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人统治的基本规则 One-Man Rule: The Basics
诚征皇帝
The emperor’s job description
公元一〇〇年九月一日，时间点大概是埃拉加巴卢斯治世前的一个世纪，盖乌斯．普利尼乌斯．塞坤杜斯（Gaius Plinius Secundus）起身，在一众元老面前，对着皇帝图拉真浮夸致谢。元老院是罗马最古老的政治机构之一，备受尊重，此际业已发展成议会、法院兼清谈俱乐部，任包括皇帝和其它政要在内约六百名元老们畅所欲言。众元老由一群罗马富裕菁英所组成，有马屁精也有不满分子，有旧贵族也有暴发户。
今人以「普林尼」简称盖乌斯．普利尼乌斯．塞坤杜斯。普林尼是个唯有读书高的行政官员，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读到他从黑海驻地寄回本土的公文。他同时是富裕且事业有成的律师，也是记述公元七十九年维苏威火山爆发的作者中，唯一幸存的目击者。当年十七岁的他，在安全距离外目睹了一切。时值公元一〇〇年，他在元老院获选成为两名执政官之一，在九、十月间任职。执政官曾是古罗马最高的选举官职，如今虽然仍备受尊重，但实际上已不再是由选举人票选，而是由皇帝选任。因此，元老院渐渐发展出惯例，新执政官理应在一众元老面前向皇帝表达谢意。普林尼上台，站在另一名执政官和图拉真本人身边，地点则是尤利乌斯．西泽在罗马城中心特别建造的「元老院」虚华建筑──对皇帝来说，元老院地点方便，从主皇宫坐轿子只要十分钟即可抵达。
这类谢辞几乎都是毕恭毕敬、乏味的例行公事。连普林尼也承认，演说内容缺乏让人保持清醒的亮点，而皇帝不仅得听完全场，而且是好几个全场。几年前的一场谢票演说，成了众所周知的不幸意外：公元九十七年，一名年届八旬的执政官为演说做准备时，不小心把正在查阅的厚书弄掉了，于是，他弯下腰捡书──人人心知肚明，要出意外了──结果在光滑的地板上滑倒，摔断了髋骨，就此卧床不起，最后因伤过世。不过，普林尼的演说则获得了不同的名声。因为他在元老院演说结束后（由于九月是假日，来到现场的元老恐怕稀稀落落），又在友人面前演说了几回，在一连三天的私人朗诵会上读了三遍──如今看似虚荣，但这是当时罗马贵族之间常见的娱乐形式。普林尼以书面形式，使得这份演讲词广为流传，后来更是以《颂辞》（Panegyricus）为题传世至今。我真心希望，目前的版本是从对皇帝与元老院宣读的版本中延伸而写的。据我估算，如今我们阅读到的版本，纵使以快转的方式念出来，也要三小时以上。即便如此，《颂辞》仍是一份宝贵的纪录，保留了子民与皇帝之间的一次面对面，以及当下所讲的话语。更有甚者，《颂辞》几乎等于「罗马皇帝」一角的征选要求。
现代读者往往会觉得，普林尼直接对图拉真这一番黏腻冗长的巴结，就跟喜怒无常的残忍或悖理的奢华一样，是罗马专制当中令人反胃的环节。《颂辞》的每一页都可见不切实际的新花招：皇帝啊，普林尼如此歌颂，是完美的典范，是「严肃又和善、举重且若轻、力量及仁慈」等令人赞叹的结合，是他亲爱的子民崇拜的对象（子民只为见他一眼便前仆后继而来，肩上还扛着孩子）；靠他一人就能激起罗马的生育率，原因很简单，因为人人都急着想让孩子降生在受此仁君所祝福的世界。他提到几年前（公元九十六年）遭刺杀身亡的皇帝图密善，他形容图密善是禽兽，埋伏在自己那染血的兽窟，对着过度料理的美膳盛宴狼吞虎咽，庆祝那些自己从未真正赢得的「虚假」军事胜利：「一脸高傲惹人厌烦，眼含怒火，面色跟女人一样苍白」。（就「欺骗」、「阴柔」与「美食」这三点来说，图密善的故事跟埃拉加巴鲁斯有明显的相似之处。）普林尼不断强调，图拉真有别于图密善，前者显然是清廉、开放，他吃的餐点朴素简单，他的战绩真材实料，他的体格健康强壮（几根白头发为他增添几分威严）。他奉承道，「先前的统治者已不再靠自己的双腿，而是靠奴隶肩负才高过我们的头，但你却是一路乘着自己的名望、自己的荣耀，靠着公民的奉献以及自由，让自己高于过往之人。」难怪某个现代评论家对整篇讲词嗤之以鼻，「几乎没有人看得起这篇内容，简直活该」。
7. & 8. 普林尼《颂辞》里，主角与反派的肖像──左边是图密善，右边是图拉真──两人形象差不多。尽管普遍认为图密善秃头，这尊雕像却是头发茂密（除非我们把他想成是戴假发）。
整体而言，相较于前几代人，我们如今对于褒美的微妙之处没那么敏锐。不过，对于普林尼的谢票演说，我们确实该收敛一点「蔑视」的情绪。这篇讲词没有乍看之下那么简单。首先（虽然不见得会让你对这篇文章多几分好感），这些话表面上看起来是赞美皇帝，其实也是在称赞普林尼自己。比方说，我们晓得普林尼跟他的挚友图拉真有多亲密（事实上，可是亲密到会亲嘴），也很清楚他们在宫里亲昵地度过长夜，享用着简朴的菜肴，享受友好的交谈。我们也能欣赏普林尼精湛地展现自己的专业（罗马遗产税制的错综复杂，现代读者恐怕连几页都读不下去，而普林尼却精通于此）。《颂辞》其实是普林尼当着皇帝与同为元老之人的面，在宣示自己的地位。
