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法案在下议院三读后进入上议院，但在1832年5月7日的一项修正案中再度失败。格雷要求威廉增加50名自由派贵族，但威廉只肯增加21名，于是格雷再度提出辞职。威廉转而向托利党求助，但托利党内部的分歧导致他们无法给出替代方案。威廉不愿意再进行一次大选，从而面对更多混乱和不确定性，于是只好再次找到格雷，并表示接受他增加贵族席位的要求。但实际上威廉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给托利党贵族写了一封通函。最终，在威灵顿的带领下，许多托利党贵族决定弃权，而上议院也只能让步。
在紧要关头，国王之所以支持格雷，一是改革得到了广泛支持，二是如果不选择改革，很可能便要面临大范围的失序状态。此外的因素还包括托利党的分裂，以及格雷同样反对进一步的改革，而且他认为在《改革法案》后，英国政治并不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实际上，这份后来又被称为《第一次议会改革法案》的法案中，最大的变革体现在选举权和政治格局方面。英国选民一举增加了50%，因此当时的选民范围已经扩大到全国约五分之一的成年男性。席位分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信息化手段被采纳，以制定更合理的制度。应运而生的“德拉蒙德量表”，可以根据人口、房屋数量以及纳税额等标准，对议会各区进行综合排名。
选民较少且出现腐败状况的选区代表资格被取消，以奖励给那些发展中且尚无议员代表名额的城镇，如伯明翰、布莱克本、博尔顿、布拉德福德、利兹、曼彻斯特、奥德汉姆、谢菲尔德和桑德兰等。爱尔兰和苏格兰也通过了各自的相关法案。《改革法案》有助于强调代表所能够代表民众的程度，从而使民众对政治制度的广泛接受得以有效维持。它提升了英格兰北部的政治重要性，而这一区域已经成为国家的工业中心；此举是在政治制度上对社会变革提出的肯定。
威廉在改革中的作用确保了他的受欢迎程度。1837年，当威廉的侄女维多利亚即位时，格雷曾对上议院宣称：“如果有君主配得上‘爱国者君主’（Patriot King）这一称号的话，那一定是威廉陛下！”在支持选举改革的漫画《改革者大战老橡树疙瘩》（The Reformers’ Attack on the Old Rotten Tree）中，威廉被画在“宪法山”上，正在为改革进程鼓劲加油；在1831年的漫画《权力的平衡》（The Balance of Power）里，辉格党坐在跷跷板压低的一端，而为其加持重量的包括王冠，以及报刊（最突出的是《泰晤士报》），另一端的托利党则被跷上了天。以威廉名字命名的酒馆数量远多于乔治四世，这一对比同样颇具启发。
维多利亚时期的政治与社会
1837年，年仅18岁的美丽少女维多利亚继位，成为自1558年的伊丽莎白·都铎之后又一位在未婚状态下继承王位的女性。和伊丽莎白一样，维多利亚的登基之路颇为复杂，体现出王朝政治的变幻莫测。但与都铎王朝时不同，这一路上不再有非自然死亡的阴影笼罩。本来，作为乔治三世第四个儿子的女儿，维多利亚继承的可能性跟1714年汉诺威王朝入主一样微乎其微。但正如经常上演的剧情那般，主角们的过世和不育为原本的配角开辟了道路。尽管私生子众多，包括克拉伦斯公爵——即后来的威廉四世——和女演员多萝西·乔丹（Dorothy Jordan）所生的10个子女，但乔治三世的长子乔治四世、次子约克公爵弗雷德雷克，以及三子威廉四世的合法子女总共只有3个。然而，乔治四世的女儿夏洛特在生下一个死胎后去世了，而威廉四世的合法妻子阿德莱德所生的两个女儿也在婴儿期便夭折。
由于这些原因，1820年去世的肯特公爵的女儿维多利亚突然成为王位继承的不二人选。幸运的亲王，萨克森–科堡–哥达的阿尔伯特（Albert of Saxe-Coburg-Gotha），他跟维多利亚的婚事由他的叔叔、颇具影响力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大力推动。两人在1840年结婚，这桩政治联姻最终成为一段佳话。实际上，维多利亚选择阿尔伯特还违背了母亲的意愿。阿尔伯特是个热情的丈夫，对于那些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意味着性压抑的人来说，他跟维多利亚的生活出奇的激情澎湃。
在政治方面，阿尔伯特的学习速度很快。他迅速掌握了英国政治制度的细节，强调王室必须采取中立立场，并帮助淡化维多利亚由于辉格党首相墨尔本勋爵（Lord Melbourne）而产生的党派偏好。这一点颇为重要，因为在领导人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的带领下，托利党的人气正在复苏。最关键的是，阿尔伯特亲王尽到了自己的王朝责任。他跟维多利亚子嗣颇丰，从而避免了不受欢迎的坎伯兰公爵厄内斯特——乔治三世的第五个儿子、维多利亚的叔叔——继承王位的危险。由于汉诺威王国不接受女性继承，欧内斯特便在1837年成为了汉诺威国王。
阿尔伯特还在公共生活的诸多领域表现活跃。他的声望、魄力和谋略使他成为一个可靠的代表，同时他还通过自己作为多个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积极推动国家各项事业发展。因此，在议会大厦遭逢祝融之灾后，阿尔伯特被任命为皇家委员会主席，负责遴选壁画装饰新议会大楼内部。阿尔伯特以这次重建为契机，开始推广英国艺术。
