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权革命
The citizenship revolution
偏偏关于历来罗马皇帝所实施过最激进的单一改革措施，却没有留下能解释其缘由的只字词组，一般的没有，华丽辞藻的也没有，委实令人惋叹。公元二一二年，皇帝卡拉卡拉一下子就把完整的罗马公民权，无论是其地位，还是继承、缔约等随之而来的法律权利，尽数授予罗马帝国的所有自由身居民，人数或许有三千万人。此举虽然不若奥古斯都所实施的那种一整套改革计划，但就单一立法而论，其影响力远比第一位皇帝推动过的任何个别措施都更为深远。从现在起，帝国里每一个自由人皆享有同样的基本权利。统治者（公民）与被统治者（非公民）之间的法律差异一夕之间废止，所有人都处在同样的起跑点。公元三世纪的历程中，公民之间确实有「位尊」（honestiores）与「位卑」（humiliores）的新分野，有些人就是比其它人更上一层楼。但卡拉卡拉的举措，仍是罗马历史上，乃至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公民权授予。
我们不仅对此次立法的确切细节一无所知，甚至也不了解背后的动机为何（虽然克劳狄乌斯曾在一百五十年前高举「海纳百川」的传统，但两次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在一份时代大致接近的莎草纸残片上，看似引用了卡拉卡拉的诏书（「准此，我将罗马公民权授予罗马世界中的每一个人」），而卡斯西乌斯．狄欧的作品和一部法律手册中也有几处简短提及此事。可是，对于其立论考虑，我们却只能推论──有些是古代的推论，其它多是现代的推论。卡拉卡拉是不是在效法亚历山大大帝的神话？后者对普世公民权怀有憧憬（至少有人是这么想象他的）。经历和弟弟盖塔的血腥决裂后，他这么做是不是在拢络民心？这真的出自卡拉卡拉本人的手笔吗？几个世纪后的文人实在无法想象，如此积极正面的改革居然是由盛名狼藉的「禽兽」所推动的，于是把功劳归给安敦宁．庇护或马可．奥里略。还是说，这根本是财政方面的招式？狄欧与爱德华．吉朋一前一后主张，税负完全落在公民身上，尤其是遗产税与解放奴隶时价税，而广授公民权的荣誉只是为了掩盖要让外省居民承担税负一事。
这件事情堪称是罗马史上最大的「黑洞」。更有甚者，皇帝如何对意大利人民众，乃至于对全帝国民众表达这件事情？我们着实一无所知。讯息要怎么传播开来？受惠者要如何知道自己的新身分？我不认为卡拉卡拉会像克劳狄乌斯那样，对所有人亲授一门历史课，但天晓得？
底线
The bottom line
就算当时的人只能提出财政因素来解释卡拉卡拉改革的推动力，可能性依旧极低。帝国行政当局是否陷入困境？相关的证据之间又彼此矛盾。罗马铸币时，贵金属含量愈来愈低（以罗马来说，这种降低钱币成色的作法往往是经济困顿的有效指标），不过几位古代文人观察到，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卡拉卡拉的父亲）去世时，帝国的财政之健全远甚于以往。纵使皇帝受限于现金不够，也不至于得把完整罗马公民权授予帝国超过三千万的居民，包括那些最穷的人，只为了让他们多少担一点税收，等于是用大炮打小鸟。想筹钱还有其它方法。不过，广授公民权确实引发关于皇帝与金钱的问题。
