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何时失灵？
When is a god not a god·
罗马皇帝真的成神了吗？或问得更精确一点，某部分的他们（以及其家族），真的在死后变成神了吗？答案显然取决于我们觉得……应该说当年的罗马人觉得「神」是什么。
从现代人的观点来看，皇帝崇拜犹如一套利己的策略。我在此说的，并不是火葬堆上玩的花样。大部分宗教偶尔都会玩玩类似的花招。在现代的那不勒斯，三世纪圣人雅纳略（Januarius）干涸的血每年都会三度奇迹液化。无论这背后是什么幻觉或者骗局，都无损于圣雅纳略的声誉，自然更不会影响天主教会。所以，笼中鹰的招术（说不定本来也不是真的这么重视，而只是视为一种转化的象征）也不见得会影响成圣的整体真实性。比较大的问题是，这种把人间皇帝转变成天神的作法，现在人怎么看都觉得摆明是为了政治利益。
封神跟罗马皇位继承中的许多环节一样，是否要让已故皇帝成神，不是取决于他本身是否值得，而是他的神格化对继任者来说有没有用。对许多统治者来说，他们有各种额外的权力勋章，其中「神之子」备受欢迎，往往从他们展开一人统治之初，便会满心得意地展示出来。对于第一位皇帝来说，「神之子（divi filius）奥古斯都」这个足以回溯到养父尤利乌斯．西泽的标签，是「签章」时的重要元素。皇帝提比留在公元三十七年过世时，之所以未获封为神，想必是因为对他的继承人兼外甥孙卡利古拉来说，并没有明显好处──卡利古拉不需替前任皇帝封神，他只要循着父母的血统即能回溯到奥古斯都，也就此有了统治的基础。此外，无论各省实施的皇帝崇拜是鼓励性质或是强制性质，也无论巨大的克劳狄乌斯神神庙的侵门踏户，逼使不列颠人愤而反抗一事，今人是否同情，这种崇拜都比其它作法更能展现政治忠诚。而事实上，某些外省城镇的公民请求皇帝恩准自己兴建神庙向他致敬时，皇帝有时的确会婉拒他们。但你也可以说，他们之所以拒绝，是为了确保「神格化」的价值不至遭到贬低的好方法。
皇帝及其幕僚在推动对神（divi与divae）的崇拜，并以神性的方式呈现皇权时，怎么可能没有一点精明的现实操作或政治盘算？但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只要我们把皇帝崇拜重新放在罗马宗教整体原则的脉络下，感觉会更合理，至少看起来操作的意味会少一点，也不致那么突兀。皇帝崇拜当中固然有某些面向是我们（以及古代犹太人、基督徒）很难真心接受的，但它们确实符合传统罗马人对于神，以及对于神威如何在世界展现的看法。
首先，罗马宗教对新神祇整体是欣然接受的。罗马宗教有诸多不同的派别，而且都是多神信仰，整个罗马世界从未有单一的正统信仰。不是唯一的神而是多神，而且神的数量不只不固定，甚至没人知道有多少。不断有新的神得到认可，也不断有其它神在未曾遭到除名的情况下为人所淡忘。罗马古玩藏家尤其喜欢挖掘被时光淘汰的奇怪神灵，而民众接纳这种神祇的时间，说不定比尼罗的克劳狄雅女神还要短暂。更重要的是，就皇帝可以被封神的脉络来看，有些神祇（有新有旧）据说原本也是凡人。例如海克力士，他在凡间过完大力士的一生，直到被送上火葬堆后才化为神。据说，建立罗马城的罗慕路斯，死后也成了神。
易言之，对罗马人来说，「人」与「神」之间的界线不仅可以跨越，而且在某些重要的情况下，有可能变得非常模糊。时人认为，有些人虽然是凡人，但他们的直系先祖当中是有神的。知名者如尤利乌斯．西泽的家族，把血缘推回传说中的特洛伊英雄艾尼亚斯，藉由他上溯其母──女神维纳斯（无怪乎西泽在罗马新建了一座神庙，来祭祀罗马民族以及自己家族的祖先──母神〔Genetrix〕维纳斯）。而西泽家族并非唯一。苏埃托尼乌斯声称，加尔巴（曾在尼罗死后短暂治世）的族谱把朱庇特列为父系始祖，而母系始祖则是流有天神之血、在克里特岛生下半牛半人怪米诺陶（Minotaur）的帕西怀（Pasiphae）──这血统感觉起来也太不祥了。
即便走出了这个神话世界，罗马人仍时常以「神圣」的角度，来呈现、理解罗马的非凡力量及成就。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罗马将领传统上在自己的凯旋式上的朱庇特装扮。名望如日中天的他彷佛就是神，或者即将成为神，或者看起来就像神──就算只有一天也好。对希腊世界来说，神的地位也是可触及的。早于罗马人出现之前，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后，但凡任何王者称霸东地中海地区，这些古老城市国家接受现况的方法之一，便是以近乎于神的方式对待并崇拜之。将杰出的凡人重新勾勒为神，是既有宗教传统的一部分。
