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人统治的基本规则 One-Man Rule: The Basics.2
奥古斯都的第二个基本原则是重组罗马的类民主体制。很多情况看起来没有变，而这想必正是关键。从职等最低的财务官（quaestors）、执政到位居层峰的执政官，共和政体中关键的传统官职仍然由最富有的公民出任。退休官员一如既往，成为元老院永久成员，其津贴及特权得到实质上的强化，包括在公开表演活动时可以坐前排保留座。奥古斯都等于是把旧有政治结构当成他一人统治新制度框架，然后对「公德」（civilitas）大书特书。这个词字面上的意思是「行如公民」，只是其中涵义恐怕更接近「行如吾辈」，当中的「吾辈」就跟普林尼《颂辞》里的「吾辈」一样，指的是罗马社会上层。根据这种精神，奥古斯都及其后继者都是元老院的积极成员，参与其中的辩论。他们养成习惯，要拒绝「过度」的荣誉──《我的成就》除了成就清单之外，也标榜恳辞荣进（推掉银质雕像、独裁官位、终身执政官，以及「任何于传统习俗有悖之职位」）。他们会按照老规矩，循正规管道成为执政官，同时用共和政治表述方式，来定义、包装自己的地位，指称自己「权同执政官」。
然而，皇帝逐渐控制了担任关键职位的人，以致民主选举──而且是连罗马的「类」民主──沦为可有可无。普林尼无疑知道，在公元一百年这执政官之位根本是图拉真赏的（所以才会有谢辞），而罗马作者们大多会说是皇帝「任命」这些官员。而实际上，确实是他们任命的。一开始，奥古斯都的手法相对于尤利乌斯．西泽更是收敛──有传言说他在公民大会里为自己偏好的人选拉票，甚至采取措施以打击贿选（给外界一种选举好像还很激烈的印象），至少看起来并不张扬。但人人心知肚明，无论是正式或非正式手法，他钦点的人选都会当选。奥古斯都在公元十四年去世后，继任者提比留马上「简化」流程，把选举的行礼如仪（此时的选举基本上是例行公事）从公民手中整个转移到元老院。塔西陀写道，民众整体没什么抱怨，而菁英则乐于摆脱庶民政治的困扰，时代看起来是不一样了。
「公德」大旗掩盖了其它重大的扰动。首先，普林尼的任官期相当典型，他只担任两个月的执政官，不若共和时期可当满十二个月。虽然想要位极人臣的元老这么多，而皇帝只需每年任命十几个执政官，两两担任一段不长的任期，就能轻松解决。这也是一种微妙的贬抑方式，曾经的权位如今变成仅止于荣誉头衔。不过，最关键的变化仍是终结公民选举──就像军队改革削弱了士兵与将领的关系，停止选举等于打破罗马显要和人民的关系，同时也阻止对手的民意基础水涨船高。选举固然累人，许多位高权重的人巴不得能摆脱选举，但选举也是他们跟整体公民之间的界面活性剂，让彼此得以互赖。一样，以后再也不可能了。
连旧有民主制度的肌理也有了新用途。尤利乌斯．西泽展开一项宏伟的建筑计划，他要用大理石新建一所「投票厅」，工程后来在公元前二十六年，也就是奥古斯都执政时完工。从仅有的些许遗迹便能看出，投票厅足以容纳超过五万名选民──容纳人数堪比将近一世纪后挤进大竞技场的观众。这所投票厅完工之前，几乎就知道根本只是徒劳罢了。早在奥古斯都统治期间，投票厅便做为新型政治之用。而在各式用途中，最重要的就是让皇帝为「他的」子民举行格斗秀。投票厅成了竞技场的原型。
皇帝对元老？
Emperors vs senators·
罗马旧菁英难道就要举手投降，逆来顺受？答案是：「不」。元老与皇帝之间令人忧心的关系，始终是讲述帝制的主轴，也是贯穿本书近三百年跨度的一条政治断层线。两者的龃龉带来一些最惊人、最难忘，偶尔（对我们来说）也是最搞笑的故事，有元老的群起反对，有皇帝的兴之所至和残酷无情，埃拉加巴卢斯和他的放屁坐垫不过是这其中的一小部分。
情况极端时，两边都有人流血。有人密谋反抗并暗杀皇帝。宫中则派刺客消灭难以对付的或可能对皇帝不够忠诚的元老──又或者强迫他们自杀，这才叫罗马。至少在后人眼中看来，那些害元老遭到「叛国审判」处以死刑的罪行，实在是鸡毛蒜皮（像是随口批评皇帝、破坏皇帝像……诸如此类）。由于这类案件中的检方是元老，陪审团则是整个元老院本身，实在让人不禁怀疑有时是不是元老之间在报私仇、翻旧帐，或是死忠派急于为皇帝做尽肮脏事。但情况不见得如此。一名富有的元老出资成立了罗马城第一支半职业消防队，后来这名元老遭到处死，背后或许就是奥古斯都本人在穿针引线──这件事一方面凸显罗马公共服务水平之低劣，一方面也证明这位皇帝忌惮潜在对手会利用自身的人望。还有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笔下，那关于士兵从事类似前东德史塔西情报单位网民的故事，传达的也是同一件事。他们伪装成一般人，鼓动他人说皇帝坏话──「别人都可以说西泽不好，你也可以」──然后把妄言的人一网打尽。
