，法军抵达圆明园后，立即布置哨兵将其封锁，不准任何人进入，英军赶来后，建议在园中挑选点珍稀礼物献给拿破仑二世和维多利亚女王，随后才发生了抢劫；额尔金则声称，当英军抵达圆明园南门时，劫掠早已开始，蒙托邦向他保证，抢劫到的东西将在英法之间平分。
不过，细想一下，英国人将印度士兵撂在一边，自己伙同法国 人一起洗劫圆明园，可能性也不太大。当时，以印度士兵为主力的印度反英起义刚平息，吃一堑长一智的英国人对印度士兵既防范又拉拢，不太可能主动在自己与印度士兵之间制造矛盾。更何况，印度人还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为英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印度出发的边界和海外远征》一书指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 间，英国远征军来源有三处：英国本土、好望角和印度，其中印度军队占了大部分。马达维塔姆毗则在她的书中详细披露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军的构成。
马达维塔姆毗指出，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夕，印度爆发反英起 义，英国驻印度总督坎宁认为，欧洲士兵正忙于镇压叛乱，将他们从印度本土调离对抗中国真是疯了，不如调印度士兵去中国，这样还可以使他们免受本土叛乱的影响。于是，1858年6月，英印派遣第47、65、70孟加拉土著步兵团和第38马德拉斯土著步兵团远征中国。这支远征军参与了攻打和占领广州，最终迫使中国签订了《天津条约》。
英国平息了印度起义后，又向中国战场增派了第8、11、15、 19旁遮普步兵团和卢迪亚纳锡克团，两支锡克骑兵，马德拉斯工兵团的两个连，第2、12马德拉斯土著兵团等，共计4000名印度士兵。英国远征军的419名军官中就有70名是印度人。英国的炮舰不是歌诗达邮轮，印度士兵长途跋涉来到中国既不是为了观光旅游，更不是为了促进中印人民的友谊，而是为了攻城略地、杀人放火。他们占领广州，攻陷大沽口，屠杀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最后再以圆明园的一把大火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有人会说，印度士兵火烧圆明园也是奉命行事，不得已而为 之。这一观点看似合理，实际却十分荒诞。如果它能成立的话，那纳粹战犯们都可以据此将所有的责任推到希特勒身上，撇清自己的关系，因为他们也都是在直接或间接奉希特勒之命行事。实际上也有战犯据此为自己开脱，好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还没糊涂到是非不分的地步。
庚子大屠杀中的印度兵
我宁愿将它称为庚子大屠杀，而非不痛不痒的八国联军侵华， 因为它的惨烈一点都不亚于南京大屠杀。英印第7拉杰普特团的加达达尔辛格亲眼目睹了它的可怖。他所在的团1900年7月17日抵达天津，天津已于两天前沦陷。“城里没有一个人，房里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活人。天空笼罩着浓烟，白河里混杂着尸体、鲜血、人骨和油脂，即便摸一下河水，都让人感到担心。”辛格回忆道。昔日繁华的大都市成了无人区，八国联军难辞其咎。1900年6月11日，八国联军成军，同年8月14H,北京城破，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八国联军一路烧杀淫掠，中国人民流泪又流血，中国的国运不绝如缕。
对八国联军的暴行，辛格记载到：“联军像打猎一样追逐无辜 的男人、妇女和小孩，有的妇女宁肯自尽也不愿落入联军之手。联军抢劫值钱的东西，刺挑哭泣的儿童，强奸妇女，然后再杀之，最后再一把火把房子烧了。”辛格虽然承认他的印度同胞手上也不干净，可将主要责任一股脑地推给了俄国人和法国人。饥饿的黄牛闯进了菜园子，就别指望它能克制自己，印度士兵也不例外。
英军是八国联军的主力，它主要由印度人组成。《印度出发的 边界和海外远征》一书详细列举了英军的构成。据记载，截至1900年9月底，英国远征军由18个印度步兵营、16个印度骑兵营、4个工兵连（包括马德拉斯工兵连）、半个英国步兵营、半个澳大利亚海军陆战营等构成。印度士兵攻打大沽口，劫掠天津，占领北京，全程参与了联军的行动。第4旁遮普步兵团和第6孟加拉步兵团甚至还曾攻占过山海关。中国人或许没想到，曾经的天下第一关居然也留下过印度士兵的足迹。
印度斯坦时报行政编辑施尔·古普塔在他的《喜马拉雅的对 峙》一书中披露，部分印度军团还因自己的表现在战后获勋，包括第91旁遮普团、第24旁遮普团、第20布朗洛旁遮普团、第51锡克团、第14锡克团、第7拉杰普特团、第122拉杰普特步兵团、第88卡纳蒂克团、第6贾特轻步兵团、第15骑兵团、第2枪骑兵团等。
对印度士兵的表现，英国在华传教士宝复礼有着较为翔实的记 载。宝复礼受英国远征军司令部委派，随军负责搜集情报。“我军士兵见到中国人，就像见到了猎物，难以抵挡射杀中国人的诱惑。他们也难以区别家境殷实的中国人与义和团，所以每一个路过的中国人都难逃厄运”，宝复礼说。国破山河在，虎狼逞凶狡，不身临其境，绝对体会不到那一刻中国人的无奈与无助。
乱世之中，家境殷实的中国人反而容易成为侵略者劫掠的主要 目标。英军进占通州时，一位中国富商主动提议英军住在他家里，甚至愿意将宅邸捐作指挥部。宝复礼了解到，原来印度士兵经常闯到富商家里抢劫，这名富商饱受折磨。宝复礼护送富商回家时又遭遇印度士兵破门而入，“那些印度士兵很贪婪，他们尽可能把拿到的好东西都抱在自己怀里。一些人手里拿满了珍贵的动物毛皮、上等的丝绸，还有一些稀奇的古玩”。印度士兵在中国劫掠无算，90多年后的1994年，印度才象征性地向中国归还了八国联军侵华时从天坛抢走的铜钟。
施尔·古普塔认为，中国领导人在革命之后，利用英国人和印 度人洗劫北京的耻辱，激励国人，以图复兴中国，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和周恩来才会于1962年进行军事回击印度的冒险。笔者以为，1962年的印度，错将新中国当清朝，误以为中国军队会像62年前一样不堪一击。印度士兵用鲜血证明了他们的自大和无知。不过，1962年的边界战争倒是可以告慰1900年死于印度士兵屠刀之下的中国同胞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