皇帝的神格化，就落在这种坐标系当中。东方人崇拜皇帝时的某些元素，极有可能直接源自于他们对待古代诸王的方式。无论当地社群是否得到罗马方面的鼓励，他们应对皇帝的方法，和他们应对此前统治本地的希腊君主并无二致。奥古斯都的葬礼有部分仪式以凯旋式为模板来设计，由一身凯旋式服装的奥古斯都本人蜡像可知，个中目的想必是要利用凯旋将军和众神的连结。康茂德无论在现实生活中或是其自身雕像，尽是海克力士的扮相（图56），亦是出于一样的道理。自大或许是有的，但海克力士的「由人变成神」，对于距离神性只差临门一脚的罗马皇帝来说，可谓极致完美的范本。
98. 这个献祭场景的图像，出现在罗马的一座拱门上──原为一群银匠或货币兑换人为了向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致敬而建造。皇帝（头上披着布）一如既往行献祭，他先对着摆满水果的祭坛敬酒（实际的牺牲刻划在下方的浮雕嵌板上）。尤莉亚．多姆娜站在皇帝身边，右边本来还有盖塔的浮雕，后来遭到破坏（见彩图3）。
皇帝崇拜具有强烈政治性质一事，同样是完完全全的传统。在我们眼里，皇帝崇拜有某些特征看起来非常不宗教，反而在罗马人眼中具典型的宗教特质。罗马从未有「政」、「教」之别，宗教的基础也不是个别的敬拜、个人的信念或「信仰」的教义。罗马宗教奠基在一条简单的原则上，也就是「罗马的军事与政治成就，有赖于以合宜的方式敬拜诸神」。换言之，一旦诸神没有得到适当的敬拜，国家就会有危险。个人虔诚与否，几乎无关痛痒。
正因为如此，奥古斯都才会在《我的成就》中明确提到自己修复了罗马城内的八十二座神庙（他想传达的讯息是，打完内战，掌权之后，自己正在修复罗马与诸神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埃拉加巴卢斯打算以自身信奉的叙利亚神取代朱庇特的流言，感觉才会这么危险。最后也正是背后潜藏的思维，演变成对基督徒的迫害──就罗马人的观点，这便是「惩罚」。大规模基督徒拒绝传统诸神的作法，将致使国家陷入危机──当局内部想必有这类恐惧伏流。整体而言，皇帝与诸神的关系要以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原则为脉络，如此一来，看起来就不致像我们大多数认为的那么虚假造作了。
上述关系还有另一个面向──处理国家与人世间关系的人，同样是处理人世间与诸神世界关系的人。唯一、明确的例外是维斯塔贞女，也就是负责在罗马广场的神殿中，守护女神维斯塔的圣火于不灭的女祭司们（当然难免有各种谣言及丑闻）。除此之外，罗马各大祭司团（colleges）一律由元老所组成。他们各司其职，有人主理神兆，有人负责敬拜个别的神祇。但他们不是专门的宗教界人士，也并非以此为全职，对于信徒也没有牧养责任。罗马人不会找祭司寻求个人建议或灵性相谈。
皇帝身为所有祭司「团」的成员，地位等同于「罗马宗教领袖」与大祭司。也因此，我们现今仍可见他以主祭者的姿态，出现在公共纪念碑雕塑上，主持牲礼，展现其虔敬。除了各种求情信和行政长官的报告，宗教事务也常常出现在他办公桌的案头，诸如请求允许根据宗教法律替某人的叔公迁葬，或是递补某祭司团的空缺等。皇权还有另一个重要的面向：想要维护良好人神关系，就得透过他，他的重要性高于任何人。有些皇帝在离世之际，顺利地从皇帝的角色无缝接轨到成为众神的一员。
无解之谜
The impossible conundrum
尽管如此，你愈深入研究皇帝崇拜，它就愈难捉摸，难题、矛盾以及不确定性也变得更多。女性和其它家庭成员，便是皇帝崇拜中显而易见的问题。把皇帝理解成神，背后可见极其罗马风格的逻辑，但这种逻辑能否延伸到皇帝的妻子和小女婴呢（虽然她们的雕像握着丰饶之角以及其它属于女神的象征）？此外也有其它疑虑和保留意见，比方说，神格化的皇帝真的跟其它「正规」的不朽者一样那么的具有神性吗？也许祂们都有神庙、祭司与祭品，但我们也感受到强烈暗示──「已故皇帝」与「真神」，仍有一线之隔。用以称呼这两者的，甚至不是同一个单字。人们通常称「得到升级」的皇帝为「divus」，反观传统的神，则是「deus」。规则不见得铁板一块（维斯帕先遗言的用词其实是「我感觉我快成deus了」）。而「divus」和「deus」之间的差异，表明了神圣皇帝更像是如神一般，而不是那么的具有神性。塞涅卡的笑话提到，直到即将成为神（divus）的克劳狄乌斯出现以前，奥古斯都神（divus）从未在天界元老院开口过，他的用字遣词也指向了同一面向。相较于奥林帕斯山的其它居民，奥古斯都显然地位较卑微。
99. 虽然安敦宁．庇护及其妻法乌丝蒂娜辞世的时间相隔二十年，但在这幅图像中，两人却乘坐在某个奇特、有翼的生物背上，一同升天。这件浮雕是皇帝纪念柱底座的一部分（这根纪念柱没有什么装饰，比图拉真柱和马可．奥里略柱小，而且大多已经不见了）。