多数皇帝的双手沾满鲜血，仅少数例外，所以《帝王纪》在提及年轻的亚历山大．塞维鲁斯于治世期间未杀过任何元老时，意味深长地暗示这件事有多难能可贵。我们以将近两百年前的皇帝克劳狄乌斯来比较。无论这位皇帝的现代形象多么像个老好人（我觉得，这恐怕是劳勃．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的《我，克劳狄乌斯》〔I, Claudius〕塑造出来的），苏埃托尼乌斯则是声称，在克劳狄乌斯统治下，全体约六百名元老当中，有三十五人遭到处死，而这些人不见得都有罪──以罗马的标准来说。
然而，多数时候，问题并不在于流血，而在于埃拉加巴卢斯式的羞辱、经过计算的侮辱以及幽微的挑衅行为。普林尼提到，以前的皇帝图密善会当着贵客的面打嗝，还会把自己不爱吃的食物丢向宾客。据说，卡利古拉曾经对两名执政官「谈笑」说，「我只要点个头，你们马上会被割喉」。一百五十多年后的公元一九二年，卡斯西乌斯．狄欧讲述一次自己人在大竞技场，亲眼见证康茂多摇身一变，以猛兽猎人之姿出现在场内（为了康茂多的安全，也为了降低难度，倒霉的猎物已经被人先关入栏中）。皇帝顺利砍下一只鸵鸟的头，紧接着走向元老专属的前排座位，朝他们挥舞鸟头，彷佛在说，「轮到你们了。」
轮到元老们抵抗、反击了。「笑」是一种响应方式。狄欧夸口说，自己跟身旁的人一看到康茂德和那只鸵鸟，差点就嗤嗤笑了出来（我觉得，应该是太过紧张吧），只好把头上花冠里的月桂叶拔下来塞进自己嘴里，好掩住笑意，免得因为猛然大笑而惹祸上身。「不合作」则是另一种选择。拒不合作的元老们或是大动作地分梯次离场，或是干脆留在家──狄欧说，有个老绅士实在无法忍受康茂德在大竞技场耍猴戏，所以没有出门（但他很识趣，派儿子代为出席）。其它人则假装无辜，或是在奉承时语带双关，反将皇帝一军。比方说在公元十五年，一次叛国罪审判正要进行投票表决时，有位元老恳求提比留第一个投票，「只要你先投，我就不用担心自己不小心投错了」，一句话戳破提比留假装自己跟其它元老平起平坐的伪善态度。（假如此举意在巧妙地使被告无罪开释，那确实成功了。）还有许多存心抵抗、低等作对的例子。有些现代史家表示，这正是卡利古拉威胁要让爱驹担任执政官的真正原因。他们主张，假如马的传言确实，恐怕也是对元老拒不合作的恼怒、反讽。皇帝想表达的是，「我不如让我的马跟你们一样当执政官算了」。
这些流传至今的故事，其出发点都来自各个元老，将自身描绘成悲壮的受害者或高贵的英雄（至于卡利古拉扬言让马当官的个中原因，或是提比留如何评价自己在元老院的表现，我们也只能推测）。故事虽然偏颇，却也点出统治者与菁英之间存在一股难以言喻的不信任，以及一种同样难以言喻的相互依赖：面对皇帝的随心所欲，元老无能为力；皇帝则对元老抱持敌意或提心吊胆，毕竟元老是皇帝的主要对手，他却必须仰仗元老的合作，才能让罗马世界保持顺利运作。此外，这些故事也点出罗马的一人统治，以及「公德」等口号打从一开始就潜伏着阳奉阴违的矛盾情绪。
元老请提比留「先投票」的传闻，凸显出的不只是特定皇帝的虚伪。这则故事不仅一针戳破了公德的概念，更是把事实摊在阳光下──即便皇帝同是元老，展现合群的姿态──皇帝绝不会是「吾辈一员」。奥古斯都出席元老院会议及离席时的举动，是个更明显的例子。据说他在出场和离场时，会轮番跟每一位元老打招呼、道别，而且是指名道姓。假如他真这么做（也很难想象他经常如此），在元老出席率合理的情况下，至少得花一个半小时才能完成这冗长的过程，而且进场跟离场都得行过一次。就算一切再怎么行礼如仪，在在清楚显示奥古斯都绝非普通元老。这景象与其说是体现公民间的平等，不如说是权力的盛典。
整体而言，奥古斯都感觉算是「安全下庄」──至少后来的罗马作家如此认为。想要跟菁英保持危险的平衡，得有一身出神入化的政治舞技，而奥古斯都的诸多后继者则显得拙劣，而这多少是他们以「坏」皇帝之名留名史册的原因。罗马世界的史家皆出自菁英阶层，而且几乎都是男性；对他们来说，坏皇帝的「坏」，往往等于「罗马上流人角度所认为的坏」。即使在奥古斯都时期，他的世界跟埃拉加巴鲁斯那个夸大、虚实交错的反乌托邦世界之间也有不少关联。只要涉及皇帝与元老院的关系，事情永远不会是表面的样子。双方几乎不会有肺腑之言，而表里不一则造成了彼此的不信任。
故事的另一面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ory
不过，皇帝与元老院的故事还有其它环节。史家、作家以及艺术家的目光，几乎集中在反叛者和异议人士身上。直到今天，皇帝手下的受害者仍是英雄传说的素材。例如哲学家、剧作家、讽刺作家及烫手山芋──尼罗皇帝──的导师卢奇乌斯．安纳埃乌斯．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他在公元六十五年时卷入一场以他往日的学生为目标的失败密谋，结果皇帝命他自我了断。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众多艺术家重现的那一幕，便是这名老者在旁人的帮助下，坐进热水澡盆以加快静脉流血的速度，老者（绝对的矫情）则模仿苏格拉底，传授哲学直至身亡的这一幕（彩图2）。
