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像会唱歌
A singing statue
公元一三〇年，哈德良和安提诺乌斯结束了那场惊心动魄的猎狮行又过了几个月，两人乘船逆流而上尼罗河，感觉此行是以寻幽览胜为主。一行人乘坐的小舟组成了一支船队，队伍人数众多，包括皇帝的妻子萨比娜（Sabina）和她的诗人朋友尤莉亚．巴尔比尔拉（Julia Balbilla，她既是罗马公民，也是来自东方的公主）。此行某程度来说，堪称古代版的喷射机旅行，另一方面则带有军事行动意含。
大约两星期后，安提诺乌斯在这次旅途中离奇溺毙，旅行的气氛想必因此蒙上阴影。但一行人仍然奋力挺进上游，抵达全埃及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古城底比斯（Thebes，今卢克索）外，临尼罗河处的那一对高十八公尺的雕像，即便到了今天，仍吸引一车车的游客，而他们今日看到的景象，说不定跟当年皇帝一行人差不多。
62. 从将近两千年前哈德良巡礼时至今，埃及卢克索郊外的门农巨像始终是观光热点。会「唱歌」的是右边那一尊。
这对雕像依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III，统治埃及的时间比哈德良的时代早了一千五百年）的形象刻成，但不知怎地，后人将之误指为英雄门农（Memnon，传说中的衣索比亚国王，据说曾参与特洛伊战争），而其中右边这尊据信拥有神奇的力量。有时候，它会在一大清早发出像是口哨的声响。不管这是因为石头在阳光照射下因高温而意外出现裂缝，还是哪个本地骗徒发出的声响──不止一名古代文人如此怀疑──人人都说这是门农的声音，是他在对其母黎明女神唱歌。
63. 尤莉亚．巴尔比尔拉为了纪念哥哥斐洛帕普波斯而在雅典树立的纪念碑。她所纪念的斐洛帕普波斯，既是东方望族，亦是罗马公民及执政官（其时为图拉真治世，比普林尼任执政官晚了几年）。
我们百分之百确定哈德良一行人曾在公元一三〇年十一月中旬到访，因为萨比娜在神像的左腿刻下一行希腊文，写着身为「哈德良皇帝之妻」的她听到了门农之声音。巴尔比尔拉也在同一条腿上，用希腊文题了四首诗，记录自己在当地的体验──不过，后世对她的印象，多半来自她为了纪念其兄盖乌斯．尤利乌斯．斐洛帕普波斯（Gaius Julius Philopappos）而在雅典斐洛帕普波斯丘（Philopappos Hill）树立一座大型纪念碑。这些石刻并非两名自命不凡的王公贵族破坏文物的偶然之举，而是当地的传统。古代观光客委人在上面刻字（他们感觉不太可能自己动手凿），如今仍有一百多个类似石刻保存良好。这种情形也不只在门农巨像上。另一名罗马仕女（很有可能也是哈德良一行人的成员）刻了一些拉丁诗文在大金字塔上，以哀悼她的兄弟──此举显示，底比斯下游四百多哩处，即今日开罗城外的金字塔群，也是这次皇帝行旅的所到之处。
64. 会唱歌的那尊巨像的左脚。巴尔比尔拉的其中一首诗便刻在裂缝左边，呈垂直九十度。
巴尔比尔拉的诗（跟萨比娜的行文一样，仍然清晰可读），揭露了这次览胜不算顺遂。第一天，雕像没有出声音。而她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宣称是雕像在「欲擒故纵」，以吸引「可爱的萨比娜再次到来」。接下来几天有了好消息，门农「慑服于哈德良的威严」，为皇帝及诸位女士表演。这个故事乍看之下虽然古老，但观光体验竟出奇的现代（不过，我要郑重提醒各位，这尊雕像数个世纪以来从未发出声音过──无论是真的，或是人为的）。
这几首诗未透露皇帝御驾中其它人的存在。诗里一副只有皇帝、萨比娜和巴尔比尔拉三人的样子，而整团的友朋、廷臣、工作人员、卫兵以及其它随从，加起来恐怕有数百人。对当地民众来说，皇帝出巡经过本地，无疑为他们带来大好机会。平民大众罕有机会当面求助，把自己的请愿书塞进皇帝手里；这一回，埃及人得到一整座新城镇（不管他们是否想要）──安提诺乌斯城──即哈德良为了纪念安提诺乌斯而建立于其溺毙之处的城镇，也因而得名。不过，上达天听亦有其代价。接待御驾所带来的重责大任、困扰以及巨大开销，诸如饮食、接待、住宿和运输，大抵由当地民众承担。过程中造成的不便，远远超过平常的通行许可的负载量。
我们可以从一些莎草纸残片和刻在陶器碎片（古代版便条纸）上的讯息，了解埃及当地为了哈德良的造访做了哪些准备，而且是提前几个月便着手准备，规模可谓浩大。其中有一份两名官员写于公元一二九年年底的备忘录，更是记录了「皇帝即将到访」所预先准备的物资。莎草纸本身受损严重，但仍然可以看到光是这两名官员，就要经手多么大量的物品：三百七十二头乳猪、两千头绵羊（也有比较保守的复原结果，认为是两百头），六千公斤大麦、九十公斤青橄榄、三千捆干草等。我们很难确切了解这些数字的意含。这两人也许高估了皇帝停留的时间，或是多估了随行人数，抑或只是为了保险起见。无论如何，这可不是替一小群VIP及其亲朋好友所准备的必需品。这几乎是整个朝廷在帝国境内巡狩。
