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法军的步兵却没有趁机冲上去，反倒是英军的骑兵冲了出来，把法军骑兵逼退，联军炮手立即从方阵中冲出去，赶紧夺回火炮，立即用葡萄弹和榴霰弹猛轰法军骑兵。法军骑兵还是无所畏惧，在退到山麓之后，把阵容整顿一下又冲上山来了，可是又被无情的炮火赶回来。
法军骑兵连续冲击，都被英军的炮火击退。黄昏时分，内伊又用法国步兵冲锋，但这次，又没有骑兵配合，结果，很快被英军的炮火击退。
这里要说一句，具体指挥战斗的是法国的内伊元帅，但是，拿破仑就在战场上，这场战斗就是在他宏观指挥下进行的。战斗中，法军骑兵曾两次突入英军阵地，但步兵没有跟上，法国骑兵缺乏步兵支援，而被英军拼命击退。
而格鲁希那边却始终没有消息来。犯了逐次使用兵力的错误的内伊元帅，这时才决定把全部队伍都拉上去，决一死战。
双方都明白此时的战局，英军统帅威灵顿长于防守，他认为只要拖住、挫败法国的进攻，普鲁士援军很快便到，联军就可以赢得胜利。而拿破仑则认为，尽早发起进攻，消灭或击溃英军，反法同盟军队的集结支援就没有意义了。拿破仑命内伊元帅集中兵力，率骑兵以密集队形猛攻英军中央阵地，这一次的猛攻，终于突破了阵地，下午6时，法军占领了英军防线中段的圣拉埃村。终于取得突破的内伊向拿破仑请求援兵，以扩大战果。
值此关键时刻，拿破仑的指挥出现了致命的失误，一般都知道，格鲁希的人马未及时出现，是拿破仑战败的主要原因，但是，在战斗中，拿破仑自己也犯下了严重错误。这可能也是他战后没有过多地指责格鲁希的原因之一吧。当时，他手里还有十几个营的近卫军作为预备队，但他没有立即交给内伊，他并不知道，英军防线的中央被突破，威灵顿实际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圣拉埃村已经被法军夺占，中段的英军死伤惨重，已经守不住阵地。这一部分是威灵顿战线的中心，所以法军最希望攻入的目标也正是这一点。对于英国人来说，情况万分危急，在整个作战过程中，没有比这时更紧张的局势了。拿破仑此时没有调动预备队乘虚直入，对英国人来说真是万幸。
在战线中央出现了这样一个大空当，英军情势危急。趁着法国人没有趁机扩大战果之机，威灵顿急忙把不伦瑞克的部队调来堵住空当，并且亲自加以指挥。即令如此，还是经过了最大困难才勉强守住了这个地区。
在这场会战的其他时间，威灵顿都没有像在此时那样地亲冒个人的生命危险，也从来没有像这时最能表现出来其最大的指挥能力，因为这是真正的生死关头。
拿破仑如果愿意把预备队的一半兵力交给内伊，那么威灵顿防线将立即崩溃，因为只要有新的生力军出现，即可使已经支持不住的联军望风而逃。但是拿破仑此时的情况也很危急，不仅他的右翼出现了普军的一支部队，对他形成威胁，而且后方也随时有崩溃的可能。所以他没有立即给与内伊增援，而把这十一个营的近卫军构成了许多方阵，派其中的一些部队，去把普军赶走。
7点过后，小股普军已被赶走，拿破仑这时感觉右翼踏实了，于是决定支援内伊，以便在日落之前进行最后一次打击。但是，最佳时机已经过去，毫无疑问，尽管普军的出现是个威胁，但是，显然，此时更重要的是，近卫军预备队本应用于彻底突破威灵顿的防线。
这时，威灵顿已经重新占领阵地，加强了防线中段，布置好了防线。拿破仑把近卫军预备队交给内伊元帅。同时，他也命令炮兵增强火力，并命令所有步兵和骑兵都一律前进，以支援内伊的突击，不过，面对威灵顿重新布置好的防线，法军再也无能为力了。
拿破仑和威灵顿都在等待着最后的决定性的增援部队。威灵顿知道布吕歇尔就在附近。而拿破仑则希望格鲁希也在附近。现在双方都已没有后备部队了，谁的增援部队先到，谁就赢得这次战役的胜利。在战斗中，威灵顿一直骑着坐骑，立马战场的制高点——圣约翰山高地的一株大树前，整整一天都保持着同一个位置，即使他身边的副官被当场击毙，他也没有移动。当炮弹不时地在离他不远处爆炸时，他的部下希尔担忧地问道：“将军，如果你遭遇不测怎么办？”他只回答了一句话：“你们就像我一样去做。”当看到法军龙骑兵肆意屠戮着他的步兵时，威灵顿不动声色地由衷称赞他的敌人：“Splendid！”难怪他得到“铁公爵”的称号，也只有坚毅如威灵顿者，才能够在那么残酷的战役中苦苦支撑到援军的到来。上帝给了这位坚毅的统帅应有的回报。
傍晚时分，汉诺威军队的侧翼终于响起了枪击声。拿破仑大喜：“格鲁希终于来了！”他以为自己的侧翼现在已有了保护，于是将最后剩下的几个营的预备兵力，也投入了向威灵顿的主阵地的攻击。