更富戏剧性的是，他对艺术推广的帮助并未止步于此。自1843年起，他开始担任艺术协会的主席，随后还在推动1851年于海德公园举行的万国工业博览会（Great Exhibition）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46年，他对一个代表团表示：“将机械技术与高雅艺术结合起来，是值得艺术协会去做的事，也是其职责所在。”相比之下，乔治四世赞助了高雅艺术，但对机械技术却不感兴趣。
万国工业博览会被认为是一个将制造业与艺术结合起来的契机，从而发展出一种人性化的实用性，使英国在这一方面占据领先地位，同时让英国人民及其经济从中获益。博览会本身便是一次令人叹为观止的盛宴、一座由铸铁和玻璃建成的世俗大教堂，同时也是现代世界的第一个奇迹。它反映的是创造一个拥抱并引领工业潮流的全新英国的尝试。这种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源于1843年阿尔伯特对伯明翰的访问，这次访问本身是对王室、工业以及现代性之间联系的确认，延续了乔治三世对运河建设以及制造工业的兴趣。由于激进主义骚动，阿尔伯特一度被建议不要前往伯明翰。但他最终还是决定出访，亲自参观了五家主要工厂，受到当地人的欢迎。
阿尔伯特是一位自觉的现代化人士。他愿意亲自钻研，获取必要的知识，从而了解如何才能最好地推动变革。他还是一个现实的家长式人物，热衷于对现行工作进行改进，关心减少社会不满情绪，这种态度同样有利于推动改革。1848年，欧洲主要国家政府纷纷被革命浪潮冲垮，但在英国，宪章派的主张并未对英国的政治制度造成实际挑战。在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协会（Society for Improving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的一次会议上，阿尔伯特明确表示富人有责任提供帮助，进步不会由革命产生，“任何真正的改善必须是工人阶级自己努力的结果”。他致力于公共卫生和治安，而随着改革带来的新制度以及供给标准化，这两方面在19世纪中叶都得到了长足发展。
宪章主义运动是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一次大规模抗议运动，其主要诉求体现在《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的六点要求，包括实行成年男性普选、无记名投票、每年进行一次改选、议会选区分配，废除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以及议员应获报酬。《第二次宪章派请愿书》（The Second Chartist Petition）在1842年被议会否决，其中提到“人口仅为3902的吉尔福德区议会议员人数，和人口达30万的陶尔哈姆莱茨区一样多”。后者证明了东区人口的急速增长。对于不同的人群而言，宪章运动具有不同的吸引力。在伦敦，穷人们很大程度上把宪章运动看成是取消他们身上沉重的税务负担的运动。
宪章运动中的诸多思想，包括民主问责制，影响了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兴起的自由主义。工人阶级开始成立属于自己的机构，例如众多互助会和俱乐部，还出现了一些通过教育和节制来提高工人健康及道德水平的计划。
尽管宪章运动以失败告终，但这一时期仍有诸多官方认可的改革被推行，涉及范围相当大。1833年、1844年、1847年、1850年、1860年和1874年的《工厂法》（Factory Acts）对就业条件进行了规范，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Poor Law Amendment Act）将穷人救济工作标准化，而1856年的《郡及自治市警察法》（County and Borough Police Act）则是对1839年的《郡警察法》的推进，规定了地方必须建立有报酬的警察组织。
管控成为一大主题。因此，《新济贫法》（New Poor Law）要求需要救济的人必须住进济贫院，这往往是一个残酷的选择。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在引入欧洲做法之前，现代英国的管控机制都是源于这一时期，例如1837年实行的出生、婚姻和死亡民事登记制度削弱了教会的作用，而1839年则开始由国家负责初等教育。
健康问题也引发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改进努力，包括对公共工程的大规模投资。1848年，《公共卫生法》（Public Health Act）设立卫生总委员会和一个行政机构，以改善卫生状况，特别是供水状况。新法要求各地方成立卫生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也采取了行动。例如，1849年在莱斯特成立的卫生委员会在建立下水道系统、解决屠宰场和烟雾污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卫生总委员会下的监督检查员爱德华·克雷西（Edward Cresy）对德比的一份批评报告，则使得自由党议员开始推行工程计划，包括建立公共浴室和盥洗室。
