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0年，被废的国王理查二世在庞特福克城堡死于非命。1746年，在因弗内斯（Inverness）以东爆发的卡洛登战役（the battle of Culloden）中，为支持雅各布党人（Jacobite，即被流放的斯图亚特人）而组建的苏格兰军队被政府正规军击溃。用接连不断的内战来填满这短短一章实在太过容易。实际上，在这一时期，15世纪有英格兰的玫瑰战争和苏格兰的王朝/贵族战争，16世纪有英格兰各地因宗教改革导致的种种冲突，接着便是1638—1652年英格兰各地的内战。然后是一场我们可以称之为“英国王位继承战”（War of the British Succession）的长期战争，其中大部分战事是在苏格兰和爱尔兰进行的。这次冲突的起因是1685年新教徒蒙茅斯公爵（Duke of Monmouth）和阿盖尔公爵（Duke of Argyll）试图推翻詹姆斯二世兼七世（他是英格兰的詹姆斯二世、苏格兰的詹姆斯七世）。蒙茅斯是查理二世（Charles II）的私生子，他对王位提出了继承要求，但最终在塞奇高沼（Sedgemoor）被击败。这场战争的经过可谓一波三折，最后以詹姆斯二世兼七世的孙子“小王子查理”——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Charles Edward Stuart）在卡洛登战役中被乔治二世（George II）的次子，坎伯兰公爵（Duke of Cumberland）威廉击败而告终。这一系列波折在任何政治性记述中都被适当地加重了笔墨，因为它们可以有效地说明事态的发展往往充满不确定性。从根本上说，战争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内战则突出了政治分裂的恶果，而这往往是由于王室方面缺少才能，至少是运气欠佳造成的。战争还与英国历史上一些重大的长期主题相互影响，如英格兰南部统治权频繁易主，以及对王权的限制。但另一方面，长时段的考察却难以起到作用：战争的不同走向，尤其是反宗教改革的叛乱、17世纪中叶的内战，以及1688—1746年英国王位继承战的不同结局，很可能对这些主题造成限定，或是时段上的缩短。
在讨论实际发生的事情的空间尚且有限的情况下，还要去涉及“反事实”或是“如果”式的思考，似乎有些让人恼火。然而，设身处地地考虑过去的人们曾经设想过的可能性，显然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此外，很多政府决策也都是来自过去人们的设想，无论是像亨利八世（Henry VIII，1509—1547年在位）那样热衷于对潜在的叛乱者处以监禁甚至是死刑，还是像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那样，在全国设下随时准备挫败叛乱阴谋的间谍网络，抑或是军事上的筹备。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国际方面的动向。仅仅把焦点放在英格兰、不列颠或是英伦四国（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会导致我们无法将问题放置在欧洲和全球层面进行综合考虑。欧洲层面的重要动向，当然是对英国造成最重大影响的两大变革：新教改革，以及远洋贸易和殖民化的发展。英国在这两大变革之初都没有走在前列。然而，这两大变革对英国的利益以及身份认同的形成都至关重要，而且直接奠定了英国直到20世纪末的定义。虽然这个定义已经随着英国的不断变化烟消云散，但宗教改革和海外扩张的后果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尤其是在英国公共文化的形态，以及与遥远世界的联系方面。
对法战争
鉴于这两大变革都是在16世纪发生的，人们很容易将15世纪匆匆略过。这是一个经济停滞、政治严重分裂、宗教发展亦驻足不前的年代。或者说，这一时期的经济和宗教发展，至少较后来的都铎时期大为逊色。实际上，15世纪的重要性很大程度在于其失败。尤其是亨利五世（Henry V，1413—1422年在位）的失败。他是个好战的王子，当上国王后也本性不改。他试图重申自己的曾祖父爱德华三世对法国王位的主张。亨利并未意识到，他应该把英吉利海峡作为自己权力的边界。虽然他崇拜圣乔治，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亨利五世》（Henry V，1599）也是作为英国人登场，但他本人的夙愿其实是追随自威廉一世以来的所有前任，建立一个跨越英吉利海峡的王国。诺曼底似乎比英伦三岛的外缘地区更接近他在英格兰南部的权力中心，也在行动和扩张前景方面更具吸引力。另外，他还背负着光荣的传统，需要进一步光耀自己的名望。
