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班牙的战争始于1585年，一直持续到1604年，主要是为了挫败西班牙对（新教）荷兰起义的镇压。尽管西班牙对爱尔兰反抗英格兰控制而发生的叛乱进行的干预，随爱尔兰人的失败一同徒劳无功，但事实证明，想要取得对西班牙作战的胜利同样十分困难。由此带来的财政负担也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压力。议会的反对声音在16世纪90年代达到了顶峰，这种反对是不容忽视的。由于需要利用议会来实现自己的王朝与宪法目标，亨利八世增加了议会发起的频率，也赋予它更多权力。尽管出发点是亨利的一己之愿，并且是在爱德华六世的摄政者主导下进一步发展，但议会管理的重要性已经大大提升。随着王室开始扮演议会中的权威来源，议会立法也变得越发普遍。
这一时期的政治压力还来自于其他方面，尤其是宗教和继承问题。在教会内部，出现了清教主义（Puritanism）的倾向，它要求进行更激进的教会改革，从而导致更加严苛的加尔文主义式组织与神学精神成为主导。不满情绪集中在主教角色和教士法衣的性质上。同时，政治和宗教制度的越发成型，以及王位还将继续由新教徒继承的前景，令天主教徒积怨愈深，其中一些人开始策划暗杀女王。她被看作是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也就解释了第二代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一个失宠的前王室宠臣，为何要谋划取女王性命，以维护自己的地位。但由于阴谋未能得逞，罗伯特在1601年被枭首示众。
诸如此类的震荡，成为这一时期戏剧的背景。这一时期的特点不仅仅是公共政治越发激烈，其中一部分是针对宫廷和议会事件的反应，同时公共文化也越发发达。大众对戏剧的欣赏成为这个时代的高潮之一。在苏格兰，戏剧得到了发展，涌现出大卫·林赛爵士（Sir David Lindsay）以及其他作家的作品，但主要仍是在宫廷环境中上演。相比之下，在英格兰戏剧业，公共赞助和商业市场的需求与机遇都变得非常重要。1576年，伦敦开设了英国第一座专门建造的公共剧院——大剧院（Theatre），随后1577年的幕布剧院（Curtain）、1599年的环球剧场（Globe Theatre）接踵而至。宗教改革令表达上的限制大大降低，使得戏剧发展获得了新的契机。威廉·莎士比亚的戏剧表达了这个新兴民族国家的愿景与矛盾，而其中诞生的词汇与短语表达则对英语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英国社会
这一时期的社会是怎样的？在欣赏现代演绎的电视剧和电影作品时，人们很容易产生这个社会同我们现在的社会大致差不多的错觉。但事实远非如此，尤其是在生活经验和人口预期的基本细节方面。在经历了1500—1650年人口的明显增长后，英格兰的人口由不足250万提升到500万左右，苏格兰人口增加到100万左右，而人口增长也就此放缓。英格兰的人口在1660—1690年间，可能因肠热病和胃部疾病有所下降，而苏格兰的人口下降则主要出现在17世纪90年代。在许多地区，先前的人口增长随着1696—1699年、1727—1730年以及1741—1742年的人口锐减而抹平。但尽管如此，人口预期寿命在这一时期却出现了重要的上升趋势，从17世纪80年代出生者的30岁，提高到18世纪50年代的42岁。虽然直到1801年，英国才第一次进行人口普查，但这一时期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可能从1666年的507万，上升到了1751年的620万。随后，由于人口制度的变化，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迅速增加，在1801年达到了866万。
虽不及今天，但当时英格兰的人口便已经在整个不列颠群岛占据了多数。1689年，英格兰人口约490万，而爱尔兰约200万，苏格兰约120万，威尔士约30万。尽管大部分人仍住在村庄、村落和农庄里，但城镇人口也越来越多。
农业的重要地位，保证了大多数人居住在土壤肥沃的地区，如英格兰南部和东部、南威尔士肥沃的低地（如格拉摩根谷）和苏格兰中部低地。但农业的主导地位也意味着，和今天相比，更多的人可以住在农业吸引力较小的地区，而依旧可以从土地中赚取生计，如高地牧区。在乡村，吸引外来者定居的往往是那些能够为家庭手工业提供机会的教区。在这些地区，公共土地的可用性可能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在为新增人口提供空间方面。然而，整个英国的地方发展差异极大，表明全国人口制度需要叠加在地方的生活模式之上，并需要通过地方生活模式加以调节。
这一时期，人口与家庭结构之间的关系也与现代英国大相径庭。除了偶尔发生的因重婚、卖妻和贵族离婚诉讼导致的婚姻终止外，婚姻关系牢不可破。除非在其中一方死亡，或遭到遗弃，包括对方主动逃离社区的情况下，婚姻关系才会结束。婚姻同时是性关系以及生养子女的核心，这一点在今天的英国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大多数生育都发生在婚姻关系当中，尽管没有有效的避孕手段和安全——更不用说合法——的堕胎机构，但记录当中的非婚生子女还是寥寥无几。
