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业生产在19世纪的上半个世纪，保持着很高的增长率，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25年间，英国棉织品的生产保持着每年6%～7%的增长速度。在30年代中期，棉织品的出口占英国出口商品总值的二分之一。
英国的工业分布，也不断发展，形成新的工业中心，包括英格兰中部的伯明翰郡附近的南斯塔福德煤田，英格兰北部的纽卡斯尔郡、兰开郡和约克郡，以及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和威尔士的南部煤铁产区。
在19世纪30～50年代，英国的铁路也有很大发展。在威廉四世时代的1834年，英国通车的铁路已有1900英里。
在铁路发展的同时，英国的冶金和采矿业在这个时期也有很快的发展。19世纪30年代初，英国铁产量年均为65～70万吨，在威廉四世时代的1835年，英国铁的年产量将近100万吨，1840-1841年更是达到了150万吨。
从19世纪30到50年代，英国产品的出口也有很大增长。1825-1830年，不列颠和爱尔兰出口商品额平均为3500万镑一年，到1845-1850年，平均出口额增长为6100万镑。
工业革命前，英国政府根据重商主义理论，实行禁止进口、鼓励出口的保护关税政策，对于谷物出口实行免税，并予以奖励。其目的是保证地主阶级和农民的利润，同时，1815年议会制定的《谷物法》作了一些禁止国外廉价谷物进口的规定。《谷物法》，使英国国内的谷物一直维持高价，它保护了英国农民的利益，却严重损害了英国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发起运动，以争取自由贸易为目的，力争废除《谷物法》，力求改变政府过时的经济政策。
新兴资产阶级提出了“自由放任”的口号，并且有理论支持，最早在英国提出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出版）出版两年后，当选为议员，进入英国议会下院，其自由经济理论得到了英国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热烈拥护。
与此同时，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争取实现自由经济政策的各种组织也纷纷出现。1820年，以曼彻斯特商会为据点形成了“曼彻斯特学派”，以科布登和布莱特为领袖，其成员包括商人和工业家，他们主张自由贸易，希望国家对商业和工业不要过多干涉，结束保护主义政策，特别是结束《谷物法》。
威廉四世时代，1836年底，在伦敦成立了“全国反谷物法协会”，协会成员包括自由主义和激进派议员乔治·格罗特和休谟等人。该协会的机关报是《太阳报》，它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一批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支持。
至19世纪40年代，英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中已出现了一些自由贸易的迹象。1823-1825年，曾任小皮特政府财政大臣的哈斯基森，作为内阁成员，进行了商业政策改革，他在1825年力主通过“互惠法令”，把这一原则扩大到所有国家，他还主持进行了关税改革，降低了几乎所有工业制造品的进口税。181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最后一次延期20年，到期后，1833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被最终取消，对华贸易改为自由贸易。
总之，威廉四世在位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急剧发展，近代社会结构趋于成熟，而辉格党和托利党两党的成分和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辉格党领袖约翰·罗素接受了自由贸易理论，自由贸易政策势在必行，而《谷物法》的废除也逐渐成为大势所趋。
5.改革年代
威廉四世在位时期的19世纪30年代，直到后来的50年代，英国社会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最后转变。英国的社会生活面貌在这个时期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工业革命的完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大发展创造了前提，同时也猛烈地冲击着旧的经济社会制度。在如此壮阔的时代大背景下，英国各种改革派别和改革运动应运而生，历史学家把这个时代称为“英国的改革时代”。
