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人在公元70年摧毁圣殿，但没有彻底毁掉犹地亚，也没有从耶路撒冷驱逐犹太人，不过，他们的手段确实严酷。不少犹太人被捕，另一些人逃离，还有许多人因为土地遭到没收而陷入赤贫。犹地亚正式变成罗马一个行省。犹地亚人被强行征收一项惩罚性的犹太税（fiscus Judaicus）：每年必须向罗马城卡皮托林山丘上的朱庇特神庙支付两个德拉克马，以取代以前每年向耶路撒冷圣殿贡奉的半个谢克尔。不过，公元前587年那样的大规模驱逐，这次倒没有发生，受罪的主要是贵族阶层。日常生活一如既往。
另一方面，民族宗教却因这次灾难而深受影响，永久改变了。随着犹地亚膜拜中心的消失，祭司阶层消亡了，祭司以前不仅是统治者，还是宗教领袖。祭司阶层一旦瓦解，就为新兴的平民宗教领袖施展拳脚腾出空间，后者是第二章提到的非祭司阶层的精研宗教传统和律法的专家，如今叫“拉比”（意为“夫子”或“教师”）。他们肩负起重建这个民族的宗教生活的责任。
年表
犹太历史 时间 世界历史
埃及犹太人起义 115—117
117—138 哈德良皇帝
巴尔·科赫巴起义 132—135
哈德良迫害犹太人 135—138
犹太族长犹大编纂《密释纳》 约200
犹太人成为罗马公民 212
拉夫抵达巴比伦 219
226 波斯萨珊王朝开始
306—337 君士坦丁一世
313 米兰敕令宽容基督教
354—430 圣奥古斯丁
360—363 叛教者尤利安试图逆转
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
《巴勒斯坦塔木德》成书 约380
犹太族长制遭废除 429
476 西罗马帝国灭亡
《巴比伦塔木德》成书 约499
查士丁尼皇帝干涉犹太信仰 553
590—604 教宗格里高利一世
波斯人短期占领巴勒斯坦 614—617
有个传说解释了宗教领导权从祭司向拉比的转移这一现象。约哈南·本·扎卡伊是当时最重要的拉比，他对抵抗罗马的战争持反对态度。罗马人围困耶路撒冷时，他佯装死亡，让门徒把他装进棺材抬出城（罗马人允许困在城里的人出城埋葬死者）。然后，他来到韦斯巴芗面前，后者对他的胆识、智慧和反战态度印象深刻，授权他在亚姆纳（Jamnia，这是希腊语，此地希伯来语叫亚夫内［Yavne］）建立一所学院。这位拉比分得清轻重缓急：城市、圣殿膜拜和政治主权皆可有可无，体现在《托拉》和不断增加的宗教律法中的宗教传统则必须保证。约哈南·本·扎卡伊及其同道由此迈出重要一步，开始将犹太教重组为拉比犹太教，这是犹太教传播最广泛的形式，至今不衰。拉比犹太教专注于不断学习《托拉》和与之相关的口述传统，要求信徒一丝不苟地奉行教规，这些教规又被理解为一套律法体系。拉比们将学习《托拉》置于犹太宗教生活的中心，从而在无意中为犹太文化日后专注于各种智力活动奠定了基础。
犹太会堂也出现在这一时期，堪称犹太人生活中有特色的机构。“会堂”（synagogue）一词源自希腊语，意思是“集会”；作为集会场所，犹太会堂早在圣殿被毁前就遍布各处，当时可能用于某些宗教仪式（尤其是巴勒斯坦以外地区），如祈祷。但圣殿被毁后，随着集体祈祷仪式开始定期举行，随着诵读和解释《托拉》日益在公共宗教中发挥重要作用，犹太会堂逐渐成为主要的公共宗教机构。圣殿被毁将公共崇拜去中心化，有助于拉比将宗教生活的责任交给每个人。中央宗教机构被毁是创伤性事件，但从创伤中恢复是可能的，因为延续宗教的基础已经找到。
