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外部世界对英国历史的塑造作用是巨大的。这不仅仅是因为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及1939—1945年）中发挥了中坚及引领作用。国际竞争及其意识，包括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竞争，都对政府的决策造成了影响。
对于一些长期的趋势，政府只能有限地控制甚至是干预其影响，例如预期寿命的增加、城市化程度的提高、世俗化的进程及其冲击。但对于政府各部门而言，国际竞争的冲击显然要比这些因素更加棘手。因此，在20世纪初，社会福祉并不是立法改革的唯一原因。要想在一个更具挑战性的世界中保持竞争力，英国就必须迈向现代化。在南非的布尔战争（1899—1902）中，英国在军事上遭遇滑铁卢，严重刺伤了国人的民族信心。而这种民族信心在当时已经因为与德国的工业竞争饱受煎熬。现代化的诉求使得保守党在20世纪最初20年尝试引入关税，以保护英国工业（及就业机会）不受国际竞争的影响，同时加强帝国的经济联系，但最终均以失败告终。由于担心关税会使食品价格上涨，选民们拒绝了保守党。反倒是自由党在1905—1914年间推动了重大改革，包括1906年的《商业纠纷法》（Trade Disputes Act），该法授予工会豁免权，使其免受因罢工行动而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以及1911年的《议会法》（Parliament Act），该法终结了上议院对下议院立法的否决权。1911年的《国民保险法》（National Insurance Act）对失业援助做出规定。这一立法对英国政治和社会影响深远。国民保险的建立意味着每个技术工人都将拥有一个编号及一张编号卡片。对社会的分化及分析通过这样的全面覆盖成为可能。
自由党政府同样迫于压力，花费大量资金建设海军，以期在与德国的竞争中保持领先。对德国的关注，使得英国自1904年起与法国的关系愈加紧密。这使得英国进一步走向与德国的对抗。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
然而，在1914年战争爆发时，政府却出现了分裂。德国入侵比利时，计划借此攻入法国，而比利时在当时是受英国保护的中立国。这一事件对英国决定参战至关重要，因为它为敌对行动提供了道义上的必要性。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人记忆犹新的是法国和比利时的西线战场上的堑壕战，这些战役虽然并不以重要领土为目标，但对双方造成的伤亡却相当惨重。这场战争也被看作是军事徒劳的缩影。这导致很多评论家，尤其是在2014年一战百年纪念时，低估了英国参战的必要性——防止德国统治欧洲，也低估了英国在1918年成功击败德国的意义。这一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在“炮兵—步兵”配合作战的情况下，英军发展出了能够让二者在发动和维持进攻时有效协调的方法。此外，尽管参战条件非常艰苦，但人们普遍拥有决心，出于良心的反对者并不多见，大多数士兵似乎都能够找到投身其中的某种理由。
战争的持续时间和惨烈程度考验了调动和管理资源的能力。人力和军需物资都对战争的走向至关重要，同时也导致了政府管理权力的扩大。1914年的《领土保卫法案》（Defence of the Realm Act）极大地增加了政府的权力，政府接管了铁路（1914年）、煤矿（1917年）以及面粉厂（1918）的控制权，还成立了劳动部和航空部，1917年成立了粮食生产部，并开始实行粮食配给制。
战争的规模是空前的。位于伍尔维奇的皇家兵工厂雇用了8万多人，其他地区也体现出战争的影响。在伦敦北郊，埃德蒙德建起了大型军医院，而恩菲尔德则成了主要的军需生产中心。1916年，征兵制开始实行。长期以来，没有征兵制都被视为英国自由的一个方面。这使得英国武装部队的规模在1917—1918年扩大到450万人，占男性劳动力的三分之一。
与以往的战争不同，战争期间没有举行大选。尽管联合内阁是在政治争议和分裂的条件下产生的，但提供了相当高的政治凝聚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也遵循了这一模式。为笼络民意，政府成立了信息部（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并在1918年成为固定的政府部门。作为对电影成为宣传手段可能性的回应，陆军部还成立了一个电影委员会（Cinematograph Committee）。
监视工作也变得越发重要，其规模与权限都有了很大发展。特别处的人数从1914年的80人增加到1918年的700人，军情五处从14人增加到844人。国内对战争的反对是有限的，尽管1916年，都柏林爆发了一场民族主义叛乱，即复活节起义，但也很快被镇压。然而，对于这一行动中民族主义领袖和同情者的后续报复，反倒使得他们的事业得到了更多支持。
