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是个地区性大国，有成为世界大国的潜力，《印度时报》甚至声称印度已是新兴超级大国。这个“新兴超级大国”起步之时底子比中国好，国际环境也比中国强，为何后来反倒 比中国落后了呢？印度的潜力只是看上去很美，它国內的各种制约因素不仅拖累了自身的发展，还常让野心勃勃的外国投资者深陷泥潭，难以脱身。
沃达丰的劫难
印度的政治环境相对稳定，自1947年诞生以来，没有发生过军 事政变，只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有过短暂的紧急状态，参加选举的政客们愿赌服输，政权交接基本都能平稳进行。可印度的政策环境起伏就很大了，朝令夕改的事情时有发生。2016年11月8日晚上8点,印度总理莫迪突然宣布，印度将会自9日起停止使用旧版纸币，顿时在印度社会引起了巨大的混乱。作为有着一定世界关注度的大国，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政策变化，居然以突袭的方式抛出，其政策起伏之大、随意性之强可想而知。
对印度政策的朝令夕改，世界知名电信企业沃达丰肯定是深有 体会，印度甚至为它修改了法律。2007年，沃达丰向和记电讯支付了 110亿美元，收购了后者的印度子公司的多数股权。印度税务官闻腥而至，要求沃达丰为此交易支付巨额税款。9年下来，这笔税款加上利息和罚金已经高达2000亿卢比。沃达丰与和记电讯的总部并不在印度，也不是印度公司，交易行为也没发生在印度，按照印度的法律，本不应当交税。2012年，印度最高法院也认为，沃达丰无须向印度交税。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为了收来这笔巨款而又不至于吃相太难看，印度政府不惜修改法律，使得自己对这一类交易的征稅有法可依，同时还赋予了新法条溯及力。莫迪上台后，沃达丰的命运并没有改善多少。2016年初，印度政府再次通知沃达丰，若不交清税款，将会扣押沃达丰在印度的资产。印度财政部长贾特里不仅没有责备印度税务部门的荒唐和胡闹，反倒暗示沃达丰应当补交税款，以换来减轻的处罚。
受害者的名单上还要加上大名鼎鼎的诺基亚。2004年，彼时正 如日中天的诺基亚宣布要在印度建厂生产手机。有意向的邦政府为了争取诺基亚落户使尽了浑身解数,说尽了甜言蜜语和花言巧语,一如它们今天招揽中国投资者时的招数。诺基亚最后选择了在泰米尔纳德邦建厂。2006年，诺基亚的印度工厂投产。据统计，2006年至2013年，这个工厂的总产值达到1.5万亿卢比。自2011年开始，诺基亚手机开始走下坡路，2013年微软收购了诺基亚的手机业务。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当诺基亚的手机业务陷入困境，自身难保时，它收到了泰米尔纳德邦的通知，要求它补交240亿卢比的税款，理由是2009年至2010年，诺基亚印度工厂所生产的手机并没有按照承诺用于对外出口，而是在印度市场销售了，所以要补交销售税。诺基亚出示了相关的出口证据为自己辩白，可印度的税务部门不为所动，坚持要求诺基亚交税。法院甚至还冻结了诺基亚印度工厂的资产，以逼迫其交税。2014年3月，印度最高法院还驳回了诺基亚解冻资产的请求。
一方面频频向外界示好，一方面又翻云覆雨，不按章程出牌， 印度自己的行为对其投资环境形象的破坏可想而知。投资者到印度去都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义务促进印度经济腾飞，更不是为了做慈善。市场再有诱惑力，若是不仅赚不到钱，还有可能搭上自己的老本，再有激情的投资者可能也会谨慎行事。殷鉴不远，沃达丰、诺基亚便是西方企业可以参考的殷鉴了。颇为滑稽的是，印度有的官员现在连他人批评印度的税务政策都容忍不了。2016年，印度电信部长普拉萨德声称，总是提沃达丰和诺基亚的案子就是为了破坏印度“最具价值投资地”的形象，是一场阴谋。他还宣称，不少评级机构都认为印度充满了希望和机会。他的逻辑显然是，只准他们任意更改规则为难别人，却绝不允许别人批评，否则就是抹黑。
对印度政策的朝令夕改，一位浸淫印度多年的中国友人说，印 度社会对外国投资者有个奇特的心理：既然你们是为赚钱而来，那就别想轻易把钱带走。沃达丰、诺基亚的遭遇便生动地印证了这一点。政策改来改去，如同儿戏，背后都是利益在作祟，不过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而搭上自己的国际声誉到底值不值？印度社会还是该仔细算下这笔账。
沃达丰、诺基亚之类的世界知名大公司在印度尚且过得如此艰 辛，等而次之的不少中国公司的境遇也就不难想象了。淘金印度的中国公司不少，可真正赚到真金白银又轻松带走的又有多少？《印度斯坦时报》前驻华记者拉什玛帕蒂尔称只有3家中国公司。这一数字低到让人难以置信，不过也道出了在印度赚钱难的实情。中国公司在印度设立办事处、办公室的不少，可是赔钱赚吆喝的也挺多，一无项目二没事，枯坐等商机的不在少数。不过，这也难以将责任都推到中国公司在当地的负责人身上。他们中有人有打开印度局面的动力，有大干一场的意愿，奈何政策环境差，常常难以遂愿。