但重点在于这一番恭维里蕴含了一些明确的课题，要皇帝回家做功课。普林尼差一点就要明说了，不过，影响他人行为最好的方法，莫过于看你希望他拥有哪些他实际上欠缺的特质，并就这些特质来赞美对方。就这一点来说，《颂辞》其实是在罗马菁英为首者所草拟的、冗长的「皇帝」征才条件中，又加上几个条件。表面上是恭维，实际上却是在指点怎么当个好统治者。明君的故事比暴君的故事乏味得多，而在多数现代听众耳里，称赞某个仁慈独裁者有哪些德行，感觉都很言不由衷。不过，普林尼的征才条件有中和帝权恐怖幻想故事的效果，值得我们认真以对。
普林尼列举出极其全面的明确要求。他的皇帝必须慷慨大方，为人民提供余兴节目，提供饮食及金钱等实质的照料。他必须出于公益而建造公共建筑，而不是为了一己的享受或放纵。他必须靠战争征服别人。普林尼写了一段令人不寒而栗的话，这名埋首于税收细节的行政官僚，这名在短暂服役期间离前线非常遥远的前军人，却对每一位「在战场上让死尸堆积如山，以鲜血染红海洋」、建立功业的皇帝不吝赞美。但他也提出更高的原则，以引导皇帝的行为。皇帝必须开诚布公，不能用虚伪的言词和虚假的成就来撑起自己的地位。普林尼口中的「坏」皇帝甚至连打猎娱乐都会作弊，提前把猎物包围起来，方便自己射杀。还有（他话锋一转的方式，透露出「奴役」在罗马权力语言中是多么根深柢固），皇帝对待子民时必须像个父亲，而不是一副奴隶主（dominus）的态度；皇帝要保障子民的自由，而非迫使他们为奴。对于元老，皇帝则必须表现得有如「吾辈一员」（unus ex nobis）。
本章接下来将着力于罗马一人统治的起源和「基础」，过程中我会继续以普林尼与图拉真的关系为基准。同为参照的还有普林尼建构的理想统治者形象──高尚诚恳的道德、盲目的菁英主义（罗马人民绝对不可能获邀入宫参加气氛友好的宴会）以及偶尔相当明显的自我矛盾。《颂辞》近结尾时，普林尼感谢皇帝「命（ordering）我们自由」，他想必体认到：按照罗马的逻辑，唯有奴隶才会获命（ordered）成为自由人。毫无疑问，他无意间揭露了在独裁者（无论是明君或是暴君）统治下，身为公民的双重思考（double-think）之处。
权力共享的共和制度，以及帝国的起源
The power-sharing Republic and the origins of empire
新任执政官普林尼在公元一〇〇年起身演说时，罗马已经在皇帝统治下过了一百多年了。不过，罗马城本身则有超过八百年的历史。自从传说中的早期七王──始于建城的罗慕路斯（Romulus），结束于公元前约五〇〇年，「骄傲」塔库因（Tarquin ‘the Proud’）遭驱逐为止──的统治结束后，罗马都是在某种类似于民主的体制下得到治理，今人多称之为「罗马共和」。
「类似于」这三个字很重要。诚然，包括位处层峰的执政官在内，国家的主要政务官都是由全体男性公民民主选举产生的，而负责制定法律、决定是战是和的，也是同一批公民。不过，这却是一套有钱人主导的体制。选举时，有钱人的票显然比穷人的票更有分量，而且只有他们能出任官员、指挥罗马军队。当时，共和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机构，则是由数百名前任官员组成的元老院。即便元老院的权力范围在此前或当下都很难正式界定，但政府往往会遵循元老的决议。若称这种统治方式为「权力共享」体制，会比直接称之为「民主」体制更贴切。元老为终身职，其余政务官则有任期限制，只能担任一年，而且一定是多人同时担任。而无论何时，执政官一定有两人。地位仅次于执政官的是「执政」（praetors），其最重要的任务是执法，别的先不提，光是他们的人数也是逐渐增加，最后达到每年十六人之谱。官员人数之所以增加，固然是为了因应更多的工作量，但还有另一个因素。共和制度的基本准则是：你绝不能长期掌权，也绝不能独自掌权。
早在打下帝国半壁江山，称霸今日欧洲范围，及于更遥远之处，像普林尼说的「以鲜血染红海洋」之前，统治罗马的就是这个政体。驱使罗马人打江山的原因，以及罗马征服行动何以成就斐然（尤其是公元前三世纪至前一世纪间的主要扩张时期），向来是人们热议的主题。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希腊史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 200-118 BC）已经在思索：罗马，这座在公元前五世纪时普通到了极点的中意大利城镇，何以能在几百年内称霸大半个地中海。