罗马帝国是个枝叶庞杂、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经济「体系」（当然不是现代经济意义下所谓的「体系」）。体系中有部分关系密切，堪称具有原始的全球性质。罗马世界各地可见共同货币的雏形，有广为人知且认可的黄金、白银以及青铜货币面额。某些商品（尤其是陶器）遍及整个罗马世界，从苏格兰到撒哈拉沙漠都有出土，是大规模量产的古代实例（无论是阿尔及利亚博物馆的展示间，或是苏格兰边境的哈德良长城，你都能看到同一种表面光滑的罗马红陶罐）。此外，有些迹象强烈暗示了当时的产能与长途运输网络的规模。罗马有一座人称「陶片山」（Monte Testaccio）的小丘（如今依旧可攀登而上），事实上是一座古代垃圾山的遗址，堆了超过五千三百万只大型双耳橄榄油壶（每个油壶容量高达六十公升）的陶片，而这些油壶是公元二至三世纪之间从西班牙进口到罗马的。陶片山固然壮观，却笼罩着一道阴影。近年来科学界对于格陵兰冰帽进行钻探，这才发现古罗马采矿作业（矿场多位于西班牙）所造成的污染痕迹，其严重的程度堪比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破坏。
不过，帝国多数居民仍然从事小规模农业，自给自足，多数农产则供给本地或家内而已。除了偶尔看到的水车，古罗马几乎没有多少科技创新足以支撑所谓的工业「发展」。当时的金融机构（无论是储汇或放款）更是少之又少，几无经济理论可言。罗马人甚至不见指称「经济」的字词，他们绝对不知道什么是「经济成长」，而他们保管财富的方式则是个谜（除了古代版的「床底下」）。订定财务规画顶多只有基本水平。我们所知最缜密的分析，是对于罗马占领不列颠所做的损益分析。希腊学者史特拉波（Strabo）曾经针对奥古斯都与提比留治世时的罗马世界进行过一番地理暨人类学研究，他提问道：征服并留置管辖新省分所需的军费，能够用税收弥补吗？而他的答案是「不能」。即便如此，这仍不过是基本的盈亏计算。
54.「陶片山」上切出的一道沟，一眼便能看出这座山是无数的破双耳壶堆成的。说是「随意倾倒」的垃圾，恐怕不尽公允，因为这些陶片是一层层仔细推放上去的。
换句话说，皇宫行政的优先事项只不过是确保能得到足够的钱（或者铸造足够的钱）来支付政府所有的支出。其中最大宗者莫过于军费，占年收入约百分之五十，但还有一长串的大笔支出：人员薪资，谷物（后改为橄榄油）发放津贴，好让罗马城内多达二十万公民得以受惠，建造有时规模相当宏大的建设（全新的港口设施，或者大规模排水工程，普林尼的小运河因而相形见绌），还有举办表演、隆重的排场以及展览，这些净是罗马城市文化不可或缺的环节。资金的来源五花八门，如皇室拥有的贵金属矿场，或是公然强取。不过，主干仍是罗马世界各地以不同名义和不同方法征收的税收：关税、通行费、人头税、港口税、财产税等。有不少税捐以现金支付，但也有一些「实物」征收（像是来自埃及的部分谷物，直接供首都分配之用）。对于罗马世界上下来说，这些税捐有一些是全新的、专属于罗马的独特需求（奴隶或格斗士买卖要抽税，奴隶赎身费也是），然而在某些省分，罗马税收只不过是从前罗马时代的既有体系中稍作调整的结果。
一旦收支无法平衡，除了提高税率（并不常见）之外，就只剩一种体制性的补救方法。这正是减少钱币的重量，或是减少其中的贵金属含量。直到公元二世纪中叶，亦即一人统治体制实施一百五十年左右，银币贬值程度仅百分之二十，金币更少，由此显示这段期间收支平衡，危机通常是暂时性的，皇帝大手笔花钱导致帝国濒临破产的故事净是夸大其辞。尽管进入三世纪之后，虽然文件纪录中曾提及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治下财政状况，原因众说纷纭（军事活动增加、疾病大流行诸如此类），实情恐怕并非如此，而且这些无法充分解释（也没有说服力）卡拉卡拉的决定。