与现代英国不同，当时很多人终生不会拥有性伴侣，而其中一些人会寻找“露水情人”——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意味着买春。很多男女终生都不会结婚，结婚年龄一般也都很晚。17世纪末，英国男性的平均结婚年龄在28岁左右，女性是27岁左右。因此，平均的生育年龄大约也会在青春期后十多年，而这一时期人们的青春期本身要比现代人来得更晚。
法律和社会习俗赋予父亲和丈夫权力。然而在实践中，他们的权威往往会因家庭生活中的动态平衡、个性的发挥，以及家庭应对挑战时的合作需要而被削弱。社会政治也有其等级划分。在弗朗西斯·博蒙特（Francis Beaumont）的戏剧《燃杵骑士》（The Knight of the Burning Pestle，1607）中，社会政治被演绎成了幽默主题。在剧中，商人学徒贾斯珀跟自己主人的女儿露西两情相悦，但商人却想把女儿嫁给另一个求婚者。于是商人夫妇把露西抓走，关押起来。贾斯珀假装自己去世，被装进棺材带进屋里，然后装成鬼魂现身，吓唬商人，从而迫使他同意把女儿嫁给自己。而在托马斯·德克尔（Thomas Dekker）的喜剧《鞋匠的假期》（Shoemaker’s Holiday，1599）中，一位贵族为了追求鞋匠的女儿，不得不把自己伪装成鞋匠。
现实总要惨淡许多。困境中的年轻爱侣遭到父母或监护人权力的粗暴干涉，也成为戏剧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如托马斯·米德尔顿（Thomas Middleton）和托马斯·德克尔的《咆哮的女孩》（The Roaring Girl，1610）。地位和权威都涉及其中，在菲利普·马辛格（Philip Massinger）的戏剧《还旧债的新办法》（New Way to Pay Old Debts，约1622年）里，反面角色吉尔斯·奥弗里奇爵士贪婪地专注于通过家族联姻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失败则让他同时也失了心智。
对人们来说，当时社会抵御瘟疫的能力仍然很薄弱，尤其是因为医学知识依然有限。现代人总会假设有一个能够治愈一切的医疗体系，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相反，民间疗法和虔诚的祈祷成为广泛采用的治疗手段。不过，现代医疗的实际情况和现代人的安慰剂效应表明，这些手段也并非一无是处。实际上，考虑到当时人们对这些手段的信赖，即使没有实际疗效，它们也能够起到一定作用。
不过，医疗手段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尤其是在预防天花这种最严重的疾病方面。据说1694年它曾取走了玛丽女王[2]的性命。1665年后，“大瘟疫”（Great Plague）来袭，仅伦敦便有近10万人丧命。天花取代鼠疫成为最可怕的疾病。由于天花可以通过空气传播，日益增长的城市化程度和人口数量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幸存者身上也往往布满天花疤痕。在主要的城市地区，这种疾病成为地方性及流行性疾病，对婴儿和儿童尤其致命。
和其他许多疾病一样，天花也体现了社会选择倾向。穷人的居住密度往往比富人更高，因此也更易感染。此外，由于天花病毒能存活一年之久，可以通过衣物或被褥传染，而感染天花的穷人死后，其私人物品往往不会被销毁，而是由其他穷人继续使用，从而导致病毒的进一步传播。
起初，接种作为预防天花严重发作的手段，价值十分有限。不过从1768年起，由于广泛采用更加安全的“萨顿方法”（Suttonian method），即只接种尽可能少的传染性物质后，情况大为改观。进一步提高安全性的种痘法，直到1796年才投入应用，不过接种切实地对天花起到了遏制作用。
但在防治其他严重疾病方面，人们没能取得太多进展，包括一些对今天的健康西方人来说已经不会致命的疾病，如肠道疾病。在18世纪和19世纪，斑疹伤寒、伤寒、流感、霍乱、痢疾、水痘、麻疹、猩红热和梅毒都是严重的问题。人口流动和国际贸易越发频繁，令流行病传播更加容易，不过对于某些疾病来说，接触也让人们获得了一定的抵抗力。其他一些今天可以治愈或抑制的疾病，在当时却让人们身体衰弱。营养不良阻碍了生长，影响能量水平，人们的抵抗力也随之降低，尤其是在16世纪90年代。饮食问题增加了结肠寄生虫感染、肝炎和沙门氏菌感染的概率。酒精和鸦片是当时仅有的止痛药，廉价的鸦片酊是万能药，也是标准处方的基础。
这一时期并不存在保健服务体系，技术成熟的医生很少，而且一般都在城镇，出诊费用令平民难以承受。一些诸如发疱疗法和水银疗法的医疗手段可能疗效有限，而且往往会带来痛苦、危险，甚至是令人遗憾的后果。外科手术非常原始，没有麻醉剂可以使用。