由此顺藤摸瓜，会衍生一些大哉问。各个皇帝以此等规模四处旅行的频率有多高？他们去哪里？这一切要如何筹划？吸引他们走出意大利的原因是什么？是为了寻幽探胜、文化巡礼，还是军事远征（有凯旋而归，也有损失惨重），或是前往镇守边疆的军营对守军喊话呢？
哈德良移动中
Hadrian on the move
哈德良是各个皇帝中巡狩范围最广的一人。不管他的动机是出于好奇，是脚痒想出游，或是渴望跟整个帝国互动，总之他无处不至。这一回到访埃及并非匆匆渡海放假的旅程。他两度巡狩全帝国，期间多年不在意大利，而埃及其实是二度巡狩中的一小段行程。第一次巡狩始于一二一年，行程中他去了日耳曼、高卢、不列颠（他的长城当时正在兴建）和西班牙，然后转了个弯，经两千五百哩的旅途，前往地中海彼端的叙利亚，接着前往今日土耳其所在地与希腊。从一封在蒂沃利别墅签发的信件复本来看，他直到公元一二五年夏天才终于回到家。第二趟巡狩始于公元一二八年，及至一三〇年遍游尼罗河之前，他已经去过北非、希腊、今日土耳其所在地、耶路撒冷与加萨了。他在一三四年夏天重返意大利（另一封签发自罗马的信件铭文复本可以证明），在此之前，他也回访了希腊、土耳其，甚至是犹太。我们只要一想到哈德良，也要想到马不停蹄的他，而不只是从罗马或蒂沃利的皇居中统治帝国的他。从不列颠尼亚到叙利亚这一趟得骑马、乘车或搭船，行程想必又缓慢又乏味，而且多半很不舒服。最终，罗马帝国的每一个省分，他几乎都去过了。
马不停蹄的皇帝。关于哈德良停留的确切地点以及日期等细节我们虽不清楚，但这张路线图所提供的讯息，有助于我们一目了然他在统治期间，曾经游历过的范围有多广。
这些旅程有着各式各样未解的谜团。现代绘制的皇帝巡狩路线图（我画的也不例外）虽然清清楚楚，但实际路线其实更难掌握。我们十分确定他出现在某几个定点（因为他的传记或现存铭文中曾经提到），只是若想知道他是如何从甲地到乙地的，其实就跟连连看差不了多少。在不断移动的朝廷和其余留在罗马城的行政部门之间，两者要如何在这几年间协调国政的经营呢？我们也只能用猜的。例如，如普林尼等官员，要把信寄去哪里？你根本不晓得皇帝的地址，那要怎么有效进行「通讯统治」呢？此外，我们对于一同巡行的成员并没有明确的了解，只知道上有萨比娜（她跟丈夫有几段同行，不是全程同行），下则有比较低阶的随员和士兵。我们有把握的支持队伍成员不多，其中一人是名为卢奇乌斯．马里乌斯．维塔利斯（Lucius Marius Vitalis）的少年。他的母亲为他立的墓碑上，提及他很想多多学习一些艺术与文化（至少他是这么跟妈妈说的），于是加入了禁卫军，随哈德良离开罗马，未想从此天人永隔。据墓志铭所载，他在途中过世时，年仅十七岁又五十五天。
巡狩的目的虽包括观光，但显然不仅止于此。哈德良钦点目的地时，其背后是有军事用意的，例如他曾造访北疆的不列颠，也很可能去过犹太战争的前线（犹太人于公元一三〇年代起事）。我们发现，他间或积极参与（也可以说是干预）各省大城的政局，与城里的权势往来（大概就是在其中一趟旅程期间，和奴隶安提诺乌斯首次接触）。有时候，他或许是想把自己的形象打在不同的背景上，一如现代政治人物仔细安排自己的曝光时机。然而，重点是他随时准备好在罗马世界的各个角落留下自己的印记，在大理石、砖块以及混凝土上。他在蒂沃利兴建了一座堪称迷你版帝国的私人别墅，而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几趟出巡皆可视为蒂沃利建筑的镜像。他往来各地时，等于是把「哈德良」盖进整个罗马世界里。
他几乎每到一个地方，就发包兴建并出资重建，有剧场、露天表演场、神庙、桥梁、引水道、体育场、港口设施，甚至是全新的城镇。无论如何，他都不是唯一从无到有、建设新城镇的皇帝，但他可是为了标示出爱人辞世之地（安提诺乌斯城），或是纪念自己打猎之行大丰收的地方（哈德良之猎），无疑是非常独树一格、个人特色的宣示。他有几次出手规模不大却是奇特的干预作为。连破旧的陵墓也逃不过他的法眼。据悉，他人到埃及时曾整修庞培墓（那可是尤利乌斯．西泽的敌人），并亲自题诗，以为墓志铭。（这座陵墓相当有名，数十年后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也亲自走访）。我们晓得还有近十个地方得到类似待遇。他出资修复阿尔奇比阿德斯（Alcibiades）的墓地──公元前五世纪雅典政坛中，深具个人魅力的独行侠，也是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密友──添了一座新雕像以表敬意，并翻修据称是特洛伊战争神话英雄海克力士与阿贾克斯（Ajax）等人的墓碑。这些只算是小规模的工程，却也传达出重要的讯息：整个罗马帝国的历史、文化、英雄人物及神话，尽皆由哈德良庇佑并控制。
