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尔：不平衡的边界》
作者：阿米许·拉杰·穆尔米
译者：唐澄暐
内容简介：
喜马拉雅山区族群的生命经历，摇荡在中国与印度的权力拔河中，强国夹缝中的内陆小国该往何方寻求出路？2020年六月，卡拉帕尼发生领土争议，印度责怪尼泊尔引起局势紧张，这时候的尼泊尔开始敢于为自己发声，与中国的关系也日渐加深。但在种种指控与政治上的装腔作势之外，这反映了一个新的现实：南亚的权力局势已经在重构，为中国腾出了空间。
尼泊尔转而求诸北方并非一夕之间发生的事。尼泊尔与中国的连结有着奠基于佛教的深厚历史渊源，可追溯至公元纪年早期。印度在2015年对尼泊尔展开非正式的封锁，给了尼泊尔与印度分道扬镳的动力，但尼泊尔早就渴望与北京深化关系，以反制印度具有压迫感的亲近。在中国对南亚和全球不断涨大的野心之下，尼泊尔如今有了一个新的重要双边伙伴──而尼泊尔人正在靠着中国的帮助打造通往现代性的路，不只在偏远的边界是如此，在城市里亦然。
针对尼泊尔对外关系的这个主题，这本书提供了深远细密的观察，而今日尼泊尔的对外关系，是由中国的世界强权地位所支撑。尼泊尔政治分析家阿米许．拉杰．穆尔米检视了一段段将中尼边界两侧高山族群紧系在一起的历史，分享从未被述说的那些关于藏人游击队、跨喜马拉雅商人以及失败的政变领袖的故事。他的这本专著同时包含历史与报导文学，既复杂又精彩，并且经过严谨调查，细腻呈现出两个邻近强国夹缝中的尼泊尔。
专文导读
潘美玲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目录
导读 条条大路通北京的尼泊尔 潘美玲
引言 良好平衡
第一部 边界地带
1 丝路上的商人
2 既不是尼泊尔也不是中国
3 喜马拉雅的一道栅栏
4 战争与和平
第二部 帝国阴影中
5 共产主义乘车行路而来
6 幽魂：尼泊尔的流亡藏人
7 两块巨石之间
第三部 状态更新
8 「跨越喜马拉雅的友谊」
9 有着尼泊尔特色的中国资本主义
10 条条大路通北方
后记 将来时
致谢
献给我们的父母
碧玛拉．哈达．穆尔米（Bimala Hada Mulmi）
阿南达．拉杰．穆尔米（Ananda Raj Mulmi）
普拉蒂布哈．哈迪卡尔．帕兰尼琵（Pratibha Hardikar Paranipe）
狄利普．帕兰尼琵（Dilip Paranipe）
也献给妮哈（Neha），没有她，这本书不可能写成
「我们能知道过去，但现在对我们是隐蔽的。」
——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
导读
条条大路通北京的尼泊尔
潘美玲
神秘古国的无声存在与扰动
尼泊尔是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古老国家，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国界的北边是中国，其余的国土都与印度接邻。该国地处内陆，以拥有世界第一高峰的圣母峰而知名。以印度教为国教，佛教圣地释迦摩尼佛的出生地蓝毗尼也在该国境内。传统上以农业经济为主，是亚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该国经济至今都还处于低度发展的状态，虽然积极发展观光旅游业和水电等基础建设，依然无法有效改善人民的生活，海外移工的汇款成为支撑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个国家基本上是一种无声的存在，由于被夹在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当中，除了二○一五年发生大地震酿成灾害而占有媒体的版面，是登山客、朝圣者的观光旅游目的地之外，几乎不受到世人的关注，因此被称为喜马拉雅山中的神秘国度。
当我在二○一○年间首次造访时，在首都加德满都机场目睹联合国的运输机，正在卸下大量的援助物资，提供给该国民众基本所需。在机场入关时，一般旅客可申请观光落地签证，但因为尼泊尔坚守「一中原则」，持有台湾护照的旅客就得排到另外的窗口填写一张「同意停留」（stay order）的表格才能入境。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博卡拉机场，没有国际机场的繁忙喧嚣，也没有将所有旅客包覆在巨大空调建筑体结构内，而是接地气小而美的宁静设施。简单如台湾乡下的公交车总站，只供小型螺旋桨飞机起降，地勤人员徒步用卖场推车载卸旅客的行李，飞机上空姐发给乘客的不是棉花糖而是两团白色的棉花，塞住耳朵阻隔噪音。十年之后，联合国的援助物资已经被来自中国的援助和商品超越，台湾旅客入境还是需要另外填写入关文件，只是英文改成stay permission。原先融入地景的博卡拉小机场已被新建的国际机场取代，拥有两千五百公尺长的跑道，可供大型长程客机起降的现代航厦，每年可以接收一百万名游客。这些改变只是这个国家近十年来重大变革的冰山一角，推动这些变迁方向的动力，都可归因于经济崛起的北方邻居——中国的影响。