第二章曾提及115—117年流散地犹太人的起义，犹地亚人倒没有受此影响，但罗马占领后的暴虐和农民的贫困所引起的紧张情绪在发酵，并在第二次大规模犹地亚人战争中爆发。战争导火索是哈德良皇帝（117—138年在位）重建耶路撒冷的计划。哈德良在帝国全境重建了众多神庙和城市（包括太巴列和塞弗里斯［Sepphoris］的神庙），他要把耶路撒冷变为罗马城市，献给朱庇特，城名改成伊利亚·卡皮托林（Aelia Capitolina）(1)。这种亵渎古都的做法让犹太人民忍无可忍。
这场起义于132年爆发，要比66—70年那次战争更有组织性，而且今非昔比，这次连拉比都支持，比如深受爱戴的阿奇瓦拉比。起义领袖是西蒙·巴尔·科西巴，他当时很可能被当成弥赛亚，因为他自称“以色列的亲王（ha-Nasi）”，还发行带有“以色列救赎元年”之类铭文的钱币。他以巴尔·科赫巴的名字广为人知，这个名字意思是“星之子”（犹太传统赋予这个典出《托拉》的短语以弥赛亚的解释），他举手投足也一如古代的犹大君王和军事领袖。可是，光靠巴尔·科赫巴颐指气使的个性、他的受人拥戴和著名拉比的支持，还不足以制胜。他于135年被杀，手下残兵败将则在贝塔尔（Bethar）和隐基底（Ein Gedi）被罗马军队围剿。
罗马人对第一次起义表现得尚属克制，这一次却把新仇旧恨统统算在这个不幸的行省上。他们迁走犹地亚的所有犹太人口，用非犹太人取而代之。许多犹太人被遣送到北方的加利利，其余的被当作奴隶卖掉；从犹地亚流出大量战俘，多到据说让奴隶的市价跌到和马差不多。耶路撒冷沦为彻头彻尾的异教城市，哈德良的塑像矗立其间，市中心可能还建起朱庇特神庙，甚至不让犹太人进城。割礼被法律禁止，并且传统的观点认为公开传授《托拉》和任命拉比在当时也是非法之举。犹地亚行省的名称改作叙利亚-巴勒斯坦，这样，源自祖先所在的犹大支派的地名，就被源自犹大支派的宿敌非利士人的地名取代，尽管非利士人老早就消失了。至此，罗马人用尽一切手段，将犹地亚人及其宗教从这一地区抹去。
这些措施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许多人纷纷逃离，让叙利亚、小亚细亚和罗马的犹太人口迅速膨胀（他们在罗马的地下墓穴现在仍可参观），甚至连西班牙、高卢和莱茵兰(2)的小规模犹太人口也得以增长；还有些人干脆离弃整个罗马领土，加入帕提亚帝国控制下的巴比伦地区的犹太社群，这里未受起义影响。对拉比活动的禁令致使一批殉教者出现。有些拉比，比如阿奇瓦，不顾禁令，坚持布道，故而被捕入狱，惨遭处决；犹太传统常常提到哈德良时期的十位殉教者，视之为犹太教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幕。在犹太民间传说中，哈德良是近乎恶魔般的存在，堪与安条克四世和提图斯比肩。
行省起义平定以后，各类宗教限制在哈德良的后继者治下逐渐松弛，罗马和巴勒斯坦犹太人在2世纪最终达成某种妥协。罗马要求犹太人管好他们中的极端分子，阻止暴力反抗的爆发。作为回报，犹太教被承认为“特许宗教”（permitted religion）(3)，犹太人还不用参加皇帝崇拜和其他涉及异教仪俗的市民义务。后几任皇帝放宽了割礼禁令，但只对犹太人放宽，仍禁止非犹太人行割礼，这相当于禁止非犹太人皈依犹太教（在2世纪后期，皈依被明确定为非法；就是从这时开始，犹太教形成了日后不大愿意接受皈依者的传统）。由于通货膨胀，两个德拉克马的犹太税的负担大大减轻。最重要的是，罗马人允许犹太人创建自治机构。