不过，我们可以从哈德良与雅典的故事中，把他跟帝国中特定群体的关系放大来看。雅典绝非寻常城市。雅典是地中海世界最为人所知的文化、艺术与知识重镇。虽然公元二世纪初的雅典风光不再，只能仰仗昔日荣光，未想哈德良治世时驻跸雅典的时间却远多于各地（仅次于罗马与蒂沃利），并在此成为城里一些富人的座上宾。在意大利之外，他护持最力的正是雅典。身为皇帝、身为雅典公民（早在他登基之前，雅典人便授予他公民资格，显然眼光精准），他要着手重振这座城市的运途。他开办诸多新的宗教节庆，并且在各种市政改革中挂名，像是减税、彻底审视当地财政以改造橄榄油产业，甚至是改善雅典公民身分规定（至于有多少真的出自他的手笔，又是另一回事）。不过，最是卖弄炫耀的，莫过于他对各种建案的挹注，彻底改变了这座城市的样貌，程度远甚于此前的每一个人，连公元前五世纪主导在卫城兴建帕德嫩神庙等重大建设的伯里克利斯（Pericles）也得甘拜下风。时至今日，哈德良在雅典留下的史迹，仍多于伯里克利斯。
65. 奥林匹亚宙斯神庙遗迹，历经几世纪的工程，最终在哈德良治下竣工。这座神庙光彩的时间不长，约莫在哈德良治世后的一世纪，希腊遭到入侵，神庙饱受攻击，往后再也没有完全修复。
66. 哈德良在雅典留下的丰碑中相对谦虚的一座，既是在歌颂旧城，也是在标榜哈德良治下的「新」建设。这座拱门一侧的铭文写着「这是雅典，忒修斯的古城」，而另一侧（如照片所示）则写着「这是哈德良的城市，不是忒修斯的」。只不过，哈德良跟忒修斯，皇帝跟传说建立雅典的王者，孰高孰低呢？
如今，你依然得以参观他献给「奥林匹亚的宙斯」的神庙，那是全希腊最大的神庙（面积约为帕德嫩神庙的两倍），原本从公元前六世纪起便开始兴建，因故搁置了近六百五十年，最终于哈德良手中完成。他为神庙的落成大张旗鼓，举办了一场揭幕式，还找来他最欣赏的几个希腊知识分子，上演了一番滔滔不绝的冗长演说。皇帝命人制作各式各样的奢侈品和珍奇制品做为装饰，包括一尊由黄金、象牙制作的巨大神像，以及一条特地从印度引进的蛇，想必是做为罗马全球实力及影响力的象征。四座超过真人大小的哈德良塑像立在神庙入口处（或许是为了凸显皇帝与神的关系），而建筑主体周围还有许多比较小的雕像。他新建的图书馆与艺术中心不仅华丽程度不输前者，规模甚至更大。一位对哈德良有点崇拜的古代文人说，这座艺文中心有金色天花板，几座装饰用的水池，甚至有一百根多彩大理石柱（而如今光秃秃的遗址，实在难以令人感受其原貌）。此外还有诸多建设计划，有实用也有炫耀，如一座兼有河桥功能的浴场给水道、一座体育馆等。
为了回报如此的资助和关爱有加，雅典人把各式各样的市民荣誉授予了哈德良。他们调整了其中一种纪年，改以哈德良来到雅典城的时间为元年（调整后，雅典人有时会以类似「哈德良首度到访的十五年后」来纪年），并且把当地习俗与制度冠上他的名字（加上形容词Hadrianis）。咸认为，这些举动意在展现雅典人对皇帝的关爱有多么感激。想必有许多人感恩戴德。不过，不难想象，一定也有少数人态度矛盾。这多少是因为慷慨亦有其代价。皇帝本人绝对曾以自己的资金挹注这些建设，但他也确保（大概介于鼓励与强迫之间）榨光当地权贵的口袋。对于不得不接待、款待皇帝及其随员的人来说，巡幸可能是福也是祸。皇帝大驾光临，虽然有「恩泽」，却也有「接管」的感觉。公开展示的铭文宣称哈德良取代了（至少风头更胜于）雅典建城传奇君主忒修斯（Theseus），而他的肖像甚至同时展示在雅典最神圣的地点之一，亦即帕德嫩神庙内。在一座城市得到皇帝的抬举，以及皇帝利用其传统与文化美名来提升自己的声望，此两者之间毕竟是不一样的。
劣迹斑斑？
Emperors behaving badly·
举凡涵盖的距离、耗费的时间以及造成的影响，哈德良在每一个范畴一再把「巡狩」的概念推向极致。不过，多数皇帝也会以或此或彼的形式巡狩，而某程度而言，我们大可把哈德良的行程视为较极端、详尽的规模。确实有少数「坚守本土」型的皇帝。安敦宁．庇护就是个好例子，治世期间，他从未离开意大利。而愈来愈多皇帝出身意大利以外的地方，此时的「坚守本土」一定也有其它的涵义（哪里才是「本土」呢？）不过，大多数罗马统治者（无论是上位前或后）都曾短暂「外出」过，目的跟哈德良类似，包括访查、跟地方要人稍加接触、赴前线劳军，以及休闲旅游。