这是更普遍的行动主义进程的一部分，这一进程对改变城市风貌至关重要，有助于抵消发展困境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同时还可以引入更广泛的改善机制。行动主义将地方的主动性和督察员负责的中央监督结合起来，后者也是英国政府性质重大转变的一部分。
要求公共监管的压力，令政府责任产生了观念上的争议，即谨慎责任与自由放任之间的分歧，后者被看作自由和经济增长的关键。而在当时政治化、价值化的环境中，英国政府走向了扩大监管的道路。通过推进改革诉求，政府扩大了自己的职权范围，人们也期待它这样做，尤其是当时的评论者。例如1851—1854年，主要的医学期刊《柳叶刀》（Lancet）在其激进的编辑托马斯·韦克利（Thomas Wakley，1795—1862）的主持下，发表了一系列来自卫生分析委员会（Analytical Sanitary Commission）抨击食品和饮料中的掺假问题。反过来，这种压力导致了1855年的议会特别委员会和1860年的立法，开始了英国的现代食品监管。
伦敦的人口从1801年的100多万，增长到1911年的700多万。作为世界帝国的首都，伦敦显然压力巨大。但1859年，在大都市工程委员会（Metropolitan Board of Works）总工程师约瑟夫·巴泽尔杰特(Joseph Bazalgette)的领导下，伦敦开始修建排水系统。到1875年，该系统全面完工，包含长82英里的截流下水道，可以将早期排入泰晤士河的管道中的污水，输送到新的下游工程，动力来自装有科尼什梁式发动机的泵站。伦敦的防暴雨下水道系统也在19世纪80年代建成。它与新建的地下铁路结合，构成地下建筑景观，反映了工程师们扩展和改变建筑环境的能力。
出于实用、适应、便利和改进的目的，更多并不引人瞩目的城市景观也在悄然改变。其中包括将城镇街道上自发形成的市场，安置到特别规划的集市区域当中，如1830年的蒂弗顿和1836年的克雷顿。霍尼顿高街的混乱无序在1823年得到改善。木材和茅草沦为陈旧、不受欢迎、不实用且越发非城市化的建筑材料。城市设施及其功能还在不断增加。埃克塞特的第一家银行于1769年开业，第一家煤气厂则在1817年建起，而从1769—1819年，有四座城门被拆除。城市已有的干道纷纷铺上了砖石路面，如蒂弗顿在1794年的一项法案中所要求的那样。
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新社会创造了更多需求。作为对社会变化的反应之一，城市工人阶级的休闲活动脱离了传统，转向大众化、商业化的新活动。音乐厅和足球俱乐部大量成立。1859年的《娱乐场所法》（Recreation Grounds Act）和1875年的《公共卫生法》（Public Health Act）鼓励公共绿地的建设。市政公园和建筑证明了地方身份认同的力量，同时也印证了改善地方环境的诉求与能力。
通过1832年的《第一次议会改革法案》和1835年的《市政法人法》（Municipal Corporations Act），标准化和规范化延伸到了全国选举的投票权范围中。根据1867年的《第二次议会改革法案》，各城镇纳税的男性户主都拥有投票权，到1884年，《第三次改革法案》将这一权利扩大到乡村，使得全国投票权第一次被纳入到统一的制度之下。然而，直到1918年，妇女才获得投票权，1928年才拥有平等基础。地方政府的民主化随之跟进，通过1888年和1894年颁布的《地方政府法》（Local Government Acts）确立。
尽管在策略和其他方面存在差异，但自由党和保守党都对改革予以支持。《第二次议会改革法案》和1888年的《地方政府法》都出自保守党之手。在自由党领袖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执政时期，1870年的《教育法》（Education Act）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学区，纳入到教育委员会管辖，并规定了一定的教育经费，这是普及识字率的关键一步；同样是在1870年，他还在公务员制度中引入了公开竞争机制，并在1872年确立了无记名投票制。而到他的保守党对手本杰明·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上台后，1874—1875年的立法使公共卫生和社会福利重要方面的管理制度化，同时扩大了范围；1877年的《监狱法》则巩固了国家管控。作为整体进程的一个例子，1876年的《不适航船舶法案》（Unseaworthy Ships Act）规定全国船只都必须带有载重线：一条水平线，标记船舶最大的载重量，一旦超过这一标记，船舶即视为非法航行。
随着政府越发积极，监管性更强，控制政府的政治团体也越发把自身目标设定为抓住时机推行政策，同时提升个人声望和收益。与前一个世纪相比，社会内部对权力性质的讨论变得更加广泛。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反对《玉米法》（Corn Laws）的大规模民众请愿活动，反映了人们对公共经济中的关键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投入。