亨利的名望的确在1415年10月25日的阿金库尔（Agincourt）大捷后大大提升。在这场战役中，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长弓手让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法国军队伤亡惨重。此役后两年，亨利着手征服诺曼底。其首府鲁昂于1419年陷落。为平息贵族的不满，软弱无力的查理六世（Charles VI）只得将女儿凯瑟琳许配给亨利，并在1420年的《特鲁瓦条约》(Treaty of Troyes)中将亨利列为自己的继承人。
如果亨利五世可以活得更久，他有可能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但要控制整个法国，显然是个艰巨的任务。最终，他在1422年撒手人寰，死因可能是痢疾，留下了一个不到一岁的继承人。在亨利六世（Henry VI，1422—1461年及1470—1471年在位）统治时期，英国人在法国的领地只剩下加来和英吉利海峡群岛。以查理六世之子查理七世（Charles VII）之名出征的圣女贞德（Joan of Arc）在15世纪20年代末召集法国人抵抗英国，尤其以奥尔良的抵抗行动最为活跃。英军在法国渐渐陷入泥潭，而英国在法国事业最重要的支持者，勃艮第公爵（Duke of Burgundy）约翰也在1435年抛弃了亨利六世。随后查理七世的军队乘胜追击，而英军在福尔米尼（Formigny，1450）以及卡斯蒂永（Castillon，1453）的两次失败则分别决定了诺曼底和加斯科尼（Gascony）的命运。法军的大炮在这两次战役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加来直到1558年玛丽女王统治时期才最终陷落，对法国王位的要求甚至一直持续到乔治三世（George III）在位时期，而诺曼人最后的遗产——英吉利海峡群岛则始终由英国人保有，法国人已经放弃了。随后爱德华四世、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又接连发兵法国，但他们最终都未能得偿所愿，这对英国国家和政府的发展非常重要，并且有助于凸显英国后来在欧洲身份的孤立性。实际上，英国无法在法国长期维持自己的势力，反倒成了日后其海外野心的基础。
15世纪的分裂
在法国的失败暴露了亨利六世作为国王的不称职，让他成了人们眼中的失败者，而这最终催化了玫瑰战争，即兰开斯特家族（王室正统）和约克家族之间斗争的爆发。这一系列战争始于人们从15世纪50年代起对政府的不满，这些不满包括贵族对王室偏袒的反对，以及凯德叛乱（Cade’s Rebellion，1450）中民众表现出的敌意。这次叛乱也反映了民众行动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到更广泛的政治世界当中。忠君爱国可能体现在公民仪式当中，但到实践之时却常常失灵。
凯德叛乱的起点是肯特郡，直接原因是对采邑官员敲诈勒索的反抗，根本上则是由于民众对政府的普遍敌意。叛军在塞文欧克斯（Sevenoaks）击败皇家军队，攻进伦敦，杀死不受欢迎的官员。然而，和1381年起义一样，王室赦免摧毁了叛军的凝聚力。失去支持的凯德在伦敦被俘。面对叛乱，亨利一度走为上计，这种临阵脱逃的反应也助长了日后约克方面的信心。
武装反对亨利的宠臣是玫瑰战争的开始。1455年，约克公爵理查德攻击最亲近国王的领主，引发了冲突。在“变态封建主义”（Bastard Feudalism）的发展之下，领主开始每年以金钱而非土地的形式奖励自己的追随者，同时换取他们的服务，这使得英国国内的权力关系和军事力量都发生了动态变化。由此产生的是一种保护关系，由有权势的贵族主导，他们是否愿意养兵，是否有能力为统治者派遣军队就变得非常重要。这种关系并不一定会导致国内冲突，但一旦国王与贵族之间，或贵族彼此间的关系破裂，贵族更容易集中和调配自己的力量。经济形势的恶化加剧了这个问题。白银的大量丧失（其中大部分都被运到了法国，维持战争开销）导致流通货币总量的急剧下降。
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都曾迅速镇压反对他们的势力。亨利四世挫败了强大的珀西家族，先后在1403年、1405年和1408年粉碎了他们的阴谋。亨利五世则在入侵法国前夕挫败了一场叛乱。相比之下，亨利六世对反对派就有些束手无策。他患有精神疾病，无力应对危机，而他的儿子爱德华尚且在襁褓之中。15世纪50年代的危机演变了王朝斗争，1460年约克公爵理查德（爱德华三世幸存的第四个孩子的孙子）加冕，同年即在韦克菲尔德（Wakefield）战败被杀。然而，他精力旺盛的儿子在1461年成功夺取政权，年仅18岁即加冕为爱德华四世。爱德华不久后又在汤顿击败了兰开斯特军，巩固了自己的胜利。这场战役的参战人数可能多达6万人——可能是英国本土爆发的战役中参战人数最多的一场。