此外，当时的社会还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除工厂工人外，许多工业生产对其他人也会带来危害。制革、鞣革污染了供水，而砖瓦厂的窑炉则带来大量烟雾。对于个别污染问题，例如工业生产对供水的污染，社会层面会有一定限制，但并没有系统监督或是改进的驱动力。直到18世纪，尿液仍被广泛应用在清洗布料的过程中。
居住条件也是一个主要问题。拥挤的住房条件，特别是共用床铺，助长了疾病的传播，尤其是呼吸道感染。大多数住所既不暖和也不干燥，晾晒衣物十分困难。这导致衣物清洗方面的困难，也使得衣物往往有很厚的多层布料构成，这样即便无法彻底晾干，人们也还是可以继续穿着。外出工作和徒步以及骑马运输的增加，大大延长了人们暴露在恶劣天气中的时间。按照现代标准，人们的呼吸、牙齿和皮肤状况都很糟糕，住的房间也一定是臭气熏天。
火灾造成的破坏会非常严重。最明显的是1666年的伦敦大火，这场大火持续了四天。木头和茅草都非常易燃，消防工作则面临诸多限制，德文郡的蒂弗顿（Tiverton）在1726年、1730年，尤其是1731年连续遭到火灾重创，最后那场大火促使当地议会颁布了一项法案，规定该地所有房屋的屋顶都必须用铅、石板或瓦片建造；而在德文郡的其他城镇，克雷迪顿（Crediton）在1743年因一场大火失去了460间房屋，汉宁顿(Honiton)的大部分地区都在1747年和1765年的大火之后进行了重建。
人类与动物之间的争斗也很激烈。能够导致人类死亡的动物——熊和狼——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但狐狸对家畜的袭扰，以及狗群中的狂犬病传播仍是不小的问题。鼠患的问题更大，而臭虫、虱子、跳蚤和绦虫则会带来真实而广泛的恐怖。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再现当时人们生活环境中的气味与污染了。通风受到限制，排水管也时常堵塞。人类生活在畜群和粪堆之中，这对健康状况无疑会造成很大影响。在建筑物周围堆肥存在危险，因为这很可能会对生活用水造成污染。没有排水管路的厕所和动物畜栏污水直接流向街道，甚至会在经过普遍多孔的墙壁时渗入屋内。露天厕所直接建在住宅旁边和卧室地下。不过，除了穷人的情况格外糟糕以外，疾病也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社会平衡，如第五代普利茅斯伯爵（The 5th Earl of Plymouth，1751—1799）被描述成一个“胖得像球的英国老爷，很喜欢吃东西”，但到了1794年，他“情况非常糟糕，双目几乎失明，而且腿肿得厉害，人们认为他得水臌病了”。作为继承人，他的儿子寿命更短（1789—1833）。营养不良降低了人们对疾病的抵抗力，以及对不利局面的心理承受能力。水果和蔬菜都是季节性的，而且价格昂贵。
对穷人来说，人们对失业和就业不足的社会机制了解甚少，因此只能把贫穷的原因归结到自己身上。社会救济的标准被认为是区分应该被救济和不应该被救济的人。这一宗教道德原则考虑的是年龄、健康状况和性别，并不参照就业形势或收入状况。因此，体弱者、老年人、孩童和需要抚养子女的妇女成为贫困救济的主要受益者，而身体健全的人，无论是从事低薪工作，还是根本找不到工作，都无法得到救济。
不过，政府在许多方面的行动，都在谋求社会的共同福祉。例如英格兰政府自1586年起，便一直在通过《命令书》（Books of Orders），敦促谷物市场规范交易。为应对粮食短缺危机——这势必会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挑战——治安法官有义务保证粮食供应情况，确保有充足的粮食流向市场。对分配问题及其解决的关注，也使得政府对信息十分看重。
詹姆斯六世及一世时期的英格兰
在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1603—1625年在位，他同时也是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1567—1625年在位）统治时期，围绕议会角色出现的紧张关系成为主要问题。1605年针对詹姆斯的天主教徒火药阴谋便是证明。这次阴谋中计划的爆炸，与威斯敏斯特的一次议会会议密切相关。
阴谋失败后出现的周年纪念活动，是新教方面创造的纪念日，目的是替代先前的圣徒纪念日。这一进程在伊丽莎白时期便已经展开，尤其是与西班牙的战争（1585—1604）促进了民族意识的发展，也为纪念民族历史提供了新的焦点。民族历史在一些作品中得到了阐述，最著名的是拉斐尔·霍林舍德（Raphael Holinshed）的《编年史》（Chronicles，1577）。印刷地图，如约翰·斯比德的地图，提供了国家的另一种形象，并通过印刷手段固定下来。
此外，与西班牙的战争还鼓励了英格兰的另一种定位，即它在全球事务中的角色，尤其是在跨大西洋地区，英格兰似乎必须且不可避免要发挥作用。随着民众对新教忠诚度的提高，回顾新教近代历程的全新国家纪念日也变得流行起来。每年11月17日，教堂的钟声都会响起，庆祝1558年伊丽莎白的入主，进而也是庆祝天主教统治的结束。挫败无敌舰队则提供了另一个纪念日。