即便到了今天，就连绝少做政治出头鸟的人，也多半会支持自己眼中认为有原则、有胆量反抗腐败独裁者的人。他们的故事比「一丘之貉」的人刺激多了，何况我们就是很难对受暗杀威胁，或者被「为反而反的人」折磨到精神错乱的统治者掬一把同情泪（不过，图密善亦曾发出不平之鸣，说非得等到他死了，大家才会相信真有人要谋害他，而这番话我们或许得多严肃看待一些）。尽管人们高调反对个别统治者的罪愆及行为不端，或是对一人统治的某些环节感到不满，却几乎没有大力抵制一人统治本身的迹象──我们在同情叛乱者的时候，往往会忘记这一点。
我们最后一次用眼角余光扫到有人反抗帝制，是公元四十一年的事了，距离奥古斯都去世还不到三十年，中间才过了两位皇帝。其中的第二位是卡利古拉，被一些心有不满的卫队成员刺杀；事后，元老院里有人发表演说，要求恢复旧共和的「自由」。只是响应者太少，而且也太迟。重返旧秩序的时机早已错过。一来是克劳狄乌斯已经获拥立为新皇，二来是有人发现，演说者戴着一枚有卡利古拉头像的图章戒指，滔滔雄辩的说服力立刻直落。戴这枚戒指有够反共和。除却少数哲学家不切实际的幻想，除却壁炉上仍摆着西泽杀手布鲁图斯与卡斯西乌斯（Cassius）肖像的怀旧梦想家，适才提到的那场演说，正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有人实际呼吁推翻罗马一人统治的声音。奥古斯都所建立的体制，将一直伴随罗马接下来的时光。
人们轻易就会忘记，即便在皇帝统治下，也不见得所有元老都参与了这场唇枪舌战，或是其它更糟的事情。塔西陀以他招牌的犬儒态度，把元老分为两大群体：一边是通常没什么实际作用的异议派，情怀高尚姿态庄严，却毫无行动或政治智慧可言；另一边则是懦夫、献媚者，以及准备拿自己的自由交换财富与政治前途的人。现代的史家常常把普林尼描绘成怯懦舔靴人的一员（有些怯懦的元老还真舔过皇帝的靴子）。不过，我们也能视之为只是为了在自己唯一熟知的政治体制中，过好自己的生活，发展自己仕途。毫无疑问，他对于自己在元老院与帝国行政体系中扮演的角色，整体而言相当满意，也乐见皇帝赏了他两个月的执政官职位。他很可能以身为图拉真之友为傲，很擅长游走在曲意奉承和直言不讳之间的危险平衡，也很能适应皇帝周围上演的装腔作势──与此同时，又能针砭图拉真，提醒他皇帝该有的样子（以及该做的事）。
很难知道元老中有多少像普林尼这样的人，一部分是因为那些更吵、更不满，对我们来说更吸引人的同僚掩盖住他们的光芒。但我猜，多数元老通常都愿意乃至于乐意跟「元首」合作，无论他人是好是坏。在「合作」跟「勾结」之间，在「礼貌」与「巴结」之间，显然有明确的界限。无论如何，虽然有时候得口是心非，但也多亏了罗马世界里一个个的普林尼，奥古斯都建立的体系才得以运作──并得以长存。
第二章 谁是接班人？──继承的算计 Who’s Next· The Art of Succession
奥古斯都的传人
Heirs of Augustus
屋大维结束阿克提乌姆战役，击败安东尼和克丽奥佩脱拉之后，于公元前二十九年返回意大利。他几乎是一踏进罗马城，就开始在城中心一带建造巨大的陵寝。这是罗马城有史以来最大的陵墓，直径九十公尺，至今依旧矗立在距离台伯河不远处。（二十世纪初，奥古斯都墓经改造成为罗马首屈一指的音乐厅「奥古斯都厅」〔Augusteo〕，可容纳将近四千席；后来墨索里尼拆除现代装潢，又改回「古迹」。）奥古斯都陵墓是独裁权力坚定的象征，后来经人铭刻、展示在入口处的《我的成就》文字，又强调了这一点。光是建筑量体便足以表明，这里不只是为了安葬今上及其至亲，更是要做为历代皇帝安息之处。这座陵墓形同保证（或者警告），昭告奥古斯都不会是最后一位皇帝，更是对皇统传承的夸耀。
13. 奥古斯都墓，早在他治世之初即开始兴建，堪称是他江山大业最醒目的象征。图为正门，本来有两根青铜柱，刻有他的《我的成就》，内容几乎无异于一人统治宣言。
即便口气如此之大，「接班计划」仍是奥古斯都体系的一大弱点，而且是最明显的弱点。该由谁来继承奥古斯都？说得更浅白一点，为什么要为罗马的皇座选出继承人？由谁来选、根据什么原则来选、从哪些候选人中挑选？奥古斯都死后的两百多年间、二十多位皇帝之间，权力的转移过程几乎是充满争议，令人忧心，甚至不时有人因此丧命──前有公元五十四年，据传皇帝克劳狄乌斯的第四任妻子阿格丽普庇娜（Agrippina）为他端上的那道臭名昭彰的毒菇，后有二一七年卡拉卡拉（Caracalla）在小解时遭刺客袭击的耻辱之死。不过，罗马的政权更迭带来的不只是动荡与冲突的瞬间。我们接下来会谈到，递嬗之时也是历史再造之时，是前任皇帝名誉成就或扫地之时，更是像普林尼这样的人被迫心神不宁地做出调整之时。其间除了有不寻常乃至扑朔迷离的阴谋，演员阵容有时更是出奇庞大。但政权转移的重点不在其细节，而在其模式。王位的继承本身及其引发的问题，不仅是帝国历史的核心，也是世人至今仍用以评判、铭记皇帝的准则。