从更普遍的角度来看，战争是社会和政治变革的主导力量。传统的权力结构受到质疑，社会观念也随之改变。女性就业率上升，她们也开始扮演新的角色。很多女性出现在工厂中，尽管她们的工资相对较低，同时还要接受男性工头的管理。选举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18年的《人民代表法案》（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带来了男性普选权（21岁及以上男性），以及有限程度的女性普选权：30岁及以上的女性户主或户主的妻子。战争期间最有可能在工厂中工作的女性由于相对年轻，因此大多没有选举权。但由贵族制到民主制的过渡，到那时已经基本完成。到1928年，女性在与男性相同的基础上获得了投票权，使得1929年的选民人数达到3200万，而1910年仅为770万。战争也帮助工党崛起，尤其是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的支持者，与1916年接替他成为首相的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之间的矛盾，导致自由党分裂，破坏了战前英国主要的政治力量。作为首相，劳合·乔治依赖于保守党的支持。同时，工党加入了联合内阁。
两次大战之间
尽管英国是一战战胜国，其帝国范围也因此在非洲和中东大大扩张，但战争对经济、公共财政和社会力量的消耗都是巨大的。事实证明，英国已无力维持战后继续在国际舞台上施展拳脚的野心，尽管在国内，这场战争并没有导致像另一个战胜国意大利那样的政治分裂，更不用说战败国德国的窘境。
然而在英国，似乎弥漫着一种普遍的感觉，即让事态激化，是对众多战争牺牲者的背叛。这有助于解释1926年短暂的“总罢工”（General Strike）的相对消极状态。对于1926—1937年的保守党领袖，1923—1924年、1924—1929年以及1935—1937年的首相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而言，这次战争加大了他提供更多服务的决心，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更广泛的国家层面。战壕生活的羁绊则使得1957—1963年的保守党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在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之时，决心要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
在应对战后经济不景气、不成功的总罢工，以及30年代的大萧条之时，自17世纪以来没有任何暴力推翻权威的传统也非常重要。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劳工争端却导致了人们对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担忧。这种担忧进一步演化为对共产主义颠覆的焦虑以及诸如1920年《火器管理法案》（Firearms Act）等限制性立法的产生。根据该法，只有得到警方颁发的许可证，人们方可持枪，而且许可证需要每年更新一次。这与美国的情况完全不同。
爱尔兰的情况与英格兰和苏格兰形成鲜明对比。民族主义政党新芬党（Sinn Féin）在1918年的大选中赢得了爱尔兰多数席位。由于未能对民族自治运动做出充分的反应，再加上战前本来支持联合的民众的倒戈，与爱尔兰的联盟此时已经岌岌可危。对复活节起义的镇压也成为新芬党获得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政府最初依旧试图镇压爱尔兰民族主义。但在1920—1921年，在爱尔兰共和军游击战及恐怖主义行动的抵抗下，政府让步了。争执最终以民族主义者接受政府提出的分治方案告终。他们获得了爱尔兰自由邦的控制权，即爱尔兰岛的大部分地区。而作为单独的领土，新教占主导的北爱尔兰（历史上的阿尔斯特省的大部分地区，但并不是全部）仍是联合王国的一部分，联合王国也就此更名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在大英帝国的其他区域，尤其是伊拉克、印度和埃及，以及帝国之外新获得效忠的地区，尤其是土耳其，都发生了严重的叛乱。尽管英国政府在土耳其选择了放弃，但伊拉克、印度和埃及的反对声音最终都被压制。
英国本土并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在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1926年的总罢工并没有导致广泛暴力或是政府更迭，因为这并非是工会领导层及其成员的意图。倘若果真如此，30年代大萧条时的政治形势也就不会那么有利。实际上，尽管背景上这个国家在快速变化，但与这种变化相结合的却是政治层面的稳定。这一点颇值得玩味。
随着城市景观的改变以及机动车的普及，人居环境和人口流动都很容易发生改变。这是一种共生的发展：汽车使得住房密度下降。维多利亚时期城市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修建的紧密排屋，此时被绵延数英里的“半独立屋”所补充：带有仿都铎式立面的半独立式住宅，配以红瓦屋顶、红砖墙或卵石墙，以及前窄后宽的花园，每栋住宅还配上了短车道和车库。这些房子不仅出现在伦敦周围，在城市以外的交通干道附近也有大量修建，尤其是经济繁荣的地区，如英格兰南部的很多地方。