要是一径地推给罗马人好斗尚武，或者纪律超级严明而且擅长作战，那也太随便了。他们的确好战，但他们征服的对象多半也很好战。罗马人在战技方面亦有其弱点，例如早期在海战方面的无能，简直成了老掉牙的笑话。最好的解释（或猜想）是，好战作风与尚武精神不知怎地跟罗马菁英猎取军事荣耀的激烈竞争态度相结合，又加上罗马人掌控意大利半岛后几近无限的人力资源，以及……很可能就是「走运」──这些全部加起来便成了大范围、迅雷不及掩耳的帝国扩张。但是，这些因素确切上来说到底是什么，以及哪些才是真正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仍是未知数。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一系列的征服除了对被征服者带来显而易见的后果之外，罗马政局本身也受到几乎一样革命性的影响。政局之所以如此动荡，多少跟帝国带来的庞大利益有关──以前，共享权力的菁英们理论上是平等的，平等的观念能缓和彼此竞争激烈的程度，但帝国摧毁了这种平等。对军事指挥官来说，战争足以让他们个人致富（特别是对富庶的地中海东部各王国发动的战争），而财富也在罗马社会上层劈出一道鸿沟，一边是少数极其成功的「大人物」，另一边则是其余所有人。其中一号大人物──巨富马尔库斯．利基尼乌斯．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表示，除非能用一己之富纠集一支军队，否则就称不上有钱；这番话显然透露了少数幸运儿所支配的财富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克拉苏本人先是靠继承房产致富，接着靠房产投机又大赚一笔）。不过，他也暗示了财富可能的用途。事实证明，这些对克拉苏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公元前五十三年，他对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从今日土耳其东部所在地延伸出去的大帝国）发动本该带来大量收益的战争，谁知他却战死沙场；据说他的脑袋被人砍下，最后成了帕提亚王室婚礼上表演希腊悲剧时所用的血腥道具。
帝国领土不断扩张，罗马共和政府的分权架构也同样受到压力。传统上，无论是在前线指挥军团作战、「维护治安」或是排忧解难，都是由同一批民选官员来处理罗马城内政与外交。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罗马人并不打算实质、直接控制他们所征服的地方，顶多只想收税、开发当地资源（例如西班牙的银矿），并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即便如此，以「年」为时间限制的权力共享框架，逐渐变得难以容纳各种不同的任务。毕竟，光是从罗马城前往多事之秋的帝国边境上任，就得用去一年任期中的好几个月。
罗马人当然看到了问题，也为此做出各种相应的调整。比方说，官员们先是在罗马任满一年之后，才到海外驻地展开另一段任期。不过，有时候需要用更激进的方式，才能解决帝国所引发的危机。比方说，假如你想扫荡地中海的海盗（「海盗」一词在古人耳里听起来，如同我们听到「恐怖分子」），那就得把职权与资源交给一名指挥官，期间可能很长，而这种作法简直是视传统罗马任官的暂时性、分权性准则于无物。换言之，是帝国本身渐渐摧毁了原本让帝国得以成形的独特政府结构，为一人统治铺路。是帝国创造了皇帝，而非皇帝创造了帝国。
独裁政体前传
Prequels to autocracy
公元前一世纪初期，罗马见证了一系列君主专制的前传。前八〇年代的其中一名巨头──卢奇乌斯．科内利乌斯．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率军进攻罗马，自立为「独裁官」（dictator），实施一系列保守派的政治改革计划，他数年后辞官，最后在病榻上辞世。根据各方说法，这病让他死状凄惨，但想到他曾放任暗杀小队在城里横行，说不定病死算是便宜他了。仅仅十年后，格纳埃乌斯．庞培乌斯．马格努斯（Gnaeus Pompeius Magnus, 106-48 BC，即大庞培〔Pompey the Great〕）便以微妙的手法，达到近乎于大权在握的目的。庞培透过公民投票，得到扫除海盗的任命，手握庞大预算，东地中海其余罗马官员皆任其节制，为期三年。（他只花了三个月即剿灭海盗，然后获得更长的任期、更多的预算以及更大的权力，以对抗罗马的其它敌人。）接下来，他自己让自己成为执政官，而且没有共同执政官，此举乃公然违反共和的原则，然而此际听来已不觉诧异。他跟往后的独裁官一样，巨资建设宏伟的公共建筑，在意大利以外的城市的铸币上，不时可见他自己的头像──铸币上可见头像，是古代君权的关键指标，更是延续至今。