尽管詹姆斯一世也是新教徒，但事实证明，他却是个很难被纳入这一英雄主题叙事中的人物。作为先前的苏格兰詹姆斯六世，他必须适应身份的转变，并为自己的弱势出身采取权宜之计。他是都铎–斯图尔特王朝联姻的受益者，由于亨利七世的女儿玛格丽特和詹姆斯四世成婚，再加上亨利八世的三个婚生子女都无嗣而终，他才得以登上英格兰王座。1603年，詹姆斯南下加冕。过渡时期的治理并没有预想的那样困难，除了一次外出访问外，他一直留在英格兰，因此要比先前在苏格兰时更少受到苏格兰贵族之间争吵的折磨，也不必承受他们对王权的蔑视。
不过，苏格兰仍是个独立国家，由枢密院代为管理。尽管詹姆斯希望英格兰和苏格兰可以建立一个“友爱联盟”，或者至少在行政和经济方面有所联合，但最终只停留在共主邦联（personal union）[3]的状态。英格兰人担心法律和宪法会受到影响，而威斯敏斯特议会则拒绝了议会或法律上的结合。
作为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统治者，詹姆斯缺乏魅力，难以赢得尊重和爱戴。他的政策不被信任，同时也无法避免债务的增加。但他在管理议会和宗教政治方面倒是取得了一些成绩，就像他在处理苏格兰派系问题方面一样。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并没有出现类似于17世纪初与20年代初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那样的失控或动荡状态。此外，王室的控制权还扩展到了爱尔兰。英格兰法律和习俗被强行执行，阿尔斯特（Ulster）的大部分地区被纳入英国版图，随后这一区域大多成为苏格兰移民的定居点。
1603年，英格兰和苏格兰边界实现了去军事化，这一区域先前很难控制。这成为公共权力主导军事力量的一个表现，一个佐证便是防御堡垒越发破败，尤其是在英格兰方面。
不过，在伊丽莎白和詹姆斯时期，许多贵族仍保留了军事力量。大地主们的军火库里不仅拥有火枪、长矛和长戟，甚至还有火炮。伊丽莎白的宠臣，第一代莱斯特伯爵罗伯特（约1532—1588）是1553年被处死的诺森伯兰公爵的儿子，1510年被处死的达德利的孙子。此人的封地肯尼沃斯城堡（Kenilworth Castle）里藏有大量火炮。就连诺里斯勋爵这样的小贵族，在他位于伯克郡的封地也存有一批火炮。对许多贵族来说，囤积家兵仍是自身地位的重要组成，而通过王室权威招募军队仍是17世纪早期国家增兵的主要手段。然而，在詹姆斯统治时期，国家方面的军事力量严重衰退，到20年代与西班牙和法国开战时，这一状况造成了负面影响。同样，当查理一世面临苏格兰方面的叛乱时，他也因此陷入窘境。
查理一世与内战
由于查理一世的施政，英格兰和苏格兰被詹姆斯称为“大不列颠”的共主邦联，最终走向破裂。查理是个缺乏常识的人，既不够灵活，也不够务实，生性狡猾，却无法取得信任。对尊卑次序和王权尊严的偏执，令他对异见置之不理，十分傲慢。由于异想天开的财政要求，尤其是“造船税”（Ship money）[4]，以及过于明显地暗中支持天主教政策，令他在英格兰的支持率岌岌可危。但叛乱最终爆发在苏格兰。在那里，查理推行宗教改革，尤其是建立更加集权的主教制度和新的教礼，以及他对苏格兰方面批评意见的压制，最终酿成了主教战争（Bishops’ Wars，1639—1640）。这是内战的开始，也是这一时期冲突的表征：查理无力控制局面，而宗教再次扮演了重要作用。不列颠群岛的各个地区都因宗教分歧陷入分裂状态。
危机导致查理不得不向英格兰议会求助，但自1629年起，他便开始越过议会，进行“个人统治”，这无疑使得议会积攒了诸多不满，同时人们也对他的意图感到恐惧。议会愤怒而绝望地试图重建政治制度，将矛头对准了查理的大臣和他的政策。查理不得不丢车保帅，放弃了他最不受欢迎的大臣，第一代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托马斯在1641年受审并被处死。查理还在一些问题上做出了让步，包括废除特权法庭。然而，他对攻击教会政府的行为态度依旧强硬。
在山雨欲来的氛围中，1641年11月，爱尔兰发生了大规模天主教起义。武力镇压势在必行，这使得局势两极分化。关于由谁来掌控军权的争论，加剧了议会改革教会政府的诉求。王室和议会都剑拔弩张，并且明显地相互对立。查理诉诸武力，于1642年4月1日强攻议会，打算抓住主要反对他的“五君子”，但他们已经沿河边逃进了伦敦城，那里是反查理势力的中心。
于是双方都做好了战争准备。英格兰南部和东部、海军，以及许多大城镇都支持议会，而1642年1月10日离开伦敦的查理，则在威尔士以及英格兰北部和西部的农村地区争取到了最大支持。双方都在每个地区和社会团体中争取力量，宗教、政治差异，以及经济团体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但在经济发达地区，支持议会的力量获得了压倒性优势。信仰，尤其是宗教忠诚，是解释支持率差异的关键。查理代表着荣誉、忠诚和王权至上，但许多议会支持者对他的天主教倾向，以及当权教会中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劳德(William Laud)暗中的天主教信仰抱有强烈敌意。劳德的举措引发了一系列暴力回应，包括破坏教堂设施，如祭坛栏杆等被视为属于天主教的物件。
