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尼古拉一世向英国提出瓜分土耳其的问题，对俄国的野心洞若观火的英国人严词拒绝。
就在这一年，沙皇派海军大臣缅希科夫前往君士坦丁堡，要求土耳其承认沙皇有权保护土耳其帝国境内所有的东正教徒，这意味着土耳其帝国境内千百万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将处在沙皇的统治下，也就是土耳其帝国的很大一部分，事实上划归俄国统治，而英国政府在近东不断寻求的均势也会遭到破坏。
在英法的支持下，土耳其政府拒绝了沙俄的无理要求。俄军进占土耳其领土。1853年6月2日，为了对付咄咄逼人的俄国人，英国内阁命令海军开往达达尼尔海峡。拿破仑三世也派出一支法国舰队。
10月23日，土耳其对俄宣战，发兵渡过多瑙河，打到被占领土，对俄国侵略军发起进攻。1854年2月，尼古拉一世召回驻伦敦和巴黎的大使。3月12日，英法土结盟，3月26日，英法对俄宣战。克里米亚战争爆发。
奥地利和普鲁士联手，迫使俄国撤出其入侵多瑙河两公国的军队。
9月，英法土军队开始围攻俄国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
参战英军二万六千人，大炮六十六门，法军3万人，大炮七十门，此外还有土军5000人。俄国守军则有8万余人，并从军舰上拆下大炮迎战。
自滑铁卢战后，英国陆军多年未曾经历实战，战斗力不强，后勤供应很差，并且缺医少药，直到南丁格尔率领的几十名护士赶到野战医院后，才使局面好转。南丁格尔也因此被称为“战地救护之母”。
经过开始的苦战之后，英法联军得到支援，士气旺盛，1855年9月，在联军猛攻之下，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终于陷落。
此后，英法出现分歧，在战争中上台，带领英国打赢战争的帕默斯顿政府，主张继续进攻俄国，扩大战果，进一步削弱俄国，拿破仑三世则希望结束战争，以免英国继续获利。
帕默斯顿私下谴责法国主和派是“一伙进行证券交易的政客”，俄国慑于英国的实力和奥地利最后通牒的压力，被迫同意讲和。1856年2月，和谈在巴黎开始了。
3月底签订的《巴黎和约》，把俄国从拿破仑战争后一直占据的欧洲霸主的宝座上推翻下来，俄国从此在欧洲被迫处于守势，俄国被迫放弃了扼守多瑙河入海口的比萨拉比亚南部地区，也放弃了所谓保护土耳其境内基督教徒的要求。达达尼尔海峡又像战前那样，在和平时期禁止外国军舰通行。土耳其的独立得到各国的保障。
俄国在近东的扩张受到遏制，侵略气焰受到沉重打击，从一个横行欧洲的超级强国，被打回了欧洲以东一个普通强国的地位。
克里米亚战争的著名人物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小姐，其影响和模范作用具有深远的意义，根据1864年《日内瓦公约》而兴起的“红十字会运动”就是她的工作成果，在男子主宰一切的时代，她为19世纪的妇女争取到新的地位，这种新地位使国内的社会生活发生了革命，甚至使妇女产生了参加选举的愿望。南丁格尔主张改进女子中学，建立女子大学。她为实现这些目标而殚精竭虑。由于她的努力，女王的半数国民有机会接受春风化雨般的教育。
法国的离心离德，使得克里米亚战争成为英国在19世纪的最后一次结盟，此后，英国开始了长达46年的“光荣孤立”。
6.印度民族大起义
领导英国取得了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之后，年逾古稀的辉格党领袖帕默斯顿继续主持国政。除了托利党组阁的一小段插曲之外，他在1855年以后的十年里始终是英国首相。
同俄国签订和约以后，英国很快就遇到了另一次危机，印度民族大起义。
这次反抗运动的根源由来已久。19世纪初，英国的新一代文武官员来到印度。他们生活简朴，秉性正直，笃信基督，具有使次大陆基督教化和欧化的理想。他们在那里曾一度开创了成功的前景。寡妇自焚、杀害商旅和溺死女婴的现象受到禁止。印度上层人士和富有阶级能够接触到英国的文化。
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推行西化过程，是从1850年开始的，英国人建设铁路，宣传基督教，设立司法系统。这些举措客观上促进了印度的发展，但在强行推行的过程中激化了和印度原住民的矛盾，使原住民产生对东印度公司的不信任感。
英国人在阿富汗遭受的一系列失败和挫折是导致这次暴动的直接原因。好斗的锡克教徒长期控制着旁遮普邦，他们是一个经过改革的印度教教派，禁止吸烟，必须留着过腰的长发。一直约束他们的领袖兰季特·辛格死后，他们跃跃欲试，听到阿富汗人抗击英国人的消息更是受到鼓舞，决心碰碰运气，去进犯东印度公司的地盘。
1845年，锡克人渡过边界，在德里以北二百英里处被英军击退。英国人在那里建立了摄政团。3年以后，锡克教徒企图推翻摄政团。双方在旁遮普邦的奇利安瓦拉村进行了激战，三个英国团队丢失了军旗。不久以后，英军打垮了锡克人的军队，一雪失旗之耻。