在各种改革运动中，反对非人道的压迫工人的工厂制度的运动早在18世纪末就已开始，到19世纪30～50年代，发展到高潮，并取得了一系列立法成果。“工厂立法改革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是托利党人和教会人士。早在1802年，著名的托利党议员罗伯特·皮尔就提出了“关于徒工的健康和道德的法令”，把棉纺织业徒工的工作日定为12小时。1815年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开始为争取童工每日10.5小时的工作制而努力。同时，工会领袖杜赫迪也积极地为改善工人的处境而斗争。1830年10～12月，奥斯特勒在《利兹使者》上发表文章，揭露了童工每天工作13小时的悲惨处境，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文一出，在英国社会中产生强烈反响，工人状况问题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威廉四世即位后， 1832年春，哈利法克斯、利兹等地的工人成立了“缩短劳动时间委员会”。1832年3月16日，萨德勒提出了10小时工作制法案。在议会中，托利党领袖阿希利积极支持这一法案。英国议会遂于1833年议会通过一项《工厂法》，规定，在13岁以下的儿童，除在丝厂准许每天工作10小时外，在其它纺织业部门中不得每天工作9小时以上或一周工作48小时以上。而凡9岁以下儿童，除在丝厂外，则不得在任何其他工厂劳动。13至18岁的青少年不得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或每周劳动69小时以上，13岁以下的儿童除劳动外每天应当学习2小时。
法令还规定设立巡回视察员4人，监督本法令的执行。此法令是一大进步，但是，此法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并未就此停步，他们继续推动更为彻底的改革。1833年10月，奥斯特勒的支持者创立了“工厂改革协会”，11月，欧文和菲尔登创立了“促进全国革新会社”，继续推进“工厂立法运动”。从1834年开始，“工厂立法改革运动”和“反对新济贫法运动”相互支持进行，后来，在1847年5月，10小时工作日的提案，在下院通过，并最终成为法令。“工厂立法改革运动”取得胜利。
从20年代末起，在伦敦和外省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工会组织和民主运动组织。英国这个时期的工人组织在思想上主要受到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此外也受到了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激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土地改革派的思想影响。英国工人运动兴起之时正值“争取1832年议会改革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工人阶级积极投身于这场政治民主运动，当时成立的各路工人组织如下：
1829年5月11日，在伦敦成立了“不列颠促进合作知识协会”，这是一个处于欧文主义影响下的伦敦地方的工会组织。
1830年，在曼彻斯特棉纺织工人进行了6个月的罢工斗争后，约翰·杜赫迪建立了“全国劳工保护协会”。它的机关报为《工会合作杂志》，后改名为《人民之声》，这是一个欧文主义的以经济斗争为主要目的的工会组织。
在1833年到1834年初，全国陆续建立了不少强大的工会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有“建筑工人工会”、“纺织工人工会”、“陶器工人工会”、“缝纫工人工会”和“西雷丁毛纺织工人工会”，令人不由得想起林祥谦和施洋来了……
1834年2月，在欧文的倡导帮助下，以这些行业工会为基础正式成立了“全国各业统一工会”，其会员在80万以上，机关报为《先锋》。这个组织在它的“纲领和宣言”中，把“说服统治阶级”，“使工人成为自己产品的消费者”，作为其任务，表现出纯粹经济斗争的方向。直到“宪章运动”在1836年以后兴起。
英国的工会运动，特别是产业工人的工人运动，主要以经济斗争为主，而“宪章运动”，则主要是政治斗争，二者不同，这是在了解英国历史时，需要注意的。
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宪章运动”的起源是这样的，1836年6月9日，一批伦敦工匠成立了“伦敦工人协会”，其领导人是著名的工人领袖威廉·洛维特。协会强调紧密团结城乡各工人队级中有知识和有影响的那部分人，采取适当的方式和态度来表达意愿，通过舆论，使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最终不必通过暴力或骚乱而逐步获得改善。协会主张通过教育、宣传等和平的方式来争取工人阶级的利益，通过选举制的民主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1836年10月，“伦敦工人协会”提出了普选权、秘密投票、每年召开一次议会、平等的代表权、取消对议员资格的财产资格限制等五项要求。11月，“伦敦工人协会”发表了题为“腐败的下议院”的通告，号召工人不要做有产阶级政党的工具。伦敦工人协会是技术工匠为主的组织，规定了入会费，只吸收“有智识和才能的”、“高尚和清醒的”成员，对文化有要求，认为没有文化的工人缺少教养，容易冲动，不利于实行该组织稳健的活动路线，其会员多数来自收入较高的手工业技术部门，如排字、书籍装订、钟表、马车制造、银器宝石业等，由于伦敦当时工业的发达程度远不如外郡的几大工业中心，所以，伦敦在19世纪30年代仍缺少工厂制度和产业工人，因而出现了技术工匠们的这个工会组织，并且影响很大。他们与产业工人不同，不搞经济斗争，而是从最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下手。
