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笔作书
Take a letter
普林尼担任执政官，诚挚的鸣谢皇帝图拉真授予自己此职。过了十年，他获命（任命他的人依旧是图拉真）出任本都─比提尼亚（Pontus-Bithynia）的行政长官。本都─比提尼亚位于今日土耳其黑海沿岸，由于在罗马统治之前，该地本分属两个王国，因此有这合并过后的名称。对大多数元老来说，「任职」于政府的机会可没那么常见，而普林尼卸任执政官之后就再也没有出任全职工作。他反而是出现在公开法庭上替人辩护、出席元老院会议、针对棘手法律问题提供皇帝建议，并在公元一〇四至〇六年间担任「台伯河河道河滨暨罗马城下水道守」──为一行政职，负责监督疏洪与污水处理，主要提出方针，次则实际施作，而且或许只是兼职。他的官运在公元一一〇年前后有了转变──经过几年后（年份不确定）──他奉派前往距离罗马城一千五百哩外的地方驻守，以节制帝国东半部的一个希腊语省分，而这项任务势必只得亲力亲为，且为全职的苦差事。
感觉上，图拉真把本都─比提尼亚当成一个「问题」。因此，他对普林尼下达了明确指示，要他研究问题出在哪里：从地方政府的贪腐到具有潜在风险的政治人脉，一律不能放过。关于普林尼如何处理问题，我们有详尽的了解，因为皇帝跟他的「驻地代表」之间有上百封的公文保留下来，成了普林尼文学性书信集的附录。这些信件原本抄写在莎草纸或刻在蜡版上的信件，揭露的不只是出现在罗马东部省分行政长官案头的问题（输水道崩塌、丧葬规范、讨人厌的哲学家等），也让我们了解到传递给皇帝的都是哪一类的讯息。同时，我们看到皇帝如何响应从「他名下的」世界彼端传来的问题及请求。这些信件让我们直抵皇帝的办公室文件盘。
有时候，普林尼来信只是希望皇帝俯允他提出的建议。这名行政长官问道，是否应允许布鲁萨（Prusa）的市民重新修建其公共浴场。皇帝回复道，只要他们可以在不开征新税的情况下重建，那就可以。又有新的基督教派异端出现。普林尼问道，他是否该严惩他们（「他们既棘手又顽劣」，根本活该）？图拉真回道：是的，严惩他们，但不要主动盘查滋事分子，也不要听信匿名举报；务必避免黑函，拜托了。我们时不时发现皇帝会对普林尼的雄心壮志，或者说轻率的计划泼冷水。普林尼有意改善当地的交通基础建设，开凿运河以衔接内陆湖泊和海洋，实事求是的图拉真立刻警铃大作──图拉真指出，有可能最后变成湖里的水都流光了。不过，就算普林尼把显然有其道理的想法告诉皇帝，例如成立地方消防队的计划，皇帝依旧警铃大作。图拉真回复说绝对不准，流露出一丝帝国现实政治的冷酷，也可以说是焦虑。图拉真坚称，「正是这类组织在外省添乱子。不管如何称呼之，他们很快就会变成政治倡议团体」。因此，他反而主张建制水桶和消防设备更为可行。皇帝在其它书信中透出一丝不耐烦。每当行政长官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发愁，皇帝就会以「我觉得你可以自行决定」这句老话来回答。普林尼不只一次恳求皇帝从罗马指派建筑师或测量员到该省（评估某些几乎快要倒塌的建筑结构，或是验收公共工程是否符合合约规定），图拉真的回复往往带有一点愠怒：「你省里难道连个人都找不到吗？是吗，是这样吗？明明很多人才吧。」
当然，这些信件往返恐怕并非所见即所是。皇帝的信不见得都是自己亲笔写的。罗马统治者想必得在其书记官以各种奉其名义所写的例行性公文上具名，至少也要点头同意，一如现代君主、总统和首相。有封信这么写着：「我亲爱的普林尼，从你的来信中得知，部队与外省人在你的领导之下，是多么用心且开心地庆祝我的登基周年纪念，我甚感宽慰」，而这显然是低阶职员发出去的制式回函。何况信件递送速度相当缓慢，回信送达时，对普林尼某些问题来说已经太迟，实际用处不大。希腊作家阿耶利乌斯．阿里斯提德斯（Aelius Aristides）曾写道，皇帝的来信「刚写好就寄到了，送信人简直是生了翅膀」，这真是希腊忧郁文人爱幻想的通病。罗马和普林尼执政省分之间的通信，其实是由一人一马递送，单程就要两个月。想收到回信，至少得等四个月。除非普林尼有办法等这么久，不然他难免得遵从皇帝之责成，「他自己决定」。「从中央进行微观管理」多少有点异想天开。
然而，这些往来信件仍足以勾勒出一幅生动的画面，其中可见恭顺的行政长官，不停地请求中央指示（也有可能只是想杜人之口，希望最后收到的回复时，信上的内容可以为自己的行事背书），亦可见皇帝这一方，感觉一下子（幻）想要微观管理，一下子又想卸责，要普林尼尽好本分。此外，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行政机构的规模，反映了涌入宫里的邮袋有多大。