原则上，皇帝死前不会（或者不应该）成为神，但这条看似基本的准则，其实也没有现代的史家想得简单。我们确实可以从宗教仪式中注意到一些蛛丝马迹，显然是在强调已故统治者有别于仍在世的统治者。欧罗巴要塞的军队行事历明确展现出这一点，其中清楚规定不同类别的皇帝，有不同的崇拜方式：他们可以代表今上向传统神祇行牲礼，但若要像献祭神那样直接祭献皇帝的话，那也只能留给死后经正式封神的皇帝。而这也正是人们抨击「坏」皇帝的其中一种老调，一旦他明明还活着，却坚持要求把他当成神对待。例如图密善正是由于妄自尊大，要求人们称他为正式成为神的「deus」（不只是「divus」），因而饱受揶揄。
无奈实际比原则复杂多了。帝国各地风俗想必各有不同，东地中海部分地区或许能接受把现世统治者视为神的作法，反观罗马本土，却不见得如此。总而言之，肉体凡胎的皇帝跟神圣、如神般的皇帝之间，仍有模糊的分野。祭献奥古斯都之「灵」（genius），跟祭献尚且在世的奥古斯都本人，这两种行为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姑且不论少数宗教专家，大多数民众真有注意到「『代替』皇帝祭献」跟「祭献皇帝」之间的不同吗？神在成神之前，本来是什么状态？我怀疑，即便是宗教专家，也化解不了这个无解之谜。
还有另一个也很难，而且很伤脑筋的问题：人到底是怎么转化成神的？两座皇帝陵墓里语带保留的墓志铭，清楚表示皇帝是以肉体凡胎下葬（行文之所以含蓄，多少是因为不朽的神本来就不会死，所以这些不可能是祂们的墓穴）。那么接下来呢？一般人想象中，皇帝加入奥林匹斯众神行列时，是什么样的光景？塞涅卡之所以撰写那篇谈克劳狄乌斯神格化一事的幽默小品，想来也是有意回答这个问题；回过头来再谈谈火葬堆，关于老鹰这类花招的古今故事，背后也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罗马有些著名的雕塑，则试图以视觉方式呈现升天的过程，结果却更是凸显了问题。提图斯紧抓在老鹰背上的尴尬画面（图96），不过其中规模较小的作品。今日的罗马有两大片雕塑镶版，实属更为壮观的作品，内容呈现了哈德良之妻萨比娜，以及安敦宁．庇护及其妻法乌丝蒂娜的神格化过程。现代的艺术史家多半以崇敬的态度看待这类形象，并将之视为罗马雕塑技艺的辉煌典范。说起来也确实是。然而，后两个例子都是让某种难以名状的混种生物──身体是人，却生了一对宽翼──把皇族成员载上天，看起来既危险又荒谬。雕刻师试图用大理石捕抓此情此景时，感觉也成功凸显了另一个重点。他们把皇帝变成神的过程具象化，以令人不得不服的手法，展现了这过程简直难于上青天。
其言也善
Famous last words
苏埃托尼乌斯把那句「呜呼哀哉，我感觉我快成仙了」总结进维斯帕先的遗言，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他意在表达维斯帕先不过多此一举，又或是对即将到来的不朽有多渴望，然苏埃托尼乌斯其实是为了呈现这位皇帝对于将来的神格化态度很实际。一人统治体制从尤利乌斯．西泽到亚历山大．塞维鲁斯，延续将近三百年。这三百年间的皇帝遗言偶有秉笔直书者，然多数还是经过润色、细心编造，甚或有意创作而来的。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遗言若非具体而微展现出统治者某个面向的个性，就是道出「皇帝统治」的宗旨。当然，之所以要美化润色或编造这些遗言，道理就在这里。
100. 克劳狄雅．艾克罗格墓志铭。克劳狄雅．艾克罗格是帝国历史上跑龙套的角色，据苏埃托尼乌斯的说法，她是尼罗的乳母，直到他死时仍随侍在侧，并安排将他的骨灰下葬。铭文最后一行模糊写着piissim(ae)，「最忠实的」。
苏埃托尼乌斯撰写的传记里有些特别到位的例子。在他勾勒的同一幅临终场景中，维斯帕先在寒颤最后一次发作时曾试图起身，他喃喃道：「皇帝就该站着死」。对于一位临终前还在处理文件、接待使节的勤奋统治者来说，这是一句很适合他的道别词。这位传记作家用去不少篇幅描述公元六十八年尼罗人生的最后几天、几个时辰，对于统治者失去权力时（古今皆然）会发生的残酷事实刻划得入木三分。人在宫中的尼罗坐困愁城，叛军的胜利已不能免。待贴身侍卫不见踪影，命人来却无人响应时，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发号施令──「看护都溜之大吉了」，苏埃托尼乌斯描述道，「而且连床单都带走了」。（某些现代政治领导者的下场也不无类似：没人听他们讲话。）皇帝带着几名亲信成功逃离（包括他的老奶妈），前往城郊的别墅，最终在某些协助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无数的绝望呼喊、虚弱的笑闹及吟诗放歌之中，他吐出自己最知名的遗言：「将死的，是何等的艺术家啊！」他对于自身艺术天分的过度自信，彷佛直到人生最后一刻都不得罢休。不过，塞涅卡在《南瓜化》里替垂死的克劳狄乌斯所编造的字句，可是刻薄多了：「呜呼哀哉，我好像大出来了」。而且，塞涅卡唯恐读者未把握到重点，于是补上一句：「我是不晓得他有没有大出来，但他倒是把每件事情都搞得跟屎一样。」