更普遍的情况是，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开始期望获得权力和地位，并对那些看上去不具改革性和实用性的既有做法表示怀疑。恭顺意识日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尸位素餐的特权继承者的严厉抨击。保守党的目标由捍卫特权转变成了捍卫财富。中产阶级的观点与财富鼓励了公民社会、道德社会的改良进程，这同时也是改革运动的核心。
这一进程在小说世界中也有呼应，其中的态度是以一种流行的、易于理解的形式加以呈现的。狄更斯的小说，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社会的诸多焦虑，同时响应了改革的呼声，例如《小杜丽》（Little Dorrit，1855—1857）便是对贵族排他性、官僚主义行政方式以及债务监禁的抨击。
“道德性”与改革的风潮不仅仅是中产阶级的事业，有自我提升意识的工匠同样参与其中，而政党也会争取他们的支持。但同时，在某些领域，等级制度与尊卑次序依旧根深蒂固。在《他知道自己是对的》（He Knew He Was Right，1868—1869）中，勤勉的作家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描绘了仆人们的重负。势利的老处女洁米玛·斯坦伯里笃信宗教，反对改革。她“雇用了三个女佣……但不是每个女孩都能胜任这一工作。她对工作时间、宗教活动以及衣着都有严格的要求，许多可怜的女孩完全应付不来、几近崩溃。但能忍受这些的女孩都清楚，她们得到的这份工作十分宝贵。”
然而，到19世纪末，女性要求平等的呼声越来越大。女性利益是一个单独问题，无法参照以往经验，而是对传统权力结构的挑战。妇女参政运动，尤其是潘克赫斯特夫妇领导的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试图让公众关注将投票权扩大到女性的议题，这是对性别角色问题更普遍的明确表达及公开挑战的一个突出表现。但一方面，即便是对中产阶级（更不用说工人阶级）女性，“新女性”思想的实际影响很容易被夸大。但另一方面，“各司其职”的想法，即由女性管理家庭，这一想法表现出了适应性和灵活性。此外，在工作场所，女性大多进入低技能、低工资的“苦力”部门，待遇普遍低于男性，这是工会与工厂管理层合谋的结果。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还是带来了一个渐进的变化过程。1899年的《伦敦政府法》（London Government Act）中，女性只在新建的都市区拥有投票权，而到1907年的另一项法案，女性获得了地方选举的投票权。女性在大学中的机会也大大增加，例如自1878年起，她们可以在伦敦获得学位。
更广泛地讲，这一时期的变革已经不再仅仅是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它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精神的一部分。这对所有机构都提出了挑战，也令很多人感到不安。这种不安的种种表现包括对移民的敌意，以及对国家状况的忧虑。这种忧虑则鼓励了社会分析，以亨利·梅休（Henry Mayhew）、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和西伯姆·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的活动为代表，进一步呼吁公共行动及慈善举措。
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
当这些研究人员在伦敦东区进行调查、提供帮助的同时，整个帝国也在着手类似的工作。通过道德目的，英国传教士在帝国范围内的行为得以正当化，包括社会及经济改良、思想启蒙，以及推进基督教化。但这并不是帝国扩张的主要目的。相反，使得英国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帝国的，仍是战争及国际竞争。由于在1793—1815年对法作战期间屡屡在海上取得胜利，尤其是1805年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对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取得的空前胜利，英国可以自由地对非欧洲列强直接掌控的殖民中心展开水陆两栖攻击，也可以通过牺牲非欧洲人民的利益来积累财富。
维也纳会议（1814—1815）承认了这一成功，英国保留了对开普殖民地、塞舌尔、毛里求斯、特立尼达、多巴哥、圣卢西亚、马耳他和锡兰（斯里兰卡）的控制。东半球大部分跨洋欧洲殖民地现在都已落入英国手中，西班牙美洲帝国的崩溃则使得到1830年时，全世界皆是如此。不列颠尼亚统治的不只是海上波涛。这种权力的象征是1843年竖起的纳尔逊纪念柱（Nelson’s Column），在摩天大楼时代到来之前，它主宰了伦敦大部分地区的视野，成为圣保罗大教堂的世俗版本。希特勒将这根柱子视为“英国海军力量和世界统治力的象征”，并计划将其作为战利品运往他的首都柏林。