巴尔·科赫巴起义失败后不久，在加利利召开了拉比大会，加利利此时已成为巴勒斯坦犹太人生活的中心，成立了一个有审议权和立法权的中枢机构“犹太教公会”（Sanhedrin），它与圣殿被毁前就有的类似机构同名，由名为“犹太族长”（patriarch）(4)的官员领导，这一头衔也是圣殿被毁前就有的。犹太族长须是希列的后代，希列是圣殿被毁前一个世纪一位有影响的人物，他也像巴比伦的流散领袖一样，据说是大卫王的后裔。希列的后代富有而杰出，早在圣殿被毁前的一代人中就已当权，后来又执掌亚姆纳的学院。在2世纪期间，犹太族长制（patriarchate）先赢得犹太人的承认，然后罗马人又承认这是犹太人的中枢政治制度。犹太族长及其管理团队制定法律、征收税赋、任命法官和其他公共官员，并且规范宗教实践尤其是宗教历法。随着犹太族长制生根成熟，罗马人逐渐允许犹太人享有更多的自治，而拉比也渐渐配合他们原先仇恨的罗马当局。犹太族长一职声誉日隆，到4世纪，犹太族长享受罗马元老的待遇，并向罗马帝国全境的犹太人征税。
一群拉比组成犹太人生活的中枢组织，获得政府承认，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拉比犹太教由此向永远成为犹太教的主导形式迈出重要一步。这一进程的里程碑出现在2世纪末，犹太族长拉比犹大编定和颁布《密释纳》，此书很快成为拉比犹太教的核心教科书，一直沿用至今。《密释纳》是一部律法集成之作，不仅涵盖当时拉比司法能力所及的每个领域（比如宗教礼法、商业贸易、财产、继承、法律程序和侵权行为），还涉及一些已经失效的领域（比如与圣殿有关的律法）。自从编定以来，《密释纳》就是拉比学术的基础文本和组织原则，尽管在现代，拉比在大部分这些领域中的司法权已经无效。
犹太人和罗马人达成妥协。巴勒斯坦犹太人此时受到的待遇，很像这个大帝国里的其他小民族，只不过他们无须遵守异教礼俗。和其他臣民一样，他们于212年被卡拉卡拉皇帝赐予罗马公民权。在3世纪，巴勒斯坦犹太人经受的种种困苦，倒不是因为犹地亚和罗马以往的相互敌视，而是由于这一时期罗马帝国经济政治的整体衰弱。巴勒斯坦变得一贫如洗，人口持续减少。
另一方面，同一时期的巴比伦犹太人却过得还不错。公元226年，萨珊帝国取代文化多样和政治涣散的帕提亚帝国，巴比伦犹太人遭受些许迫害，失去自治权；新政权在统治伊始采取措施，推广琐罗亚斯德教，抑制其臣民在文化和宗教上的多样性。巴比伦犹太人一度觉得，连罗马人的统治都比波斯人的可取。但到沙普尔一世时期（241—272年），宗教政策放宽，旧的关系得以恢复：波斯统治者允许犹太人在流散领袖的领导下拥有相当的自治权，而巴比伦犹太人在支持萨珊对抗罗马方面也是可信赖的，因为罗马已是萨珊人的宿敌。虽然巴比伦犹太人从未遭到罗马军团的镇压，但他们依然忠于犹地亚犹太人，怀有强烈的历史认同感。
在进入3世纪以前，巴比伦犹太人一直把巴勒斯坦的拉比视为宗教导师，巴勒斯坦的犹太族长被奉为最高宗教权威，甚至在流散领袖控制的地区，情况也一样。犹太族长实施权威的一条途径是控制宗教历法，他每年都会重新制订宗教历法，并通告流散社群。在哈德良迫害时期，许多学者逃离巴勒斯坦，巴比伦学院的地位上升，但巴比伦能够成为宗教研究中心，要归功于两位3世纪的拉比：一位是撒母耳，他是富裕的巴比伦学者，和皇帝沙普尔一世私交甚笃；另一位是拉夫（Rav），他原本是巴勒斯坦的拉比，是犹太族长拉比犹大的门徒，于219年抵达巴比伦。正是拉夫把《密释纳》介绍给巴比伦犹太人。拉夫在苏拉（Sura）创办学院；撒母耳则在尼哈地亚（Nehardea）创办学院，但此镇后来遭毁，学院迁至蓬贝迪塔（Pumbeditha），从此以蓬贝迪塔学院之名著称。这两所学院很快成为衰落中的巴勒斯坦诸学院的竞争对手，两者之间也互相竞争。作为犹太智力和宗教活动的中心，它们一直存在到11世纪。