人民视角的尼泊尔中国观
本书作者出生在博卡拉，目睹家乡近年来快速的转变，也见证了中国在尼泊尔逐步实现一带一路的战略。写作此书的目的，是要告诉世人这个条条大路通北京的尼泊尔新样貌是如何打造出来的。他采取的是尼泊尔的中国观点，而不是从中国人的角度观看尼泊尔，所要呈现的是尼泊尔的政府和人民面对中国所制造的「跨越喜马拉雅山的友谊」，会采取哪些选择／或被迫选择，尽管接受援助还是必须付出代价，但为何尼泊尔的人民却普遍认同中国的脉络所在。作者书写的内容采取两个面向，首先是尼泊尔与中国往来的历史，特别是在一九五九年西藏成为中国的领土开始，中国成为尼泊尔的北方紧邻之后所提供给尼国的援助，以及这些援助如何有助于达到中国在外交上所要设定的目标。其次，提供尼泊尔人民视角的叙事，同理在此过程中人民的日常生活与行事的动机，而不是从尼泊尔政府的民族主义角度，或者只归因到国际强权的支配观点。
本书写作的顺序并没有从政治核心或国家的首都出发，反而聚焦跨越喜马拉雅山脉的边界地带，因为这里才是权力板块重组的「震央」所在。尼泊尔由于地处内陆，印度控制着该国出入贸易的要道，英国殖民时代就被印度纳入国家安全体系。一九五○年代尼泊尔被迫签下《尼印商贸条约》让渡主权国家关税自主的不平等权利，而定义了双边的特殊关系。原先两国的时区同样比台湾时间慢两个半小时，尼泊尔政府在一九八六年将时区调到世界协调时间（Universal Time Coordinated，UTC）加五小时四十五分钟，刻意比印度快十五分钟的时间，宣示与印度断裂的决心。虽然尼泊尔极力要摆脱印度的控制，却引来印度的强硬措施，导致两国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以至于印度干预的力道越强，尼泊尔的不满就越高，造就了尼泊尔的政治人物只要采取反对印度的立场就能获取政治资本并从中得利。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九五○年代末期将领土推进到喜马拉雅山边，并将南亚纳入其国家战略之际，尼泊尔认为得到一张足以抗衡印度的「中国牌」。随着这场牌局的开展，中国制的商品铺满商店的货架，带来便宜又便利的生活，建造基础设施更实现了尼泊尔政府无法兑现给山民的承诺，人民欢迎来自北京的友谊与益处。但本书作者却感受到这个边界的不平等，因为喜马拉雅山脉两边的族群互动，传统上是尼泊尔和西藏之间陆路的长程贸易所联系，依着宗教信仰和社会关系的纹理延伸而盘固，牧民商旅的跨界自在日常。直到中国取代西藏之后，人为的国界与关卡取代天然屏障，人群按照国家划界以及公民身分编制，所有的关系都纳归于国家的治理，哪些人、进出的时间与路径全由中国单方所决定，在权力不对等的关系结构上，中国直接将尼泊尔的几公里国土没收，至于还留在尼泊尔的部分，根据作者的描述：「这里的国旗来自尼泊尔。其他的，则来自中国。」
从北京输入的软实力与锐实力
对于尼泊尔的政府和人民而言，中国是一个比印度更好的邻居，透过援助和合作带来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但这个经济崛起的大国实力，对于弱小邻国而言，却是在外交和经济往来时无法与其对抗的「强大武器」，因为「中国在执行计划时推动的是自己的利益，多过了尼泊尔的需求」。就如政治学者提到的「软实力」和「锐实力」，一方面透过文化与政治的影响力，吸引笼络政治菁英和社会大众，透过塑造论述与舆论操弄拉抬亲中政权与政治人物的地位，压抑批评的声浪，确保有利于中国的政策能够实现。另一方面则透过强大的军事能力，产生胁迫的作用，目的都是为了增加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控制力，并扩大国际上的影响力。
观光产业一直是尼泊尔吸引全世界游客的经济命脉，从公元二○○二年成为南亚第一个被中国官方认可的旅游国家之后，中国观光客开始成为该国争取的目标，因此构成该国经济的主要依靠。但来自中国的创业者挟着优势的资本抢得先机，甚至威胁到尼国中小企业的利基，中国则从此可以藉由鼓励／禁止民众出国旅游的手段，达到其在外交上的目的。表面上看似为了吸引中国观光客设计的佛教旅游，实则为地缘政治的一环，佛陀诞生之地被中国加以政治化，用来提升尼泊尔在佛教上的权威地位，以降低印度的重要性，并在未来的西藏宗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转世的议题上，加权尼国支持的分量。