传言中其它皇帝交代遗言的口吻文雅多了。据说哈德良在临终前写了一首诗给自己的灵魂，此举既巩固了自己在某些人眼中忧郁神秘的形象，也为二十世纪时玛格丽特．尤瑟娜所写的虚构哈德良自传提供了相称的结尾（「亲爱的游荡的可爱的灵魂／我肉体的客人和伴侣／如今何域将为你所向／你这苍白的凡物，赤裸僵直／无法玩笑如昔」）。安敦宁．庇护在临终前只吐出一字遗言，「淡定」（Composure），以做为禁卫军当天放哨的暗语。外人把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想得很实际。据狄欧所说，他曾经就统治帝国一事，提供了一些建议给儿子卡拉卡拉和盖塔──假如狄欧所言属实的话──而这两人显然违背旨意（「不要起争执，要发薪饷给军队，其它人都不重要」），接着，他跟维斯帕先一样，要来更多事做（「还有什么要处理的，拿来给我」）。不过几个月，盖塔即在哥哥派来的刺客手中命在旦夕，最后在母亲的怀里断气，而他的遗言着实辛酸，「妈咪，妈咪，有人要杀我」。
然而，一人统治最重要也最难的真相，却是浓缩在苏埃托尼乌斯对公元十四年，皇帝奥古斯都生命中最后一刻的描述。苏埃托尼乌斯以奥古斯都临终为背景，针对他所确立的独裁体制提出最关键，或许也是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教训，甚至直指其虚假。
公元十四年，现年七十五岁的皇帝先是在卡普里岛上好好放松了几天，接着乘船在那不勒斯湾一带海域设宴──但此时他开始出现下痢症状，死期恐已不远。等到抵达父亲生前在诺拉的故居时，他感觉更不舒服了。他的躺椅就放在父亲过世的房间里，躺椅上的他要人拿来一面镜子，好把头发梳齐，端正仪容，而他尚且不知道这就是自己人生的最后一天。接着，他叫几个朋友进来，原本对着镜子的他转过头来，并问他们，「他在人生喜剧中表现得好不好」，然后以希腊语补了几句台词：「既然这出戏演得很好，请为我们拍拍手／再用掌声送我们下台」。苏埃托尼乌斯未描述友人的反应。但他让他们退下，之后问起一名年轻晚辈身体情况如何，原来他的继外孙女生病了；然后他吻了妻子利薇雅（苏埃托尼乌斯笔下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利薇雅在他的水果里下毒）。他接下来说出来的话，想必就是最后的遗言：「好好生活，别忘了我们的婚姻生活啊，利薇雅，别了。」唯一的谵妄迹象，是他嚷嚷着有四十名年轻人正试着把自己抬走，但这其实是神准的预言，因为不久后，真有四十名士兵把他抬了出去，并在酷暑中展开前往罗马的最后一程。
这精心编造的临终场景，凸显出人们期望皇帝应有的众多个人特质。此情此景或许出人意外，却不若维斯帕先与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没有任何处理公事的画面，而是聚焦在对家人的关怀与照顾。他提到自己婚姻的长长久久，提到自己对祖上血缘的重视（所以他才会跟父亲在同一间房间辞世）。他请友人来到自己的病榻前，也给人一种「吾辈之一员」的感觉，而他也表现出自己渴求形象良好（这才是他要来镜子和梳子的原因，不是纯粹面子问题）。整体而言，他的离世相当平静，就连看似谵妄的胡话，也显示出皇帝对未来的了解。
不过，其中最诚实的，莫过于在「戏演得很好」等戏剧比喻衬托下，他那句「在人生喜剧中表现得好不好」的妙语。我所勾勒的罗马皇帝，始终离不开虚假与欺瞒的问题，离不开形象与现实的问题。我们从这一切的案牍劳形、权力飨宴、粗茶淡饭、继承斗争以及乞讨求情当中，照见想当演员的尼罗、凯旋式的蜡像图拉真、扮演格斗士的康茂德，还有埃拉加巴卢斯那些反乌托邦的幻境。苏埃托尼乌斯凭借想象力，让读者回到一人统治的开端。皇帝制度的奠基者，居然把自己的这辈子比拟为一场戏、一段表演？对于罗马专制的内里，其所述说的，委实太多了。
剧终 时代落幕 Epilogue: The End of an Era
何以停笔？
Why stop here·
此际，我们来到公元二三五年。距离奥古斯都以安详、精心设计的姿态辞世，已然过了两百二十一年、将近三十位皇帝的统治。这一年，人在日耳曼（另有一说是不列颠，但可信度较低）军营中的亚历山大．塞维鲁斯和他的母亲尤莉亚．玛麦雅，遭麾下的几个士兵杀害。年仅二十六岁的他，是埃拉加巴卢斯的表弟、养子兼继任者。十三年前，埃拉加巴卢斯遭人推翻，尸首投入了台伯河。亚历山大在边境的战事表现不佳，结果深受其害。人们往往会大肆渲染皇帝成功征服或抵御入侵的战事，一如失败了便大加挞伐。就他来说，这位皇帝之前跟威胁罗马东疆的波斯人以不光彩的平手收场（罗马城依旧举办了凯旋式，以掩饰不尽人意的战果），而如今来到北方面对日耳曼人的袭击，表现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此外，他也遭人指控为人小气、任其母摆布（甚至随他一同出征），而这些也是过往其它统治者都曾受过的抨击。
