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对英国历史有效的认知，认为这个国家的基本要素在公元1400年之前便已经完成确立。如果从长期的地缘政治、政治和宪政角度来看，这些基本要素存在于独立的英格兰（包括威尔士），与独立的苏格兰并立同行。在这两个国家中，王权和威权都受到了有效限制。在英格兰，以议会为形式的代议制十分发达，各种自由主张为普通法奠定了基础。这种对起源和早期发展予以关注的路径，可以同美国史将早期共和制历史，特别是开国元勋视为重点的方法相对应。然而，美国史的这种路径在近来受到了挑战，这种挑战来自另一种路径，即聚焦于后来的移民、民权运动，以及最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历史。
虽然时间尺度和背景迥异，但在英国，传统的国家历史讲述方式同样遇到了类似的挑战。这种挑战同样选择把关注焦点放在后面的一个时期，从17世纪末期国家认同和体制建立开始，尤其是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以及1707年英格兰（包括威尔士）和苏格兰的议会合并。扩张、工业转型以及随后的社会和政治变革，都在这一叙述中显得至关重要。还有一种挑战选择了更晚的时期，即起始于19世纪末的大众民主时代，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发展。
尽管这些时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侧重于1688年后的历史，或1884年后历史的叙述，其实都低估了之前几个世纪的重要性。此外，作为历史，这类叙述对19世纪甚至更早时期的苏格兰或英格兰，都无甚意义。事实上，19世纪的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他们把早期历史看成英国诸种自由之缘起，是这桩伟大事业的背景，因此自然与它密切相关。这里的“英国”很大程度上会被理解成英格兰，但同时也存在一套独立的苏格兰叙事。
韦塞克斯王国国王阿尔弗雷德（871—899年在位）与可能面目更加模糊的6世纪早期军阀亚瑟王一道，成为代表英国自由的伟大祖先，扮演了令英国人引以为荣的角色。不过随着“诺曼桎梏”（Norman yoke）这一概念的出现，人们认为昔日的光荣被1066年的诺曼征服蒙上了阴影，必须重新磨洗。1215年的《大宪章》，为这一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些画作，例如丹尼尔·麦克利斯（Daniel Maclise）的《阿尔弗雷德大帝在丹麦营》（Alfred the Great in the Camp of the Danes，1852）反映了人们在画布上重塑国家历史的诉求。这种诉求在麦克利斯的另外两幅宏伟壁画《威灵顿和布吕歇尔在滑铁卢》（Wellington and Blücher at Waterloo，1861）和《纳尔逊之死》（The Death of Nelson，1864）中亦有表现。这两幅作品是为1834年议会被意外烧毁后重建的威斯敏斯特宫而作的。1873年，在韦斯特伯里附近的一个山坡上，一座白马雕塑被修复，被视为对阿尔弗雷德在爱丁顿对丹麦人赫赫战功的纪念。直到最近，乘坐在伦敦和英国西部之间往返的大西部铁路线的乘客仍能够看到它。在苏格兰，作为中世纪反英格兰独立运动的领袖，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卒于1305年）和布鲁斯的罗伯特（Robert the Bruce，1274—1329）仍以英雄身份被人们铭记。他们的功绩，被描述为令英格兰和苏格兰以两个独立国家的身份合并成为可能。
类似的纪念活动由来已久。15世纪中叶，英格兰国王亨利六世（1421—1461年及1470—1471年在位）就曾支持将阿尔弗雷德封为圣徒，以便为英格兰王权永固的观点提供佐证。另外，18世纪，尤其是18世纪30年代末，阿尔弗雷德被乔治二世的批评者们奉为英格兰人国王的典范——乔治二世是来自德国的汉诺威王朝成员。
无论我们随后的重点是从公元5世纪至17世纪围绕独立和自由展开的政治活动和战争，还是近三个世纪以来的社会经济变迁，在讲述英国历史时，都有必要考虑到为适应环境的可能性和种种阻碍而展开的长期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整个英国都取得了广泛的发展，而这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起点。
罗马人之前
目前，有关这片土地人类活动的最早证据，来自大约9万年前[1]。2013年，在诺福克的一处泥滩，人们发现了一些脚印（几周后消失）。目前人们假设，早期人类或许并未在这里长期定居，而是有若干个定居时期：与极地冰层退缩有关。在气候允许的情况下，早期人类从南欧向北欧移动，探索在北极圈附近的苔原地带生存的可能。在英格兰南部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早期智人生活的痕迹，以及他们曾使用过的工具组合，如目前属于现代伦敦的斯托克纽因顿。2014年5月，同样是在伦敦的沃克斯豪尔，考古学家宣布发现了一个石器时代的人类遗迹，包括一个鱼篓、一个挖掘土坑、一个砍伐工具、一个刮削工具，若干烧焦的动物骨骼碎片，以及地面烧焦的痕迹，表明有人生过营火。这被认为是早期人类曾在泰晤士河畔以及河中的砾石丘露营的证据。
