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普科塔当时还在感冒；他紧紧裹着毛料衣物，想着毛主义者第一届任期犯的各种错误时，还不断清着喉咙。「我们忘记我们是透过一个协议才进入主流的。如果我们有想起［十二点］协议，并在向前迈进时牢牢记住，今天情况应该会好很多。在第一次制宪议会选举后，我们表示同意由吉里贾．普拉萨德．柯伊拉拉当总统。但我们一想到认同和意识形态的问题就食言了。我们当时不该那样的。如果我们当时没改［变决定］的话，情况应该会比现在好。如果他能当上总统，普拉昌达应该就会当上总理，那要把［我们追求的］改变加以制度化，就会比现在简单太多。」
没有把第一任总统的票投给柯伊拉拉（这位整体来说在二○○六年革命以及一九九○年以来的尼泊尔政坛都堪称元老的人物）是毛主义者这边的一大错误，因为尽管这群前反抗军在二○○八年制宪议会选举中得到多数席位，人们对于他们还是充满疑心。这个决定逐步损害了那种曾经主导前叛军进入主流政治的共识政治，有一部分是因为，曾经被印度前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描述为南亚最伟大领袖之一的柯伊拉拉，当初可是用尽了一切影响力来支持十二点协议。
毛主义者犯的第二个错，就是普拉昌达打算在一名参谋长退休的几个月前将他开除，而他的联合政府用这个决定来展现出坚持文人领军的态度。
当时，人们认为尼泊尔军方可以抗衡前叛军「拿下国家」的渴望。而印度当权派从普拉昌达走访北京奥运开始，就怀疑起他的意图。在他的任期内，连续有多位中国高阶安全官员拜访尼泊尔，同时一位身为前毛主义者的尼泊尔国防部长，又搭乘中国大使馆的车辆私下访问了西藏。47北京在二○○九年初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提议，打算修订一九六○年的和平友好条约。尽管官方的方针是，政治快速变迁所以必须签新条约，但主要的动机仍是，中国要尼泊尔对于西藏问题做出更严苛的响应。48据别人引述的说法，普拉昌达曾说，毛主义者和印度人有着「战术关系」，但与中国人有「战略关系」。49
印度明显感到不安；普拉昌达面对新德里时「已经尝试了要冷酷无情地把战线最大化，打开多个战线，并缓缓地破釜沉舟」。50等到这位总理采取行动要将参谋长鲁克曼古德．卡特瓦尔（Rookmangud Katuwal）解职，就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新德里孤立了毛主义者；在总统拉姆．巴兰．亚达夫（Ram Baran Yadav）拒绝为卡特瓦尔解职一事背书之后，普拉昌达被迫辞职。51印度接着凑起一个有二十二个党派的泛反毛主义者联盟，而到了二○○九年八月时，当与印度结盟的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领袖马达夫．库马尔．内帕（Madhav Kumar Nepal）宣誓就职总理时，「印度政府因为和一个普通平凡的共产党领袖而不是革命派毛主义者打交道，所以大致上就放心了」。52
印度深信，普拉昌达在位时，他们拥有的是一个愿意将尼泊尔朝中国推近而损害与印度关系的毛主义者领袖。「过去，［印度］支持毛主义者，认为普拉昌达会在印度和中国之间采取中立路线。这些希望现在很难实现。我们是应该造成政治上的妥协而让毛主义者能持续掌权，来助长中国在尼泊尔的阴谋，还是应该等时机到来时，致力于一个非毛主义者的另类选择？」53就在普拉昌达宣布辞职后没多久，印度的对外情报单位「印度研究分析室」（Research and Analysis Wing，R&AW）的一名前任总长如此写道。从印度感知到中国展现新自信的南亚政策意图要取代自己的区域霸权的那时开始，印中关系就已充满了紧张。「这不只是关乎尼泊尔……这是关乎尼泊尔会怎么适应一个范围更大的、令人担忧的行为模式，」当时一名印度外交官如此说道。54然而在印度外交大臣尼鲁帕玛．拉奥（Nirupama Rao）抵达加德满都，准备与毛主义者化解歧见的前一晚，普拉昌达却搭机前往中国，这又进一步疏远了德里。55
