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版物当中，关于航海的著作对于英国商人意义重大。 1699—1700年，英国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Edmund Halley）驾驶帕拉莫尔号（Paramour）——他要求威廉三世为他提供的军用帆船——开始对南太平洋进行考察。通过这次远航，哈雷获取了丰富的可供分析与发表的信息。他在1689年绘制出了信风图，1693年绘制出了第一幅科学天文表，1701年绘制出了地磁图，这些都成为航海家的重要工具。
1702—1713年与法国的战争，即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为英格兰带来了新的收获。新斯科舍省落入英格兰人囊中，英格兰在哈德逊湾和纽芬兰的地位被法国接受。此外他们还从西班牙人那里得到了直布罗陀、米诺卡和与西班牙新大陆的有限贸易权。国际竞争和冲突有助于引导政府的发展，既可以产生结构性因素，又意味着计划外的压力，尤其是战争资金所带来的压力。这种竞争也提供了一个背景，使得国内的情况可以通过相对的国际效力来评估，尤其是对法关系，从而导致新机构的产生，如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以及周期性改革的爆发。
1707年与苏格兰的议会联合，是这一变革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反映了人们对继承问题的担忧，尤其是安妮死后，英格兰和苏格兰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以及苏格兰在外交政策上可能采取不同路线的紧张局面。除了安全和政治问题，苏格兰还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苏格兰经济的大多数方面都处在低迷状态，因此有影响力的阶层希望可以从颇为可观的英格兰市场以及不断扩张的帝国所带来的经济可能性中分一杯羹。不过苏格兰内部的分歧也在这一联合达成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支持联合的主要是先前致力于《革命立法》的长老会。
但英国海外势力的全盛期尚未到来。1739—1748年与西班牙的冲突——“詹金斯之耳战争”（the War of Jenkins’ Ear），以及1743—1748年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的对法作战，让英国在西印度群岛和北美的预期收益大打折扣，同时英国在战场上也难求一胜。而东印度公司方面，直到1757年罗伯特·克利夫（Robert Clive）在普拉西（Plassey）战胜孟加拉王公，才正式确立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重要地位。法属加拿大要到1758—1760年才被征服，1759年詹姆斯·沃尔夫在魁北克城外战胜法军，从而攻克了这座城市。
尽管如此，海军的蓬勃发展却已经在集体想象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一进程在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的一首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统辖不列颠尼亚，统辖四海
不列颠人永不为奴。
而在乔治·弗里德里克·亨德尔（George Frederick Handel）的清唱剧，如《扫罗》（Saul）中，其主题是把英国看作现代的以色列，一个需要履行圣经式爱国主义的民族，从而使英国光荣而“天选”的命运主题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时评者们则把国家认同、政治体制以及海洋性特质联系在一起，如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yne）在他的《今日大不列颠》（Magnae Britanniae Notitia: or, The Present State of Great Britain，1726）中大肆宣扬道：
大不列颠可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贸易国，而这实至名归，因为它是一个拥有众多商业港口和避风良港的岛屿。天然产品、蓬勃的制造业、国家在关税和税收方面的极大优惠、训练有素的海员、不断提升的航运能力、富于自由气息的宗教、舒适宜人的气候、我们政府所提供的便利与安全保障，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我们海上贸易的发展。
这并不是一个充斥着单纯的服从、依靠秩序运行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贵族的霸权仍会被看成是自私和损害而遭到抨击。但是，如果说世袭等级制度已经面临广泛批评，或是紧张关系只是出现或更多出现在不同社会等级之间，而非等级内部，那也是一种误导。18世纪60年代以后，社会紧张程度可能有所加剧，但直到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大革命在英国掀起波澜，阶级政治的概念才得以发展出来。偷猎行为（poaching）是社会紧张关系一个更长期的证明。
理念世界
与此同时，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也在其他方面发生着更为深刻的变化。科学变得越发重要，成为创新的源泉。认为人类只需要通过教会的解释或《圣经》了解上帝想法的观点，被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的新思想取代，即上帝希望人类可以找回在亚当从恩典中堕落时失去的对自然的掌控。这一思想为17世纪末的科学革命铺平了道路，使得人们在探索自然法则的运作方式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尤其是在天文学、数学和物理学领域，而这些大多与1660年成立的皇家学会，以及艾萨克·牛顿爵士（1642—1727）有关。牛顿的运动定律揭示了一个连贯的宇宙系统的存在，它可以在机械与数学层面和谐统一。
培根等人向权威发难，但由于科学革命同时又具有将新的学问与当时的精英阶层及其所关注的问题进行调和的能力，这种挑战便被转化成了新的共识。在早期以宫廷为主导的赞助模式的基础上，皇家学会确保了科学可以为皇室荣耀以及国王领导下的进步做出贡献。
全新的科学与医学模式诞生了：对观察、实验和对规律的仔细推导的强调，与知识的增长以及更进一步理解的信心相结合。这种结合面向现代，不仅让人们有机会重新思考宇宙，而且为理解地球，尤其是自然世界提供了契机。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的发展渐渐从传统的宗教叙事中脱离出来。