讲到继承，向来幸运的奥古斯都却遭逢非比寻常的噩运。首先，他和妻子利薇雅两人，跟各自的前任伴侣都有子嗣，可是两人的孩子却无一幸存。因此，他从晚辈当中寻找继承人时，也只能选择独生女尤莉亚（Julia）或姊姊屋大维雅（Octavia）的孩子，或是利薇雅在第一段婚姻中生下的几个儿子：今人为罗马帝国第一个王朝冠上「尤利─克劳狄」（Julio-Claudian）这样的复合名称，其由来便是奥古斯都出身的「尤利乌斯氏族」（Julii），以及利薇雅前夫提贝利乌斯．克劳狄乌斯．尼罗（Tiberius Claudius Nero）出身的「克劳狄乌斯氏族」（Claudii）。即便如此，他选定的所有继承人却相继先他而去，最后只剩下利薇雅之子提比留──奥古斯都正式收养提比留，后者也在公元十四年奥古斯都过世后继位为第二任皇帝（彩图5）。
有些罗马作者和现代小说家一样，怀疑利薇雅是提比留上位的幕后黑手，而下毒功夫了得的她，也是奥古斯都「噩运」的关键人物。甚至有人断言，她为了替提比留铺路，最后在奥古斯都爱吃的无花果上涂毒，藉以除掉皇帝本人。天晓得？古代世界的人不可能区分严重的盲肠炎跟严重中毒，也分不出吃了无花果跟痢疾的差异；我们只能推测，这些指控底下是阴谋论、八卦、厌女心态以及头头是道的假设等大杂烩。不过，利薇雅显然是皇室女性中，为帮助儿子或孙子登上大位而受人赞扬或诋毁的第一人。阿格丽普庇娜的毒菇，本意是为了确保儿子尼罗能继承王位。据一般说法，埃拉加巴卢斯在公元二一八年克承大统，也是循类似模式，在「闯入者」短暂的统治后，凭借外婆和母亲的穿针引线，与不满的将士合作，进而让自己的家族重登宝座。是真是假都无所谓，这种说法终归是古代与现代历史写作的老生常谈──自利薇雅起，女性是可以在幕后成为造王者的。
然而，除了噩运、毒药瓶，或是野心勃勃的母亲及外婆，罗马继承争议背后还有一些更根本的因素，是这些争议造成权力结构的缺口。现代欧洲君主国多半实行「头胎继承」，专有名词叫「长嗣继承」（primogeniture）。意思是，直接由最长的子嗣（传统上指的是最长的男性子嗣）继承父亲的地位。这么做的优点在于能确保权力平稳转移，毕竟人人都知道谁是继承人，也无庸置疑。缺点则在于继承人可能根本不适任，因为性情、能力或背后的政治势力等。无论上位的是个尽责却阴沉的官僚、性好渔色的败家子，还是荒唐少年，你都没得挑剔。
罗马制度中没有这类固定规则，无论是家产继承（大庄园不见得会由长子继承），或是政治传承皆然。因此，由谁来继承权力与地位，就变得更有弹性，优点是理论上得以无痛略过不适合或不受欢迎的人选。但是，随弹性而来的是巨大的代价：权力每易手一次，就可能引发一场斗争，或者更常见的是为了在谋位赛中争先而引发多年的对立。奥古斯都的改革，也许消弭了来自军中派系竞相支持不同继任者的大部分威胁，可惜还是无法阻止派系的明争暗斗。即使明定继承人，也很难厘清究竟是谁让他成为皇帝的。现任皇帝为自己偏好的继承人加封「西泽」头衔，让他比一般人更早当上执政官，另外给予各种荣誉与褒奖……这些已经成为惯例。比方说，奥古斯都那两个年轻却短命的继承人，都曾获得「princeps iuventutis」的头衔，意为「罗马青年领袖」（这个「princeps」甚至有皇帝的意味）。然而，一旦原统治者辞世，就得看其它人是否会化继位愿景为现实，或是拒不履行。
由此，新统治者或即将即位的人通常会对禁卫军、其它部队以及罗马市民撒币，对元老院抛出尊重与恪守公德的承诺，然后这才展开其治世。假如一切顺利（大多不顺利），人人会礼尚往来，元老会正式批准权力的转移，民众至少愿意顺从，众将士则会热情拥戴新皇帝。即便展开执政之后，也往往要集众人之力，发动一场现代人称为「引导舆论」的认知战，要不遗余力让他看来是显而易见、势在必行的人选，最好像个天选之人。我们之所以能在古代皇帝传记中挖出那么多的预兆跟预言（可能大多是捏造的），诸如老鹰（帝权的古典象征）某一天不经意飞下来停在克劳狄乌斯的肩膀上，或是哪个女祭司早在安敦宁．庇护尚无任何迹象足以登大位之前，就「误」称他为「元帅」。其中的基本规则是，对权力的把握愈薄弱，迹象及预兆就必须更果断、更张扬。尼罗之死引发内战，促使维斯帕先得以在公元六十九年称帝。他根本是个局外人，和过去的统治者毫无直接关系，因此在宣传战中甚至有人说他行过如圣经般的奇迹。据说，他前往罗马登位途中，曾在埃及用唾沫使盲人得见，瘸子给他一碰就能行走。这是弥补他跟前任皇帝缺乏连结的一种方法。