1837年2月28日，“伦敦工人协会”举行了首次大会，通过了“致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下议院的请愿书”。会议指出，工人阶级必须摆脱有产者阶级的政治领导，工人阶级的解放不能依靠辉格党和托利党，而必须依靠工人自己。一些下院资产阶级激进派议员也加入了工人阶级的民主运动。1837年5月31日，伦敦工人协会的代表和一些激进派议员达成协议，协会提出六项政治要求，即平等的代表制、成年公民普选权、每年召开一次议会、取消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无记名投票选举、议员支取薪金等。在会上，资产阶级激进派议员决定在议会中提出《人民宪章》1838年5月，六项政治要求以法案形式公诸于众，称之为《人民宪章》，此即为英国历史上“宪章运动”的发端。
以普选权为中心的政治民主要求，一直是工人阶级所追求的目标，因此，各个工人阶级民主派组织开始汇集到宪章运动中来。5月21日，格拉斯哥20余万工人举行大规模集会，要求实现《人民宪章》的要求。此后二十余年，宪章运动连续掀起三次高潮。
除技术工匠的“伦敦工人协会”外，由贫苦工人组成的“东伦敦民主协会”也于1837年1月29日成立。“东伦敦民主协会”与“伦敦工人协会”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东伦敦民主协会”的参加者不是熟练的上层技工，而是东伦敦的码头工人和一些下层贫苦工人组成，因而革命性和破坏性较强。“东伦敦民主协会”的宗旨是通过传播托马斯·潘恩所宣传的原则，他们除了要求普选权外，主要是提出经济要求，要求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取消童工劳动。
民主运动的发展，使得老一代民主运动人士托马斯·阿特伍德重出江湖。1837年5月23日，以阿特伍德为首的“伯明翰政治同盟”复兴。“伯明翰同盟”在“1832年议会改革”中居功至伟。阿特伍德出身托利党人世家，是伯明翰地方的银行家，阿特伍德在早期的政治活动中一直支持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19世纪30年代初，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日益强大，阿特伍德等人意识到应该联合工人阶级，以实现自己的改革计划。因此，阿特伍德开始在对群众的讲演中宣传“雇主和工人利益一致论”，宣扬“雇主应当和工人联手去敲政府的大门”1837年6月，该组织在纽豪尔山大会上宣布了它的纲领：要求男子普选权。
“宪章运动”开始后，“伦敦工人协会”和“伯明翰政治同盟”先后派人到各地去发动工人群众。1837年11月开始，各地工人纷纷建立各种工人协会和激进协会，而英格兰北部工业区的“宪章派”，他们不仅把普选权作为自己斗争的最终目标，他们更为关心的是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从1837年夏季起，奥康诺在英格兰北部工业区积极从事发动工人群众的工作。他和活跃在工业区的奥斯特勒、斯蒂芬斯建立了友好关系。这年5月，奥康诺提出在北方创办一份激进派报纸的计划，1837年11月，《北极星报》创刊，这是一份周刊，它为全国的宪章运动提供了一个讲坛，尤其满足了英格兰北部约克郡和兰开郡宪章派斗争的需要，受到各地宪章派和激进派的热烈欢迎。奥布莱恩参加了《北极星报》的工作，从1838年10月起，他在该报发表了许多充满战斗力的指导性文章。
“宪章运动”是英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独立的政治活动，这个运动共形成三次高潮：第一次在1836-1839年，第二次高潮从1840年到1842年，第三次高潮从1848年欧洲革命之年开始，持续十年，直至1858年。
在这里，顺便再说一句，除了“宪章运动”的三次高潮以外，英国历史上同样重要的还有三次议会改革，即前文我们说过的1832年第一次议会改革，1867年第二次议会改革，1885年第三次议会改革。
威廉四世时代前后，改革运动风起云涌，而各种经济学说也纷纷出现，为英国的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推波助澜，其中最为著名的两位经济学家，分别是大卫·李嘉图和边沁，他们是19世纪初影响最大的经济理论家。他们以他们的理论为工业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而摇旗呐喊。严格地说，他们生活在乔治四世时代，不过，威廉四世时代是改革最为激烈动荡的岁月，为一看当时的全貌，所以，不妨在此简单叙述一下这二位著名经济学家的思想。
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他的成名之作是《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发表于1817年。这本书全面阐述了他的经济思想，是一本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大成的学术著作。李嘉图继承亚当·斯密关于价值的学说，他在对亚当·斯密的批判中发展了他的理论，他把劳动分为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指出只有直接劳动才能产生价值，间接劳动只是把原有的价值转移到新生产出来的商品中去。他还认为，资本本身并不产生价值，而新的价值只能由活的劳动才能产生。