不过，出外往往会有影响名誉的风险，皇帝离开本土时的满腔热情，也会有不同的解读。比方说，提比留在奥古斯都统治期间，曾移居罗德斯岛（Rhodes）数年，所有人都觉得他在生闷气，或者躲老婆。然而，罗马文人最是揶揄的，莫过于尼罗在公元六十六至六十七年间造访希腊的那十六个月。他们嘲笑尼罗此行为一系列尴尬滑稽的行为、妄自尊大的举动，以及毫无意义的权力展示──总之是负面教材，教导人们出门在外，可不要自诩为皇帝。据说尼罗很想参加每一项希腊的重要节庆（包括奥林匹亚赛事），节庆时程因此全部有所调整，以配合皇帝在当地停留的时间，甚至还得操纵比赛，让他赢得每一项报名参加的赛事（无论艺术类或运动类皆然）。在一次令人贻笑大方的比赛中，他从自己驾驭的战车上跌了下来，根本没有完赛，却还是把大奖捧回家。另一次也没有比较好，据说他鲁莽地计划开凿运河，想凿穿科林斯（Corinth）地狭，不久后又放弃了。在一篇完成于公元二世纪的文章中，作者不怀好意地提到，他亲自主持动工典礼，他先是对几个海神献唱一曲，然后郑重用一把金色的鹤嘴锄敲了地面三下。苏埃托尼乌斯又补充细节，说尼罗亲自扛起了第一筐土。
同一次访问期间，他还自我宣传，展现自己的慷慨，将「自由」（包括免税）授予罗马行省亚该亚（Achaea，范围涵盖今希腊南部），可惜效果不彰。皇帝亲自在精心策画的地峡运动会（Isthmian Games，地点同样在科林斯）典礼上，宣布希腊获得了新的自由。他在仪式中发表的演讲词，以希腊文刻在一块石头上，后来这块石头在中世纪再利用于兴建教堂，文字则保存至今。他的这一席话如今读来确实夸张到令人尴尬的地步：「希腊诸君，我要给你们一份意想不到的大礼，慷慨如我，没有什么是你们盼望不到的。我很高兴，能把诸位未曾想过可以要求的天恩赐给你们……其它领导者或许能解放城市，却唯有尼罗能解放一整个省。」
这趟旅程恐怕有些环节已超越人们所谓可接受和不可接受之间的范畴了。其它罗马统治者乐于从观众席看公开的比赛，未想尼罗却是下场比赛。先不论其它，他这样的行为，给当地人带来十分棘手的难题：当他们的统治者也是其中一名参赛者，这奖项要怎么颁？倘使操纵比赛的故事属实，那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干脆每一场都让他赢──直接、可以理解，但到底还是荒谬至极。不过，就很多方面来看，尼罗的希腊行或许没那么荒唐，也没有像那些言之凿凿的叙述说的那般恶形恶状，毕竟那些文章都是多年后才下笔，多少是为了让他看起来既愚蠢又暴虐。
首先，虽然这位皇帝吹捧自己是第一个解放整个省的「领导者」，但早在两百五十年前，也就是公元前一九六年，就有共和时期的将领做过一样的宣示──他宣称解放希腊，而且地点正是尼罗发表声明的同一个地方（很难说是巧合）。尼罗确实是第一位这么做的皇帝，可惜广义来说，他不是第一位这么做的罗马领导者。此外，他的运河计划不见得如人们所渲染的那般疯狂，毕竟我们今天所称的「科林斯运河」，最终也在一八九三年凿穿地峡竣工了。这条安全便捷的船运快捷方式是很实用的设施，其它人（包括尤利乌斯．西泽）也研究过可行性──历史已证明了尼罗的计划是对的。在罗马世界里，总会有人把展开工程建设的雄心壮志，斥为不经大脑的愚蠢之举──普林尼向图拉真提出计划在本都─比提尼亚开凿运河时，对此便深有体悟。而一旦心怀壮志的是皇帝，那就是妄自尊大了。
巡幸的评价是好是坏，几乎取决于人们如何书写，由谁书写，以及有什么企图。还记得那首纪念马的诗吗？外界对尼罗不怀好意，而我们也不难想象哈德良炫耀的姿态也有可能遭遇一样的下场。假如用四尊有如自己的逼真雕像来妆点神庙的门面，并在神庙内部展示一条印度蛇的人是尼罗，人们会如何评论？不大可能会是追星般的惊喜。同理，尼罗建设希腊的计划，也可以呈现为（有时确实是）乐善好施，而非大肆挥霍。
整体而言，我强烈认为尼罗造访希腊之举，实质上跟（例如）数十年前王子日耳曼尼库斯走访埃及并无多少差异。塔西陀认为，日耳曼尼库斯此行其实是古迹巡礼。未想他也在亚历山德拉港引发轰动。他调降粮食价格，安排在没有护卫的情况下公开徒步旅行，过程中吐露自己怀念外婆的心声，还盛赞这座城市的壮丽──细心的他补上一句，而此番更显壮丽的景象，则「要归功于我外祖父奥古斯都的慷慨」。演完这一轮，他这才逆流而上尼罗河，游览从金字塔到古城底比斯的各个景点（在底比斯时，一名年迈的祭司为他翻译象形文字，替他上了一堂特别的历史课），当然也没放过那尊会唱歌的知名神像。据塔西陀表示，对于这次探访大表不满的人，反而是皇帝提比留。日耳曼尼库斯未经皇帝许可便前往埃及，总让人禁不住怀疑他会惹出麻烦，或是勾结外人。罗马城十分依赖埃及的小麦，奥古斯都甚至立规，明定身居高位的罗马人必须得到皇帝明确允许，否则不得前往埃及，以免他们藉由封锁粮食运输，迫使首都圈因饥饿而举手投降，进而夺取权力。