相较于欧美日韩，中国公司在印度所面临的政策环境更差，波动性更大，更容易受到中印政治关系的影响。2017年初，印度媒体爆料，两家中国公司在印度设立办事处或收购印度公司的申请被印度内政部搁置，原因也挺简单：印度加人核供应国集团和惩处所谓巴基斯坦恐怖分子的要求遭到了中国的反对。印度没有签署核不扩散条约，而签署这一条约是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前提，中国即便不支持，印度也应当无话可说。而所谓的巴基斯坦恐怖分子不过是为了将巴基斯坦抹黑为涉恐国家大战略的一部分，夹带私货太多。让人不解的是，这两件事本是国家层面的政治事件，跟两家中国公司有何关系呢？它们两家完全是躺枪了。既然没有办法找中国政府撒气，那便只能拿捏中国公司了。我相信那两家中国公司可能也会觉得挺无辜。其中一家公司，我到印度的时候便听说他们一直在申请设立办事处，忙了三年，成了一场空。另一家公司派往印度打前站的员工还曾在德里专门找我谈了印度的经商环境，我当时就曾给他们指出投资印度的政治风险，2016年看到他们在印度的项目进展顺利，本以为印度人真要改弦易辙了，没想到2017年初看到了项目受阻的消息。
中国学者或者商人在研究、考察印度时，尤其是研判印度的政策环境时，常会犯一个基本错误：推己及人。比如，盲目乐观地以为印度的发展轨迹将会如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以为印度会为了经济利益而搁置安全上的考量。中国人常说，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认为在政治或安全上难以突破时，可以先寻求经济上的合作。而这一愿景能够实现的前提便是对方也有相同或相似的认识。具体到印度，双方的认识就对接不上，出现了偏差。有的中国投资者以为，自己的投资会让印度获得好处，印度会对自己大开绿灯；有的印度研究者认为，中印经贸关系密切了，印度在安全上的忧虑会自然消除掉。可是，印度看到的却是，涌入的中资窥探到了自己的秘密，中资的渗透会控制自己的经济命脉，自己在安全上反而更危险了。这也就是为何印度在出台相关政策时常常不忘给予中国“特殊待遇”的重要原因。2016年，印度岀台了一项新规，投资1亿卢比即可获得印度的十年居住权，同时又声明，这一政策不适用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投资者。可能会有投资者不以为然：谁稀罕印度的居住权！稀不稀罕不重要，可它背后所折射岀来的警惕态度却不能不重视。试想，一个中国公司已经建好厂房，招募好工人，万事俱备，只欠开工之时，突然遭到印度政府的喝止，项目一拖再拖，商机随之流失，想从印度捞回老本可能都会成为奢望。类似突然袭击的事件，印度并不是没有做过。2009年，印度突然改变签证政策，要求在印度工作的数千中国劳工限期内离开印度回国。印度媒体后来披露，原来，当时中国公司引入了大量中国劳工参与印度电厂建设，印度安全部门因此忧心忡忡，以为这将在印度形成国中之国，于是就有了驱赶中国劳工的政策出台。数千人在十几亿人中建立国中之国，想象力挺丰富，内心也挺脆弱。各种限制，政策环境又极不稳定，导致中国长期连印度十大投资国都挤不进去。
有时候，印度人异常热情不加限制的情景背后又常有不可为 外人道的隐情。2016年6月，印度财长贾特里会见中国投资者时，呼吁他们投资印度的基建领域。印度基建落后，市场潜力看起来确实挺大。可是，这一领域坏账高得惊人，连印度资本都不愿意介入。《印度快报》2016年初披露，印度基建项目8.2万亿卢比投资额中，坏账高达2万亿卢比，印度银行对基建领域的贷款都很谨慎。印度政府明知道那是个坑，却要吸引不明真相的中国投资者跳进去。
关于印度的政策环境，还有一点印度人或者中国的掮客可能打 死也不会告诉中国的投资者，那就是在印中国投资者的头上实际都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即印度的《敌产法》，这部法律诞生于中印战争后，专门为印度华人量身打造，后来又扩展到了巴基斯坦身上。它的核心是，只要政府认定了属于敌产或具有资敌嫌疑，即可予以没收。有人可能会以为，中印战争都过去半个世纪了，印度人或许早忘了《敌产法》。实际上，恰恰相反，不仅没有忘记，还时刻牢记着。2016年，印度又修订了《敌产法》，明确规定，凡是资产以《敌产法》所没收者，其继承人无权索回，彻底断了受害华人要回祖产的念头。何种财产是敌产、要不要没收、要不要归还，裁量权在政府手里，有着极大的随意性。而且，现在将这一法律束之高阁，并不意味着他们将来不会使用。
投资印度，不能只看预期，只看具体的开放政策，更不能为花 言巧语蒙了眼，而是应当综合考虑投资的政策环境。预期再美好，市场潜力再大，机会再难得，赚了钱带不出来，投资成了做慈善，那也是白搭。
