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更普遍的情况下，由年龄和经验确立的权威纷纷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对年轻和新奇的强调。这一点在政治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例如投票年龄已经降低到18岁，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时还曾讨论过要进一步降低至16岁，即2014年苏格兰公投时的年龄标准。在消费领域，随着年轻消费者的崛起，同样出现了对年轻和新奇的强调；在文化领域，流行音乐发生了明显变化。20世纪60年代对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文化延续性的破坏相当普遍。这种破坏反映的是社会和意识形态趋势的影响，尤其是大众对性别、年轻、阶级、地域和种族理解的转变。这些趋势也对建筑造成了影响，许多建筑在60年代时被拆除。开发商、规划师和市议会的合作往往是以善意为起点，却很容易遭到误导，甚至做出败坏之举，认为过去应该被统统抛弃，导致在利兹、曼彻斯特、纽卡斯尔和埃克塞特等城市出现了广泛的破坏和蹩脚的重建。
另一个缺乏对过去兴趣的例子是对重要历史遗迹的处置。通过A303号公路和A308号公路，汽车可以分别在巨石阵和兰尼米德（《大宪章》签署之地）随意穿梭，更不用提纳斯比等古战场了。
在大众文化方面，除了詹姆斯·邦德系列电影、迪克·弗朗西斯（Dick Francis）的小说，以及电台肥皂剧《阿彻一家》（The Archers）所体现的明确的延续性之外，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转向，例如流行音乐方面。在60年代，以披头士乐队（他们的首支单曲Love Me Do发行于1962年10月）和滚石乐队为代表的流行歌曲，带给英国不同于先前“世界大帝国”的感觉。通过广播一台（Radio One）的建立以及海盗电台的推波助澜，流行音乐蓬勃发展，也将这种感觉推向极致。尤其是来自默西赛德郡的披头士乐队，他们通过演唱歌曲挑战了语言的“标准发音”，提供了地域差异，这也被BBC所接受。从60年代开始，BBC在用词、风格和语调上对整齐划一的强调有所下降。从1967年开始播放的彩色电视节目让人们感受到了进一步的变化：以前的一切都显得灰暗。
立法也对参与变革起到了作用。社会立法至关重要，其中大部分由工党在1964—1970年间推出。“新不列颠”（The New Britain）是1964年工党竞选的口号。实际上，60年代的“解放”一般被认为体现在年轻人、性和社会自由主义方面。
导致消费主义扩张的立法，其意义也同样深远。消费主义与这一时期更广泛文化中的一系列因素有关，包括个人主义以及个人喜好在社会道德与实践中占据的主导地位、拥有房产的风气，以及“精英主义”公共文化的衰落，文化发展越发倾向于用户喜好。在批评者看来，这种对社会关注的脱离，可以看作是公民社会崩溃的一部分。
1964年，保守党政府取消了“转售维持价格”（RPM），使得消费主义得到进一步的改变与发展。先前的转售维持价格要求商家按照供应商制定的标准价格来出售商品，从而阻止低价竞争的出现，有助于独立的小店主抵制大型超市的薄利多销。而在取消了转售维持价格之后，超市就可以凭借自身规模优势进行大宗采购，进而以更优惠的价格出售，将竞争对手彻底扫清。消费者对超市偏爱，导致购物行为出现了明显的趋从性，随着此前没有出现在超市中的商品，如酒类和汽油，开始上架出售，这种趋从性更加突出。1950—196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40%，成就了一个富裕时代。对此，超市功不可没。
帝国的终结
利物浦之声、摇摆的60年代、伦敦卡尔纳比街、迷你裙，这些元素创造了一个与1956年国际风云当中的英国相去甚远的形象，当时英国正趁着帝国斜阳的最后余晖，试图恐吓埃及，但并未奏效。直到1945年，英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1946年，地中海总司令、海军上将威利斯还对埃及长期局势持乐观态度，尽管已经收敛不少。然而，这支曾经举足轻重的海军正在走向末路。英国最后一艘战列舰于1960年报废。