挟流亡藏人与强权共舞的弱国策略
一九五九年西藏被中国并吞之后，上万名藏人流亡到尼泊尔，随着尼泊尔政权向中国靠拢，不再发给流亡藏人难民身分的文件，近四分之三的西藏难民成为无国籍的「幽魂」状态。尼泊尔为了积极配合中国的一中政策，在二○○五年关闭安置难民的达赖喇嘛代表和西藏流亡政府的福利办公室，压制藏人难民的入境以及自由表达政治意见的权利，甚至连庆祝达赖喇嘛生日的聚会都被禁止，任何反中的举动都会被视为现行犯加以逮捕。
作者点出流亡藏人在尼泊尔的困顿处境，尼泊尔当权派一方面将流亡藏人在尼国的存在，视为中国和尼泊尔关系进展的阻碍，另一方面又宣称受迫中国的指令而驳回美国安置这些难民的计划。然而，尼泊尔看似消极处理境内流亡藏人的态度，其实正是该国将流亡藏人当成人质，用来和中国强权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挟着弱势的难民作为索求强国给予利益的杠杆。
本书作者记录这场发生在古老神秘国度的巨变，以及已经造成的影响与未来可能的图像，其冲击的深远程度并不逊于二○一五年那场大地震，但却从未引起任何关注。从尼泊尔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而言，提供了一个受到中国的软实力与锐实力影响的案例1；从南亚的国际关系来看，「脱印亲中」的地缘政治正在重构喜马拉雅山区的权力板块。若将尺度放到环喜马拉雅山区域来看，将会是中国企图超越「西藏中心论」和「南亚视野」的框架，将传统的喜马拉雅山脉中心地区与东南亚、中国西南高地，也就是云南省，和其他地质上相连的亚洲高地串连起来2，并直达北京的权力中心。因此，尼泊尔目前选择的路径，改变的不只是公路或铁路的方向，同时也将可能牵动世界的未来。
潘美玲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关注难民、无国籍者的求生策略，长期累积在印度、尼泊尔的研究旅程与探访喜马拉雅山区的经历，在学术发表之外，也在「番石榴人类学」部落格书写「印度的西藏地图」专栏。
1.吴介民、黎安友编，二○二二，《锐实力制造机：中国在台湾、香港、印太第区的影响力操作与中心边陲拉锯战》。台北：左岸文化。?
2.郁丹，二○一七，〈序言：环喜马拉雅环境、生计和文化的连贯性〉，收于郁丹等主编，《环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编译文集1——环境、生计与文化》，页一—十四。北京市：学苑出版社。?
引言
良好平衡
一八九八年冬天，法籍印度学家西尔万．莱维（Sylvain Lévi）坐着十六人扛的轿子，沿着一条条从尼泊尔平原通到加德满都谷地及该首府的陡峭山道缓慢上行。当时莱维在印度学领域颇有造诣，但他始终想研究尼泊尔，因为他认为，该国有史以来都处在南亚、中亚和东亚影响力的十字路口上。1莱维不像当时其他东方通那样，开始把吠陀（Vedas）传统当做印度文明源头来强调；他相信的是历史进程。他主张，印度历史不能孤立审视，不能不看它和亚洲其他地方的文化互动。2
莱维于一八九八年一月八日离开加尔各答，在转了三班火车之后，于苏高利（Sugauli）下车，也就是一八一六年廓尔喀人（Gorkha）和东印度公司签署条约的地方。五天后，他抵达了昌德拉吉里（Chandragiri）的山顶，那是高两千五百公尺可从南方俯瞰整片加德满都谷地的山丘。「远方尽头和山坡上处处都是村落和耕地，而在环抱此地的群山之上，从东往西有一道连绵无缺口的白雪峰线。从这头看，群峰彷佛就在不远处，只要跨过三、四道谷地就到得了；而在山的另一边，就是西藏，中国的一部分（C’est le Tibet, un morceau de la Chine）。」3
当时，尼泊尔是由拉纳（Rana）王朝首相德布．珊木谢（Dev Shamsher）所统治，此人现在公认是统治该国的拉纳家族中心胸比较开阔的一位。莱维来不到一周，首相就召他进宫，打探他的学识底子。「［德布．珊木谢］以法语跟我讲起了《沙恭达罗》（Sakuntala）。他问我是否相信天众（deva）。」谈完后，首相指示下属协助莱维寻找手抄本和铭文。
接下来待在加德满都的三个月里，莱维会语带嘲讽地谈起山谷居民的卫生习惯（「但如果一个人张开眼睛，鼻子就得闭起来。加德满都把她的污秽堆在庭院中，而不是下水道里。」4），以及人们不愿让外人洞察他们的过往（「这些该死的人都藏起了他们的古物。」5）他就跟那时候大部分的欧洲探险家一样，把古物当成可交易的物品。（「因为手抄本有着美丽的古文字，我要是能以妥当价钱取得的话就会取走，因为每个持有一份手抄本的人，基本上都相信自己拥有一份宝藏。」6）他是他那时代的产物，带着帝国优越感的印记，而那种优越感便是殖民探索者的特色。