李嘉图重点研究产品分配，正是通过这些研究，他天才地看出了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中，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三大阶级的对抗。李嘉图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地主阶级，他站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认为地主取得地租纯粹是不劳而获，并且妨碍了工业的发展，而工业才是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他认为，地主阶级是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人的共同的敌人。
李嘉图以经济学说著称，而边沁则以政治学说闻名。杰里米·边沁（1748-1832年），出身于伦敦一个律师家庭，12岁就去牛津学法律，一生写了许多法学和政治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有《道德与立法的原理》《惩罚与奖励的理论》等。在这些著作中，他提出著名的功利主义政治学说，认为这是建立一个理想社会的基本出发点。
边沁认为，人的本性是避苦求乐，避苦求乐是一切人类行为的基本出发点，是自然的法则。而这种避苦求乐的天性就是“功利”，而功利就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动力。不过，每个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幸福时，有可能与别人的幸福发生冲突，因此，边沁提出他的学说中最有名的一个论断——“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他认为这既是判断个人行为的准则，也是评判国家行为的标准。在判断个人行为时，只要其行为不与这根本的准则相冲突，就应该被看作是合理的；而国家在制定自己的政策时也必须以此为标准，为社会上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限度的福利。
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为工业资本主义找到了理论基础。根据边沁的说法，一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幸福时，只要他的活动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有利，即使其出发点完全出于私利，他的活动也是合理的，而工业资产阶级在追求自己的利润时，情况正是如此。而国家如果推行有助于工业发展的政策，也能够取得相同效果。边沁坚决反对贵族地主的特权和商业资产阶级的垄断，主张自由竞争。
在边沁的政治思想中，国家除了能沟通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外，还具有能干涉个人利益的一面。他认为国家和法律就本质来说都是一种恶事，是万不得已才建立和制定的。但国家和法律必不可少，如果没有国家，则无法维护社会和平，没有法律，就不能保障个人安全。人们由于害怕受法律制裁，就不得不遵守社会准则，在社会许可的范围内行动。
另一方面，国家既有这种强制的性质，也就有可能超出范围，用强制的手段来妨害个人的幸福，所以国家的权力必须加以限制，使其保持在最低限度上，使其不能妨碍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所以，边沁认为国家的立法只应针对社会的事，而对私人生活方面，国家不应干涉，而应让每个人自己去处理。
除了李嘉图和边沁以外，英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也颇为有名，其代表人物是罗伯特·欧文。
欧文是英国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欧文不仅设计了社会主义的蓝图，而且进行了社会主义的实践。他意识到社会主义必须由工人阶级来实现，因此积极地投入并指导英国工人运动，是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欧文的思想对后来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有一定影响。
在威廉四世时期，除了各种经济理论以外，英国的金融活动也日趋活跃。1834年，又一家股份制银行“伦敦和威斯敏斯特银行”成立，此后，多家股份制银行纷纷成立，连同早期的英格兰银行，这些股份制银行，可以吸收大量资金，贷款给工商业的条件也比较宽松，它们广设分行，在乡镇也开设办事处，可以大量吸收游资，用以满足工商业的贷款需求，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经济的发展。