犹太人和罗马帝国在3世纪达成的均衡一直持续到君士坦丁一世执政时期（306—337年），他个人接受基督教，并启动了把它变成罗马帝国国教的进程，从而改变了西方历史的进程，犹太历史的进程也随之改变。作为犹太人的一个教派，或者说作为犹太教内部一场针对犹太人的宗教运动，早期基督教只获得有限的成功，因为拉比们与它不共戴天，而拉比们在罗马人治下拥有管理犹太事务的权威。但是，作为一场向罗马帝国的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和其他地方的异教徒传教的运动，基督教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调整自身以迎合非犹地亚的异教徒的过程中，基督教产生了根本变化。直到此时，犹太教仍然只是一个有着特定历史的特定民族的宗教（先后历经过君主统治、巴比伦流放、回归和重建、罗马占领、圣殿被毁），怀有特定的民族抱负（恢复君主统治和重新成为独立的民族）。基督教却建起一个超越民族范畴的社群，关注的是共同的信仰，而非共同的历史和得到律法认可的生活方式。这样，基督教就把借助一位君王重建民族的犹太理念转变成通过一位救世主来实现个人救赎的观念，它还废除了几乎所有成为犹太教最显著特点的宗教仪式和活动。不过，基督教仍保留了犹太一神论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让许多开明的异教徒困惑不已），拒绝承认所有其他宗教的合法性，包括犹太教的合法性，虽说其一神论的源头就出自犹太教。基督教用三个世纪的时间成为西方历史上最伟大帝国的国教，这里面的故事虽然引人入胜，却不是犹太史的一部分，但其结果却至今塑造着犹太史。
从基督教兴起到君士坦丁统治的这段时间中，可以找到日后犹太-基督两教关系的根源。在公元1世纪，不再信仰希腊众神和罗马异教的人，在罗马帝国比比皆是，他们转而从东方的外来宗教中寻求启示。这些人没有放弃异教徒身份，但却把外来神祇及其仪式的某些成分吸收进自己的宗教生活，例如波斯的密特拉神、埃及的伊希斯神，或者弗里吉亚的西布莉（Cybele）神。同样，犹太教的传统形式及其基督教变体形式，也在东方各省甚至罗马城一些上流社会的成员中找到追随者。由于加入犹太教需要接受痛苦的割礼，也由于其貌似任性的各项禁令，罗马人很少彻底皈依犹太教，不过许多人采纳了犹太教的部分习俗，比如在安息日点蜡烛、出席犹太会堂的仪式，以及庆祝某些犹太节日，就像他们也会庆祝其他宗教的节日那样。这类人叫“畏神者”（God fearers），有时会遭到世故的罗马人嘲笑。但是，犹太教的传教活动也曾取得一定成功。最显著的例子来自小王国阿狄亚贝尼（Adiabene），它位于上美索不达米亚，公元36—60年统治这里的国王皈依了犹太教，此人还向耶路撒冷的圣殿慷慨解囊。
早在使徒保罗（卒于公元62年）的领导下，基督教就宣布废止犹太教的仪式，从而扫除给皈依造成的巨大障碍，使基督教在和传统犹太教争取皈依者的竞争中占据上风。为了证明这种废止合情合理，保罗宣称，巴勒斯坦和流散地的犹太人并非以色列宗教的真正传人。他宣称，由耶稣信徒组成的精神社群才是“真正的以色列”。这样，保罗既占用了犹太教依靠其悠久历史而拥有的权威，又割裂了犹太教和一段特定民族历史及生活方式的关联。“真正的以色列”不再是宗教仪式独特、民族抱负无望的犹地亚省的人民，而是基督徒所构成的跨民族社群。
基督教运用两种辩护技巧来支持其主张。一种是从基督论的（Christological）角度阐释经文，即用希伯来语《圣经》论证基督教教义真实不虚。这种方法专为和犹太人辩论而制定，但也能吸引已经对犹太教感兴趣的异教徒。另一种技巧是诋毁犹太教，利用并扩大既有的反犹观念，这些观念源自希腊化时代，后来又被信奉异教的罗马人进一步发展。
