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是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重要主题。不确定性涉及了英国在欧盟以及不列颠诸岛内部的关系、恐怖主义的挑战，以及以前所未有速度拥入的移民对英国社会本质造成的极大影响。人们对环境状况及其前景也越发关注。更普遍的问题是，目标与成果不相匹配，政府的愿景和现实之间往往存在巨大反差。这是前者过度夸大，而公众又对失败充分了解，并且十分敏感共同造成的结果。一系列涉及议员的腐败丑闻，尤其是2009年浮出水面的大规模虚报政府开支事件，进一步打击了人们对议会的信心。
同时，人们担心政府，实际上是任何政党执掌的政府，是否具有足够的能力，来定义和维持国家诸种利益的可行阐释，因此国家认同也受到很大挑战。这造成了不确定性，也导致对于如何才能最好地呈现国家历史的紧张感。后者不仅出现在对于具体问题的讨论上，如对奴隶贸易、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叙述，还涉及对国家历史的一般解释和表述的问题，以及英国历史本身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辨识出一个民族、国家，乃至联邦的整体痕迹。
这一问题的主要关注点，因为支持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民族主义的论点而染上了浓厚的历史主义色彩，并且部分地建立在英国性是英格兰性的延伸，或者是被英格兰人所利用的观念之上。然而，这种说法无论对于英国性的定义还是重新定义都意义寥寥。此外，英国性是多重意义上身份认同的一个方面，而非对于其他身份认同的排除。在探讨这些问题时，眼下及更遥远的历史都一再被重新讨论和修正。
此类争论并非新鲜事，也不仅限于这一问题。例如很多读者应该还记得，1979—1990年担任首相的撒切尔夫人，拒绝接受影响深远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先前30年里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规划与管理，以及对近代史的分析观点。相反，在20世纪8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尤其是赤字财政（政府借贷），因其愿意接受危险的通货膨胀水平而饱受谴责，被认为会对社会造成破坏。此外，撒切尔还认为保守党和工党都未能限制工会的力量。但到了21世纪头10年后期，尤其是布朗政府时期，明显的凯恩斯主义补救措施却得到了认可，因为它帮助政府有效应对了这一时期的经济与财政危机。
从撒切尔本人的声誉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历史记忆缺乏固定性这一现实。撒切尔在担任首相期间饱受批评，但随后，到2013年辞世之时，她却被诸多不同的政治派别视为榜样。2013年4月8日，布莱尔在英国独立电视台（ITN）发表评论：“我认为工会框架、某些行业的私有化，以及她在税收和支出方面所做的一些事情，是我们当前普遍的政治共识的一部分。”不过在2013年，对于她施政的批评之声仍不绝于耳。
政府与其他公共历史（如电视上提供的历史阐释）长期存在，并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个倾向是，它们在提供一个整体描述的同时，不愿意接受其他可能的解释。这是一种存在误导性的不良倾向。然而与此同时，人们乐意接受简单明晰的历史阐释，这种倾向也是错误的。存在争论的余地，不仅是对近代历史截然不同解读的结果，同时也是对英国历史进行长期解释的企图带来的紧张关系所造成的。
有四个特别的主题值得关注，其中每一个都可以将长期历史与近期的争议联系在一起。第一是英国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欧洲国家，这一认知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以及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看到不同的发展模式——实际上是独特的分析框架。第二是英国、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之间的关系。第三是被视为英国独有的自由所造成的紧张局面，尤其是这种自由与集体主义之间的关系。后者对于诸种自由（liberties）以及自由（freedom）理论和实践都构成了挑战，有时甚至是威胁。最后一个是宗教在国家认同中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对种族和民族问题的讨论联系在一起。
无论如何，这些问题都不可能达成一致，这种不一致本身就是英国历史的一部分，尤其是自18世纪镇压雅各布党人以来，辩论的相对自由一直都是英国政治的一个特点。自由本身的定义显然也不同，一些现在被视为合理的表达，早先是不能轻易公之于众的，舞台审查制度便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实际上，政治和社会讨论的允许范围变化很大。不过，英国向来拥有言论自由的传统。英国的出版前审查制度在1695年便随着《执照法案》的废止而入土。尽管社会舆论在18世纪90年代因欧洲大陆的革命危机受到了严重限制，但人们仍可以表达尖锐的观点，例如19世纪末迅速传播的共和主义观点。