当毛主义者于二○一○年试图重掌政府时，一卷由印度研究分析室流出的带子，开始在加德满都流传开来。一名毛主义者领袖克里希纳．巴哈都尔．马哈拉（Krishna Bahadur Mahara）被人录到跟一名声称是中国生意人（但至今仍未确认其身分）的人索取五亿尼泊尔卢比，使人们认为北京下了笔重注，转向支持尼泊尔的毛主义者。尽管在过渡期间普拉昌达不断努力说服德里，但毛主义者在二○一一年以前都没能重掌大权。当德里还是没被说服时，他便改口说起一种尼泊尔在野政治家们特别喜欢的说法：他指控执政当局是印度的「傀儡」，并指控印度合谋对付他的政党。接着，这位毛主义者领袖利用尼共（联合马列）内部的分歧，并支持另一名尼共（联合马列）领袖贾拉纳特．卡纳尔（Jhalanath Khanal），此人后来于二○一一年成为了总理。
普拉昌达对卡纳尔这名尼共（联合马列）内部首席中国代言人的支持，让「这个政府是由北京在背后密谋策画」的想法有了凭证。56某个脉络可疑的中国非政府组织在蓝毗尼所支持的一个三十亿美元大型发展计划引发德里的忧虑，担心中国确实有一个「包围」印度的战略。从卡纳尔这一届任期期间的多次高层参访来看，卡纳尔政府很快就采取了行动来消除中国对自身安全利益的疑虑。
虽然印度在尼泊尔方面最严重的外交政策错误是二○一五年的封锁，但德里却是在二○○九至二○一一年这段棘手的时期，就已经没能够了解加德满都的新政治氛围。印度孤立毛主义者的政策成功了，但也有其代价。前反抗军里的强硬派大有斩获，而其他派系则是对印度掌管尼泊尔政治事务感到不满。当时正根据以身分为基础的规章来参选比例代表的特莱平原摩提舍诸党，开始被描绘成德里的走狗。印度全面孤立了尼泊尔人，包括了有影响力的加德满都媒体。它操控了、胁迫了、强迫并说服了尼泊尔的政治人物遵循它的利益。57尽管这样的政策过去因为缺少别的选项而成功，但德里却没能读出已改变的局势。
北京的细致外交手段、对协议的尊重以及对尼泊尔的敏锐度，和德里的高压手段有着天壤之别，并替它赢得了好几个盟友。中国利用了尼泊尔对印度政治掌控的愤恨不满，最终变成了尼泊尔领袖们始终盼望的那种另类选择。虽然印度透过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而在尼泊尔有着非凡的影响力，但它正处在失去所有政治信用的过程中。印度在尼泊尔的利益取向，变得只跟特莱平原上的一小撮人一致，而那一带基于联邦主义和身分认同政治而进行的摩提舍运动，已经引起了尼泊尔山区传统菁英的敌意。诡计多端的尼泊尔政客，如今把两个议题并在一个更广泛的、基于反印度主义的反联邦主义情绪中，同时尼泊尔立法者正十万火急地在二○一五年地震的余波中，公布一套新的宪法。最终阶段在二○一五年九月来到，当时非正式的封锁——就如编辑苏迪尔．夏马后来跟我说的，印度的毁天灭地神兵（brahmastra）——已经实施，让加德满都的权力高层不得不展开激烈讨论，认为尼泊尔在经济上不能再依赖印度。
二○一五年十一月一日周一，从中国带着三万六千公升汽油的头三台卡车，在众多安全机构的护送下驶进加德满都。有着这样的大阵仗，卡车便直攻各大报头版。尽管这行动代表的主要是象征意义，油罐车还是成为了尼泊尔在中国援助下反抗印度干涉主义的象征。这时是印度封锁的第三个月，而这场封锁被当时的总理卡德加．普拉萨德．奥利描述为「惨无人道而难以想象」，也巩固了他身为不屈于印度霸凌战术的尼泊尔民族主义者之地位。
即便在尼泊尔这种投机政治的风貌中，奥利的政治路仍堪称独一无二。一九七一年，他和一大票激进年轻人，一起参与了尼泊尔东部以一九六七年印度西孟加拉国邦纳萨尔起义为模范的反地主运动。奥利说，一九七一年战争过后他开始支持「印度政府最极端的反对者」纳萨尔派，尽管他后来会说自己并不支持暴力。一九七三年，奥利在劳塔哈特（Rautahat）被捕，在接下来十四年里他会辗转各监狱，还有四年遭单独监禁，一直到一九八七年才被国王赦免。58