不过，政体的转折点却是在公元前一世纪中叶，随着尤利乌斯．西泽而来。西泽站在罗马「类」民主跟皇帝统治的分界线上。在后世作者的想象中，西泽年轻时即暗藏野心，但他展露头角的方式，其实对罗马菁英来说算是中规中矩。有个杜撰的故事说，三十出头的西泽愁眉苦脸地站在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前（庞培所谓的「大」，正是效仿亚历山大「大」帝而来），哀叹自己跟早慧的马其顿国王比起来，起步实在是太晚了。不过，他在高卢立下赫赫战功（但手段十分残酷）后，他效仿苏拉的例子，设法让自己的军事指挥权延长到连续的八年。公元前四十九年，他挥军罗马，途中「渡过卢比孔河（Rubicon，高卢与意大利的分界）」，让这个意为「没有回头路」的成语流传至今。内战随之而来，他的敌人以庞培为首，换了位子也换了脑袋的庞培演出保守传统分子的戏码，最后在前往埃及寻求庇护时，在海边遭人斩首。西泽利用自己的胜利，几乎等于把罗马政府掌控在一己之手。元老院任命他为「独裁官」，并于公元前四十四年成为「终身独裁官」。
不过，西泽多少仍以共和为典范。他在传统的短期选举官职框架内展开职业生涯。虽然苏拉以来，「独裁」的意义渐渐往今人的认知靠拢，但西泽的「独裁」再怎么样还是跟古代为了处理公共危难而设计的暂时任官有些许的关联。因此，近来多数史家倾向于视西泽为旧秩序的垂死挣扎。只是，传记作家苏埃托尼乌斯（全名盖乌斯．苏埃托尼乌斯．特兰库伊特鲁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在公元二世纪构思《罗马十二帝王传》（Lives）──首部罗马皇帝作品──时，却是选择从尤利乌斯．西泽开始，做为十二位皇帝之首和帝制传承之始。重点或许在于西泽之后的每一位罗马统治者，都把本来只是个寻常家族名的「西泽」，写进自己的正式头衔里；这传统一直流传到近代的德国皇帝（Kaisers）与俄国沙皇（Czars）。普林尼在谢辞中几乎都是这么称呼皇帝：不是「图拉真」，而是「西泽」（他只讲了一次「图拉真」，却讲了五十多次的「西泽」）。
9. 西泽的钱币，公元前四十四年，他遭暗杀前不久方才铸造。头像后面的符号代表他担任祭司职（长柄杓，做为仪仗之用）；正面是他的名字CAESAR IM<P>（统帅的缩写）。
我们不难理解当时的人为何把元勋的角色赋予西泽。虽然从西泽战胜庞培到公元前四十四年遇刺之间还不到四年（期间，他在罗马城停留的时间很少超过一个月，因为他都在平定内战的海外余波），但他成功以激进且充满争议的方式，改变了罗马政治的面貌，为后来的皇帝奠定了发展模式。西泽和后来的皇帝一样，控制高官的选举，提名一些人选，投票的人只需要表示同意就好。他比庞培更进一步，除了外地铸造的钱币，他也把自己的头像打在罗马本地铸造的钱币上（第一个在世罗马人这么做），还着手把自己的肖像散播到整座罗马城，乃至于城外的广大世界，为数之多，前所未闻：预计数量即使不到成千，也有上百。他在全新的领域发挥空前的权力，而且显然不受制衡。西塞罗形容天上的星星被迫聆听西泽的话，此番妙语揶揄，指的是西泽对于罗马历法的锐意改革──他修改年、月时间长短，实际上便是我们今天所知的「闰年」。唯有大权在握的独裁者（或者诸如十八世纪法国那些密谋革命的人），才会主张要控制时间。
西泽的死法也为未来的模式定调──公元前四十四年，他在成为「终身独裁官」后不久便遭人暗杀。他的死不仅成了对继任者的警示，也成了政治谋杀的范例，时至今天皆是如此。（约翰．威尔克斯．布斯〔John Wilkes Booth〕选择了西泽的忌日「火神月分日」〔Ides of March〕──以我们的历法来说，是三月十五日──当作一八六五年刺杀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行动代号。）暗杀者之所以在历史上留下了还不错的名声，其实得归功于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等文人。动手的这群人不出意料之外，人员复杂，有陈义甚高的自由斗士、心有不甘之人，以及追求权力的自利分子，他们乘元老院集会时埋伏并杀害这位独裁官，任他在庞培的雕像前死去。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Marcus Junius Brutus, 85-42 BC）在莎士比亚的《西泽大帝》（Julius Caesar）中，是个重视名誉的爱国者，而其实他恐怕是暗杀者中最自私的人。他压榨罗马海外帝国人民，劣迹斑斑。他以百分之四十八的利率（法定上限的四倍）向塞浦路斯某座城市放款，为拿回欠款而派手下封锁当地市政厅，过程中导致五名议员饿死。西泽遇刺不过几年，反对君主制度的布鲁图斯却在支付麾下军饷的铸币上，刻上他自己的头像。