登顶之路
Routes to the top
罗马一人统治的头两个半世纪间，可见高矮胖瘦肤色各异的皇帝取得出线。他们无不出身菁英中的菁英，要么本身是元老，要么是元老的儿子。唯一的例外是埃拉加巴卢斯的前任马克利努斯（Macrinus）──公元二一七年的一场政变中，卡拉卡拉小解时遭暗杀，死状备受屈辱，而后由马克利努斯统治了一年多。即便马克利努斯不过是事业有成的律师、行政高官兼禁卫军指挥官，却非出身行伍、职业军人，他仍凭时运登基。不过，这些皇帝的出身愈来愈多元，以至于到本书最后，已可见以北非、西班牙或叙利亚为「故乡」的人坐过罗马的王座。一名四世纪的罗马史家称，从公元九十六年图密善过世之后，「每一位皇帝都是外地人」，可谓一针见血（虽然不尽然精确）。
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在于罗马菁英整体也愈来愈多元。罗马社会与政治生活有许多显著的特色，其一正是各省统治阶级会逐渐化入罗马都会圈的统治阶级中。到了公元二世纪末，已经有些元老的出身可以回溯到希腊、西班牙、高卢以及北非。（据我们所知，落后的不列颠省是唯一从未诞生过元老的地方。）菁英益发多元，王座上的人自然也更多元──与此同时，划分谁算「罗马人」，谁算「外地人」的界线变得愈来愈模糊。二世纪初的图拉真与哈德良是统治者当中头两个出身西班牙的人，两人也都是意大利移民后代，而非「原生」西班牙人。半世纪后，第一个登上宝座的北非人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为元老兼军人，母亲是意大利贵族，父亲则是北非城镇大莱普提斯（Lepcis Magna）当地的有钱人。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的妻子尤莉亚．多姆娜（埃拉加巴卢斯的姨婆）出身叙利亚埃姆萨的王族兼祭司家族。据说在一次算命时（肯定是事后诸葛），从她的命盘来看，她注定会嫁给国王。
传统贵族对这般多样性并不非常乐见。有个故事提到，在哈德良登基之前，其它元老曾笑他口音「老土」，或是有「外省」腔，受到刺激的他还去上了正音班──十足的歧视意味。几十年后，人们总说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讲话「听起来很非洲」，偏爱吃某种非洲豆子，而这些说法也透出同一种歧视（对他人家乡菜的这种嗤之以鼻，其实就跟不列颠上流人士一听到首相爱吃豌豆泥跟猪皮脆片时，便流露出的不屑相去无几）。甚至有人说，塞维鲁斯的妹妹几乎不会讲拉丁语，她到罗马探亲时，让塞维鲁斯「颜面尽失」，立刻要她打道回府。关于埃拉加巴卢斯的「异俗」宗教创新，有些故事是在放大、谴责他的叙利亚出身，背后隐含的也是类似的态度。他的确在埃姆萨担任过祭职，但他不是被人直接从某座东方神庙中的避静生活中拉出来（一如诸多故事要我们如此相信的）当罗马皇帝，反而是在意大利和西方度过大半的孩提时光。综观历史，仇外心理与文化偏见往往会随着族群多样性，以及对外界的开放而来，罗马也不例外。但有一点无庸置疑：这些统治者的真面目，远比今人根据博物馆展出的那一排排无差别白色大理石半身像所想象出来的样貌更多元，而且是愈来愈多元。
这些人最后如何登上宝座的故事，就跟他们出身的故事一样丰富。确实有少数幸运儿是从指定继承人的角色顺利变成现任统治者，但毕竟是少数。偶尔会是内战中「仅存的角逐者」即位。公元六十九年的维斯帕先和一九三年的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正是如此。也有人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如公元四十一年，禁卫军刺杀了卡利古拉之后，便发现他的叔叔克劳狄乌斯正躲在帘幕后。由于眼下没有其它可行的人选，因此才拥立他为皇帝。半世纪后，图密善遇刺，老者涅尔瓦（Nerva）掌权，算是同一个主题的变奏曲。密谋者事先向几名人选提议由他们登基，涅尔瓦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说「好」的人，其它人则坚定答道，「别，谢你了」（大概是觉得要是最后失败了，那现在接受可就太危险了）。不过，最龌龊的即位方式，或许得数在一九三年内战期间（最后以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获胜告终）花钱买位子的短命皇帝狄狄乌斯．尤利阿努斯了。禁卫军刺杀前任皇帝之后，对新皇帝施舍的金额感到不满，于是决定看谁喊价最高，便支持谁登基。