世界首富
The richest man in the world
古代每一段对于帝国财政的讨论，无不垄罩在皇帝本身的形象底下。有些讨论聚焦在个人，有时则是极其特异的改革措施。比方说，维斯帕先对洗衣和鞣革行业的关键材料，即尿液征税，至今，老式法语里还留有对这件事的记忆──以vespasienne指称小便斗（至于尿税实际如何征收，或者是否确实征收过，就不得而知）。图密善曾短暂禁止意大利栽种更多的葡萄藤，更下令铲除外省半数的葡萄藤，至今史家仍为此争辩中。而此举到底是认真想振兴谷物的栽培呢，或是保护意大利酿酒业的措举，抑或是类似「返璞归真」的措施呢？整体来说，罗马文献中呈现「坏」皇帝时，传统的刻板印象包括挥霍、吝啬或贪婪（或者三者的巧妙结合），而「好」皇帝则是慷慨却有度。
财政责任的规画及调整是皇帝形象的一环。比方说，提比留拒绝剥削外省人，无疑成了他的功绩。有些省分的行政长官想要提高税率，他的答复是，「好牧羊人会剃羊毛，而不是活剥牠们的皮」。「取之有道」显然还是有自利的成分，提比留的意思绝非完全不去收割羊毛。但是他无愧于自己喊出来的口号，言而有信──曾有一次地震导致位于今土耳其的一些城市遭到损害，此时他免去这些地方大部分的税赋达五年时间。此外，传说中有多位皇帝曾经公开销售前任皇帝的部分贵重物品，用前政权的挥霍来衬托自己的诚正，佩勒蒂那克斯便是其中之一。康茂德的闪亮珠宝遭到拍卖，所得则做为士兵的赏金。《帝王纪》列出了一份令人难以置信的拍卖品清单，包括阴茎图腾杯、可调整座椅车驾（遮阳或吹风的设计），感觉比较像是对于皇帝奢糜的幻想，而非真正的库存清单。
然而，这些刻板印象往往低估了金钱和财富对于帝权的核心，乃至于对统治者与臣民关系的巨大影响力。军队的支持、政治程序的掌握程度，还有跟上层社会的其它成员保持微妙的平衡等，其实是皇帝之所以能够订定规则的根基。不过，皇帝是罗马世界历来最有钱的人，也是最大的地主，这个事实也是帝制的支柱。严格来说，「国」库和皇帝的私产之间虽有分野，但某些「建设性的模糊」确实让他的财富大为增加。此外，皇帝的资产因为馈赠、继承以及没收而稳定累积，且每当有一新的家族登基，家族的私人财富与土地也都会纳入皇帝的资产组合，这些都强化了皇帝的财富。但凡坐过宝座的人，财产都会被「皇帝」一职大口吞噬。姑且不论皇宫和其它皇居，帝国东南西北还有大片的土地及营利产业（包括矿场、大理石采石场）为统治者及其至亲所持有（或者「落入其手中」）。
我们以埃及为例来说明，因为当地的莎草纸档案有助于追溯土地持有的情况，比大多数地方更准确。我们晓得皇帝的家族在埃及有无数的产业，包括一片辽阔的营利纸莎草沼泽（业主为利薇雅，共同持有者包括她的外孙日耳曼尼库斯一家人），而尼罗的导师塞涅卡也拥有很多埃及村落的土地，后来都进了皇帝提图斯的口袋。根据古代的土地调查来看，该省某些区域将近半数的土地是皇帝的财产。埃及也许是特例，但也没那么特殊。数以百计的文献提到，皇帝在罗马世界各地拥有的产业，有些是出现在铭文中，有些则是古代文人无意间提到的。先前提到，曾有佃农因为不堪负荷而向康茂德寻求帮助，而这些佃农耕种的其实正是皇帝的土地（这或许有助于他们申诉成功）。同样也是在北非，尼罗似乎曾没收大片土地，其中一些土地在一个世纪后仍在他名下（「尼罗的农场」），并且依旧是皇帝财产的一部分。除了农地，皇帝也持有许多工业资产。罗马附近有不少占地广大的黏土矿场，从当地制作的砖头上面的印记，便可看出业主是马可．奥里略的母亲和妹妹。