但是，拿破仑高兴得太早了，刚才那一阵枪声，并不是格鲁希的法军，而是布吕歇尔率领普军大队3万人马赶到了！这一消息飞快地在拿破仑的部队中传开，法军士气大挫，开始退却，晚上8时，落日西沉，威灵顿看到法军已开始陷入混乱，便决定从正面发起进攻。坚守了整整一天的威灵顿，发出了总攻的命令，英军部队全面出击，4万多人像潮水一样向山坡下杀去，所有剩下的英军皆士气大振，一下子全都跃身而起，喊杀震天，向着溃退的敌人奋勇冲杀。与此同时，普鲁士骑兵也从侧面向仓皇逃窜的法军冲杀过去。法军立时全线崩溃，丢盔弃甲，三色旗扔了一地。英军和普军轻而易举地捕获了拿破仑的御用马车和全军的贵重财物，俘虏了全部法国炮兵。拿破仑终于放弃了战场，在晚上9时，趁夜色，骑马先逃了。
第二天清晨，一只皇家信鸽衔着报捷信飞进了伦敦的白金汉宫，欧洲各国的君主们此时此刻总算松了一口气，他们的军队终于战胜了那位不可一世的法国皇帝拿破仑。
拿破仑率领苏尔特等人，一直退往布鲁塞尔方向，于6月19日中午退到布鲁塞尔以南的一个小城市，他休息了一会，命令苏尔特通知格鲁希向松布耳河撤退。这个格鲁希，此时在撤退中倒表现出极高的技巧，把部队一直带到日韦。如果他在前进时所表现出的决断能够赶得上撤退时所表现的十分之一，那么这次会战的结果也许就会完全不同。
6月21日，拿破仑回到巴黎，他的兄弟吕西恩劝他收集残兵并解散元老院，但他却表示拒绝。他知道自己的星宿已经殒落，他不愿做一群乌合之众的领袖，也厌恶内战。第二天，拿破仑自动退位，让儿子罗马王继位。6月25日，他退到了马尔梅松。
此时，布吕歇尔的普鲁士军队继续向前推进，一路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7月3日，他们进到凡尔赛，威灵顿则稳稳地跟随在他们后面，到7月7日，联军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了巴黎。7月8日，路易十八也随着联军的行李纵队一同回来了。
7月15日，拿破仑的百日王朝覆灭，拿破仑被放逐到遥远荒凉的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波旁王朝复辟。
在这场拼死的大决战中，法军损失了3.2万人，其中2.5万人伤亡，7000人被俘，联军损失2.3万人，包括威灵顿的英军和布吕歇尔的普军。
此战战况之激烈，实在是惊心动魄。尽管内伊的战术极其糟糕，可是威灵顿却一点都不讳言他这次的幸免于失败的机会实在是间不容发。他在信上对他兄弟这样说：“有生以来，我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焦急不安，因为我必须坦白承认，我从未像这样如此的接近失败。”尽管拿破仑的元帅们错误重重，可是只要有几磅钉子和二十多把铁锤，也许就可以抵销这一切错误，从而使他大获全胜。如果拿破仑胜利了，那这个第七次反法同盟就一定会崩溃。不过很可能以后还会有第八次和第九次同盟出现。
英国的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战役中取胜，这给法国人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直至后世的法国大文豪雨果，仍然在他的名著《悲惨世界》中，发泄了对威灵顿的不满，极力贬低威灵顿的功绩，他写道：
“在滑铁卢战役中，值得钦佩的是英国，是英国的坚定，英国的决心，英国的儿女。不是她的将领，而是她的军队。
“英国在威灵顿面前过于谦虚了。把威灵顿捧的那样高，那是在贬低英国。威灵顿和别的英雄没有两样。那穿灰色制服的苏格兰士兵，那近卫骑兵，那梅特兰和米切尔团的士兵，那派克和肯普郡的步兵，那庞松比和索墨塞的骑兵，那冒着枪林弹雨吹风笛的苏格兰士兵，那赖兰特营的士兵，那刚刚入伍几乎不会使枪却敢于同老兵抗衡的新兵，这些人才算得上伟大。威灵顿表现得很顽强，这是他的优点，我们决不否认，但是，他的步兵和骑兵中即使是最卑微的人也和他一样顽强。至于我们，我们只歌颂英国士兵、英国军队和英国人民。”