郊区的范围在19世纪末便开始随着铁路的发展而扩大，但当时一般不会远离车站。相比之下，汽车运输则使得发展可以以更松散的形式进行。在广告里，汽车身后的背景往往是都铎时期的郊区房屋。在远离城市中心的新址上修建房屋，可以保证廉价土地得到开发。这自然使得住房成本得以降低，但新房也占据了土地。大多数新房都销售给了自住者。他们乘汽车或火车上下班，包括伦敦南部的电气化铁道，以及向城市北部延伸的地铁路线。
这些半独立式住宅因缺乏个性、浪费空间、依赖汽车出行等问题招致诟病。然而，郊区房屋的千篇一律其实是有意为之：可预测性有助于新房的销售，而且房子都是大规模生产的，利用了标准化部件。这反映了砖块作为建筑材料的主导地位，以及预制门窗的使用。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新房的价格在400英镑至1000英镑之间。可以以低利率从建筑协会借款，从而抵押贷款购买房屋，对于住房市场至关重要。新的运输系统有助于降低成本，通过卡车，就可以把住房材料从包括大型砖厂（如彼得伯勒）和预制门窗工厂等中央生产基地，直接运送到建筑工地。
与汽车一样，半独立住宅同样是一种自由的表达。它意味着可以摆脱与他人近距离生活的限制，享受空间上的自由。半独立住宅并不是中产富裕阶级的郊区别墅，但它抓住了数百万人的愿景，为他们提供了体面的生活环境。我和我的父亲生活环境迥然不同，他是在拥挤的伦敦东区长大。但正是因为他，我才有机会享受半独立住宅的宽敞空间。这一时期还有很多公共住房建设，部分得益于贫民窟清理。然而，也还是有很多人需要继续忍受贫困地区恶劣的居住条件。
在两次大战之间（1918—1939），私家车数量增长了10多倍，在1938年达到了近200万辆。汽车产量从1924年的11.6万辆上升到1938年的34.1万辆。此外，由于在此前的铁路世纪中，公路建设几乎停滞不前，因此这时英国开始了一项大规模计划，即改造和修建公路，以便为汽车提供可以全天候行驶的路面。1929年制定的《主干公路计划》（The Trunk Roads Programme），资金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这项计划既提供了就业机会，又确保了道路改善计划的推进。
汽车和公路带来了新的气息，以及T.S.艾略特（T.S.Eliot）的诗《荒原》（The Waste Land，1922）中的“喇叭和马达声”。生活的视觉背景也随之改变，路标、灯柱和交通信号灯开始出现。公路通向了新的边界和指令信息——斑马线，以及以交通部长莱斯利·霍尔–贝里沙（Leslie HoreBelisha）名字命名的闪烁交通灯柱——贝里沙指示灯柱（Belisha beacon）。然而，仍有大量司机及其他人在交通事故中丧生，在20世纪30年代，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大约有7000人。警方发现，交通执法现在变得非常重要，1900年约有2%的案件与交通有关，而到30年代初，这一数字飙升到超过52%。也正因如此，中产阶级与法律的交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时至今日，我们都已经对公路交通带来的损害与破坏，尤其是环境污染心知肚明。然而，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汽车所带来的自由都使人们欲罢不能。在两次大战之间，大多数人都无法负担购买汽车的开销，但拥有汽车却成为很多人的奋斗目标，产生了一种潜在的动力，并导致未来的富裕将进一步拉动汽车产业的繁荣。
电影院也在这一浪漫追求中添砖加瓦：无论是英国电影，还是更具影响力的美国电影，都在创造和传播相关的生活方式与形象。去电影院看电影本身是一种共同活动，给人以集体之感，而后来兴起的电视和互联网则使社会更趋个人化。到1939年，仅伯明翰就有了110家电影院。得到发展的不只有私家车。到1938年9月，公共汽车和长途汽车的数量达到了53000辆，它们的出现也改变了人们的出行体验。
以牛津考利的莫里斯工厂等新厂区为中心不断发展的汽车工业，是高生产率消费制造业扩张的一个表现，与此前的造船和棉纺织等传统出口工业大相径庭。这一扩张促进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升。20年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到了1.5%，而1900—1913年仅为0.4%。
然而，贫困与失业问题依旧大范围存在。1926年的总罢工反映了经济机会的地域性差异。这次大罢工的导火索是煤炭工业的劳资纠纷引起的，出口下降带来了削减工资的压力。大罢工在伦敦、大多数煤矿城镇，以及其他一些相关城镇（包括伯明翰和利物浦）都得到了坚定的支持。但在英格兰南部大部分地区却应者寥寥。政府的坚定态度，包括打算调动部队镇压，使得英国总工会叫停了罢工。
工党政府在1924年和1929年上台，但他们是少数派政府，需要依赖自由党的支持。在20年代的10年间，保守党是得票率最高的政党，同时，直到1929年，保守党都在议会中占据大多数席位。20世纪20年代的保守主义倾向也在地方选举中显露出来，尤其是在新获得选举权的女性中间。这种保守主义代表的是19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产者联合的延续，原因则是自由派的激进主义倾向越发明显，导致中产阶级不满，于是越发向保守党靠拢。