英国人经过另外两次大规模的吞并活动，完成了在印度的扩张。印度河下游的信德邦，被查尔斯·内皮尔爵士所征服，他曾参加1812年的美国战争。内皮尔以绝对权威实行开明的统治。他以简单的手段对付烧死寡妇的做法，在每个柴堆旁立起一个绞刑架，并且说：“如果有人活活烧死妇女，我们就绞死他们。”信德也像旁遮普一样，保持了多年的安定局面。
英国吞并的另一个地区是在孟加拉边界的奥得邦，一个印度国王长期压迫那里的人民。英国的大贺胥侯爵在35岁时被任命为印度总督，他确信英国的统治和技术给印度带来了好处。在八年的任期里，他运用“绝嗣领土归公论”，把一些印度邦并入东印度公司的版图。根据这条原则，印度统治者死后如无本族继承人，他的领土便被没收。印度的习惯允许收养的继承人继位，这个惯例此时遭到禁止。大贺胥在奥得邦宣布：“如果英国政府支持一个给千百万人带来苦难的政权，它在上帝和人类面前是有罪的。”他在1856年废黜了奥得的统治者，接管了奥得邦。
此时，东印度公司的孟加拉军队管理非常混乱。它的兵源主要来自北方，其中大部分是出身高贵的印度人。这样的军队难以管理。婆罗门士兵不服从出身低贱的军官和军士，一个人在团队里的权力和影响往往取决于他的宗教地位，而不是取决于他的军内职务。公司里的英国军官也多半不称职，因为他们当中的出类拔萃之辈都愿意调到比较有前途的行政部门，留在团部工作的许多军官脱离士兵。公司需要出兵征服缅甸，军队却软磨硬抗。
面对这种情况，印度总督大贺胥终于招募到愿意前往任何地区作战的新兵，但是，部队却在津贴的问题上怨言不断。
在普拉西战斗100周年之际，1857年5月，在印度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民族大起义。这是印度历史上第一次由下层人民和部分封建主进行的抗英独立战争。起义持续了两年多时间，席卷了整个印度的六分之一领土，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参加了起义，这场独立战争沉重地打击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殖民统治。
爆发民族大起义的导火线是涂油子弹问题。1857年初，殖民当局用牛油和猪油做润滑油涂在子弹上，这带有明显的种族、宗教歧视，严重伤害了广大信仰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士兵的感情，军队哗变事件不断发生。3月29日，第三十四团一名士兵怀着对殖民者的满腔怒火，开枪打死3名英国军官，被处绞刑。这一事件加速了民族起义的爆发。
5月10日，驻德里附近的印度土兵首先起事，点燃了印度民族大起义的烈火。
8月，起义已扩大到了印度的东部和南部。
英军调兵遣将，全力镇压。英军收复德里以后，暴乱渐渐平息。印度中部的战斗持续到1858年底至1859年3月，起义被英国人平息。
起义以前的一百年是英国征服印度和建立殖民统治的时期，起义以后，英国为了加强殖民统治，而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撤销东印度公司，由英国女王直接统治印度；下诏书尊重当地王公的权利，调整了与封建主阶级的关系；彻底改组军队，增加英籍士兵人数；加强铁路、通信建设等。这些措施不但加速了印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也促进了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
1858年8月2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印度法案》，撤销东印度公司，设立印度事务部。
以宽厚著称的总督坎宁在11月1日宣布，维多利亚女王是全印度的君主。第一任代表国王的总督坎宁，是著名的外交大臣和首相乔治·坎宁的儿子。东印度公司的统治权被彻底解除，在几乎整整一个世纪以后，克里武向皮特提出的建议终于为英国政府所采纳，从此人人得到宗教自由和法律平等的保证。二三十年以后，印度人仍然频频回顾维多利亚女王在1858年的声明，视之如同《大宪章》。
对这次印度叛乱的规模不应估计过高。四分之三的军队没有参与叛乱，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地方受到影响。印度土兵以前也发动过叛乱，而这次叛乱的主力在数星期之内便被镇压下去。这场动乱并非全国性运动，也不是后来某些印度作者所说的独立战争，次大陆居民组成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主张和理想是很久以后才产生的。
英国人和印度人都犯下了可怕的暴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鸿沟从此逐渐加深。18世纪的悠闲气氛荡然无存，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变得公正而干练。社会有了很大进步，物质条件也大有改善。边界受到保卫，饥荒已经消灭，人口大量增长。印度军队得到复兴和改编，它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为英国作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那次叛乱期间的野蛮暴行和报复行动在两国人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消除的怨恨。