爱德华四世之所以能在15世纪60年代初始终压制兰开斯特方面的反扑，部分原因在于当时的国际背景。法国和勃艮第对兰开斯特的支持成为关键因素。因此，1463年，爱德华与法国的路易十一（Louis XI）进行了停战谈判。路易答应不再支持兰开斯特家族，同时还中止了与苏格兰达成的“老同盟”（Auld Alliance）。这迫使苏格兰在同一年的晚些时候，与英格兰签订停战协议。双方同时商定，都将不再为对方的叛军提供支持。这样一来，苏格兰人也放弃了兰开斯特军。结果孤立无援的他们在1464年于海德里高地（Hedgeley Moor）和赫克瑟姆落败，亨利六世也在1465年被俘。
然而，当“立王者”（Kingmaker）沃里克伯爵理查因失势而与表弟爱德华反目，转而投奔兰开斯特家族时，约克家族陷入了分裂的泥潭。结果，爱德华在1470年被推翻，路易十一扶持亨利六世再度上位。
这样的结果，导致1471年，爱德华与路易的主要对手勃艮第公爵“大胆的”查理（Charles the Bold）结盟。在他的帮助下，爱德华重夺主动权，同年即在巴内特击败了沃里克，在特克斯伯里击败了兰开斯特军，重新登上王位。这两场战役导致沃里克和亨利六世的儿子爱德华毙命；亨利六世本人则死于伦敦塔。爱德华终于在无人反对的状态下安稳地做起了国王，直到1483年去世。
继任者是他12岁的儿子爱德华五世，但这个孩子很快下落不明，可能是在他的叔叔、继任者理查三世（1483—1485年在位）的指示下，在伦敦塔被杀害。尽管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关于谋杀的流言还是让这个暴戾的人威望扫地。这一系列变故造成了无政府的氛围，一个佐证是这一时期，上流人家的家宅通常都有加固的迹象。政治动荡自然不利于良好政治的发展。实际上，玫瑰战争也为各地区——如德文郡——贵族之间的争斗提供了背景，与斯蒂芬统治时 (1135—1154年)的内战时期如出一辙。
尽管规模不及英格兰，但苏格兰也处在动荡之中。苏格兰面临的不仅仅是王朝斗争，从1384年起，王室内部便有两个派别开始为控制权大打出手。苏格兰还面临着边境地区的骚乱问题，规模较英格兰更甚。这一问题在12世纪和13世纪就已经成为苏格兰历史的重要主题，但随着与英格兰之间的独立战争的进行，一些强大的豪门，如边境地区的道格拉斯伯爵（Earls of Douglas），其财力和势力都得以大大增强。这个过程显然对王室权力造成了限制。
国王们不得不花大气力重整山河。詹姆斯一世（1406—1437年在位）重新在高地实行强权控制，处死不服从的豪门领袖。但在1429年和1431年，他不得不与更强大的对手——（西部）诸岛领主作战。这一势力在14世纪和15世纪逐渐崛起。詹姆斯二世在1452—1455年间挫败了道格拉斯家族的主要势力，而詹姆斯三世则在1472年夺取了奥克尼群岛和设得兰群岛，1476年攻下罗斯。詹姆斯四世乘胜追击，于1493年粉碎了诸岛领主的势力，将自己的统治范围扩张到了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s）。
即便如此，国王们的日子仍不好过。1437年，詹姆斯一世遭遇政变，政变虽被镇压，但他本人却被刺死在寝宫。詹姆斯三世一直饱受贵族的挑战，1488年，由于无法争取到足够的支持，他在绍奇本（Sauchieburn）被叛军击败后不久就被杀死。随后叛军接管了政府，但次年又被叛乱推翻。
由于经济问题造成的压力，这一时期的英国上上下下都很艰难。黑死病后，人口数量并没有很快恢复，而是进入了一个普遍停滞的时期。1361—1362年、1369年以及1375年，又有新的疫情爆发。这段时间的停滞使得国内农业和工业市场规模锐减，经济状况迟迟无法恢复。人口的减少也导致了很多村落荒芜或萎缩，在很多现代牧场仍能看到垄沟的痕迹，显示这里曾经被人类开垦为耕地。大多数市场和集市的交易量都在下降，冲击着城镇生活。长时段的背景则是气候的恶化。随着天气变冷，农作物的生长季节也受到限制，产量随之降低。苏格兰受气候影响格外大。
但与此同时，经济形势的变化也使一些人从中获益。人口增长停滞令农民的就业机会大大增加，农奴制的衰落和由此导致的租佃关系流动性大大增加，也进一步帮助他们从中获益。他们付出的劳动力被折算成货币支付，这一进程加速了货币对农村方面的渗透。较高的工资水平令他们获得了更多闲暇时间：在酒馆进行的社交性饮酒变得更加普遍。同样的趋势推动了政府对赌博活动的立法。畜牧业也在这一时期兴起，意味着肉食在社会上更加普及。
此外，布匹贸易的增长成为英国在这一时期重要的经济优势。英格兰和苏格兰的部分地区，特别是东盎格利亚和苏格兰南部高地，长期以来一直是羊毛出口中心，为低地国家重要的布业提供了基本原料。14世纪的约翰·特雷维萨（John Trevisa）所翻译的希格登（Higden）《编年史》（Polychronicon）中，将英国描述成“盛产优质羊毛的地方……为佛兰德斯人所爱”。这种以农业为基础的工业非常重要，一是因为这个时代尚不存在合成纺织品，二是当时工业生产的范围与后来相比也十分有限。