对当时人们对帝国的态度进行批评（像英国的社会状况或妇女境遇一样），仿佛英国可以独善其身，是毫无助益的。而且从深层意义上说，这种批评和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诸多批评一样，都是不顾史实的。考虑到当时的技术和心态，英国人要比其他欧洲大国的民众更具自由精神。英国对拉丁美洲和希腊分别从西班牙和土耳其的统治下争取独立的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同时也在结束奴隶贸易和奴隶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这使得其自身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蒙受了经济损失。《废除奴隶贸易法》（Act for 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1807）反映了英国公共生活中道德观念的力量。这股力量极大地吸引了公共讨论，而这些讨论又通过报刊、公众集会和会议深入到每一个小农庄。反对奴隶制的文学作品很多，既有福音和天意性质的阐释，也有如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的《奴隶贸易中各类实际证据》（The Substance of the Evidence of Sundry Persons on the Slave Trade，1788）这样对这一问题展开现实讨论的作品。英国还接纳了诸多移民，以及害怕被其他国家迫害的人，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领土扩张提供了原料、市场和就业机会，再加上福音主义，使得英国人理所应当地感觉自己站在文明的最前沿。实际上，帝国扩张能够得到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因为它为文明进步提供了契机，尤其是终结了那些被认为不够文明、不够基督教化的殖民地习俗风貌，例如印度的寡妇殉节以及土匪横行。国家的命运越来越显得帝国化和海洋化。英国的资本和各类知识也在世界许多地方发挥了重要作用。
到19世纪下半叶，英国人前所未有地在全世界开战。这些战争无关生死存亡，对英国社会也没有造成改变，但它们的累积效应却对英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尤其是让英国作为世界大帝国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些战争对其他社会的个别影响同样深远持久。英国的角色是欧洲帝国主义的一部分，但它的“戏份”显然比其他国家都要多，因为它在欧洲强权政治中始终难以介入，但却拥有了空前强大的海洋和商业力量，其帝国特性也早已枝开叶散。
大英帝国无论是疆域还是人口，都已经独步欧洲其他列强。帝国的核心是印度，它拥有最多的人口，也是其大部分力量的来源，尤其是作为陆上力量的潜力。帝国还在非洲进行了大规模扩张，并且在相对不费吹灰之力的情况下完成了对于澳大拉西亚的开拓。英国与之开战的敌人包括俄国人、中国人、印度的敌人及叛军、新西兰的毛利人、阿富汗人，以及非洲的阿桑特人、祖鲁人、苏丹的马赫迪教徒和南非的布尔人（南非白人）。其中也不乏失败，如1879年在伊散德尔瓦纳（Isandlwana）败给祖鲁人，以及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1902）开始阶段一系列惨痛失败。然而事实证明，英国军队有能力应对挑战，并且得到了海军、火力优势，以及部署重要资源能力的帮助。如 1896年入侵苏丹时，英国人便修建了一条从哈尔法干谷（Wadi Halfa）到阿布哈米德（Abu Hamed）的铁路，贯穿沙漠。1898年这条铁路延长到阿特巴拉（Atbara），对英军的补给起到了重要作用。祖鲁人和布尔人最终也被英军击败。
19世纪70年代，有两个帝国宣告成立。1871年，让儿子与维多利亚的女儿联姻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Wilhelm I）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将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等较小的德意志君主国一并纳入帝国名下。德意志第二帝国（第一帝国是拿破仑重塑欧洲时被废的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将会一直持续到1918年才被击败。更令人惊讶的是，已经成为“温莎寡妇”的维多利亚女王，在五年后加冕为印度女皇——这个帝国将一直持续到1947年，这片次大陆获得独立为止。
称帝是对维多利亚女王重塑工作的一部分。当时担任她的首相的本杰明·迪斯累利把她从一个隐居的寡妇状态中诱导出来，重新回到公众面前。迪斯累利原本是个小说家，后来成为保守党政客。他将帝国政策与社会改革相结合，并试图形成一种国祚绵长之感。他意识到，王室可以成为引导公众、控制投票权扩大后产生的影响的有效途径。这种观点在W.S.吉尔伯特（W.S.Gilbert）和阿瑟·沙利文（Arthur Sullivan）的喜剧《彭赞斯的海盗们》(The Pirates of Penzance，1879)中受到了温和的嘲讽。在该剧中，海盗们本已获胜，却在接到女王的宣召后立刻投降。迪斯累利小心地操纵维多利亚，使其接受自己的观点，实现他希望达到的效果。迪斯累利是维多利亚的热情拥护者，尽管也并非不加批判。他既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老练的政客，同时也是一位足够敏锐的思想家，能够围绕身份认同、民族自豪感，以及社会凝聚力大做文章。在他的对手威廉·格莱斯顿鼓吹的自由主义道德确定性之外，迪斯累利创造出另一种政治文化、一个可以赢得民众支持的新焦点。