一个中国商人的奇遇
我遇到刘先生时，他前前后后在印度已经待了将近十年，深谙 印度的门门道道，也装了一肚子的奇闻趣事。刘先生从事建筑行业，时常在印度各地奔波。一次在德里遇到他时，他给我分享了这么一条趣事。“我们在哈利亚纳邦的工地要修建一座混凝土拌和站，从申请到批准，居然需要29个签字。这个申请从下到上，一层层审批，经过了14关，每一关的负责人签字，报告最后递交到首席部长那儿，他签字后，申请报告再原路返回，又是14个签字。一般情况下，需要半年到一年才能批下来。”刘先生说。他在国内的建筑业浸淫多年，这点小事印度人还要兴师动众，他颇不理解，“在国内的工地上，你随便建，不需要申请。”
刘先生在印度的奇遇只是这个国家奇葩的一面，这一面曾成功 地吓阻了外来投资者，不信邪的现在大概主要是中国人了。莫迪上台后，印度修改统计方法，经济增速迅速蹿升到了世界第一，超过了中国。同时，印度还极力鼓动外国企业前来印度投资，它在中国也逐渐火了起来。大大小小的中国公司前往印度考察市场，形形色色的投资印度论坛此起彼伏，“到印度去”成了当下中国商界和学界的热门话题。应当说，印度对中国公司的鼓动还算是成功的。2017年3月，长期在中国公司和印度市场之间充当擄客的印中经济文化促进会披露了这样一条消息：印度政府的投资促进机构“投资印度”正在与300家本土和外国企业谈，以推进境内外620亿美元的投资项目落地，其中来自中国的投资超过320亿美元。中国的投资占了一半强！
有的中国投资者认为，印度是世界工业化的最后一块热土，还有人宣称，投资印度兼具天时地利人和，一股对印度乐观甚至亢奋的情绪弥漫在中国的商界。不少人想当然地以为，印度现在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市场巨大，基础较差，莫迪现在开启了改革之门，大力招揽外资，印度百业待兴，遍地商机，印度未来的发展轨迹就是中国30年来所走过的老路，现在投资印度，提前布局，就 等于坐着时光机倒流回去捡金子。
印度人爱黄金，每年进口了大量的黄金，可是中国人去印度真 可以闭着眼睛捡金子吗？其实，只要稍微理性地想一想，就会觉得这事不简单。既然印度的金子好捡，为何独独中国企业表现得最积极呢？欧美的老牌工业国家反倒不太积极。难道他们自己已经在世界上赚得盆满钵满了，这一次想将机会让给中国？他们有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经验，而且在印度投资所受到的限制比中国企业少，最起码不用成天担心中国企业所独享的安全审查。可是他们并没有一窝蜂地涌去印度淘金。2014年，莫迪首次访美时，曾向美国企业家兜售他的印度制造战略，应者寥寥。欧美企业没那么兴奋，可能还是因为他们对印度的国情有着更深刻的了解。
要说印度人口多，可能没多少人会否认。它现在已有13亿人， 据说将会在2030年超过中国。可是人多就意味着市场大吗？美国的人口只有印度的零头多，可谁也不会把美国看成小市场。印度虽然人口多，可市场规模倒也未必大。它的贫富极为悬殊，穷人太多，相当一部分人口有消费意愿而无消费能力，实际上这部分人等于是无效的消费市场。要等这部分人都有了相应的消费能力，恐怕真要等到猴年马月了，同时还得再准备一个地球的资源了。以我们现在几乎离不开的手机为例，印度手机用户中，智能机占了30%,剩下的70%为功能机。功能机用户是否会大规模迅速更换智能机，使智能机在短期内像在中国一样普及，还挺难断言。因为，相当一部分印度家庭连电都用不上或没法保障稳定用电，用智能手机不是有点跨度太大了吗？当然，如果有莫迪那种满满的信心，那就真的会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了”。他就敢在智能手机还没普及的情况下，强行废止纸币，美其名曰推动电子支付的普及（另一个理由是反腐打击黑钱）。电子支付的手段都没齐备呢，又何谈电子支付？不过，不管别人信不信，有的中国投资者还真信了。
姑且认为印度的13亿人都是有效的消费人口吧。那么印度真是 一个“香悖悖”吗？我所接触到的跟印度有业务往来的中国企业家中，大部分人都认为印度人不太好打交道，经商环境差，甚至有的替印度鼓吹的中国人也不否认，只是他们更看重所谓的机会。
印度的经商环境差倒不是中国人的偏见，而是国际权威机构 的认定。世界银行每年会发布国际经商环境排名报告，印度的排名长期落后。2016年的排名中，印度在世界189个经济体中排第130名，比2015年上升了4位，比2014年更是高了十余位。表面看起来在缓慢上升，具体到各项指标则仍不容乐观，比如建筑许可排名第183,倒数第3;合同执行排名178,倒数第12。一个企业要到印度投资，或者到世界各地投资，即便不新建建筑，只租用办公室、厂房，可合同执行肯定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合同执行，何来牛意往来？按照这个排名，一项简单的合同执行足以让投资者累得精疲力竭。再者，印度现在还鼓动外资过去投资基础设施，这样一来建筑许可肯定少不了，可连申请个建筑许可都巨难，后面的施工又该如何开展？
