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美国也于二○一一年做出了类似的提议，但尼泊尔当局并未回应。见http://www.phayul.com/news/article.aspx?id=30938&t=1.?
55.‘Ambassador Raises Reported Shootings of Tibetans with Vfm Yang Jiechi’, WikiLeaks, 12 October 2006. https://wikileaks.org/plusd/cables/06BEIJING21638_a.html.?
56.‘Nepal’s Man in Tibet Discusses Refugee, Arms and Flood Issues’, WikiLeaks, 19 December 2005. https://wikileaks.org/plusd/cables/05KATHMANDU2866_a.html.?
57.‘American Climbers Fired Upon Near Tibet Border’, WikiLeaks, 26 September 2002. https://wikileaks.org/plusd/cables/02KATHMANDU1872_a.html.?
58.‘AMCIT Climber Discuss Shooting Incident,’ WikiLeaks, 30 September 2002. https://wikileaks.org/plusd/cables/02KATHMANDU1902_a.html.?
59.‘Refugees Confirm Details of Shooting Incident at Nepal-Chinese Border’, WikiLeaks, 7 October 2002. https://wikileaks.org/plusd/cables/ 02KATHMANDU1933_a.html.?
60.出处同上。?
61.出处同上。?
62.若要更详细了解囊帕拉山口枪击事件，见‘Himalayan climbers witness shooting’, Al Jazeera, 10 October 2006,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06/10/10/himalayan-climbers-witness-shooting以及‘The Nangpa Pass Incident’,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16 January 2007, https://savetibet.org/the-nangpa-pass-incident-september-2006/. 该事件的影片在YouTube可以看到。?
63.‘Chinese Shooting Spree Results in One Dead Tibetan,’ WikiLeaks, 10 October 2006. https://wikileaks.org/plusd/cables/06KATHMANDU2677_a.html.?
64.穿越山口七十六名的难民中有四十三人成功抵达加德满都。?
65.‘Tar Fao responses on September 2006 Shooting at Natula Pass’, WikiLeaks, 29 March 2007. https://wikileaks.org/plusd/cables/07CHENGDU86_a.html.?
66.‘Tibetan woman deported by Switzerland jailed in Nepal’, Phayul, 24 February 2017. https://www.phayul.com/2017/02/24/38707/.?
67.Dinesh Bhatarai, ‘Seize the Moment’, 19 June 2018. https://myrepublica.nagariknetwork.com/news/seize-the-moment-1/.?
68.Anil Giri, ‘Nepal has Reassured it would Continue to Protect Rights of Tibetans in Our Country’, Kathmandu Post, 19 March 2019. http://kathmandupost.ekantipur.com.np/news/2019-03-19/nepal-has-reassured-it-would-continue-to-protect-rights-of-tibetans-in-the-country-us-secretary-of-state.html.?