他下一次在政界大受瞩目的时刻在一九九六年到来，当时他支持印度与尼泊尔之间的马哈卡里河水源分享条约——这协议至今依旧是尼泊尔的一个痛处。在那一刻之后，奥利成了一名强硬派的君主主义者，曾有一次把尼泊尔试图成为共和国的尝试比喻成试着「坐牛车坐到美国去」。奥利丢掉了第一届制宪议会的席位之后，变成直言不讳的和平进程反对者，反对将毛主义人民解放军整合并纳入尼泊尔军。随着卡纳尔出任总理，奥利在尼共（联合马列）里的地位似乎日渐衰弱，但他在二○一三年的第二届制宪议会大选后重返议会。奥利采取强硬反摩提舍立场而从中得利，并于二○一四年成为尼共（联合马列）主席。二○一五年封锁后，许多印度的评论者对于奥利转而反印度一事大为惊讶，因为他过往是出了名地「最坚定下工夫强化与印度的关系」。59
带着中国燃料的三台卡车抵达，不只是率先示意了尼泊尔在奥利担任总理下的意图，也率先示意了一种将尼泊尔经济与印度脱钩的全新决心。在封锁之下，全国的经济生活都停顿下来；瓦斯桶供应量不足，而市场上开始卖起柴火当作替代的燃料选择。该国才刚被两场大地震所害，成千上万人死去或得迁往别处，更多的人无家可归，而德里明目张胆胁迫尼泊尔立法者的企图，终于让人们忍无可忍。
立宪过程有它的瑕疵，尤其是二○一五年四月地震之后决定让宪法「快速通关」而得以颁布的决定，更是一大瑕疵。决定加速通过法规的十六点协议，是由四个主要政党在没有针对联邦主义、各省分界线、选举代表制以及女性公民权等好几个议题做协商的情况下大力推进的。法规立刻就遭到好几个族群团体所拒绝，其中主要是在特莱，暴力抗争从该地的遥远西部开始，蔓延到了邻接印度的中央平原。60德里对此相当顾虑，派出了当时的外交大臣苏贾森（Subrahmanyam Jaishankar），他建议尼泊尔领袖们延后颁布法规，并跟反对团体开启对话。但当尼泊尔领袖们并不听从德里并继续推进的时候，印度就只是「留意到」它通过而已。「我们关注该国接邻印度的几个部分持续处于暴乱的情况……我们力劝，有歧异的议题应该透过对话，在一个免于暴力和恐吓胁迫的氛围中解决，并以一种能够广纳各方主权且并获得各方采纳的方法来制度化，」印度在一篇声明中表示。61
德里不支持宪法的决定，和美国、中国以及其他多边合作伙伴的响应有着天壤之别，他们多半是一边明确承认法规的通过，并同时承认过程中的问题，并私下督促尼泊尔领袖处理意见分歧：「近年，西方的捐赠者因为被批评『他们推广了文化上不适当的法律价值，并在第一届制宪议会中把情况搞得更复杂』而感觉受到束缚。他们也遭到施压，要透过政府来倾注发展资金，并经由开销来展现结果，所以他们不愿意进一步冒犯对方。看起来无止境的冲突后过渡期、没有决心的政客和更致命的冲突在全球扩散，都使人疲乏不堪。大部分的捐赠国和联合国都乐见十六项协议，尽管有很明确的迹象显示摩提舍人和其他边缘化团体都不接受这一套协议。」62
二○一五年九月宪法通过时，特莱的抗议者开始封锁尼泊尔最大的贸易和转运点「拉克奥尔—比尔甘杰」（Raxaul–Birgunj）边界关卡，以及其他通往印度的关卡。即便印度并未正式宣告封锁，它仍以尼泊尔侧的暴动为由，停止了货车和燃料车的行动。「摩提舍抗议者的行动，藉由官僚的拖拖拉拉、运输海关这边新出现的复杂程序，以及突然缺席的官员，而从印度侧获得了强化，」一份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的报告如此说。63
在加德满都这边，说法是将封锁直截了当归咎于德里。这使尼泊尔立法者们——尤其是在奥利之下掌权的尼共（联合马列）和毛主义者的联盟——察觉到，亟需摆脱印度难以解决的经济支配力。与中国的石油协议、取消印度对供应的独占，只不过是众多协议的头几项而已。中国在地震后提供的大规模援助，在强调中国这种「愿意在邻国有迫切需要时伸出援手的友好国家」的身分上，有着重大意义。如今，他们在封锁期间的援助，就算只有象征意义，也说服了加德满都转头朝北。二○一六年三月，奥利签下了一份使用中国各个口岸的协议，以及一份二．一五亿美金的借贷协议，用来在博卡拉兴建国际机场。但尼泊尔政治的火爆本质使得他的联合政府很快就会被颠覆，而出手的不是别人，就是普拉昌达本人。