从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独立开始，到1964年，帝国曾经的殖民地——尤其是非洲殖民地——大多取得了独立，不过仍有小部分殖民地得以保留。1957—1964年，帝国终结的速度相当迅速。先前，人们以为印度的独立并不会影响到帝国大局，这种想法一直保持到50年代初；但在苏伊士运河事件后，政府的态度却起了相当大的变化。次年，即1957年，艾伦·亨特（Alan Hunter）在他的小说《轻轻落地》（Landed Gently）中指出，大国沙文主义与旧世界的其他方面，尤其是“撒旦的磨坊”[2]（satanic mills）和社会不公平，终将走向失败。
摆脱欧洲统治并不只是大英帝国殖民地独有的现象。法国在非洲的大部分殖民地于1960年独立。大英帝国保留下来的人口最多的香港，在1997年结束了对其的殖民统治。不过英国在1982年对阿根廷的一场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由于帝国在英国人身份认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的逐步终结便成了一个重要的断裂，尽管年轻一代并没有感受到这一点。事实上，这构成了代际之间历史记忆与想象的重大反差。有人试图以英联邦的形式提供一种不同的身份认同，但它无法与现实的其他兴趣与关切抗衡。除了伊丽莎白二世（1952年至今在位），英联邦这个概念鲜有人问津。
随着帝国的迅速瓦解，英国似乎成了一个被削弱的国家。尽管由于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1952年），随后又拥有了氢弹（1957年），英国的军事实力实际上得到了补强。这一时期，英国的国防重点是保护西欧不被苏联入侵，而在冷战对抗中，英国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英国是国际组织的积极成员，尤其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创始成员，英国拥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英国还是1949年创建的“北约”（北大西洋公约）创始成员，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陆续撤出苏伊士以东地区之后，英国部队在90年代重返了苏伊士，尽管是作为由美国主导的同盟的成员。
英国的政治与经济
在自家门口，英国从1969年起在北爱尔兰派驻部队，以应对迅速成为严重恐怖主义威胁的教派暴力的挑战。事实证明，天主教民族主义势力临时派爱尔兰共和军（Provisional IRA）已经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恐怖组织。1998年，随着《耶稣受难节协议》（Good Friday Agreement）的签署，双方通过和平谈判搁置了“麻烦”，但紧张局势仍在。
相比之下，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民族主义者基本保持平和。1999年，二者都获得了一个权力下放的议会，得到了相当大的自主控制权。实际上，英国本身似乎也走在同样的道路上，即成为欧洲内部一个获得下放权力的实体，因为1973年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缩写为EEC），即后来的欧盟（European Union，缩写为EU），导致国家主权明显丧失，一部分权力移交到欧洲机构。但自相矛盾的是，当英国因财政疲软不得不退出欧洲汇率机制（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时，国家自治权倒是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当英国继续处于欧元体系之外时，这种情况便仍在继续。
在国家层面，政府由工党（1945—1951年、1964—1970年、1974—1979年、1997—2010年）及其对手保守党（1951—1964年、1970—1974年、1979—1997年）交替控制，而且与1915—1945年的大多数时候不同，直到2010年，英国都没有再出现过联合政府。两党的理念有相当程度的重叠，尤其是在执政之时，例如始终保持免费医疗服务的提供，这也是国民医疗保健体系（NHS）的基础，以及到80年代一直在一定程度上秉持的社团主义。但也有重大的反差，典型的例子便是1979— 1990年，作为保守党领袖的撒切尔夫人以首位女首相的身份执政期间，对于社团主义的基本摒弃。