69.The Human Rights Watch, ‘The Costs of International Advocacy’, 5 September 2017. https://www.hrw.org/report/2017/09/05/costs-international-advocacy/chinas-interference-united-nations-human-rights#page.?
7 两块巨石之间
一九五五年，中国外交部为万隆会议准备了两套文件；该会议让二十九个亚非国家相聚一堂，展现出一种罕见的后殖民团结。毛泽东的部队打败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而成立人民共和国，但美国人站在蒋这边，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并没有代表席位。此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当务之急是尽可能多和别国建立外交关系，来抵销美国的包围。「［万隆会议上］印度提出的八项议题，把殖民主义问题限定于特定的殖民地和托管地，而这似乎是打算要让美国免责。我们应继续把美国视为主要攻击目标，」第一份文件如此写道，这就概述了中国的立场。1接着它根据参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展望，把参与国排序：像印度和缅甸这样的「和平中立」国家；「接近和平中立」，例如尼泊尔和巴基斯坦；泰国和菲律宾这类「反和平且反中立」国家；以及「接近反和平及反中立」，如日本和伊朗。
第二份文件强调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特定议题。在尼泊尔这边，有三个未解决的问题：外交关系的建立；现存的西藏—尼泊尔条约；以及从尼泊尔叛逃的政治人物昆瓦．英德尔吉特．辛哈在西藏现身一事。2其中条约明显是优先处理事项。与尼泊尔建交的对谈已经开始了，而辛哈不是那么迫切的问题（到那年八月他就会返回尼泊尔）。但中国对西藏的所有权，必须要加以正当化。尽管达赖喇嘛和中国的《十七条协议》给西藏一定程度的自治，它却也说「希望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3废除西藏过往双边条约是一大关键，因为那些条约在事实上认可了西藏过往拥有独立地位—这样的主张不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国民党政权都拒绝。
对尼泊尔来说，共产中国现身成为北方邻居，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令人担忧的问题。举例来说，拉萨的尼泊尔商人很快就发现，他们现在得要交出自己的治外法权。北京也告知加德满都，它不能再接待拉萨基于一八五六年条约而在过往一再派往该国的朝贡使节团。「任何接待这类非法使节团的国家，都会视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有敌意，」一九五○年的一份信件如此表示。4中华人民共和国知道自己在西藏的地位不稳固；甚至毛泽东是等到英国、巴基斯坦和印度认可了北京对西藏地区的宗主权之后，才重新把解放军部队派往西藏。5另外就如刘少奇对苏联大使所言，「有着两百万人口的西藏不会对解放军发起什么剧烈的反抗……但如果尼泊尔，这个有着五百万尚武人口在印度和其他军队里服役的国家，介入了西藏问题的话，问题就可能变得比较复杂。」6
即便如此，达赖喇嘛特使还是在一九五二年抵达了加德满都，带着一万尼泊尔卢比的岁贡以及来自这位年轻西藏领袖的短笺：「我满心希望在延续我方政府与贵政府长久以来关系时不会遇上障碍。我向神明祈求我们的坚固关系能更胜以往。」7但事情并不如人愿。因为中国告知西藏政府要停止纳贡，所以翌年就没有岁贡送达。过往在西藏是由尼泊尔法庭受审的尼泊尔商人，现在发现自己得面对中国法院。没过多久，来往两国之间就开始要用护照了。「中国这些举动的意思是要提醒尼泊尔，西藏的地位已经不再一样了。」8
一八五六年的西藏—尼泊尔条约源头颇为薄弱。由于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一八三九—四二）后国力衰弱，加上太平天国侵蚀了其基础，因此当第一任拉纳首相江格．巴哈都尔决定对拉萨开战时，中国并没有前来援助西藏。「一八五五至五六年的战争是……尼泊尔这边无缘无故的侵略行为。」9战后签订的条约迫使西藏每年向加德满都纳贡，但更重要的是，它免除了尼泊尔商人向西藏缴纳的所有税目，同时该国驻拉萨的代表「瓦奇尔」获得了举凡尼泊尔人涉及与藏人或其他族群纠纷时的所有司法管辖权。尼泊尔人篡夺了西藏事务的「保护者」角色，挤掉了中国。当时中国的昂邦提出抗议，要求条约文字做出更改，来让两国都顺从清朝。后来尼泊尔同意做出一项校正，说西藏和尼泊尔都尊重清朝皇帝，但关于前来援助西藏的条款，却保持得足够模糊（「廓尔喀会尽力协助」），以符合自身利益。10