1833年，议会通过法案，规定只有英格兰银行可以发行钞票，英格兰银行日益具有中央银行的性质，并且越来越多地利用升降利息的办法来稳定金融，调节信贷，对英国工业在十九世纪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这就是波澜壮阔的威廉四世时代，不过，这些活动，与老王威廉四世实在关系不大，他作为君主立宪制度下的君王，对时局的影响，实在有限，而他实际上是一个海军老水手，对政治实在也没有过多的兴趣。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粗犷的人，却也是一个政治上平庸的国王。所以，其实，在维多利亚时代以前，人们经常用年份来称呼当时的各种事件，如1832年议会改革，而很少提及威廉四世，这与后来的维多利亚时代是完全不同的。
6.王位继承
1819年5月24日，英国王室诞生了一个小郡主，她是乔治三世的一个孙女，她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维多利亚。维多利亚出生后，其父肯特公爵去世，她2岁时，正宗的公主伊丽莎白去世，于是，小小的维多利亚，早早地就成为最重要的王位继承人。
老英王乔治三世生了不少儿子，共十五个子女，其中长子即乔治四世，三子就是威廉四世，早在1817年时，在乔治三世病重，后来的乔治四世担任摄政时，乔治四世的女儿夏洛特去世，他的那些兄弟王子们，虽然私生子不少，但自夏洛特死后，老王乔治三世的合法孙辈已无一人，好在老王的儿子多，那些还没结婚的王子们见此情景，纷纷突击结婚，打算生下一儿半女的，将来继承这个强大的帝国。其中，四王子肯特公爵生下维多利亚。而威廉四世的两个女儿还在他即位之前就已夭折，所以，还在威廉四世即位之前，还是小女孩的维多利亚就已经确定是帝国未来的继承人了。
维多利亚由母亲抚养长大。肯特公爵一去世，母女俩立即陷入生活拮据的困境。幸好维多利亚的舅舅，比利时王国的利奥波德王子，慷慨解囊，才解了她母女的困难。
公爵夫人从帝国在大陆的领土汉诺威，为女儿请来一位家庭女教师，对女儿精心培育。
威廉四世虽然对把君位传给侄女没有意见，但是，粗犷的海军国王，对他这位处处抠门、精打细算的弟媳妇却一百个看不上。威廉四世心地善良，粗犷豪放，是一位朴素的绅士。而那位弟媳，却是太过精明了，不但威廉四世看她不顺眼，她不知道的是，连她女儿维多利亚也对她隐忍已久了。伯父和侄女，流的是同样的德国贵族的英雄血。老王日暮西山，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就在眼前了。
威廉四世的正式称号是：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及汉诺威联合王国国王，宗教保卫者。他只称王，其实那时他的国家事实上已经是一个横跨数大洲的大帝国，不过，当时基督教欧洲唯一的正统皇帝只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威廉四世仍然只能称国王，直到维多利亚女王，才在基督教欧洲以外的印度称帝，称为不列颠印度女王，她的子孙们也都称不列颠印度皇帝，直到二战后印度独立为止。
作为乔治三世的第三个儿子和乔治四世的弟弟及他们的继承人，威廉四世是最后一个领有大陆汉诺威地区的英王。
在这位海军国王统治时期，英国的民主改革得以发展，对童工的使用受到限制，更重要的是，奴隶贸易被废除，而1832年议会改革当然更是威廉四世时代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不过，如前所述，尽管威廉四世时代的改革成绩斐然，但是，实际上，这些多是朝野政治家们和工人阶级的功劳，威廉四世对政治的介入实际上远不如他的父兄那样多。他在政治上所做的事不多，屈指数来，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他在1834年，违背议会的意愿任命了首相，另外，他在汉诺威颁布了自由宪法。
威廉四世有十个私生子女，而且大都长大成人，但他只有两个合法的女儿，夏洛特公主和伊丽莎白公主，她们都在还是婴儿时就夭折了，所以，威廉四世的侄女维多利亚早早地就成为英国王位的继承人。谁能想到，因缘际会，如此一个王室疏族小公主（如果按中国习惯，其实应该称郡主），日后竟成为威震世界的一代女王。
威廉四世夫妇都很喜欢他们的侄女，他们的另一个弟弟肯特公爵爱德华的女儿维多利亚公主。但是，威廉四世与维多利亚的母亲肯特公爵夫人却十分不睦。肯特公爵夫人对阿德莱德王后非常不尊重，这使得威廉四世非常恼火，他的愿望就是能活到维多利亚18岁以后，这样，维多利亚在即位时就已经成人了，不再需要摄政，她的母亲也就没有机会干政了。双方都在苦苦坚持，为了不让肯特夫人得逞，威廉四世虽然病得很重，但硬是坚持到维多利亚18岁过了一个月后才咽气。
1837年，72岁的老王威廉四世心脏病发，死于温莎堡。联合王国的王位为他的侄女维多利亚所继承。根据《萨利克继承法》，汉诺威从此脱离英国而独立，威廉四世的弟弟坎伯兰公爵继承了汉诺威的王位。威廉四世的去世结束了英国与汉诺威自1714年以来一个多世纪的联合。
尽管威廉四世没有合法的后代，但是，他遗嘱的最大收益人是他与多萝西的八个私生子女。后来，威廉四世的这些后代子孙满堂，其中著名的有后来的保守党领袖大卫·卡麦伦，著名作家和政治家杜夫·库伯等。
威廉四世统治的七年，波澜壮阔。民主改革使得下院崛起，上院衰退，这种趋势贯穿整个19世纪。1911年改革则使这种趋势在20世纪达到顶峰。
在威廉四世统治时期，王权是明显地减少了，尤其是在墨尔本内阁解散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次事件表明，国王对人民的影响力大为减少。在乔治三世时期，国王可以解散一届政府，再任命新的政府；解散议会，再由人民选举新的议会，如1784年和1807年两次解散政府。但是，到了威廉四世时期，情况就不同了，当他解散了墨尔本政府而授权皮尔组阁时，皮尔却难以赢得议会选举，而被迫下台。威廉四世明白，是民主改革，永远改变了英国的政治形势和力量对比，人民的地位大大加强了。威廉四世接受了这种改变，因为这种改变是对的。