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些暗杀者虽然成功除掉目标人物（通常是最容易的部分），但他们对于下一步完全没有规画，结果反而让他们的成就相形见绌。十多年的内战随之而来，西泽的支持者先是对付杀害他的人，然后执戈相向。到了公元前三十一年，局势已经演变成两大阵营的冲突：一方是西泽的追随者马克．安东尼（Mark Anthony），如今与著名的埃及女王克丽奥佩脱拉（Cleopatra）结盟（以及……）；另一方是西泽的外甥孙，亦即据西泽遗嘱，在死后收养（在罗马算是常见）正式成为其子的屋大维（Octavian）。双方的决战在希腊北部的海上展开，位置就在克基拉岛（Corfu）南方的阿克提乌姆岬（promontory of Actium）附近。后人所说的这场阿克提乌姆战役（Battle of Actium）在后来的大肆宣传下，变成屋大维决定性的英勇大胜，也是新时代的光荣开端。而事实上，带来胜利的不是英勇奋战，而是逃亡与不忠。安东尼麾下一名将领把作战计划泄漏给敌人，而根据可靠的事件重建，克丽奥佩脱拉几乎是一开战便率领舰队，带着财宝驶回埃及，安东尼旋即跟上脚步。人们对于这到底算不算临阵脱逃仍莫衷一是，只是众多古代作者迫不及待把克丽奥佩脱拉描绘成怯懦的女王，承受不了压力，径自逃之夭夭。无论实情如何，屋大维反正都成了罗马世界唯一的领导者，不久后成为第一位罗马皇帝。换句话说，暗杀西泽的人等于间接造就了原本声称极欲抵抗的局面：永远的一人统治。
10. 公元一世纪大理石浮雕（局部），于意大利出土。内容描绘阿克提乌姆战役。前景的船首有半人马装饰，代表该船属于安东尼与克丽奥佩脱拉的舰队。
皇帝的新衣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屋大维在尤利乌斯．西泽死后的冲突中的表现，落在非法、无情以及无比残酷这三者的交集范围内。公元前四十四年，年仅十九岁的他便纠集了一支实际上为他所有的私人部队；他跟马克．安东尼暂时连手，两人在意大利实施恐怖统治，以官方名义展开一连串的谋杀，为的是惩罚西泽的敌人、解决宿怨、变卖受害者的财产以筹集资金。敌方的宣传甚至声称，屋大维曾经徒手挖出敌人的双眼。他是怎么成功将自己的形象从年轻恶棍转变为负责的政治家，乃至于一套延续数世纪之久的政治体系之奠基者（无论这个制度是好是坏）的呢？这堪称是罗马史数一数二的谜团。不过，这种转变与重新包装，大可从精明的改名看出来。
公元前二十七年，距离屋大维彻底击败安东尼和克丽奥佩脱拉并重返罗马后不过数年，他就获得了「奥古斯都」封号（想必是他自己授意）。有几份古代文献宣称，他曾起心动念，要根据传说中的罗马建城者，改名为「罗慕路斯」，却因为这名字带来的尴尬联想而打了退堂鼓（毕竟，罗慕路斯也是在杀害弟弟雷慕斯〔Remus〕的那一刻，成了罗马内战的传说奠基者）。「奥古斯都」比较保险：这是个全新的、适当的模棱两可、虚构出来的名字，意近于「尊者」。过目难忘。未来的罗马皇帝把「西泽」与「奥古斯都」都纳进自己的头衔里。公历至今仍以「July」（源于Julius Caesar）与「August」纪念两人。为了表彰他们，罗马本有的月份「五月」（Quinctilis）及「六月」（Sextilis）因此改名，两千多年后的我们也依然生活在这两个符号底下。
时值罗马宪政大改造，当下的情况想必比后来的回顾相形混乱。我们对于屋大维返回罗马时构思出来的计划一无所知，但应该是在承继尤利乌斯．西泽的地位的同时，也避免落入他悲惨的命运相去不远。传言说这位新统治者在托加袍（toga）下穿着铠甲──笨重、闷热，而且很不舒适──暗示他有多么害怕遭人暗杀。我们只能猜想他是否重新考虑过（罗马作者暗示说，他曾数度考虑彻底放弃一人统治），或仔细想过他是不是有哪些后来彻底失败了或遭到激烈反对而束之高阁的好主意。我们甚至根本无从了解屋大维／奥古斯都会选择以什么方式，来形容自身在政府中的位置。
今人所谓的罗马「皇帝」（emperor），可追溯到拉丁语的「元帅」（imperator）──此为古罗马头衔，并冠在凯旋归来的统帅身上，后来则授予奥古斯都及其继承人（无论他们有没有亲征取胜过），有如常规。不过，其实还有各种称呼，侧重的环节各不相同，有些得到积极采用，有些则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罗马「皇帝」通常不会自称imperator，而是称自己为princeps（元首，今日「prince」一词的词源），而princeps在拉丁语的意思与「为首者」差不多。「Rex」（「王」）是个更复杂的问题。在希腊语人口远多于拉丁语人口的帝国东半部，人们多半称皇帝为「王」（希腊语作「basileis」）。但这种情况在罗马本地很罕见，罗马人仍然为数世纪前摆脱传说中的末代国王而自豪，他们并不打算欢迎这种暴君回锅。打从一开始，多数皇帝会特别向各地听众强调，自己绝对不是王（屋大维之所以不选罗慕路斯的另一个好理由──罗慕路斯虽然奠定了罗马，却也是第一位罗马王）。话虽如此，某些愤世嫉俗的古代批评家仍禁不住怀疑，「元首」、「元帅」、「西泽」与「王」之间除了表面上的称呼不同以外，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公元二世纪，塔西陀在《编年史》（一部谈早期皇帝的历史）一开篇便语带不祥的评论道，「罗马自古以来受王的统治」。