一九五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控制西藏后，尼泊尔一开始是拒绝承认新的现实。一九五四年四月，尼泊尔首相马特里卡．普拉萨德．柯伊拉拉（Matrika Prasad Koirala）表示，「尼泊尔即便现在也承认达赖喇嘛是西藏最高统治者。」11但印度已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如今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要求尼泊尔也比照办理。「你也知道我们跟在北京的中国政府针对西藏问题有过漫长讨论。因此很重要的就是，印度和尼泊尔之间要有最密切的协调整合，好避免任何可能导致问题复杂化的看法歧异，」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就在印度签署关于西藏的《潘查希拉协定》（Panchsheel Agreement，译注：又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几天前，尼赫鲁写信给柯伊拉拉如此表示。12尼赫鲁说周恩来令他「深有好感」。「共产主义者往往是心胸狭窄的人，但他完全不是。」13
尼泊尔和印度政府在这时候的密切合作并不令人惊讶；事实上，最能够解释德里对加德满都之看法为何的，就是它刚开始对中国谨慎表态的头几年。尼赫鲁相信，传统的民间关系、英国密切涉入拉纳统治集团以及他们对尼泊尔外交关系之掌控，再加上印度对一九五○年民主运动的支持，都让印度尼泊尔关系有了一种「特殊」性质。此外，这里面还有尼赫鲁的假设，认为尼泊尔的外交关系和印度的外交关系密切连结，而「尽管我们重视尼泊尔的独立，但我们不能冒险让我们自己国家的安全在尼泊尔这边出任何差错，而让那道屏障〔也就是喜马拉雅〕被跨越，或者让前线弱化」。14
一九五○年，印度成了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非共产国家。印度预期加德满都也会照办。领导一九五○年革命的尼泊尔大会党领袖比休维休瓦．普拉萨德．柯伊拉拉写道，政治人物坦卡．普拉萨德．阿查里亚（Tanka Prasad Acharya）曾经告诉他，中国曾在「不要再维持尼泊尔人在西藏的传统治外法权」以及「停止西藏朝贡使节团」的问题上对他「施压」（日后阿查里亚在担任首相期间会于一九五六年重开中尼外交关系）。阿查里亚说，「印度也在此施加压力。」15主动坦承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柯伊拉拉，支持西藏独立。一九五四年印中协议签订后，他跟尼赫鲁说，尼赫鲁「把西藏拱手让给了中国人」。根据比休维休瓦．普拉萨德．柯伊拉拉的说法，尼赫鲁「为接管西藏一事提供了国际合法性和认可。你这样也是在要求我们［尼泊尔］让中国单方面予取予求。」尼赫鲁解释道，「说到底，［尼泊尔］不管怎样就是会保不住［它的传统］权利……反倒是自行宣布放弃权利，还会给中国人送上一个正面讯息。」16尼赫鲁还在别的地方写道，一九五四年的协议是不可避免的。「那是认可一种我们不可能改变的事实状态。」17
印度和中国于一九五四年四月签署了概述各自西藏立场的《潘查希拉协定》。两天后，尼泊尔的特里布万王和外交部长迪利．拉曼．雷格米（Dilli Raman Regmi）搭机飞往新德里。一家尼泊尔周刊后来公布了在德里交给了雷格米的一份备忘录。备忘录中除了尼赫鲁坚持两国要协调外交政策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点说到，「特别是，尼泊尔跟西藏与中国之关系的相关问题，要向印度政府磋商。」18尼赫鲁于一九五四年九月写信给特里布万提到，「这是我们关系的基础，也就是，一个共同的外交政策与国防，且任何与他国的关系都必须由这个因素所支配。」19
到了此时，尼泊尔开始认真思考与中国建交。尼赫鲁说印度「乐见」这项发展，并在一九五四年十月中国总理周恩来造访德里期间向他打信号，说美国有人在加德满都。「美国人……［在尼泊尔］制造了很多麻烦。尽管美国在加德满都没有大使馆，但美国驻印度大使却受到加德满都的信任……［许多］钱都被滥用了。尼泊尔人很好贿赂收买，而他们正诱使尼泊尔允许美国在那建立大使馆，但在我们的忠告下他们暂缓行动。主要的困难在于，如果中国在那开了一间大使馆，美国就会想跟进。」20为了尊重尼赫鲁的愿望，周恩来同意指派中国驻德里大使兼任驻加德满都大使。「我们可以顾及尼泊尔的难处，且不让美国有任何借口。」21