印度的经商环境差与它早年奉行的计划经济有一定关系。尼赫 鲁时代，印度推行计划经济，对经济实施管控，后来臭名昭著的许可证制度即诞生于这一时期。印度自1991年起推行自由市场改革，取消了部分许可证，莫迪甚至还彻底埋葬了计划经济的产物一印度国家计划委员会。可是，兴一利易，除一弊难。围绕着管控经济早已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每一道手续背后其实都隐藏着一堆的食利者。它便利了潜规则的遵守者。莫迪想要铲除这一分散在全国各角落的利益集团难度极大。实际虽，他更是无暇顾及。
莫迪以改革为号召，一边打扫屋子，一边请客，可他打扫屋子的过程极为艰难。征地法、统一商品和服务稅法及劳工法规是莫迪改革的重点，也是他的改革顺利展开的前提。印度现行征地法规定，私人项目征地需要获得80%的被征地方同意，公私合作项目的这』比例则为70%。印度工程项目常常旷日持久与征地久拖不决不无关系。不过，莫迪改革征地法的意图甚至遭到了党内及政治盟友的强烈抵制，改革寸步难行。统一商品和服务税法旨在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市场，减少商品内部流通的成本。这一法案在经过两年多的国会拉锯战后，终于获得了反对党的同意，迈向了立法的关键一步。统一商品和服务税最终于2017年7月付诸实施，效果却不理想。印度亚洲新闻社2018年6月报道称，泰米尔纳德邦数千家中小企业因为这一税制的实施而倒闭，印度前财长奇丹巴拉姆甚至指责它与废钞事件一起让印度的经济“脱轨”。
【印度新德里高校主要学生组织通知集会，抗议政府颁布征地行政命令。】
劳工法规则更为棘手，是没人敢碰的雷区。印度政要常为国内 的人口红利自得，将其作为吸引投资的招牌。当前，印度65%的人口年龄在35岁以下，印度前总统慕克吉更是预言，印度将在2030年成为世界最年轻的国家。印度年轻劳动力多，价格也相对低廉，一般而言，约只有中国的一半。有人由此断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投资流向印度等地势所必然。
其实，印度的劳动力是看起来便宜，用起来贵。比较劳动力显 然不能只看价格，还应当看劳动者的效率。印度劳动力价格比中国低，可是它的效率也低于中国。一位中资公司负责人透露，他的厂里，同样3年工龄的钳工，印度劳工的效率只有中国工人的一半。如此算下来，印度劳动力的成本并没有比中国低多少。他计划在厂里推行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以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却遭到了印度工人的强烈反对。他们每天只要耗够时间，到月就领钱，并不管干多干少。对印度工人的这一特性，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早在100年前就有过深刻的剖析：他们只不过是随机的劳动者，欧洲意义下的劳动纪律是不为他们所知的，因此，尽管工资只要欧洲的四分之一，可同样的业绩却需要2.5倍的劳动人数及更多的监督。
刚到印度时，朋友带我去逛德里南部一著名购物中心。他指着 购物中心旁边的一处工地说，那是一座在建的新购物中心，他刚到的时候就在建了。我朋友在印度待了3年半，我在他走后又待了3年，离开印度的时候，那座4层的新购物中心刚建成框架，开始安装玻璃。一座4层的购物中心建了6年多，效率之低让人诧异。我常跟朋友开玩笑说，那是一座纯手工打造的购物中心，需要精雕细琢，所以才建了那么久。
尽管印度劳工的效率低，可要对他们优胜劣汰并不容易，因为 他们还受到印度劳工法的畸形保护。印度现代有个极为著名的乌塔姆案，生动地反映了印度的劳工法有多畸形。乌塔姆原是印度铸造公司的一名员工。1983年8月26日，他工作睡大觉时又一次被人发现，这已经是他第四次工作时睡觉被抓现行了。忍无可忍的公司决定解雇乌塔姆。这家公司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合情合理的行为居然为自已招惹上了20多年的官司。乌塔姆随即将公司告上了法庭，法庭判决公司违规，要求它恢复乌塔姆的工作。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双方陷入了漫长的司法拉锯战，直到2005年，印度最高法院才作出判决，公司有权解雇乌塔姆，这时距离乌塔姆遭解雇已经过去了21年。类似的情况，在印度的中国公司也发生过。2015年，我去泰米尔纳德邦采访。一家中国化工企业的管理人员告诉我，他们收购泰米尔纳德邦的一家印度企业时，还接手了这家企业的一起劳资纠纷，也是因为解雇工人而起。这场官司一共打了 11年，才最终在中国公司的手上了结。