《塔木德》、米德拉什和皮尤特
在拜占庭和萨珊时期，巴勒斯坦与巴比伦的犹太智力中心的主要文学创作是《塔木德》、米德拉什和皮尤特。
自中世纪以降，《塔木德》就是传统犹太人研习和献身的主要对象。这部巨著汇编了律法辩论、民间故事、奇闻轶事和谚语格言。在现代以前，拉比们不仅负责宗教事务的仲裁，还在商业和社会组织的所有领域扮演法官角色，《塔木德》里的律法讨论是他们做出法律裁决的依据。直到今天，《塔木德》仍然是正统派神学院培训拉比的主要科目，恪守传统的犹太人则对之勤加研习，作为虔信上帝话语的一种仪式性行为。
《塔木德》形式上是对《密释纳》的评注，后者是犹太族长拉比犹大在大约公元200年编著的一部法典。实际上存在两部《塔木德》：约公元380年编成于太巴列的《巴勒斯坦塔木德》，以及约公元499年编成于今伊拉克所在地的《巴比伦塔木德》。《巴比伦塔木德》经过中世纪获得权威性，今天谈起《塔木德》，一般是指《巴比伦塔木德》。它用亚兰语写成，这是穆斯林征服以前伊拉克人使用的语言。这部著作文风简练、引经据典，需要经过长年研习才能掌握。在传统犹太社群里，有本事“学会一页《塔木德》”，就能给普通信徒赢得名声。为了方便研究这部头等重要的著作，中世纪出现许多评注，其中最著名的是拉比所罗门·本·以撒（1040—1105年）的评注，此人又叫拉熹，住在特鲁瓦（今法国）。在现代版本的《塔木德》里，拉熹的评注以窄窄一栏的面貌出现，且总是和《塔木德》原文并排印刷；研习者学习一页时，一手的两指叉开，一指对着原文，一指对着评注，参照阅读。现代印刷版的《塔木德》还附有其他在中世纪和近代编写的评注。
“米德拉什”（midrash，复数为midrashim）最初是阐述宗教观念的一种方式：先引用希伯来语《圣经》的一段经文，再发挥——要么解释内容，要么引申到一个全新的、出乎意料的方向。作为一种技巧，米德拉什用来发展宗教思想和解决宗教律法问题。但米德拉什还成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名称，因为特定的米德拉什被汇编成书。这些米德拉什中，有些按照所对应的《圣经》章节编排，有些是为《摩西五经》和《圣经》中的其他书籍而编。《塔木德》中的许多律法讨论就在考察作为特定律法来源的一些米德拉什，以决定哪一条米德拉什在什么情况下具有权威性。还有些米德拉什与宗教观念和态度有关，常常构成布道的依据。
“皮尤特”（piyyut，复数为piyyutim）是为犹太会堂宗教仪式创作的诗歌。许多古代会众习惯使用诗体祈祷文，而非现代传统祈祷书中标准的散文体祈祷文。会众不仅指望领祷人在仪式中领唱，还期待他为每个安息日和节日的仪式创作不同的诗歌，以免听到完全重复的仪式内容。后来，祈祷书的文本逐渐固定不变，皮尤特就随着标准祈祷文一起朗诵。在整个中世纪，创作皮尤特是犹太人最重要的艺术活动（在有些中东的犹太社群里一直持续到现代）。虽然皮尤特的创作已经停止，但直到今天，犹太会堂中仍能听到一些皮尤特。
如前所见，犹太教的某些方面自古广受称赞，但有些方面也引起敌视。开明的异教徒就无法理解，犹太人为什么不能像他们那样尊重其他民族的神祇和礼仪；对可以接受众神的异教徒而言，犹太人除自己的上帝以外拒绝承认任何神，反倒更像是渎神者和无神论者！此外，犹太人在宗教上反对帝王崇拜，这虽然是严格奉行一神论的必然结果，但却有不忠于国家的嫌疑，鉴于犹地亚人屡屡叛乱的前科，嫌疑就更大了。另一个政治原因更醒目。在希腊人的城市中，犹太人喜欢扎堆生活，尽可能结成单独的团体，但同时又索要公民权利。