尼赫鲁的理想主义让他相信，印度和中国可以共同在一个后殖民世界打造未来。周恩来同意他的看法。「增加个人之间的接触对于亚洲及整个世界的和平有益，」他对尼赫鲁说。22他们两人世界观的同步性，可以从他们谈尼泊尔的对话中看出。从中国回来后，尼赫鲁说，「我［跟周恩来］说了，尼泊尔政府有事［中国想和尼泊尔建交］都会告诉我们。尼泊尔王目前患病，已前往瑞士治疗。等他回来之后，他们必定会继续处理这个问题。我们这边认为，我们会乐见尼中之间发展友好关系……它们［尼泊尔和中国］若是解决了那些和西藏相关的既有问题，那会是我们所想要的。」23
但对尼赫鲁来说不幸的是，尼泊尔王特里布万不会从瑞士回来。他于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三日死于苏黎世，儿子马亨德拉成了国王。尼赫鲁很快就会发现，有其父未必有其子—尽管尼赫鲁坚决主张尼泊尔外交政策要继续和印度的外交政策协调一致，但他终将发现，马亨德拉有他自己的想法。没多久后，尼赫鲁和中国之间的友好也一样会烟消云散，而尼泊尔将会发觉自己被夹在两个终将开战的较大邻国中间。
精通文字的马亨德拉，没怎么写过他自己的事。但别人写他的，不论是美化还是批评都很多。然而，那些文章都不怎么能使人看穿这名塑造当代尼泊尔世界观的国王。尽管马亨德拉统治期间的施政大多都集中于打造潘查雅特这个统治制度，但尼泊尔的确是在他的统治期间有效摆脱了尼赫鲁和新德里的沉重影响力。24他对民主的蔑视，甚至在他还没于一九六○年十二月解散比休维休瓦．普拉萨德．柯伊拉拉的民选政府之前，就已经明显可见。一九五五年时他曾说过，「很可耻的是，采用民主制度都过了四年，我们却连四项成就都叫不出来。如果民主制度是个孩子，他就有着孩子都不该拥有的所有过错：自私、贪婪和嫉妒。」25但马亨德拉最谨慎提防的，或许是柯伊拉拉的基层声望。「马亨德拉［一九六○年十二月］的行动可能是……起因于他担心，要是广受欢迎的柯伊拉拉在职够久，就会威胁国王身为尼泊尔主宰权力的地位，」中情局表示。26马亨德拉监禁了民选政府成员，罪名是与「反国家分子」共谋、「并做出违反国家、君权与民族团结之利益的行为」。27尼赫鲁写道，他有预料到马亨德拉会下这步棋。「［马亨德拉］反复跟我提到他对全体阁员的不满。」28国王本人亲自写信给尼赫鲁表示，发动政变是「在所有避免如此情况的其他努力都失败后，最终采取的做法」。29
这些罪名有几分是真的，很令人怀疑—因为，尼泊尔大会党政府尽管意识形态有着印度渊源，且在西藏议题上感到不安，但它还是推进了对中关系。尼泊尔和中国于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起建交。驻新德里中国大使忠于尼赫鲁的愿望，同时兼任尼泊尔大使，所以尼泊尔就没设大使馆。一九五六年九月双方签下了和一九五四年印度签的那份条约很类似的第二份西藏相关条约，废除了过去尼泊尔与西藏之间的所有协议。但中国给尼泊尔的第一套援助已经先到了：「两千万［印度卢比］现金和四千万卢比的『机械、设备、原料和其他货品在接下来三年内送达』，用来兴建一间水泥厂和一间造纸厂。」30
到了比休维休瓦．普拉萨德．柯伊拉拉政府上任时，印中的紧张情况，已经因为边界方面的分歧加上达赖喇嘛出逃而严重加剧。一九五九年，在西藏爆发反抗的一个月后，两名尼泊尔大会党的资深领袖质疑了中国的行动。尼泊尔大会党接着采用了一个决议，该决议表示，「是中国打破了自治的承诺，导致西藏人在民族反抗中挺身而出，因此，藉由给予他们所要的来满足他们，是中国的义务。」柯伊拉拉立刻就澄清，他所属政党的立场和他的政府不一样。31在柯伊拉拉执政下，尼泊尔甚至反对一九五九年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西藏与人权问题决议草案，其原因为，尽管中国已被指控在西藏进行军事镇压以及违反人权，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在联合国没有代表席次」。32该国代表苏利亚．普拉萨德．乌帕迪亚亚（Surya Prasad Upadhyaya）表示，「如果我们要谈西藏的人权和他们受的压迫，我们应该先试着知道，过往众多世纪以来西藏人民享有什么人权，以及这些人权中有哪些是今日西藏人不得享有的……出于这一点和其他众多理由，我们相信，把西藏问题带到联合国是没有功用的。」整个一九六○年代，尼泊尔都会持续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入联。