即便是在1945—1975年，撒切尔夫人取代更注重社团主义的爱德华·希思成为党魁之前，保守党也更倾向于个人自由与低税收，而工党则倾向于集体主义的解决方案，更乐于采取国家主导、发挥控制作用的主张。这一点从工党在1945—1951年、1964—1970年和1974—1979年执政期间支持将经济的主要部分国有化便足以证明。国有化有助于元气大伤的英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中得到恢复。
大多数领域都在1979—1990年保守党执政时期实现非公有化，这一方针是意识形态与经济政策相结合的产物。而在1997—2010年工党执政期间，这些领域没有被再次国有化。
在工党内部出现了呼吁其推动社会转型的呼声，尤其是在70年代和80年代，英国工党脱离了欧洲大陆工党普遍采取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在1974年的大选中，该党“骄傲地”宣布了“社会主义目标”，并承诺将在“权力与财富方面采取措施，实现根本的、不可改变的逆转，使之有利于劳动人民及其家庭”。随着该党与激进工人组织的关系越发密切，竞选重点也从60年代的无阶级倾向，转向对工人阶级的强调。
这种强调导致了政治分裂感的突出，无论是在1974—1979年疲软的工党执政时期，还是1979—1997年保守党执政期间。党派之间的激烈争执与党派内部的分歧相呼应，这种混乱在70年代国家实力总体下滑的背景下显得格外突出。社会与工业凝聚力似乎日渐走低，人们开始对犯罪率的上升忧心忡忡。焦虑情绪在社会上弥漫，人们认为英国已经濒临崩溃，行将就木。这种焦虑导致了70年代各种奇谈怪论的出现，认为英国需要寻求议会制度以外的解决方案。
但最终，政治体制得以维持，社会和平也未被打破。撒切尔通过大选上台，随后利用连续选举授权，推动了重大改革的落地。在这个过程中，撒切尔粉碎了战后社团主义社会的诸多“道德经济”，尤其是它在70年代的形式，并对从工会到伦敦城的传统规划等一系列利益集团发起挑战。撒切尔成功的原因，部分在于“道德经济”在70年代的分裂中已经显露危机。在这10年里，人们对既有做法的信心不断下降。撒切尔在1983年和1987年的选举中连续获胜，也要大大归因于工党本身的持续疲软，以及新成立的社会民主党自身的分裂。社会民主党主要由工党极端主义者的异见者发起，首先与自由党结盟，并最终合并。
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撒切尔克服了矿工工会激进领导层及爱尔兰恐怖分子推翻其政治进程的企图。同时，撒切尔的政策导致英国诸多社区的社会政治与环境发生改变。煤炭行业的崩溃是国际经济趋势的反映，但她对该行业的刻意边缘化，则使很多此前围绕矿坑形成的社区彻底消失。
1994—2007年的工党党魁、1997—2007年的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试图调整工党的传统策略，寻求避免社会主义与工会占据主导地位的中间或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在尼尔·基诺克（Neil Kinnock）的领导下，1989年工党的政策检讨《迎接挑战，做出改变》（Meet the Challenge, Make the Change）已经放弃了80年代工党所认可的诸多政策，包括价格和进口管制、高所得税、单边核裁军、财富税，以及对工会法律豁免权的恢复。这次检讨借鉴了撒切尔主义，赞同自由市场的提法，摒弃了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言论和实质政策。这是一份关于工党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文件，也是1992年该党参选时的重要政策参照。
1994年，新晋成为工党领袖的布莱尔在该党的会议中谈到了他的目标：打造一个“经济繁荣富裕、社会公正安全、政治变革自信”的社会，塑造“新工党，新英国”的联系。1992—1994年，在担任影子内政大臣期间，布莱尔就曾承诺要对犯罪采取强硬措施。这一政策先前并不在工党的范畴之内，但却对其重获主动权起到了很大帮助。这也是他对于责任作为社会生活一个方面的强调，在这一点上，他与梅杰异曲同工。两人都力图克制个人主义与放任主义。