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的工党政府组建于1929年，一上台便要面临同样肇始于1929年经济衰退的30年代经济大萧条。世界贸易下降严重挫伤了英国这个重要出口国的经济，并加剧了先前带来工业增长的因素中业已存在的明显弱点。这些问题导致失业人数明显增加：从1929年的160万，到1934年的340万，约占全国劳动力的17%。政府既无力维持公共开支，以延续社会福利水平，尤其是失业救济金，又无法支撑英镑稳定，因此政府出现严重分歧，只能在1931年宣布解散。
工党政府被国民政府取代，仍由麦克唐纳主持，但主要由保守党人士组成，这遭到大多数工党人士反对。这届政府是在英王乔治五世（1910—1936年在位）鼓励下成立的，似乎是应对国家紧急状况的必要之举。它在1931年和1935年的大选中都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也是这个世纪里仅有的两次政府赢得大多数民众选票的情况。国民政府成为维持稳定的力量，确保英国没有陷入欧洲大部分国家所面临的政治极端主义泥潭。此外，在20世纪30年代的极端困难时期（1938年时仍有220万人失业）的同时，英国也迎来了诸多繁荣。国民生产总值（GNP）在1934年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经济恢复速度超过法国与美国。1933—1938年间创造了约260万个就业岗位，实际工资上涨，物价回落。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24年到1937年平均每年增长2.2%，这个数据与人们普遍记忆中的30年代并不吻合。
这种出入，实际上是伦敦等繁荣地区与萧条地区——尤其是采矿和重工业地区，如威尔士南部、英格兰东北部和苏格兰工业地区——的巨大落差造成的。这些萧条地区见证了苦难，同时也迎来了更多希望充当劳动力的移民。这次大萧条的经验对1945年以后的工党政府而言非常重要。
然而，我们也不难看出，倘若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那么在按照原计划将于1940年举行的大选之后，可能就不会有工党政府了。除了住房业的繁荣——在30年代带来300万套新房落成，其中包括数量可观的政府廉租房——之外，当时还有很多产业在蓬勃发展，主要集中在满足消费需求方面。
这种消费需求自然与物质世界的明显变化有关。根据1926年的《电力供应法》（Electricity Supply Act），由中央电力局控制并发展的国家电力网已经建立，家庭用电供应大大扩展，使得电力逐渐取代煤、煤气、蜡烛和人力。人们认为电力是清洁的、方便的能源，同时也是改善环境的一种方式，动力、热量和光的获取开始越发依赖电力。冰箱对食物储存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也影响了有冰箱家庭的食谱范围。在1938年的侦探小说《看不见的武器》（Invisible Weapons）中，约翰·罗德（John Rhode）捕捉到了英国寻常人家的变化：“这里的一切都是最时髦的……各种新奇的玩意儿——贴瓷砖的浴室、最新款的燃气灶、电冰箱、持续提供热水的焦炭锅炉……一个大大节省劳力的房子。”住房的繁荣意味着很多房屋必须配备相应的设施，接通电力的住户比例从1932年的31.8%迅速提升到1938年的65.4%。这对电力的消耗和电炊具、电熨斗、冰箱、热水器和吸尘器的销售产生了影响。这种需求有助于工业扩张。
消费也反映并有助于界定阶级差异，这成为职场与物质世界的关键因素。收音机、吸尘器和电熨斗被广泛拥有，部分原因是分期购买服务的普及；但另一方面，电冰箱、电饭煲和洗衣机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中产阶级拥有。这些差异体现的是雇用他人者（不过仆人也越发只是提供偶尔的日常帮助，而不再是全职家庭佣人）与受雇者之间主要的社会分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仆人的数量锐减：从1910年的将近250万人，下降到1920年的将近150万人。
穷人无法充分参与到这个全新的休闲社会当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收音机，也看不起电影，更不用说到新建的布特林斯度假村享受假期了。这样的生活在反映“英国状况”的作品中得到了呈现，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1933）以及《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1937），还包括沃尔特·格林伍德（Walter Greenwood）在《救济中的爱》（Love on the Dole，1933）中对失业的残酷性的描述。类似的作品还有沃尔特·布赖尔利（Walter Brierley）的《收入调查员》（Means Test Man，1935），以及乔治·布莱克（George Blake）描绘克莱德赛德造船厂的作品《造船工》（The Shipbuilders，1935）。