伟大的民主改革和工业革命的高潮发生在威廉四世时期，他企图在改革排和保守派之间进行协调，使双方妥协，这一点，他没有成功，因为改革潮流是谁也阻挡不住的，不过，最终威廉四世成了一位拥护宪法的君主，这就是这位平凡君主的伟大之处。
伟大的维多利亚女王——达到极盛的第二大英帝国
1837年，英国新王维多利亚是个年方18岁的少女，她初登位时，英国人对她并不了解，辉格党政府的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写道：“几乎无人有机会对公主作出正确的判断，但我以为，她将是一个天下少有的人物，一定有坚强的意志。”新女王在即将继位之前的日记中写道：“既然上帝把我置于这个国家的王位上，我将尽力履行自己的职责。我尚年轻，可能在许多方面缺乏经验，但我肯定，几乎无人像我这样怀着为国为民的良好意愿和真切希望。”这是她将充分实现的诺言。
维多利亚女王，亦称维多利亚女皇，生于1819年5月24日，1838年，18岁的亚历山德拉·维多利亚登上英国女王的宝座，直到1901年去世，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在位时间长达64年。
1.初登王位
1838年6月28日，18岁的维多利亚正式加冕，坐着金光闪闪的马车，前往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参加加冕大典。紧张不安的维多利亚悄声问她的侍从：“求求你，告诉我，应该做什么？”
然而登基后不久，年轻的女王就向世人证明，这样的惶恐不安已永远成为历史。她虽然稚气未脱，却也有一些君主的天然权威。她决心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英国人民谋福利。女王很快就展现出她的政治才能。新任首相墨尔本子爵勒莫向女王建议，更换她身边的两个女侍，理由是两人的丈夫是效忠前政府的。年轻的女王这样回答：我不会换掉其中的任何一个，我对她们的政治观点不感兴趣，因为我不需要和她们讨论政治问题。
她很快做的另一件事，是摆脱母亲的束缚，要求和母亲分房而居。
维多利亚在青少年时期就熟知各种典章律法。她充分了解自己承担的义务。她从未试图修宪，也从不漠视政府做出的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官员们可以在女王面前敷衍了事。因为，女王深知自己的权力所在。在写给政府的诏书中，女王不止一次用威胁的口吻提到，如果政府不充分尊重她的权利，那么大臣们就有被免职的危险。
她一直对辉格党人颇有好感，尤其是她即位后的第一届辉格党内阁，令她非常满意。首相墨尔本子爵，如同她的良师益友。
维多利亚女王继位之初，英国出现了经济大衰退的初步迹象。北方工业区的形势不久便和滑铁卢战后的情况一样糟。1838年5月，格拉斯哥的工人举行了大规模集会，一些工人领袖发表了《人民宪章》。通常把这次工人集会，视为“宪章运动”的开始。一些史学家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宪章派像1832年以前的改革鼓动者那样，要求扩大选举权，他们要求每年召集一次国会，实行男子普选权，选区平等，取消以财产作为当选议员资格的办法，举行秘密投票和实行议员必须纳款的制度。
托利党领袖皮尔认为高效率的统治和开放的贸易政策是有效的补救办法。年轻的托利党人赞成他的看法，他们也和他一样，苦于国家的贫富两极分化。犹太血缘的年轻议员本杰明·迪斯雷利在小说中描写了这种两极分化情况。
辉格党的首相墨尔本子爵在1839年大选落败，提出辞职，但经维多利亚挽留又执政两年。他的魅力博得了女王的好感，他把待人接物的经验传给女王，同时使女王不猜疑他，因此，女王拒绝同她信任的首相分开。
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即位时，英国已经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为了满足国家寻找原料地和销售市场的要求，英国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广大的殖民地和自治领。
2.鸦片战争
维多利亚女王即位初期，英国与中国发生了冲突。英国与中国的贸易最早始于茶叶、丝绸的贸易，但是这些商品是英国市场上的奢侈品，而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使得英国的工业革命的产品毫无用武之地。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商人开始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倾销鸦片。1839年，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极大地打击了英国政府的倾销政策，1840年初，维多利亚女王在议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呼吁“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向中国发动战争。时任外交大臣的辉格党人帕默斯顿，也积极主张对华作战。当时的大英帝国，实力实在是独步天下，皇家海军告诉外交大臣，“只要英国一艘战舰，半个夏天就能消灭清朝的全部水师。”所以，英国决心对清朝开战。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