尼安德特人被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取代，发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3.5万—1.2万年前）；在这一时期，社会结构和石刀技术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最后一个冰河期结束时，森林和野生动物一起向北移动，使橡树、榆树、白蜡和椴树等落叶树在英国生根发芽，动植物数量增加，为狩猎采集者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随着冰雪融化，海平面开始上升，预示着现今全球变暖可能带来的后果。大约在公元前6500年，横跨北海南部、连接英国与欧洲大陆的陆桥被切断，这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当然也是英国历史地理学上的一个重要时间点。作为一个岛屿，或者说是一组列岛，英国更难被入侵，而海上贸易将成为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大约公元前5000年，具体来说是公元前4200年前后，开始有农耕作物出现在英国，同时也出现了以作物为中心更加稳定的人类定居点，这种生活方式可以比狩猎采集获得更多食物，反过来也鼓励了更发达的物质文化与更多贸易行为的产生。家畜(牛、羊、猪、马)开始普及，随之而来的则是轮式车辆的出现。随着人口的增加，定居点的证据也在增加，同时交通道路也在发展，例如约在公元前3800年建造的“斯威特古道”（Sweet Track），横穿萨默塞特平原。公元前2000年，农业的发展导致大量林地被砍伐开垦，尽管林地本身也是一种主要资源。木材是当时主要的燃料，也是建造房屋的原料。2013年，人们在迪恩森林的利德尼附近发现了一组小金手镯，据推测可能属于当地族长的孩子。这反映了公元前1500—公元前1100年间，该地已经出现的社会等级分化程度。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历史遗迹当数巨石阵。这是一个祭祀中心，分阶段建成。它可能总共花费了200万个工时（按照公元前1550年单位劳动力的标准），其中的蓝色石块可能来自威尔士。这样的工程所需付出的劳动和组织努力无疑都十分巨大。巨石阵所服务的宗教信仰尚不清楚，但它显然与天文观测有关。最近的考古研究表明，巨石阵可分成两个中心，一个属于死者，一个属于生者，有证据显示在生者的部分曾举办过多次宴会。这一点也说明了人们对于过去的认知在不断变化。今天巨石阵主要是由被堵在A303公路上的人们欣赏。
公元前3000年，金属加工技术传入英格兰南部，这可以被视为英国与欧洲大陆共享文明进程的一个部分。铜器时代由公元前2300年的青铜器时代为开端，而公元前700年，人们进入了铁器时代。
铁制工具，如锄头和钉子，给农业和建筑带来了新的可能，也促进了贸易的发展。英国铁器时代的社会与其死敌罗马帝国的社会不同。英国有一些被罗马人称为奥必达（oppida）的原始城镇，但并未发展出发达的城市文明——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组织，但并没有成熟的政府体系。
这一时期的英国人并没有书面文化，也不具备统一的语言，而是操着各种语言，但发展也是很明显的。许多林地，尤其是英格兰南部的林地，都已经被清理用作开垦。不断壮大的农业支撑着人口增长、社会定居和贵族阶层的兴起。此外，钱币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不过，在这个很大程度上还是部落社会的地方，没有迹象表明英国、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的身份认同已经出现，也没有几个部族并立，或是存在最终统一成今天的领土划分的证据；当然，也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情况并不存在。在这一时期，固定的领土边界并无用处。现存的堡垒、城墙和沟渠数量表明，当时这里冲突频繁，人们的生活并不稳定。公元前400年的芬科普（Fin Cop）和公元前100年的丹伯里（Danebury）等屠杀遗址，则进一步表明了这种冲突的频繁。
目前还不清楚，如果没有罗马人的征服，英国历史会怎样发展。没有被罗马征服的爱尔兰和德国、苏格兰的部分地区，基本都发展出了一些小型王国。这些王国以农业为主，但也会参与到贸易当中。在罗马征服之前，英格兰南部已经通过贸易与欧洲大陆邻近的一些地区建立了联系。实际上，在某些方面，除了基督教以外，公元7世纪后罗马时期的英国与铁器时代后期的英国颇为相似。