另外，这一时期大多数文化并不是为了挑战既定的惯例和社会秩序。在一个不安的年代，人们更希望强调秩序，比如妇女的从属地位。多萝西·L.塞耶斯（Dorothy L.Sayers）笔下的哈莉特·范恩是一个思想独立的女性角色，在婚前曾有过一个情人。然而，她也是众多强调稳定的性关系与阶级地位的女性角色之一，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简·马普尔，或者艾维·康普顿–伯内特（Ivy Compton-Burnett）和达芙妮·杜穆里埃（Daphne Du Maurier）笔下的女主角并无不同。
同样，当时的现代主义作家如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其吸引力相比于一些“中产趣味”或“低级趣味”的作家，也十分有限。不过，现代主义在英国广播电台（BBC）的广播节目中却得到了些许讨论。BBC成立于1926年，是一个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垄断机构。实际上，BBC赋予广播事业以国家特色，凸显了所谓的“BBC英语”，使其成为“标准发音”（PR），从而树立了一个统一标准。同样，在音乐方面，拉尔夫·沃恩·威廉姆斯（Ralph Vaughan Williams）的民歌作品以及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Elgar）的哀婉曲调在节目、留声机唱片和广播中都大受欢迎。1936年，世界上首次公共电视广播服务由英国广播公司放送。
更普遍的情况是，电影和新闻片都会乐观地强调社会凝聚力与爱国主义。除了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的小说《邪恶的肉身》（Vile Bodies，1930）对反主流文化的性行为与酗酒行为进行了描述之外，D.C.汤姆森（D.C.Thomson）、米尔斯和布恩（Mills and Boon）这两家最成功的通俗小说出版商也在积极传播保守的社会道德准则：性能量被遏制，而激进主义、社会压力和道德质疑则被忽略。张伯伦勋爵的部门对舞台的审查工作仍在继续，审查的目的在于维持针对性行为、堕胎和节育等话题的道德准绳，从而维护旧日道德及其准则的地位。跨种族的性行为，与涉及上帝的描述一并受到谴责。
这种保守主义反映的是强烈的国家认同观念，认为国家认同在本质上应当是保守的，反对任何别出心裁与激进主义。这也是保守党领袖斯坦利·鲍德温的政治立场在文化方面的对应产物。1935年，他接替麦克唐纳出任首相，一直担任到1937年。在反对共产党及奥斯瓦尔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的极右翼英国法西斯主义者联盟——他将这一联盟视为“非英国式”——的过程中，鲍德温强调国家特性、延续性、独特性，以及恒久不变的常识。鲍德温此举并不是要迎合政治反应，而是希望以一种富于想象力的方式缓和经济变动，尤其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竞争所产生的紧张局势。鲍德温与猪群和五杆门的合影，有助于强调农村价值形象的认同。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在英格兰相当成功，但在威尔士却收效甚微。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
与20世纪30年代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民主制度的疲软和崩溃相比，国民政府的效率依旧不啻一种胜利，而这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个国家最终能够力挽狂澜意义重大。这是一场非常不受欢迎的战争，由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侵略行为引起。鲍德温首相错误地认为可以与德国的纳粹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谈判，而他的继任者、1937—1940年担任首相的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陷入了同样的误区，尤其是1938年，他还就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与希特勒达成了《慕尼黑协议》（Munich agreement）。这一策略被称为绥靖，在日后饱受谴责——因为它既不道德，也不成功。
然而在当时，想办法避免战争似乎是权宜之计，而且张伯伦很受欢迎。他长期致力于削减开支与保持财政稳定。1933年，针对军方要求增加远东防务准备经费的压力，时任财政大臣的张伯伦回应道：“在财政部，我们认为财政状况的风险或许比日本入侵更加紧迫。”
1939年，希特勒的策略粉碎了绥靖的期望，正如日本人在1941年12月将要做的那样。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部分被占领。针对希特勒公然破坏《慕尼黑协议》，张伯伦试图通过保护波兰与罗马尼亚来予以威慑。实际上，在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之后，英国随即宣战。