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涌现出牛顿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麦克斯韦尔，莎士比亚以来最杰出的文学家狄更斯，自由主义政策的先锋格雷斯顿和大名鼎鼎的外交家帕默斯顿，可谓人才济济。帕默斯顿这个名字，因为鸦片战争，中国人对他并不陌生，而他的那句名言更为著名：“大英帝国既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仇敌，只有永远的利益。”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帕默斯顿勋爵可以说是无人不晓。他于1830年首次出任英国外交大臣，先后担任外相长达十六年之久；又在1855年和1859年两次出任英国首相，直到他于1865年去世。在这三十五年当中，维多利亚女王的大英帝国的对外政策深受帕默斯顿的左右，其谋略之深远、手法之高妙、算度之精密，实难有人可与比肩。
1839年6月6日，辉格党和皮尔派，联合举行会议，其代表人物帕默斯顿、格拉斯顿、布赖特、拉塞尔等，联合组成自由党，而由迪斯雷利改组后的托利党保守派，也被称为保守党，自此，英国政坛呈现出比较清晰的两党政治的面貌。
3.皮尔的改革
1840年2月，一个陌生的德国人登上英国的政治舞台，女王与她的表弟亦即她舅舅的儿子阿尔伯特王子结婚。阿尔伯特王子是德国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的小儿子，他秉性正直，兴趣广泛，并有崇高的理想。他和女王一起度过了21年幸福的生活，这符合百姓的愿望。
维多利亚本来想学习伊丽莎白一世，为了英国，终生不嫁，可是，一见到阿尔伯特王子，她就堕入了情网，步入婚姻殿堂。
前面所说的维多利亚少女时代对她进行君主教育的另一位舅舅，比利时第一位国王利奥波德，也是一位传奇人物，正是他，一手促成其姐姐与英国肯特公爵的婚姻，诞生了一代女王维多利亚。当今的比利时王室，仍然是他的后裔。
起初，这个来自德国的王子，受到英国政界的广泛抵制，后来，他的精明沉稳，使得英国的政界人士对他刮目相看，英国的政党领袖们开始重视阿尔伯特的忠告，尤其是有关外交的忠告。女王是个刚毅之人，继位时坚定地站在辉格党的立场上。在阿尔伯特的影响下，她认识到自己应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至少在表面上应该如此，同时必须任用能够在下议院控制多数的人为首相。当然，这一原则并不能防止她对主要的大臣们有强烈的爱憎之分，她在私人信件中充分流露出这种感情，但是，在国家大事上，维多利亚女王和亲王一起树立了君主制的新规范，从此它一直是英国各代国王的行动准则。
阿尔伯特亲王，秉性正直，兴趣广泛，拥有崇高理想，后来在英国政坛，发挥了无限作用。
1841年，托利党领袖皮尔控制了下院多数，当选为首相。女王深深信任墨尔本，对皮尔则没什么好印象。但是，皮尔不久便以他的才干赢得了女王的信任。
在维多利亚女王的支持下，皮尔施展才能，这位大智若愚的首相，在执政以后迅速实行了许多很奏效的政策，在短短的三年内，就使英国从经济衰退中摆脱出来，恢复了繁荣景象。各种变革呼声也渐渐平息。
1846年6月25日，皮尔在辉格党和爱尔兰议员的支持下，推动议会废除了严重阻碍自由贸易的《谷物法》。反对皮尔改革的托利党保守派领袖迪斯雷利立刻采取了报复行动，在一次表决之后，19世纪最强大的一届政府最终结束。自从《改革议案》通过以来，皮尔比当时任何人都更了解英国的需要，而且有惊人的勇气改变自己的立场，以适应这种需要。诚然，他分裂了托利党，但这并不重要，如他所说，他对英国民族负责。只有大政治家才有这样的勇气。
皮尔执政的时代是工业迅速发展的时代，到1848年为止，英国已经修筑了5000多英里长的铁路，加速运输和提高产量成为风靡全国的口号。煤和铁的产量翻了一番，机器制造业也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所有这些事业不是由政府主持的，而是由个人兴办的，它们将使英国成为19世纪的世界头号工业强国。皮尔面对这种飞速发展的经济，有着充分地了解。他知道，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即将结束，英国在制造业方面行将达到首屈一指的地位，而自由贸易是制造业的必要条件。
维多利亚女王即位后不久，英国的公司也开始了如同银行那样的股份制改革，意味着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1944年和1856年，议会通过了两个《公司法》，规定股份制公司为有限责任。颁布《公司法》，与废除《谷物法》和《航海条例》一样，组成了英国自由贸易政策，英国的自由贸易突飞猛进，在当时，英国的出口产品，日益占有压倒性优势，英国的棉纺织品，金属制品，乃至英国煤，还有粮食，其产量和质量，都是他国无可辩驳比拟的，英国自信地大力推进自由贸易，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
1846-1847年间，在“宪章运动”的推动下，英国的政党政治，基本完成了从旧的贵族政治向新的民主政治的转变。
1850年初，皮尔在格林公园骑马时跌下来，受了致命伤。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政治领域的一大开拓者就这样与世长辞了。