滑铁卢之战，不利于拿破仑的因素甚多。首先，法国南部的叛乱使法军有2万兵力无法参加滑铁卢之战；再者，德隆的2万人和46门火炮由于法军情报部门的失误，无法参加击败普军的里尼战役。如果他参加了里尼战役，法军有可能在16日就全歼普军，那么也许就不会有滑铁卢之战了；第三，由于格鲁希的固执和愚蠢，他的3.3万人和近百门火炮，未能出现在滑铁卢，事实上，他有足够的时间和实力阻止普鲁士的两个军，完全可以挽狂澜于既倒；第四，拿破仑将整个进攻的指挥权交给了内伊，而没有亲自指挥。在以前的帝国里，拿破仑手下有着足够多的优秀将领可用，所以拿破仑在指挥中习惯了只指明大方向．而在他被流放到厄巴尔岛期间，原来的帝国分崩离析，原来的将领非死即伤，更多的是卸甲归田，不愿意再谈战事．这导致拿破仑在百日王朝时期根本无可用之人，无奈之下用了内伊和格鲁希两个庸才，这两个人，执行命令从不含糊，绝对忠诚，作战勇敢，身先士卒，但是，绝非独当一面的大将之材。尤其是格鲁希，此人是一位勇敢果断的骑兵指挥员。但是，完全没有独立指挥作战及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事后，拿破仑对格鲁希在滑铁卢的失误并没有过分指责，因为他知道格鲁希的弱点。同时，拿破仑也认为他未能给予格鲁希以明确详细的指示，不过，尽管拿破仑没有过分责怪格鲁希，但是，格鲁希缺乏主动精神确实犯下了致命的错误；第五，天公也不作美。在决战的紧要关头，由于暴雨使总攻时间推迟，给了联军充裕的时间，使普军援兵能及时赶到战场；第六，拿破仑遇到的是一位极少犯错误的常胜将军，铁公爵威灵顿。
这里不妨再具体说一说拿破仑在此战中的用人之误。为了有效执行其大战术，拿破仑至少需要四个人：一位参谋长，能够明白的把他的思想作成书面命令；一位骑兵将领，能够掌握集中的骑兵；两位侧翼指挥官，当他不在场时也能执行他的计划，达到他的目标。
在过去，拿破仑一向依赖贝尔蒂埃担负参谋长的职务，虽然这个能干的“书记长”愿意再为他效力，可是六月一日却不幸死了。拿破仑只得选定苏尔特接替他。这可说是一个错误决定，因为苏尔特虽然是个能干的指挥官，但他却从未做过一个军团的参谋长，甚至连一个军参谋长也没有做过。这次会战的失败，恶劣的参谋工作实在是个主要原因。
因对缪拉印象太坏，拿破仑拒绝收留缪拉充当骑兵指挥官，而派格鲁希指挥右翼的骑兵。这又是一个错误选择，因为格鲁希虽然是个很优秀的骑兵军官，但他从来未曾指挥过一个军，更不用说是一个军团的一翼。而拿破仑把左翼的指挥权托负给内伊也是同样错误，因为早在1808年他就说过，内伊对他的思想一点都不了解。
有人认为，在“百日复辟”中，拿破仑所犯的一切错误，要以这四个位置的任命最为致命，如果说这是造成其失败的主因，也一点都不夸大。在圣赫勒拿岛时他也认清了这一点，他说，假如缪拉在那里，胜利就可能属于他。他又说，苏尔特殊少贡献，任用内伊也是个极大的错误，他应该让絮歇指挥一翼。
有一个他没有提到的人，就是达武，这可能是他的诸位元帅中最优秀的一个。他把达武留在巴黎，因为他说把首都交给任何其他人他都不敢放心。可是达武的答复却毫无疑问是对的，他说：“但是陛下，假如你是胜利者，巴黎当然是你的，反之若你战败了，那么我和任何人对你都将毫无用处。”
瑞典国王，昔日曾在拿破仑麾下作战，后来又领兵与之对抗的前法国元帅贝尔纳多特发表了如下评论：
“拿破仑并不是被世人征服的。他比我们所有人都伟大。但上帝之所以惩罚他是因为他只相信自己的才智，把他那部庞大的战争机器用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然而凡事物极必反，古今概莫例外。”
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因滑铁卢之战，在名篇《战争论》中提出“进攻顶点”的原则，他认为，任何进攻，在进行到力量能确保成果的时候就必须停止，否则形势会发生剧变，进攻者就背上了难还的债务，这和中国的老话“适可而止”是同样的含意。如果拿破仑帝国在与俄国瓜分欧洲之后，能用一段时间消化胜利果实，而不是匆忙发动攻俄战争，就有可能避免后来的失败。
在世界战争史上，滑铁卢之战以战线短、时间短、影响大、结局意外而著称。法国大文豪雨果评论说，滑铁卢是一场一流的战争，而得胜的却是二流的将军。至于其中的原因，雨果也在《悲惨世界》滑铁卢一卷中作了这样的描述：大战的前一天突降大雨，整个滑铁卢田野变成一片泥沼，拿破仑的作战主力火炮队在泥沼中挣扎，迟迟进不了阵地，所以进攻的炮击打晚了，失败由此成为定局。如果没有那场大雨，进攻炮提早打响，大战在普鲁士人围上来之前就结束，历史可能就将改写。
这一战，不仅彻底结束了拿破仑的军事生涯和政治生命，改变了欧洲的历史进程，也使这一大片堆满了6万多具将士尸骨的土地永远载入史册，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凭吊的古战场，“滑铁卢”这三个字也从此成为“失败”的代名词而流传下来，并在全世界广泛使用。