1642年7月，内战在英格兰爆发。10月23日，查理在伊奇希尔（Edgehill）以微弱优势战胜了议会军主力。但11月13日，他在特恩汉姆格林（Turnham Green）的又一场恶战后败北，未能挺进伦敦。1643年，国王军占领了英格兰西部的大部分地区，攻下布里斯托尔（Bristol）；但是，1644年，已经在苏格兰控制住局面的长老会派出的一支军队，驰援英格兰议会军，攻入英格兰北部。1644年7月2日，在约克附近的马斯顿荒原（Marston Moor），苏格兰–议会联军击败国王军。此役中指挥议会军骑兵的，是原本身为亨廷顿郡贵族的奥利弗·克伦威尔。随后英格兰北部被国王军攻占。
再往后，1645年6月14日，克伦威尔再次率领议会军的主力骑兵“新模范军”（New Model Army），在纳斯比歼灭了国王军野战部队的主力。三个月后，第一代蒙特罗斯侯爵詹姆斯率领的苏格兰国王军被击败。节节败退使得国王军的控制范围不断缩小。1646年5月5日，查理投降。
议会军的胜利，部分要归功于英格兰和苏格兰最富裕地区的支持，同时，查理的愚蠢也“功不可没”；但这一系列战役中，战斗素质、指挥技巧和机遇起到了重要作用。议会军足够幸运，他们在战争疲劳期到来前取得了胜利。但战争胜利并不意味着全部。议会、军队领导人、苏格兰人几方在教会政府、与查理的谈判、军队控制权以及大量军费开支方面，仍然扯皮不止。
克伦威尔与空位时期
1648年，内战战火重燃。苏格兰人以查理的名义攻入英格兰，后者则承认了长老会的地位。此外，保王派还在各地煽动起义，尤其是在肯特郡和南威尔士。不过这些起义都被镇压，苏格兰军也在普雷斯顿被击败。奥利弗·克伦威尔在领导军队取得胜利后，对议会进行了清洗，以阻止其与国王谈判（即“普莱德清洗”）。查理随即受审，并在1649年1月以叛国罪被处决。英格兰历史上唯一一次被宣布成为共和制国家。王室的盾徽和其他象征物遭到拆除，雕像被毁。查理的儿子，后来即位成为查理二世的查理，以及他的弟弟约克公爵詹姆斯（即后来的詹姆斯二世及七世），被迫流亡国外。共和革命鼓励了人们对政府新目的及执政方法的想象，也推动了政府的实际创新。
克伦威尔马不停蹄，先是征服了爱尔兰，随后又剑指苏格兰。1649年处死查理，进一步确立了新政权的激进主义风格，与1646年战事结束后没有立即遣散部队异曲同工。
然而，这种激进主义仍是专制的，并没有朝人们期待的宗教或政治自由方向发展。因此，1647年兴起的“平等派运动”（Levellers’ movement）被克伦威尔镇压。这一运动致力于实行男性普选，但克伦威尔对民主并无兴趣。
继承“平等派”衣钵的是“真正平等派”（True Levellers），又称“掘地派”。他们认为私有财产是“人类堕落”（即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后果，要求人们享有共同财产的权利。1649年，掘地派试图在萨里的圣乔治山挖掘公共财产，遭到军队和愤怒的当地群众驱逐，同样的剧情随后在科巴姆(Cobham)又再次上演。掘地派的领袖是杰拉德·温斯坦利，此人的经历表明了这一时期英国社会的流动性。他出生于威根（Wigan），曾在伦敦做过学徒，后来由于经营上的失败，他又到了萨里，成了一名养牛工。
在邓巴（1650年）和伍斯特（1651年）接连取得对苏格兰军队的决定性胜利后，克伦威尔首次实现了对苏格兰的征服。苏格兰在政治上不再与英格兰平起平坐，议会和行政会议都遭到废除。苏格兰贵族的权力被削弱，一系列措施在苏格兰落实，确保英格兰法律得到施行。1654年，苏格兰和英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一起，由克伦威尔及其委员会提名议员，参加议会。
克伦威尔在1653年夺取政权，他解散了“残缺议会”（Rump Parliament，由1648年12月大清洗后剩下的议员组成），就任护国公，并在1657年确立世袭地位，其仪式包含先前英格兰君主制的大部分程序。然而，克伦威尔建立的是一个军事政权，其不容异见的造神面目逐渐显露：强调敬畏，而非容忍。他发觉自己无法找到一个可以满足他的议会。
1655年，主要是为了应对保王派起义（这说明拥有王位继承可能的查理二世此时获得了相当大的支持），地方权力被移交到将军们手中，克伦威尔指示他们保障地方稳定，建立一个清教徒的、虔诚的、高效的国家。这些显然都是不受民众欢迎的目标。民众对充满压迫性的清教主义的敌意，跟对这个非法的、激进的、咄咄逼人的政府的不满融合在一起，而为了进一步推行改革和虔诚，清教主义者还对被认为是迷信或亵渎的流行仪式进行管制，包括圣诞节，以及围着五朔节花柱跳舞。1656年允许犹太人在英国定居的做法也饱受诟病，而把将军作为地方代理人，更使得本就脆弱的政府合法性遭到进一步破坏。无论如何，这个政府都因其起源于共和性质的弑君而很难服众。