没有哪个尼泊尔政治人物，能比普拉昌达更能代表冲突后年代的投机主义（有些人会说是生存主义者的技能）。出生在加德满都西边博卡拉郊区贫穷农家的他，一度想加入尼泊尔军，但他反而报名了南边奇特万（Chitwan）的一间农学院，在那开始加入共产党运动。一如历史中常出现的讽刺那样，普拉昌达在美国国际开发署赞助的农村开发计划中找到了一份工作。当初还是他和另外两名战友去马南捡取中情局空投给康巴游击队的头两把点三○三步枪（译注：李—恩菲尔德步枪［Lee-Enfield］）；毛主义者宣告人民战争开打还是那之后的事。在起义行动的这些年里，普拉昌达本人一直像个神话；仅有的就只有一张素描，以及一张留胡男子的模糊照片而已。没人知道他到底是谁。一直要到二○○六年，等毛主义者浮上台面，普拉昌达才会以「成功打败尼泊尔君主政体的革命分子」的面貌，突然出现在尼泊尔政治圈。
普拉昌达的组织技巧以及巧言善辩，都有助于确立他的领袖地位，但巩固他地位的，还是他面对意识形态有一种灵活弹性的态度。这样的灵活弹性，意味着普拉昌达也打算跟最不可能成为盟友的人一起夺权。当普拉昌达因参谋长事件而被踢下权力大位时，他已经不顾一切，居然试着跟前敌手贾南德拉于二○一○年凑起一个「民族主义者联盟」。64等到毛主义者在二○一三年第二次制宪议会大选中惨败，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而且被内部分裂所困的时候，普拉昌达反而在印度封锁期间支持起奥利的政府。接着，在二○一六年五月时，他又决定收回支持。据说在中国施压要他继续与左翼政党结盟（特别是因为奥利才刚和北京签署了关键协议）之后，他在第二天便改变了心意。但是「德里一直在跟普拉昌达打信号，鼓励他想想他的利益在哪边」。65普拉昌达果不其然地看到了一个机会，然后在尼泊尔大会党和摩提舍诸党的支持下放手一搏。他于七月时抽手，不再支持奥利政府。
中国对此颇为不满。原本预定的习近平访问因此延期。中国共产党的小报（译注：指调性较为软性通俗的报纸，原本也指版面较小）《环球时报》发了一篇特稿，说双边关系「陷入低潮」。66另一篇特稿更尖锐，强调中国对于自己只有在加德满都与新德里关系处于低点时被当成一张「牌」感到介意：「……中国感觉遭到欺骗。当加德满都需要北京纾解来自新德里的压力时，它就靠近中国，并与北京签下一连串会帮助尼泊尔摆脱对印度依赖的关键协议。但只要印度对加德满都的态度缓和一些，且前者对后者做了些承诺后，尼泊尔政客立刻就把该国与中国的关系搁到一边去。」67
这样的批评看似有其道理。普拉昌达二度担任首相时，二○一六年十月在果阿（Goa）举行的金砖五国（BRICS，译注：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南非）晚宴上，他抽空与习近平、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临时」会面，三位领袖讨论了他于二○一三年首度推动的「三边合作」概念。68但德里对于这想法一直保持冷淡态度。尼泊尔按计划进行下去，即便印度对习近平大吹大擂的一带一路跨国倡议表达了保留态度，担任总理的普拉昌达仍于二○一七年五月签字加入。
一个月后，普拉昌达遵照一份权力共享协议的部分内容辞去总理，让尼泊尔大会党的谢尔．巴哈杜尔．德乌帕成为尼泊尔共和国十年内的第十任总理。该年九月，尼中铁路协议签订。传说中来自拉萨的火车开进了大众的想象中，而且还帮参加新共和国第一届国会大选的卡德加．普拉萨德．奥利激发出他的选战话术。他把「保证会通来的铁路」和「挺身对抗印度」这两项功劳都据为己有，把自己塑造成一位只要当选就能改造尼泊尔的国家主义者领袖。