明明理亏，乌塔姆为何反倒如此理直气壮？原来，印度劳工法 规定，雇工100人以上的企业，解雇工人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原本简单的劳资关系中引入了政府作为第三方，使得问题复杂化，工人背后常站着庞大的工会，在碎片化的印度社会中，工会是一支极具组织性的政治力量。2015年和2016年，印度全国十大工会联合大罢工，号称要动员上亿工人上街，数字虽有点夸张，可总算秀了把肌肉，显示了工人的力量。工会维护工人的权益天经地义，可它既能为工人的合法利益维权，也可以因工人的无理要求而胡搅蛮缠。政府在决定是否批准解雇工人时，基于选举的考量，常会投鼠忌器。毕竟，企业幵了关，来了走，不少都是暂时的，可选民却要一直在这块地方生活下去。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企业为了不给自己找麻烦，便主要 雇佣临时工，对工人优胜劣汰也容易。不过，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一位中资企业的朋友告诉我，印度法律规定，临时工干满480个工作日后，公司必须将其转正，一家公司培养一名熟练技工也要两年左右，不太可能每到临时工干满480个工作日前就将他们解雇，总是得有熟练的技术工人。可是，临时工一旦转为正式工，风险随之而来，因为他从此便获得了护身符。有的工人转正前勤勤恳恳，特别卖力，一旦转了正，立即换了一副面孔，偷奸耍滑，能不干就不干。这位朋友坦言，投资印度前并没有深入了解印度劳工法规，现在有点头大。
莫迪上台后确实下大力气推进了一些改革，他自己就成了印度 改革的最佳推销员。印度政府降低了部分领域的外商投资门槛，扩大了外商可投资的范围，表现出了一定的改革诚意。可是，印度的经商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甚至连较大改变也没有。就好像一个餐馆，嶂螂遍地，苍蝇满天飞，新主人只是粉刷了下墙面，将菜价打了下折，又添了几个新花样，可餐馆里仍然到处都是苍蝇和嶂螂。印度政府目前的举措都是在难度较小、阻力较小而自己又有很大决定权的领域，像征地法、劳工法、统一商品和服务税法等硬骨头，不是都啃不动，就是都啃得艰难。只有印度人把这几块骨头啃下来，它的投资环境的春天才会真正到来。
神话了的印度教育
印度人桑德尔皮查伊成了谷歌首席执行官，印度人萨蒂 亚纳德拉成了微软首席执行官，印度人英德拉努伊成了百事可乐首席执行官……突然有一天，中国人发现，原来自己并不太看得上眼的印度小兄弟居然在美国大公司里“攻城略地”，成了首席执行官专业户。有人开始反思为何印度人会在跨国大公司里如此成功，得出的结论之虹便是印度高等教育的成功。这一结论看起来有点道理。皮查伊毕业于印度理工学院卡格拉普尔分校，努伊毕业于印度管理学院加尔各答分校，印度理工学院和印度管理学院的分校遍布印度，是印度高等教育的标杆。纳德拉同样也在印度完成了学业，毕业于马尼帕尔理工学院。以他们3人在美国的成功来证明印度高等教育的成功，似乎也说得过去，何况在印度求学、在美国发展的印度成功者也不止他们3人。
那么，印度人怎么看待自己的高等教育呢？至少，印度前总统 慕克吉没那么乐观。他说，自己曾多次警告过印度高等教育的低质量，印度大学没法与全球其他顶尖大学竞争，除了印度理工学院班加罗尔分校和德里分校外，其他大学没有进入全球前200名的。慕 克吉从政半个世纪，又是印度的总统，对印度高等教育应当了解得更为透彻，掌握的信息更为全面，而且他也不太可能抹黑印度的高等教育。
【印度北阿肯德邦德拉敦的中学生。犧拉敦的中等教育享誉全印。】
如果慕克吉有可能受到蒙蔽的话，那服务于工商业、接地气的 印度商工联合会应该能掌握第一手的真实信息。可是，印度商工联合会对此也不太乐观。2016年，它的一份报告指岀，包括全印度前20所商学院在内的高校，只有7%的商科毕业生合格。印度商工会秘书上拉瓦特直斥印度高等教育质量太差，没法满足商界的需要。比印度商工联合会还要接地气的印度报业托拉斯2016年报道，对全印650所高校的调查发现，2015年的15万工程类毕业生中，超过80%的毕业生不合格。一位中资公司的印度负责人曾告诉我，招聘印度大学生时不能只看简历上的学历，不少大学生的水平跟高中生差不多。
斯坦福大学教育政策分析中心研究员普拉珊特罗亚尔卡指 出，尽管印度有好的科技大学，可是入学比率仍较小，大多数学校非常差，印度高等教育规模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中国和美国，可它的质量却堪忧。高等教育质量低与个别印度人在美国取得成功并不矛盾。那么大的基数，即便有千分之一的人在美国取得成功，日积月累，数量也挺可观。
【泰米尔纳德邦首府金奈的马德拉斯大学校园 一角。马德拉斯大学由英国人于1857年建立。】