7.推进民主
1832年改革以后，英国政界形成一个规律，谁改革，谁就得到人民的支持，具体来说，也就是得到人民的选票，谁就能上台执政，民主已成大势所趋，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于是，辉格党和托利党，争相改革，以争取人民的支持。
帕默斯顿出任首相后，英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稍稍停顿，帕默斯顿认为，改革的主要目标已经实现了。在这些年里，激进主义在选民中没有市场。全国各地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激烈的政治波动也随之停止了。端庄和服从成为社会的时尚。绅士仍然受到敬仰，但白手起家的人也颇受尊敬。勤奋自助的原则，在中产阶级和许多工匠中间受到广泛的欢迎。
种类繁多的教派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有益的影响。数百万人经常到教堂做礼拜，他们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宗教争论至为激烈，有时甚至十分刻毒，不过这种斗争现在仅限于口头上，为宗教而进行内战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人们养成了容忍的美德。当罗马天主教会在英国重建主教制度时，伦敦出现了混乱和强烈的抗议声，但没有发生骚乱。
19世纪初，英国教徒中约有半数是国教徒，其他教派的影响也有所扩大。
自克伦威尔时代以来，人们的宗教感情从来没有如此诚笃，也没有如此普遍。但思想家们也被新出现的进化论所吸引，查理·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中，对这一理论进行了精辟的论述。进化论及其强调的有关世上生物适者生存的原理，有力地加强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乐观情绪，使人们进一步加深了人类必然不断前进的信念。
而政治上的改革，也正在积蓄力量，新的改革是任何人也挡不住的。
1858年，激进派已不满足于1832年的改革，其领导人休谟在宪章运动第三次高潮过去不久，就在议会提出扩大选举权的动议。拉塞尔也屡次在议会提出改革方案。
皮尔派介于辉格党和德比的托利党之间，其中最知名的代表人物是威廉·格拉斯顿。他在1832年进入国会，当时是坚定的托利党人，后来朝着自由党阵营进行了漫长的探索。
1859年，50岁的格拉斯顿加入自由党的阵营，从而结束了长期的探索。
这一年，还有另一件与议会有关的事，英国伦敦著名的大本钟，即议会大厦威斯敏斯特宫的报时钟，于这一年安装在议会大厦东侧高95米的钟楼上，钟楼四面的圆形钟盘，直径为6.7米，是伦敦的传统地标。
1865年，帕默斯顿去世，自由党领袖格拉斯顿和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在此后的英国政治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在互相竞争中，不断推动着英国的民主政治，其中，自由党格拉斯顿，更是民主政治的急先锋。
在那个改革的时代，改革是大势所趋，双方都推行改革，只是方式不同，力度不同。托利党政府的财政大臣迪斯雷利权衡利弊，觉得主动改革更为有利。他抓住时机，于1867年提出新的《改革议案》。
这一年的5月，《改革议案》通过。选区重新进行了有利于工业城市的划分，选民增加了近一百万，大约增加了一倍。这就是英国历史著名的“第二次议会改革”，也叫“1867年改革”。
甚至激进派也惴惴不安，因为他们不知道未受教育的群众究竟会采取何种行动。这片疑云马上就消散了。英国的这第二个《改革议案》，在英国的政治领域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新问题的确出现了，但是解决问题的新方法也随之而来。
1868年12月，在新的大选中，在举足轻重的新选民支持下，已经成为自由党领袖的格拉斯顿组成了皮尔时代以来最巩固的一届英国政府。
8.帝国的扩张
英国政府直接统治印度之后，庞大的印度，成为英国资本投资的重要领域，最重要的投资方向是铁路，至1870年时，印度的铁路已达7700公里。第二个投资重点是水利工程，水利是印度农业的命脉，控制了水利，可使印度农民与英国政府更好地合作，大大地增产粮食。印度在第二帝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拿破仑帝国被推翻以后，人们腾出精力，对世界偏远地区的扩张速度大大加快。