他于一八九八年三月离开加德满都后，于一九○五至一九○八年间发表《尼泊尔：一个印度王国的历史研究》（Le Népal: ?tude historique d’un royaume hindou），这本尼泊尔史的代表作，至今仍持续引导着当代学者。尽管先前欧洲已有学者写下不少著作——包括了传奇博物学者、住在加德满都的英国人布莱恩．霍奇森（Brian Hodgson）——但莱维的研究仍有独树一格之处：他透过西藏和中国文献，合并了多种尼泊尔史观，一路回溯到从公元七世纪写起的唐朝编年史。学界到那时都还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过去人们都透过印度的观点来观看尼泊尔，把它看成印度朝代史或印度文化的分支，而不关注它与西藏及中国的互动；即便到了今日，这种观点仍主宰着大众论及该国时的看法。
很遗憾地，莱维这种「把尼泊尔史当成受诸多因素和文化影响的演进过程」的史观在次大陆没那么受欢迎，当时英国殖民者鼓吹宣扬的，是透过单线本土主义的观点所看见的历史。帝国主义者往往把征服次大陆当作历史诸多事件的理所当然结果；这场征服企图把文明「带给」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所写下的「你们新捕获的、愠怒的人们／一半恶魔、一半孩子的人们」。准帝国主义者观点也支配了现代的论述，其中印度媒体所想象的今日尼泊尔对中国的关系，就做了最好的说明。就想想印度媒体在二○二○年五月印度——尼泊尔卡拉帕尼（Kalapani）公路争议之后的报导，以及媒体是如何地坚信，尼泊尔反对该路的唯一理由就只是中国要求反对而已。除了那些关于尼泊尔首相中了中国大使「美人计」的荒谬性别歧视谎言之外，「中国利用尼泊尔」等等的头条也都显示，印度媒体对于南亚各国居然有可能和印度以外的国家发展关系，是多么地惊讶。这也揭露了印度对于次大陆的一般论述所展露的无知；从道听涂说的证据来看，尼泊尔人对于当代印度政治社会的认识，一般来说是多过印度人对尼泊尔的认识。
历史观这么狭隘，就很难看见其他国家在次大陆上施加的力道，毕竟大势绝非一夜之间就能造成。尼泊尔在北边有了新欢，并不只是一条有争议的道路或者一张新地图造成的结果；这是一段历经数十年的过程，过程中印度持续在尼泊尔相关问题上犯错失焦，同时中国却稳定赢得了尼泊尔。尽管尼泊尔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损失与印度的政治经济联系，但就算是尼泊尔最偏民族主义的那群人，也一样坚信中国将在文化、宗教和社会领域内取代印度的地位。然而，没什么证据显示，形塑大众说法的印度政策或媒体曾经尝试去了解，是哪些细微的因素让尼泊尔当权者对德里（译注：指印度中央政府）的权力高层退避三舍。二元对立的古怪观点反而主宰了看法，而且因为印度对于整个南亚叙事的形塑有着压倒一切的全球影响力，尼泊尔观点便消失在印度新闻频道的一片嘈杂中，以及「次大陆其他国家该怎么与印度应对」这种准帝国概念的假设中。
莱维透过西藏和中国文件进行的研究，是从七世纪中国求法僧人玄奘的记述开始；玄奘写道，「尼波罗国。周四千余里。在雪山中。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人性刚犷。信义轻薄。无学艺。有工巧。」7玄奘的描述十之八九是基于传闻，因为他只造访了今日尼泊尔国的平原地带，但他的纪录让研究尼泊尔的历史学家能够准确辨认出鸯输伐摩（Amshuverman），也就是离车毗（Licchavi）王朝的一名首相（mahasamant），是六至七世纪加德满都王位背后的掌权者。因此，古尼泊尔历史就如历史学家维贾．库马尔．马南达尔（Vijay Kumar Manandhar）所言，是从「随便推测的东西」迈向信史。8
佛教是尼泊尔、西藏和中国这三个文明会出现传统互动的地方。有一则加德满都的创建神话就反映了这一点：来自中国的文殊菩萨，用他的火剑排干了最初的湖泊，并在此安顿了一路伴随他朝圣之行的法藏比丘（Dharmakara）王。「法藏比丘以中国为模范组织了尼泊尔：科学、知识、贸易、文化、礼仪、商业，全都按照中国的范例。」9