罗马世界每一名回顾奥古斯都治世的史家，无论是否抱持冷眼旁观的态度写史，咸认为奥古斯都是在下一盘大棋。不管史家是在几十年后，还是几世纪后书写（当时的叙事史料流传至今的数量不多），他们多把急就章的混乱过程，掩盖在帝制元勋君临天下、为将来奠定新独裁体制的形象底下。卡斯西乌斯．狄欧（我们正是在他的大部头罗马史里，读到埃拉加巴卢斯打算变性的故事），甚至把他那八十卷书当中一卷的篇幅（长度大概是现代书籍的一章），全部拿来写这位新统治者决定要如何统治国家的正式论辩过程。据说，这场辩论发生在屋大维改包装变成奥古斯都的前几年，屋大维的两个朋友针对民主与独裁各自的优点展开辩论（一方代表平等之美德，另一方则为最适当的统治方式说话），权衡一人统治的利弊，最后胜出的当然是独裁。他们讨论的内容从财政规画、优秀幕僚的需求（年纪千万不能太轻），到统治者的个人焦虑、阴谋的威胁，尤其是不知不觉腐化人心的谄媚。从中我们可看出，像狄欧这位公元三世纪初的元老，是以什么标准为帝国政府打分数；假如一个世纪前的普林尼看到此一书卷，想必也能立刻心领神会。不过，由此便说这是罗马一人统治制度的确切起源，无疑是天方夜谭。
奥古斯都偕友人与同僚，合力在新的政府体制中打造出皇帝的角色，其过程又是东拼西凑，又是走回头路，又是发夹弯，而我们恐怕永远无法重建其细节。当然，他们也绝非多此一举，而且他们很可能读过以前希腊哲学家对于王与王权、善与恶的定义，至于他们对于定义问题实际上重视到什么程度，无疑是个谜。多亏古代传世的珍贵文件之一，我们得以亲眼目睹这位皇帝回首来时路，亲笔写下「我的成就」。这是他在公元十四年以七十五岁高龄过世前所写下的一篇「短文」或「宣言」，长度大约是现今书目的几页，后来刻在今土耳其一座古罗马神庙的墙上。
我的成就
What I Did
罗马统治者所写的书，有些得以传世至今。尤利乌斯．西泽对于自己在高卢的军事行动，以及与庞培为敌的内战有一番自我辩驳；他的著作在古罗马时代便已流传开来，在整个中世纪被传钞，存留至现代世界，成为学校教科书。马可．奥里略的《给自己的便条》，以及四世纪的皇帝尤利安的著作也有类似的发展，后者即便放到今天，也需要好几册的篇幅。除了一些口吻直白的坚定异教神学著作，尤利安的作品还包括对前几任王座上的人淋漓尽致的反讽，从埃拉加巴卢斯到奥古斯都，入木三分，引人发噱；他在很大程度上把奥古斯都刻划成一条老练的「变色龙」，狡猾善变，难以为他盖棺定论。
相较于前面提到的著作，奥古斯都亲笔写下的《我的成就》（What I Did，拉丁文原文为《神功纪》〔Res Gestae〕）传世的过程大不相同。他写出来就是要给所有人看的，因此内文是蚀刻在两根青铜柱上，正立于他位在罗马城中区附近的陵墓前。这两根柱子连同上面的铭文老早已被人熔掉，有可能是中世纪时回收制成武器之用。不过文章本身传钞甚广，我们如今看到的重修版本，其完整程度逼近在安卡拉（Ankara）附近的神庙发现的原版。神庙墙上刻有拉丁文、希腊文版本（为当地希腊语受众而刻），阴刻字原本上了鲜红色的漆，好让文字更清楚。从十六世纪以降，即有人发现大块的残迹，但是要到一九三〇年代，在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国父凯末尔．阿塔图尔克（Kemal Atatürk）的推动下，才将神庙完整挖掘出来，用以庆祝奥古斯都两千年冥诞。不久后，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急于把这位皇帝重新塑造成自己的先趋，于是命人再度复制。他兴建一座新博物馆，而拉丁语完整版的《我的成就》便以青铜铸字的模样，贴在博物馆的外墙上，正对着至今仍在原处供大家瞻仰的奥古斯都陵墓。