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偏远地区，基本上都由英国移民定居，以白人占多数。1791年，加拿大建立上下两省，上加拿大居住着来自美国的效忠英国的英裔居民，下加拿大，则居住着法裔居民。1840年，上下加拿大组成联合省。1867年，当时，美国南北战争已经结束，英国怕美国趁机扩张，于是，英国议会通过了《英属北美法案》，建立了“加拿大自治领地”。自治领地的行政权由当地政府行使，立法权则掌握在维多利亚女王和加拿大当地议会的上下两院手中。加拿大总督是女王的代表。1871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加入联邦，使联邦的领土扩大到了太平洋海岸。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其中的澳大利亚，原来是流放犯人的，1814年，最早的自由居民登陆澳大利亚，建立了后来称为维多利亚的殖民地，1827年，又建立了西澳大利亚殖民地，1836年，建立南澳大利亚殖民地，1839年，建立昆士兰殖民地。至十九世纪末，澳大利亚因出产羊毛，成为英国毛织业的原料产地。1900年，组成澳大利亚联邦，成为继加拿大之后的大英帝国内的第二个自治领地。
新西兰，则于1842年成为英国殖民地。
19世纪的后三十年，英帝国进一步扩大，在非洲获得大片领土。
1869年，随着苏伊士运河的通航，埃及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1882年，埃及抗英战争爆发，英舰封锁了亚历山大港，炮轰亚历山大，并攻陷了开罗，此后，英国银行家巴林，以总领事兼外交专员的身份统治埃及。由于当时是自由党执政，他们反对侵略，所以，英国虽然战胜，但并未直接将埃及并入英国，埃及成为英国的附属国，实际受英国控制。
19世纪50年代起，英国势力又开始进入与埃及相邻的苏丹。1872年以后，英国人贝克与戈登，先后任苏丹大总督。1881年，苏丹爆发起义，戈登前往平乱。1885年，苏丹军攻入喀土穆，擒杀了戈登。英国人暂时退出苏丹。1896年，英国人为将其在非洲的领土从南到北连成一片，再次进军苏丹。基钦纳出任英埃军总司令，统二万五千军队，征服了苏丹。苏丹从此处于英国统治之下。
在西非，至19世纪末、冈比亚、塞拉利昂、黄金海岸，尼日利亚，先后并入大英帝国。
东非的乌干达和肯尼亚，于19世纪末先后为英国吞并。
英国在亚洲也不断吞并新的领土。
1881年，英国吞并了婆罗洲（今加里曼丹）。
1883-1895年，英国建立了海峡殖民地，以新加坡为首府，统治马来联邦的四个州。
1886年，缅甸并入大英帝国。
9.国际形势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德国有50万军队参战，还有50万后备部队。二百年来，巴伐利亚在欧洲事务中一直支持法国，如今却投入15万军队帮助普鲁士同法军作战。这是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战争。法兰西民族以其特有的勇敢精神作战，他们的步兵武器丝毫不比普军的武器逊色。但是，他们在军事辩证法、运输和供应系统方面，尤其在参谋和训练方面，已经落后，不如普军。
战争很快结束。法国皇帝成为俘虏，皇后逃到英国。法兰西第二帝国被推翻了。
从秋天开始，德意志的外交官们一直在凡尔赛工作。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镜厅接受了其他德意志君主敬奉的德国皇帝的称号。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
早在普鲁士与奥地利交战时，英国首相迪斯雷利就对他的选民谈到了超脱于欧洲事务之外的好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确有远见，五年之后，英国置身事外，远远地旁观普法战争，从中总结方方面面的得与失。19世纪60年代，英国皇家海军有了强大的蒸汽动力铁甲舰，上面配有来复线大炮，射出的是炮弹，而不是霰弹。海军使用木船和帆船的时代终于结束了。皇家海军吸收了美国南北战争中的海战经验。在陆地上，英国陆军按照欧洲大陆的标准还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在战争中要发挥力量是毫无困难的。
普鲁士排除国内的重重障碍，经过蓄意挑起的三次战争，终于主宰了德意志全境，使德意志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两个民族之一。不过，其代价也是很大的。法国人积下了冤仇，决心雪耻，到处寻求盟友，以求帮助。1815年在维也纳确立的“列强协力维护欧洲和平”的思想一去不复返了。欧洲开始分裂，这对以后的世界格局，有很大影响。