当地人对皇帝大驾光临的反应则是另一回事。与哈德良的情况类似，众多证据一再显示，皇帝在旅途中得到热烈欢迎。尼罗宣布解放亚该亚省，而刻有其演讲词的石头上，也铭刻了某个感恩戴德的希腊人对此的回应──浮夸的程度不下于前者。他把尼罗捧成「照耀希腊的新太阳……历史上唯一一位热爱希腊的皇帝，也是最伟大的皇帝」。至于日耳曼尼库斯，他在亚历山德拉港的演说内容保存在莎草纸上，而根据记载，群众不停歇欢呼着祝他「行大运」，不时打断这位谦逊王子的演说。姑且不论这些反应是否真诚──想当然耳，当地人公开的说法跟真实的感受不见得一致──我们总可感觉到，皇帝或王子跟外地群体之间的这些相遇，双方似乎都会感到「飘飘然」。
不过，除了冷眼旁观的现代史家，还有其它人怀疑不见得所有人或所有城市都会热情接待御驾。我们偶尔会发现不满的明确迹象。公元前二十二年、即将进入二十一年的冬天，甫改称「奥古斯都」的屋大维走访希腊，结果双方有所龃龉，原因或许是屋大维与马克．安东尼之间的内战所留下的宿怨（雅典当时属安东尼阵营）。据说，卫城的阿西娜女神像显灵，转而面朝罗马，接着竟朝罗马的方向吐鲜血。奥古斯都本人决定不进雅典（算是很识相），改成驻跸于附近的爱吉纳岛（Aegina）。无独有偶，从奥古斯都跟亚历山大大帝的遗骸之间的故事里，我们或许也见证了对奥古斯都的负面攻击。亚历山大遗体一直保存在埃及的一座神殿中，而据说奥古斯都在埃及时，竟命人取出，他实在太想摸摸看，结果不小心弄断了遗体的鼻子（势必已做过防腐处理）。重点在于，有些罗马统治者修复、改建了古代「英雄」的长眠之地，有些则是破坏。巡幸不见得人人欢迎。
供给与生存
Supply and survival
对于接驾的人来说，巡幸往往是极度的重担。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不少人对女王和朝廷的驾到惶恐不已，因为娱乐接待的花费意味着破产（一六〇〇年，甚至有个小贵族写信给女王的左右手，拜托不要让她来）。罗马其它行省的情况多半跟雅典一样，皇帝及其随员大驾光临总让当地有钱人又喜又惊，正确来说，是唯恐对方真把自己家吃垮。不过，巡幸造成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御驾无论驻跸何处，人民都得承担招待的责任及开销。
对此，罗马文人大多不想再多费唇舌。卡斯西乌斯．狄欧确实曾提到，这一切，对上层社会人士带来的负担，卡拉卡拉曾要求他所造访的地方，都必须兴建赛道与圆形表演场，他进一步声称，埃拉加巴卢斯巡幸时，动用了六百辆车驾（还说车上都是妓女，实在不太可信），而他的说法也让我们一窥罗马人想象中皇帝巡狩场面有多壮观。不过，我们之所以能了解实际情况，乃是因为罗马埃及的莎草纸文献，而且是当地官员档案柜里的公文。那三百七十二头猪和其它，只不过是地方上为了迎接哈德良的到来而承担的部分重担。有份文件提到，亚历山大．塞维鲁斯及其母将在公元二三〇年代到访（我们不确定最终是否成行），必须预作准备，并要求所有补给的征用必须以合法、透明的方式进行，具体要求必须公开张贴在各大城镇。关于同一趟预定访问，某一份莎草纸文件出自官阶更低的官员，内容提及某村主管阶级回报，已经为皇帝一行人备妥四十头猪，总重达两千罗马磅，平均每一头约十七点五公斤。从这个重量来看，要么牠们都是幼崽，要么古代猪只确实如考古证据所显示，体型远比现代欧洲家猪小了许多（后者动辄超过三百公斤）。
不过，最是能鲜活呈现御驾光临前夕的幕后工作的，就数埃及帕诺城（Panopolis，亚历山德拉港以南约三百七十哩）出土的大批莎草纸卷宗了。这一回，人们预计要迎接的是时代更晚的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公元二八四年至三〇五年在位）。除去地方官员任命、帐目迟交等公文之外，卷宗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一名特定地方官正努力备办皇帝巡幸的各项事宜，向行政体系里的上级与下级发出一连串急切（也可以说是盛怒）的信件。