其实，罗马没有「一次只能一人登基」的问题。我们现今多把罗马皇帝想成单一统治者。而我先前提到皇帝时，指的确实是一人统治，接下来也是这样。不过，这恐怕是误导人的略称。因为，在书里谈的这段时间，有好几次是两人同时登基，共同执掌皇权（未来甚至成为常态）。早在公元一世纪初，即有文件透露出提比留计划让侄孙卡利古拉，跟自己的小孙子提贝利乌斯．格梅勒鲁斯（Tiberius Gemellus）一起继承王位。假如他真有此意，那就代表计划没有实现。卡利古拉自己担任皇帝，而提比留的孙子也没活多久。不过，共治倒是在安敦宁．庇护离世后实现了──马可．奥里略与卢奇乌斯．乌耶鲁斯（Lucius Verus）以共帝身分统治，直到乌耶鲁斯在一六九年去世为止（可能是死于一场大疫，除非你比较喜欢他的义母用下了毒的牡蛎置他于死的故事）。到了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治世之末，共治再度实现，共帝者是他的儿子卡拉卡拉；直到父亲二一一年过世，卡拉卡拉继续和弟弟盖塔（Geta）共享皇位，尽管时间不长。以这个例子来说，共治并非化解家庭纠纷的好方法。不到一年，盖塔便在两人母亲的膝头上断了气，据说杀手是得到卡拉卡拉的授意。
条条大路通王权，「先帝的亲生儿子」无疑是个优势。正因如此，二一二年推举埃拉加巴卢斯为皇帝的政变领导者们，才会散播谣言说他是先帝卡拉卡拉的私生子（为了强调这一点，他们给这可怜的小伙子套上据说曾经为其「父」所拥有的衣服，同时改了他的名字好配合这个说法）。几年后，亚历山大．塞维鲁斯的支持者在拥立他为皇帝时，也抄袭了这套说法，只差（就我们所知）没为他套上前任皇帝的衣服。不过，人们并不觉得王权只能沿直系血脉传承，何况没有血脉的情况常常发生。直到公元七十九年，帝制已走了一百多年的历史之后，才出现亲生儿子继承父亲的情况──提图斯（Titus）继承维斯帕先的王位。这种情况在接下来一个世纪再也没有重演，直到一八〇年，康茂德继其生父马可．奥里略为皇帝为止。
我是刻意强调生父的。王位继承的支柱毕竟是收养制度，收养使王位人选不仅限于皇帝的血亲，同时仍然能以家务事的方式进行权力转移。从我们已知最久远的历史来看，罗马的收养跟今日多数的收养有着不同的功能。这是一种在亲生骨肉皆未能幸存的情况下，确保财产和姓氏延续下去的手段（当时有一半的孩子活不过十岁）。继子大多不是婴幼儿，而是成年男子，且亲生父母往往尚在人世。
「收养」打从一开始即内建于一人统治体系中。罗马的第一个王朝，正是从尤利乌斯．西泽在遗嘱中收养外甥孙屋大维揭开序幕，奥古斯都则点名了一连串倒霉的外甥、外孙以及其它政二代，以收养义子的方式，钦点他们为自己的继承人。两个多世纪后，埃拉加巴卢斯也实行同样的手法（肯定是身边那些保母们的指点），收养自己的表弟亚历山大．塞维鲁斯（这男孩其实只比他的新「爸爸」小四岁而已），藉此巩固自己的地位，并确保王朝延续。换句话说，对于身分并非皇帝亲生儿子的侧近或亲族来说，收养让他们得以出现在继位名单中，进而领先圈内的潜在竞争者，是很受推崇的制度。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在一九三年的内战后掌权，索性颠覆收继程序，只求一个合理（却是荒谬）的结局。为了巩固自己对王位的权利，他追认自己为前任皇帝马可．奥里略的养子──他可是十多年前就死了。对此，某幽默家的反应是：「恭喜西泽，你终于找到父亲啦」。
不过，从公元一世纪末过了大半个二世纪，这八十多年下来，收养已有了系统性的运用。从涅尔瓦开始，一个个膝下无子的皇帝从一个更扩延出去的家族，乃至于家族之外收养继承人。这么做的动机肯定有一部分是不得不然：连当然继承人都没有的话，自然更谈不上适不适合继承。收养或许出于几分粉饰没有亲生儿子或至亲的氛围在内，但这种作法数十年来（占本书所谈时代近三分之一的跨度）愈发跃升为克承大统的核心原则，甚至有人提倡以此为确立帝国菁英统治的手段。普林尼在谢辞中明确赞扬图拉真登基的方式──他是涅尔瓦选的养子，也是该王朝下来一系列今人所谓「收养」王朝（‘adoptive’ emperors）的第一人。普林尼把此一方式诉诸为一种值得骄傲的事，「要来统治全体公民的人，理应从全体公民当中遴选而出」。相较于纯凭血缘，选贤任能更能确保来人是明君贤帝──普林尼的说法是，比妻子生的更好。
我们不难（再度）发现，罗马菁英根本无视绝大多数的公民的特点，而后者这辈子根本没有机会获选成为皇帝。普林尼说「全体公民」，意思是「像我这样的公民」。但他的论点很清楚：生物遗传并非挑选罗马世界统治者的理想作法。十八世纪的爱德华．吉朋（Edward Gibbon）想必同意他的看法。吉朋在《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里，选出涅尔瓦以降，一路到马可．奥里略（死于公元一八〇年）等「收养」继承人之治世，做为整体世界史当中「人类境遇最美好、最繁荣」的时期（老实说，他跟普林尼一样选择性失明）。直到有个亲生儿子康茂德，活到生父马可．奥里略驾崩并继承王位之后，这段「美好」时光也就此终结。正是有康茂德遇刺的这个前因，才会有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那诡异的回溯收养新花招，结果，再次回归收养原则。