在以后的年代里，欧洲强国渐渐形成两大阵营，这两大阵营的分歧发展成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而导致了20世纪的两次大战。英国迟迟没有意识到形势的变化。在格拉斯顿和迪斯雷利的时代，英国忙于国内事务以及爱尔兰和整个大英帝国的问题。直到德皇威廉二世免去俾斯麦的首相职务并大力奉行与英国竞争政策之时，英国才意识到德国人的威胁。
10.政坛双杰
19世纪后半叶，英国进入长期快速发展的时代，即进入了格拉斯顿和迪斯雷利担任首相的时代。这两位伟大的议会活动家在1868年到1885年之间交替掌权，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们的激烈较量一直占据着英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格拉斯顿声如洪钟，颇有感人的力量，迪斯雷利则神采飘逸，措辞严谨。
这两位政治家，脾气秉性大相径庭，彼此间水火不容，但是，他们都才华出众，为英国的发展，尤其是政治体制的改革，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格拉斯顿在1868年出任首相时，已经是老练的自由党改革家。为了与格拉斯顿竞争，迪斯雷利使出了自己的全部勇气和智慧，他在这两方面颇有天赋。许多托利党人并不喜欢他的改革主张，但他能以高超的手腕控制同僚。就统治政党的艺术而言，他是举世无双的。他长期被自己的政党束缚着手脚，最后却带领它在大选中获胜，得到他盼望已久的权力。
维多利亚女王的支持，对各政党是非常重要的。格拉斯顿成为首相时，维多利亚仍在为1861年逝世的阿尔贝特亲王服丧，过着半隔绝的生活。格拉斯顿企图加强君主的地位，出于一片好意，打算让女王的长子担任爱尔兰总督，可是女王对这一切十分反感。格拉斯顿始终对女王毕恭毕敬，却无法拉近他和女王的关系。
迪斯雷利却聪明得多，在阿尔伯特在世时，他就对其歌功颂德，以此赢得女王的欢心。阿尔伯特去世后，又是他，经常给女王写信，设法使她摆脱在丈夫死后所陷入的痛苦和孤独境地，使女王在沉寂十余年后，重新活跃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
格拉斯顿，却越来越使女王讨厌，他尽量不让公众知道他和女王的不和。他说：“女王足以毁掉任何人。”虽然关系并不融洽，他还是耐心地为女王效劳。女王本来是倾向于辉格党的，但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反感辉格党外交大臣帕默斯顿的外交政策。女王在位后期，信任并积极支持迪斯雷利，转而倾向于保守党了。
格拉斯顿1868年至1874年之间领导的内阁是，被认为是“历来最好的之一”，在他的积极推动下，这届内阁进行了一系列拖延已久的改革。这六年是黄金时代，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制，中产阶级终于得到了同他们的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权力。
格拉斯顿的上台适逢其时，大选的全胜和全国成熟的改革条件为他提供了机会。自由党团结一致地支持他。
由于选举权的扩大以及自由党的支持者普遍认识到教育的价值，全国各地办起了小学。这一成绩是辉格党政府推行的《教育法案》在1870年通过之后取得的。
随着教育的普及，英国政府机构杜绝了任人唯亲的做法。从此，只有通过考试竞争的人才能加入新的统治阶级，这种考试非常重视考生的知识。这时的晋升阶梯是能力，而不是财产和社会关系。次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取消了所有的宗教宣誓手续。它们接纳天主教、犹太教、非正统教派和不信教的年轻人。
长期以来，古老复杂的法律制度令诉讼当事人视为畏途，同时也是律师的觅食途径。法院合并以后，这套制度实现了简单化和现代化。《司法条例》的颁布，标志着司法领域长期的改革运动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最使格拉斯顿满意的是，政府奉行着紧缩开支和低税的政策。
克里米亚战争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伟大的威灵顿公爵的战略战术已经不适用了。普鲁士军队在法国的胜利使军政人士大为吃惊。人们开始对陆军部进行改革。这个任务由格拉斯顿的国务大臣爱德华·卡德韦尔执行，他是军队改革的栋梁之一。鞭笞制度被废除。《兵役法》缩短了服役期，这样可以扩大预备役军人的队伍。1871年，卡德韦尔采取了进一步措施。他经过同军方人士的激烈斗争，禁止了购买军阶的做法。
这些辉煌成就都是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取得的。然后钟摆便开始往回摆动，这在英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重大的改革总是触怒庞大的利益集团。经自由党的提倡而起草的《售酒特许条例》未获通过，它激怒了酒业利益集团，使他们和保守党结成了同盟。1874年2月，格拉斯顿被“杜松子酒和啤酒的洪流”冲下了台。