克伦威尔于1685年去世，他的儿子理查继承了护国公之位，但无力驾驭，亦不受军队欢迎，于是在次年5月便丧失了权力。由此引发了一连串政治危机，从军队内部的分裂，到重新召开“残缺议会”，但最终未果。共和国变得羸弱而动荡，但查理二世的复辟尚未成为定局。实际上，乔治·布斯（George Booth）在1659年8月对“残缺议会”发起的叛乱就被挫败了。有人支持共和制继续下去，但这种支持是分裂的。动荡最终随着复辟的到来而解决：驻苏格兰的军队指挥官乔治·蒙克（George Monck）挥师南下，占领伦敦，恢复秩序，并重建了一个温和的议会，而这个议会则召回了查理二世（1660—1685年在位）。
君主复辟时期，1660—1688年
较之他的父亲，新国王明显更胜任这一角色。查理二世平易近人，充满魅力，同时也是个灵活务实的人。复辟是大势所趋，但这并不能让政治问题自动化解，而且最终也没能办到。查理二世并没有像他父亲那样，越过议会施行政令，但也没有着手恢复17世纪30年代的特权税收和司法机构。不过，议会在1641年后通过的立法被废除，克伦威尔领导下建立的与苏格兰的特别联合亦告终止。此外，1662年的宗教协议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重建了圣公会秩序，从而使新教的非正统派被疏远。
新的秩序即将瓦解，部分是由于查理的政策，但更普遍的原因是内战和空位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和宗教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多元主义和意见表达被推向前台，人们期待对政府的决策进行辩论与反驳。
同时，1665年的大瘟疫和次年的伦敦大火凸显了人类的脆弱性，人们对查理的宗教倾向感到担忧，同时又对他无嗣（唯一的孩子是私生子），以及他的弟弟是天主教徒感到担忧。这一切如滚雪球般，最终在1678年酿成了一场危机；反过来，对天主教的担忧则在同年催生了所谓的“天主教阴谋案”（Popish Plot），进而引发了“排挤危机” (Exclusion Crisis，1678—1681)：企图利用议会，将詹姆斯排除在继承顺位之外。其支持者被称为辉格党，而反对者则被称为托利党。
排挤最终以失败告终。与1638—1642年不同，王室保留了对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控制权。在英格兰内部，王室则不愿再冒风险发动内战。而1681—1685年间，由于辉格党的失败，托利党采取行动，对辉格党领袖进行迫害，还在1683年废除了《伦敦城宪章》（Charter of the City of London）。
詹姆斯二世（及苏格兰的詹姆斯七世）在1685年登基。但查理的一个私生子——蒙茅斯公爵新教徒詹姆斯起兵造反。他在塞奇高沼战役中被击败，随后被处决。同样，苏格兰的第九代阿盖尔公爵阿奇博尔德反对詹姆斯的叛乱最终也以失败告终。
受这些成功的鼓励，同时也是因为议会中非难的刺激，詹姆斯决心迎难而上，一意孤行。他开始施行更加专制的政策，并坚持自己的天主教化改革。然而，他任命天主教徒为地方大员的举措，最终却徒劳无功，因为这些人不具备传统贵族的声望和人脉。这些政策也令詹姆斯失去了查理在80年代初积累下来的宝贵声望，尤其受到坚持英格兰国教立场的保守派的排斥。本已被疏远的辉格党开始发展自由与同意权的观念，这将直接对王室政府发起挑战。
1686年和1687年，詹姆斯都没有召开议会，局面进一步恶化。1688年，他的第二任妻子，天主教徒摩德纳的玛丽（Mary of Modena）生了一个儿子，从而在继承权上超过了他第一任新教徒妻子所生的女儿玛丽和安妮，这无疑雪上加霜。反对派势力得到进一步加强，而这更让詹姆斯的侄子和女婿、玛丽的丈夫奥兰治的威廉三世（William III of Orange）看到了坐收渔利的希望。新教联省共和国（Protestant United Provinces，今荷兰）的领袖威廉，同时也是欧洲新教徒反对法国路易十四的扩张主义的领袖。路易在1685年取消了法国新教徒可以坚持原本信仰的特权，令整个欧洲的新教徒感到紧张。
光荣革命
1688年11月，威廉入侵英格兰。在遭遇英格兰舰队的微弱抵抗后，他的军队于布里克瑟姆登陆。威廉带来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和众多攻城武器（还包括几千支火枪，用以武装支持他的新教支持者），显然是打算与詹姆斯大战一番。
这次后来被称为“光荣革命”的事件，是最后一次针对英格兰的成功入侵，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君主被取代的政变。而接下来的一系列政治与宪政变革，则都来源于二者。内战似乎一触即发，但詹姆斯却认定自己没有胜算。他抛弃了自己的军队。随着威廉向伦敦挺进，王室军队士气节节衰退，权力也出现了真空。大多数人都不希望世袭继承的传统被打破，威廉最初也承诺自己不会染指王位。但随着形势朝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特别是詹姆斯被迫流亡，威廉明确地表示，自己将争取王位，但不会把它让给自己的妻子。