总之，皇帝不只统治罗马世界，他和他的家人更是拥有这个世界的许多地方，而这些地产的收益（有些是租金，有些是农工产品）则是皇帝重要的收入来源。各处地产也让皇帝及其「团队」在帝国各地展现出不同的面貌。皇帝有部分人马，如管理员、奴隶以及前奴隶等，在意大利维持皇宫的营运。然而，他们只是其中一群人员。皇帝的地产遍布全国各地，每一处想必都需要不少受雇于、依附于皇帝的人来管理。这一处处的产业，净是皇帝在辽阔帝国里一个又一个的据点。
金流
Cash flow
皇帝的财富也有较为流动的一面。无论皇帝是收钱还是花钱，总之他的「钱」都是他跟子民之间，尤其是跟意大利子民之间的关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慷慨」是君主及君主制相关的常见「美德」，而皇帝的钱扮演的戏分，已经超越了「慷慨」的范畴。奥古斯都在《我的成就》里就曾论及此面向：皇帝的工作可不只是举办表演、妆点盛大的场面、发放食物和广设娱乐设施等，还要广发现金给子民。卡利古拉曾走上议事广场的某栋建筑物屋顶，对下方的民众撒币（罗马强人总喜欢从上方遍撒礼物，一如先前我们所谈到，图密善在大竞技场那场野餐会，就下过礼物雨），而多数出身上流的罗马观察家则暗指，卡利古拉的作法太夸张了。但说起来，卡利古拉的姿态其实只是以炫耀、夸大的方式演出人人都会做的事，而此举也充分掌握到皇帝和人民间的关系，追根究柢还是「送钱」的基本事实。统治者一辈子不断把钱交出去，交给贫困的元老、乞丐或崭露头角的诗人。他们往往在遗嘱中提到，要把更多的钱送出去（奥古斯都就指定从自己的遗产中，提拨出金额相当于罗马富省一年的年收入，并分配给罗马人民）。皇帝甚至设有专员（管配出纳〔dispensatores〕），而发放现金便是他们工作内容的一部份。
现金就是好，这一点可以从奥古斯都的轶闻中清楚看出来。故事是这样的：皇帝听了奴隶合唱队的表演之后，龙心大悦，但他在表演结束后赏他们的不是钱，而是谷物配给。过一段时间，奥古斯都再次要求同一批合唱队演出。「抱歉啊，西泽」，奴隶主答复道，「他们在磨坊里忙，忙着磨你上次送给他们的谷物。」无论主人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我们也只能猜测奴隶歌手到底知道有多少面粉或多少钱），这个故事的重点有二，一是奥古斯都有接受批评的雅量，二是皇帝应该给现金。先前讲过，维斯帕先羞辱了那个要钱的请愿者，某程度来说，请愿者要「钱」一事实属正当。错就错在他取得主动权而直接要求的举动，已干涉到皇帝的权威。
不出所料，皇帝们也收取现金。皇帝统治所引发的怨言之一，便是罗马富人往往会因为「期盼」或受迫（有时则是自愿），而在自己的遗嘱中交代要留下好一部份分遗产给皇帝。富人的遗赠对皇帝的钱包来说堪称大补帖（提比留想必不是唯一设有「继承秘书」〔hereditatibus〕一职的皇帝），而遗赠必然牵涉到各种原因，诸如威吓、强迫，偶尔倒也是为了与人为善。其中一方是「坏」皇帝遭受指控，他们不只坚持他人把自己的名字列进遗嘱里，一旦得知自己确定继承，甚至会积极促成被继承人离世。而另一方则是「好」皇帝，普林尼在〈谢辞〉中提及图拉真只会接受真正的友人的遗赠──不过，他也表示这种作法对皇帝而言说不定更为有利，毕竟善意跟自利之间的界线委实模糊。「对皇帝的名誉与他的资金来说」，普林尼进一步解释，「假如对方是出于自愿，而非被迫让他成为继承人的话，结果或许会更有建设性，收获也更多。」但是，无论施加的压力（或者更糟的情况）有多大，帝权都是幕后黑手：皇帝有能力控制上流社会的财富，连人死了都不放过。