罗马不列颠
不过，通过公元43—83年的征服，罗马人占领了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南部，这使得英国大部分地区都发生了变化。先前，在迅速征服高卢（法国）之后，恺撒便把目光投向了英国。因为他觉得，高卢之所以不断抵抗罗马，是因为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同时出于个人原因：他需要获得更多荣誉，还要保持自己麾下部队的活力。在公元前55—前54年的远征中，他本打算利用英国内部的权力斗争，却不曾想遭遇了激烈抵抗和恶劣天气的阻击。公元前54年，恺撒率军强渡泰晤士河，攻下了部落首领卡西维劳努斯（Cassivellaunus）的都城，可能位于今天的惠特汉普斯特德（Wheathampstead）境内。
然而，恺撒的这次远征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结果，因为罗马在当时先是受内战所扰，随后又面对来自莱茵河边疆更大的威胁。而英国与其他地区的贸易以及政治关系，反而在此役过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不过，到了公元43年，声名远不如恺撒的皇帝克劳狄乌斯（Claudius）再次发动远征，反而实现了对英国的征服。他这么做的原因，一是为了获得军事声誉，二是由于英格兰南部的罗马追随者失势，罗马失去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英格兰东南部在当年即被占领，南部和中部也很快被罗马人收入囊中。然而，在公元60年，受压迫的爱西尼（Iceni）部落女王布狄卡（Boudicca）在今天的东盎格利亚地区揭竿而起，向罗马人发难。当时罗马人在英国的定居点——主要位于今天的科尔切斯特、圣奥尔本斯以及伦敦等地——纷纷被摧毁，居民遭到屠杀。布狄卡后来被罗马总督盖乌斯·苏埃托尼乌斯·保利努斯（Gaius Suetonius Paulinus）击败，具体地点不详，可能是在米德兰兹某地。
随后，罗马人继续推进，占领英格兰北部，并侵入苏格兰。不过他们只征服了苏格兰南部，而且占领时间非常短暂。罗马不列颠的北部边境反而有很长一段时间需要依靠哈德良长城提供庇护，这是一道由堡垒构成的石墙，从索尔韦河口一直延伸到纽卡斯尔附近的北海。这道墙本可能造成英国长期分裂，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罗马人在英格兰的统治终究要终结。
在城镇以外，包括那些后来完全基督教化的地方，当时却正是罗马权威、消费和文化的中心，因此，罗马不列颠并不像法国和西班牙等其他外省那样，被彻底罗马化。外来定居者和他们的文化直接嫁接在本地社会之上，而这个社会仍要忠于它的农业基础，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缺乏罗马人尤其需要的那种市民联结。因此，虽然被罗马人长期统治，罗马不列颠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改变可能并不及预期。
然而，在罗马统治下，英国却得以共享更广泛的繁荣。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更多的贸易机会方面。采矿业和农业都得到了发展，罗马时期留下来的大量考古资料显示，这一时期生产和消费的商品数量远多于之前的铁器时代。交通改善和城市需求——尤其是伦狄尼姆（Londinium，伦敦的古名），它可能是在公元50年时建成——带来了经济专业化的可能，其前提自然是英国商品交换网络的形成。这一网络在大伦敦地区（the Greater London area）表现得尤为突出，内陆农村，如斯泰恩斯（Staines）、布伦特福德（Brentford）以及尤厄尔（Ewell）等这一区域的小型城镇，为伦敦提供食品和其他资源。伦敦则成为这一罗马行省海外贸易的中心。从伦敦出口的商品包括谷物、羊毛制品和猎狗；进口商品则主要是消费性商品，尤其是葡萄酒、玻璃、陶器、大理石、橄榄油，以及对罗马人的饮食很重要的一种腌制鱼酱（garum）。
在交通方面，罗马人修建的道路以伦敦为起点，辐射整个罗马不列颠。这些道路体现了罗马人的工程和规划水准。由于无须考虑任何土地所有权问题，它们通常修得笔直，水准很高，采用了石基和碎石路面。在这些道路中，华特灵古道（Watling Street）通往切斯特（Chester），白鼬大道（Ermine Street）通往约克（York），斯坦恩大街（Stane Street）通往奇切斯特（Chichester）。伦敦同时也是一座河港，就像约克、林肯（Lincoln）、切斯特和格洛斯特（Gloucester）等其他建成于罗马时期的城市一样。这些城市反映了罗马统治时期城市建设的基本状况。