据我们所知，普林尼是唯一把精挑细选过的公文拿来广泛流通的行政长官，而这些文书也成了其书信集第十卷的内容。他想必觉得这是种昭告天下自己多么尽责，炫耀自己跟皇帝之间的情意真挚（图拉真的确常常写「我亲爱的普林尼」），尽管其中的代价是不时可见他遭皇帝斥责。不过我们不难想象，全帝国四十个行省的行政长官都如同普林尼，一律定期向罗马本部回报，只是不若普林尼公开发行这些通信往来。若大略估算，假设普林尼发文频率如常，且假设他挑选流传的信占全部的四分之一（纯属推测），那就代表皇帝案头上光是各省行政长官寄来的信，每天就有十二封以上，每一封都在汇报，每一封都等着层峰的回复（「犹如歌舞队等着老师的指示」，阿埃里乌斯．阿里斯提德斯这一回的比喻实际多了）。而这还不包括其它高官、将领等的来信，他们也跟皇帝保持联系。
虽然实际上困难重重，漫长的延误，但这的确称得上是通讯治国。弗朗托告诉马可．奥里略，「寄信给全世界」是皇帝的主要任务之一，诚乃见微知着。
本章会以图拉真与普林尼的鱼雁往返为出发点，深入探讨皇帝身为执笔者、决策者以及管理者的理想典范。本章的焦点不是晚宴时斜躺的皇帝，而是办公桌前正襟危坐的皇帝，同时探讨罗马世界的运作涉及哪些工作，以及「全能统治者」的形象要如何因应宫廷行政管理的现实。对于日常政务，皇帝会过问到什么程度？哪一类的问题能上达天听，提问者又是谁？他们是否曾设法彻底改革？还是说他们只是设法维持政务运作顺畅，危机出现再来应对即可？这一切政务的开销怎么支付？过程中，我们将聚焦在来自罗马权力最前线的珍贵文件，亦即决策及施政的确切行政纪录。透过这批鲜少获准带出的研究室的文件，我们得以一口气穿越回到皇帝的「办公室」。我们将翻开某些古代法律手册，从干巴巴的文字里找出其中的人情世故。我们将发掘出帝国的一般民众对统治者有什么期盼，了解他们何时、为何找上他。「办公中的皇帝」提供我们一难得的机会，一瞥罗马街头凡夫众生的恐惧、焦虑以及怨言。
责无旁贷
The buck stops here
治理帝国的根本，在于皇帝的责无旁贷。求建议、求同意、求行动，种种请求纷至沓来。来者可不只普林尼这种地位的人，而是整个罗马世界上上下下的邻里社群、男男女女。理论上，送达御前的不满、委屈、问题或法律案件里绝无鸡毛蒜皮。无论他身在何处，无论他人是在罗马还是在旅途中，都会被有求于他的人团团包围──有人想升军等，有人想讨回遗产，有人想逆转邻近城镇土地扩张的情况。公元一一五年，地震撼动了大城安提阿（Antioch，今土耳其安塔克雅〔Antakya〕），造成严重伤亡，而据传死伤如此严重的原因之一，正是因为图拉真驻跸当地，作为征战东方的基地，因此城里才会挤满携带起诉书与请愿信的人。
今人不难对斐洛报以同情，毕竟他疲惫地跟在卡利古拉之后，试图让皇帝专心处理亚历山德拉港的争议。但我们或许也该为卡利古拉设身处地想想，他只不过想用个几分钟巡视自己的其中一处地产，偏偏一千多哩以外某座城市的几个敌对派系死死纠缠，硬是要他爬梳一场跟他几乎零利害关系的争议。他也不是唯一因为有人试图引起自己注意而恼怒的皇帝。三世纪的希腊作家、知识分子斐洛斯特拉图斯（Philostratus，尤莉亚．多姆娜的朋友）讲了个故事，内容是安敦宁．庇护和塞琉西亚（Seleucia，现代土耳其另一个城镇）代表团其中一人之间的冲突。据说，那人察觉到皇帝没有在听，于是他转而高喊：「西泽，听我说！」西泽厉声答道：「我很专心在听，而且我晓得你是谁，你就是个老是在整理头发、刷牙、修指甲、喷香水的家伙。」故事没有告诉我们代表团得到什么结果，不过，也不难猜。
每天都有数以十百计的人，希望皇帝关注他们。各使节团和他们准备好的讲稿只是其中一部分，此外还有罗马官员从帝国各地发来的公文，有钱又过度自信的群体或个人也会派信差递送他们的请求到皇帝驻跸之地。来人可能颇有跟到底的决心，例如我们从铭文上得知，有个出身以弗所（位于今土耳其）的男子，居然为了面见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及卡拉卡拉而追到不列颠。无论是在宫里主持公开的「致意」活动，还是乘舆轿穿梭在大街小巷，甚或是出现在某些省城时，都会有人把莎草纸小纸片（拉丁语称为「散页」〔libelli〕）往他手里塞。一般民众往往靠这种方式接近他。每一张散页都写着某种请求，皇帝在下方写好响应之后，再由人将散页钉在公布栏，让怀抱希望的请愿者能先看过一眼，然后再把誊本带回家。他们通常得焦急等个几天，才会看到皇帝的决定公布出来。偶有迹象显示，请愿者能得到直接响应。斐洛斯特拉图斯也写过另一个虚构的请愿场合，故事中的维斯帕先接获一份类似的请求，而且立刻对着在场的人大声读出内容。请愿者满脸尴尬，因为散页内容直白地替自己与友人向皇帝讨钱。维斯帕先藉此举暗示请愿者，只会得到坚定的「不」。