多疑的文化
A culture of suspicion
关于继位的故事有各种「官方版本」，新统治者龙兴过程中某些不体面的裂痕也要新政权设法以宣传来弥补。现代史家向来乐于剖析这类官方说法。禁卫军这么刚好找到蜷缩在帘幕后的克劳狄乌斯──对此，我不是唯一怀疑他到底有多清白，或者怀疑他被发现的时候是否真心感到意外的人。整件事不就像是场巧妙的演出，旨在让他看起来跟前任皇帝卡利古拉遇刺毫无瓜葛吗？而且，无论普林尼对「选择」抱持多么高尚的情感，但凡你去读古代文献、去读涅尔瓦在公元九十七年收养图拉真的过程，字里行间再再强烈暗示人们简直跟拿枪抵着他的脑袋要他收养差不多。
有时，写下那些纪录的人对权力易手的幕后进行明确表达怀疑。《罗马十二帝王传》的作者提及一项彻底造假的指控──事情发生在图拉真本人为涅尔瓦选中的数十年后，据说图拉真收养哈德良为义子及继承人。而传言是这么说的：图拉真死后，他的妻子安排某人假冒他，以彷佛临终之人在病榻上那种微弱的声音（大概躲在布帘后吧），宣布他选择哈德良为继承人。奥古斯都死后，据说利薇雅也秉持相似的精神，在幕后策画了一场具苏联风格的讯息管控。根据史家塔西陀的说法，皇帝故去后，她不断发出皇帝病情乐观的公告，直到她的儿子提比留抵达现场，接着同时宣布老皇帝驾崩和新皇帝即位的消息，简直无缝接轨。
不管是真是假（而我觉得有真有假），这类故事再再点出王位继承的那一刻，带有多少的焦虑及不确定性。每一个谋害前任皇帝、为新皇铺路的故事都是如此。以罗马最早的尤利─克劳狄朝为例，也就是从奥古斯都到尼罗期间，每一任皇帝都有非自然死亡的嫌疑，至少也是匆匆谢幕。我指的不只是在半公开场合遭到刺杀的卡利古拉，也不只是面对叛军被迫自杀的尼罗。除了奥古斯都遭利薇雅杀害，或者毒蘑菇了结克劳狄乌斯的谣言之外，某些罗马作者咸认为，尤利─克劳狄朝的另一名成员提比略，是被继承人卡利古拉的死忠追随者闷死在病榻上的。随后的弗拉维朝（Flavian dynasty）也是如此，虽然卡斯西乌斯．狄欧在《罗马史》（Roman History）提到维斯帕先遭人暗杀的传闻，本意是为了严正驳斥，但传闻仍然存在。如果换作是吉朋，他八成会强调此一系列的「收养」皇帝之死，就我们所知并无类似的传闻（卢奇乌斯．乌耶鲁斯〔马可．奥里略的共帝〕例外），彷佛把收养制度贯彻到底，问题就多少可以解决。这我很怀疑。首先，相较于一世纪的皇帝，二世纪皇帝的生平纪录无论是闲言闲语或其它，流传下来的就是比较少。无论图拉真的妻子有没有在收养哈德良一事上成功设下骗局，谋杀与骑墙观望的传闻似乎并无停歇。流言蜚语只不过是从现任皇帝的死状，转移到收养继承人背后的密谋而已。无论关键人物有谁，罗马皇帝的继位总是深陷猜疑的文化中。
继承问题的影响远远超越了皇宫的权力走廊或垂死统治者的寝室，至今仍部分影响我们如何评判罗马的统治者。若不认真推敲政权更迭中的冲突与争议，就不可能了解罗马帝国的历史。理解继承问题，有助于我们解释从此之后人们如何记忆罗马皇帝，并说明从禽兽般的卡利古拉和尼罗，到德高望重的图拉真以及马可．奥里略，这一连串皇帝多采多姿、却又非黑即白的「明君」或「暴君」之名，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当然，这些刻板印象不需人们多加思索且普遍，却也是误导。（《帝王纪》中，埃拉加巴卢斯的传记开篇便是一份先代「明君」与「暴君」清单，于是，「埃姆萨的小鬼」属于哪个阵营根本就无庸置疑。
现实生活中，古代的皇帝犹如现代的君主、总统或首相，难以轻易归类。统治者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说他好，我们一定要问是谁说他好；说他坏，也一定要问标准是什么。话虽如此，这些刻板印象源于罗马帝国文化的最核心，它们并非确切反映宝座上之人的特质，而是反映那些讲历史的人在乎什么。我们已经讨论过，影响印象的其中一项因素，在于皇帝跟写历史之人所属的阶级相处得好不好。无论统治者在穷人或行伍之间的人气如何，他只要好好打理跟城市菁英之间的棘手关系，很可能就此获得正面的评价。继位者的利益与继位时的情势，对名声更是影响深远。传统的罗马皇帝的故事，实属非常特殊的「胜者书写历史」的体裁。