但一九五九年在拉萨反抗运动后，更令尼泊尔担忧的，是有消息指出有尼泊尔人在西藏被捕，而且还被剥夺了见尼泊尔总领事的权利。再加上尼泊尔驻拉萨领事也遭到攻击的消息，使得尼泊尔大会党即便在联合国抱持那样的立场，却已信心动摇。中国试图缓和加德满都的顾虑，但一九六○年发生的两件事，却让柯伊拉拉更加提防中国在喜马拉雅的意图。
一九六○年四月，在边界划定的过程中，圣母峰位于何处引发了争论。两个月后，中国部队在木斯塘枪杀了一名尼泊尔士兵。
圣母峰（在西藏称做珠穆朗玛峰［Chomolongma］、在尼泊尔称做萨迦玛塔峰［Sagarmatha］）争议的起始点，33是在柯伊拉拉前往中国进行国是访问、于一九六○年三月返国之后，国是访问期间他与毛泽东讨论圣母峰一事。在中国的地图上，不只是该峰，连包括该峰的整段马哈兰山脉（Mahalangur range）都画成了中国的一部分。34
在对谈过程中，毛泽东跟柯伊拉拉说，「让圣母峰继续当一座普通的高峰，就让我们称它是一座友谊之峰吧。」柯伊拉拉并不同意，并主张整座山峰都坐落在尼泊尔境内：
［毛泽东］说，「但你们的语言甚至没给它一个名字，而你们还叫它『埃佛勒斯峰』（Mount Everest）。」
那时候我才想起来，或是那时有人提醒我，它叫做「萨迦玛塔峰」。35即便我是第一次听到这词，我还是回答他，「你们也没给这山峰一个名字。『珠穆朗玛峰』可是一个藏语名称。」
毛泽东回答说，「西藏就算中国呀。」36
到了要返国时，比休维休瓦．普拉萨德．柯伊拉拉已经觉得中国的圣母峰相关主张「寻常无奇」而没当一回事，但公众舆论却已被煽动，其态势足以在一九六○年四月二十日于尼泊尔发动第一场反中示威。这座世界最高峰不过几年前才于一九五三年让人登顶，那让尼泊尔饱受瞩目。在两边都出声表示要在这问题上达成友好决议后，中国的第一支远征队于五月从西藏侧登上了该峰，远征队领袖还将圣母峰称为「祖国最高峰」，于是终究「拿出了一个既成事实，并让尼泊尔政府陷入两难」。37
尼泊尔人陷入了困境。在一场于远征登顶后举行的记者会上，柯伊拉拉仍表示圣母峰属于尼泊尔，且「只属于尼泊尔」。然而学者们主张，这样的说法比较是为了迎合民意。「说法渐渐地转变为，这座山峰……必须要让双方分享，尽管从来没有公开如此表示过。」38这个议题并没有牵涉到先前就开始划分两国边界的共同边界委员会（Joint Boundary Committee）；它反而是要以政治的方式解决。最终，在马亨德拉于一九六一年前往中国进行国是访问期间，一场与周恩来的一对一讨论，总算得出了一个最终使双方共有山峰的决议。「妥协让步是不可免的。」39
圣母峰之外，柯伊拉拉还从一九六○年三月的中国访问中带回了美好回忆。从各方面来说，那都是一次成功的访问。周恩来送给这位尼泊尔首相一件大衣，还有人带首相去看新建成的公社和工厂。公社并没有让他印象多深刻。「我留意到孩子们确实过得不错，但觉得管控人的地方太多了。」柯伊拉拉承认，他的来访可能很适合用于政宣。当他的夫人苏西拉（Sushila）走进某间不在正式行程内的住家厨房时，「理面的情况就不如外表展现的那么好」。40
周恩来和尼泊尔首相相处起来轻松自在；柯伊拉拉说他「很少」见过像周恩来那样「有文化修养的人」，比起尼赫鲁要「更有才干」。毛泽东于晚间十一点和他会面。他们的对话成果丰硕。尽管圣母峰问题有争议，但其他边界的讨论都很成功。在学者的解读中，中国对尼泊尔边界（以及稍早前对缅甸边界）的宽大态度是给印度的信号，但那边的边界对谈将会失败（并导致战争）。中情局写道41：
中国借着与尼泊尔快速签下边界协议，试图让人觉得他们有意愿要协商出一个更可信的定论……尼泊尔被利用的方式大致就跟缅甸一样；也就是，它们在一个两阶段的过程中被中国说服而要来解决它们与中国的边界歧异，第一阶段是同意原则并建立一个共同委员会，接着就设法生出一个最终条约。三月二十一日的协议，规定双边要在边界算起的二十公里内停止武装巡逻—这是一个要求设立准非军事区的提案，就类似于周恩来先前针对中印边界向尼赫鲁提出但被驳回的那个提案。
柯伊拉拉造访期间谈成的第二项协议，增加了中国对尼泊尔的援助，因而有了一支在加德满都的中国援助代表团。当他问周恩来为什么中国不追赶上印度的补助金额时，周恩来表示，「那恐怕对你我都不好……如果我们给你们太多援助，印度可能会提防起来……国际社会会认为我们试图和印度竞争。」42或许中国认为，还是有办法和平解决跟印度的争议。
柯伊拉拉搭着毛泽东的专用列车前往广州，车厢里有着「一间藏书室，一张牌桌，一面棋盘……还接着起居间，起居间旁边则是我的卧房。有一张双人床，有一座瓷浴缸……每节车厢都有女服务员，而布置就像是五星级旅馆那样。」43尽管他对于「中国领袖所住的那种富丽堂皇」有些疑虑，但他的感觉是这场访问很成功。「他们之前大概认为我们彻底倒向印度，但我相信我们能够改变那种看法。」44