皇帝还得裁定一长串的正式法律决议。他当然不是罗马世界里唯一扮演法官的人。早在共和时期，其它官员和审理委员团便已发挥裁决的职能，而皇帝的司法角色也是跟他们闩在一起的。不过，皇帝不仅发挥相当于全帝国上诉法院的功能，他也试图把影响力延伸到原则上并非由他处理的案件，不管是在罗马议事广场及其它城市，在巡狩帝国途中，或者在皇宫里（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曾将自己出生时的星象绘制在一间房间，那正是他最喜欢进行审判的地点）。有些人地位不高，却能让统治者亲自担任仲裁者。他们怎么办到的，至今仍是个谜，也许是因为坚持不懈，加上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是宫中之人吧。有些皇帝就是比其它人更热中于任内的法律事务。据说克劳狄乌斯就很投入，未想连他有时也会顿失热情，在审判进行时睡着，辩护律师只得提高音量叫醒他。但这或许只是个故事。克劳狄乌斯老在不合时宜之际打瞌睡一事，其实是个老笑话了。每当他在晚饭时打瞌睡，他的侄子卡利古拉就会叫自己御用捣蛋鬼（见第三章提到的「小混球」）挥鞭叫醒他。
皇帝对于四方请求的答复，有一些会以逐字逐句的方式铭刻在石头、青铜片，或是写在莎草纸上，保存在罗马帝国各地，至今仍有部分存世，还有更多因进行中的考古发掘而出土。有一些答复则会纳入罗马的法律手册，这纯粹是因为皇帝说的一字一句，其效果等同法律，他们对于棘手难题的答复，也就成了法律的参考标准。例如某本法律手册收录的案件中，阿非利加（Africa）行政长官上报并提问一件格外辛酸的案件，便可见共帝马可．奥里略与卢奇乌斯．乌耶鲁斯的答复。一名绝望的奴隶为了逃离主人的魔爪，居然伪称自己犯下谋杀罪──行政长官请示两位皇帝，自己该怎么处理。两位皇帝的解决方法，则是把奴隶卖掉，出售的所得补偿给奴隶主，总之不会把奴隶还给主人。这个判决想必会成为后人参考的先例。
这些事情占用了皇帝的多少时间？我们不得而知。维斯帕先素来因为对职责太过投入而为人诟病，据说他临终前还在接待使节团。有时候，我们会把皇帝想成是整个帝国的解忧相谈专栏作家──据甲莎草纸残片纪载，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和卡拉卡拉于公元一九九年至二〇〇年间巡视埃及时，每天会接获四到五张散页请愿书；而根据乙莎草纸残片纪载，几年后，埃及行政长官（阶级比皇帝低）每天则会接获六百张散页请愿书。我们不清楚何者较为合理？不过，无论哪一种状况才接近常态，视皇帝为回复读者投书的人，恐怕是把帝国业务想得太过简单了。首先，皇帝回复的往往是制式的。康茂德因为用一模一样的字句答复大量请愿书而遭人大力抨击，但就我们现有的证据来看，一致的回复其实是相当典型的作法。此外，如果提出请求的是意大利以外的社群，中央往往会直接退回他们的请愿书，并附带指示他们将之提交给相应的行省长官。
50. 一窥罗马帝国的「书面作业」。莎草纸上写的，是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与卡拉卡拉在埃及时所审理的案件清单的最一开始（不过，此时卡拉卡拉仍是个孩子，很难有什么实质影响力）。文件标题下方的文字，说明这是一份张贴在体育馆的副本。靠近纸张上缘的地方有三行挤在一起的字，是因为加上了皇帝的正式姓名与头衔，显然初版漏掉了这些。
这两种倾向有一个完美的例子：在今保加利亚有一篇相当长的铭文出土，内容详细记录了当地村民在公元二三八年向皇帝戈尔迪安三世（Gordian III）请愿的细节，然后是皇帝的答复；据说，内容完整抄写自罗马的「图拉真浴场门廊」（想必形同现成的布告栏）。请愿者的故事令人揪心。他们的村庄斯卡普托帕拉（Skaptopara）不过是个小地方，有舒服的温泉，距离人声鼎沸的市场也不远。但是，途经当地的罗马士兵及官员不断糟蹋他们的家乡，要求免费吃喝、住宿与娱乐。他们说，情况糟到他们正在考虑「离开先祖的家园，毕竟遭遇这些暴行……因此，我们恳求您，万夫莫敌的皇帝……下令他们不准绕道，不要从其它村庄跑到我们的村庄，强迫我们自掏腰包供养他们，并明令我们不需为这些无权的人提供住宿。」村民们用希腊文写了超过一百六十行的陈情，结果戈尔迪安只回复四行拉丁文，说他们应该回头找所属省分的行政首长去解决问题。皇宫不会正面提供速效解方。请愿者得到的最好结果，就是拿皇帝的答复当武器，把问题提升为当地官署的急件。说不定他们本来就是以此为目标。
是谁写了什么？
Who wrote what·