从字里行间来看，这个倒霉鬼（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官拜「地区行政官员」〔strategos，希腊语〕）已经忍无可忍。他试图对下属施压，要他们加快脚步。他写信给一个名为奥雷里乌斯．普鲁托吉尼斯（Aurelius Plutogenes）的地方议会领导者，「我告诉过你一次，告诉过你两次……皇帝即将巡幸，要预作准备，尽快派人监督并接受补给，供应即将进城的这批高贵人马」，可惜此君显然拖慢了他的节奏。几周后，他再次联系对方，这一回是担心负责的烘培坊是否准备好喂饱饥肠辘辘的士兵。「事情迫在眉睫。请你尽快依惯例，命人以合宜的方式监督烘培坊的修缮，为预定在坊内工作的烘培师傅提供吃穿用度。」他同时发上行文，坚称所有的延误都是普鲁托吉尼斯造成的。「我要他任命不同的人负责征集、发送并接收谷物，以求收发工作顺利进行。可是他却用另一套方法，打乱、削弱了军队的补给链。」他向上级解释，这次的任务比上次更艰巨，因为所需的船舶仍需翻修。他要求派一个检查员来展开翻新工作，岂知普鲁托吉尼斯「竟敢置之不理，还回说这件事跟他的城无关」。我们不难想象，「皇帝即将巡幸」（卷宗里一再提到这个词）几乎每一趟都是对耐心的考验，逼得负责组织运补的人精神耗弱。
御驾亲征
Emperors at war
比起观光、旅游成瘾、明察暗访，或是公关活动，皇帝更有可能因为战事而跨出意大利。他们的正式头衔之一──imperator（后来演变成你我所说的「皇帝」〔emperor〕一词）──字面上的意思即是「统帅」。罗马城与罗马世界各地都能看到统治者着战斗装束的图像：从图拉真柱和马可．奥里略柱（柱身可见铭刻着两人军事行动告捷的景象，皇帝本人的浮雕往往是场景中的焦点），到无数刻划统治者身着华丽军服的大理石雕像，又或者著名的马可．奥里略骑马青铜像──自文艺复兴时代数个世纪以来，奥里略骑马像一直是卡比托利欧丘（Capitoline Hill）广场的焦点（图44）。这尊青铜像如今看起来一副天下太平的样子，一旦你知道那抬起的马蹄下原本踩着一尊蛮族雕像，而且被马踩死了，整尊塑像要传达的讯息就大不相同了。另一个阵营的人确实是这么看待他。有一部内容着实非比寻常的犹太教、基督教文献汇编中，搜罗了公元前二世纪以来的文本──部分预言，部分则是对罗马权力的抨击──而罗马皇帝在汇编中一再以「杀敌」的形象出现。其正字标记，便是「生灵涂炭的战争」。
67. 全副武装的哈德良，至少是象征性的。他头戴橡叶环，即「公民冠」（civic crown），是在战场上拯救其它公民性命的人才能获颁的荣誉。
68. 图拉真柱上，达契亚战争的某个关键时刻。皇帝居中，向眼前的部队发表演说，在他背后则是涉水渡河的罗马士兵。
依照罗马人的思维，好皇帝必然是杰出将领。想要削弱统治者权威，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嘲笑他在战场上的能力。卡利古拉于公元四〇年亲征的故事，便是经典的例子。此行可能原定目标是入侵不列颠，却临阵喊停。他面对英吉利海峡，望向那尚未征服的岛屿，他排兵布阵，吹响号角，接着下令士兵……不是要他们奋勇向前争取战功，而是在海滩上捡贝壳。这个故事真假难辨，可能是刻意或无意间误会的结果（有些现代学者另辟蹊径，认为在这个故事之中有着拉丁语汇的含糊之处，而皇帝其实是命令他们抬起小船或是拔营，不是捡贝壳）。无论背后真相为何，人们之所以不断流传这则轶事，显然是为了凸显卡利古拉是个让勇气瞬间泄气的统治者，强迫部队去执行琐碎──毫无丁点男子气概──的任务，藉此羞辱军人。卡利古拉扮演起将领实在太过拙劣。
然而，皇帝在军事方面的角色并没有表面上单纯。在军事方面，罗马统治者也面临某种微妙的平衡。公元第一与第二世纪并非大幅扩张的时代。「帝国」（意指罗马所征服的海外领土）泰半是在数百年前，也就是公元前三世纪至前一世纪间形成的，远早于一人统治的出现。连最后才纳入的大片土地（包括埃及）也是在奥古斯都治世之初新扩张的。公元九年，罗马军在条顿堡森林（Teutoburg Forest，今德国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周边）惨败，或有两万名罗马士兵战死（古代战役的伤亡估计，很少能摆脱「或」字），据说奥古斯都决定从此之后不再对外扩张帝国版图。他甚至留下了明确的书面建议给继承人提比留，「帝国版图应限于既有疆界之内」。挨了这一记颜面扫地的警钟，他很可能认为，军力资源已经太过分散，继续维持军事强度的成本恐怕太高。这位罗马独裁体制创始人之一留下了简单扼要的讯息──未来的皇帝一旦扩大帝国版图，正可谓愚蠢之举。
69. 马可．奥里略柱上的场景，往往比先前的图拉真柱残忍许多。图为罗马人攻击日耳曼村庄（从独特的小屋外型可以看出），一名女子与小孩设法逃跑。
