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14世纪在重重危机中落幕。人口和经济上遭受的打击使农村人口锐减，乡村凋敝，其中一些村落的破败遗迹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这一时期的变化，比18世纪的圈地运动、19世纪末的全球粮食生产竞争，或是20世纪下半叶大规模机械化都要巨大。这种变化的影响也更为显著，因为相对而言，在经济和人口方面，这一时期的农村社会比起后来要更加重要。
此外，在14世纪90年代和15世纪初英格兰在法国屡遭败绩的同时，威尔士也爆发了反英大起义，即欧文·葛兰道厄起义，而苏格兰则在此时陷入了王室内斗。同时，在英格兰，由激进神学家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Wycliffe，约1329—1384年）引导产生的罗拉德运动（Lollard movement）则对教皇和牧师的地位发起了挑战。1414年，在约翰·奥德卡斯特尔（Sir John Oldcastle）的领导下，曾发生过一次并不成功的罗拉德派起义。这一教派强调权威在《圣经》，而非教会。到16世纪初，罗拉德派专注于伦敦、肯特和诺福克的新教活动。
然而，也有相反的力量出现。在宗教方面，教区被大量划分，有助于确保人们通过信仰获得地区归属感，教堂成为地区身份认同的中心。这种地区认同感，伴随着教堂钟声传递到各个角落，并通过频繁的游行活动来维持。而作为人们婚礼、洗礼和葬礼的固定场所，教区教堂还将人们世代相连。家族传承所依赖的记忆，集中在教堂中。这一角色重要性的升级，有助于解释16世纪新教改革所带来的混乱。
此外，政府和更广泛的政治文化也得到了发展。王室的行政管理变得更加精细，确保日后历史学家可用的记录更加丰富翔实。除了赫里福德的《世界地图》之外，还出现了《高夫地图》（Gough Map），一幅大约诞生于1375年的实用英格兰地图，可能是为了行政用途而作。它提供了一份有效的路线指引，展示了总长度近3000英里的道路。而作为另一维度的记录，计时制度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发展。圣奥尔本斯的修道院院长沃林福德的理查德（Richard of Wallingford，1327—1334年担任此职）改进了摆动式时钟，发展出了双托盘擒纵装置等功能。他的圣奥尔本斯钟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报时装置之一。
布匹出口的增长对交通发展、贸易平衡和政府财政都至关重要。议会的发展为政治和政府提供了讨论场所和工具，人们越发把英格兰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
英格兰的本土语言文化进一步兴起，出现了像威廉·兰格伦（William Langland）的《农夫皮尔斯》（Piers Plowman，写于1362—1392年）以及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1343—1400年）的《坎特伯雷故事集》（约1387年或更晚）这样的文学作品。乔叟是酒商的儿子，1374年成为伦敦港的海关主计长，1389年成为王室工程的主事，负责监督伦敦塔的码头建设。苏格兰也出现了类似的作家，其中最典型的当属约翰·巴布尔（John Barbour）。本土语言的使用代表了对随诺曼征服而来的法语文化的拒绝。拉丁语和盎格鲁–诺曼语（或诺曼法语，即英格兰法语）的角色越发淡化。
由于政府机关也鼓励本土语言的使用，如1356年伦敦地方法院的诉讼程序开始采用英语，本土语言的发展得到鼓励，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社会团结加码，可以作为跨越社会分歧的政治行动的基础。这种行动的意义在于拒绝那些被视为不可接受的权威，无论是昏庸的君主，还是独断的教会。罗拉德派则支持采用英文《圣经》。
在1400年，英国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大国，或是政治发展方面的典范，还尚未分明。法国同样处在两派与君主联系紧密的贵族的撕裂中。这并不意味着英格兰或是苏格兰的情况更好，但也确实体现了一种普遍的不稳定性。而对于少数有幸前往亚洲的欧洲旅行者来说，西欧此时的局限，在与亚洲主要国家（尤其是中国明朝）的对比之下，则显得尤为明显。
注释
[1] 原文如此，疑有误，或为90万年前。参见中国新闻网，《英国发现80万年前人类足迹 脚印来自三至五个人》（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4/02-09/5814512.shtml）。
[2] 韦塞克斯即西撒克逊王国之意。
[3] Nechtansmere，可能位于今天的斯特拉斯佩（Strathspey）。
[4] curiales，即“宫廷的人”（men of the Court）。
[5] 这一时期，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揭竿而起，率军在1297年的斯特林（Stirling）战役中取得大捷。
[6] 《布雷蒂尼和约》（Peace of Brétigny）。
[7] 指美国独立战争。
[8] 指对人有益处的魔法，与“黑魔法”相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