基督教的到来和传播，延续的是这一时期英国与欧洲大陆文化、制度同步联系的模式，这种模式在罗马人统治下的早期宗教，特别是奥林波斯神崇拜和密特拉神崇拜中便已显现。神龛、寺庙和教堂在城市中多有分布。实际上，宗教活动的城市属性也是罗马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
4世纪时，由于“蛮族入侵”——主要是在公元342—343年、360年，以及367—368年——罗马帝国的危机日益严重，英国也受到波及。在英格兰南部，主要的威胁来自德国西北部的撒克逊人。3世纪时，这些人的进犯已经导致在目前被称为撒克逊海岸的地方，建起了一系列沿海堡垒。此外，伦敦等城市的城墙也有所加固。
考古资料显示这一时期出现了明显的衰败迹象。比如4世纪末，伦敦发现的古钱币数量较之前明显减少。此外，根据罗马统治末期遗址分布的情况来看，伦敦西部的大部分地区或多或少都已经被遗弃了。
公元400—800年
罗马统治在公元406—410年画上了句号。终止的原因并不是戏剧性的“野蛮人大入侵”，而是帝国内部的分歧，切断了这里与罗马的政治联系。罗马不列颠人推翻了僭主君士坦丁三世（Constantine III）在这里的管辖，呼吁正统皇帝霍诺里乌斯（Honorius）恢复合法统治。但迫于匈人入侵的压力，皇帝自顾不暇，只能嘱托罗马不列颠人自己巩固边疆。欧塞尔主教圣日耳曼努斯（St.Germanus）于429年造访英国，打击否认原罪学说的异端伯拉纠派（Pelagian）。他指出，城市仍保持和平，但具体的防务已经掌握在地方势力而非罗马军队手中。然而在这个世纪中叶，由于“野蛮人”的侵袭，情况似乎有所恶化。事实上，公元446年，曾有人向罗马发出过求援请求，但并未得到回应，显然是因为罗马方面无力驰援。
罗马统治崩溃后，英国又回到了自给自足的状态，社会中可能充斥着暴力行为，这一时期的考古记录中，陶器和钱币都鲜少出现。但陶器和钱币资料的缺乏却也可能是材质本身，尤其建筑方面对木材的依赖造成的。这并非是原始社会的标志，但它确实让这一时期的建筑遗迹很少能够保存下来。在20世纪30年代新技术得到发展之前，古代木制建筑的发掘工作一直很受限。此外，分布在城市中的遗迹还受到后来建筑工程的影响，以及深埋地下数百年的自然破坏。
然而，通过对埃克塞特（Exeter）及伦敦考古记录横断面的分析，我们却不难看到定居时断时续的明显证据。其中的原因，可能来自英国内部冲突的冲击，而非外族入侵的影响。5世纪社会动荡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更多在开化程度上不及罗马化城市的高地居民的冲击。他们在战斗意愿上更加强烈，仍在以传统方式使用武器。因此当皇权崩溃后，他们便自然而然地将罗马化的低地人当成了攻击对象。
至于低地人，他们可能已经在晚期罗马城区和教区的基础上，获得了市民身份以及对城市政治组织的认同；但这种身份和政治组织可能缺乏延续性。有关英国社会受罗马影响的具体程度，目前尚未可知。
对于入侵者来说，更大的抵抗力量自然来自那些并未被罗马化的英国人。来自丹麦的盎格鲁人和来自德国的撒克逊人不断对英国发难：盎格鲁人入侵了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麦西亚（Mercia）以及东盎格利亚；撒克逊人则在南部登陆。朱特人在肯特（Kent）定居。基督徒一蹶不振，尽管他们已经占据了一片开化程度较高的土地，确保了相当程度的延续性。虽然在大约公元500年，英国人的抵抗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一个叫阿托利斯（Artorius，即亚瑟王）的勇士，在巴当山（Mons Badonicus）取得大捷，但他们还是被逐步赶回了威尔士、坎布里亚（Cumbria）和康沃尔（Cornwall）。至于留在原地的英国人，则大多作为奴隶或农民生存了下来，适应了军事实力占优的入侵者的统治。
英国有人定居的部分最终回到了罗马统治前几个世纪的状态，与欧洲大陆的联系大大减少，贸易对这里的重要性远不如前。盎格鲁–撒克逊移民们专注于农业，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而统治者们也无意造墙围城。
DNA证据显示，苏格兰人来自爱尔兰。他们可能长期生活在北海峡（North Channel）两岸。这些人在苏格兰的地位越发重要。到8世纪末，他们已经和曾经成功抵抗罗马人，在福斯湾（Firth of Forth）以北定居的皮克特人融合。
然而，英国的入侵者们，无论是罗马人还是非罗马人，都是经过争战才获得成功的，他们也从未所向披靡。康沃尔直到838年才被撒克逊人征服，威尔士诸王国始终屹立不倒，尽管后来来自麦西亚的压力影响了威尔士的领土范围。
随着时间的推移，“下罗马不列颠”或“后罗马不列颠”与罗马之间的联系逐步恢复。事实上，由于现代考古技术的进步，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资金支持的大规模考古活动兴起，填补了记录上的空白。这一时期的考古活动证明在伦敦等城市，当时的人类活动要比原本估计得更多。
此外，在来自罗马和爱尔兰的传教士努力下，很多人改宗基督教，这一趋势主要发生在7世纪，对英国在文化上与欧洲大陆接轨的意义自然不言而喻。这一阶段，传教活动主要依靠肯特王国和诺森布里亚王国在意愿和财富上的支持。与欧洲大陆的文化联系则主要依靠肯特王国和东盎格利亚王国来实现。