同时，到20世纪，由于对社会尊卑等级强调的减弱、继续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扩大，以及社会进一步繁荣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表达不同意见的趋势更加突出，例如这些因素使得希望获得新闻信息的人可以及时得偿所愿。到1994年，99%的英国家庭拥有电视，其中96%的家庭拥有彩色电视。2011年，92%的英国人拥有手机，80%的英国家庭可以上网，60%的家庭可以接入超高速宽带。
近几十年来，由于人们对昔日可以作为正统的观念和机构，尤其是教会、君主制、法治原则、工会和政党的尊重不断下降，对不同意见的表达变得更为突出。所有这些都使围绕价值观展开的讨论变得越发不可预测。对过去做法的弃若敝屣成了人民与政府之间契约的一部分，而这契约正越发成为英国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过一系列政治和法律斗争，政府透明度不断提高，而这也是梅杰政府（1990—1997年执政）及其继任者所支持的明确契约的一部分，借以推动公共部门的改革。绩效目标被视为指导机构改进和个人选择的一种方式。满意度调查与市场研究以及焦点小组的使用相结合，以促进企业和公共服务的反应效率与民主意识。市场调研则被应用于政府及政治领域。到2012年，有关学校成绩、大学生满意度、犯罪模式、交通延误和医疗绩效等方面的信息都可以自由获取。国家统计局在2010年发行的手册，将2011年英格兰及威尔士的人口普查作为一种赋权形式：
是时候填写您的人口普查问卷了。人口普查每10年进行一次，需要您参与其中，以便您所在地区的公共服务——如学校、医院、住房、道路交通及紧急服务——可以得到精准的规划和足够的资金。让我们一起构建未来。
其中也有直白的权威提醒——“法律要求您对人口普查做出回应”——还有两页纸的内容，提供了如何获得从阿坎语到约鲁巴语各种语言问卷副本的详细指导。没有人会被遗漏，尤其是在市中心区可能会因为登记不足，拨款请求被驳回的情况下。
尽管有关现在的信息不断增加，但公众对于过去的延续性感受却有所减弱。布莱尔政府（1997—2007年执政）的许多政策都反映出一种意识，即过去可以，实际上应该被轻易抛弃，未来则可以在不考虑历史延续性的情况下轻易构建。实际上，历史延续性已经变得不合时宜，是过去发明的产物：“新工党”试图用“新不列颠”和“一个年轻的国家”这样的口号，重新包装国家认同。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在格林尼治千禧年穹顶的建造过程中，布莱尔政府一位非常高级的部长决定不考虑将任何历史元素加入其中。长期以来的宪法、政治和政府实践被改变，尤其是在上议院的组成以及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治理方面。
由于1997年的全民公决，苏格兰在1999年成立了议会。这个议会可以主持国内事务的实际立法，并拥有改变税收的权力。威尔士则成立了立法机构。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迅速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尤其是通过2001年的《研究生及学生资助法案》及《护理管理法案》，明确了具有明显差异的政府支出方案。反过来，伦敦的全国新闻广播对于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报道也随之减少。苏格兰被称为一个“地区”，令苏格兰人大为光火。从苏格兰人的角度来看，这延续了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苏格兰被地区化的趋势，因为英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帝国、一个多民族构成的国家，而只是由英格兰人主导的“小不列颠”。与维多利亚时期相比，英格兰人对苏格兰文化的兴趣也明显减少。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1771—1832）和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在进入20世纪30年代时仍是英格兰学校课程里非常重要的作家，但到60年代，他们却都被剔除了。而在苏格兰方面，文化封闭的倾向同样明显。
“新工党计划”（New Labour project）从一开始就很肤浅。而随着它越发黯淡，其框架和建议都显得越发多余。尤其是在对英格兰性的强调上，政府对此并无兴趣，反而试图提供一种地区主义（regionalism）和英国性并举的双重性。不过，工党在英格兰引入地区性议会的尝试并不成功，尽管大伦敦议会（Greater London Assembly）得以成立，可以看作是对撒切尔时期废除的大伦敦委员会（Greater London Council）的复兴。因此，体育运动，尤其是足球，在表达和强化英格兰性方面肩负了更加广泛的政治作用，因为它传递了对于英国国家认同缺失的关注，在工党领导下，这个国家越发受制于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观念和利益。