就在大选前，毛主义者决定他们要连手奥利领导的尼共（联合马列）来打选战。后来尼共（联合马列）成为最多席次政党，而毛主义者则排第三。选后，两党合并为尼泊尔共产党（Nepal Communist Party，NCP）。普拉昌达又一次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二○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早晨，当普拉昌达和奥利正担心大难临头时，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以及在印度相挺下于二○一○至二○一一年间担任总理的马达夫．库马尔．内帕，交换了一份双边协议，让中国共产党和尼泊尔共产党的关系正式化。领袖们看起来十分满意，看不出之前双方那种明白的恶言相向。尼泊尔共产党现在会接受中国主席推广的政治教条「习近平思想」培训。
根据一九七一年一份中央情报局的研究，中央对外联络部「可能是」在一九五○年代设立的，一直到一九六○年代为止都藏身幕后，其负责的任务是「寻找、调查，最终针对支持中国的分裂小团体以及不满分子给予支持，鼓励他们形成与支持苏维埃的『革命』政党相对的所谓『马列』政党」。69中央对外联络部的许多领导者都在文化大革命时遭到整肃，但他们重获接纳后，该部就开始在「外交政策的整体规画」上起了积极作用。
近几年，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世界一百六十国超过六百个外交政治单位打下关系，而且是负责提倡习近平「新型政党关系」的关键单位，而新型政党关系就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国政党、智库和媒体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希望，不只将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外交手腕用于促使国内政策获得接纳——这是对外宣传的传统目标——也希望用它来把善治的想法散布给全世界乐于接纳的政策运作者。」70
对尼泊尔来说，中国共产党和尼泊尔共产党的联系，显示中国会更进一步融入尼泊尔的政治体制。国际关系学者普拉莫德．贾伊斯瓦（Pramod Jaiswal）跟我说，从中国这边来看，当达到最高层级的涉入时，「中国会开始提供『政治建议』，中国共产党就在此涉入了各党派。在尼泊尔，中国的涉入就已达到这样的层级……先前还会听说，中国的政策并不是支持别国内政，但现在已经没这种事了。北京不说那是政治『干涉』而是『建议』。」
虽然说，中国在鼓励尼泊尔两大共党合并方面起过什么样的作用，至今还不是很清楚，但从以下这件事倒是能清楚看出，北京很在乎要保持尼泊尔共党的完整：二○二○年，当普拉昌达和奥利开始因权力共享的安排而起口角时，北京大使与尼泊尔政界人士进行了一连串的会面。二○二○年十二月，在奥利解散国会后，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副部长郭业洲抵达加德满都，和尼泊尔各党各派政治人物进行好几场会面。尽管中国多番尝试，尼泊尔共产党还是一分为二了。据说郭业洲在两个共党于二○一八年合并的过程中非常关键。有些报导主张，郭业洲的任务是评估尼泊尔政治的全新现实面貌，以及评估北京需不需要重新调整方针。也有人说，郭业洲这支团队也是去打探，在奥利于二○二一年四月到五月举行期中选举前，这两派共党有没有可能先组成另一个联盟。「自从君主政体倒台后，中国就一直在尼泊尔寻找可靠而值得信赖的伙伴。后来它就找到了尼泊尔共产党，」一名尼泊尔共产党的官员说。郭业洲的来访重申了一个信念，就是中国比较偏好由统一的尼泊尔共产党所主政的政府；然而，在政治上有了新算计的中国，现在迫切希望它仍能保有它在尼泊尔的关键利益。71