两边的当代领袖都援引了佛教方面的彼此连结，其中三位主要人物分别是五世纪前往中国的佛驮跋陀罗（Buddhabhadra）；七世纪时据说嫁给西藏王松赞干布（Songtsen Gampo）并把佛教传入西藏的布里库提（Bhrikuti，译注：又称尺尊公主）；以及十三世纪于忽必烈宫廷发迹的佛教雕刻家兼建筑师阿尼哥（Arniko）10。今日称作加德满都谷地的尼泊尔谷地，在一千纪（译注：公元一年至一○○○年间）的最后几世纪，以及二千纪（译注：从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头几世纪时，成为密宗（Vajrayana）的一个重要中心地。美国人类学家玛丽．施莱瑟（Mary Slusser）曾写道，「至少，有着紧密相连的佛寺网络的帕丹［Patan，谷地的三个城市之一］基本上成为了一个佛教大学中心，和孟加拉国、比哈尔（Bihar）等地著名的佛教中心别无二致。来自欧丹特普里寺（Odantapuri）、那烂陀寺（Nalanda）、超戒寺（Vikramshila）以及其他印度佛教学术中心的知识和教师，涌入了尼泊尔的佛寺。尼泊尔的佛教徒前往印度佛教中心学习，而阿底峡（Atisa）和宝护（Ratnaraksita）等教师又从那些中心来到尼泊尔。此外，数量不亚于印度的谷地众多佛寺，是吸引西藏人前来求得佛教指引的中心。」11
这样的文化交流是好几个政治因素合流的结果。西藏文化当时正发展成形；中国这边，唐朝和元朝的平稳使其能和南方有更多交流；而在尼泊尔这边，印度教的诸王替佛寺提供了王家的恩庇。当然也是有间断时刻：地震、内部斗争和外敌入侵都再三侵扰尼泊尔谷地，而西藏在朗达玛王（King Langderma）死去后，从九世纪开始分崩离析。中国这边也一样，蒙古人征服了唐朝衰退后分裂兴起的众多王国，进而建立元朝。但在这片大致稳定的政治风貌内，间断只是短暂反常行为，而那又必然导致人们跨越喜马拉雅发展更大幅度的交流。12随着佛教散布各处，且学者走遍遥远四方寻找手抄本，新的政治关系也跟在他们身后到来。
公元六四四年，唐朝军官王玄策随使节团顺道抵达尼泊尔，随行的还有一名先前参访唐朝宫廷的印度戒日王（Harshavardhana）婆罗门使节。当时的尼泊尔谷地是由离车毗王「那连德拉．德瓦」（Narendra Dev，《新唐书》称「那陵提婆」）所统治，他「配戴着珍珠、水晶、珍珠母、珊瑚和琥珀；他戴着金耳环和玉垂饰，还有一个装饰着佛像的皮带扣。他坐在群狮拱起的王座上。」13（译注：出自《新唐书》「服珠、颇黎、车渠、珊瑚、虎魄垂缨，耳金钩玉珰，佩宝伏突，御师子大床」。）今日人们大半不记得王玄策的旅程，但那趟旅程概括呈现了当时喜马拉雅山上及周边众多新兴政治单位之间美妙的权力平衡。
王玄策于公元六四八年（译注：亦有别处记载为六四七年）返回戒日王朝宫廷。但当中国使节团抵达摩揭陀（Magadha）的时候，戒日王已驾崩，而它的一名臣子那伏帝阿罗那顺（Arunasva，中文名出自《旧唐书》）篡位并袭击了使节团。「［王玄策的］箭用完了，［人们］都被抓了起来。此外，这些胡人还抢走了其他国家贡献的礼物。接着王玄策就一个人趁夜间逃走了。」14（译注：出自《旧唐书》「矢尽，悉被擒。胡并掠诸国贡献之物。玄策乃挺身宵遁」。）
王玄策成功抵达了「吐蕃」，也就是西藏，而该国派了一千两百名士兵给他和副使蒋师仁。尼泊尔王则派了七千骑兵给他。获得如此奥援后，王玄策回师摩揭陀。他围攻了茶镈和罗（日后认定为巴连弗邑［Pataliputra］的某处）三天。「斩首三千余级，赴水溺死者且万人。」15阿罗那顺遭擒，「虏男女万二千人，牛马三万余头匹。于是天竺震惧。」16（译注：出自《旧唐书》。）王玄策把阿罗那顺带回长安，战功上告宗庙，自己也获升任。
王玄策的使节团促成日后更多参访活动：佛教僧人玄太、道方、道生、末底僧诃、玄会，其中最后三人于公元七世纪越过恒河平原后，在尼泊尔过世。公元六五一年，那连德拉．德瓦派使者前往唐朝宫廷，但十世纪唐朝一灭亡，大交流热潮就结束了——至少暂停到十三世纪一名叫阿尼哥的年轻艺术家前往忽必烈宫廷为止。
阿尼哥之后，中国使节团就不定期造访当时群雄割据的尼泊尔山地诸国，但统治谷地诸国的马拉（Malla）王朝诸王，会透过贸易和宗教交流巩固他们与西藏的关系。此时随着西藏成为密宗中心，尼泊尔和西藏也经历了一场角色互换。尽管先前西藏僧侣会来尼泊尔的寺院研习，但到了十七世纪，反而会在青藏高原上找到尼泊尔僧人，尤其是在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17。「藏传佛教渐渐受到定居于西藏的尼泊尔商人和工匠支持，因为和当时在尼泊尔发展成熟的封闭体制相比，藏传佛教允许他们拥有多上太多的自由，」18玛丽．施莱瑟在此指的是加德满都谷地已经正式化的种姓架构。西藏僧人也会带头执行加德满都几间佛寺的维修工作；十九世纪时，英国人布莱恩．霍奇森就说到，谷地两间最知名的舍利塔（stupa）——斯瓦扬布（Swayambhu）和满愿塔（Bouddha）——的维修工作「几乎仅限于西藏人监管，而喇嘛是永久的监护人员。」19