罗马钱币上的皇帝头像因此别具意义。尤利乌斯．西泽的这项创举，不仅让皇帝的形象无所不在，在帝国各地子民的钱袋里叮当作响，同时凸显了皇帝的权力有一部分的根柢在于「钱」。
高处不胜寒？
Tough at the top·
我们无从得知罗马皇帝（或者其中一些皇帝）是否努力工作。毕竟，「努力工作」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涵义。姑且不论维斯帕先临终前的勤恳，我们光从苏埃托尼乌斯的描述，很难解读维斯帕先的日常生活细节。他在天还没亮时读信、看公文，然后问候朋友及同僚，同时自己穿鞋披斗篷（传记作者认为不是奴隶伺候）。处理完公事之后，他散个步，稍作休息，性交，然后泡澡，享用晚餐。有太多模糊的「然后」，着实很难确定他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同样的情况亦见于时代稍晚的卡斯西乌斯．狄欧对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时间安排的描述。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也会在黎明前早早起身，早上一边散步，一边讨论帝国大事。然后是法律案件，然后骑马、健身和泡澡。午餐后，他会睡个午觉，然后更多的工作，更多的讨论，再泡一次澡，诸如此类。对于皇帝的一天，这些已经是最清楚的时刻表了。不过，就算我们认定这两位晨型人或其它皇帝属于「努力工作的人」，这个标签对他们来说也不见得是好事。以我们现代人的讲法，世界上最残忍的一些独裁者，都是「工作狂」。
重点是，皇帝跟他的「职位」之间的关系，始终扑朔迷离。我们无法确定他本人跟以他的名义发出的信件究竟有什么关联，但这也只不过是种种不确定性与谜团中的一个。我出于方便而使用了「办公室」、「书桌」等名词，但这其实是掩盖了我们根本不知道皇帝坐在哪儿回信，怎么回信的事实──也许他坐着回信，也许斜躺，都有可能。皇帝和他的手下或幕僚，会在哪里反复研究，讨论采取甲或乙方案，又是怎么进行的？这些我们一无所知。塔西佗用极其阴郁的手法，把克劳狄乌斯处死妻子梅萨丽娜之后该再娶谁为妻的讨论，描述成皇帝手下三个握有大权的前奴隶彼此的勾心斗角，而这正是塔西陀主要想表达的，他要用这种方式呈现皇帝面对前奴隶时多么无能为力。我们也几乎不晓得未来皇帝的养成教育。我们知道塞涅卡完成《论仁慈》（On Mercy）专论给年轻的尼罗，也知道弗朗托教导马可．奥里略修辞学（哲学家与读书人也要学习修辞），而这门功课在一个非常重视写作、演说的世界中十分有用。但是，对于皇宫乃至于帝国的运作，这些人又是从何处学习到相关的实用知识呢？是否真有某个地方提供教学？而我们也只能用猜的，而我猜──纯粹只是猜测──是跟类似克劳狄乌斯．伊特鲁斯库斯之父这样的人学习的。皇帝并不是唯一一人在毫无准备之下，就被迫面对这棘手的一门课。据我们所知，普林尼奉派前去厘清本都─比提尼亚情势时，距离自己上一次出远门（在叙利亚从军）已有将近三十年了。
不过，展信、回信、审判、与外省之间的定期文书往返……所有这些文书工作对于皇帝的生活及形象而言，肯定极为关键。此外，我们描绘皇帝的时候，也该确保他手里一定拿着标志性的笔杆，还有成堆的现金──囤积来的现金，强索来的现金，从屋顶撒下来的现金，而且是刻着他头像的钱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