这对母子想必是在日耳曼当地火化，骨灰运回罗马，安葬的地点或许是目前罗马城发掘出第三大的古坟。虽然不若奥古斯都陵和哈德良陵那般壮观，但这座坟墓残存的部分，仍构成了市郊的一座公园。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咸认此地为亚历山大长眠之处。若真如此，那著名的蓝琉璃「波特兰花瓶」（Portland Vase，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其最初是在这座墓葬中发现的），就很可能曾经装过他的骨灰。
他治世的真实情况不出所料，相当晦涩不明。对于他被杀的地点，传统上居然存在如此迥异的说法，显见我们对他其实所知非常有限。不过，无论他的战功有多失败，或者在他母亲的问题上有多失能，人们基本上还是把他写成传统的「好」皇帝。《帝王纪》将他视为埃拉加巴卢斯的对照组：埃拉加巴卢斯是颠倒自然与社会秩序的越轨之人，而他却是受人尊敬、平等待人的皇帝，是「吾辈之一员」。他尊重元老院，他断案睿智，他克勤克勉处理子民的请求与乞求，他在罗马城内推动新建案及修复计划，并严厉打击奢华宴会（不会有如漫天飞絮的玫瑰花瓣，侍者也不会穿着金灿灿的制服）。至少我们从文字中所读到的他，其治国能力符合从奥古斯都《我的成就》或普林尼《颂辞》中所推论出来的皇帝征才条件。
101. 世界不一样了。这面公元三世纪中叶的岩雕位于波斯城（Persepolis，今伊朗），上面刻划的是两位罗马皇帝──「阿拉伯人」菲利浦与瓦勒良一世──向波斯王沙普尔表归顺。
亚历山大离世后，征才条件的内容逐渐有了改变。因此我选择以公元二三五年前后，做为《罗马皇帝》的停笔之处。倒不是说在他之后的皇帝，依传统标准都是「坏」皇帝。而是因为「所谓罗马皇帝」所在的坐标系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接下来五十年，统治者不断上上下下，在长期内战中竞相夺权继位。公元二三五至八五年间，约莫有三十位皇帝（或短暂得势者）曾经掌权，「有人在宝座上坐了六个月，有人坐了一年，有人坐了两三年，但最多就三年」。《帝王纪》作者如是说。对他来说，亚历山大不只是典范，也是时代的结束。在他之后有许多皇帝出自传统菁英圈之外，靠战功加官晋爵，在军事政变中登上宝座。这往往根本称不上「一人统治」。他们凭恃着愈来愈多的正式或非正式协议而得以分享权力，实际统治的甚至只有帝国的一部分。其中许多人不过是偏安一隅皇帝。面对罗马世界之外的敌人，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吞败，即便是赢了，也很有争议。
这些人常常被人拿来挖苦。公元二三五年，亚历山大遇刺后，色雷斯人马克西米努斯旋即在日耳曼获军队拥立为皇帝。他出身行伍，据说目不识丁，三年后就被麾下士兵杀害，甚至未曾以皇帝身分踏进罗马城。（至于他不识字的说法，究竟是显示了罗马上层人士的偏见、层峰的社会流动性，抑或是新统治者的粗野，则有待讨论。）马克西米努斯去世前几个月，罗马世界彼端已经出了一对靠不住的搭档──曾任阿非利加行政长官的年迈元老及其子，相当堂而皇之地号称戈尔迪安一世（Gordian I）与戈尔迪安二世（Gordian II）──想挑战他的地位，并获元老院遥奉为共帝。不到三个星期，这二人就在北非被另一支罗马军系消灭（一人战死，一人上吊自尽），从此成为罗马皇帝中治世时间最短的纪录保持人。不过，在所有形象当中，最是鲜明、令人难忘的，莫过于瓦勒良一世（Valerian I，遭波斯人俘虏，二六二年前后过世）与「阿拉伯人」菲利浦（Philip ‘the Arab’，二四四至四九年间治世）。在这幅今存于伊朗的岩雕中，呈现了这两名言听计从的罗马统治者，向胜利的波斯国王沙普尔（Shapur）宣示效忠的画面，可谓彻底颠覆了一直以来权力展现的样貌。
实情当然微妙得多。这许多的变化，其实是罗马帝国及其近邻的整体历史问题所造成的：边区的压力，或是军队、元老院以及人民之间的权力平衡改变，抑或是皇帝人选是怎么合法出炉的老问题。说起来，军团把皇位继承掌握在手中的作法，也就揭露了从最一开始，罗马权力的递嬗背后其实没有什么制度可言。局势的变化绝非亚历山大去世后才突然发生的。我们在前几章所追溯的皇帝统治惯例（包括请愿信），仍然以差不多的方式维持了数十年。公元二三八年，年轻的皇帝戈尔迪安三世──同一年遭到推翻的戈尔迪安一世与二世，分别是他的外公和舅舅──（想必极其简短地）回应了斯卡普托帕拉人的请愿。而戈尔迪安三世在位也没有多久。他在对波斯的战役中身亡，杀他的人若非自己麾下士兵，就是另一位罗马竞争者。