但在实践中，政府的干预主张依旧明显。布莱尔的选择受其所属政党性质影响，部分党派对他的政策无法信服。而且他专注于外交政策，尤其是在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之后。此外，他所说的自给自足与现实政治也存在极大冲突，后者仍热衷于将立法和政府视为解决问题的手段。种种冲突，加上解决问题的失败，如卫生和教育方面的尝试，都给人以痼疾难除之感，民众对政府在国外的武装干涉行径的反对更加剧了这种感觉。
此外，对现代化尝试夸张的宣传，与既得利益集团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之间，也存在持续性冲突。作为回应，布莱尔在2000年宣布任命“人民贵族”，让普通民众有机会申请加入上议院。但实际上，除了使女性和少数族裔成员比例明显上升外，任命模式本身并没有任何改变。
从更普遍的角度来看，不确定的，即多变的公共政策，是导致英国经济从40年代以来明显衰退的重要原因。这种衰退在制造业方面尤其明显，尽管在某些部门，如制药业，英国技术仍旧可以保持市场领先。战后德国、日本和法国的经济都得以快速增长，这使得英国的不成功愈发明显，并导致英国寻求加入欧共体，即欧盟的前身。这也反映了英国全球角色的衰落，昔日帝国已经沦为无法提供经济替代的英联邦。相反，英联邦国家开始寻求自己的发展道路，因此加拿大与美国越走越近，而澳大利亚则把目光投向日本。英国在1961年提出加盟欧共体，但在1963年的投票中被法国否决，理由是英国仍被视为拥有全球利益。当爱德华·希思政府（1970—1974年执政）愿意放弃大部分英联邦特殊利益时，英国才得以获得欧共体的成员资格。这也是接受欧共体农业保护主义政策进程的一部分，尽管这一政策对英国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英国在1973年正式加入欧共体。
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以及80年代的部分时间里，经济问题导致民族忧患意识加强。尽管威尔逊政府进行了长期抵制，但英镑还是在1967年大幅贬值，导致该政府威望明显下降，而这本身则反映出英镑作为储备货币吸引力的锐减。在更普遍的层面上，由于通货膨胀率持续走高，加上人们对这个国家治理的信心不足，社会问题充分凸显，尤其是70年代初煤矿工人的罢工，导致政府工资政策的失败。此后，由于在北海开采出大量石油，经济衰退的影响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掩盖。
不过，1984—1985年之间一次大规模矿工罢工的失败也很重要，因为在此之后，工会的好战情绪便大大降低。撒切尔对工会这种情绪的坚定立场，对于在经历70年代大部分时间的混乱之后政府恢复控制力至关重要。矿工们在1972年的罢工中取得了胜利，并在1974年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爱德华·希思的保守党政府的倒台，因其面对工会激进主义时束手无策。相反，他们在1984—1985年的失败则体现了工会好战情绪的下降，同时也标志着极左翼对于搞垮撒切尔政府的希望的下降。
矿业危机导致了特定地区失业率的上升，这是当地经济与社会财富状态的一部分。如果强调全国总趋势，这种状态便可以被轻易掩盖。但全国总趋势也足够糟糕。失业劳动力从1979年的130万左右上升到1983年的350万左右。传统采矿业及重工业，如以钢铁和造船业为重点的地区，不仅仅是失业率居高不下；这些地区的人均收入补贴最高，低周薪家庭所占比重同样也是最高的。在钢铁、造船等重工业衰落的同时，化工、汽车等新兴增长领域也开始显露颓势。对经济较低迷地区的转移支付，成为公共财政的关键因素。由于1978年制定的巴尼特公式(Barnett formula)机制，苏格兰成为转移支付的特别受益者。而与威尔士一样，苏格兰也在议会中占据了过多的席位。这使得在未能根据人口分布情况重新分配议会席位的情况下，工党大大获益。
在制造业衰退的同时，经济结构开始变化，服务业崛起，工作体验也随之改变。管理、研究与开发工作日益与生产任务分离。前者并不集中在传统的制造业地区，而是集中在英格兰东南部，如伦敦以西、剑桥附近的M4走廊地带。其次是英格兰南部的新市镇（New Towns），如哈洛、米尔顿凯恩斯和斯蒂夫尼奇。在1997—2010年间，米尔顿凯恩斯是伦敦以外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在新市镇中，它是对逃离伦敦的中产阶级吸引力最大的一个，而其他第一批新市镇，如斯蒂夫尼奇（建于1946年，属于第一次规划）和哈洛，则只能用于容纳政府廉租房。