格拉斯顿领导的第一届政府在英国历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格拉斯顿下台后，强大敌手迪斯雷利趁机夺取了权力。
迪斯雷利提出了与格拉斯顿不同的主张，他致力于改善社会生活和新的帝国观念这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都是格拉斯顿的软肋。格拉斯顿对帝国从来不感兴趣，另外，他虽然慷慨激昂地保卫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但对他们的物质要求却全然不顾。迪斯雷利则宣布：“大臣应该考虑的首要问题是人民的健康。”
迪斯雷利在执政后立即着手履行自己的诺言。国会通过了《工会法案》，使工会几乎有了百分之百的行动自由，《工匠住宅法》是解决住房问题的第一个措施，《食物和药品销售法》和《公共卫生条例》终于使英国有了合理的卫生法规。迪斯雷利成功地使大多数保守党人相信，选民的真正需要包括改善卫生条件和住房条件以及自由组织工会，而且，保守党完全能够满足这些需要。矿工领袖亚历山大·麦克唐纳说：“保守党在五年里为工人阶级谋得的福利超过自由党执政的五十年。”此话确实有些道理。格拉斯顿为促进社会福利奠定了基础，但是，最终是迪斯雷利首先迈出了可观的一步。
保守党新纲领的第二部分，即加强帝国的部分，也很得民心。格拉斯顿在军事方面紧缩开支，在欧洲缩手缩脚，对帝国的兴衰漠不关心，英国人对此非常反感，他们日益关心大英帝国的强盛。迪斯雷利的方针完全适应这一新潮流。
1875年，英法两国争夺苏伊士运河的统治权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但是迪斯雷利政府一场设计巧妙的阴谋使英国获得了苏伊士运河的控股权，法国只能乖乖地退让。
1876年，维多利亚女王兴高采烈地被拥戴为印度女王，整个大英帝国都为之欢欣鼓舞，此后，我们可以称维多利亚为女王。
继莫斡尔帝国之后，印度再次建立了帝国，即不列颠印度帝国，这个帝国的皇位，为汉诺威家族代代相传。按照传统，在欧洲，只能有一个皇帝，即神圣罗马皇帝，其余的各国君主，都只能称王，严格说来，都是皇帝统治下的诸侯，英国国王，自然也不例外，但是，英国是一个大帝国，是世界头号强国，君主称帝，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只可在欧洲以外，所以，英国君主在印度帝国称帝。当然，像俄德那样在边陲起家的帝国，他们的称号，都有其民族特点，就另当别论了。
迪斯雷利以东方的方式或者说以神奇的手段扩大帝国，他强调帝国象征的重要性，重视帝国的门面，这一切都使他的政策放射出光彩。
1876年，东方问题再次爆发出来。波斯尼亚爆发了反抗土耳其统治的起义。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结成“三皇同盟”，它们建议强迫土耳其作出重大改革。迪斯雷利和他的外交大臣德比勋爵反对这些计划，他们说：“其结果必然是土耳其的解体。”
1877年夏天，俄土战争爆发，土耳其人顽强抵抗，但是，大批俄军仍然向达达尼尔海峡推进，英国公众的情绪则随之日益高涨。1878年1月，俄军终于打到君士坦丁堡城下。英国社会的反俄舆论达到了沸点。
英国政府于2月下令一支铁甲舰队驶入金角湾。这支舰队在马尔马拉海同俄军剑拔弩张地对峙了半年，
维多利亚女王不希望看到俄国势力深入到巴尔干半岛，她命令政府以武力和外交双重施压，迫使俄国做出退让。俄国的实力，与世界头号强国英国相比差得太远，英国的压力，最终使俄国在1877-1878年与土耳其的战争中的胜利果实几乎化为乌有。当时，俄国军队离伊斯坦布尔只有一步之遥。
俄国在巴尔干受阻之后，只得把目光从欧洲转到远东。客观地说，迫使俄国屈服的柏林会议为欧洲带来了三十六年的和平。
保守党政府在执政的最后几年遇到了经济危机，这此危机对工业影响很大，对农业则是毁灭性的打击。该届政府1880年3月垮台，在接着举行的选举中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格拉斯顿第二次组阁。
格拉斯顿和迪斯雷利为缩小贵族统治和民主统治的差别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都认为政府应该积极工作，1881年，迪斯雷利去世，那时，英国的竞选方式已与二十世纪基本相同。
1884年，以格拉斯顿为首相的自由党政府推动了第三次议会改革，政府争取通过了它的重要的《改革议案》。该议案使扩大选举权的运动臻于完善。根据这个议案，几乎每个成年男子都可得到选举权。这个议案获得通过，此次改革，使英国本土的选民人数在十九世纪末达到四百余万，从而基本实现了英国的民主政治。这是英国历史上最为精彩的一笔。
11.爱尔兰的阶级斗争