与此同时，这段时期有些发展乍看之下前所未有，但单独来看的话，也就没有一般所见的那么不一样了。早在尼罗死后发生的内战中，军方就开始干预新皇帝的人选了。罗马帝国此前也有过几段共治时期。公元一七〇年代，马可．奥里略已经开始面对未来几世纪蔚为特色的边境压力了。早期罗马统治者也许比较擅长以假乱真，让自己的军事失利看起来像是成功。然沙普尔那块纪念碑上威风凛凛的图像，确实也让人想起那颗被人抢去、当成「凯旋」的象征、最终埋在麦罗埃的神殿底下的青铜像头部。话虽如此，这一切在三世纪中叶统统加起来的结果，倒是前所未见。假如让几百年前的皇帝侧近，亲历马克西米努斯或戈尔迪安三代人的世界，他们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很陌生。
局势到了三世纪末再度有了改变。戴克里先与君士坦丁之治世（介于公元二八五年至三三七年间，两者都超过二十年）当然很显著。可惜老派的皇帝已一去不复返。公元三世纪初期的「危机」期间采取的若干应急措施，如今已成正式制度。比方说，戴克里先将帝国正式分为东部与西部行省，两边分别由资深和资浅的皇帝搭档统治，共计四位皇帝。某种型态的共治体系，成为未来数十年间的常态。更有甚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愈来愈远，看来是重新巩固皇帝权威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愈来愈繁复的仪节，把皇帝与子民区隔开来，被统治者不仅明显服从于统治者，像普林尼这种地位的人也愈来愈难跟皇帝简单吃顿饭。这当然也有先例。如斯塔提乌斯曾提到，他跟图密善共进晚餐时，感受到的主要是有距离的敬畏，而非亲密。除了皇帝和元老之间友好的亲吻外，过往几个世纪也少不了前恭后倨（至于是恭是倨，主要取决于说故事的人是谁）。然而到了四世纪初，皇帝身为「吾辈之一员」的神话，对任何人而言，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有意义了。
殉道者的鲜血
Blood of the martyrs
基督教也是这场转变中至关重要的元素。目前为止，罗马帝国的基督徒在本书中所占的比例相当少。主要原因在于，罗马皇帝所统治的前两个世纪里，他们人数确实很少，也鲜少引起罗马当局关注。据合理估计（难免有点猜测成分），公元一〇〇年时的罗马世界各地共有约七千名基督徒（约占全帝国人口百分之零点零一），到了二〇〇年，人数约增加两百倍，来到二十万人（占人口比约百分之零点三五）。后来的基督徒文人凭借后见之明──或说以弱势之姿──则诉说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故事：彷佛蓬勃发展的教会遭到皇帝亲下指示，以计划性的方式迫害。殉道──连最软弱的基督徒，都在面对残虐和折磨时展现不屈的勇气──肯定成为信仰最坚定的证明。而真相是，在公元一世纪与二世纪，罗马帝国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遇过一个基督徒。对基督徒施加的暴行，也都是局部、零星的。
当然，对受害者来说，即便是零星的暴行，也跟计划性迫害一样残忍痛苦。公元六十四年，皇帝尼罗把基督徒当成罗马大火的代罪羔羊，其惩罚之残酷，连非基督徒在记录时也是笔端颤栗（钉死在十字架上、活活烧死，或是喂狗），而后来文人对于二世纪下半叶，基督徒在里昂圆形露天表演场中殉死的描述，无论怎么润饰，其骇人程度依旧未减。不过，图拉真与普林尼鱼雁往返时表现出来的警戒观望（「不要太紧张，不要自找麻烦」），或者皇宫下人生活区刻划那幅钉刑恶搞涂鸦的人所抱持的挖苦嘲笑，才是普遍的态度。《帝王纪》甚至声称（不知真假），亚历山大．塞维鲁斯在自宅的神龛里，除了各式各样的神像（包括已经成神的历代皇帝，以及亚巴郎〔Abraham〕），也供奉着耶稣像。
但是，自亚历山大．塞维鲁斯治世起，直到君士坦丁在公元四世纪初成为第一位张开双手拥抱基督教的罗马皇帝为止，这段时间确实有一系列中央主导的迫害行动，规模是帝国史上所仅见。二五〇年前后，一位帝祚短暂的统治者甚至要求全帝国居民都要祭献，以展现对传统诸神的忠诚，并取得确实行过祭献的证明文件（未想他根本活不到看到整个计划实施）。这种变化背后是多重因素的结合。基督徒人数持续增加。假如我们根据前几个世纪增加的速度推断，到了公元三〇〇年，基督徒人数很可能已经增加三百倍，达到六百万人。他们比以前更为常见。毫无疑问，确实有人担忧这段时间之所以发生某些灾祸，是因为罗马跟传统诸神关系瓦解所导致的。简言之，新兴的基督教不时以毫不妥协的态度拒斥旧有宗教，人们（至少部分人）会认为这就是帝国「危机」的根本原因。