第二章已显示，这种愿望中暗含的这对矛盾，已引起亚历山大城罗马总督弗拉库斯的敌视，是造成公元38年暴乱的原因之一。最后，异教徒的敌视中包含了十足的宣传成分。安条克四世企图为自己在公元前2世纪袭击耶路撒冷圣殿的行为辩解，办法就是攻击犹太宗教；亚历山大城有位名叫阿皮翁（Apion）的作家，写了一部翔实的反犹宣传作品，为公元38年对犹太人闹事的镇压辩解；连声名卓著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也不例外，在讨论公元70年圣殿被毁时，他延续了抨击犹太教的传统。这样，截至2世纪，已经出现一批反犹文献，可供基督教领袖利用，基督徒还更为情绪化、更有针对性地指控犹太人是弑神者，反犹文献遂与日俱增。
在4世纪早期以前，基督教与罗马磕磕碰碰，产生的问题比犹太教与罗马之间的问题还多。犹太人建国的雄心已被彻底击碎；他们在故土上的人口骤减，根本无法对罗马帝国构成威胁。但是罗马视基督教为威胁，对它积极迫害了两个多世纪。迫害平添怨怒，基督教一旦获得罗马帝国官方宗教的权势，就把怨怒发泄到它的母系宗教上。从此，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境遇急剧恶化。
在4世纪，罗马帝国一分为二，东罗马帝国以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为中心，西罗马帝国以罗马为中心。西罗马帝国勉为其难地支撑着，与东罗马帝国分分合合，还经常遭受蛮族入侵，最终在5世纪土崩瓦解；西罗马帝国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图鲁斯于476年遭废黜。与此同时，巴勒斯坦落入说希腊语的基督教拜占庭帝国的控制。
从4世纪到7世纪，拜占庭统治巴勒斯坦。在此期间，许多法律陆续颁布，限制犹太人从事宗教和商业活动，禁止犹太人和基督徒通婚，还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或新建犹太会堂。犹太族长希列二世向流散地犹太人宣布节期日历的权威遭到剥夺。（他不得不将制定宗教历法的原理对外公布，流散地犹太社群从此在一个重要领域内摆脱了巴勒斯坦的控制。）犹太人还被禁止拥有基督徒奴隶，从而在经济上受到沉重打击。尽管我们今天对奴隶制深恶痛绝，但它却是罗马帝国农业生产的基础；因为这条禁令，犹太人不可能再和基督徒奴隶主竞争，他们耕田种地，只能安于自给自足，无法再做其他打算。这一限制虽然可能只对少数大地主有直接影响，但却是令犹太人离开土地的第一步，犹太人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在中世纪几乎完全成为城市居民。
一些基督教教会领导人要求全面禁止犹太教，主张像3世纪罗马人对待基督徒那样对待犹太人，让他们在改宗和死刑之间二选一。在西班牙，这真成了政策，西哥特国王西塞巴特（Sisebut，612—621年在位）逼迫犹太人在改宗、死刑和流亡之间选择。但在多个世纪里，教会对待犹太人的权威态度是由圣奥古斯丁（354—430年）阐发，并经教宗格里高利一世（590—604年在位）确立为教会政策的。该政策虽说相对温和，但仍然不够宽容：犹太人顽固不化，拒不承认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所以完全应该被镇压和羞辱，但还不能彻底消灭，而是要让他们生活在丢脸的贫困中，为社会所排斥，以此既惩罚他们顽固地拒绝承认耶稣是弥赛亚这条包含在他们自己经典中的信息（基督徒已把犹太人的经典称为“旧”约，认为其中暗藏的信息能证明基督教这个新宗教真实不虚），又作为基督教之优越和非基督徒之厄运的永久见证。为了让如此对待犹太人的建议显得有理有据，奥古斯丁引用经文：“不要杀他们，恐怕我的民忘记。”(5)此话本是古代一位犹大国王对其子民的敌人下的诅咒，现在却被奥古斯丁用在犹太人自己身上。奥古斯丁的原则很苛刻，但在中世纪得到教宗的一再确认，有时还成了犹太人的救命稻草。