威灵顿公爵当年的总参谋部就设在滑铁卢村，那是一座两层的小楼，现在是威灵顿纪念馆。这个纪念馆里至今保存着比利时国王关于威灵顿的“授封书”：授予威灵顿滑铁卢亲王一世称号，并将滑铁卢周围1083公顷的森林和土地同时封授，此称号和封地永远有效并可世袭。
在今天的滑铁卢，威灵顿公爵住过的这幢楼房作为联军统帅部的纪念馆，此外，铁狮峰下的滑铁卢战争纪念馆，那里有许多图片、实物以及音像制品，向游客再现了这场大战的经过。另外，滑铁卢村有许多出售纪念品的小商店，大量的是纪念拿破仑的纪念品。
对于此战，雨果还有句名言：“失败反而把失败者变得更崇高了，倒了的拿破仑仿佛比立着的拿破仑更为高大。”在铁狮峰下，还建立了拿破仑纪念馆，而在进入滑铁卢村的村口，则树立着拿破仑的铜像。
贬低威灵顿的不只是法国人，拿破仑的形象实在太过深入人心了，对于威灵顿，德国诗人海涅在1827年用这样富于感情色彩的语言来评论：“此人有这样一种厄运：在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遭逢不幸的地方，他却交上了好运，这一点使我们愤怒，使他惹人憎厌。我们从他身上只看到愚蠢战胜天才──阿瑟·威灵顿，在拿破仑·波拿巴覆灭的地方取得胜利！……如果没有这种不幸中的大幸，威灵顿也许够得上被称为伟大的人，人们也许不会恨他，不会仔细衡量他，至少不会用衡量一个拿破仑的标准来衡量他，……他是一个不光彩的威灵顿。……最让我气不过的是想到：阿瑟·威灵顿竟会像拿破仑?波拿巴一样永垂不朽。”
而后世的温斯顿·丘吉尔，当然是推崇他的前辈威灵顿的，不过，他对拿破仑有更高的评价：“由于拿破仑的天才，法国革命的影响传遍欧洲各地。在巴黎诞生的民族主义和自由的理想传给了欧洲各个民族。在19世纪的其余时间里，这些理想将同维也纳会议确定的世界秩序发生严重冲突。虽然法国战败，她的皇帝下台，但是，鼓舞她的那些原则并未消失，它们将发挥重要作用，改变欧洲各国的统治制度，英国当然也不能例外。”
公平地说，威灵顿虽然不讨人喜欢，不过，不可否认，他是位杰出的军事家，而且富于理性。他能击败拿破仑，并不是偶然的，在最后与拿破仑决战之前，他击败过六位拿破仑的元帅，最后击败了拿破仑本人，要知道，他一直是用一把烂牌——英国和汉诺威及比利时的杂牌军在和拿破仑的忠实军队作战，在半岛作战中如此，在滑铁卢之战仍是如此。而且，在拿破仑第一次退位后，威灵顿力排众议，主张继续维持法国的大国地位，而在滑铁卢之战后，他又阻止了冲动的普军老帅布吕歇尔企图枪毙拿破仑和破坏巴黎的主张。或许，较之拿破仑那充满浪漫色彩的功业与人生，威灵顿的成就是不讨人喜欢的，但是，威灵顿的经历证明：有时候，努力与勤奋，同样能战胜天才。
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威灵顿元帅，政治上是保守的，但是，回到国内，在日常生活中，他则是以谦恭待人，并且视荣誉为生命。长久以来，威灵顿一直想买下他家旁边的一块空地，于是他让部下去跟那家农民商议买地的事。正好那家人家缺钱，又加上知道买主是赫赫有名的威灵顿公爵，于是，买卖很快成交。部下兴冲冲地向公爵回报，威灵顿问他：“你用多少钱买的？”部下很高兴地说：“那块地本来值1500英镑，但我用1000英镑就买下了。我报上公爵的名号，对方吓得直发抖……”威灵顿视自己的名誉为一生中最珍贵的财富，他立即打断了部下的话，斥责他说：“你把我的名誉以五百英镑的价钱贱卖了！”第二天，威灵顿立即派人给那位农民送去了500英镑。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威灵顿长期担任英国陆军总司令，1828年，他担任英王乔治四世的首相，1830年辞职，1834年-1835年，任英国外交大臣。威灵顿在政治上反对改革，曾反对“改革法案”，镇压1848年宪章运动。威灵顿在军队建设上，对于建设具有较高战斗力的英国陆军贡献颇大，发扬了英国陆军擅长防卫作战的传统，培养了部队的勇敢坚定精神，同时，他在军事上也坚持旧的观点和制度，要求按门第选拔军官，并主张棍棒纪律。1852年9月14号，威灵顿死于瓦尔麦尔城堡，在圣保罗大教堂国葬，享年80余岁。