基督教的传播，同时也意味着教育和识字的普及，以及成文法的出现，后者主要在土地转让方面发挥作用。与5世纪和6世纪相比，英国社会正局部趋于制度化，城镇生活也有所恢复，或者说更加活跃。地名和其他证据表明，人们定居和耕作的范围不断扩大。除城镇以外，还出现了一些集市或商贸中心。
基督教化是自公元590年以来的一个重大变化，具有分水岭式的意义。其他可见的变化包括非常奢华的王室墓地，最突出的是萨顿胡 (Sutton Hoo)，以及以伊沃灵(Yeavering)为代表的王室宫殿的出现。这二者可以概括为财富集中化和社会阶层化的表现。考古记录表明，财富和生产资料突然开始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贫富差距迅速拉开。这可能与经济模式的变化有关，尤其是对欧洲大陆的进口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贸易定居点的出现。羊毛织物、铅和奴隶是这一时期主要的出口物。这一时期的出口贸易与拜占庭于6世纪末在法兰克王国获取的黄金供应有关，这些黄金大量被用于购买英国货物。黄金也就由此传入了英国，出现在萨顿胡的墓葬品当中。
华丽的王室陵寝和王宫大殿，呈现的是既富足又充满竞争性的社会缩影。大多数公元600年之后的墓穴都没有墓葬品，但王室墓穴就不同了。对罗马文明的模仿成为统治者之间竞争性展示的另一方面，这种模仿使得基督教文明落地生根。盎格鲁–撒克逊统治者们对传教活动的积极反应，与5世纪和6世纪时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的社会处于混乱且高度分散的状态，自然对来自罗马的传教活动提不起兴趣。
当然，英国羊毛出口的规模和重要性都在不断增加，显然也带来了可观的社会财富。通过20世纪90年代和进入21世纪后广泛进行的金属探测活动，我们获知8世纪初分布在英格兰东部和南部的钱币非常多。大约在公元720年，英格兰流通的钱币数量约为3000万枚，这些钱币在乡村地区的分布十分广泛。钱币在当时已经不再是被贵族垄断，或是受官方控制的交易筹码，许多人都开始利用它在当地进行交易，并参与到海外贸易当中。
大约在7世纪和8世纪左右，伦敦、伊普斯维奇（Ipswich）、肯特郡的桑威奇（Sandwich）和南安普顿（Southampton）陆续成为港口。21世纪在考文特花园的考古活动，发掘出早期撒克逊时期，即最早可追溯至6世纪末或7世纪初的遗址，但大多数发现为公元650年之后，以8世纪初的“全盛时期”遗迹居多。8世纪30年代左右的诺森布里亚僧侣比德（Bede）曾将伦敦描述成一个“人头攒动的集市”，而早在7世纪70年代，伦敦就已经在一份文件中被描述成“船只停靠之地”。这种扩大仍与金银供应和贸易联系的变化有关。由于欧洲大陆政治势力和贸易路线的变化，到7世纪末，黄金供应已经枯竭。取而代之得到发展的是白银经济，白银的供应来自德国的哈茨山脉（Harz mountains）。由此，低地国家和莱茵地区的贸易得到发展，在英国，则带动了商贸港口的出现。
7世纪末，北海南部成为一个统一的地区，这导致英国内部的进一步分裂。东部地区与北海对岸的经济联系越发紧密，而西部地区虽由盎格鲁–撒克逊君主统治，但在许多方面却仍沿袭了不列颠式的做法，其社会显示出诸多“后罗马不列颠”的延续性。
在8世纪，贸易的主要发展带来了定居点和农业实践方面的变化。后者包括一些重要的创新技术的传播，特别是更先进的除草、施肥技术，玉米烘干机，以及水磨的使用。
交通问题不断形塑当时那个与今天完全不同的国家。山谷地区很容易招致水灾，其土壤黏重，排水性差，行人难以穿越，因而大多数道路都沿着干燥的山脊修建。架桥点（如伦敦）和渡船在当时的交通系统中起着核心作用，从8世纪40年代起，桥梁建造和维修的劳务服务成为契约文书中的重要内容，说明了桥梁变得更加重要。陆路运输的困难，尤其是运输大宗货物需要大量畜力，使得人们对水力运输更加重视；主要陆路与水路交通的交汇地区变得越发重要。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羊毛的运输主要是通过泰晤士河水系，由科茨沃尔德运往东南部。
在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最初获胜幸存的战争部落联合成为小型王国，这些小王国最终形成了较大的王国。这一过程同时也与社会制度发展，以及等级较高的定居点出现有关。特别是大约公元700年以后，诸如以汉普郡（Hampshire）和西南各郡（the West Country）为中心的西撒克逊王国“韦塞克斯”（Wessex）[2]的统治者，其区别与一般地主越来越大。王室司法开始区别于亲族、世仇和担保人的司法。司法也需要与强权划清界限。
分化出来的王国中，一开始占据重要地位的是肯特王国和东盎格利亚王国。肯特王国的影响，确保了其首都坎特伯雷成为人们早期改宗基督教的重要场所，同时也使得后来坎特伯雷——而非伦敦——成为英格兰大主教教区。然而，盎格鲁–撒克逊各政体之间对于等级次序、统治地位的竞争，导致了战争和政治变革。经过一系列冲突和变革，肯特王国不复当年之盛。