在14世纪和15世纪，出现了从羊毛出口到粗纺羊毛织物出口的转变，因为织物生产也开始在英国进行。这一转变带来了相当大的繁荣，至今还可以从拉文纳姆（Lavenham）和朗梅尔福德（Long Melford，两地均在萨福克郡）等城镇的教堂中窥见一斑。但东盎格利亚北部的发展速度有所放缓，林肯郡的重要性下降，让位给了诺福克郡和萨福克郡。到16世纪40年代，英国出口的织物约有88%要经过伦敦，这无疑进一步增加了首都的财富，也提升了其影响力。
布匹贸易也成为英国王室重要的收入来源，这就使得政府需要在海关服务和贸易保护方面投入更多力量。政治方面也需要有同步发展，以适应商业利益上的进步。布匹贸易还促使人们对低地国家的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行业与王朝和政治战略相互影响，导致外国对英国内战的干预。
玫瑰战争在1485年的博斯沃思战役达到高潮，最终以约克派的理查三世战死沙场，王位被都铎王朝的亨利七世（1485—1490年在位）取代告终。尽管都铎王朝通过与兰开斯特家族的关系提出的王位主张十分牵强，但亨利七世却得益于理查三世的不受欢迎，后者在当时已经被很多贵族抛弃。实际上，在博斯沃思的战场上，决定战局走向的仍是理查身边人的叛变之举。
即便如此，亨利七世也仍要面对约克派的反扑，包括1487年的大规模叛乱。直到约克军在斯托克战役（Battle of Stoke）中被击败，玫瑰战争才正式落下帷幕。表面上，约克军打出的旗号来自爱德华四世的侄子沃里克伯爵爱德华六世，但实际上，这个伯爵却是兰伯特·西姆内尔（Lambert Simnel）冒充的，此人可能是一位牛津商人之子。爱德华四世的外甥，首任林肯伯爵约翰，在这次叛乱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他最终在斯托克战役中阵亡，而西姆内尔则被俘虏，最后得到赦免，成了皇家厨房里的一个卑微角色。
这次入侵/叛乱成为从1399年兰开斯特的亨利反对理查二世开始一系列事件的尾声。然而，对阴谋和统治的焦虑，却在这之后持续了数十年。在始终惴惴不安的亨利八世的领导下，很多可能对王位造成威胁的人都被早早处决。不过，通过迎娶爱德华四世的女儿——约克的伊丽莎白为妻，亨利七世为都铎王朝的合法性打下了坚实基础。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将他的兰开斯特旁系血统，与约克家族血统紧密相连。
英格兰内战告一段落，再加上苏格兰王权在精力充沛的詹姆斯四世领导下得以巩固，都给加强中央政府提供了契机。这种加强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新制度的出现，但也有将权力与互惠互利的主导权集中在君主一人身上的趋势。具体表现为对贵族私人武装力量的坚决限制，亨利七世还设置了“公债”（财务担保），以表彰人们的良好行为。1470年威廉·伯克利勋爵（Lord William Berkeley）与莱尔子爵(Viscount Lisle)之间爆发的尼布利·格林战役（The battle of Nibley Green），成为英国本土最后一场私人之间的战役。
君权集中有利于王室司法有效性的提高。但同时，前几个世纪的剧情再度上演，即司法成为王室攫取利益的手段，引发众人不满。这种情况导致了亨利七世刚一去世，人们便行动起来，处死了两位不受欢迎的大臣：理查德·恩普森爵士（Sir Richard Empson）和埃德蒙·达德利（Edmund Dudley）。这也是新国王亨利八世“六亲不认”式治国方略的一个戏剧性例子。
然而，在亨利八世治下，同样的敛财过程又再度上演。很大程度上，这是为了给他对法国、苏格兰开战买单。这些战争的昂贵代价激起了民众的怒火。1525年，随着税赋增加，征税的名义变成了极其不受欢迎的“善行捐”（Amicable Grant）。这个词本身就表明了，“倾向性解释”（spin）并不是20世纪末的发明。
宗教改革
新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也大大影响了政府对自身的强化。它是一场欧洲运动的一个部分，从16世纪初在德意志各州展开，以英格兰形成了一个独有但并不独特的教会告终。起初，英格兰和苏格兰都试图以标准的实践方式，成为普世教会的一部分。在实践当中，地方性不可避免，主要体现在对特定圣徒的崇拜和本地神职人员的招募方式。但这些并不会影响到它们对教会的广泛服从。此外，虽然也存在教士滥用职权的现象，但民众对已有的宗教习俗的虔诚并未受到影响。
随着英格兰和苏格兰都从普世教会中分离出来，宗教改革带来的不仅仅是教义、礼仪和组织上的变革。它还导致了英格兰、苏格兰以及其他国家内部出现了宗教异端，因为有很多人不接受变化，而另一些人却在寻求全新的变化。异端的出现，被视为对王室权威和权力的挑战，宗教宽容则被当成是软弱的表现。同时，能够从教皇手里夺回教会的领导权，也令王权得以进一步大大拓展。