一开始，战局一塌糊涂。对于波兰，英国无法提供任何援助。此外，英国军队在1940年试图阻止德国征服挪威与法国，同样未能成功，一败涂地。这是这个国家需要应对失败的关键时刻，同时也是需要直面德国入侵威胁的至暗时刻。然而，惨淡的现实并没有让英国接受德国开出的和平条件，反而让张伯伦的继任者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坚定地表达了奋战到底的决心。
在1940年8月和9月进行的不列颠战役中，德国本欲借以铺平入侵道路的空袭，被英军一流的战斗素质、干练的指挥决策、优质的战斗机以及英国雷达击退了。英国的城市，尤其是伦敦，在空袭中遭到了严重打击。1940年的经历使得英国形成了一种新的爱国主义。这似乎表明，在没有盟友牵制的情况下，英国独力应对战争其实更加容易，尽管它拥有自己的世界帝国作为后盾。德军的空袭失败似乎也证明了战争的道德属性，并且鼓励了一种意识，即无论贫富贵贱，全体英国人都在承受打击。事实证明，无论在战时还是战后，这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记忆。
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6月），并在盟友日本对英美两国发动攻击后对美国宣战，英国也因此获得了新盟友。最终，战争的扩大化对盟军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但在1941年和1942年初，德军和日军仍旧势如破竹。1942年2月，在经历了一场耻辱的失败之后，英军被赶出马来亚，被迫交出新加坡，让英国在亚洲彻底威信扫地。缅甸不久也被日军攻陷。
然而，德军和日军的攻势在1942年底陷入迟滞，英军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埃及击退了德军，还把日军挡在印度之外。盟军开始由守转攻，在1943年初与德国潜艇部队进行的大西洋战役中取得胜利。德军也被彻底逐出北非。接着盟军在1943年7月攻入西西里，当年9月挺进意大利本土，1944年6月夺回诺曼底。在缅甸，盟军与日军在1944—1945年打得难解难分。英军在那里与澳大利亚、加勒比海地区、锡兰(斯里兰卡)、埃及、印度、肯尼亚、西非和新西兰军队并肩作战，全部由英国方面指挥，这是帝国依旧保持强大军事力量的体现。到1945年，德军和日军的失败几成定局。如果说苏军在陆上战场对德军的阻击起到了关键作用，那么英军的对德作战同样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海上及空中战场。
战争对英国本身的影响是巨大的。尽管破坏性没有预期那么大，但物质上的损失仍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场战争。有超过 6万名平民在空袭和导弹袭击中丧生，其中近一半在伦敦。伦敦大部分地区都遭到了破坏，而战后重建工作对建筑的破坏更加严重，因为大多数修复都质量低劣。为了应对轰炸威胁，各大城市都进行了儿童疏散，仅伦敦就疏散了69万，这是英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家指挥平民迁移。战乱极大地冲击了家庭生活，影响了社会秩序。然而，尽管存在黑市和罢工等问题，但人们对牺牲的必要性表现出了极高的接受度，士气与民众的决心也比有时认为的要高。
战争也对经济造成了重创，出口市场完全丧失，金融稳定也因大量支出而饱受打击。战争期间英国损失了大约四分之一的国民财富，对战时贷款（主要来自美国）的依赖使其在1945年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债务国。这对战后的英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战争期间，政府管制无处不在，1939年增设了作战经济部、粮食部、国内安全部、信息部、航运部与供应部。后来又增设了飞机生产、燃料与动力，生产等部门。1939年开始征召男性入伍，1942年开始征召女性。一切都被纳入政府的管控之下。例如从1940年开始实行的食品配给并不受人们欢迎，但它根据营养科学重塑了这个国家的饮食习惯。配给卡提升了国家的存在感，对社会起到了规范作用。但与此同时，黑市的发展也体现出人们逃避制度的普遍决心。医院各部门在紧急医疗服务体系的要求下进行了改组。
战时管控使社会主义在很多人看来越发正常：随着税收的增加，政府规模急剧扩大，民众对计划的信任感增强，生活开支也得到了补贴，英国人一贯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工党在1940年组建的战时联合政府中所扮演的角色对其地位的恢复非常重要。在战后的大选中，工党获得胜利，这是他们第一次在议会中获得明确多数席位。这反映了工党立场和计划的广受欢迎，也反映了由于先前的大萧条和不平等，30年代时的执政党保守党遭到了人们的否定。
战后世界意味着什么，此时尚不明朗。1944年4月，海军部讨论了建造一艘大型重型巡洋舰的计划，新的战列舰和航母也将在5月跟进。然而，战后的政治与现实将会带来完全不同的优先事项。
1945年以后的英国社会