诺森布里亚国王统治着英国东部的亨伯河和福斯河之间以及西部的默西河和艾尔河之间的土地。它在整个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占据主导地位，有时被英格兰及苏格兰的其他统治者视作霸主。然而，685年，皮克特人在奈克坦斯米尔[3]击败并杀死了诺森布里亚国王埃克弗里思（Ecgfrith），这成为确立未来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关系的关键事件。
诺森布里亚王国的霸权，被米德兰兹地区的王国麦西亚取代，尤其是在奥法国王(King Offa，757—796年、784—796年在位)统治时期。这一时期，英格兰的边境随着以他名字命名的奥法堤的建成而确立。这个土方工程网络既巩固了当时已有的防御工事，又继续延伸。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显示，这些土方工程最初建设年代在公元432—652年之间，换言之即奥法统治之前。“威尔士”（Wales）一词来自古英语中对罗马人的称呼“wealas”，后来更多用于指代麦西亚以西的不列颠土地，这片土地构成了当时英国诸王国中最大的势力集团。
奥法将他的势力扩展到英格兰东南部。伦敦的语言/方言，亦如牛津和南米德兰兹地区，都源自于麦西亚英语。伦敦当时的角色可能也对麦西亚王国造成了影响，其位于西北米德兰兹的大本营并没有广泛使用货币，但进入伦敦就意味着控制了一个货币广泛应用的富裕地区。奥法的霸权在其继任者岑武夫（Cenwulf，796—821年在位）治下得以维持，后者在798年严厉镇压了肯特王国的叛乱，在伦敦降下几道诏书，并暂停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沃夫雷德（Wulfred）的职务。然而随后，麦西亚王国受到韦塞克斯王国崛起的挑战。825年，在埃兰敦（Ellandun）击败麦西亚人后，韦塞克斯国王埃格伯特（Egbert）征服了英格兰东南部。
同时，教会进一步促进英格兰人身份意识的形成。赫特福德主教会议（672年）确立了教规，并适用于整个英格兰教会。诺森布里亚的僧侣比德在731年撰写了《英格兰人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提出英格兰人乃基督之民。随后教会作家们还对这一主题做进一步发挥，使之随着维京人的异教攻击进一步深化，而这种异教攻击引发的感受，在作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心的修道院中尤为强烈。
在这一时期，英格兰性也开始被用作一种身份认同的形式，将一个以现代眼光看来由不列颠人、罗马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组成的多元文化社会，转变为一个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民族血统远不如在英格兰共同生活的经历重要。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格兰内部，不列颠人不再拥有独立的特殊身份：他们大多成了农民，但也有一部分与盎格鲁–撒克逊人通婚。尽管这样的比较可能有悖历史，但在第一个千禧年之前的民族融合，与今日之情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有趣的平行关系，尽管其中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即当基督教化成为常态之时，宗教问题显然没有像今天这样，对种族融合造成极大阻碍。
公元800—1066年
奥法在位末期，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维京海盗已经抵达英国。虽然最初只是零星的骚扰，但他们很快便构成了比5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到来更大的威胁。维京人开始在英国各处征战：挪威人主要在苏格兰北部和西部沿海地区活动，而丹麦人则征服了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包括东盎格利亚王国（865年）、约克王国（866—867年）以及麦西亚王国（877年），但随后，他们在爱丁顿被韦塞克斯的阿尔弗雷德击败。879年，丹麦人离开英国，到欧洲大陆寻求机会，阿尔弗雷德的这一战功得以延续。他开始在英格兰东南部作战，攻占了伦敦。