王室还可以帮忙解决另一个权威及治理问题，即帝国问题。在女王统治下，大英帝国前所未有地扩张，到1900年，有4亿人成为她的子民。第十二代密斯伯爵雷金纳德发起并资助了“帝国纪念日”，日期定在每年5月24日，即维多利亚女王生日当天，尽管这一纪念日直到1916年才得到官方认可。帝国各处的街道、城镇、地理标志甚至一整片土地区域都纷纷以维多利亚的名字命名或更名，包括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加拿大温哥华岛上的维多利亚市、尼罗河上的维多利亚瀑布，以及伦敦一个重要火车站，与滑铁卢站遥相呼应。
然而英国王室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为命名提供方便。它还为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政府提供了一种政治制度，这种制度不仅可以诠释英国本土所体现的自由程度，同时在某些方面，对于某些殖民地而言，通过拓展自由与权力下放，表现得非常现代化。
帝国的政府是非常多样化的。在一些殖民地，英国会派遣代表进行直接管理，这往往意味着专制和军国主义政府。但在印度，英国人小心地试图在政府中融入当地已有的等级制度，保全既有利益结构及习俗。在那里，随着莫卧儿王朝在18世纪的衰落而获得有效独立的王公贵族，只是被英国人征服。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他们接受了一套符合英国模式及利益的英国式等级制度，这一制度也会赋予他们相应的角色与荣誉，如“印度之星”和“印度帝国”勋章。同样的进程也在马来亚（Malaya）和非洲的一些地区上演。
其结果是对地位而非种族的强调。这很容易招致批评，尤其是强调特权继承，会对灌输经济、社会及政治价值观起到反作用。但这一政策的实质是对大部分由王公统治的印度现实状况的随机应变，有助于加强英国的统治地位，巩固帝国主义的“国内边疆”。另外，在印度和其他地区寻求支持是一个多层次的过程，也延伸到增选或建立能够满足当地以及帝国主义需要的专业及行政队伍。
在定居点殖民地，即白人长期定居的殖民地，随着所谓责任政府的发展，自治的范围从19世纪中叶开始扩大。这意味着，随着又一项重大的自由主义措施落成，殖民地总督在政治上要对当地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负责，而不是对伦敦负责。这一进程反映的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类似议会安排的制度化。这一制度首先在1841年魁北克和安大略合并为加拿大省时采用；1857年加拿大省选定了首府拜城（Bytown，即渥太华），当地议会大楼还借鉴了威斯敏斯特新议会大厦的新哥特式风格。其他殖民地也纷纷走上了责任政府的道路：新斯科舍在1848年，爱德华王子岛在1851年，新西兰在1852年，纽芬兰、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塔斯马尼亚和南澳大利亚在1855年，昆士兰在1859年，开普殖民地在1872年，西澳大利亚在1890年，以及纳塔尔在1893年。
“自治领”（Dominion）地位的确立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进程，为独立提供了一条和平、渐进的道路。加拿大于1867年、澳大利亚于1901年、新西兰于1907年成为自治领。尽管1865年的《殖民地法律有效性法案》（Colonial Laws Validity Act）宣布与威斯敏斯特立法机构相冲突的殖民地立法机构是无效的，但这一法案很少被援引。这一法案与1720年的《宣誓法案》（Declaratory Act）相呼应，但威斯敏斯特并没有像对爱尔兰那样对自治领施加压力，使其议会从属于英国。
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联邦制。在1899—1902年的南非布尔战争期间，以澳大利亚、加拿大、开普殖民地和新西兰为主的帝国成员纷纷出兵，使得帝国内部开始培养自治领民族主义，而非使自治领成为分离主义的力量。从1887年开始的首相会议使自治领在帝国政策中拥有发言权，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凝聚手段。它的先声是1867年在殖民地主教中间召开的兰贝斯会议，这一会议提供了一种协商制度，有助于支持继续承认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精神权威和领袖地位。更有力的是，君主为帝国提供了重要的凝聚力，这种作用既是象征性的，同时又是身份认同的有效来源、效忠关系的实在维系。