在某种意义上，从一千纪期间发生的初期接触，到十八世纪廓尔喀历任沙阿（Shah）吞并谷地城邦，尼泊尔在这段时期里与西藏和中国的关系多半与政治无关，其焦点反而在贸易和宗教。尽管中国出现在尼泊尔统治者的想象中，但这两个文明的接触经历了好几段间隔时期。然而西藏就在隔壁，有了密宗和贸易分别做为宗教和世俗的连结后，西藏和尼泊尔谷地也越来越难分难舍。尼泊尔本身越来越靠近由噶玛巴（Karmapa）领导的藏传佛教噶举派（Kagyu）；其中又特别贴近和拉萨附近羊八井寺（Yangpachen monastery）有关的夏玛巴（Shamarpa）。尼泊尔历史学家拉美许．德杭格尔（Ramesh Dhungel）追溯这种传统至十五世纪，当时第四世夏玛巴在斯瓦扬布兴建了一间佛寺。20传统上的第八世夏玛巴，于一六九五年出生于加德满都东边的喜马拉雅山谷赫拉姆布（Helambu）。
尼泊尔商人与西藏僧人之间的关系又让这种交流更进一步。甚至晚至一九五六年，也就是西藏起义的几年前，噶举派领导者——第十六世噶玛巴——都还在知名内瓦尔族（Newar）商人巴朱拉塔那（Bhajuratna）死前不久造访他家。「他们一起礼佛并冥想的这阵子［指这周］，他人除了送餐进来以外，都不得出现在房内，」一本传记如此回忆道。21这名商人和法师的关系起于一九四七年，当时噶玛巴想要一只劳力士手表，而巴朱拉塔那便从卡林邦（Kalimpong）那边把表进口到了拉萨。
「尼泊尔和中国以及西藏的关系，在兴衰变迁中反映了中亚的重大事件。事实上，尼泊尔标示了中国在扩张顶点时影响力所能抵达的极限，」莱维如此写道。22在莱维仔细搜查中国和西藏数据源、寻找任何与尼泊尔接触的线索或纪录——「如今被中断，如今再度开启，如今被拾起来再度更新」——之后，他做出的结论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西藏各部族开始步入文明并成为有组织国家的那一天开始」。莱维做出如此结论后，或许就因此成了第一个认识到尼泊尔会求诸北方的欧洲学者。
一直到十八世纪中期，尼泊尔都还是山地诸国的集合。接着，来自廓尔喀这个山地国家的沙阿王「普利特维．纳拉扬．沙阿」（Prithvi Narayan Shah），展开了一场野心勃勃的军事行动。过去仅代表加德满都、巴克塔普尔（Bhaktapur）、帕丹三个城邦所在之谷地的地名「尼泊尔」，到了十八世纪末，已成为今日所见的现代政治体。尽管一八一四至一八一六年与东印度公司交战，导致领土遭鲸吞蚕食，但内部的政争最终还是于一八四○年代让江格．巴哈都尔（Jung Bahadur）统治的拉纳王朝崭露头角。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里，除了一个短命政权在行刺中结束之外，江格．巴哈都尔么弟的子孙们个个担任首相统治了尼泊尔，而沙阿王的王权则彻底遭剥夺。有了英国人当盟友，拉纳的权威可说至高无上。然而，一九五○年，拉纳一族在一场人民革命后，把权力让给了沙阿王特里布万（Tribhuvan）。这名国王背后有印度独立后第一任首相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撑腰，同时，一群后来组了尼泊尔大会党（Nepali Congress）的杂七杂八理想主义革命分子，也发动了一场反抗拉纳统治的武装斗争。接着尼赫鲁谈成了一个协定，让国王得以重新掌权。
了解印度与尼泊尔关系的关键，就在于英国人是怎么看尼泊尔，也在于英国人怎么藉由控制尼泊尔的国防外交事务，而在加德满都宫廷有着扎扎实实的影响力。英国人透过一份一九二三年的条约，首度承认尼泊尔为独立国家。在那之前，殖民当局对该国的态度，可以用总督寇松侯（Viceroy Lord Curzon）一九○三年写给国务卿的信件来概述：「和其他土邦相比，［英国与尼泊尔的关系］最近似我们与不丹的连结……应该要认为尼泊尔正归属于我们独有的政治影响力和控制之下。」23英国保证让拉纳统治尼泊尔，而拉纳一家则为名声响亮的廓尔喀兵团提供士兵，有超过二十五万尼泊尔人在两场世界大战中战斗。该王朝也提供木材和其他自然资源给英属印度，来累积自身财富。
一九二三年的条约是一九五○年印度尼泊尔协议的基础——而尼泊尔至今仍认为该协议不平等。由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主政的后殖民印度，想要一种特殊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是让三个喜马拉雅山区邻国（尼泊尔、不丹和锡金）全部涵盖在印度的保护伞下。尽管它坚持这三国主权独立，但这之中还有玄机。尼赫鲁在一九五○年对印度国会的同一场演说中，把喜马拉雅概述为印度的「壮丽前线」，概述了在他想法中独立印度与尼泊尔的关系会是如何：「过去我们继承许多英国统治时期的好东西，也同样继承了许多坏东西；而我们与我们邻国的关系，有时是以一种英国政策式的、英国帝国主义式的膨胀阶段而成长……想当然地，也很坦白地说，我们不喜欢，也不打算去喜欢，外国对尼泊尔的任何干涉……所以我们的关系是亲密的，没有其他哪个国家跟尼泊尔的关系可以同等亲密，每个其他国家都得要了解并体认到，印度和尼泊尔在地理上、文化上和其他面向的这种亲密关系。除非了解这个事实，否则别无出路。」24