自1945年以来，英国与英国人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影响比通常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客们的行为更为显著。国家层面的变化，一个明显的驱动力是人口前所未有地大幅增长。与这种增长相匹配的则是对生活方式的期望值大幅提高，因为富足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标准，而个人则需要通过自己创造的物质财富来表达自己。这个世界是个人主义的，同时又因为广告与定价的压力而充满顺从。
在移动能力（汽车）和空间（住房）成为刚需的形态下，人口增长导致土地从农耕用地和荒地，大量转化成道路与住宅，这对野生动物的生活，以及人对于乡村的体验产生了多重后果。在并非通勤或养老社区基地的乡村，由于农业活动急剧减少——部分原因是机械化——人口已经变得十分稀少。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对乡村生活造成了影响，但并未充分听取乡村的意见，例如在2004年对历史悠久的猎狐行为的禁止。
环境压力是英国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例如，对水资源的需求不仅反映了人口的增加，而且反映了更加舒适的生活条件和更充裕的财富，即人们可以更加频繁地洗澡或是淋浴，以及洗碗机的大量拥有。这种变化体现了消费主义的力量，它强调流动、休闲、舒适、自动化，轻易为人们提供了之前生活中得来不易的暖气、水和食物。房屋所有权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在1914年，英国的房屋里有10%是业主自住，而到了2000年，这一比例大大提高，达到了70%。而在苏格兰，由于工资水平较低，加上当局管控较为严格，这一比例相对较低。
由于人口增长和消费主义所带来的环境压力，使得野生动物的生活遭受重创。例如在1976—1998年间，灰山鹑的数量锐减80%，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铲除灌木丛导致它们无处筑巢。总体上看，低地物种受住房开发和农业生产的影响较之高地物种更甚。而且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了乡村地区野生动物的生活，还导致特色景观和声音的凋亡。英国一些地区破晓时的鸟鸣声明显减少（甚至消失），蝴蝶种类也同样锐减。蝴蝶种类的变化是一个特别直观的数据，表明土地使用的变化，以及污染和农药使用造成的破坏。
和很多其他情况一样，这里依然存在区域性的因素。正如英国鸟类学基金会（British Trust for Ornithology）在2007—2010年的调查显示，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的林地、农田栖息的鸟类以及候鸟的总体数量都有所上升，而在人口较多的南部，这些数据都呈下降趋势。气候变化是一个原因，但南部地区的发展压力显然更大。
环境压力多种多样。与全球变暖相关的海平面及河流水位上升，是导致2014年初洪水的部分原因，据环境署估算，这场洪水波及了至少520万户家庭。另一个长期问题则是生活垃圾的激增所带来的，这些垃圾同样是消费主义兴起和人口增长的结果。
环境危机同样指向了食品供应问题。疯牛病（牛海绵状脑病）丑闻对英国牛肉产业造成了影响。2001年的口蹄疫爆发则是一个养猪场对受污染的废物处理不当所致，导致英国出台规定，禁止使用厨余废物喂养动物。危机期间，政府禁止牲畜流动，关闭公共人行道以防止病毒传播，欧盟则禁止英国出口动物和肉制品，并大规模扑杀了至少400万只动物。阴燃的动物尸堆成为常见景象。疾病被消灭了，但这场危机对英国大部分农村地区都造成了重创。
牛结核病的兴起，再次体现了人类食物系统的脆弱，这导致英格兰和威尔士在2012年屠宰了超过38000头牛。关于是否应该通过扑杀獾来应对这种疾病，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这再次反映了国家机构对农民的管控程度。
人口数量的变化也与人口构成的变化显著相关。主要是由于医学的进步，男性与女性的预期寿命都大大增加，这也成为发达国家的普遍趋势之一，尽管冠心病仍是世界上致死率最高的原因。预期寿命的增加导致人口平均年龄的上升，这在出生率没有相对增加的情况下变得更为突出，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迎来了婴儿潮。预期寿命提高影响了社会格局与政治背景，尤其体现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对养老金领取者利益支持的强调上。
此外，大规模的移民——以来自西印度群岛和南亚为主，但也有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尤其是21世纪初的东欧移民——同样对人口构成造成了极大的改变，特别是在大城市，而苏格兰所受的影响则相对较小。整个国家在种族上更显多样化，对文化也产生了明显影响。1948年的《英国国籍法》（British Nationality Act）确认了英联邦及殖民地人口可以自由入境的既有立场，从而导致来自西印度群岛和南亚的大量移民拥入英国。1970年，英国的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教徒总共约有37.5万人，而到1993年，这一数字达到了162万人，其中穆斯林数量的增加最为明显。