一基本规则是，倘使皇帝钦定的人选顺利在他之后继位，则会备受赞誉。毕竟新统治者极有必要砸下重金，纪念让自己上位的人，纪念自己统治权的基础。有时候，继任者的投入甚至会多到能确保前任已被奉为神祇，有神庙、祭司以及祭品（现代观察家在探讨罗马帝国社会时，少有人对此严肃看待，因此我会试着在第十章说清楚）。整体来说，问题在于如何经营前任皇帝的形象与声誉。虽然经营形象的过程中，难免会找些听话的史家来替前任写些温文儒雅的记述，但作法不见得都得这么粗糙。常见的作法，无非是微妙地涵盖面面俱到的纪念、选择性的记忆、较正向的诠释等来遮掩前任皇帝某些启人疑窦的作为。举个简单的例子，所有（几乎啦）罗马皇帝都用死刑、谋杀或赐死等方式除掉一些敌人；若是形象管理得宜，便能确保他人认为，这些尽是对背叛的正当响应，而且符合比例，不致被视为恐怖统治。
「明君」就这么出炉了。公元一世纪，维斯帕先生前所指定继位的儿子提图斯顺利继位。无论维斯帕先治国成绩是好是坏，提图斯的立场正是以自己是个好儿子、是父亲的好继承人为基础，他自然有无比的兴趣去提升乃至于创造维斯帕先的正面形象。同理可证，二世纪那些收养皇帝，无论自身收养过程有多么胡诌或假造，他们对于先前正式「选择」自己继承王位的人，都不免要大力抬举。吉朋宣称当时是全人类史上最美好、最繁荣的时期，但他这番言论不只无视罗马帝国里的一般人，无视地球上其它地方的生灵，他也忽略了他所说的这些皇帝是多么努力让前人的统治显得美好且繁荣。
假如皇帝遭人暗杀，或是沦为政变受害者的话，情况则会彻底翻转。无论是古代或是现代，暗杀出于各种动机：举凡原则上的抵触到个人夙怨或自私的野心等。纵观历史，横死者「好」人「坏」人都有。无论真相为何，也无论是非对错，但凡凭借公开的冲突、政变或阴谋而上位的人（我说的阴谋，不是鬼鬼祟祟地暗地里在无花果里下毒），必然会坚持前任罪有应得，自己的统治权才有凭有据。最极端的状态，是新政权拆毁倒台皇帝的雕像，并且从公开的文件中删除他的名字。有时候，便宜行事的预兆会在之后逐渐流传开来，显然是为了「预言」暗杀事件，赋予神意的认可（例如在公元九十六年，据说有一只会讲话的乌鸦停在罗马朱庇特主神庙的屋顶上，扯着喉咙喊出所谓图密善将死的预言）。流言蜚语、粉饰以及指控最终几乎都成了「官方版本」：每一名死因不明的重要元老，事后尽皆成了皇帝施虐的证据；每一件慷慨之举，事后都被人重新解读为铺张浪费；每一句幽默笑话或尖锐反讽，例如卡利古拉拿爱驹开的玩笑，事后都变成恶意羞辱之举或精神失常的迹象。「皇帝之所以遭人刺杀，是因为他们是怪物」，我们必须屏除这种印象。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遭人刺杀，所以才成了怪物。
谨慎不落入现代修正主义者的陷阱至关重要。而我绝不是说那些背后被人捅刀而下台一鞠躬的皇帝，其实是杰出的政治家，他们只是遭人曲解（成为如假包换的不当人格受害者）。有些遭到背刺的皇帝很可能真是个讨厌鬼，何况以你我的标准来说，在帝国朝廷这种反乌托邦世界里，实在很难想象有哪个皇帝称得上「贤」，更别说「圣」了。我的论点是，无论这些统治者生前的行为举止如何，也无论宫墙后的机巧诡诈、棘手的罗马菁英政局、甚或是帝国大多数子民所受的待遇如何，皇帝的身后之名总是受到继承人、有时则受到并不体面的继位过程所影响，而且是过度影响。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要来好好想想，皇帝是善是恶的刻板印象能告诉我们什么，想想为何是以这种形式呈现，我们也要戳破其中几种，或是深入探讨几种（尼罗死后的那几年，有些人会定期到他的坟前献花，他们显然不认为他是后人所说的暴君）。而重点也很清楚：前任皇帝在未来数百年的历史传统中，会如何被描绘并为人所记忆，继任者及其登上王位的方式可说是影响深远。
14. 除名。这段对「命运」女神（可见于第一行）的献辞上，皇帝盖塔的名字在遇害后即被人凿去。此举不只是要忘掉垮台的统治者，中间那段从左到右的明显刮痕，简直是在庆祝他失势。
调适的艺术：普林尼的过去
The art of readjustment: Pliny’s past
然而，问题不仅在于人们如何书写、改写历史，也不只是心急如焚的统治者、工于心计的施毒者、野心勃勃的继承人、忠诚及不忠的仆人等人所组成的核心圈在权力转移瞬间所面临的立即危险。罗马风格的政权更迭，造成了艰难的重新调适，一种全新的态势取代昔日的旧正统，进而在政治与行政几乎所有的环节引发连锁反应，至少在首都是如此。对于罗马城或各省的人民来说，除了一些人见人爱的撒币之外，继位的情势对他们的冲击并不大。对于最为黑暗蒙昧的不列颠尼亚当地人来说，是谁登基与怎么登基，一点都不重要。但对罗马城本身，以及整体宦海仕途来说，连菁英中最边缘的人都会受到继位时混乱情势所引发的余波所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