在4世纪，犹太人两次试图摆脱拜占庭的压迫。波斯皇帝沙普尔二世在美索不达米亚威胁罗马帝国，一些巴勒斯坦犹太人想趁机翻身，于351年在帕特里修斯（Patricius）的领导下起义，很快遭到镇压。在尤利安皇帝（又叫叛教者尤利安）执政期间（360—363年），出现了更好的机会。尤利安试图逆转帝国的基督教化进程，将一种开明的异教信仰恢复为官方宗教。他不但废除反犹法规，还承诺重建圣殿，允许犹太人重回耶路撒冷定居。然而，他英年早逝，这些计划全部落空，而他的继任者都是基督徒，他们对待犹太人的手段比尤利安的前任更加严厉：限制生计，下降地位，逼迫他们皈依基督教。犹太族长制成了犹太自治权的最后残存，连这也在429年遭废除。差不多与此同时，基督徒成为巴勒斯坦的主要人口。在查士丁尼一世执政时期（527—565年），罗马的控制最终侵入犹太人的内部生活，除了更严格地执行以往的反犹社会法规，查士丁尼还干涉关于如何奉行仪轨的争论。他借机制定条例，规定如何举行犹太会堂的宗教仪式，甚至公然禁止拉比在仪式上讲解经文。
然而，巴勒斯坦的拉比学院不为所动，继续活跃，并于4世纪取得一项标志性成就，即编纂出《巴勒斯坦塔木德》（有时误称为《耶路撒冷塔木德》）。这部大作汇编了拉比们对《密释纳》的讨论和评注，包含许多古代的律法和宗教传统。这一时期还编辑了米德拉什，这是对一些缩写的布道文和布道时的经文讲解的汇编。这一时期另一文学活动密集的领域是仪轨诗歌皮尤特的创作，这在整个中世纪都是犹太人主要的艺术活动。巴比伦的拉比也很活跃，他们在5世纪集体编写了《巴比伦塔木德》。和《巴勒斯坦塔木德》一样，它也是一部围绕《密释纳》的拉比学说汇编；与《巴勒斯坦塔木德》不同，它将在中世纪渐渐为全世界犹太人所接受，成为拉比犹太教的权威原典。《巴比伦塔木德》至今仍是正统派犹太人训练拉比和虔诚研习的主要焦点。（第四章将讨论《巴比伦塔木德》是怎样获得权威地位的。）这样，尽管生活在压迫之下，拜占庭时期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仍创作出一定数量的文献，它们和《巴比伦塔木德》一起，至今仍是拉比犹太教的基础文献。
到这一时期末，结束罗马和波斯绵延数个世纪恩怨的最后一场战争爆发，正是在此期间，巴勒斯坦犹太人差点就能摆脱拜占庭统治的黑暗时代。波斯皇帝库思老二世（Chosroes Ⅱ）于603年开始进攻罗马东部各省，到614年已经征服耶路撒冷，这要部分归功于犹太人的协助，他们长久以来一直视波斯为潜在的解放者。库思老杀死并迁走大量基督徒，然后把耶路撒冷交给犹太人，在被官方禁止涉足此地将近300年之后，犹太人终于再次成为它的主人。不过好景不长，波斯人很快看清，犹太人积贫积弱，人口也不够多，保不住波斯在巴勒斯坦的这个据点。617年，库思老改变决定，恢复基督徒对耶路撒冷的支配权。几年后，罗马皇帝希拉克略开始反攻，于629年攻进耶路撒冷，正式恢复拜占庭对它的控制。
希腊和罗马的反犹主义