不管答复内容是否敷衍（不见得都很敷衍），在处理蜂拥而来的请求时，皇帝还是有不少帮手。他有一份由非官方专家组成的名册，成员类似像普林尼，或是一些讽刺文章中出现的廷臣们，被召唤前来裁断图密善的大菱鲆（根本不用以为马可．奥里略和卢奇乌斯．乌耶鲁斯得在「伪证案」中自我奋战）。此外，宫里也有一些重要部门，诸如拉丁语书记部、希腊语书记部，以及陈情部。斯塔提乌斯有另一首诗是在歌颂图密善治世时的拉丁语书信部部长，他是一名类似「克劳狄乌斯．伊特鲁斯库斯之父」的人物。斯塔提乌斯把他勾勒成执掌通讯网络核心的人物，肩负「宫里最艰巨的任务」。诗人打趣说，他经手的讯息甚至比天神墨丘利（Mercury，众身的信使，祂脚上穿着翅膀凉鞋，确保消息能迅速传递）还要多。但是，这几个部门的职权范围绝对比「经手」的实务更广，职员还要替皇帝代笔（从某些函覆的结尾写上的「阅」字即可看出），或是把皇帝简单说的「跟他讲『不行』」润饰成文稿，诸如此类。我们先前已经看过「图拉真」对本都─比提尼亚的手下做出的一些回复，这类回复完全不需要皇帝亲自下笔，很可能由书记部撰写就可以了。斯卡普托帕拉的故事有个插曲：村民发文请愿时，戈尔迪安只有十三岁。他或许从来未读过村民的苦难纪录，更遑论「自己」下笔回复了。
显然没有任何一位皇帝会亲自回复每一封请愿信。举个例子：曾经有个博学的仰慕者盛赞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治世时的某位希腊语书记部部长是世上最优秀的书信文写者，不仅清晰明快、独具风格，而且在替皇帝代笔时能够精准把握到皇帝的性格，简直像个演员或写手。希腊文恐怕得单独看待。即便是拥有日常双语能力的皇帝，也得有人协助才能掌握希腊语修辞的精妙处。不过，我们实在无法想象那些偶尔主导宫内相关部门的法界或文学界泰斗（苏埃托尼乌斯便曾短暂入宫任职），会拿自己的光阴耗费在当个区区的文书或抄写员上。我们始终无法断定是谁下笔、写了什么，而皇帝的声明又有多少是行政职员捉刀的。
实质作法想必随时间不断在改变，端视皇帝个性勤劳或懒散，是控制狂或派任专家，身处宫中或战场上，是缺乏经验的少年郎或见过风浪的老成政治人物。总之，捉刀代笔、编修删减、起草修饰之间的界线向来很模糊。而人们认定哪个人写了这些信，其实就跟实际上是谁写了这些信件一样重要。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认定下笔的人是皇帝。
皇帝的新笔
The emperor’s new pen
罗马人想象中的皇帝虽然豪放不羁，却也是个案牍劳形、振笔疾书之人。弗朗托给马可．奥里略的忠告中提到「寄信给全世界」，而罗马人在勾勒皇帝的时候，看的也不只是他们设宴、指挥军队，或者举止不端到什么程度，也会看他怎么处理文件、案件以及信件往来。尤利乌斯．西泽的轶事便清楚捕捉到皇帝案牍劳形的这一面，例如他在观赏竞技表演时，边处理信件及请愿书（后来的马可．奥里略也曾如此尝试），或是刻意在兵马倥偬之际，同时多任务处理政务，一边骑马，一边口授两名书记替他代书。哈德良的故事也表现出这一面──有一回，他必须仲裁某个在「父亲」死后十一个月才出生的婴儿，能否以婚生子身分视之，哈德良为此查阅医学教科书。最后，他给的答案是「可以」，就算是以古代的科学水平而论，也错得太离谱。
阅读也是皇帝形象的一环。从皇帝阅读及答复信件的方式，就可以推敲出他的性格。卡利古拉显然不致案牍劳形──犹太（Judaea）行政长官来信，提出了他并不想听的建议（亦即就在耶路撒冷圣殿为自己立像一事，希望他三思），而他看信的表情明显不悦。据说，另一名行政长官发文供御览时，在这封皇帝必会亲自阅读的信件中犯了低级的拼字错误，结果被奥古斯都开除了（如果皇帝未亲自阅览，怎么可能点出错误？）这么一开除，无疑就显得他多爱卖弄学问，却也透出他有那么点虚伪，毕竟人人都说他自己根本就是个拼字怪客。据说高风亮节的马可．奥里略读到一封描写斯米纳（Smyrna，今伊兹密尔〔Izmir〕）因地震而受创严重的信时，不禁怆然泪下：「他一读到『西风吹过她，彷佛吹过一片荒漠』这一句时，立刻泪洒纸页」，并马上承诺提供重建经费。
难怪毫不起眼的罗马金属制尖笔（stylus）会成为皇帝的标准配备之一。外人总想象皇帝手中一定有枝笔。尤利乌斯．西泽曾试图用随身尖笔，来抵挡刺客手持的匕首。而尖笔也是图密善令人作呕的休闲娱乐──刺串苍蝇──所选用的武器。盖伦曾将严重的「笔伤」案例汇整成文，他在文中提及哈德良有一回在盛怒之下，用尖笔戳穿了一名奴隶的眼睛。不久后，深感懊悔的哈德良问这名奴隶希望得到什么以为补偿，奴隶直白回他「还我眼睛」，哈德良一听更是羞愧难当。反正，有皇帝就有笔，有笔就有皇帝。
当然，大家也都预设皇帝确实会用那些笔书写（除非是口述）。外界会把奉皇帝之名所写的字句，视为皇帝自己所说、自己所写，当然少数圈内人知道并非如此。人们批评这些千篇一律的回复内容时，批评的并不是康茂德的书记，而是康茂德本人。