随着滑铁卢之战英国的获胜，拿破仑再次退位，历经22年的反法战争终于结束了，英国百折不挠，组织了七次反法同盟，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1783年北美各殖民地的独立，使得第一大英帝国瓦解，而英国对拿破仑战争的胜利，使得法国再也不是英国的对手，英国取得了建立第二帝国的优势，另外，北美独立后，英国还保有加拿大，而几乎与北美独立的同时，英国又发现了澳大利亚，更为重要的是，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取得的重要战略据点，都可以保证其进一步征服印度，第二大英帝国开始逐步形成，而印度就是以后的第二大英帝国最重要的基石，拿破仑战争的胜利，确保了印度以后必将为英国所占有。
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英国得到了不少战略要地，进一步确立了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优势，为日后建立更为庞大的第二大英帝国奠定了强大的基础。与法国长期争夺欧洲与世界霸权，最终以英国的彻底胜利而告结束。
滑铁卢会战是英国的重大胜利，不仅战胜了法国，而且也压倒了欧洲的大部分国家。对大英帝国而言，特拉法尔加之战是最初的奠基石，而滑铁卢之战则是一块里程碑。前者使英国实实在在地获得了制海权，而后者则为英国打开了通往世界市场的门户。在此后的100多年，英国一直是全世界的工厂和银行。
12.老王晚年
回过头来再说乔治三世，前面说过，在北美独立后，乔治三世权势不再。不过，后来他还是有重掌大权的机会，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英国举国上下都支持对法国作战，此时，乔治三世又成了英国全国支持的国王，但是，北美独立对乔治三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没有利用这个机会重整旗鼓，而是宁愿过淡薄平静的生活，听由首相和内阁去进行对法国的战事。
在此期间，乔治三世只是在不列颠群岛的内部事务上起过一点影响，这就是前面说的，合并爱尔兰的问题，英国首相小皮特想解放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们，遭到坚定的新教徒乔治三世的坚决反对，小皮特因而于1801年辞职，乔治三世说服阿丁顿组阁，后来， 1804年小皮特再度上台执政时，没有再坚持解放爱尔兰的天主教徒。
在辉格党短暂执政时期，乔治三世赞同对法议和，同意停止奴隶贸易，但是，他仍然坚决反对解放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其影响甚至一直波及到今天的爱尔兰局势。
乔治三世还与中国有一段联系，1793年，也就是革命法国对英宣战，长达22年的反对法国和拿破仑的战争开始的那一年，55岁的乔治三世派特使马戛尔尼勋爵出访中国。
为打开中国市场、销售英国工业革命所生产的工业产品，英王乔治三世派遣以马戛尔尼为首的大规模使团，以庆贺乾隆生日为旗号，出使中国。从整个使团的人员组成和装备就可以看出英国人对此次出使非常重视，使团的旗舰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巡洋舰，舰长有两次环球航行的经验，而随行人员多达800多人，除了秘书、翻译外，还有各种精通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制图、军事的专家博士，以及从军队中精心挑选、装备有最先进武器的卫队。
整个英国都为这次出访作准备，光是准备礼品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他们把他们认为最好的东西精心准备，打算带到中国。
英国使团费尽心思拟就的礼品单介绍了如下礼品：
1.天体运行仪，该仪器演示了太阳系的构成。它能精确地模仿地球的绕日运动，以及月球绕地球运动；从仪器上还可看到太阳的轨道，带4颗卫星的木星，带光圈及卫星的火星等。“这个仪器是欧洲最精密的，它所设计的天体运行情况可适用一千多年。”
2.地球仪，它标有世界各国的位置、首都、山脉和河流。