中国共产党与尼泊尔共产党的联系，尽管说是党与党关系，却是更庞大的两国双边关系的一小部分。一位尼泊尔共产党的官员跟我说，中国大使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分参与了尼泊尔共产党的会议。在二○二○年六月疫情高峰时刻，尼泊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一次视频会议让某些人吃了一惊。尼印边界纷争仍在持续，而印中边界近期冲突则导致了双方都有数名士兵死亡。二○二○年十月，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其他几个尼泊尔政党举行了另一场视讯互动，其中包括了主要反对党——尼泊尔大会党。接着郭业洲在十二月的会议上证实了人们相信的事，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与尼泊尔共产党的联系，其实是中国更大格局的对尼泊尔政策延伸。
这样的联系也合乎习近平二○一三年强调的一种涵盖范围更广的邻国政策，在那种政策下，中国要实行一种与邻国互为「命运共同体」的政策。「中国对邻国外交手段的战略目标，是要实现两个『百年目标』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需要与邻国发展更密切的联系，其中有着更友善的政治关系，更牢固的经济羁绊，更深刻的安全合作以及更紧密的民间接触。」72
虽然大众多半觉得中国偏好尼泊尔有个共产主义政府，但分析家们认为，不管哪个政党，只要能展现出同样的选举宰制力，中国都会与其交涉。「中国偏好稳定强大的政府——而共产党［译注：尼泊尔］目前属于这一类……如果明天大会党赢了，跟大会党就会有类似的交涉，」苏迪尔．夏马这么跟我说。习近平访问尼泊尔时，也在一场与德乌帕的会面中强调尼泊尔大会党在形塑双边关系中的历史作用。「无论尼哪个政党执政，中尼两国都会保持稳定友好关系，」外交部如此宣布。73
这一切都导致了关系进一步提升。奥利二○一八年六月的中国访问被称作「转折点」，而在尼泊尔总统碧雅．戴维．班达里（Bidhya Devi Bhandari）二○一九年四月访问期间，尼泊尔签下了一份长期议定书，就运输方面达成协议，得以使用四个中国海运口岸（天津、深圳、连云港和湛江）以及三个陆运口岸（兰州、拉萨和日喀则）。接着就有了外交上的意外成果：二○一九年十月习近平短暂但效率十足的访问。
习近平的加德满都行在许多方面来说都很值得注意。它是中国总理暌违二十多年的访问，并将双边关系提升到了「战略伙伴」的地步。我遇到的所有分析家都说，这趟访问会为过去那些（即便有好几项重点协议但）未有任何行动的双边关系灌输新的动力。这趟访问也显示中国对于双方关系自从政治转型以来的进步幅度感到满意。在习近平放出的讯息中有一个是和铁路有关：焦点是在于加德满都——博卡拉——蓝毗尼线，而不是吉隆——加德满都线。后者的工作不只是因为资金而卡住，也因为北京想要让铁路延伸到印度边界，让它能接触到印度市场——在这个当口下机会渺茫。
最重要的是，习近平访问的意义是，尽管印度——尼泊尔关系可以持续「特别」下去，这个南方邻国却不再是尼泊尔的首要双边伙伴。除了西藏议题外，北京还希望，不只藉由实体基础设施，更要透过更多民间来往，来增加双方连通程度，并打消任何其他国家对尼泊尔的野心，除了印度和中国以外。
另一方面，二○一五年封锁之后，新德里对尼泊尔就采取了低调态度，而该国外交官在各议题上大多安静少言。二○二○年十一月，印度外交大臣哈什．瓦尔丹．什林格拉（Harsh Vardhan Shringla）在卡拉帕尼领土纠纷仍余波荡漾的时分进行访问，而当时有着谨慎乐观的气氛。明显能看出的是，新德里企图远离尼泊尔日常政治事务，如今专注在运输连通与经济相关的议题，以及强调文明面的民间关系。印度表示，奥利二○二○年十二月解散国会是尼泊尔「国内问题」，同样表明了德里正在重新思考与加德满都的关系，并明显地正在从它邻居的国内政治事务中抽身。虽然有些人主张，德里不再觉得尼中往来违反印度利益，但真正的关键问题，是印度在多大的程度上愿意接受中国在尼泊尔的存在以及影响力。如果印度接受中国会在这待下来，那么，画给它的新「红线」是什么？