即使不扩张，奥古斯都的后继者仍不失发光发热的机会。奥古斯都意不在标榜和平思想。抵御来自帝国外的威胁，总能备添光荣。马可．奥里略柱是为了纪念其中一次抗战，抵挡的是来自多瑙河彼岸各部落的压境。镇压罗马领土内的暴动及叛乱，同样也能带来威望。例如哈德良大可宣称残酷（他会说是「坚决」）镇压公元一三〇年代的犹太暴动是自己的功劳。总而言之，帝国的「边界」绝不是现代地图上简单明快的线条。当时的疆界流动性更高，而罗马帝国的影响力与控制力其实远超过行省建制的范围，通常会及于边区，而非边界。英格兰的哈德良长城乍看之下彷佛标示出罗马领土及影响力的边线，但实际上的影响力及于更北边（长城本身与其说是罗马的边界线，不如说是大摇大摆宣示罗马对这片土地的宰制力）。因此，后人可以在广义上遵循奥古斯都的建议，同时把影响地区化为帝国正式版图，或是把新的疆土纳入罗马实际拥有却间接控制的范围。只要稍加施压，就有不少异国君主准备成为罗马的傀儡。
70. 以弗所的浮雕，呈现罗马人对胜利的刻板印象──战败的「蛮族」（穿着标准的「蛮族」裤子）沉沉地倒在自己的马背上。后方罗马士兵残片则清楚可见。
尽管如此，传统观点与避险立场之间仍有根本立场的冲突──传统观点认为，荣誉来自军事扩张，民间长期幻想罗马的命途便是要成为「无止境的帝国」（这是弗吉尔在他的史诗《艾尼亚斯纪》里让朱庇特大神所说的话）。反观避险的立场，多少是在可行范围内维持既有领土现状。换句话说，皇帝的形象在扩张与否之间，存在衡突之处，一是以共和时期以降的传统罗马模子铸出来的英勇将领，率领麾下部队奔赴战场，扩张再扩张；另一则是英勇的总指挥官，有效执行护卫任务。想成为「伟大的」罗马人，却不是「伟大的」征服者，这怎么可能？「皇帝应当开疆拓土」的看法，一直都存在于台面上。
全副武装的皇帝雕像，多少掩盖了两种立场之间的裂痕。这些雕像不只是为了纪念他身为军事领袖的角色，更是为了取代这种角色──所有这些用大理石雕凿出来的半身铠甲及战「裙」，无不掩盖了皇帝现实生活中很少着军装的事实。同理，公元二世纪中叶，安敦宁．庇护治世期间之所以在以弗所（位于今土耳其）树立一系列描绘罗马人战胜「蛮族」（刻划得相当刻板）的壮观雕像，一部分也是有意掩饰当时没有这类战事进行。这些野蛮人就是「刻板印象」。我们同样注意到，发在公元第一和第二世纪的一连串军事行动后，罗马帝国整体版图并未扩张太多，而且新领土持有的时间也不长，但仍然为皇帝提供了足以用于夸口、庆祝的胜利。这就是军事的「面子工程」，而这种「面子」必然造成双方的伤亡。
胜利！
Victory!
我们现在几乎无法重建皇帝决定采取军事行动的决策过程。宫内组织虽然有财务或请愿部门，但没有战争局处。现代军事教育组织的某些分析家老想把罗马人的「成就」化为理论，而除去他们的美好想象，罗马实在看不出有中长期的军事政策，更别说什么帝国的「大战略」了。就我们所知，最接近军事政策的，莫过于所谓奥古斯都给后继者的建议，也就是帝国版图「应限于既有疆界之内」，而这甚至离「政策」都还有一段距离。
整个帝国范围内，大部分的寻常军事行动多属被动反应。军事相关决策就如同帝国许许多多的行政决策，主要是由行省长官，或是实战中的部队指挥官定夺，而这些多是对问题当下的响应，或是进行非常局部的行动。皇帝本人鲜少跟上述情况有直接关系。当然会有许多战报送回宫里，就像普林尼会回报图拉真，并请他裁示。但是，无论皇帝回复了什么命令，军队指挥官通常都等不了那么久，毕竟一来一回有时会长达数个月。纵使皇帝及幕僚（无论其组成）其实可以事必躬亲、通盘掌控，但大多不会直接插手，而是颁布几点指示梗概，并于事件后再追认下级指挥官的决策（或是否定），授权将部队从帝国境内的甲地移防乙地，以及任用或开除前线人员。布狄卡之乱后，尼罗撤换掉导致情势雪上加霜的不列颠行政长官，正是个绝佳范例。
而有规则就有例外，偶尔会有一系列高调、显然早有准备的军事行动，皇帝会在前线或接近前线的地方直接参与。这类行动多少是为了他的公众形象而策画，抑或是为了他的形象，所以在事后记录下来。其中有两场战事别具代表性，结果却大不相同。其一始于公元四十三年，是克劳狄乌斯对不列颠的征服行动。其二则是图拉真的东征，直到行动于一一七年因图拉真过世而结束之际，战事推进的范围已远至波斯湾。
公元四十一年，克劳狄乌斯在卡利古拉遇刺后登基。他之所以雀屏中选，无论幕后因素是侥幸或是讨价还价及分赃，他都是个出人意料、难以想象的人选。照常理，身为前任皇帝年过半百的叔父，任何人在思考继位计划时，他理应都不会在人选名单内才是。苏埃托尼乌斯甚至从奥古斯都写给利薇雅的一系列信件中引用了一段内容（我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找来这些信的），这位皇帝在信里曾表示，自己对于这个男孩的问题感到很遗憾（奥古斯都写信时，克劳狄乌斯年纪还小）。奥古斯都很怀疑，他根本没有能力出任公职。是不是该禁止他出现在大战车竞技场的皇帝包厢？他们到底该拿他怎么办？在这种脉络下登基的新皇帝有个办法支持自身足以胜任的立场，那就是拥抱古老的尚武传统，发动一场征服行动。不列颠令人垂涎三尺。然而，不列颠对帝国的安宁一点威胁都没有，想侵略的话，还是得虚构点似是而非的借口。不过，在罗马人脑海里，不列颠是个遥远的地方，位于「大洋」（Ocean，听起来比你我所说的「英吉利海峡」更是深不可测）的另一端，神秘、充满魅力、危险。不列颠是终极边疆，位于世界的边缘，住着奇怪的人，会把自己的皮肤染蓝，吃的不是面包、小麦，而是奶与肉，身穿兽皮。布立吞人（Briton）曾在公元前五〇年代阻止了尤利乌斯．西泽，或计还有后来的卡利古拉（「捡贝壳」事件）的入侵企图。也就是说，新皇帝有了大好机会发光发热──他要超越前人。