整体而言，“建制派”变得更加关注伦敦及英国东南部地区，金融业与服务业变得比传统产业的利益更加重要，尽管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伦敦金融城打击巨大。东南部原本的纳税比例相当高，因此也得益于撒切尔对所得税的大幅削减以及对激励经济的强调。
在80年代，伦敦码头区的写字楼开发便在全国一骑绝尘。实际上，加拿大广场一号（One Canada Square）已经成为东伦敦码头区发展为以金融服务为重点的现代商业中心的象征。它位于金丝雀码头，是一座拥有金字塔顶的235米高的摩天大楼，建于1988—1991年间，是当时英国最高的摩天大楼。在2001—2012年间，位于金丝雀码头开发区的工作岗位数量翻了两番，从27400个增加到100500个。而从非常不同的角度来看，犯罪与金融的联系也越发紧密。
东南部的发展将北部远远甩在身后。2013年，北部劳动者的平均年收入为24000英镑，伦敦达到了约28000英镑。2013年，政府前能源顾问豪厄尔勋爵指出，英格兰东北部可以从页岩气开采中获益，因为那里包括“大片无人居住的荒凉地区”，这样的地区即便出现混乱也不会造成什么影响。他的发言招致各路人士抨击。次年，地方政府协会（Local Government Association）报告称，在北部城市地区，16至24岁年轻人就业不足及学习成绩不良的问题很严重，尤其是在谢菲尔德、利兹、纽卡斯尔和曼彻斯特。2005年和2012年GCSE考试成绩最差的地方城市包括南约克郡、提赛德郡、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不过在2012年，也有一些乡村地区的首府城镇进入了这份名单，包括诺福克、萨福克、萨默塞特、多塞特、赫里福德郡和康沃尔。
除了伦敦金融城作为投资资本来源的重要意义，国家在控制与监管方面的角色，也使得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执政，伦敦的重要性都在加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威斯敏斯特和白厅在制定英国统一政策议程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在1946年英格兰银行国有化和1948年建立国民医疗保健体系之后。
然而，隐藏在总体指标之下的区域差异仍然显著，这对于理解各地区迥异的变化历程非常关键。在东南部，不仅是伦敦，泰晤士河口沿岸以及梅德韦各城镇，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存在很多贫困问题。威尔士和苏格兰也有很多地方和区域性反差值得关注。地方反差一直是英国史的一部分，但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种反差变得，或表现得更为激烈。这不仅是因为经济发展，同时也是因为住房政策的变化。根据1980年《住房法》（Housing Act）的“购买权”立法，政府廉租房广泛开放销售，但这种销售也造成了倾斜。富裕地区较好的住房被出售，公共部门名下只剩下“下沉式住房”，被相对贫困的人租用。在绝望当中，地方当局开始从90年代中期起，越来越多地对这些住房进行拆除，例如在纽卡斯尔西部。地方与区域反差也体现在其他一些数据上，比如公务人员雇佣比例，北部总是高于南部，还有健康指标，如心脏病发作率，苏格兰工人阶级的情况尤其糟糕。
服务业的兴起与消费主义的发展密不可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繁荣，但个人借贷的大幅扩展也不可忽视，而个人借贷在一定程度上又是技术发展的产物，尤其是信用卡以及后来的网购。由于国家提供了免费或补贴的医疗、教育、市政府住房、养老金和失业金，实际收入的增加也反映在消费当中。拥有洗衣机的家庭比例从1958年的25%上升到1964年的50%（1991年为88%），汽车和冰箱的拥有率则分别在1956年到1965年、1962年到1968年实现了这一提升。1953年，随着保守党以富裕和消费需求取代工党的紧缩政策，耐用消费品的购置税已从三分之二降至一半。在布莱尔改变政策之前，工党对经济个人主义和个人富裕持谨慎态度，更愿意注重国家管理和公共投资。