维多利亚愿意向其他教派做出和解的姿态，这在当时的环境下非常重要，同时也是英国王室及国家现代性的体现。尽管女王本人是虔诚的圣公会教徒，但她也愿意参加苏格兰长老会及德国路德教会的仪式。她认为自己是所有子民的君主，无关他们的信仰为何。在1858年发表的对印度人民的公告中，她明确表示不会对子民们的信仰强加干涉，并向所有人承诺，无论他们信仰什么，他们都将享受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在1861年和1900年对爱尔兰的国事访问中，维多利亚都会见了爱尔兰天主教会的领袖。1868年，她参观了瑞士的天主教弥撒。1887年，教皇利奥十三世获准派遣特使，祝贺维多利亚女王的金禧[3]，而女王也十分亲切地予以接见。这位包容各种信仰的女王，与宗教改革时期的君主，甚至是光荣革命后的君主都相去甚远。
维多利亚女王的金禧与钻石禧[4]，分别在1887年和1897年举行。这两次典礼同样展现了帝国已经成为英国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帝国主题非常引人注目，也有很多关于英国是唯一成功的帝国势力的言论，但与此同时，帝国本身也在不断变化。随着老女王在1901年驾鹤西去，帝国大厦便出现了裂痕。这部分要归因于英国的共同体、身份以及政治行动主义观念在帝国内部传播，以及英国的政治化实践，尤其是1884年的民主化，使英国大多数成年男性拥有了选举权，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反对帝国控制的声音。1885年成立的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以及埃及国民党（Egyptian National Party），都对帝国控制的本质发起了批判。但也有相当程度的民众选择顺从英国统治。如在爱尔兰，人们倾向于选择在英国王室统治下的“地方自治”，而非共和独立，后者只是少数人的选择。当时的大英帝国前途未卜，各方都在积极推动不同的目标与策略，但自治领，即在英国王室名下继续保持与帝国的合作关系，同时有效地独立，似乎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可行的选择。
帝国主义是全球化的一个方面，而全球化对英国社会的影响要比帝国本身深远持久许多。大量移民前往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前往美国的人则要比到任何一个帝国属地的移民都要多。相比之下，移民到非洲、亚洲的新建及已有殖民地的人则少之又少。英国贸易从帝国市场中获益，但德国等非帝国内部贸易伙伴也很重要，尽管在这些贸易中，英国商品需要承受关税的打击。
19世纪末期的问题
来自帝国的进口商品（澳大利亚羊毛、成羊肉和羔羊肉，以及加拿大小麦），和帝国之外的进口商品（美国小麦、阿根廷牛肉、丹麦培根）在农业大萧条中对英国农业造成了巨大影响。由于租金和工作机会都在减少，土地拥有者和农场工人的生计都遭到重创。工业革命中以煤为基础的地区，如东盎格利亚，其他制造业长期衰退，使得一些乡村地区问题更加复杂。
19世纪末的农业危机，导致大部分贵族的财富和权力都有所下降，除非他们能够靠采矿权勉力维持，或是与女继承人联姻，尤其是美国人——她们在现实生活和小说情节里都是很多投机者心仪的对象。这种衰落是土地大变革的一个方面，旧秩序受到新财富极大冲击。这种紧张关系并非前所未有，但却由于农业萧条，加上金融和工业利润随时可以通过购买地产创造出 “偶尔光顾”的新乡村豪强而加剧。这种行为冲击了土地延续性，以及农村家长制的观念。特权阶层和土地精英也成为政治激进主义者的主要目标，尤其是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因为那里的农村社会比较分裂，凯尔特民族主义可以发挥作用。
与农业危机恰恰相反，进口粮食对价格的影响对城市工人阶级大有帮助，同时也为19世纪最初20年关于自由贸易的政治争端搭好了舞台。富裕的工人为消费主义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而消费主义同时又影响了他们的物质生活和休闲活动。旅游业和体育产业作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活动得到了发展，电影院加入了音乐厅，食品店则成倍增加，第一家固定茶室——里昂茶室，在1894年开门纳客。
然而、低工资、临时工作、就业不足导致很多城市及农村工人无法分享这些福利。此外，到19世纪末，英国工业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作为最早工业化的国家，英国有一个重大的不利因素，那就是后来的国家可以在起步阶段就使用较为先进的技术。然而，忍受贫穷并不是贫民们唯一的道路。很多人选择移民，包括从英国移居国外。移民身份成为苏格兰人身份认同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爱尔兰人更甚。
民族主义
爱尔兰政治家首先寻求天主教解放，丹尼尔·奥康奈尔发起了一项群众性的民主运动，随后又提出“地方自治”的诉求。这两点都是对英国政治实践的重大挑战，但很多英国政治家都愿意满足爱尔兰人的这些诉求。
苏格兰人从大英帝国中受益匪浅。他们在联合王国内部保留了相当大的独立性，这一点对政治层面的民族主义造成了阻碍。苏格兰保有自己的独立教会和成熟体系，以及单独的法律体系。此外，苏格兰事务部和苏格兰大臣在1885年创立，而1880—1935年间，苏格兰的十任首相中，有五位是苏格兰人。