在英格兰，亨利利用议会来维持王室对教会的控制。起先，亨利响应教会号召，把新教徒当作异端施以惩罚。但当教皇拒绝应允他与自己的第一任妻子阿拉贡的凯瑟琳（Katherine of Aragon）离婚——实际上是宣布他们的婚姻无效——时，亨利被激怒了。凯瑟琳为亨利育有一女（玛丽），但没有生下儿子。尽管法理上并没有这样的要求，但亨利认为只有得到一个儿子，才能保证都铎王朝江山永固。他把没有儿子归因于自己娶了哥哥的遗孀，尽管他们的结合得到了教皇朱利叶斯二世的批准，但亨利越发在意《圣经》中的禁令，即一个男人不应该与他兄弟的妻子发生性关系。他真心爱上的女人安妮·博林（Anne Boleyn）拒绝做他的情妇的坚定意愿，也在一定程度上推波助澜。这导致亨利下定决心要正式迎娶她，而在此之前，他就必须想办法，让自己目前的婚姻宣告无效。但教皇对于凯瑟琳的外甥查理五世意见的听从，导致这场离婚官司以亨利失败告终。这一失败则使得亨利的心腹、红衣主教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下台，他在1529年被解除了大法官之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还有一个历史因素，即沃尔西被指控犯有蔑视王权罪（praemunire），这是在1351年和1363年确立的限制教皇在英格兰权力的法规。
1531年，亨利在限制教会独立性方面更加强硬。他对国王乃神赐王权，因此不应受教会管辖的观点印象深刻。他从中得出的结论是自己废除婚约也不需要由教皇批准。1532年，亨利的理论得到议会支持，因为下议院对神职人员滥用权力的行为积怨已久。
亨利最终公开拒绝了教皇的管辖权。1533年的《禁止（向罗马）上诉法案》（Act in Restraint of Appeals [to Rome]）宣告了英格兰的司法权独立，而日后苏格兰的詹姆斯五世将采取更坚决的姿态实现这一步。亨利于1533年和安妮·博林秘密结婚，同年她便生下了后来继承王位的伊丽莎白一世。亨利和凯瑟琳的婚姻则由新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宣告无效，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他和安妮·博林婚姻的合法性。玛丽公主则降级为非婚子嗣。1534年，根据《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亨利成为英格兰国教的“最高元首”，而同年颁布的《叛国法案》（Treason Act）则规定任何否认这一最高地位的言行都将被视为叛国行径。这一法案的要求已经从行为拓展到“信仰”。根据这一法案，前大法官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和罗切斯特主教约翰·费舍尔(John Fisher)等著名的批评者都在1535年被处决。
这一时期，英格兰对政策及其辩护的强调，导致了很多顺应时代要求的民族主义表达。这种民族主义不仅关注当时的政治，无论是世俗还是教会层面，还关注对过去的阐释，而政治方面也鼓励对过去进行重新阐释。1533年《禁止（向罗马）上诉法案》的序言中宣称“根据各类古老的正统历史及编年史，英格兰王国无疑是一个帝国，也以这样的身份为世界所接受，由最高领袖和国王统治，并拥有与帝国之冠同等的尊贵与富饶”。亨利的这一论述，可以追溯到公元10世纪和11世纪时期韦塞克斯家族对英国霸权的主张。在都铎时期，关于本国古代史的作品开始涌现，人们对昔日的荣耀大加强调，如1544年，约翰·利兰（John Leland）就曾为蒙茅斯的杰弗里在他的《不列颠诸王史》中对亚瑟王的描述进行了辩护。利兰在积累英国历史资料方面充满热情，于1533年被任命为“国王的文物学家”。他游历广泛，写了很多东西，例如《论著名人物》（De Viris Illustribus/On Famous Men），但鲜有作品出版。
亨利并非新教徒，他不希望看到任何对天主教信仰的摒弃——在与罗马决裂后，1539年颁布的《六条法案》（Act of Six Articles）中对异端的抨击便体现了这一点。与此同时，他也决心亲自执掌教会。1536年的法令规定了要向公众传播的教义。亨利打造了一种独有的基督教，宣称要把英国教会从教皇非法篡权的邪恶中解救出来。拒绝神迹和圣物是其中一个重大变化。亨利此举的影响，导致英国教会的运行要依赖于英国政治。此外，摧毁修道院、女修道院、圣祠的举动，则沉重地打击了民众的虔诚，破坏了宗教制度的稳定性。
修道院为政府提供了丰富的资产，因为它们先前占有了大量地产。在1536—1540年间，它们纷纷被遣散（镇压）。但战争的花销和与贵族之间互惠互利的压力，令这些土地并没有落入王室手中，也无法为王室提供永久收入，使王室有机会摆脱议会在财政权上的控制。相反，尽管有一部分土地被捐出，用于建设六个新的主教区，但大多数修道院土地最终都被拱手相让，或是以低廉的价格出售给了王室的支持者。