印度人成了首席执行官专业户可能与其性格关系极大，印度 高等教育倒不一定起了太大作用。日本的高等教育质量更高，可能是全亚洲之冠，在美 国的日本人也不少，可是目前并没出现日本人成为美国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普遍现象。整体而言，东亚人性格上有一个共同特点：比较内敛，不太善于表现自己。这一点和崇尚开放的美国社会可能会有点格格不入，表现不好，常常可能事倍功半。印度人在这方面就比东亚人强太多了。与印度人打过交道的中国人可能会发现，印度人非常能侃能吹，口若悬河，绝不怯场，似乎每个人都是天生的演说家。不仅如此，印度人的协调能力挺强，非常善于和稀泥，而协调能力 强对要面对各个部门不同利益诉求的首席执行官来说可能是极其重要的。还有一点，据说印度人到了国外后非常抱团，常会把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拖到自己的公司或学校，人多力量大，这对印度人在一家公司或学校里扩大影响力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印度高等教育质量不佳与它的基础教育差有着极大的关系，空中建不了楼阁，没有扎实优良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质量必然会受到制约。印度的基础教育差到何种地步？ 2009年的一次国际学生能力评估测试将它的问题彻底曝光了。这一评估由经合组织举办，每3年一次，旨在评估15岁学生的学习能力。当年有74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参加，印度派出了喜马偕尔邦和泰米尔纳德邦的学生。这两个邦一北一南，在印度基础教育领域水平较高，其中泰米尔纳德邦的入学率还在全印排第一。印度选择这两个邦，拿出自己最为优质的教育样板，可能还是想在评估中展现一下实力。可是，事与愿违，评估的结果让印度人大失所望。印度学生排名第73,仅高于吉尔吉斯斯坦。即便在印度人认为自己所擅长的数学领域，印度学生的表现也不好，泰米尔纳德邦和喜马偕尔邦的学生分列倒数第三和倒数第二。印度自觉受辱，随后宣布退出这一评估，不再参加。
对此，《印度时报》痛心地指出，就数学能力而言，一个印度 八年级学生的水平只相当于韩国三年级学生的水平，阅读能力只相当于上海二年级学生的水平。由于印度理工学院等学术重镇的名声，世界普遍认为印度是教育强国，可国际学生能力评估项目的结果揭开了印度教育光鲜的外衣，让人看到了它非常暗淡的一面。
2015年，印度布拉哈姆协会的一份报告曝光了印度基础教育更 为暗淡的一面。该协会对全印56万余名3岁到16岁的儿童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调查发现，所有五年级学生中有一半读不懂二年级的书，有近一半的学生不会做减法。2010年至2014年，全印农村地区不能识别1到9数字的二年级学生由10%上升到了 15%,不能识别1到100数字的三年级学生由25%上升到了40%。
这一报告还指出，自2006年至2014年，私立学校的学生比例占 比由18.7%上升到30.8%,尽管私立学校五年级学生能读懂二年级教材的比例也不高，可与公立学校学生的差距在拉大。印度有个有意思的现象，高等教育领域，优质的高校都是公立学校，基础教育领域，公立学校相对就要逊色多了。德里家里经济条件还过得去的人，更愿意将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去读书，条件再好一点的可能就会上国际学校了。一位德里朋友，每月收入不过一万多卢比，也打算将来把孩子送私立学校，因为他认为在公立学校学不到东西，老师都在糊弄事。
印度公立学校老师不认真、糊弄事的情况较为普遍。2011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对印度老师缺勤现象做过研究，结果发现，所调查的对象中，每天约有24%的老师缺勤，岀勤的老师中真正在教学的只有45%。印度中央邦一位名为桑吉塔卡什亚普的老师甚至缺勤长达23年。桑吉塔卡什亚普1990年到中央邦德瓦斯区的学校教了 1年课，随后请了3年假，1994年调到印多尔时，又请了产假，从此再也没有露面，截至2014年事件曝光时，她已经连续缺勤20年，直到这时，学校才想到要开除她。
一位留学印度尼赫鲁大学的中国友人也时常遭遇老师缺勤，“老师不来上课也不会提前通知学生，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学生在课 堂里等了一个小时，老师还没有来，学生就自己走掉了，下次上课老师连解释都不会给。部分老师上课迟到、缺勤的情况还挺多，一位学院老师曾说，学院只有30%的老师在认真工作，剩下70%的老师不认真工作，没啥成果，没啥事儿，也不来学校”。
2016年，印度学者苏蒂普多曼德尔公开抨击公立学校的老 师。他指出，印度公立学校老师的薪水相对较高，是人均收入的3倍，老师如同公务员，不论表现如何，享受终身雇佣，他们对学生和家长没啥责任，有限的责任还是对教育部门的，极少因表现不佳受到申斥，更别提遭解雇了。