地区主义对于英国想象并无多少促进作用，与英格兰地方主义（localism）并不相同。后者含有对于各郡县自身延续性的强烈承诺，而郡县正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社会的主要组织方式。然而，这种地方主义也已经被中央政府对公共生活的控制，乃至对私人生活的影响而削弱。这与美国形成了巨大反差。在美国，各州本身仍可以提供具有延续性的旧英格兰根基，然而在英国，这一根基已经难以寻觅。
地方主义也因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被削弱。在艾伦·亨特的小说《轻轻落地》中，作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物登场的诺森布里亚地主萨默海斯勋爵，对于地方与人的历史怀有强烈感受：
“北欧佬就是从那边来的！”萨默海斯用一种古怪的响亮声音喊道，“就是这样的日子，这样的大风，在没有甲板的船上，他们在那片海上航行，詹特里先生。一千年前有人看到了他们的龙帆，乘那些船来的人，他们最后的几个后裔现在还在北郡的河上航行。只要到这一带任何一个渔村去看看，你就能看到北欧佬……我们费弗雷尔人拥有诺曼血统，但诺曼人是什么时候在法国站稳脚跟的？”
这样的议论发表于1957年，现在看来仍然是陈词滥调，尤其是在英国；尽管在苏格兰民族主义的论点中，涉及一些民族起源的内容。
“新工党计划”的失败，使人们注意到既要恢复对国家历史的理解，同时又要避免对于这一历史过于肤浅的批判。无论是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的工党政府（2007—2010年执政），还是他的继任者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领导的保守党联合政府（2010—2015年执政），都试图强调英国性，鼓励国家历史教育。这一进程存在争议，但对英国历史的诸多批判，无论是调性还是内容，都颇富历史气息，尤其是那些对爱国主义的刻意挑战。
实际上，英国与英国人的历史总是很有趣，在过去一千年里重要性越发显著，而在最近四分之一个千年里变得至关重要，而且往往充满光荣、值得称赞。这不仅指其在过去创造的价值，还建立在比较之上。无论是法国、俄国等国革命的残酷与破坏，美国内战的巨大牺牲，还是德意志帝国主义酿成的种族灭绝等恶劣行径，很难不让人感觉，尽管英国作为帝国势力也曾犯下一些罪行，但总还是相对温和的。
此外，对自由的追求与捍卫，对法律和个人权利的尊重，既提供了历史叙事，也提供了分析。这种分析并非是辉格式历史方法的阐释，而是对其中重要情节进行分析，便足以为当下，为整个世界提供值得关注的范例。英国历史特殊的伟大之处，在于那些为国家独立而奋战的人们，最具史诗意义的是1805年和1940年的抗争。但同时也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其中的人们也坚持了比国家的敌人们更崇高、更关键的价值观。
然而，到21世纪第二个10年，这种观念所传达的信心似乎越发摇摇欲坠。21世纪头10年尾声的经济有所复苏，金融危机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很多人对自己的生活条件，尤其是对住房和就业的忧虑，对他们造成了影响。人们普遍感觉，自己孩子将面对的前景，肯定不如自己父母时代那样好了，尤其是难以获得像样的住房，甚至连是否能有片瓦栖身都会成为问题，而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事实确实如此。2013年，有300万年龄在20至34岁的英国人仍与父母同住，而有28.9万个家庭，他们的屋檐下还要容纳另一个家庭，通常是与父母一起生活的年轻夫妇。
2011年的伦敦骚乱已经表明了人们的不满可能会酿成怎样的后果，对警察的泄愤和对商品的劫掠都出现在其中。不过到2014年，这种不满的表达得到限制，更值得注意的则是犯罪率的下降。骚乱也表明了技术对人们选择的影响。骚乱者通过移动电话和智能手机进行组织协调，并对通话加密，给警方的应对造成了极大障碍。
对很多英国人来说，代际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及对身份认同的焦虑，后者主要集中在对移民以及欧盟其他国家关系的担忧上。老年人对此的表达更为突出。这个在人口统计上越发增多的群体，到21世纪第二个10年时开始表现出对政治更多的关心。信心不足有时显得偏执，有时几乎是神经衰弱的表现，但这也表现出一种感受，即对于国家伟大光荣传统的既定说法，无论多么武断或片面，都已经很难迎合许多并非政治激进分子之人的经验，也难以为他们提供承诺。这是21世纪国家历史确定性明显不足的部分原因。
参考阅读书目
下面是一份例行公事的参考书目清单，主要是近期出版的一些书籍。通过这些书籍，你也可以找到其他值得参考的书籍和论文。
1.英国史：前世与今生
T.Bartlett, Ireland: A History (2010).