地主和王室官员们有机会增加自己的财产，但遣散修道院和随后的土地分配还是造成了诸多破坏与混乱。修道院是朝圣等昔日宗教活动的中心，如今圣祠被毁，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掠夺，还是为了表达对昔日崇拜的破除。最突出的就是对坎特伯雷的圣托马斯（贝克特）的处置，充分体现了亨利希望通过摧毁旧价值观，来获取历史肯定的努力。
被拆毁的修道院建筑经常化为石料和铅材，为新的地主所用。因此，沃尔辛厄姆修道院（Walsingham Abbey）为清教徒纳撒尼尔·培根（Nathaniel Bacon）提供了修建斯蒂夫基大堂（Stiffkey Hall）。很多著名修道院，如里沃兹（位于约克郡）、圣埃德蒙兹伯里(Bury St Edmunds)、廷特恩都沦为废墟。实际上，从18世纪开始，这些修道院废墟开始成为旅行者、艺术家和作家心仪的旅游目的地。对修道院的破坏有力地展示了亨利的意志与权力。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他为自己修建的宫殿，尤其是所谓的“无双宫”（Nonsuch Palace）。
同时，破坏本身也成为关键因素，从中攫取的财富被大量用于军事准备和战争当中。16世纪40年代对法国和对西班牙的战争最终代价不菲，导致政府不断征税，贬值货币。这些措施，加上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造成了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压力。
作为曾经的地方社区中心，修道院和女修道院一度成为教育和其他社会福利的重要提供者，这部分功能此时都被大大削弱。由此产生的缺口，则由新的公共事业来填补，其中一部分由新创建的文法学校解决。此外由此也产生了公共供给上的压力，结果则是催生了1531年、1536年、1572年、1598年和1601年的连续立法，这些立法最终构成了《都铎济贫法》（Tudor Poor Law），尽管它所应对的社会问题更为广泛。
这部《济贫法》在2012年关于英国现代政治的讨论中再次被提及。小说家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1]对16世纪30年代亨利八世的心腹大臣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抱有深深的同情，在她看来，克伦威尔1536年的立法，比2012年由保守党领导的联合政府在态度方面更显开明。她声称后者的做法是“重返中世纪”，即回到了克伦威尔之前的状况。这是个未经深思熟虑的比较。
遣散修道院引发的关注，令亨利在1536年面临严重的挑战。对他的政策——尤其是在教会方面——的反对，以及对传闻中将要开征的新税种的焦虑，在英格兰北部引发了一场大规模叛乱，即“求恩巡礼”（Pilgrimage of Grace）。这场叛乱体现了民众对政治和宗教变革的关注程度，以及宗教在凝聚民众力量方面的作用。“巡礼”大军聚集在达勒姆代表团带来的圣卡斯伯特神圣大旗周围，他们将“整个王国”与国王议会中“邪恶的个体”对立起来：这种对立在中世纪拥有悠久的传统，但此时因为宗教问题而变得更加复杂。
在考虑何为暴政之时，人们将真正的信仰作为判断的要素，从而赋予宗教异端以颠覆性的力量。与后面的情节类似，如1638—1642年爆发的内战，反对的普遍原因往往与具体的政治议程相结合。因此在1536年，人们的不满大多针对《叛国法案》和1536年的《继承法案》（该法案赋予君主决定自己继承人的权利，从而解决亨利和凯瑟琳非法婚姻的“遗留问题”），以及其他不受欢迎的政府做法而来。
和1381年农民叛乱的进程类似，王室的让步令局势大为缓和，但随后又进行了镇压，因为亨利从未真正考虑履行这些让步承诺，而这些承诺则因为进一步的叛乱而变得遥不可及。最终，并没有特别议会在约克召开，以解决人们的不满。“求恩巡礼”也未能阻止修道院被遣散，也没能让同时出现的对圣徒崇拜的攻击得到抑制。相反，亨利还借镇压叛军的名义，处死了除自己直系亲属以外大部分皇室血统拥有者。而这还只是亨利对于那些自己无法信任的人普遍暴力的冰山一角。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律很容易被一个多疑且缺乏安全感的国王利用，让他有机会瞒天过海，解决自己的眼中钉。
与此同时，亨利的多疑也被其他人操控。比如1536年，宫中的保守派——托马斯·克伦威尔亦有参与——指控（实际上是诬陷）安妮·博林不忠。最终安妮被处死，她所生的女儿伊丽莎白的继承权也被剥夺。克伦威尔本人则在1540年被处死，保守派利用了他对国王迎娶凯瑟琳·霍华德（Katherine Howard）的反对意见，而就在处死克伦威尔当天，亨利便再度大婚。但只过了两年，凯瑟琳·霍华德也因为被指控通奸命丧黄泉。不过凯瑟琳确实曾不顾后果地向亨利年轻的廷臣示好。