1689年，威廉宣布，由于詹姆斯离境退位，王位空缺，他引发的危机也就此解除。但实际上，詹姆斯是被迫离开的。而作为詹姆斯的继任者，威廉和玛丽被宣布为共同君主，只有在两人死后，王位才会归还给玛丽的妹妹安妮。通过宣布“补缺”，而不是重新选举君主，有利于避免任何意外状况。所有天主教徒都被排除在继承序列之外。
光荣革命还导致“雅各布党”（Jacobitism）的诞生，它得名于詹姆斯的拉丁文写法“雅各布斯”（Jacobus）[5]。然而，威廉入侵所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给苏格兰和爱尔兰造成诸多苦难的内战，它同时也是与法国的拉锯战，一直持续到1697年。路易十四希望继续维持詹姆斯二世的权力，于是为他提供了庇护与支持，还向爱尔兰派去了一支军队。尽管雅各布党最初在苏格兰和爱尔兰打了几场胜仗，但他们于1689年在苏格兰被击溃，随后在爱尔兰也节节败退，尤其是博因河战役（1690年）和奥格瑞姆战役（1691年）。从1692年起，威廉的军队控制了爱尔兰。这场战争不仅划定了《革命立法》（Revolution Settlement）所确立的政治、宪政和财政形态，也在英国内部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
对18世纪的辉格派观察者来说，光荣革命的意义堪比图腾，是英国与欧洲大陆差异性的重要起源。他们看到的是1689年《宽容法案》（Toleration Act）带来的宗教宽容、1694年《三年法案》（Triennial Act）确立的定期选举、通过1695年《执照法案》（Licensing Act）废止的出版前审查制度，以及一个由进步知识分子，尤其是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组成的英国。
这种观感，在1988年的光荣革命300周年纪念活动中仍在继续。这场革命被定义为自由和宽容精神的胜利，创造出一个适合英国人生活的政治世界。然而，从苏格兰或爱尔兰的角度来看，这种解释从来都无甚意义。此外，那些长期以来被看作是英国社会无法抗拒自身对进步和自由普遍渴望的表现，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也可以理解成是一种激烈的断裂，就像当时的人们一样。由于雅各布党的存在，继承权问题一直很棘手，直到1746年乔治二世的次子坎伯兰公爵威廉在卡洛登取得胜利，这一问题才宣告彻底解决。
然而，议会的作用现在更大了，比查理二世时期更甚，更不用说詹姆斯二世时期。1689年，议会通过《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误导性地宣布詹姆斯抛弃了王国，同时还禁止所有天主教徒继承王位。而根据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Act of Settlement)，无嗣而终的安妮女王，其王位由汉诺威选帝侯乔治继承，他是詹姆斯一世的后裔，即詹姆斯一世女儿伊丽莎白的外孙。大多数政治活动都通过议会完成，逐渐接受了选举、票决、政党、大臣等一系列规范程序，那个阴谋与叛乱的世界则渐行渐远。即便雅各布党仍是一个潜在的挑战，他们在1715—1716年以及1745—1746年于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掀起波澜，但大多数政治动荡的因素现在已经消除。当时的反对党辉格党成员乔治·利特尔顿（George Lyttelton）在他广为流传的作品《英国版波斯人信札》（Letters from a Persian in England，1735）中，观察到一种转变，即查理一世时代的那种对于政治和宗教分裂的“热情”，到如今已经烟消云散了：“除了狭隘的个人利益之外，我们对一切事物都漠然处之、毫无兴趣；我们对宗教、美德、荣誉，甚或是国家的利益都无动于衷。”[6]利特尔顿认为长此以往，英国人的自由会因此受到威胁，而到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英国和美洲殖民地的激进主义者将会专注于这一主题。
帝国初长成
议会还通过订立规则，为海外贸易增长、跨洋势力扩张以及新领土的管理提供了帮助。在15世纪和16世纪初欧洲海外活动的第一个高潮时期，英国的表现非常糟糕，尽管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在1497—1498年的航海活动为英国获取了纽芬兰水域的渔业资源，但并未带来多少收益。英国的船队没能找到直接驶向美洲北部的西北航道，也没能找到通往亚洲北部的东北航道，也没有人能像科尔特斯和皮萨罗为西班牙攫取美洲人的赔款那样，为英国带回真金白银。
尽管如此，长距离的航海变得越发重要，尽管途中遭遇的风暴牺牲了很多人的生命。1600年东印度公司成立，通过航海与南亚、东南亚以及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建立贸易联系，主要目的是获取香料。这家公司最终成为英属印度帝国的基础。