尽管印度和尼泊尔在宗教、文化和经济上的关系，无疑就是构筑政治关系的支柱，但让尼泊尔领导者们从一九五○年开始恼火的，就是这种关系的「特殊」本质。那些曾经统治过尼泊尔的人——尽管其中许多人是因印度支持才掌权——认为印度威胁他们的统治地位，因而鼓励反印度主义，来巩固他们在加德满都的地位。而印度对自身主张——如果尼泊尔想要特殊经济关系，就必须一并承认特殊政治关系——则是毫不让步。尽管如此，尼泊尔的君王和政客长久以来都鼓吹反印度主义，把那当做一种有效且受欢迎的对策，以对抗他们感受到的印度干涉国政。虽然德里后来会指控尼泊尔打「中国牌」策略来抗衡印度影响力，但要到二十一世纪的头几十年，这张「牌」才产生真正的结果。
如今，当代印度有充分的理由，对于自己在尼泊尔和南亚的影响力及首要地位都输给中国感到不安。尽管这有一部分是中国对其邻国有着全新野心的结果，但印度在毛主义者冲突后的过渡期间，对尼泊尔政治事务的微观管理（以二○一五年的封锁为其极致），是尼泊尔领导者指望北方的一个关键论点。在这几十年间，中国在尼泊尔的认知中，一直都是个「比较好的邻居」；领导者和一般民众都拿北京对尼泊尔主权的尊重以及它提供的援助和补助计划，来说明北京为何比较好。但更仔细解读就会发现，之前北京都要等加德满都处理了它关心的事情之后，才会很仁慈大方。尽管如此，尼泊尔的这种认知仍然不变，而这种认知的基础，就是印度多年来操弄尼泊尔政治的行为，加上德里多年来自己培育了一群利用反印度主义巩固权力的加德满都菁英。上述这种情况，再加上尼泊尔统治者长久以来都有一种倾向，会把一九五○年条约指为两国不平等关系的根源，便让中国到头来成了理所当然的别条路——北京长久以来都了解这情况，且如今正从中获利。
传统上，后殖民印度学术圈研究南亚时，都把次大陆的历史视为被英国征服的印度的历史，只有在国家安全或政治方面的主题上才把镜头转往其他国家。像这样的学术圈在无意识间借用了目中无人的帝国观点；它从一个「印度优先」的视角观看整个区域，而这种视角多半忽略了那些让该国在此地区取得文化经济重要性的细微差别。
本书试图仔细审视那段「喜马拉雅和南亚」跟「西藏和中国」来往的鲜为人知的历史，来矫正这样的观点。人们一直透过帝国那种探险念头，来盲目崇拜喜马拉雅地带，但那种念头并不承认喜马拉雅境内众多社会的动力；过去那些社会一直都随着季节更迭持续互动并相互交易，这样的模式一路复制到了当今。西藏过去都被当成「香格里拉」来看待，因为宗教灵性而遭到神话化、并为人称赞颂扬，但也仅止于此。自从一九五一年中国并吞西藏并对外封锁后，这样的香格里拉幻想就转移到了尼泊尔，也就是手头上最邻近西藏的复制品。就如人类学家马克．利希蒂（Mark Liechty）所记录到的，尼泊尔变成了一个影子西藏，一个挪到了喜马拉雅方便抵达侧的香格里拉。25
为了反制这种论述，本书研究两条平行的叙事。首先，本书研究尼泊尔与中国来往的历史，尤其是一九五○年以后的部分。本书接着要观察的是，中国自从一九五○年入藏，不再是远在天边的皇帝，而变成尼泊尔的隔壁邻居以后，如何影响尼泊尔的众生。拉萨当下与北京的关系充满了来自两边的极端看法，但我们若要理解西藏政治地位，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以一七九二年清国出兵廓尔喀为句点的一连串边界纷扰，增加了清廷对西藏事务的政治掌控。清代驻扎在西藏的「昂邦」（满语的驻札大臣），在西藏的内外政事上都获得较大发言权（我们会在第四章见到这情况）。然而到了十九世纪中期，清廷受困于太平天国之乱以及鸦片战争的后续余波，完全没办法控制拉萨。最能证明清廷此时鞭长莫及的，就是一八五五至一八五六年西藏与首相江格．巴哈都尔领导的尼泊尔交战时，清廷无力保卫西藏。到了二十世纪初，当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正拚命站稳脚跟的时候，西藏趁机夺得了独立国家的权力。这便是一九五○年十月中国部队入藏前的当地情势。一九五一年签订的十七条协议，确认了中国对西藏有统治权，但流亡藏人主张，中国共产党自己在头十年里就违反了条文。
我在此想提出的论点是，在进入前现代时期之前，尼泊尔和北方的连结，都源自尼泊尔与西藏在政治、经济和宗教方面的连结。地理的现实让西藏继续担任尼泊尔通往中国的主要窗口。得要到一九五○年以后，中国才成为紧贴尼泊尔隔壁的邻居。因此，举凡论及一九五○年以后的西藏，都会遵循如同今日这般的现状。