T.M.Charles-Edwards, Wales and the Britons, 350–106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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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元1400年之前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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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incent, The Birth of the Nation: 1066–1485 (2012).
3.帝国崛起：1400-17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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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帝国巅峰：1750年-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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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帝国黄昏：1900年至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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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1]
注释
[1] 本索引页码为英文原书页码，原样保留。
读史就读不列颠——《大英帝国3000年》出版后记
世界级大都市伦敦的市中心有个特拉法加广场，中央是喷泉，四角是镶着金边的四个大狮子；正对着广场的是英国国家美术馆。第一次去伦敦的时候曾纳闷这广场为什么叫“特拉法加”——因为感觉上这不是个英文名。后来在别处看到这名字果然不是英文，而是来源于西班牙特拉法加角。那是一场海上的恶战，英国据此粉碎了拿破仑进攻英国本土的计划，就像多年前伊丽莎白女王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一样。这一战导致英国海军中将纳尔逊将军战死海上，但却拯救了大英帝国的命运——让人惊叹英国贵族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那种真正的荣誉感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这也正是英国史迷人的地方，每当历史的关键时刻，总是有英雄人物挺身而出，扭转事件的走向而达致一个相当不错的结果——我们不能说那结果是最好的，但从后见之明看，却也是相当不坏的。最近的例子就是二战时的丘吉尔，力主与纳粹作殊死搏斗，让英国成为二战抵抗德军的中流砥柱，让大英帝国的旗帜始终飘扬在被德军飞机狂轰滥炸的伦敦废墟之上。远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13世纪的大宪章运动，硬生生地迫使国王签下条约，实为人类历史上限制王权的第一份纲领性宣言；更不用说光荣革命的辉煌成果，各方协商妥协，最后达成一个不流血的结果，是人类历史上处理政治争端的成功范例。这也就是英国历史特别耐看的地方，每当关键时刻，总能达成一个不致让后人“扼腕叹息”或“猛拍大腿”的糟糕结果，且不论当时还是现在，彼时彼地的那种处理或争斗最终都经得起推敲。
但英国史并不是很容易就能梳理得很清楚的，尤其是诺曼征服以前的历史，中间还包括一段与北欧挪威人的缠斗和互相融合渗透的关系，以及更早的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征服不列颠的早期历史，还有本土的阿尔弗雷德大帝与传说中的亚瑟王的真实与传说的种种记载。实在来说，大英帝国是从都铎王朝开始奠定其雄厚国力的，先是亨利七世的各项强国政策起了作用，然后是亨利八世的对外张扬，最后在伊丽莎白女王这里达到了英国史上的第一次高峰。
本书作者是英国史资深教授，从远古时代开始为我们梳理英国史的基本线索，一直讲到二战结束后的英国社会；为我们展现了大英帝国从孕育、崛起，直至从顶峰衰落的完整历史，并为我们分析了这其中英国民族性格的形成和一代一代人的英国集体记忆。全书夹叙夹议，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闪露出作者的深刻洞见和作为英国史专家的独特视角。
不容否认，英国史不单是英国史，大英帝国是近代以来对世界历史施加最多影响的国家；英国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世界史，或者说是世界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书作者学识广博，且论述英国史的相关问题不拘泥于英国人的视角，而是有现代关切。这使我们英国人以外的读者读起来颇不会有那种“他说他话，我辈旁观”的感觉，并出现那种“本国人讲本国史”的偏颇之处，这是本书特别难能可贵的地方。
读者诸君若能将我们先前策划出版的《大英帝国的崛起与衰落》《大英帝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维京时代与英格兰》，再加上妙趣横生的《温莎王朝》，这几本书进行对比阅读，庶几可通透掌握大不列颠的全部历史概况了，而这本书也是我们奉献给英国史粉丝的一本极具思考挑战的最新读物。
本书付梓之际，英国由于新型变异新冠病毒的再次发作，又被推到了国际事务的最前台——无疑地，英国历史一如世界历史一样，又到了一个至暗的时刻……但愿全世界，这当然也包括英国，能尽快渡过这一难关。而我们作为出版人，又能参加一年一度的春季伦敦书展了……是为所愿，亦为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