柯伊拉拉在中国时，周恩来提出一个互不侵犯协定。德里对此不悦。当协定将于一九六○年四月周恩来来访时签订的谣言传出后，尼赫鲁写信给柯伊拉拉说，「我们不知道这样一份协议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条文，但如果跟缅甸的协议可参考的话，那么尼泊尔将会承诺不侵犯中国，且不参与任何剑指中国的军事同盟……条约里这种条款的明显意涵，就是中国想要保卫自己不受印度的敌意行动所害……的确，这会违反尼泊尔的尊严和自尊，因为协议的另一方会是一个已经签署军事结盟的国家……你会察觉到我对这问题的顾虑，因为这理所当然会影响尼泊尔和印度之间的关系。」45
在另一封写给当时西孟加拉国首席部长比汉．钱德拉．罗伊（Bidhan Chandra Roy）的信件中，尼赫鲁就更直言不讳了。「尼泊尔大概是在中国建议下特别卖力而要缔结这样一份条约，而那时……他们并不觉得哪边有疑问。这样的一份条约绝对会是一个对印度不友善的举动……我会写这些给你是因为，或许国王人在加尔各答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谈谈这个问题，并跟他点出任何这样的条约会有怎样的后果……」46
我们不知道尼泊尔是不是因为尼赫鲁的顾虑而驳回了这项互不侵犯提案，但这种情节相当有可能是真的，尤其是因为，尼泊尔那时对中国的态度还十分犹豫。除了圣母峰和木斯塘的事情之外，加德满都也听说中国鼓励在边界地带生活的藏族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跟他们在利米河谷做过的事情一样。《人民日报》一九五九年九月有一期说「有一天当锡金、不丹或尼泊尔（他们之中有不少来自西藏）有更多『进步人民』主张『和平解放』时，北京将被迫出手相助。」47不论如何，这两国以一九五六年条约中所包含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条款为基础，签下了和平友好条约，而不是互不侵犯条约。
当局势越来越紧张时，在比休维休瓦．普拉萨德．柯伊拉拉的领导下，尼泊尔在两个巨大的邻国之间试起一个不安全的平衡动作。他在中国这边发现了可以抵销新德里对加德满都压力的外交重量，这重量也能在他面对国内多方反对时，用来证明他主政的政府可靠。一九六○年八月，中国大使馆在加德满都开馆，翌月就成立了共同边界委员会。尽管柯伊拉拉的费心费力是以维持中立外交政策为目标，但马亨德拉显然不认为柯伊拉拉的政府表现得够好。一九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柯伊拉拉和内阁部长们出席尼泊尔大会党青年派（Tarun Dal）的第一届年度大会时，遭到逮捕。后来柯伊拉拉会在回忆录中写道，「那天，如果我们手上有几把半自动枪枝，国王再怎样都不会出手。但我们没准备枪枝，况且备枪也不妥。我们都来到宪政时期了……国王的那种行径，直到今天［也就是一九八一年］都没能带来和平。换句话说，他那样做是撑不了一世的。」48
皇室接管政权后重整了尼泊尔的外交政策，使其更接近与中国和印度都保持等距的加德满都理想。但印度和尼泊尔的关系开始恶化了。当德里对拉萨—加德满都公路的协议愤怒不已时，马亨德拉则是因为尼泊尔大会党的流亡者出现在印度土地上而不悦。当一名二十二岁的尼泊尔大会党激进分子，于一九六二年一月在靠近印度边界的贾纳克布尔（Janakpur）对马亨德拉的车队扔掷炸弹之后，国王便表示，反君主者是从「一个外国势力的保护区」开始运作，同时大规模的反印度示威也在加德满都出现。49马亨德拉写信给尼赫鲁说，「无边无际的愤怒和轻蔑理所当然地在尼泊尔人民心中冒出，反对那些从尼泊尔逃去印度并在那里避难，且当前正从印度领土那头对祖国从事着犯罪行动的人。」国王表示，反印度示威「会加以封堵并约束……是我们少数人民的感受」，还说不要把示威当作「反印度情绪的表达」。最后，他间接暗示尼赫鲁在尼泊尔大会党活动中有共谋关系，如此说道：「因此，请您慎重考虑这些千真万确的事实，进而阻止他们［大会党激进分子］从印度基地那边造成尼泊尔和尼泊尔人的一丝一毫伤害，或者是请他们立刻离开印度。」50
尼赫鲁的回应很直。「在你的信中表示这次［贾纳克布尔］攻击是在印度的尼泊尔人所组织并促成的……我不知道你在这部分有什么证据。我们都没看到证据，且也被［尼泊尔大会党的］领袖们否认了……我们已跟这些领袖说，他们不能使用印度当基地来进行尼泊尔境内的任何武装行动。我们不让他们有办法取得武器或钱……在印度的这些尼泊尔大会党领袖们发表过一些对尼泊尔目前政权的批评言论。这样的批评是我们的法律所允许的……过去我们在印度这边完全对此不置一言，也对尼泊尔态度友善，但来自内阁和报纸的这一大串无事实左证的辱骂，让我十分痛心。」51尼赫鲁显然不怎么尊重这位年轻国王，当后者责怪印度容许武器走私出境之后，尼赫鲁便称他是一个「愚笨自负的人」，不只被「差劲的顾问」也被「反印度的宫廷派系」所操弄。52