亨利的为政之道与猜忌之心，带来的不仅仅是一颗颗人头落地。由于对伦敦之外的领土控制感到不安，政府在1536—1543年间推动了与威尔士的联合，使后者的政府、议会和法律制度全部被英格兰同化。
亨利领导的宗教改革，在民众层面带来了心态上的转变：炼狱不再存在，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们不再需要为死者祈祷，破坏了生者与死者的联结。相比之下，1537年官方英文《圣经》的诞生，以及随后每个教区教堂均需要购买一本的指令，体现了印刷品权威性的显著延伸，给读者和听众带来了自己思索结论的可能，同时还鼓励了识字。国家对教会进行指导，也有赖于新印刷技术带来的条件。1611年的詹姆斯国王钦定版《圣经》，令其权威性大大提升。印刷技术也减少了各地语言差异所带来的影响。
在亨利唯一的儿子爱德华六世（Edward VI，1547—1553年在位）统治时期，宗教改革被进一步推动。爱德华六世是亨利第三次婚姻——与简·西摩（Jane Seymour）结婚后生下的孩子。爱德华和他的大臣们非常积极地将英格兰导向新教的方向，结果导致1549年在西南各郡发生了一次不算严重的叛乱——“祈祷书叛乱” (Prayer Book Rebellion)。爱德华9岁登基，他的统治始终建立在贵族议会的明争暗斗之上。起初，主要摄政者是爱德华六世的舅舅萨默塞特公爵爱德华，亨利死后，他成为护国公。他支持新教，也在一定程度上乐于推动政府对社会问题进行回应，尤其是地主对公有土地的圈地行为引发了诸多批评，萨默塞特公爵也对此有所同情。然而，当反对圈地和反对高租金的呼声在东盎格利亚导致了凯特起义（Kett’s Rebellion, 1549）时，这种对社会秩序的威胁无疑影响了他的名声。
1549年萨默塞特公爵被沃里克伯爵约翰·达德利（John Dudley）取代，他是一位成功的军人，1551年被封为诺森伯兰公爵。诺森伯兰公爵处死了他的竞争对手萨默塞特，将英格兰推向了更激进的新教方向，尤其是在1552年颁布了通用版本的《祈祷书》（Prayer Book）。此外，教堂也在改变。它们的内部被重新装潢，雕像和壁画等元素全部被去除。这些举措有助于彻底取缔那些曾给许多人带来价值感的虔诚仪式。
然而，新秩序的推行却因爱德华六世的体弱多病，最终在1553年7月病故而中止。面对王位可能被一个忠诚的天主教徒，即亨利第一次婚姻（与阿拉贡的凯瑟琳）中所生的女儿玛丽继承的前景，诺森伯兰公爵选择支持简·格雷夫人（Lady Jane Grey）登基。作为亨利七世二女儿的孙女，简·格雷夫人的继承顺位并不高，但她却有机会让新教改革和诺森伯兰公爵的摄政继续，因为公爵已经让自己的儿子娶了简·格雷。但爱德华死后，贵族支持者们纷纷转向玛丽，而非不受欢迎的诺森伯兰公爵。玛丽果断行动，并在争取到一部分民众支持后登上王位，诺森伯兰公爵和简夫人则都被斩首。
玛丽（1553—1558年在位）统治下的天主教复兴，最终也随着她的无嗣而终戛然而止。这也导致玛丽在人们心目中多是以迫害者的形象出现。在她统治期间，有将近300名新教徒惨遭火刑，其中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等著名人物。伦敦、肯特郡和苏塞克斯郡的新教殉道者人数格外多，因为这些地方在地理上离新教的策源地欧洲大陆最近，于是受到王权的格外关注。
因玛丽的迫害而被迫逃往欧洲大陆的约翰·福克斯（John Foxe）的著作《对教会中最特殊和最值得纪念的事件的记录与纪念》（Acts and Monuments of Matters Most Special and Memorable Happening in the Church），通常被称为《殉道者之书》（Book of Martyrs），于1563年出版。这部经常被翻印再版的宗教史包含了一份殉教史（martyrology），极力宣扬了天主教的残忍和新教徒的勇敢，对延续了超过250年的反天主教传统影响深远。福克斯将英格兰描述成一个一直走在向基督教信仰迈进的最前线的王国，并且不再需要听从罗马教士的教导。这种对宗教身份的独立主张，鼓励了英国人作为“天选之民”的自我意识。这似乎是一种消极的、排他性的民族身份定义，但鉴于国际天主教的真实状况，以及它明显的敌意，这一立场也具有一定合理性。在1571年的一项法令颁布后，各个大教堂都获得了《殉道者之书》的副本，许多教区教堂也自发追随。
除了宗教问题，玛丽统治时期还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主题值得关注。作为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女儿，她重要的西班牙血统帮助她嫁给了她的哈布斯堡家族亲戚，西班牙的腓力二世（Philip II of Spain）。这段婚姻是哈布斯堡家族统治西欧，以及遏制法国扩张计划的一部分。然而，由此引发的与法国的战争，却导致英格兰王室在1558年失去了百年战争最后的成果——加来。