102. 罗马皇帝的新形象。在这片公元四世纪末的仪式用银盘上，画面中间是形象较大的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两旁则是共帝，头上都有光环。他正在传递基督教上帝的大能与权柄。
为什么从社会阶级顶端到底端，有这么多罗马人皈依基督教，又为什么罗马帝国会变成基督教国度？这些堪称是罗马史上讨论最热烈，也是最大的谜团。基督教变革对文化与政治，乃至于信仰方面的影响，显然颠覆了过往罗马皇帝奠定旧有秩序的众多基础。比方说，我们在第七章谈到皇帝怎么融入圆型表演场的逻辑，如格斗比赛与猎杀野兽象征「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区隔，透过举办活动来强化社会阶级，还有吸纳在沙场上打斗的人所散发的危险魅力。而基督徒在竞技场的殉道──「基督徒vs.雄狮！」却颠覆了上述一切。无论个别观众对此情此景有什么评价，如今的基督教文化把传统上场内人人喊打的受害者变成自己宗教的英雄，以信仰傲然面对死亡，神与他们同在。这么做就破坏了旧秩序的逻辑。格斗比赛之所以在罗马帝国基督教时期逐渐式微，不光是因为基督徒觉得这些比赛很残酷（虽然这确实是部分原因），更是因为这些比赛已经不再有意义了。
皇帝本身的形象也受到影响。基督教并未削弱（基督徒）罗马皇帝的权威，而是加以强化。只不过，此处所指强化，却是在全新的宗教坐标系中进行的。我会认为克劳狄乌斯那尊尺寸太大、扮作朱庇特神的雕像有点「蠢」，多少是因为受到基督教影响的关系。新的皇权视觉语言，不用让老鹰依偎在皇帝脚边，也不用让皇后像幸运女神般拿稳丰饶之角。这种新语汇多少会用透过耶稣的形象来看皇帝，透过皇帝的形象来看耶稣。这耶稣可不是「良善心谦」（meek and mild）的样子。皇权得到新的神圣秩序所认可（同时反过来认可之）。此时的罗马皇帝已大不相同。
总点评
Taking stock
本书所聚焦的老派罗马皇帝，已在西方历史与文化留下持久的痕迹。后人再现权力时所采用的样板，像是穿着战服或托加袍，正是老派皇帝雕像的遗赠。他的头衔隐藏在带有专制意味的现代语言中，从皇帝（emperer/imperator）到王公（prince/princeps），从德皇（Kaiser）到沙皇（Czar）皆然。他既把统御之道交付给我们，同时也警惕我们如何收手。人们很容易因为罗马皇帝身为长期的政治掌控者而（勉强）佩服他们，或者因为他们的名字和暴政、残虐、奢靡以及放纵有所连结而加以谴责。他们是令历史学家左右为难的极端案例。我们要怎么从罗马皇帝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同时还要保有我们自身的道德方针，并奉行我们描述过去、评价过去的义务？举例来说，皇帝身为格斗比赛的东道主，一旦我们只揭露比赛运作的逻辑，却不谈其暴力与残忍，那无疑是失职了。同理，如果你光谴责暴行，却不试着理解比赛背后的道理，那也是失职。
一方面是只因为罗马皇帝实在距离今天太久（不能用我们的标准来评判他们）而给予「特赦」，另一方面则是只因为他们跟我们不一样就判他们有罪，而我则是在这两者之间一直努力的权衡行事。罗马帝国是个充满杀戮的世界，无论是有背叛嫌疑的亲人，还是大战车竞技场里的示威者，这所有的问题，在罗马世界往往是用「杀」来解决的。对于今人来说，这件事实光是要消化就够难了，解释更是难上加难。我没有打算跟个别统治者换位思考，也不想评价人格。依我看来，这类问题根本无从解决（但我偶尔会想知道，从皇帝的角度看世界是什么感觉，比方说坐在大竞技场的皇帝包厢往外看）。我所要深究的，反而是你我如何、为何要用我们的方式来勾勒罗马皇帝（像是自大狂尼罗、脚踏实地的维斯帕先，诸如此类）。我同时也思索罗马帝国的人民如何为自己建立「皇帝」的形象。而我更不断尝试将统治者放回他习以为常的环境，放回跟他关系最密切的人当中。他不是孤身一人进行着统治，更不是在真空中统治。假如我们了解他在哪里生活，吃的方面是如何解决的，他口授的文字是谁为他写的，谁帮他送信，或者他睡了谁，由此，我们便能更了解他这个人。而这才是可行方案。
帝国上下有成千上万的人为皇帝及朝廷做事，有人是奴隶，有人是自由身，有些人遭到残酷剥削，有人叛变，有人不满，但也有人对于自己从事的工作感到满足，甚至引以为豪。综观历史，暴政也好，独裁也好，无论我们以什么字汇来称呼专制，专制所依凭的都是各个阶层当中那些接受它、适应它，甚至觉得生活在其中也挺自在的人们。我们在这本书里见到这许多人，从普林尼到克劳狄乌斯．伊特鲁斯库斯之父，甚或是在尼罗自杀后仍然不离不弃、将他下葬的乳母──这些男男女女从来不晓得有其它型态的政治制度。维持专制运作的不是暴力，也不是秘密警察，而是合谋与合作──也许知情，也许天真，也许出于好意，也许心怀恶意。