中国热切地观望这些发展。德里的中国大使馆提到，「在尼泊尔王即位后，印度不只公然批评尼泊尔皇室，还干涉尼泊尔内政事务以及对中关系，它收容了反国王的逃犯分子，并主动支持他们把印度当成一个武装颠覆皇室的基地来使用……尼泊尔强化了对印度的戒备；它持续抵抗所有来自印度的压力，在印度的各种阻碍下与中国发展关系。」53一九六二年九月，印度对尼泊尔实施了「非正式且未宣告的」经济封锁—用词类似二○一五年的经济封锁。翌月，在北京的一场宴席中，中国外交部长陈毅表示，「万一有任何外国军队胆敢攻打尼泊尔……中国将与尼泊尔人民站在同一边。」54这话是讲给新德里听的。如果中国这时已知道跟印度的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这个讯息也表明中国并不想把敌对扩张到邻近其他国家，它也不希望印度这么做。尼赫鲁跟记者说陈毅是在「卖弄炫耀」，但在私底下，尼泊尔报纸支持中国报导的篇幅，以及加德满都倒向北方，都令他感到烦恼。55
一九六二年的印中战争是为了好几个问题而打，但中国立场的关键就在于，印度坚持以麦克马洪线（McMahon Line）做为边界标记，是根植于一个谬误：它是以一九一四年英属印度、西藏和中华民国的希姆拉会议（Simla Convention）为根据，而历史学家卡萝．姆格拉纳汉把会议称为一个「帝国造国」的行动，而且因为中国代表陈贻范并没有在最终条约上签字，所以中国从来没有正式认可这条线。西藏划分成内藏与外藏，是有意要把它变成一个缓冲国，而尽管印度东北的边界是由以前的英国外交大臣所划分，后来要去维持这边和平的却是大英帝国。56但现在英国撤出了，麦克马洪所划出的边界中国也无法接受。
然而，尼赫鲁认为印度—西藏边界是「已经底定的边界」，而且「不得开放争论或讨论，但可能有疑的东一点西一点小片地带或许可以例外」。57但中国的立场也会改变。一九五七年初周恩来造访期间，他和尼赫鲁说：「我本来对麦克马洪线一无所知，直到最近中国解放后当我们开始研究边界问题……而现在那是一个既成的事实，我们就会接受它。」58随着紧张情势加剧，周恩来于一九五九年一月写信给尼赫鲁说，「『麦克马洪线』是英国侵略中国西藏地区之政策的产物……法律上，同样也不能被视为合法。」59
中国政府的态度转变，是因西藏问题而加剧。随着达赖喇嘛出逃，且西藏开始大规模反抗中国统治，周恩来向尼赫鲁提出一项领土交换：「中国对争议中的西段（阿克塞钦）拥有主权，而印度对东段有主权。」60尼赫鲁拒绝了。在中国看来，尼赫鲁反中态度背后的一个理由是「印度媒体和国会散布关于中国和尼泊尔、锡金以及不丹发生边界冲突的谣言，并主张中国正在蚕食各小国」。61
因此，这两个亚洲大国闹翻了，而尼赫鲁和周恩来的情谊也烟消云散。两国之间的失和正符合尼泊尔人的利益，特别是那些认为此刻正适合摆脱印度及尼赫鲁影响力的人。人们说尼泊尔在紧绷时期会打的那种「中国牌」，就此诞生了。
历史提供了得以回顾的优势。尼泊尔领袖们一开始对门口有个共产中国持谨慎态度。替中国在尼泊尔铺路的，是尼赫鲁在尼泊尔早期领袖们心中的地位，以及印度当时对该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力。然而，西藏对中国而言有什么样的意义，尼赫鲁的理解却不够深，这就导致北京与新德里明明到那时都还很友好的相互理解开始变质。
同时，加德满都也对于自己的主权透过与印度的「特殊关系」而遭淡化一事感到恼火。马亨德拉与尼赫鲁的关系，比他的父亲与尼赫鲁的关系更淡薄，在马亨德拉这位主动积极的君主统治下，尼泊尔这时变得坚定自信起来。当反君主政体的激进分子开始把印度当作基地时，马亨德拉深信他需要一个超乎德里的未来。
当印中战争于十月二十日开打后，加德满都避免了得要强硬行动的需求。德里很快就在封锁一事上退让了。现在风险越来越大，德里也要所有尼泊尔大会党的激进分子停止武装运动，并增加了给尼泊尔的援助。马亨德拉对于「一个有侵略性的中国准备使用部队来对付自己邻国」所代表的意涵感到忧心。如果今天是印度，明天怎么不会就是尼泊尔？但就在印度防线很快被中国人占领，接着后者又撤退回原来位置的时候，邻国也感觉到了新德里在战争中的损失。「如果印度连自己的边界都防不住，它怎么有办法保卫尼泊尔不受中国侵袭？」62
马亨德拉曾说，「不对我们的邻居友善，［尼泊尔］就无法存续，这是地理上的事实。」63这位一九六○年《纽约时报》所称的「为民之王」，64对于祖先普利特维．纳拉扬．沙阿那句名言，也就是尼泊尔是两块巨石中间的「甘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从拉萨通来的公路，奠定了他身为成功将尼泊尔拉出印度专横怀抱之君王的地位，但就如我们所见，随着中国开始把革命出口至尼泊尔，他的功绩也带来了新的头疼问题。等到他于一九七二年一月死于心脏病时，文化大革命已让加德满都对北京的观感冷却下来。但超乎它控制的大局进展，使得尼泊尔再度在刀口上跳起了舞。