正因为如此，皇帝的回复才会频繁出现在帝国各大城市，铭刻在石头或青铜素材上示众。虽然有能力读懂这些文字的人并不多（现代对于罗马帝国男性识字率的估计，通常落在百分之二十），但见这些告示就如见皇帝亲临。也正因为如此，但凡公然暗示这些皇帝所言（文字或口述皆然）并非皇帝本人，就能当作一种攻击皇帝的武器，效果近似于挑战他的统治权。例如年轻的尼罗便曾遭人抹黑，说他在继父克劳狄乌斯葬礼上发表的悼词，其实是他的老师塞涅卡所写──塔西陀打趣说，尼罗是第一个需要「借用文采」的皇帝。皇帝尤利安乐于恶意嘲笑图拉真，道理跟抹黑尼罗如出一辙：听说图拉真实在很懒，甚至到了要友人卢奇乌斯．利基尼乌斯．苏拉（Lucius Licinius Sura）替他写演讲稿的地步（这跟普林尼口中那个很是尽责的图拉真，相去实在不可以道里计）。这正是帝国文化的另一项重要的虚构叙事，另一种视角的责无旁贷──但凡得到皇帝回复的人，都会理所当然认为这是皇帝本人写给自己的。「皇帝」所写或所言，即为皇帝。
由下而上
From the bottom up
会以铭文记录皇帝对于请愿的回复的，通常是地方社群，有时候也有个人，而铭文所呈现的形象多是勤恳仁君。比方说，意大利小城法雷里奥（Falerio）把图密善的答复刻在青铜片上示众，内容表示他在法雷里奥人与邻近城镇费尔姆（Firmum）的长期土地纠纷中，裁定对法雷里奥有利的结果（这位皇帝〔或是他的哪一个下属〕挖出了数十年前奥古斯都曾做过的裁断，似乎事情那时就有定论了）。北非的小村庄里可见另一篇长文，记录了康茂德对一群佃农的支持──由于派驻当地的罗马官员偕其同党剥削他们，不仅涨地租，还派一批士兵殴打他们，他们这才愤而上诉）。有些地方甚至是把所有文件一律铭刻示众。例如阿芙萝黛西雅（Aphrodisias，位于今土耳其，市名取自女神阿芙萝黛蒂）剧场入口处有一面墙，墙面的石材刻满了各种文件，例如来自皇帝、元老院或其它要人的信件，其中包括阿芙萝黛西雅使团请求皇帝立刻免除某种税（内容不详）之后，皇帝所做出的正面响应。
51. 阿芙萝黛西雅「档案墙」局部。此举相当于公开展现这座城镇与罗马当局的关系──墙上铭刻的，可都是皇帝来函的副本。
这类铭文给人一种印象，彷佛帝国里人人得偿宿愿，争议平歇，案件解决，请愿得到皇帝（应该说名义上）首肯。确实有些人抱持会吵有糖吃的态度。但证据确实倾向于请愿成功的人比较会留下纪录。遭到拒绝或粗鲁对待的人，不会选择把自己的失败形诸文字公诸于世。费尔姆人不可能把图密善所做出的、有利于法雷里奥人的仲裁铭刻下来的。我们之所以晓得利薇雅站在萨摩斯人那一方，试图出手干预，是因为他们的对手──即阿芙萝黛西雅人──出示了奥古斯都的信件──想必春风得意。而斯卡普托帕拉人会把请愿及回复内容全文公开，意味着他们本来就把目标设定在让地方当局以「急件」的层级处理。
何况在罗马帝国里，大多数碰上问题的人就算无力应付，那样的无力感也没法传到那么高的层级。对罗马世界的大多数住民来说，无论处于何等水深火热中，直接上达天听的机会仍然渺茫到有如幻觉。斐洛深有感悟，毕竟统治者捉摸不定，纵然提请仲裁的人人面广、资源足、心意坚，都是件难事。争取皇帝圣允时，就连具备知识、有经验的人也会感到焦虑，而这种心理也反映在传世至今的古代教则中，其中对于争取皇帝支持的方法有详尽的建议。举个例子，假如你希望皇帝派人赈济遭逢天灾的城市，那该怎么说才好呢？答案是：赞美他多么慈悲，说是上天派他下凡来救苦救难，要生动描述城镇受灾的景象，在他脑海唤出全城人民祈求他怜悯的画面。可惜对大多数人民或寻常的社群来说，他们根本不可能这么会描述，更不用提实际上还会遇到什么困难。
相较之下，一旦御驾经过你所在的地区相对轻松多了，就近亲炙的人也确实不少（所以当年安提阿的伤亡才会如此惨重）。不过，从遥远的外省出发，向人在罗马的皇帝告御状，难度可谓更上一层楼。地方当局有时会从中作梗，他们宁可「关起门来」办事（至少从亚历山大．塞维鲁斯的一项裁决，可以反推出这种情况：他的裁决收录在某法律手册中，示意行政长官不应阻止民众向皇帝告状）。去罗马告状也得耗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往返恐怕需要好几个月，而且还得有把握相当了解首都运作的情况，才能把区区一张散页交到皇帝手中。你打算在哪里呈给皇帝？你怎么进去？就算是在皇宫好了，你知道正门在哪里吗？据说有一回在公开的「致意」场合中，某个男子为了要不要把请愿书呈交给奥古斯都而踟蹰不已（手一下伸出去，一下又收回来），奥古斯都于是对他开玩笑，说：「你看起来好像在试着拿一分钱给大象」。不只一名古代文人援引此事，证明这位皇帝很有幽默感。而故事也把握到请愿者对于请愿程序不熟悉的话，内心会多么恐惧。