3.“欧洲各国都承认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国家，因此英王陛下想在给皇帝陛下派遣使团的同时派遣几艘最大的船只，以示敬意。但鉴于黄海中有暗礁，而欧洲的航海家又根本不熟悉这段海路，英王陛下不得已派遣一些较小的船只。另外，英王陛下赠送给皇帝陛下，英国最大的装备有110门最大口径火炮的‘君主号’战列舰的模型。”
英国人在装船时设想中国人在见到这些世界上最先进的东西之后，会很快同意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派使节、扩大贸易。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清朝统治之下，乾隆帝在位。乔治三世在给乾隆帝的信中说：“我们由于各自的君位而似兄弟，如果在我们之间永远建立一种兄弟般的情谊，我们将极为愉快。”他是把欧洲各国君主的兄弟关系也用到乾隆这里了，但是，乾隆却完全不这么想。中国官员热情接待了英国使团，不过，这种热情是出于认为“英吉利远在重洋，经数万里之程，历十一月之久，输诚纳贡，实为古今所未有。”被认为是装点乾隆盛世的一件喜事。
在乾隆看来，中国是世界的中心，“英夷”是前来向天朝进贡的，此前，因路途遥远，英夷还从未向天朝进过贡，而此次英夷在乾隆统治时特来“朝贡”，极大地满足了乾隆的虚荣心，而其大寿之期，万邦来朝的热烈景象又让乾隆激动不已，于是老人家不断派人打听英夷何时能到，显得非常焦急。终于，在老人家生日之前，英夷的使团抵达天津。
到天津后的马戛尔尼马上换上中国的官船沿运河前进，虽然清政府招待很热情，但很快翻译就发现他们所乘之船居然都挂上了写有英吉利“朝贡”船的旗帜，把此次来访的性质彻底改变了。英国实为欧洲第一强国，对清朝的做法，当然很不高兴，不过，这毕竟是首次与中国打交道，马戛尔尼斟酌之下，怕因此小事而坏了大事，也就睁一眼闭一眼，走一步看一步。
乾隆将在承德举行寿宴，其中一项固定内容就是万邦来朝，各附属国向天朝大皇帝进贡，而“英夷”不远万里特来“朝贡”，这让乾隆很是得意，不过很快他就发现英夷太野蛮，不懂天朝礼仪，不肯向大皇帝下跪磕头，老人家感到自尊心很受伤害，于是斥责相关负责官员太优待蛮夷，才使英夷不服天朝制度，这样的蛮夷根本不能以礼相待。
起初马戛尔尼在下跪问题上态度十分强硬，他认为中英两国是平等国家，他是特使而不是来进贡的，但后来听说乾隆发火后，为了不影响使命，最终同意单腿下跪。
单腿跪也是跪了，乾隆也多少找回点面子，也就勉强同意了，此后几年在北京便有了英夷野蛮未开化，腿不能弯曲的笑话。
在承德山庄举行的82岁生日庆典上，乾隆帝也开恩接见了英国使团。不过英国是和那些进贡的藩国一起被接见的，英国人被安排在光着脚、带着鼻环的缅甸使臣的后面。英国人虽然对这种安排有点心烦意乱，但是，还是毕恭毕敬地谒见了乾隆帝。英国人在回忆录中说，80多岁的乾隆皇帝步伐稳健，动作敏捷，像是只有五十多岁，举止高贵和蔼。
在一系列长长的接见之后，终于轮到了英国人。马戛尔尼递上了乔治三世的国书，表明想展开贸易谈判。
乾隆的寿宴顺利举行，20多个属国，以及英国，向大皇帝觐献了贡品。英国的礼物可以说是精心准备：天体运行仪、地球仪、望远镜等显示近代科技的产品以及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的模型，模型上写着英国是欧洲海上第一强国的字样。寿宴进行得很顺畅，满足了虚荣心的乾隆也很得意，并希望乔治三世像他一样长寿。
皇帝在典礼之后看了礼品单，他对接待使团的官员交待：“单内所载物件，俱不免张大其词。此盖夷性见小，自以为独得之秘，以夸炫其制造之精奇。著征瑞于无意之中向彼闲谈：尔国所贡之物，天朝原亦有之，庶该使臣不敢居奇自炫。”后来，乾隆亲自参观了这些礼品，这位80多岁的大皇帝指着这些礼品笑道：“这些可以给小孩子当玩具。”
乔治三世的国书极力宣扬英王的文治武功，说英国征服了“四海之内”的一切敌人，却以最公平的条件与之缔结和约；英国臣民的福祉在一切方面超越前代；英王胸怀天下，致力于促进世界范围内文明的传播与交流。显然，乔治三世是要表明自己是“海洋霸主”，乃至世界第一雄主。同时，国书也恭维乾隆，说他的“政教与德行”使中华文明“臻于完美”，治下的帝国“人口众多，疆域辽阔，国家富足，四邻叹服”；但褒扬中暗藏机锋，大清帝国只是“文明臻于完美的国家之一”，其声威所及，只是“四周的邻国”。换言之，国书将乾隆定位为东方第一雄主，但绝非天下之雄主。
乔治三世一方面炫耀武功，以赢得乾隆的敬畏；另一方面则辅之以基督教的温和话语和主权国家的概念，指出双方均系秉承“天意”为人类谋取福利的君主，是同一“上帝”庇佑下的“王座上的兄弟”彼此之间自应长存“兄弟之情”。