不过，假如我们想寻找对罗马一人统治的批判，是可以在罗马的作品中找到的。我所想的，倒不见得完全是元老院里高风亮节，怀想他们所谓共和自由的异议派（亦即我所说的「为反而反的人」）。他们的戏份已经太多了。我所思考的，是整体的罗马文献，即便下笔的人并未公开表示异议，他们也一再把皇帝勾勒成骗子或是扭曲真相之人，把一人统治本身刻划成虚伪与表演。我从埃拉加巴卢斯的反乌托邦世界写起，写这个世界的假食物、假慷慨真杀人；其间经过莫名所以的凯旋式，已逝的图拉真化身为蜡像，把战败标榜为「胜利」大肆庆祝；最后是皇帝奥古斯都传闻中的遗言，把自己比做喜剧演员──这便是我反复提及的主题，希望也是让人大开眼界、有所启发的主题。这项主题要说的是：专制翻转了事物的「自然」秩序，以假乱真，破坏你对眼前所见的信任。
我一再坚持，古罗马鲜少给我们什么直接的教训，意思是我们现有的问题无法从古罗马世界中找到现成的解决方法。罗马人不仅不会，也无法给我们答案。但是，探索他们的世界，确实能帮助你我以不同的角度看待自己的世界。过去几年，我持续书写《罗马皇帝》，我认真觉得，专制本质上就是假，就是装，就是哈哈镜。这面镜子不只帮助我更加理解古罗马的政治文化，也开拓了我自身对现代世界政治运作的认识。
名里乾坤？ What’s In a Name·
从卡利古拉到卡拉卡拉，从尼罗到埃拉加巴鲁斯，我们现今用来称呼罗马皇帝的名字，要么不是他们的正式头衔，不然就是头衔的极简称。「卡利古拉」（小靴子）是个绰号，其由来是这位皇帝童年时穿的军靴（他有另一个小名，也是他个人比较喜欢的，叫「盖乌斯」〔Gaius〕）。「卡拉卡拉」也很类似，由来是这位皇帝喜欢的斗篷式样便是caracalla。「尼罗」只是皇帝克劳狄乌斯收养他的时候，从克劳狄乌斯的名字里过继的其中一个名字（「尼罗」其实是克劳狄乌斯的姓）。「埃拉加巴卢斯」则是来自皇帝所护持的神。另外，名称也有不同的排列，例如我选择「亚历山大．塞维鲁斯」，而其它人则是「塞维鲁斯．亚历山大」。
不只现代人习惯用这些名字称呼皇帝。罗马人自己提到皇帝的时候，大多也使用这些名号（比官方头衔更短、更好记，也更容易辨别），我们也只是沿用罢了。但他们通常不会当着皇帝的面这么称呼他。在卡利古拉面前称他「卡利古拉」，那就大事不妙了。面对面时，人们大多称罗马统治者为「西泽」，一如我们在普林尼《颂辞》里读到的。官方文书里也不会用这些称呼，至于我在书里提到的铭文，其中许多也都采用皇帝的正式头衔。也因此，现今想清楚译解都是有难度的。
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罗马广场上，他的凯旋门上铭刻着的，不是我们平常称呼的Septimius Severus，而是：
Imperator Caesar Lucius Septimius, Marci Filius, Severus Pius Pertinax Augustus, Pater Patriae, Parthico Arabico, Parthico Adiabenico
统帅西泽．卢奇乌斯．塞普提米乌斯，马可之子，塞维鲁斯．庇护．佩勒蒂那克斯．奥古斯都，祖国之父，阿拉伯帕提亚人的征服者，阿迪阿卜帕提亚人的征服者……
上述这一长串，除了他的本名卢奇乌斯．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之外，还包括标准的皇帝头衔（统帅西泽．奥古斯都），也提到他所虚构的、马可．奥里略曾收养他（马可之子）一事，以及他想攀上关系的历代皇帝（庇护与佩勒蒂那克斯），再加上一些绕口的荣衔。
以最核心的部分而论，皇帝的名字在他这辈子里不断变化的过程，就相当于一段迷你传记。奥古斯都本名「盖乌斯．屋大维乌斯」，公元前四十四年依西泽遗嘱收养时正式改名为「盖乌斯．尤利乌斯．西泽」（不过，现代人习惯称他「屋大维」，以求跟独裁官西泽有所区别）。公元前二十七年起，他以「统帅西泽．奥古斯都」之名治世，为后继者奠定模式。提比留本名提贝利乌斯．克劳狄乌斯．尼罗，经奥古斯都收养后改名为提贝利乌斯．尤利乌斯．西泽（Tiberius Julius Caesar），治世时正式名为提贝利乌斯．西泽．奥古斯都（Tiberius Caesar Augustus）。卡利古拉本名「盖乌斯．尤利乌斯．西泽」（Gaius Julius Caesar），以「盖乌斯．西泽．奥古斯都．日耳曼尼库斯」（Gaius Caesar Augustus Germanicus）之名治世。诸如此类。
上述演变的过程基本上很清楚。无奈自公元一世纪下半叶以降，各个皇帝在治世期间所使用的官方头衔如此雷同，就算是专家也苦于辨明。偶尔，他们的名字里就只有一个元素，也就足以区分彼此，如以下我挑选出的几位统治者（并删去额外的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