阿尔弗雷德和他出色的继任者，尤其是长者爱德华（Edward the Elder，899—924年在位）以及埃塞尔斯坦（Athelstan，924—939年在位）统治的这段时间，对英格兰身份认同的形成尤为重要。他们击败并赶走了丹麦人，征服了米德兰兹地区，更在经过艰苦的战斗后一统英格兰北部。因此，埃德雷德（Eadred，946—955年在位）可以算作第一位英格兰国王，而随后，在973年加冕的埃德加（Edgar，959—975年在位）则可以看成是第一位加冕成为英格兰国王的人。先前丹麦人对其他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攻伐掳掠，使得阿尔弗雷德及其继任者被描绘成奋起反抗的英格兰人，而非仅仅是韦塞克斯王族——尽管如果换个角度，麦西亚王国和北部诸国，其实是被他们武力征服的。
阿尔弗雷德对发展宫廷文化十分热心，热衷于歌颂自己的丰功伟绩。他把自己描绘成基督徒及所有盎格鲁–撒克逊人反抗丹麦异教徒的领袖。他是迈向新的政治形态、新王国——古英格兰王国——这一转变中的关键人物。这是一个不需要明确种族定义和地理范围界定的王国。在它发展的过程中，麦西亚和韦塞克斯不断融合的趋势尤为显著。由于远离韦塞克斯的权力中心，诺森布里亚倒是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差异性。
这个不断扩张的国家，其内部也在不断发展，这个过程得益于阿尔弗雷德及其继任者的大力推动。最重要的发展，包括郡县制度的进一步巩固，作为统治者和自由民之间纽带的公共法庭建立，以及有效的税收和兵役制度的形成。阿尔弗雷德和他的继任者兴建了一批“自治市”（burh），这个词的本义是堡垒或围墙，但此时这些自治市不再仅仅是军事基地，而同时具备了城镇的功能。它们的建立既拱卫了王权，又促进了经济活动。这些自治市的选址和发展也与交通系统的发展相呼应。例如牛津的建立，便与泰晤士河上一座桥的建造息息相关。城市活动从整体上看较以往更加活跃。到1066年，约有10%的英格兰人口居住在城镇。城镇地区比农村地区更明显地处于王权的管辖之下。
铸币制度也有进一步的调整。阿尔弗雷德重新规定了铸币标准，表明此时王国已不再仅仅依靠武力统治，其政府已经臻于成熟。与此同时，对于古英格兰王国的性质、权力和稳定程度，目前还存有较大争议。强调古英格兰王国的稳定性，意在表明现代英格兰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生发，从而进一步强调英格兰国内的长期安定，其制度——自古英格兰王国起便已存在的公共法庭参与制——源远流长，且发挥了有效作用。至于相反的观点，则可以对这两点提出质疑，尤其是古英格兰王国当时对北部地区究竟有多大统治力，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让反对势力望而生畏。
古英格兰王国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重新定义为一个基本上覆盖了现代英格兰疆域的远古王权，但我们尚不清楚，这个远古王权在多大程度上孕育了这片土地上的英格兰身份认同，以及国家认同的诞生。古英格兰王国的政治语言，的确对背景各异而且还曾在不同身份的统治者治下生存过的诸民族起到了作用。这种已经统一化的民族情感，可以在纪念991年与丹麦人作战的马尔登战役（一次光荣的失败）的诗歌中看到。它也出现在将一些圣徒当作民族英雄的具体做法中；但这些情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为人们所共有，目前也不得而知。同时，一个没有限定、还在事实层面存在矛盾的民族，将其作为共同体的观念必然有些牵强。按照当时的标准，在君主统治下，古英格兰王国运转有效且国力强盛。因此，英格兰的政治、宪政和政府渊源完全可以追溯到9世纪。当时有效的王室司法与法院制度相结合的做法，对英格兰法律的影响，无论在当时还是在此后，都可谓深远。
另一个相关的争论，集中在这个王国军事权力的性质上，不仅仅是它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共权力，还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令英格兰成为一个拥有防御机制的国家，而不再是一个高级战斗集团。理论上，当时所有自由民都有义务在民兵或军队里服役，这当然是公共权力的体现。然而，领主的权力、扈从，以及土地所有权也十分重要，以郡县为基础组建的军队，其核心很可能来自地主阶级。从10世纪90年代开始，还产生了一个传统，即通过税收来支付训练有素的佣兵的酬劳，来为王室服务。
肯尼思·麦卡尔平（Kenneth MacAlpin，卒于858年）在大约843年时成为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的统治者，这个家族的统治延续了数代。和英格兰的情况一样，教会为苏格兰君主统治的确立提供了思想和行政方面的支持，政府也变得更加系统化。然而，苏格兰较之英格兰，经济相对落后，其政府发展程度也有限。此外，现代苏格兰的大部分地区，包括以墨累河河口为中心的地区，更不必说更北部和更西部的地区，都对其统治进行了抵抗。这个王朝更希望向南扩张，它在10世纪初占领了斯特拉思克莱德（Strathclyde），还在那个世纪稍晚时间占领了洛锡安。这一进程得益于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没有明确的地理分界，也没有民族区隔。最终构成苏格兰的人口包括苏格兰人、皮克特人、盎格鲁人和不列颠人，而且直到12世纪中叶，坎布里亚和诺森布里亚究竟该属于英格兰还是苏格兰，都还没有尘埃落定。当时的苏格兰国王需要为自己在英格兰北部拥有的土地，向英格兰国王宣誓效忠和致敬，这让情况变得复杂。直到1237年，苏格兰才通过签订《约克条约》（Quitclaim of York），放弃了英格兰北部的土地。