当尼克松掌权且毛泽东与苏联决裂时，北京开始与华盛顿重修旧好。同时，印苏于一九七一年签订了友好条约，成为孟加拉国战争的前奏。这就正好让尼泊尔处在两个冷战阵营中间。随着战事开展，尼泊尔热切观望着在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领导下印度的战况，也眼见中国无法阻止其战略伙伴巴基斯坦分裂—这象征了中国在南亚的能力和影响力都有所局限。
根据中情局的说法，中国在南亚的外交政策从一九六○年代以来就开始以苏联为目标，来创造「一条就算不彻底听从中国，也是免于苏联影响的友好国家纽带」。65北京认为，和印度和解「会在该区域触发强权利益的调整」，并于一九七○年对德里「做出明显的友好示意」，但之后的一九七一年战争，让所有这番算计都付诸东流，并使它的立场更加复杂。印度对中国没有足够的信任，无法允许它去调停孟加拉国战争。况且，中国若做出强势的响应，会让苏联有理由增加他们在该区域的影响力。这就解释了北京为何决定劝它们彼此克制。「十二月的战争期间，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守势；透过外交和宣传（但也不过就这样）北京试图在时间空间上局限这场战争，以避免中国有一丝一毫军事涉入的可能，并尽量多保住巴基斯坦的西侧［译注：也就是今日的巴基斯坦］。」66战争期间北京的目标是莫斯科，要把印度侵攻的错归咎到它身上。
然而，中国想要改善与印度关系的愿望，并不代表要改变它「和较小的南亚邻国来往，好让它们摆脱印度影响圈」的政策。中国在战后重申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持续耕耘并利用各方对印度扩张的忧虑。至于尼泊尔，尽管「共同不信任印度」让两国连成一气，「但中国有顾及到不要给印度有警戒起来的因素，且基本上没有改变尼泊尔作为喜马拉雅缓冲国的地位」。67此外，北京有一个新的安全架构要担心：苏联打算绕着中国建立起一个「集体安全体制」。68
当然，印度是不信任中国的。「中国对南亚的政策，或许有人会说是用四条腿走路，分别是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尔和孟加拉国，」当时印度的使馆代办拉克汉．拉尔．美罗特拉（Lakhan Lal Mehrotra）于一九七五年四月写信给德里时如此提到。「我们这边看待亚洲集体安全（Asian Collective Security）提案时，只要透露出一点遵从而非小心谨慎的态度，就会强化中国挑拨我们邻居来反对我们的能力，也会将我们当前的状况昭告于不结盟世界。」69此外，印度一九七四年五月的核弹试爆，以及其后于一九七五年四月吞并锡金（而北京要到二○○三年才正式承认），都增添了中国的不自在。「随着锡金被印度牢牢掌握，」一份中情局的研究结论道，「中印在喜马拉雅的对抗很可能会以尼泊尔为中心。」70
美国的共和党政府当时正探向毛泽东统治的中国。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美国国务卿季辛吉和邓小平在北京会面。在锡金遭并吞之后（「我之前没了解过锡金。根本搞不懂它」），季辛吉认为印度「下一个打算的就是尼泊尔」。邓小平同意，并说，「囊括整个南亚次大陆是尼赫鲁的梦想，并由他女儿所继承。」71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的第二次对话中，当时的美国总统杰拉德．福特（Gerald Ford）问邓小平，印度有没有可能在锡金之后又入侵尼泊尔。邓小平回答说，「尼泊尔是感觉到这种威胁，但当下没有迹象显示印度将公然展开军事行动……身为一个内陆国，尼泊尔所有的联通都要经过印度。这是尼泊尔最大的现实难处。而我认为你们在尼泊尔这边可以多下点工夫。我们正凭自己的本事做我们能做的事。我们和尼泊尔建立了良好关系—我们相互信任—但我们能做的相当有限。或许当我们进入西藏的铁路完工后，情况会有所改善……一定要帮尼泊尔。尼泊尔是个能打的民族。尼泊尔可不是锡金或者不丹。」72
当冷战让过往的敌人组成新同盟时，加德满都这边正注目于新国王，年轻的毕兰德拉，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个认真但孤独的人，满心都是」想让尼泊尔「现代化的使命感」。73
中情局相信，身为马亨德拉长子的毕兰德拉王，能够担任「传统和现代化力量之间的连结」。74「因为伊朗沙阿的下场［译注：伊朗沙阿最终因伊斯兰革命而流亡海外，从此王朝灭亡］而忧心忡忡」的毕兰德拉，在尼泊尔所留下的形象，是一个对未来有着展望的现代派国王，但遭到国内政治纷扰和外在压力所困，因而无法实现诺言。他的外交政策会遵循一种近似他父亲的模式—把尼泊尔从印度的紧箍中拉开—但随着邓小平统治的中国加速改革追求成长而减少外援，毕兰德拉大多数情况下都得凑合着使用从北方邻居领来的、只比道义援助多一点点的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