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把希腊的语言和文学带到亚洲广大地区。希腊的扩张使希腊学者和文人接触到新的、具有异域风情的亚洲文化，其中就包括犹太人的文化。早期希腊作家用赞赏的口吻把犹太人描述为哲学家民族，就像印度的婆罗门那样。这很可能是因为犹太人的饮食限制让他们想起毕达哥拉斯派的苦行苦修，也可能因为《托拉》中的律法在他们眼中是创建政治和宗教乌托邦的尝试。后来，一位罗马作家赞扬犹太人的耶和华崇拜，认为耶和华和罗马的朱庇特是同一位神灵，他还赞扬犹太人禁止偶像的行为。1、2世纪的许多罗马人被犹太教吸引，有的（甚至包括图密善皇帝的一位堂兄弟）还皈依了犹太教。不过，就连研究人种的希腊学者也会语气厌恶地提到割礼等犹太习俗，并嘲笑犹太人拒食猪肉。
诽谤犹太人的始作俑者是政治宣传家。早在公元前200年，一位亲以土买（因此是反犹派）的希腊作家就写道，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崇拜金驴头。（在后来作家的笔下，想象中的这头供奉在耶路撒冷圣殿里的驴被换成猪。）埃及作家在描述埃及紧张局势的同时，传播了诸多对犹太史的曲解和污蔑。他们宣称，犹太人最早作为外来征服者入侵埃及，他们在埃及城镇中纵火，摧毁当地神庙，虐待百姓，直到被赶出埃及。还有人声称，法老时代来到埃及的犹太人之所以遭驱逐，是因为法老决定清除埃及的麻风病人和其他不洁者。法老役使他们去采石场做工，后来又把他们安置在阿瓦里斯。在那里，他们的头领摩西下令禁止崇拜埃及众神，不准食用埃及人崇敬的动物，而且严禁与外人交往。在安条克四世亵渎耶路撒冷的圣殿后，也传出政治动机类似的指责，说安条克在圣殿中发现一个希腊人，正在被养肥，是预备给每年举办的人牲的。
在1、2世纪罗马作家的笔下，反犹宣传是个常见主题。他们厌恶犹太人，既因为犹地亚反抗罗马的暴动，也由于犹太人在罗马上层阶级中的传教活动颇为成功，这在罗马保守人士看来不啻是异邦人和异邦习俗的入侵。罗马作家尤其喜欢嘲笑犹太人不吃猪肉的禁令（猪在罗马人眼中特别宝贵，既是美味又是祭品），他们还把割礼说成自残，把守安息日当作懒惰。著名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是罗马保守人士的代言者，他指责犹太教是“异邦迷信”。不过，与此同时，许多重要的罗马作家，尤其是哲学家，继承了赏识犹太人的早期希腊传统。他们特别推崇摩西，将他描述为哲学家和立法者。
希拉克略的胜利令犹太人痛苦失望，但他们不久就感到宽慰。没过几年，罗马和波斯之间旷日持久的对抗终于落下帷幕，拜占庭失去对巴勒斯坦和埃及的控制，而波斯帝国干脆消失了。此时，这一地区和西方世界的历史进程将由7世纪出现的一股新势力决定，那就是伊斯兰。
迈蒙尼德的亲笔信，用犹太-阿拉伯语写成，发现于开罗的戈尼萨。最后一行是迈蒙尼德的签名。信件翻拍，版权方为苏珊·考夫曼。美国犹太神学院图书馆提供。
(1) “伊利亚”来自哈德良的名字；“卡皮托林”表明是献给朱庇特神的，因为此神最有名的神庙坐落在罗马城的卡皮托林山丘上。——校者注
(2) 莱茵兰（Rhineland），德国莱茵河以西地区的通称。——校者注
(3) “特许宗教”（religio licita）这种说法来自基督教教父德尔图良（Tertullian，约160—约220年），并不是罗马法中的正式术语。——校者注
(4) “犹太族长”的希伯来文是Nasi。《圣经》时期的部落领袖和国王可用这个词称呼，巴尔·科赫巴曾用这个词自称（上文译作“亲王”）。今天以色列国的总统也叫Nasi。——校者注
(5) 见《诗篇》59:11。——校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