《我的成就》是一篇自我中心毕露无遗的第一人称叙事，「这是我做的……」、「那是我做的……」；来到今天，《我的成就》不过是一篇第一人称代名词「我」、「是我」、「我的」反复出现近百次的现代短文。这篇文章读来并不让人心向往之，内容也不是躬身自省的自传，乍看之下，就是一份干巴巴的「成绩单」，外加一些误导人的场面话。他含糊其词，推托自己在内战中犯下的骇人罪行（对于他发动的整肃，「我解放了遭到党派压迫的国家」一说，已经是我们能找到最坦白的文字了）。而且，其中有好几页则是填满了清单，诸如花了什么钱、有几场演出、修了哪些庙、人口有多少，或是有多少敌人屈服了。可惜实情绝非表面所言。当然了，这份文献是一位掌权四十多年的皇帝所留下的一份梗概说明，回首来时路，为自己说话。然而，从「公开展示」这件事就能知道，这篇文章的目的也是为了做为未来的蓝图，一门身为皇帝应有的样子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成就》如同普林尼的谢辞，也是一份「征才条件」。
这两份文献之间有不少重迭之处，或许我们毋须感到意外，毕竟普林尼一定想到了奥古斯都。除去看起来无聊至极的清单和数字，《我的成就》就像《颂辞》，明确提到当皇帝的三大要求：他必须征服，他必须行善，他必须出资兴建新建筑，或是修复荒废的建筑。我们读到「罗马人从未到过的地方」如今由罗马控制，读到异国国君宣示效忠，至于那些能跟图拉真的染血海面一较高下的烧杀掳掠，其自吹自擂的程度更是不在话下。我们读到奥古斯都对人民慷慨解囊（有人会觉得，这根本是贿赂），像是大型娱乐活动，或是为成千上万公民提供酒、粮食以及现金，金额有时甚至相当于一般人几个月的工资。此外，文中还有奥古斯都大手笔兴建和修复的全部计划（而且原本刻在青铜柱上极其显眼的位置）：从闪耀的新神龛、柱廊及广场，到引水道、剧院的维护，甚至在公元前二十八年修复了「城里八十二座需要修复的神庙……无一遗漏」。「八十二座」已经逼近当时罗马城所有神庙的数量了。我猜，这些神庙需要的修复，不过就是稍微补点漆，但这想必全是内战之后，「让罗马再度伟大」运动的一环。
从此以后，皇帝们不断把自己「盖」进罗马城的纹理中。罗马城的仪式及公共空间（我指的不是上百万居民当中大部分人所居住的贫民窟和租屋处）以混凝土、大理石为材料，承载了一个又一个统治者的痕迹。有时候，这些建设感觉像是一场大秀、夸张的演出，充满竞争。比方说，图拉真柱正是以最小的占地面积，确保能带来最大影响的一场成功展示，直到半世纪后才被将近高出五公尺的马可．奥里略柱所超越。据说，时代比奥里略早一个世纪的奥古斯都，曾经夸口称自己来到罗马这座「砖造之城」并留下了（一部分）「大理石之城」。但这些建筑发展往往属于某个更重要的计划，旨在根据皇帝的想法调整市容，让人们对皇帝的存在习以为常，甚至视为「理应如此」。
就此而论，最好的例子莫过于奥古斯都为了做为新辟的「奥古斯都议事广场」（Forum of Augustus）的中央主建物，而兴建了全新的「复仇者」马尔斯神庙（Temple of Mars ‘the Avenger’）；《我的成就》里也曾提到这座神庙。标榜战神马尔斯为「复仇者」，意思是尤利乌斯．西泽遇刺，以及公元前五十三年惨败于帕提雅人、导致克拉苏人头落地的那场战争，如今是大仇已报。从罗马人的描述，以及地面上残留的痕迹，我们得知神庙前的广场（即议事广场）曾并排着一百多尊雕像。其中几座是传说中罗马城的各个建城元勋，包括罗慕路斯。更多的是共和国的「伟人」，像是从汉尼拔（Hannibal）手中拯救罗马的民族英雄们、独裁官苏拉，一路到西泽的敌人庞培。而坐落在广场中央、睥睨全场的，则是奥古斯都本人的雕像，矗在镀金的战车之上。结论明摆在眼前：过去的政治冲突已不再重要（毕竟连庞培都成了伟人队伍中的一员），而整部罗马历史就是为了让人走向奥古斯都。
罗马世界这许许多多随处可见的青铜、大理石材质皇帝肖像同时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当年有成千上万尊的奥古斯都像，残存至今者仍有两百多尊（见第九章），此外还有数百万枚钱币，这些可都是在罗马人口袋和钱包里叮当作响的头呢。他的作法不仅远远超越了尤利乌斯．西泽在自己简短执政期间创下的先例，也意味着但凡参与罗马世界的公共生活──无论是城市生活或是商业生活，几乎每天都得跟皇帝像打照面。罗马城以外的大多数到底知不知道他是谁，或者有没有办法看着成排的皇帝雕像，把名字跟脸正确对起来，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总之，「皇帝」身为元首是无所不在的。《我的成就》的内文当然也是无所不在的一环。会仔细阅读，把每一件事、每一个数字读进心里的人，恐怕不多，何况识字率低，能读懂的人也不多。然而，去复制、去展示奥古斯都的字句，等于是把他写进罗马及其帝国的景观当中。
11.「复仇者」马尔斯神庙遗迹，位于奥古斯都议事广场的中央。神庙里收藏的军旗，曾于公元前五十三年克拉苏在卡莱战役（Battle of Carrhae）对阵帕提亚人战败时失去，后来奥古斯都透过外交手段（而非军事胜利）取回。
我所避而不谈的
What I didn’t say