在平庸的“仓促王”埃塞尔雷德二世（Aethelred the Unready）统治时期，英格兰在10世纪90年代和11世纪初再次面临丹麦人的挑战，最终在11世纪第二个10年被丹麦人的大举进攻击溃。覆灭的主要原因在于贵族分裂，同时埃塞尔雷德二世的文韬武略也远不及阿尔弗雷德，但丹麦人的强大却不容忽视。和英格兰一样，他们同样得益于政治和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1016年，丹麦国王“八字胡”斯韦恩（Sweyn Forkbeard）的小儿子克努特（Cnut）成为英格兰的统治者。这一年早些时候，后者刚和埃塞尔雷德的儿子“刚勇王”埃德蒙 (Edmund Ironside)议和。埃德蒙尚且控制着韦塞克斯，克努特则把麦西亚收入囊中，但随后埃德蒙便去世了。
克努特对英格兰的统治十分精明，直至其1035年去世。从1019年起，英格兰成为包括丹麦和后来的挪威在内的复合王国的一部分。此时的统治是“盎格鲁–丹麦”式的，与先前的侵略者不同，克努特直接掌控了整个王国。他在自己的领地上培养支持者，但没有大规模征用盎格鲁–撒克逊地主的土地。他甚至还小心地与势力强大的修道院维持着关系。
然而，克努特的儿子们，同父异母的兄弟“飞毛腿”哈罗德（Harold Harefoot）和哈德克努特（Harthacnut），尽管战功赫赫，却连家族团结都无法维持，更无力维系这个本就处在分裂状态的“盎格鲁–丹麦”王国了。于是在英格兰方面，韦塞克斯家族于1042年轻松复辟。新国王“忏悔者”爱德华（King Edward ‘the Confessor’）恢复了原本的君主制，在伦敦众望所归的氛围中坐上了王位。伦敦市民对王位继承看法的表达，在克努特和“飞毛腿”哈罗德死后便已显露端倪，表明了市民团体的存在。
接下来，1051—1052年，爱德华遭到当时最为强大的贵族——韦塞克斯的戈德温伯爵（Earl Godwin）的挑战。尽管内战并未爆发，但爱德华缺少子嗣，注定了他的王朝难以为继。1066年，在他去世后，继承权问题引发争议，爱德华的亲戚诺曼底的威廉公爵（Duke William of Normandy）与爱德华的姐夫、戈德温伯爵的长子韦塞克斯的哈罗德伯爵（Earl Harold of Wessex）争执不下，同时挪威国王“无情者”哈拉尔（Harald Hardrada）也提出了要求。在本该成为又一个“三王之年”（如1483年和1936年）的这一年，哈罗德最终获得了大部分英格兰贵族的支持，并在爱德华此前的钦定下成为继任者。
然而，威廉和哈拉尔却不肯就此作罢。针对威廉的蠢蠢欲动，哈罗德将军队部署在南部海岸。然而率先发难的却是哈拉尔，他率军在约克附近登陆，于9月20日在富尔福德击败当地守军。但哈罗德也不甘示弱，立即挥师北上，在9月24日于约克城外爆发的斯坦福桥战役中突袭得手，杀死了哈拉尔。然而4天后，威廉在南部海岸登陆。哈罗德又立即南下，两军于10月14日在黑斯廷斯狭路相逢。
这是一场在两支精锐部队之间爆发的遭遇战。尽管诺曼人在弓箭手和骑兵方面占据关键优势，但究竟鹿死谁手其实很难判断。不过最终，人数上占优的英格兰军队在山脊建立起的盾牌防御阵地，被诺曼人真实或佯装撤退时发动的袭击打乱。英格兰军队的阵地随即被冲开。
哈罗德的战死成为转折点，既使得诺曼军队完成了这场战役中的致命一击，又确保了战役的结果。在这场战败导致英格兰军队节节败退的趋势下，威廉迅速向伦敦推进，成功登上王位，加冕为威廉一世，并以“征服者威廉”的名字被载入史册。当英格兰人在威斯敏斯特的修道院教堂欢庆新国王加冕时，教堂外的诺曼军队却始终警惕着叛乱的发生。他们过度的反应导致几座建筑物被烧毁，一些旁观的市民被杀。这说明此时的局势仍然高度紧张。
公元1066—1200年
诺曼人统治之后，英格兰也随之诺曼化。来自欧洲大陆的强权政治、社会、教会和文化新气象活跃在新政权的阴影之下。英格兰人的反抗不断被镇压，北方的情况尤为惨烈，1069—1070年，作为对一次叛乱的回应，北方叛军遭到“清剿”。最后一次大规模叛乱发生在1075年。此外，为巩固新秩序，许多城堡被建立起来，其中就包括了后来成为伦敦塔的白塔（White Tower），泰恩河畔建立的新城堡（new castle）则成为后来的纽卡斯尔（Newcastle）。诺曼帝国早期的城堡多为土木结构，工期较短（虽然日后还花了许多时间来修缮），能够有效地镇压当地的不满情绪。不过也有些采用了石材建造。城堡设计的初衷往往倾向于宣示主权，向当地社会宣告新权威的到来，同时也象征着新的土地拥有者之间的等级次序。威廉一世（1066—1087年在位）还保留了埃塞克斯和诺丁汉等郡县（包括伦敦）的旧城堡，将它们纳入其王室政权框架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