提交给罗马皇帝的案件有许多看似普通，提请仲裁的看起来也像普通人，但我强烈怀疑实情真有如此普通。有时候，利害关系是一眼看不穿的（对于尼多斯城那件夜壶意外杀人案而言，我直觉认为，事情跟奥古斯都有关）。有时候，提出请求的人显然不完全是圈外人，而是因为他们的人脉能触及皇帝的圈子，至少是相去不远，才更容易直达天听。斯卡普托帕拉人的请愿书便透露出一点端倪。这么遥远的村庄，到底要怎么让首都听见自己的声音？这都多亏人在罗马的一个村民。铭文的前言明确提到，提交请愿书的人来自斯卡普托帕拉，在该地也有地产，而此人当时正在禁卫军服役。
不过，即使这些人可能没有表面上那么「普通」，我们从部分提交给皇帝的案件，以及提交给较低阶罗马官员的案件，多少能看出生活在帝国内、未曾留名历史的人们面临了哪些问题。透过层峰的视野，我们得以一窥阶级体系底端的人有多困顿、多绝望。请愿的内容有时很离奇，引人入胜、意外的精采（对现代读者来说是如此，但当事人恐怕不这么认为），举凡为了在敌军行动中遭杀害的牛只，或在邻居的地产里捕鸟而引发冲突等。大部分请愿的内容很日常，例如税收、继承、疾病、债务之类的。公元二〇〇年，驻跸埃及的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与卡拉卡拉答复了一批共十三件事情的指示，其中两件事跟借钱有关，三件涉及继承，两件涉及税务，一件与孤儿的监护权有关，还有一件则讨论疾病是否可以做为规避法律义务的充分条件（有些回复只写着像是「如拟」几个字，完全无法得知原先的问题为何）。不过，如果我们要从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挑出最令人怨声载道、不时呼吁皇帝采取行动（至少要提出严正声明）解决的议题，那无非就是官方的交通「体系」。对于透过信件通讯治理的罗马世界来说，邮政向来是最大的争议之处。
破坏规矩的普林尼
Pliny breaks the rules
说到底，问题在于当时的人以最底限的人力，来营运一个辽阔帝国的基础建设。姑且不论军队，综观世界历史，经营内政时使用的勤务人数最少的帝国正是罗马（帝制中国高级官员占比是罗马的二十倍）。所以，从奥古斯都治世起，无论是在帝国境内将人员或情报从甲地传递到乙地，抑或是押送犯人、现金，乃至于供皇帝观赏的野兽，官方的运输及通讯基本上都是委外作业。若你是拥有合法许可的罗马人，就可以直接从旅行路线上经过的一些社群中征用动物、车驾、住宿和招待。显然会有人进一步滥用：伪造许可证、拒不支付应付的任何费用、远超允许范围的服务需求等种种颐指气使的行为。
对帝国内的众多社群而言，这是国家日常剥削的最前沿。一旦有一群粗鲁、醉醺醺的信差出现在你所属的城镇，那副光景着实不难想象，而这正是斯卡普托帕拉人其中一部分的抱怨。数百年来，地方民众不断抗议，而皇帝们则试图响应。比方说在公元一二九年，哈德良声称自己亲眼目睹当地人民受到不公平对待，而他（重新）实施一系列规定以减轻问题──一九九〇年代，此内容的铭文莫名地流落到某个土耳其收藏家手中。例如唯有提出许可证，否则不提供马车；人与牲口所需的食物都要付费；除非道路因大雪而看不见，否则不得要求当地人带路等。几十年前，涅尔瓦已经实质废除意大利本土的征用制度，当时铸造的钱币甚至有纪念此事的图样。钱币上可见两匹悠闲吃草的骡子，骡子后方则是一辆倒放的马车，再也不需用于官方运输工作。
这件「征用运输制度」（拉丁文的vehiculatio更是言简意赅）的传说，掌握到了皇帝权力的其中一个环节。他们显然听见了子民的恳求，也做出了回应。但直到公元五世纪，相同的主题一再出现，可见他们解决问题的努力做得不够。总之，只要情况有利于己，他们也乐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普林尼与图拉真书信集的结尾，是这位行政长官致信皇帝，说自己的妻子因祖父过世，想回意大利老家奔丧──虽然纯属私人性质，完全不符合发放许可证的规定，但他还是准许了一份官方许可证。随后他请皇帝特例许可追认。皇帝的答复是：「没问题，我亲爱的普林尼」。书信集里收录了一百多封信，内容显然再三检查务求准确，结果最后一封信呈现的居然是图拉真欣然应允普林尼破坏通行许可的规定，由此给人的不安实在是不只一点点。皇帝们口口声声说要消弭滥权，也不过耳耳。
52. 涅尔瓦统治时期发行的青铜币，图案设计旨在纪念意大利废除征用运输制度。两匹悠闲吃草的骡子，背景则是用来拉车的挽具，周围写的口号很明确：「vehiculatio已在意大利废除」。
采取行动
Taking the initiative