消费与多元文化社会
20世纪70年代，经济增长遇到了诸多阻碍，包括石油价格上涨以及工会激进主义；但在80年代和90年代，实际收入增加、通货膨胀缓解、税收降低以及信贷放宽，鼓励了消费。撒切尔坚信应降低个人税收的必要性与价值，因此个人所得税标准从1979年的33%降至1988年的25%。和运动一样，消费成为身份的主要体现，实际上也是休闲时间的重要活动。这种转变体现在24小时商店的兴起以及对礼拜日交易限制的取消。市郊购物中心加入到这个属于消费主义与汽车的时代当中。1999年，两个号称“欧洲最大”的购物中心开业：佩斯利占地90万平方英尺的布雷黑德购物中心，以及伦敦肯特郊区的蓝湖购物中心。位于城镇里的商业街逐渐衰落，或者至少发生了某些变化，交通模式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例如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克雷迪顿及其附近地区。到1999年，英国88%的食品都是经由大型购物连锁超市销售。2003年，拥有20万名员工的乐购成为英国最大的私营公司雇主。
方便（Convenience）成为这个时代的关键词，无论是在语言中，还是思维方式上。同时它还成为一种描述方式，例如方便食品。这个概念与特殊的包装形式有关，例如采用塑料包装，还包括对衣物、鞋子的缝补修理大幅减少。这不仅导致了鞋铺及其他相关店铺的倒闭，也导致了诸如缝纫等家庭技能的丧失。这种丧失是女性活动重大转变的一部分。烹饪、保存食物、编织和针线活等技能的重要性大不如前，这也反映了这些工作作为女性分内事务的传统的衰落。
购物模式对社会模式的反映也体现在其他方面。例如饮食发生了重大变化。红肉的重要性开始下降，相对清淡的肉类、鱼类及素食大行其道。来自世界各地的食材和菜品也得到了接纳，反映出英国人在饮食方面变得不那么狭隘，更愿意采取开放的态度。然而，这些仍是全国性的趋势。地方和区域的反差依然不可忽视，更具体地说，就是保守党和“新工党”倾向于低估的阶级问题。在这方面，富裕阶级在新鲜水果与蔬菜，以及鲜鱼（相对于炸鱼）的消费比重更高，而贫困阶级日常食材种类较少，新鲜食材也有限。这是更普遍的肥胖问题的重要原因。在21世纪初第二个10年的时间里，独立店铺的外卖食品销量下降，部分原因是这些店铺往往位于较贫困的地区。相比之下，超市即食食品的销量则有所上升。
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文化与政治选择也呈现出差异，但没有充分联系。2014年YouGov的一项民调显示，在电视剧喜好方面，保守党选民更喜欢时代剧和不具争议性的剧集，如《唐顿庄园》（Downton Abbey）、《生于富贵人家》（To the Manor Born）、和《战地神探》（Foyle’s War），而工党选民则更喜欢城市化的、设定不那么高贵典雅的作品，尤其是《凤凰之夜》（Phoenix Nights）、《加冕街》（Coronation Street）、《办公室》（The Office）和《罗伊尔一家》（The Royle Family）。
除了对食物的选择，到国外旅行和与外籍人士通婚也是这个相对不再排外和不断变化的社会其他的表现方面。旅游是消费主义的主要焦点，受到报纸副刊和电视节目的积极迎合。由于可支配收入足够宽裕，加上携带资金出国没有任何限制，出国度假的人数从1971年的420万上升到1998年的3230万。尽管仍有大部分国民从未踏出国门，很多人还是会选择布莱克浦等传统度假地，但国内旅游的重要性正在相对降低。这导致很多人的地方感大不一样，产生了一种国内与国外相互连接的感觉。去马略卡岛而不是拉各斯岛的苏格兰人，或是去塞浦路斯而不是去康沃尔或苏格兰的伦敦人，对自己国家的感受现在也有所不同。
国外生活方式与旅行的发展，也与21世纪初廉价航空线路的显著增加有关，尽管政府通过对机票征税来提高成本。技术、组织能力的进步，与消费主义相结合，使得成本得以降低，而利润则进一步提高。旅行价格降低的部分原因是对航线和机组人员更有效地利用，而对通过信用卡、电话或网络直接购票的鼓励，取消了旅行社这一中间环节，也对航空公司控制成本大有帮助。这也是社会正在越发摆脱当面办理事务的一个表现。此外，低价航空也使得交通地理格局再次改变，作为其枢纽的机场，如卢顿和斯坦斯特德，变得更加重要。这个例子说明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英国的地方与交通线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并且还在持续、迅速地变化。