印度勒克瑙大学教授穆罕默德穆萨米尔认为，强大的教师工 会会保护犯错的教师，即便老师犯了错，区学监及其他官员也无可奈何。穆萨米尔还指出，教师工会已可以影响立法，独立后，印度北方邦有关教育的立法并不是基于效率或公平，而是教师工会的要求，老师的罢工和捣乱促成了北方邦和其他邦几部重要法律的通过，它们增强了老师的职业安全感，却降低了他们的责任感，影响深远。
我所待过的另一个国 家墨西哥的情况与此有点类似。墨西哥国家教育工作者协会拥有140多万会员，在墨西哥社会的力量举足轻重，政客对它颇为忌惮。1989年至2013年，艾尔巴艾斯莎尔高尔迪约任协会主席，把持协会长达24年，在此期间，她为自己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使自己跻身墨西哥十大腐败人物行列，还成功阻挠了教育改革，拉低了墨西哥的教育水平。2016年，美国海军研究生院教授罗伯特鲁尼撰文指出，2012年，尽管墨西哥人均教育支出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可是它的教育水平却在这一组织的65个成员中排名第53。
【印度尼赫鲁大学中文系图书馆】
印度教育质量堪忧，莫迪上台后还一度削减了对教育的投入， 2015—1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中，教育支出由8277亿卢比降为6907亿卢比，同时还大幅降低了对营养午餐等多个教育项目的资助。莫迪政府的这一举动甚至受到了他的主要政治盟友一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强烈批评。2016年3月，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通过了两项决议，要求为所有人提供可负担的、有质量的教育和医疗服务，它批评称，近年来教育资源分配不足，政府也没有将其作为优先方向，同时还声称，贫穷的孩子已被剥夺了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
印度的文化领域也不太受重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大都市德 里居然没有一所向公众开放的大型公立图书馆。这点不仅难望北京项背，连不少中国的省会城市都比不了。印度文明史长达上千年，文化资源丰富，德里人口也有上千万，高校云集，建立一所大型公共图书馆势所必然。再者，虽然印度电子阅读也开始兴起，可远没到可以取代纸质书阅读的地步。
德里也有公立图书馆，名字就叫德里公立图书馆，散落在各个 社区，我住处附近的萨洛吉尼街区便有一个。它充其量只相当于国内的社区图书馆，书又旧又少。德里的书店也不多，康诺特广场、汗市场、尼赫鲁大学等地零星分布着一些小书店，没有中国那种大型的图书城或图书大厦。当然，这并不是由于印度人都爱电子阅读或者习惯于网购图书。2016年，印度《铸币报》公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只有17%的印度人拥有智能手机，只有22%的印度成年人经常上网。没有大型公立图书馆，没有大书店，小书店也不多，说明印度人并不爱阅读。印度社会阶层固化严重，阅读未必能改变得了命运。印度教又宣扬宿命，声称今生的命运早已为前世所注定，个人只有各守本分，以求更好的来生，如此阅读和教育还有什么用呢？
教育质量差直接制约了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苏蒂普多曼德 尔直言不讳地指出，由于基础教育薄弱，印度大部分劳动力难以经过培训以适应高技能、高产出的工作。印度人十分聪明，可印度工业却向来以质量低下闻名，印度人的聪明才智没有体现岀来。2009年至2012年，印度斯坦航空工业公司向厄瓜多尔出口7架自产的北极星轻型直升机，六年里，先后有4架直升机坠毁，厄瓜多尔不得不停飞了其余的北极星直升机。
现在，印度为了将自己打造成世界制造中心，以大市场和人口 红利来吸引国外投资者，可是如果它不认真提高教育质量和劳动者素质，那印度的人口红利就会大打折扣，甚至还可能为劳动者的低素质所抵消掉。中国人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投入周期长，见效慢，今人栽树，后人乘凉，而印度政客在台上往往只有短短数年，追求的是立竿见影的短期政绩效果。印度教育何去何从，考验着他们对这个民族的责任心。
印度抗癌药为何便宜？
今天，印度的抗癌药在中国名气挺大，对印度稍有了解的中国人大概都知道：印度的抗癌药比中国的便宜。也正因为如此，帮人带药似乎成了每个在印中国人的必修课。所带的抗癌药中，最为常见的便是易瑞沙了。德里的药店，一盒印版易瑞沙价格在4000卢比左右，约合人民币400元，不到国内价格的一半。功效相似，价格悬殊，托人带药的需求自然便产生了。需求量多了，还有人专门做起了带药生意。江苏人陆勇便是其中之一。他得了癌症后，用上了印度药，后来开始为病友带药，结果东窗事发，身陷囹圄，成为舆论的焦点。他的经历无形中也给印度药在国内打了次广告。