看看皇帝的邮袋大小，你不难想象皇帝的工作（无论是亲力亲为，还是他人奉其名义为之）几乎都是在响应从四面八方涌来的请求。现代有些史家便是持这种看法。他们认为，皇帝实质上并非主动，而是被动，与「大权在握的独裁者」这种崇高的形象相去甚远。罗马世界的统治者其实得忙着回信、补破网、听人诉苦，还要确保自己看起来永远一副接纳每一个人、不分贵贱的样子。此种观点有些道理。所有的政府多少都有被动的成分（许多立法便源于投诉），而相较于「全能的皇帝弹指间便能改变世界」的印象，「案牍劳形的皇帝拿着尖笔、忙着口授」还更接近真实。同样有误导人之嫌的，则是把皇帝或他们的幕僚想象成擘划大局之人，有如现代政府制定长期战略方针。我们在第一章谈到，相较于后世其它罗马统治者，建立一人统治的罗马的奥古斯都，他推行的改革计划比他们更是「通盘」，而即便是他，恐怕也未必真如此。至少在执政之初，他绝对不只在为将来数世纪的独裁体制设计详尽的蓝图，对于自身短期内能否活下来，他也很关心。身为即兴演奏家的他，是在后世回顾之际，才摇身一变成为战略家。
不过，奥古斯都宝座的继任者们可不是痴痴等着信件送来。弗朗托去信马可．奥里略，提点皇帝职责时，还列出「对外族君主施压」（我们会在第八章再来讨论这件事），「在元老院为符合公共利益之事喉舌」，以及「匡正不公义的法律」。各种倡议与大小措施（甚至小至罗马小餐馆的菜单）都跟皇帝有关系，毕竟这一切，都关乎「公共利益」。
皇帝的职责有时跟排忧解难有关，公元六〇年代初期的不列颠行省，就有一件揭露此一面向的故事。一名罗马下级官员兼吹哨者写信向皇帝投诉，表示不列颠行政长官在布狄卡之乱之后，处置投降的叛军时手段太过残忍。数以千计的信从遥远的行省寄给皇帝，而这名小官的信只是其中之一，但重点在于这封信的后续，以及引发的一系列决策。时任皇帝为尼罗，他派遣前奴隶波利克利图斯（Polyclitus）前往调查实情，看看是否能修补行政长官和财政官员之间的裂痕：他没有办法。最后的结果是，等到有了个顺水推舟的机会（一场不甚严重、只是有失颜面的海军事故），这才摆脱这个行政长官，尼罗索性指派更温吞的人选取代他的职位，总算缓和了局面。
塔西陀在重述这件事情时，语调极为负面。他认为，下级官员本来就不该告发行政长官。波利克利图斯完全不是什么调解人，对不列颠的罗马人而言，他根本是恐怖的化身，却是反对人士的笑柄，他们认为，找个前奴隶承担重任无疑是笑话。而且，所谓温吞的继任者只不过是懒散，用「和平的光环」遮掩自己的怠惰无为（我很确信，塔西陀希望人们注意到继任者的名字图尔皮利阿努斯〔Turpilianus〕，其实带有「丢脸」的意思）。
53. 布狄卡之乱发生后，向皇帝告发上级的吹哨者死于不列颠，这是他巨大墓碑的局部（十九世纪在伦敦出土，原宽超过两公尺），后来被驻守伦敦的罗马人当成防御工事的材料。塔西陀说他名叫「尤利乌斯．克拉斯西奇阿努斯」。而墓碑上的第三行可见相对完整的名字，「尤利乌斯．阿尔卑努斯．克拉斯西奇阿努斯」，暗示他可能出身高卢。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对不列颠人有所同情。
不过，在塔西陀的敌意之下，轻易便能察觉到皇帝或他的幕僚确实采取若干有效的措施，以及睿智的任命，可惜的是，这一切对于举起反叛旗帜的人来说已经太迟。当然，不见得所有任命都能知人善任，对于某些省分的行政长官「究竟」为何雀屏中选，也有诸多充满恶意的谣言（例如有人说，日后成为皇帝的奥托，是在尼罗跟他的妻子眉来眼去之后，才奉派到西班牙担任一省总督；又或者更荒谬的说法是，卡拉卡拉会把自己讨厌的人派去天气超热或超冷的省分）。一般而言，能够左右「任命」与「晋升」的不只是才干，恩庇关系、个人偏好以及互通有无等影响力也是不遑多让。但至少从罗马人的观点来看，不列颠的情况已经算是制度运作良好了。
换作其它情况，我们很难不去怀疑皇帝真能执法不阿──像是禁止阉割、禁止用恶意言词攻击身居高位的男女，乃至于严禁男女混浴，这些多半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小餐馆的菜餐很可能便是如此：公元一世纪起，一连几位皇帝一再规定，罗马城内的小酒馆（popinae）可以或不可以提供哪些饮食。据苏埃托尼乌斯表示，提比略「甚至连酥皮点心都禁了」。卡斯西乌斯．狄欧表示，克劳狄乌斯禁止贩卖「水煮肉」以及（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热水」──也许是因为水是罗马人饮酒方式的关键，他们会在葡萄酒里兑水），而尼罗则禁止「蔬菜与豆汤」以外的所有熟食。狄欧又说，最后到了维斯帕先，除了豆类以外，其它一律禁止贩卖──要是人人真守法，那罗马的餐酒馆文化肯定会变得异常乏味。