部分是由于旅行的缘故，英国社会的大多数人的偏见与种族主义倾向，其实远没有批评者所说的那么严重，从国际比较上来看更是如此。实际上，宽容的多元文化是英国生活的主要特点，尤其是在英格兰，甚至可以看作是其社会的一个定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种名为“多文化伦敦英语”（Multicultural London English）的新特色口语，即西印度、南亚和本土英语的混合体，在伦敦越发普遍，而在其他移民众多的城市则有类似的变体。
这个社会的开放性，与变化和延续的感受一起，形成了共同的动力。这种动力会受到不同定义的挑战，但在总体上，人们愿意接受这种对于民族和国家的表述，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实际上，国家层面的价值观，或者说是其价值观的经典模型，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例如在公众对1997年威尔士王妃戴安娜不幸去世的反应中，克制悲伤（“咬紧牙关”）明显减少。新教和低调的种族主义在既有的社会实践中都很重要，但正在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宽容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强调，这同时也是国家的目标和手段。如果有59%的英国人在人口普查表上愿意把自己登记为“基督徒”，自然意味着这个国家对宗教少数群体的恨意已经大大减少。
同时，人们对未来因素的关注也有相当大的空间，而这种关注也与历史学家相关，因为它既是晚近过去（recent past）的一部分，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对于晚近过去的评价。关注的范围体现了公众意见的多样性，但可以看出几个主要的主题，包括人类对环境的影响，这个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便已成为热门，而在21世纪初随着全球变暖的证据不断增加而再次变得重要。气候变暖可能是2013—2014年冬季大风暴与大暴雨的原因之一，大风暴暴露出运输和电力系统的脆弱性，而大暴雨则造成了大范围的洪水灾害。
对环境的忧虑还与对空气质量的特别担忧有关，在2006年前后则是对水资源是否充足的忧虑。2003年，积极分子阻止了转基因作物的种植。此外，2013年发生了反对页岩气勘探的抗议活动；这一问题对下次大选造成影响的可能性在2014年继续攀升。
对环境影响的关注也反映了人们对人口数量增长的担忧，尤其是在英格兰南部。因此，对自然环境的忧虑，实际上是对人口/建筑环境忧虑的反映，来自于生活中的拥挤感所带来的压力。长期以来，试图使人们把高密度城市生活当成常态来接受的努力不断遭遇阻碍，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对低密度郊区生活的普遍渴望，还在于城市问题的诸种现实，包括对犯罪的担忧，以及许多地区对于教育供给的担忧。
在一些地区，这种担忧与对大规模移民影响的忧虑杂糅在一起。这是现代英国最明显的变化之一。尽管移民从一开始就是美国经验及世界观的核心，但它对于英国的影响，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显现。因此，帝国正式“归一”的过程，必然会带来诸多不安。
对于大规模移民的忧虑在21世纪初又有了新发展。特别是波兰在2004年加入欧盟，导致大批移民拥入之后。人口构成变化的影响更为突出，因为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出生人数几乎与死亡和移居海外的人数持平，英国本土的人口一直保持在5200万人左右。因此人口增长的大部分动力来自海外移民。居住在英国的非本土人口从1995年的480万，上升到2011年的1340万。其中印度裔移民最多，达72.9万，其次是64.6万的波兰裔移民。2013年最后三个月，在英国务工的保加利亚裔移民和罗马尼亚裔移民增加了四成以上，达到14.4万人。由此给劳动力市场，尤其是低技术工作提供带来的压力，加剧了对新技术的影响。2014年4月，失业率达到6.5%。不过，移民也带来了劳动技术与税收，并且对本土人口的老龄化有所抵消。此外我们也应注意到，欧元区在2014年5月的失业率为11.1%，美国在6月的失业率则是6.1%。