和苏格兰军事、政治及贸易一样，苏格兰身份认同也成为英国身份认同的一个方面。苏格兰同时也是帝国身份地方认同的一种，与作为英国人，或是加拿大人别无二致。实际上，作为一个帝国国家，大英帝国的民族性是多民族的。从个别人的经历中，我们不难看到在英国这种联系的重要性，例如生于英格兰的格莱斯顿，父母都是苏格兰人，他自然保留了同苏格兰的联系，但在利物浦、牛津、伦敦和霍顿的生活和经历对他也至关重要。他是英国精英的一员。
虽然苏格兰方面也发生了重要变革，但他们赞同盛行的辉格式历史解释，这种解释可以看作是一个公共神话，提供了令人欣慰、充满光荣的描述，似乎颇为适合一个疆域遍布全球，并正在向世界其他地区输出其宪法理念的国家。英国人把世界其他地方的动乱，如1830年和1848年的法国起义、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和1870—1871年的巴黎公社，都看成是这些国家明显的政治制度失败、落后，以及英国优越性的体现。无论在过去还是当时，英国人都看到了一种逐步走向自由的趋势。
对英格兰而言，这种进步趋势体现在一个连贯的网络当中，这个网络可以一直追溯到约翰·理查德·格林（John Richard Green）在他的《英格兰人小史》（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1874）中鼓吹的所谓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自由民主乡村社区。将民主理想化为英格兰人固有的特征，与正在不断扩大选举权的政治进程相吻合。在诺曼征服的挫折之后，英格兰人对自由的成功追求可以追溯到1215年的《大宪章》，以及中世纪英格兰其他可以当作宪政斗争的事件，还可以囊括就在前不久的1832、1867和1884年的选举权扩大历程，这些都被认为是国家发展的自然结果。
民族独立属于另一个范畴，主要强调摆脱外国控制，以及不畏挑战。如J.A.弗劳德（J.A.Froude）在他的《从沃尔西倒台到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英格兰史》（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Fall of Wolsey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1858—1870）中对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以及伊丽莎白一世的描绘。新教式的做法为后罗马时期英国的讨论增添了色彩。例如1815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该书首版由爱丁堡的一群印刷工人在1768—1771年合作完成——写道：
埃德加（959—975年在位）的统治于后世看来是古英格兰王国历史上最幸运的一段时间。他采取了最有效的方式，既避免了国内动乱，又防止了外族入侵……为英格兰历史学家称颂的埃德加，其伟大之处在于同臣民之间的和谐；这种良好关系的根源，在于国王站在邓斯坦（坎特伯雷大主教，959—988年在任）以及（本笃会）僧侣一边，此二者在民众当中声望极高。国王满足他们最大的心愿，即废除所有修道院在世俗方面的限制。他不仅会在教会事务上求助他们，在国家事务中也会倾听他们的意见。基于这些，他得到了僧侣作家们毫不吝惜的赞美之词；尽管从他的一些行为中也不难看出，这位国王并不受宗教或是人性的约束。
大英帝国被赋予了强大且悠久的历史根基，被描述为自古罗马以来的历史进程的顶点与终点。建筑反映了此类对过去荣耀的引申，但也反映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所采用的各种文化参照。18世纪末的新古典主义大量借鉴了罗马风格，但19世纪初却开始以希腊复兴风格为主。新哥特式的影响也很大，尤其是在教会建筑中。奥古斯塔斯·普金（Augustus Pugin，1812—1852）大力推崇新哥特式建筑，他认为哥特式是典型的基督教风格。他的观点和设计都恰逢其时，因为在经历了长时间较少建造新教堂的时期之后，英国又迎来了一个兴建教堂的高潮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城市的扩张，以及抵制“无神论”的决心。哥特复兴时期具有影响力的建筑师包括乔治·吉尔伯特·斯科特爵士（Sir George Gilbert Scott）、威廉·巴特菲尔德（William Butterfield）、G.E.斯特里特（G.E.Street）、诺曼·肖（Norman Shaw）以及阿尔弗雷德·沃特豪斯（Alfred Waterhouse）。此外，还有很多世俗建筑也采取了哥特式风格，尤其是在19世纪50年代，包括查尔斯·巴里爵士设计的新议会大厦。在城市景观中，自豪感显而易见。1845年7月5日发表在《生活时代》（The Living Age）上的文章《访问伯肯黑德》（Visit to Birkenhead）指出，默西赛德已经成为“19世纪为商业与和平的非凡创造树立的最伟大的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