那些规定绝对没人当真，顶多偶尔虚应故事一下。罗马城虽有百万居民，却没有警力（最接近的就是身兼消防员的守夜人小队了），虽然确实有少许文献提及恶质酒馆老板遭起诉，但这类规定绝对没有办法严格或有系统地推行，甚至根本就不是有意为之。无论在古罗马还是现代，立法的功能都不只是惩罚罪犯，也是为了展现价值观。我个人认为，前述规定旨不在逮捕违法者，而是在展现皇帝对罗马世界的微观管理，以及他对勤俭的奉行──至少经常出入小酒馆的平民要勤俭，有钱人则不用，这种双标挺常见的。
奥古斯都曾下令，唯有穿着托加袍的男子才能进入议事广场（托加袍是罗马最正式的着装，并非多数市民的日常穿着，犹如今日我们不会常常穿晚礼服或燕尾服），个中的道理也很类似。据说，皇帝把这个责任交给一些资浅的元老院市政官（aediles）来执行。只是议事广场入口处真有保全，一一检查服仪吗？我怀疑。这其实就是「追求时髦」和「老式标准」的老问题。
即席演讲的克劳狄乌斯
Claudius on his soap box
然而，我们间或得以目睹皇帝推动了有实际成果的重大改革，甚至连我们都能了解这些改变有其道理。我举个例──事情始于公元四十八年由「高卢领袖们」提出的请愿，最终却发展成一场重大争议──有人提议，允许出身「披发高卢」，亦即今法国阿尔卑斯山北麓一带的人，可以在罗马任官乃至于跻身元老，而皇帝克劳狄乌斯也支持这项提案。根据塔西陀对此事的描述，出席议事的元老向皇帝表示反对这项提案（出身意大利的人，人数难道不够充任元老吗？何况高卢人传统上不是与罗马人为敌吗？）接着克劳狄乌斯本人发表演说，把票催到支持高卢的一方（皇帝的演说几乎都有催票效果）。而即便催票不难，这件事也是罗马政治特权在帝国内逐渐拓展的重要一步。
不过，这次决议之所以分外有趣，却是因为克劳狄乌斯的讲词经人逐字逐句、仔细铭刻在青铜片上，接着风光展示在高卢大城里昂（当时称卢格杜努姆〔Lugdunum〕），大块的残片于十六世纪时重新出土（图2）。我们仍然可从残片中解读出克劳狄乌斯论述中的根本逻辑：他坚持，接纳外人始终是罗马的文化，何况自从尤利乌斯．西泽征服高卢之后，高卢人对罗马始终忠贞不二。无奈的是，期盼听到皇帝铿锵有力、晓人以理的人，势必会对这番支离破碎的演说细节感到头痛万分。
残存的文件当中，克劳狄乌斯起码用去一半篇幅讲述深奥难懂、混乱却又不完全相关的历史教训，为的是对元老们勾勒出罗马欢迎外人的传统。比方说，他回溯到五六百年前，藉此评价半传说的、「出身伊特鲁里亚」的罗马王塞尔维乌斯．图勒利乌斯（Servius Tullius）──在这段翻译中，我稍微把他的话修饰得更有条理些──
塞尔维乌斯．图勒利乌斯此人，就我们自家文人的说法来看，他是战俘欧克蕾西雅（Ocresia）之子；如果按照伊特鲁里亚文人的说法，他曾是卡耶利乌斯．乌伊维纳（Caelius Vivenna）最忠实的伙伴，参与他每一回的冒险。在命运更迭的驱使下，他率领卡耶利乌斯的残部离开伊特鲁里亚，占领一处山丘，并命名为卡耶利乌斯丘（Caelian Hill），由此向领袖致敬。后来他改以自己的名字（因为他的伊特鲁里亚名为马斯塔尔纳〔Mastarna〕）命名，改成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名字，然后统治了这个王国，为国家带来巨大的利益……
如此这般，每下愈况。一次，他还讲了个颇为拙劣、唯有圈内人才懂的玩笑：「元老院里早就有人出身卢格杜努姆，我们也完全不觉得懊恼」，他大抵是在讲自己出生在卢格杜努姆的事实，当时他的父亲正以行政长官身分派驻在当地。经过又一番的百转千回，他稍事休息，提醒自己切入重点：「克劳狄乌斯，现在该告诉元老们，你讲这些的重点到底在哪里了」（不过，部分现代学者在评注时，猜想这会不会其实是其中一名听讲的人实在受不了，无意间发了个牢骚，结果不知不觉被阴错阳差写进铭文里）。他的讲词里没有「借来的文采」，有的话可能比较好。只是，这篇铭文应该不是里昂市民会想留步细读的，反而是皇帝支持他们的追求的一种象征。
我们毫无理由认定皇帝的演说听起来都是如此。假如我们真认为现代（其实多少也有古代的成分）对于克劳狄乌斯的刻板印象──虽说他是个勤恳的学者，写过一本谈伊特鲁里亚史的书，但他既迟缓又年迈，跟周围格格不入──确有其事，那他这种表现也正如你我所预料。不过，其它皇帝和皇室成员流传至今的讲词中也有一些元素，跟我们从里昂铭版上读到的内容差不了太多──诸如年轻的皇子日耳曼尼库斯抵达亚历山德拉港之后所发表的演说（他坦承有一点思乡），或者哈德良在北非阅兵，观赏完部队操兵后，授予他们的木质纪念牌（「你们在硬粗砾石上挖出一条壕沟，并将之打，使之磨光滑」）。这些例子再再提醒我们：皇帝的字句，有时候恐怕比我们以为的还普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