本书便是以此为背景开始的。
本书也试图厘清中国过往至今持续形塑尼泊尔众生的众多方式。这不是要拿来跟对印度关系比较，而是要探究尼泊尔这国家和一般尼泊尔民众是怎么看待北方的。尽管经济和社会宗教连结在现代尚未到来前驱动着各种关系，但从现代开始，却是政治在驱动关系。我打算做的是，观察历史形塑当下的多种并行方式，还有各国改变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动机和欲望的方式。
藉此，本书试图收复迄今仅从全球强权的有利观点来描述的全球南方史。在南亚尤其能感受到这一点；在这里，大部分关于中国的书籍（又尤其是由印度作者所写的书籍）都因为一九六二年战争而强调印中关系的安全面向。26尽管应针对中国与我们这一带相连结的众多方式进行更客观的分析，但上述那种广受欢迎的国家安全导向论述，却对这种分析造成损害。而且，虽然因为印度在今日尼泊尔对中国看法上起的作用，以至于要摆脱尼泊尔观点中的那种「两块巨石中间的甘薯」论调其实并不容易，但我想摆脱历史的民族主义叙述，去揭露一种人民的视角，而这种视角所揭露的过去就跟揭露的现状一样多。
同时，我并不打算包山包海详述尼中关系的一切；完全没这打算。中国的援助计划和援助史会比较简略处理，因为驱使我进行相关书写的论点，是「援助总与外交政策目标保持一致」。我也不会详述中国在经济上的投入（其中以基础建设投资和一带一路倡议的结构体制最为重要），反而会藉由精选的案例研究，来专注于更大的格局，好了解这样的投入是怎么形塑了尼泊尔对中国的看法。
我也将透过尼泊尔的观点，试图辨识出当代的英语世界对中国的描述有什么微妙差异之处。全球强权的角力没留多少空间给尼泊尔这种小国家，它们常常基于临时成立的目标来跟这种小国往来，而当小国不再符合强权利益时，双方的关系就会切断。就以美国和西藏的关系为例。美国先是支持藏人抵抗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吞，冷战期间甚至以对抗共产党为掩饰，去资助一个武装反抗团体，而到了一九七○年代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就顺手撤出了。但当国际强权形塑当地领袖及社会的观感时，在国际关系上的目光短浅其实往往对强权的长期利益有害。
在这里也想想以下这件事：从一九五○年的尼泊尔革命以来，印度一直是尼泊尔每一次重大民主变革的关键中心。然而，它却没能从任何一次变迁中得利，其中二○○六年的革命，还制造出让印度在尼泊尔境内影响力弱化的条件。印度责怪尼泊尔领袖忘恩负义，回避自己失策犯错的责任。但只要德里仍然只从国家安全的观点看尼泊尔，并持续培养只求自保的加德满都菁英，那么，它就会在该国继续失去立足点。
此外，动笔写作本书时，我更尝试远离过度简单化的二元对立观点，最主要就是当代由美国领头的、认为中国「邪恶」的西方观点。在这方面，那些居住在尼泊尔境内的喜马拉雅山区、说藏语、和藏人有亲属及其他关系、承认中国正在各处迫使西藏文化与人民臣服、相信达赖喇嘛但又以自己的一套方式与现代中国来往（也因为没什么其他方式好选）的藏族居民，是我学习讨教的对象。我没有要为中国在西藏（以及更后来在新疆）的人权恶行开脱，也没有要替中国与外国政府交涉时的缺乏透明度辩护。事实上，中国看待西藏和西藏人民的方式，或许在西藏本身之外，就是在尼泊尔最能被了解。尽管国际间的人权义务还能迫使加德满都必须承诺给予一定程度的保障，但加德满都与北京在流亡藏人的议题上，已经进入了一种交换条件的关系。尼泊尔为了回报日渐增加的援助以及国家安全保障，镇压了所有流亡藏人的政治表达和抗议活动，也打压了他们的文化表现形式。今日，该国的流亡藏人就算还有建立身分认同的手段，也已所剩无几。尼泊尔的大众说法不去谈他们——这又是一个中国在尼泊尔的「成功故事」。然而，就跟过往一样，当代双边互动是透过西藏的地理所形塑的。
但也要跳脱西藏观点来了解中国。为什么对尼泊尔这类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菁英来说，北京到头来成了比较吸引人的选择？为什么即便中国破坏了西方自由民主秩序，那一类国家仍愿意和该国打交道？在这里，北京尊重各国主权的论调带给其他国家一个重要的教训，其中格外重要的是，它对于施加于全球南方诸国内政的外国影响力非常敏感。国际的自由秩序被民粹主义所削弱，同时，身为上述国际秩序象征的美国，它那种越来越单边主义且孤立主义的对外展望，又弱化了像联合国这样的多国机构。相比之下，北京态度暧昧、愿意和非民主制度打交道，又自称不干涉内政，都使它在全球南方政治菁英的眼中，就跟它承诺的经济转型一样吸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