移民影响还为英国文化提供了重要的主题，无论是电视上越来越流行的家谱节目，还是小说或戏剧中相关的作品。2009年在国家剧院上演的理查德·比恩（Richard Bean）的话剧《英国人都挺好》（England People Very Nice），便涉及了伦敦东区一个聚居区——贝瑟尔格林的历次移民潮：胡格诺人、爱尔兰人、犹太人、孟加拉人和索马里人先后登场。从某种角度上说，该剧的主题是种族同化，移民都变成了英国佬，所以酒吧女招待最后由一个爱尔兰–法国血统的女人担任，她嫁给了一个犹太人，而她的孙子则拥有一半孟加拉血统。与此同时，这部作品也追溯了一些更深刻、更隐秘的主题。首先是排外者的无端愤怒，他们愤怒于胡格诺人抢了工作，爱尔兰人信仰天主教，犹太人制造了开膛手杰克血案（对此只是有一些捕风捉影的证据），还辱骂孟加拉人是“咖喱猴”。极右翼的英国国家党也成为作品的一个元素。更阴暗的则是作品最后一幕孟加拉新一代年轻人的登场。他们无意像长辈那样接受英国价值观，而是把其他英国人当作异教徒来痛恨，崇拜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甚至不惜以不容忍和流血为代价，寻求建立一个英国哈里发王国。比恩的作品抓住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英国是否能继续应付它的多样性。
由于移民增加，国家的特性也在发生变化。21世纪第二个10年初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少数族裔中，只有小部分人愿意给保守党投票。此外，大多数人都把自己看作英国人，而不是白人本土居民更愿意坚持的英格兰身份。此外也有人指出，随着移民继续增加以及相对较高的出生率，到2050年，英国少数族裔占人口的比重就将达到三分之一。
除了这些问题以外，人们也对当前政府承诺责任的持续性予以关注，无论是面临着人口寿命越发延长以及由此带来的老龄化压力的养老金发放形式、对于足够住房的许诺，还是英国能够，或者说理应发挥的国际影响力的预期。借贷程度是引发人们对持续性关注的主要原因。2014年，英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为1117亿英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预算赤字则占到4.6%。
经济前景面临的问题更大。2008—2009年，国家产出明显下降，尽管出口有所恢复，但仍未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与此同时，每位工人的产出下降了近4%，在2014年经济回暖之前，实际工资下降了7.8%。这造成了一种（理所应当的）贫穷感，与之相应的则是为了应对预算赤字而需要削减政府开支所造成的社会资本危机。借贷使得英国的信用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甚至危害到其本身。到2009年9月，英国国债高达8044亿英镑，相当于每个英国家庭都要分摊到25000英镑。
这种情况引发了强烈的不满，使得各政治派别中的民粹主义者都将其当作政治优势。高税收策略和专注于控制价格——例如能源——的策略，实际上是对全球经济压力和英国的投资需求的视而不见。
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欧盟显然无法满足大多数人对欧洲政策的期望。再加上对于社会是否有能力满足不同选民需求的焦虑，都加剧了人们对未来的担忧。这些问题无法用顺理成章或传统固有的国家历史阐述来解答。实际上，这正是这段晚近历史的重要组成。
注释
[1] 本书出版于2014年。
[2] 出自英国早期浪漫主义者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诗句，后被库尔茨引用，具体为：资本所具有的自律运转的机制决定了它为了自身可以冒一切风险，在权力的支撑下它更是勇气倍增。它绞尽脑汁也要将劳动力作为原料投入到自己的运行中，并榨干他们最后的一点能量。为此，它可以将那些轰鸣的工厂变成“魔鬼的磨坊”，暗讽资本主义劳动剥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