由曾任执政官的资深元老奥卢斯．普拉乌提乌斯（Aulus Plautius）担任总指挥，派出先遣部队。从运输与军粮的供应，到军备、营房、通讯乃至于时机的掌握，整体后勤想必复杂无比。据卡斯西乌斯．狄欧表示，由于士兵们起先并不情愿到已知世界以外的地方冒险，而克劳狄乌斯派遣在宫中任事的前奴隶去鼓舞士气的作法也是成效不彰，因此各项准备都有延误。全军加起来有两万多人，分为四个军团，其中之一的指挥官是未来的皇帝维斯帕先（远远早于他开始有了称帝之心），而他也因此成为第一位曾经踏上不列颠土地的罗马皇帝（除非你把尤利乌斯．西泽算进去）。
克劳狄乌斯自己则是稍后才从罗马出发，及时参与占领之初的最后阶段。关于他在行动中的角色，各方说法不一。狄欧所记录者，想必是官方版──可能也是广为接受的版本──所以才会提及普拉乌提乌斯出师不利，最后只好找皇帝出马救援，胶着的战事等到克劳狄乌斯抵达才势如破竹，不列颠各部落投降。至于其它古今文人，则把普拉乌提乌斯勾勒成罗马凯旋的唯一功臣，克劳狄乌斯直到最后一刻，才在一群大象的围绕下出场居功（这些大象也许不甚有用，却能让人心生敬畏）。皇帝随后直接返回罗马，得到各式各样的荣衔，其中最特别的，就属「不列颠尼库斯」（Britannicus），而他也把这个称号赐给襁褓中的儿子。这是一种长达数世纪之久的传统羞辱方法，被罗马征服的民族得眼睁睁看着征服自己的人，用名号和头衔四处招摇，像是「阿非利加努斯」（Africanus）、「亚细亚提库斯」（Asiaticus）、「日耳曼尼库斯」等。甚至有个地狱笑话说，皇帝卡拉卡拉杀了自己的弟弟盖塔之后，人们应该称呼他「盖塔库斯」（Geticus）。
虽然打了胜仗要庆祝，但从罗马人的角度看，不列颠却是资源的无底洞。根据地理学家史特拉波所做的悲观经济评估，征服这片土地恐怕得不偿失，而事实也证明他是对的。说到底，「征服」到底意味着什么，根本不清不楚。对于住在乡下的多数布立吞人来说，就算出现了新的上层建筑物，像是城镇、别墅，或是塔西陀用讥讽口吻提到的拉丁语及托加袍，他们的生活并无多大改变。不过，纵使耗费庞大人力和物力，持续面对游击战，甚至是公然反叛，罗马人仍设法控制岛上几个地区（从未完全控制），直到公元五世纪初。
克劳狄乌斯治世的五十年后，皇帝图拉真发动了几次高调的征服行动，结果却是南辕北辙：后者获得的土地，几乎是一拿下便又丢失。今人反而认为图拉真是罗马所有统治者中最好战、最致力于扩张的一人。这种印象多少得归功于图拉真柱──柱身刻划了皇帝身为「统帅」的上百个场景，而且至今仍立于罗马城的中央。说起来，他确实算最好战。他成为皇帝之后，有半数时间都在意大利之外征战，他也因此跟哈德良一样到处「巡狩」。由于他正式并吞建省的土地之多，人们往往认为，他的治世期间也是帝国版图的极盛期。可惜那只是一眨眼。图拉真的某些征服行动，总结来说，可谓自吹自擂到了极点，而实际成果却是探了底的短暂──说穿了，也只是为了自己的战功。
图拉真柱是为了纪念他在公元二世纪初的头十年，对达契亚（位于今罗马尼亚）发动的战争。虽然如今徒留这根柱子孤傲矗立，但图拉真柱原本也只是他庞大的「广场」的一个元素，广场上本来还有市场、图书馆、柱廊、凯旋门，以及大量呈现达契亚人被俘受制的雕像。如此多功能的复合建筑群，是为了庆祝图拉真的凯旋，以及罗马新省分达契亚的建立──无疑是延续了帝国扩张的古老传统。数世纪以降，这座议事广场一直是皇帝将才的有力宣传。不过──最初的设计无疑是为了庆祝──其所遮掩的，就跟外在所见一样多。这片华而不实的建筑群落成后的两百五十年间，一直是名流政要前往罗马一游时必定造访的景点。只是，来人看到眼前场面，绝不会想到图拉真在达契亚的作为，其实只是延续图密善先前的行动。新省分的土地，多少是从本来就受到罗马控制的土地中划出来的（本来有个附庸统治者，只是他后来拒绝再当魁儡）。而议事广场存世的时间，远比当初辟建时所要纪念的新省分更久──到了三世纪，罗马人便放弃了达契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