英方派遣使团的直接目的是扩大贸易、保护侨商。对于一个工业化国家而言，谈论商品贸易并不需要遮遮掩掩，于是，国书中直截了当地指出，“毫无疑问，商品的交换可以为双方提供便利，促进工业发展和财富积累。”更何况，上帝赐予各地不同的土壤、气候、物产，就是要让彼此之间互通有无。在国书中，说明贸易往来实属天经地义。
国书提议向中国派驻使节，以消除商贸往来中的“一切误解与不便”，加强双方“牢固、持久的友谊”，形成互助关系。使节的职责，是“规管他们（英国侨商）的行为，接受针对他们的投诉，也接受他们认为受到错误对待时的投诉。”
乔治三世甚至提出使节对英商的裁判权：
“我已经严格指示大使，代表英国，指令拘捕一切有违贵国法律与秩序，或者破坏贵我双方和平与友谊的英国臣民，并使之受到适当的惩罚。”
此外，国书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分别介绍特命全权大使马戛尔尼和全权公使斯当东，包括他们曾经担当的职守，过去的功绩，获得的爵位以及各种荣誉头衔，表明他们是位高权重、睿智练达、值得信赖的英王代表。
乾隆得知英国人的要求后，深感不解，这是他第一次遇到如此不开化、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蛮夷。为教育英夷，乾隆给乔治三世写了封回信，断然拒绝英国想和中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请求，信中这样写道：“……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其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即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特此详晰开示，谴令贡使等安程回国，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尔邦共享天平之福……”
为了让英夷好好受受教育，乾隆命英国使团在回国前纵穿中国，以令夷人了解“天朝盛世”的“富强”。马戛尔尼回国后，根据他纵穿中国，对社会阶层的所见所闻，在提交给政府的报告书中作出了结论：中国科学极度落后，人民普遍贫穷，军队不像军队，腐败处处可见。他指出，“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极为短浅，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同时预言“鞑靼王朝将继续压制人民，并将发生变乱”。乾隆命英使纵穿中国，本是为让夷人震惊“天朝上国”的“富强”，但是，认真的英国人马戛尔尼并没有被清廷官府豪华的排场所迷惑，对所谓“乾隆盛世”得出了否定的结论。他归国后的报告，使英国开始掂出了清帝国的斤两。这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详细看一看乾隆对乔治三世的答复。
乾隆致英王乔治三世书（汉英对照）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咭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
You, O King, live beyond the confines of many seas, nevertheless, impelled by your humble desire to partake of the benefits of our civilization, you have dispatched a mission respectfully bearing your memorial. Your Envoy has crossed the seas and paid his respects at my Court on the anniversary of my birthday. To show your devotion, you have also sent offerings of your country’s produce.