印度抗癌药之所以便宜，原因倒挺简单：它省去了一个关键环节——研发。西方药企为了生产一款药，投入大量资金，钻研十年甚至数十年，才最终生产出药品来。印度公司得来全不费工夫，将西方的药品拿过来化验分析后，照葫芦画瓢，逆向山寨，不仅节约了经济成本，还节省了时间。2014年，我在釆访中得知，印度药的成本不及西方的一半，研发投入只有西方的八分之一。
印度药企之所以如此牛气，不忌惮西方知识产权的大棒，乃是 因为它们背后有印度政府撑腰，做法得到了政府的事先批准。印度政府之所以敢在这个问题上跟西方对着干，是因为它看到了西方对自己无可奈何。印度不是众人围堵的对象，因其对西方无害而不为它们所忌惮，吃透了这一点的印度人才敢于在知识产权这一西方很敏感的话题上自行其是。
《印度专利法》明文规定，一项专利获批3年后，如果公众需 求未得到满足，或价格高得离谱，公众不能承受，或在印量产不足，任何人都可申请政府对其实施强制生产许可。有了这把尚方宝剑，2012年，印度不顾拜耳公司反对，对它的抗癌药索拉非尼施行强制生产许可，授权印度厂商仿制。
在这场各方势力的博弈中，印度患者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们所 要负担的医药支岀大幅降低。以索拉非尼为例，患者每月的花费由仿制前的28万卢比直降至8800卢比，降幅高达97%,这个药由富人才能享用的奢侈品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印度仿制的重组乙型肝炎疫苗，每剂价格由原来的1000卢比降至50卢比；印度仿制的一款抗艾药，将患者每年的花费从10439美元降至350美元。中国的部分患者也顺带沾了点光。
印度癌症患者救助协会德里分会会长胡库对政府的做法就很支 持。印度癌症患者救助协会不大，虽然德里、孟买、浦那都有分会，但总人数仅约70人。德里分会的办公室简单寒酸，位于一处居民区的地下室里，推门进去，一股地下室所独有的阴凉潮气和霉味便扑面而来。虽然它的个头小，可是能量却不小。正是它阻止了诺华公司在印度为格列卫申请专利的尝试。影响、推动政府决策，使每一个印度公民都获得平等治疗的机会是它的目标。或许正是受这一崇高理想的激励，胡库女士这位老太太才能够在德里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待下去。“我们承认，抗癌药研制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耗费大量时间，正因如此，它们极其昂贵，普通人根本用不起，但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我们更关心人的生命。印度药厂仿制的药，功效相同，价格却便宜很多，挽救了更多人的生命，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将人的生命看得更高，印度占据了道德高地，专利受到侵犯的西方药企可能也难以反驳这一点。
印度药企是政府这一举措的主要受益者，因为价格上的悬殊大 大降低了西方同类产品在印度的竞争力，确保了印度药企可以独霸天下。对此，印度医学会秘书长纳伦德拉萨伊尼指出，仿制药与原研药药性上几乎完全一致，或差别细微，价格却很低，“印度医药市场是开放的，外国药厂可以同印度本土企业竞争。两样药品，质量相同或相似，一个价高，一个便宜，患者的选择是一目了然的”。显然，高价的“洋药”难以与“土药”竞争。为了打入印度市场，有的外国药企开始与印度人合作以求突破。罗氏制药便是典型。它与印度艾姆科公司合作，生产曲妥珠单抗药品，罗氏公司负责生产，艾姆科公司负责包装和重新命名，这使曲妥珠单抗的药价降低了 33%。
制药已成为印度的支柱产业，它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三，不仅满 足了本地需求，甚至还远销至亚洲和非洲的贫困国家，为印度赢得了世界药厂的美誉。现在还有外资想通过收购印度药企，借船进军美国市场。一位在印工作的中国药企人士告诉我，印度医药生产全程英文记录和建档，印度人汇总材料向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时就方便多了。
悲催的公立医疗
印度是人们眼中的“穷地方”，可它却建立了一套覆盖全国的“免费”公立医疗体系，因此受到了一些中国人的追捧。常言道， 便宜没好货，不花钱的医疗效果如何，自然可想而知。“免费？毛用没有。头痛给你止痛片，牙痛给你止痛片，肚子痛还是给你止痛片。总是在敷衍，从不认真给你看病。” 一提到印度免费的公立医疗，罗瑟就气不打一处来。罗瑟是名司机，每月收入为1.5万卢比，生活捉襟见肘。即便如此，如果家人生了病，他宁愿多花点钱，也要将他们送到私立医院诊治，他对公立医院极不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