北美洲似乎是一片不太有利可图的大陆，但1607年，弗吉尼亚公司在詹姆斯敦（Jamestown）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殖民地，与此同时，1620年，五月花号在科德角登陆，开始发展新英格兰殖民地。法国、西班牙、瑞典和荷兰也先后在北美建立了殖民地。但英格兰人在与他们的对抗中占据了优势，比如率先由荷兰人开拓的新阿姆斯特丹，因英格兰人的征服而变成了纽约（New York ，“新约克”，以约克公爵詹姆斯的名字命名，即后来的詹姆斯二世）。苏格兰人也曾试图在新斯科舍省和新泽西州进行殖民统治，但不太成功。
英格兰也建立了一些岛屿殖民地。继百慕大（1613年）之后，英格兰在西印度群岛拓展了自己的势力，建立起圣基茨(1624年)、巴巴多斯(1627年)和尼维斯(1628年)三个殖民地。最大的殖民地牙买加，直到1655年才被收购。不过到17世纪末，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经济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已经能够为英国及欧洲其他市场提供蔗糖，成为物资再出口的主要来源；当地的生产工作则由从西非运来的奴隶完成。英国开始成为奴隶贸易的主导国家。
除了资本的可获得性、航运条件的改善，以及制度的发展外，政府对于海外贸易和发展殖民地的支持也很重要。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对殖民地的关注有限，他们更热心于欧洲大陆的政治动向。而克伦威尔和查理二世都将英格兰定位成海上和商业强国。《航海法案》（Navigation Acts）试图对海外贸易进行控制和规范，确立了明确的国家优先权，并且不惜为此与当时已经是海上和商业强国的荷兰开战。与此同时，英国的海外经济也得益于荷兰资本的输入，1689年威廉三世登基后更是如此。17世纪末，新的殖民地相继建立，尤其是在卡罗来纳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移民迁入的速度也颇为可观，到1700年，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人口已经大大超过了法属北美殖民地。英国的大西洋体系比北大西洋其他殖民国家更加强大。
此外，到1700年，英国的海军实力在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海外贸易份额也大幅增加。贸易的增长不仅带来了商业繁荣，烟草、咖啡、茶叶和蔗糖的大量涌入也导致了饮食习惯和时尚潮流的转变。规模经济成为关键因素，而这就需要大量资本的支持。因此，伦敦作为货币市场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大，对于不断增长的海外经济运作的意义举足轻重，尤其是在当时殖民地往往资本短缺的情况下。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20世纪。在资本的创造、调动和引导的意义上，资本主义对于英国与全球联系的发展，以及更狭隘地，从海外殖民地及其活动与全球经济活动中获益方面，都至关重要。这种资本流动为企业主义（entrepreneurialism）注入了活力，同时也从中汲取活力。企业主义则成为英国社会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17世纪后期。
规模经济也改变了英国人的品位，尤其是创造了全新的消费时尚。这些新时尚利用了17世纪普遍存在的消费主义背景，不仅包括购买昂贵的制成品或进口商品，如衣服、书籍和枪支，还包括购买相对普通、价格低廉的商品，如扣子、别针、针织袜和淀粉。
国际贸易也集中在主要港口伦敦，进一步凸显这座城市在全国的重要性：伦敦人口从1500年的5万到6万，增加到1600年的20万，到1800年则已经接近100万。1661年，日记作家、海军官员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乘坐驳船来到布莱克沃尔（Blackwall），“察看了码头和新船渠……以及即将下水的新商船，非常气派”。 为伦敦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食物和补给，成为整个英格兰大部分地区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以伦敦为中心的定期航线网络在建立全国性运输系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印刷术、新教和议会的发展，伦敦对国家想象的掌控力比1650年要强得多。伦敦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整个国家高速变革的源头，同时也成为对这一时期的变革进行定义、阐释和论辩的文字、思想以及形象的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