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所有赍到表贡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远涉，推恩加礼。已令大臣带领瞻觐，赐予筵宴，叠加赏赉，用示怀柔。其已回珠山之管船官役人等六百余名，虽未来京，朕亦优加赏赐，俾得普沾恩惠，一视同仁。
I have perused your memorial: the earnest terms in which it is couched reveal a respectful humility on your part, which is highly praiseworthy.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fact that your Ambassador and his deputy have come a long way with your memorial and tribute, I have shown them high favour and have allowed them to be introduced into my presence. To manifest my indulgence, I have entertained them at a banquet and made them numerous gifts. I have also caused presents to be forwarded to the Naval Commander and six hundred of his officers and men, although they did not come to Peking, so that they too may share in my all embracing kindness.
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今尔国王欲求派一尔国之人居住京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
As to your entreaty to send one of your nationals to be accredited to my Celestial Court and to be in control of your country’s trade with China, this request is contrary to all usage of my dynasty and cannot possibly be entertained. It is true that Europeans, in the service of the dynasty, have been permitted to live at Peking, but they are compelled to adopt Chinese dress, they are strictly confined to their own precincts and are never permitted to return home. You are presumably familiar with our dynastic regulations. Your proposed Envoy to my Court could not be placed in a position similar to that of European officials in Peking who are forbidden to leave China, nor could he, on the other hand, be allowed liberty of movement and the privilege of corresponding with his own country; so that you would gain nothing by his residence in our midst.
且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驿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今尔国若留人在京，言语不通，服饰殊制，无地可以安置。若必似来京当差之西洋人，令其一律改易服饰，天朝亦不肯强人以所难。设天朝欲差人常驻尔国，亦岂尔国所能遵行？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断难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至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若云尔国王为照料买卖起见，则尔国人在澳门贸易非止一日，原无不加以恩视。即如从前博尔都噶尔亚（葡萄牙），意达哩亚等国屡次遣使来朝，亦曾以照料贸易为请。天朝鉴其悃忱，优加体恤。凡遇该国等贸易之事，无不照料周备。前次广东商人吴昭平有拖欠洋船价值银两者，俱饬令该管总督由官库内先行动支帑项代为清还，并将拖欠商人重治其罪。想此事尔国亦闻知矣。外国又何必派人留京，为此越例断不可行之请，况留人在京，距澳门贸易处所几及万里，伊亦何能照料耶？
Moreover, our Celestial dynasty possesses vast territories, and tribute missions from the dependencies are provided for by the Department for Tributary States, which ministers to their wants and exercises strict control over their movements. It would be quite impossible to leave them to their own devices. Supposing that your Envoy should come to our Court, his language and national dress differ from that of our people, and there would be no place in which to bestow him. It may be suggested that he might imitate the Europeans permanently resident in Peking and adopt the dress and customs of China, but, it has never been our dynasty's wish to force people to do things unseemly and inconvenient. Besides, supposing I sent an Ambassador to reside in your country, how could you possibly make for him the requisite arrangements? Europe consists of many other nations besides your own: if each and all demanded to be represented at our Court, how could we possibly consent? The thing is utterly impracticable. How can our dynasty alter its whole procedure and system of etiquette, established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in order to meet your individual views? If it be said that your object is to exercise control over your country's trade, your nationals have had full liberty to trade at Canton for many a year, and have received the greatest consideration at our hands. Missions have been sent by Portugal and Italy, preferring similar requests. The Throne appreciated their sincerity and loaded them with favours, besides authorising measures to facilitate their trade with China. You are no doubt aware that, when my Canton merchant, Wu Chaoping, was in debt to the foreign ships, I made the Viceroy advance the monies due, out of the provincial treasury, and ordered him to punish the culprit severely. Why then should foreign nations advance this utterly unreasonable request to be represented at my Court? Peking is nearly two thousand miles from Canton, and at such a distance what possible control could any British representative exerci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