然而，近年来北京在尼泊尔最大的挑战，并非来自印度，而是几千英里外的美国国会山庄。
尽管现在全世界都感受得到美中的地缘政治竞赛，但在尼泊尔这边，这种竞赛早就公然在进行了，远比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口水战还要更早开打。双方在尼泊尔的争执根源可追溯至二○一八年，当时美国国务卿麦克．庞培欧（Mike Pompeo）说尼泊尔是印度——太平洋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IPS）的一环，而把尼泊尔外交大臣普拉迪普．加瓦利（Pradeep Gyawali）推上了火线；印太战略是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外交政策目标，而据「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二○一七年档案所言，「世界秩序的自由展望与压制展望，正展开地缘政治竞争」。74印太战略源自于唐纳．川普二○一七年十一月的亚洲访问。尼泊尔会被说有参与印太战略，是因为它同意加入美国政府「提供给经过竞争选出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75的外援机构——千年挑战计划（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MCC）。它于二○一四年签下千年挑战计划的合约，美国会藉此给予尼泊尔五亿美元投入基础设施计划——特别是电力传输线和公路维修——而尼泊尔自己则会投入一．三亿美元。千年挑战计划本来没起任何争议，直到庞培欧说了那番话为止。接着，尽管加瓦利否认尼泊尔为印太战略一部分，但参访的美国国务院南亚副助理国务卿戴维．J．兰兹（David J. Ranz），还是于二○一九年五月表示，千年挑战计划是印太战略的一个关键部分。一份美国政府的报告也证实了千年挑战计划是印太战略的一部分。76
争执如今于尼泊尔国内政治圈上演。总理责怪议长——不是别人，就是与中国走得最近的毛主义者政治人物马哈拉——透过国会来延迟批准条约。二○一九年二月，美国东亚暨东南亚国防副助卿乔．费尔特（Joe Felter）把千年挑战计划和一带一路相提并论，并说中国在尼泊尔的投资应该要符合尼泊尔利益，而不是中国利益，并提出了如今恶名昭彰的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Hambantota Port）的协议，做为后者的证据。过了一天，中国大使侯艳琪回击，说费尔特的评论「不负责任」。普拉昌达在二○二○年六月与中国共产党的视频会议中表示，尼泊尔不会接受任何附带着国家安全结盟条件的支持。也有人说，二○二○年十二月中国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郭业洲接连与尼泊尔政治人物会面，是要打听尼泊尔在国会解散后对千年挑战计划抱持何种态度。
千年挑战计划的条约附带着它自己的一套规则，使得加德满都深深怀疑其居心何在——举例来说，要求尼泊尔不可以使用任何千年挑战计划资金「来支付作为家庭计划的方法而进行的人工流产行为」或者「来支付作为家庭计划的方法而进行的非自愿节育行为」77这类美国共和党的要求事项。中国开始把这当作又一个美国阻挠北京崛起的因子。「如今中国人对尼泊尔这边的怀疑是，加德满都是否透过印太战略而倒向美国那边。他们觉得，相信往那边倒比较好的人，正在政府中位居主宰要职，」苏迪尔．夏马表示。