宗教多元主义带来的不只是紧张局势和宗派主义，它最终还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宽容，首先是在事实层面，然后越来越多地体现在立法上。约翰·洛克的思想启发了一种新的人性观，即允许宗教观念的多样性被认可为一种真诚，而非异端或罪恶。因此宽容取代了迫害（强迫或谴责）。这种观念在18世纪的英国逐渐被接纳，最终导致了宗教多元化和现代性。但欧洲大多数国家都缺乏接受宗教多元化的意愿，认为这只是一种不幸的权宜之计。教会在确定真理方面的作用被更宏大的多元主义取代，后者既提供了机会，也提供了需求，让其他角色行使权利，或者至少是参与其中。
这种情况与英国教会的政治地位有关。英国教会的权力十分受限，尤其是在光荣革命之后，它不得不接受清教徒相当程度的宗教自由。但一些人就此认为英国教会缺乏支持或是能量，却也是不合理的。相反，教会的信念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坚定的，尽管18世纪的主要宗教发展——卫理公会，可以部分看作是对圣公会既定的信仰模式的反动，并且最终发展成一个独立的教会。
在迈向科学愿景与宗教虔诚的同时，一种不同于标准现代性叙述的现代性也同步出现。印刷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学识渊博的论文、小册子、印刷成册的民谣集和版画，这些内容中都涉及了对巫术的评论，如雷金纳德·斯考特（Reginald Scot）的《巫术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Witchcraft，1584）和约翰·科塔（John Cotta）的《巫术的审判》（The Trial of the Witchcraft，1616）。对魔鬼与灵魂真实性的确信，有助于让人们相信女巫似乎也真实存在。在威廉·罗利（William Rowley）、托马斯·德克尔以及约翰·福特（John Ford）的剧作《埃德蒙顿的女巫》（The Witch of Edmonton，约1621）中，孤苦伶仃、饱受欺凌的老妇人伊丽莎白·索耶，在与魔鬼达成协议后，成为一名女巫。
此外，占星读物也大受欢迎，如《星象使者》（The Stary Messenger，1645）的作者威廉·利里（William Lilly），其作品销量达数千册。1692年的伦敦地震被视为上帝盛怒的警示，这种想法一直持续到18世纪50年代，尽管当时有影响力的评论家也曾提出质疑。占星术在18世纪渐渐没落，但到18世纪90年代，仍有大量此类作品在市面上销售。此外，对巫术、占星术、宗教天命论的信仰，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科学的信仰，都被看作是人类与神圣空间持续而密切互动的表现。
这种情况也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当时很多作品都涉及了人与上天的联系。这不仅体现在明确的虔敬、哲学和伦理主题的作品中，也表现在虚构文学当中。其中包含罪恶、救赎以及走向救赎的经典主题，也出现了一些超人类（super-human）对人类过去和现在生活进行干预的情节。这种干预可以是多种形式，主要通过神圣审判，或至少是有目的的、以不同方式呈现的造化弄人。其范围不仅包括历史剧和正剧，还包括“灾星下的恋人”一类的罗曼史，如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或是以反复身份错误造成混乱为主要情节的喜剧，如莎士比亚的《错中错》（Comedy of Errors）。
人们对巫术的越发怀疑——尤其是在18世纪，可以看作心态转变的证据。在苏格兰，1662年后，关于巫术的起诉和处决都在减少，最后一次大规模猎巫行动发生在1697—1700年，最后一次起诉则发生在1727年，而且是在远离苏格兰权力和社会中心的多诺赫（Dornoch）。英格兰各地仍普遍相信女巫的存在。卫理公会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相信世上有鬼魂和鬼怪，并在日记中收集关于闹鬼的案例，这项工作贯穿他的一生。然而，越发明显的趋势，是将人与施害者拉开距离，使后者非人格化。对邪恶的重新概念化不仅对宗教情感的转变至关重要，还使得人类对自身生活的广泛背景产生了新的理解。对天意和超人类直接干预重视程度的下降，鼓励人类着手对自己的生活环境进行改造。人不能再被动地屈从于自然，成为日后革新与通过新方案解决种种问题的重要思想动力，这一点不仅对18世纪的农业、交通和工业革命的发生至关重要，同样也成为对这一系列革命的积极反馈的心理准备。
1772年，一场盛大的艾萨克·牛顿爵士的葬礼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伏尔泰将此描述成“一位为他的子民奠定千秋基业的国王的葬礼”。随后，在1731年，为他铸就的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也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科学家们享有的声望，日后被以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为代表的工程师取代，这也再次体现了英国独特的成就文化（culture of achievement）。当时的说法是经验论带来实用性，从而将神圣目的与国家实力联系起来。关于解决海上经度问题的努力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尤其是议会在1714年的立法，带来了一个最终在1773年颁发的奖项。而通过科学发展带来的对观察、实验和数学方法的关注，鼓励了对信息的收集和数据的使用，这一点也帮助政府决策进一步优化，缩短政策尝试与优化的周期。
对物理规律的更多理解，对制造系统的发展十分关键，因为它的基础便是对物体更多的操控方法，尤其是推动、提升和旋转。创新越发变得可行且可控，这使得人们可以更有效地对自然资源加以利用，尤其是水、煤和金属。可以用于深层采矿的抽水机成为可能。对机械原理的理解则使杠杆和液压的使用更加容易。于是，科学开始指导人类，按照上天的意图，更好地利用大自然的恩赐。
注释
[1] 英国作家，代表作是以托马斯·克伦威尔为主角的历史小说《狼厅》《提堂》。
[2] 此处的玛丽女王指玛丽女王二世（Mary II，1662年4月30日—1694年12月28日），“光荣革命”后，与丈夫威廉三世一同登基，成为英格兰的共治者。
[3] 指两个或以上被国际公认为主权国家，共同拥戴同一位国家元首所组成的特殊国与国关系。
[4] 即制造军舰的税费。长期以来，英格兰只有沿海各郡需要缴纳这一税费，但查理决意越过议会审议，直接向全国征收造船税。
[5] 国内多将“Jacobitism”译作“詹姆斯党”。
[6] Lyttelton, Letters (4th edn, London, 1735), pp.2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