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天生优越，也将通过文明领袖的概念，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准则相结合而得到重申。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内在的竞争力导致适者生存，而英国的成功也将由此得到肯定。查尔斯·达尔文本人也体现了英国在科学及其普及方面的作用。他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1859）被认为是该领域的扛鼎之作。
英雄主义式民族主义感染了所有社会阶层，也是所有世代的主题。查尔斯·金斯莱（Charles Kingsley，1819—1875）是一位神职人员，还曾在1860—1869年担任剑桥大学的近代史教授。他曾写过相当数量的歌颂英国昔日英雄的历史小说。这些作品包括《西进！》（Westward Ho!，1855），描绘了伊丽莎白时代与西班牙的腓力二世之间的斗争，其中审判所和耶稣会士作为西班牙人残忍行为的代表出现；还有关于反抗诺曼征服的作品《痕迹》（Hereward the Wake，1866）。
战地记者乔治·阿尔弗雷德·亨蒂（George Alfred Henty，1832—1902）在他广受当时男孩们喜爱的冒险故事里既追溯了过去，又关注了现实。他的历史题材作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销量仍旧可观，包括小说《在德雷克旗帜下》（Under Drake’s Flag，1883）、《与克莱夫在印度：或一个帝国的开端》（With Clive in India : or the Beginnings of an Empire，1884）、《英格兰的圣乔治：克雷西与普瓦捷的传奇》（A Tale of Cressy[Crécy] and Poitiers，1885），强调英国跨洋国运的《与沃尔夫在加拿大：攻克大陆》（With Wolfe in Canada : The Winning of a Continent，1887），以及《为英国坚守：直布罗陀重围传奇》（Held Fast for England : A Tale of the Siege of Gibraltar，1892），记录了英国在16世纪、18世纪、14世纪与18世纪（两次）的胜利。这些作品都被上世纪60年代我家乡新建的图书馆收录。
当时也有一些“反调”，比如对社会普遍困难群体的关注，以及认为英国的地位正在受到其他强国，尤其是美国和德国经济及海军实力崛起的威胁。然而，在19世纪末，民族自豪感与成就感较之前几个世纪更为强烈。这种自豪表现在帝国首都的中心。白厅建起了宏伟的部级建筑，尤其是新陆军部大楼（1899—1905）和新公共事务部大楼（1899—1915）。重新设计的典礼大道摩尔大街（the Mall）于1913年完工，从修缮一新的白金汉宫，延伸到特拉法尔加广场，成为对维多利亚女王的纪念。女王的雕像则竖立在白金汉宫前半圆形广场的正中央。这表明英国传统的权力仍可远离财富的创造。建于19世纪80年代末，采用了哥特式装饰的塔桥（Tower Bridge）亦是如此。不过这座桥在技术上做到了与时俱进，固定的蒸汽机为液压蓄能器提供动力，使桥的路面抬升。在这一点上，英国似乎很好地协调了过去与未来、历史与技术的关系。
注释
[1] 此人因将饲料作物轮种制引入了英国，推广萝卜种植而得名。
[2] 苏格兰传统食物，在热燕麦粥里加入威士忌和蜂蜜一同食用。
[3] 金禧（Golden Jubilee），即登基50周年庆典。
[4] 钻石禧（Diamond jubilees），即登基60周年庆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