尽管《我的成就》里详尽罗列了自己的丰功伟业，文中对于奥古斯都用来巩固自身统治，乃至于替直到三世纪为止的继位者们确立发展模式的那种强硬政治逻辑，却是讳莫如深。我们八成可以确定，这套逻辑并非事前详尽规画的结果，但我们仍然得以重建他在治世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两大重点原则。
首先，他的统治属于军事统治。我的意思不是说古罗马到处是穿军服的人，随时都在阅兵，不是现代军事独裁的那种老调。其实，即便是以目前西方国家的现行标准来看，罗马城本身非军事化的程度也相当彻底。罗马城没有类似现代「军旗分列式」（Trooping the Colour）或「巴士底日」（Bastille Day）的定期阅兵，让军队出现在市中心。多数官兵驻扎在罗马边疆，罗马城本身只有少数的城防或宫殿守卫（所谓的「禁卫」〔Praetorian Guard〕）。总之，罗马士兵除了铠甲及少数「配件」之外，并不会穿着今人所以为的那类军服。而我之所以说是军事统治，关键在于整个帝国超过二十五万人的武力，全数由奥古斯都一人所掌控，而未来的皇帝也依样画葫芦。目光如电的古罗马观察家并未忽视这一点有多重要。有段令人忍俊不住的轶事：二世纪时，皇帝哈德良跟某知名学者有过一番卖弄学问的争辩，内容是关于某个拉丁语单字的正确用法（可惜我们不晓得是哪个字）。学者对皇帝认输，结果朋友批评他明知皇帝的用法错了，却未坚持己见。「能指挥三十个军团的人，说的一定都对」，他答得真是机伶。
这确实是一场变革，只不过众罗马作家所记录的，多是军饷和待遇等表面上的细枝末节，以及军事任命的微调，有时候不容易看出变革的重要程度。共和制的最后数十年，要么各巨头坐拥私兵，要么部队心向自己的将军而非政府。军队飞扬跋扈的危险，奥古斯都想必知之甚详（他本人正是在西泽遇刺后纠集自己的军队）。面对这种风险，他的因应方式（用我们的讲法）便是将军队收归国有，变成志愿役，罗马公民在正规军团中服役，各省非公民则入伍组成「辅助」部队。他开风气之先，订定制式契约，明定薪饷标准、役期长短，军团中军人退伍时会得到一笔固定的津贴（辅助部队则稍有不同），资金由中央挹注。这个构想不是为了改善职场环境，而是为了把军队跟皇帝及政府结合起来，同时松动他们和个别将领的关系（此前，每当军人复员，都得由个别将领支付他们现金或土地）。
同时，奥古斯都制定一体制，确保罗马帝国各地的资深代理人对自己效忠。计划包括把各省分成两组，一是大致安定的省分，如希腊和南法（「亚该亚」〔Achaea〕和「纳博讷高卢」〔Gallia Narbonensis〕），另一则是战事频仍、大部分军队所驻防的省分，如德意志与北法（时人好称之为「披发高卢」）。他让元老院决定那些安定省分的行政长官人选，至于其余各省，则由他亲自指派，以做为他的直接代理人，进退任废皆任其处置。他的目标在于高压控制每一个有能力影响士兵的人，确保他们不致越界，同时自己独揽军权。从传统仪式「凯旋式」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还要独享军功。数世纪以来，凯旋式都是罗马指挥官的最高目标：由战功最为突出的将军领头，装扮成朱庇特神的模样，浩浩荡荡率军以胜利姿态穿过罗马城。以后再也不能这样。从奥古斯都治世中期起，只有皇室成员可以「奏凯」，没有实地带兵打仗也没关系。如此一来，一切的胜利犹如尽皆归于皇帝。
皇帝牢牢控制将士，奥古斯都大可自我庆贺一番。直到公元三世纪，军人大规模直接干预帝国政权运作的纪录只有两次，一次是六十八年尼罗垮台时，另一次则是一九三年皇帝康茂德遇刺所引发的内战期间。（我并未细数个别禁卫成员涉入政变及暗杀计划的次数，毕竟有史以来．每一位统治者再再免不了贴身护卫的威胁。）不过，军队国有化也会拖垮财政。本俸与退休金加起来，总金额便超过罗马政府岁入的一半。
12. 罗马凯旋式游行队伍，内容比图3华丽得多。这只银杯是公元七十九年维苏威火山爆发后遭掩埋的宝藏之一。站在战车上的，是奥古斯都的养子、未来的皇帝提比留，而图中描绘的，正是他早期的一次凯旋式──只是，此处替他稳住头上月桂冠的不是女神，而是奴隶。
不久后，奥古斯都便被迫开辟财源，并于公元六年实施不得人心的「死亡税」，以支应军人退抚金的安排。（普林尼在谢辞中充分展现了自己对这项遗产税的小众专业知识。）据纪录判断，奥古斯都在公元十四年过世后，有些患有关节炎、连牙齿都没了的老兵哗变，其中有人在单位里服役的年限，远超过规定的十六年（后来则是二十年）。皇帝就跟现代政府一样，深知延迟退休年龄是省钱的好方法，不只可以慢一点掏出现金，而且一定有些潜在受益人会在延迟期间去世。皇帝的统治有其军事基础，而军队所费不赀──方方面面都需要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