社会与文化的变化，也体现在人们越发个人主义，也越来越叛逆。1945年之前的道德规范被逐渐推翻，这一进程始于50年代，随后在60年代意义深远的法律变革中得到确认。堕胎与同性恋合法化，死刑被废除，妇女地位也得到了立法保护。1991年，婚内强奸行为被纳入强奸罪的范畴之内。
在这些变化发生的同时，妇女的就业率也在发生变化。关于妇女就业率的调查始于1971年，这本身便是对这一问题越发感兴趣的一个体现。当时的比例是52.7%，而到2013年12月，这一比例已经上升至67.2%。男性就业率仍相对较高，达到了77%。社会的广泛、长期变化与更具体的政府决策相辅相成，如试图使男女领取养老金的年龄相同，以及对单身父母福利的改善，都是重要的举措。到2018年，女性领取国家养老金的年龄将从60岁提升至65岁[1]，并在2018年至2020年间提高到66岁。这有助于大幅提高50岁以上女性的就业率。然而，性别间的薪酬差异仍十分巨大，2013年12月，男性的平均工资比女性高出15.7%。
除了性别与年轻人的期望和角色在发生改变，或者说更加坚定，还有其他更加广泛的潮流在更新这个时代。正式性在各个领域的下降是一个主要趋势，称呼与谈话方式越发显得随意，衣着方面也是如此，而这也是通过消费主义表达个性的一个面向。
礼仪与行为的变化也体现在社会结构和性行为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离婚率明显上升，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于1949年达到顶峰，随后在50年代开始回落，但仍远高于战前水平。而到60年代，离婚率再次上升，1971年《离婚改革法》（Divorce Reform Act）令这一趋势有所放缓。不过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离婚数量，还是从1971年的74437起，上升到1993年的165018起，创下历史新高，随后回落到2002年的147735起和2012年的118140起。这些数字掩盖了显著的变化，特别是离婚意愿的普遍增强，这反映了人们对生活期望的不断提高，以及社交媒体、约会网站和相关药品的新技术发展之间的关联。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离婚，单亲、女性为户主的家庭明显增加，其占有子女家庭的比例，从1971年的8.3%，提升到1980年的12.1%。
这一趋势也和性与婚姻不可分割观念的终结有关。1967年通过的《国民医疗保健体系（家庭计划）法》（The NHS [Family Planning] Act）没有提及婚姻。2014年，身为法官的卡尔沃思的威尔逊勋爵（Lord Wilson of Culworth）宣称，传统的核心家庭已经被“混合家庭”取代，普遍的离婚导致很多“血统复杂的联合家庭”的出现。
这些转变也与宗教观念的转变密不可分。到20世纪90年代，只有七分之一英国人是基督教会的积极成员。尽管很多人声称自己是信徒，但无论对于大多数信徒，还是那些不那么信教，或是根本不信教的人来说，信仰都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了，无论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在一些关键节点，尤其是临终时刻。这也是世俗价值观占据优势地位并不断上升的长期趋势的表现。20世纪，英国国教会参加复活节仪式的人数不断下降。1911年，参加复活节圣餐的有230万人，神职人员超过23000人。1931年，尽管参加圣餐的人数仍为230万，神职人员21309人，但这是在人口明显增加的前提下。到1951年，这些数字下降到190万和18196人，到1966年则下降到180万和20008名神职人员。与此同时，罗马天主教的人数却普遍增加，从1911年的170万（其中实际参加弥撒的有91.5万），到1961年的355万（参加弥撒的有210万），1969年的410万，到1976年超过500万。但从人口比例上看，参加教会的人的总比例仍然相对较少。
到20世纪90年代，得到国教教会大力支持的“保持礼拜日的特殊性”（Keep Sunday Special）运动并未能阻止商店在礼拜日开门营业。教会原本在慈善和提供社会福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现在这些功能很大程度上都被国家替代，尽管仍留下不少空白。
大多数政治家的生活不再受宗教价值观的影响。尽管格莱斯顿和鲍德温等人对宗教信仰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威尔逊或希思对此便不再上心了。经政府批准的国家公祷日，原本期望吸引教会之外的普通民众也参与其中，但在1947年为应对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而举行了一次之后便不再举行。内阁曾考虑在1957年再举行一次，但提议遭到驳回。这一仪式的落幕反映的不仅是政治气氛的变化，也表明教会领袖们现在接受了世俗化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