随后即位的是玛丽同父异母的妹妹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1558—1603年在位），她是亨利第二次婚姻所生，即安妮·博林的女儿。新教徒在这一时期得以安定下来，而按照爱德华六世的标准，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显然是温和的。她维护了主教的权威，选择了“英格兰教会最高领袖”（Supreme Governor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的称号，比此前“最高元首”（Supreme Head）谦逊了几分。尽管这可能是她身为女性的姿态使然，但日后的继任者都将沿用这一称号。
伊丽莎白的宗教政策在1569年受到“北方天主教徒起义”（Catholic Northern Rising）的冲击，但并无大碍。这次起义本身表明了英格兰北部民众对天主教的广泛支持，伊丽莎白本人被逐出教会，并在1570年被教皇废黜。天主教的威胁集中在伊丽莎白的表妹，苏格兰女王玛丽身上。鉴于她的祖父詹姆斯四世与亨利七世的女儿玛格丽特在1503年的联姻，如果伊丽莎白无嗣而终，玛丽将获得很靠前的继承顺位。
在苏格兰，苏格兰女王玛丽试图扭转1560年苏格兰议会推动的新教改革——但并未奏效，使得她在1561年正式入主爱丁堡时，不得不处在新教的氛围当中。尽管背景焕然一新，但在这次早期王室与贵族对抗的重演当中，玛丽再次受到贵族集团的压制。他们迫使她在1567年退位，由她尚在襁褓当中的儿子詹姆斯六世即位。1568年，她逃到英格兰，遭到软禁。面对伊丽莎白的种种举动，她并未做出回应，最终在1587年被斩首。
1567年玛丽倒台，终结了新教英格兰可能会拥有一个天主教邻国的危机。反过来，尽管重大分歧尚存，但英格兰与苏格兰还是通过新教达成了一定的情感联结与合作，为17世纪的联合埋下伏笔。这种结局也与英格兰长期以来试图统治苏格兰的种种行为形成对比，尽管这一企图在16世纪40年代获得了新的推动力，但由于军事问题、苏格兰本身政局的动荡，以及法国的干预而最终失败。
在伊丽莎白治下，英格兰有意转变策略，寻求确保一个友好的（即新教）政府在爱丁堡掌权，而不是直接统治这个国家。为此，伊丽莎白时期的英格兰曾四次派遣远征军进入苏格兰，但他们从未试图越过福斯湾。1560年，如果没有英格兰军队——尤其是海军——的参与，贵族集团不可能推翻法国摄政王的统治。此外，每当苏格兰政局不稳之时，英格兰大军都会在北部集结，确认苏格兰政权能取得对英格兰有利的结果。
伊丽莎白时期的英格兰
1588年，西班牙试图派遣一支大型舰队沿英吉利海峡航行，以掩护从西属尼德兰（今比利时）发起的对英格兰的入侵，这是对英格兰一次更为明确的挑战。尽管英格兰舰队规模较小，但具有优越的航海素质。当西班牙舰队来到英吉利海峡时，他们随即对其发动了袭击。随后，西班牙人在加来附近的无敌舰队（Armada），遭到英格兰火船队的夜袭，阵脚大乱，并在接下来的战斗中遭受重创。西班牙人的入侵计划只得偃旗息鼓。在绕过不列颠群岛返航的途中，无敌舰队还因风暴遭受了进一步的损失。
这场胜利在英格兰人的身份认同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被看作是“天佑英格兰”的结果，尽管西班牙海军自身有问题，运气以及有利的风向，再加上英格兰海军的英雄主义与战斗素质才是胜利的真正原因。这一结果促使人们更加坚信英格兰的新教主张得到了上帝的支持。1688年的“新教飓风”（Protestant Wind）同样被看作是因天意而起，帮助奥兰治的威廉（后来的威廉三世）推翻了詹姆斯二世。尽管在今天我们看来，伊丽莎白的政权一度岌岌可危，但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上帝的认可足以令它不可撼动。
虽然内外交困是客观事实，但伊丽莎白一世在她漫长的统治生涯中一直保持着控制力。这一时期的英格兰并没有爆发像法国（法国宗教战争）、爱尔兰，或是近在咫尺的苏格兰那样的国内冲突。伊丽莎白的秩序随其长期存在而越发稳固，宗教方面尤其如此。成年后经历过先前政策的人不断过世，越来越多的人在基督教新教的教育中成长起来，而经历过天主教不可撼动时期的人则越来越少。伊丽莎白是第一个无意拷问民众良心的统治者，她只追求他们外在的顺从。此外，新的宗教落地生根，与英格兰的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前者帮助后者得到进一步的定义。同样的进程也在苏格兰发生。在近代世俗英国，王室与教会之间反复变化的独特关系所造成的影响难以把握，但它成功地确保了宗教改革得以在这个国家深深扎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