此后，自由派老将格拉斯顿宣布开始奉行“爱尔兰自治”政策。自从1840年的大饥荒以来，爱尔兰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爱尔兰农民，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农民，几乎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爱尔兰一直是个贫穷的地方，经过饥荒和向外移民逃荒之后，留在当地的人仍然挨饿受冻。英国政府的政策使爱尔兰人的境况进一步恶化。爱尔兰农民被当时的土地制度所压垮，他们痛恨这个制度，不仅因为它使地主有了近于绝对的权力，而且因为它没收了农民的土地。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格兰人不顾这种仇恨的情绪，对爱尔兰农民的反抗一味镇压。没有一项法案保护爱尔兰农民免受高额地租的盘剥。爱尔兰农民不肯离开土地，他们利用各种手段打击英籍地主。
格拉斯顿在第一次任期里解散了爱尔兰的新教教会，成功地消除了爱尔兰人对外来教会的反感。1880年他第二次组阁时，他认识到，必须使爱尔兰农民的租地使用权得到真正的保障
19世纪70年代末期，农产品价格下降，许多爱尔兰贫困农民交不起地租，因而被迫交出从地主那里租种来的土地，因而爆发了骚动。1879年，爱尔兰建立了“土地同盟”。这个同盟的宗旨是降低高额地租。
面对这种情况，格拉斯顿政府通过一项临时性的“补偿法案”。当上议院在1880年7月否决这个法案时，爱尔兰人立刻以恐怖行动作出反应。在那一年的最后一个季度里，发生了两千多起暴行。“土地同盟”在这个时期取得了很大成就。美国和澳大利亚提供的基金源源而来，地主收回土地的现象得到遏制。
此后，经过一番令人眼花缭乱的政党斗争，1886年8月，保守党坐稳了政权，从此将掌权达二十年之久，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例外。从1830年开始的自由党统治时期结束了。
1886年夏，在爱尔兰自治问题上的分歧，使自由党因此分裂，约瑟夫·张伯伦等人反对格拉斯顿的爱尔兰自治政策，托利党的索尔兹伯里政府遂与自由党内的反对自治派联手。这次自由党的大决裂使得英国政界进行了奇怪的组合，索尔兹伯里被迫接受张伯伦的部分纲领，以换取后者对保守党的支持。张伯伦则被拴在保守党的战车上，因此也只好放弃他以前的许多政策和意见。
索尔兹伯里在竞选时说：“爱尔兰所需要的是坚定不移、始终如一的政府。”他的侄儿鲍尔弗在1887年成为爱尔兰事务大臣。当时，农产品价格不断下降，爱尔兰农民在威廉·奥布赖恩和约翰·狄龙的组织下，开始执行“运动方案”，领导佃农要求减租，如果地主拒绝，就进行抗租，爱尔兰人以恐怖手段推行这个方案，政府作出了几点让步，同时颁布了《镇压犯罪活动法案》，授予行政当局绝对权力。鲍尔弗充分行使他的权力，残酷镇压爱尔兰人的反抗，而他在下议院为自己的残暴行为辩护时，表现出惊人的口才和智谋，因此迅速跻身于重要议员之列。
面对这种情况，一直主张爱尔兰自治的格拉斯顿立刻开始起草第二个《自治条例》的工作。1893年2月，他亲自提出这个议案。为了通过《自治条例》，八十四岁的格拉斯顿先后在85次会议上同张伯伦和鲍尔弗等人交锋。但是，他的提案最终在上议院遭到否决。因此，建立统一、自治而忠于英国王室的爱尔兰的希望化为泡影。二三十年以后，等待爱尔兰的是内战、分裂和南方脱离的命运。
12.工党的出现
1894年3月3日，即在格拉斯顿出任枢密院成员的五十二年半之后，他辞职了。阁僚们同他的分别至为感人，不少人落下了热泪。而早已看淡一切的格拉斯顿本人，倒并不觉得有什么可以留恋的。
唯一令老人感到安慰的是，在他离开政治舞台时，一直与他疏远的维多利亚女王在接见他时，客套地表示了惋惜之情，并邀请他们夫妇在温莎堡住了一晚，次日共进午餐。女王还安慰说，她从未怀疑过格拉斯顿的忠诚。
格拉斯顿在1898年去世，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民众领袖，他在重大道义问题上具有非凡的影响力，他有着宝贵的自由观念，随着这个一生为自由原则呐喊奔走的老人的离开，自由党曾经的辉煌，也即将走到尽头。
1893年，在英国出现了费边社，这个组织的发起人是一些社会下层的才能超群的年轻人，其中有西德尼·韦布和肖伯纳。他们开始传播一种实际的社会主义原则。他们对于组织新政党不感兴趣，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可以通过“渗透”现有政党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观念是实用的主义的，同马克思主义并不相干。
大多数工人正忙于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工会组织的成员一般只限于熟练工人和相对富有的工人。1889年，工资微薄的伦敦码头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实行每小时六便士的工资制。码头工人在社会的强烈同情和支持下取得了胜利，工会组织随后在不熟练工人当中迅速扩大。
全国各地开始出现许多社会主义的小团体，但它们的政治力量比较薄弱。