1846年皮尔政府结束后，约翰·拉塞尔勋爵领导的辉格党人带领英国继续前进。拉塞尔勋爵的政府维持了六年，1848年，在欧洲其他国家王位倾覆、革命迭起之时，拉塞尔政府引导英国安然度过了危机。
英国人同情欧洲革命，而英国国内并未掀起大规模的骚乱。1847年，英国再次发生经济危机，1848年2月法国发生革命之后，已经平息一个时期的“宪章运动”又从法国的共和制尝试中得到鼓舞，也又一次受到了国内经济危机的刺激。有些人谈到要发动革命，最后他们决定向国会提交新的请愿书，重申宪章派的要求。宪章派于1848年4月在威斯敏斯特桥南一英里处的肯宁顿公地召集会议，他们的领导人提出向国会两院进军。政府采取了预防措施，调集军队和警察，不过并未大动干戈。威灵顿已经七十八岁，仍然是沉着冷静的总司令。他说，英国人是“一个非常温和的民族”，下雨的时候尤其如此。在那个春雨潇潇的日子里，当警察阻止示威者向国会前进时，为了避免引起大规模冲突，集会结束后，民众便在宪章派领导人的劝说下散去。他们的请愿书由三辆马车带到下议院。
4.世界博览会
欧洲革命很快过去了，强大而稳定的英国平安无事，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开始让世界为之震惊。在来到英国以后，他努力克服困难，对英国和他的妻子施加非常有益的影响。维多利亚读得很困苦的国事文件，阿尔伯特轻易就能理解并向她解释。她没耐性的时候，他以她的名义向大臣们发手谕，对国事作备忘、评论或建议。他是女王的秘密顾问。他经常参与她与大臣们的会面，影响力越来越大。随着维多利亚越来越对他的才智表示绝对服从，他也就越来越深地介入到一个庞大帝国的各种事务中去。
1849年，在利物浦新建的阿尔伯特码头开放以后，亲王看到蓬勃发展的英国工业、海上事业及其成果，深受鼓舞，于是热情地提出了举办博览会的计划。这个博览会将向全国和全世界展出各行各业取得的成就。它将超越国界，宣传国际自由贸易的好处，有助于争取世界和平。
阿尔伯特亲王冲破重重障碍，带领一个委员会艰苦地工作了两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世界博览会于1851年在海德公园开幕。主要的展厅“水晶宫”占地19英亩，它陈列着博览会的大部分展品，这是19世纪50年代的奇迹。尽管有人预言博览会注定要失败，但它却成功了。在六个月的展期内，每月有一百多万人前往参观。总共展出了1.4万多项工业技术和产品，其中有半数是英国人的创造。
事实证明，阿尔伯特亲王的计划是正确的。举办博览会的大笔收入用于文教事业。维多利亚女王说开幕日是“我们一生中最伟大，最光荣的一天”，她为阿尔伯特亲王战胜攻击者而感到自豪，那些人总是借机指责亲王干涉国家事务。
女王多次驾临“水晶宫”，和成千上万的民众在一起，唤起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博得他们的深深爱戴，英国国王从未受到人民如此坚决的拥护。英国人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世界博览会使英国人产生了自信心，这种自信心似乎比社会立法活动和进一步改革更有价值。作坊、矿山和工厂创造出各种财富，使英国人的生活逐渐好转。这是全国人民有目共睹的事实。
举办博览会的海德公园是英国最大的皇家公园。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地区，占地360多英亩，原属威斯敏斯特教堂产业。16世纪，英王亨利八世将之用作王室的公园。18世纪前这里是英王的猎鹿场。现在，女王又在这里举办了震惊世界的万国博览会。
至19世纪40年代，英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在伦敦举办的首届世界博览会，标志着英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
19世纪中叶，在世界上，英国在工业方面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到1870年为止，英国的煤炭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半数以上，生铁产量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外贸额接近七亿英镑，而同时期美国的外贸额为3亿英镑，法国3亿4000万英镑，德意志3亿英镑。20年以后，工业发展起步较晚的一些国家开始迎头赶上，而英国工业的发展步伐也并没有放慢。英国出口的主要项目纺织品在亚洲市场供不应求，庞大的冶金业和机器制造业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与此同时，批评家们也对这个正在形成的大生产时代作出迅速的反应。查理·狄更斯在他的小说中描写了穷人的凄苦境遇，对他们许多人所处的贫穷状态深表同情，鞭挞了残酷压迫他们的国家机构。
5.克里米亚战争
19世纪中叶，已经成为亚洲强国的俄国，一直对奥斯曼帝国的庞大领土虎视眈眈，同时也在悄悄地向印度方向扩张，这使得英国感到了严重威胁，同时，英国人对俄国反动的专制制度也非常反感。大多数英国人都意识到遏制俄国的必要性。
俄国与法国，也在近东的争夺上发生冲突，1850年，路易·拿破仑在圣地权利问题上，与沙皇尼古拉一世产生矛盾，路易·拿破仑向土耳其政府表示，希望恢复天主教在耶路撒冷的权利，尼古拉一世则表示反对，他表示东正教会在圣地应有更高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