后来，由社会主义团体和一些工会发起的一次会议，于1900年2月27日在伦敦法林登街的纪念堂召开。会上决定成立劳工代表委员会，拉姆齐·麦克唐纳担任书记。这个委员会的目标是建立“国会内的独特的工会力量，他们将有自己的组织秘书和决策权”。工党就此诞生了。麦克唐纳将成为20世纪第一位工党首相。而那些社会主义者能够达到当时的政治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的努力。
13.帝国内阁
1895年，索尔兹伯里勋爵第三次组成强有力的保守党政府，他担任首相并兼任外交大臣，在党内和全国处于独一无二的地位。
自1881年迪斯雷利去世后，维多利亚女王就开始信任索尔兹伯里和张伯伦。
此时，索尔兹伯里已经不用正统的方法处理问题。据说，他在偶尔参加的社交场合，有时甚至认不出他的阁僚。他喜欢避居在哈特菲尔德的塞西尔家宅里，通过大量的亲笔信件来处理政府事务。公余，他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进行科学试验，他还喜欢沿着自家的园林驾驶一辆漂亮的三轮摩托车兜风。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权威和声望来自他在公开场合的言行中表现出的贵族式的自信神情。他的性格充分显示了贵族的政治传统。他对公众的呼声置之不理。在那个民主时代，这种冷漠态度竟然得到容忍，甚至得到赞赏。他的助手和最信赖的谋士是他的侄儿阿瑟·鲍尔弗，此人成为财政大臣。
投靠索尔兹伯里的自由党“反对自治派”的领袖约瑟夫·张伯伦，此时已经权势显赫，他自己选择了殖民大臣的职务。在政治生活中，人们所关心的是殖民势力在非洲大陆和亚洲大陆的冲突。
在张伯伦的主持下，英法两国于1898年6月签订协定，在西非确定了使英国人完全满意的边界。
1897年，英国举行隆重大典，庆祝女王登基60周年，十年前，英国也举行了庆祝女王登基五十周年的大典。
大英帝国各地的官员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伦敦，庆祝女王登基六十周年。之后，还举行了举行帝国殖民地会议，讨论帝国事务，加强了帝国各领土之间的交流。
14.英布战争
英国在战争的旋涡中进入了20世纪。英国向南非投入了近50万部队，这是英国有史以来向海外派出的最大一支军队。南非的冲突起初只是小规模的殖民冲突，不久便需要全国作出极大的努力。英国人对这场冲突十分关注，情绪也非常激动。自从《选举权法案》使每个成年男子对国家大事都有发言权以来，时间刚刚过去二、三十年。通过免费教育，每个人近来都能够了解形势，判断形势。发行很广的期刊开始在大众当中流传，把各种消息迅速传遍千家万户。知识的迅速传播和选举权的扩大并不像一些人所预料那样引起社会动乱和革命。相反，在南非战争期间，大多数英国人表现出爱国主义热情和支持帝国事业的激情。
国内公众普遍抱着支持帝国主义政策的坚决态度，他们为世界地图上用猩红色标出的辽阔的大英帝国领土而感到自豪，并对皇家海军控制世界七大海洋的能力确信无疑。欧洲感到嫉妒，大多数国家明确表示同情布尔人，并暗示要协力对付英国。但英国的制海权却迫使它们不得不改变了主意。
南非战争有着深刻的根源。两个内陆的布尔共和国，除了同葡属莫桑比克有一段较短的边界之外，四周均是英国的领土。
同为偏远地区，天涯海角的南非比美洲更荒凉。荷兰人在1652年采取行动。他们在力量最强大和文化最发达的时候，派三艘船去占领南非海岸。他们只想为公司的船只建立一个停靠港。那里的居民几乎都是印度公司的职员，二十年以后，南非海岸只有几十名自由市民。
到1707年，南非的自由市民已达1500多人。这些人并不都是荷兰人，有许多是受宗教迫害而背井离乡的胡格诺派教徒、德意志人或瑞典人，但荷兰人逐渐同化了他们，这个小型社会由当地的黑奴侍候并支撑着。
这个殖民地在18世纪不断繁荣壮大。到了十八世纪末，殖民地约有一万五千人口和三个殖民点。开普敦成为拥有五千居民的港市，兼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部，殖民者称之为“小巴黎”。第二个殖民点是好望角附近的一块沿海地带，宜于耕作，那里的荷裔农民过着原始而悠闲的小康生活。第三个殖民点是离海岸较远的一块带状平原，那里的荷裔边塞居民脾气暴燥，顽强不屈，自给自足，眼界狭隘，与世隔绝，反对文明政府的种种限制，这一批居民是十九世纪集体迁徙者和德兰士瓦省布尔人的先驱。
曾为世界一流大国的荷兰，逐渐被英国赶上，18世纪结束时，荷兰渐渐衰落，英国和法国崛起。拿破仑战争破坏了荷兰贸易，将荷兰船只赶出公海，推翻了荷兰国家政权。荷兰东印度公司宣布破产，荷兰再也无力保卫其海外领土了。当荷兰人被法国人打败，建立了附属于拿破仑帝国的巴达维亚共和国的时候，英国人于是把开普殖民地当作敌人的领土加以占领，最后根据1814年的和平条约，该殖民地正式割让给英国，英方为此付出600万英镑作为补偿。
起初，英国人没有遭到强烈的敌视，英国人没有蓄意推行英国国教，开普殖民地保持着大部分荷兰传统。
在东部边界，1779年，在荷兰人和班图人间爆发了战争，持续了百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