尼泊尔分析家认为，尼泊尔外交政策的关键目标应该是不结盟，而尼泊尔应该能同时善用千年挑战计划和一带一路倡议。但如今的情况反而像是，两方强权都要知道加德满都想跟哪边结盟，且美国近几年又逐渐增加与尼泊尔政治当权派的来往。随着尼泊尔在疫情以及香港国安法方面摆明了支持中国立场，再加上两国执政党日渐增加的互动，北京似乎在加德满都当前的政治当权派这边，找到了一个积极卖力的盟友。但国内政治纠纷总会有办法体现于外交政策中。
印度当权派成员二○二○年十至十一月的一阵旋风式造访，以及十一月底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的短暂单日造访和十二月郭业洲的造访，再度让人想起了尼泊尔自觉身处的那种地缘政治角力。然而，这些访问的重要意义也在于，它们发生在尼泊尔国内政治动荡的时期中，其中尼泊尔共产党分裂产生的效应，如今在外交政策上已经显而易见。「重要问题在于，这股国内的动力，会如何和正在变迁的区域及全球地缘政治相交会，」资深地缘政治分析家兼《加德满都邮报》前任编辑阿基莱什．乌帕德夏（Akhilesh Upadhyay）如此写道。78
尼泊尔的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再度彼此纠缠，使人们感觉尼泊尔政治主事者正变成外国竞赛者的代理人。一九九○年以后的尼泊尔当权派有一个关键特征，就是有一些机构追求了有别于国家外交政策目标的自身目标。这就使得尼泊尔与外在世界来往的方式出现分歧，而那又导致尼泊尔在外交或国家安全政策上，因为背后是个人或者党派利益在推动，而出现了不一致态度。其中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在尼泊尔天生火爆的政治中被视为永久当权派，并在联合国维和任务中有着重要贡献的尼泊尔国军。然而，它先是退出二○一八年九月孟加拉国湾跨领域科技和经济合作组织（Bay of Bengal Initiative for Multi-Sectoral Techn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BIMSTEC）的多边军事演习，却在同个月参与了另一场与中国的联合演习，于是贸然涉入争议。在习近平返回北京的几天后，中国宣布将给予尼泊尔军一整组共值二十五亿尼泊尔卢比的援助，然而，「就连美国人也和军方有着紧密关系——搞不好其实才是最紧密的，」苏迪尔．夏马表示。79魏凤和的二○二○年十一月访问，也表示中国这边希望自己与尼军的关系要和尼军与美国及印度武装部队一样密切，甚至想要比上述那两方更为密切。80
中尼关系是不对等的，所有强权大国——小国之间的关系往往都会这样。中国从二○○八年以来在尼泊尔的庞大企图可以概述如下：保护边界以阻止藏人难民越界，让藏人激进主义噤声，逐渐削减印度影响力并限制其他强权涉入，并改善连通能力，让经济来往增加，并扩张中国在南亚的影响力。其中中国成功压制了藏人的极端主义和难民运动，而其他国家的影响也被减低，特别是印度。但它也出乎意料地被国内角力打到痛处。尼泊尔也无法说服中国相信尼泊尔有能力履行众多计划和协议。对于人们一直吵着要那条通往加德满都的铁路，中国大使感到失望而公开表示，铁路不会在「一夜间」就筑成。在二○二○年十一月的访问中，大使也建议，「在推进铁路计划的同时」，也要更加重视道路连通。81
而且，尽管尼泊尔在中国坚持下，把一带一路底下的计划清单从庞大的三十五项削减到仅仅九项，这九项计划还是没有多少动静。82也有报导指出尼泊尔这边的筹划和准备都不充足；习近平造访期间，尼泊尔的官员居然问他们的中国对口说，基玛塘（Kimathanka）——勒古阿哈（Leguaghat）边界关卡的援助有没有办法马上到来。中国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这种案子。
此外，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更明显能看出尼泊尔无力与中国当局协商。二○二○年那时拉苏瓦加迪和塔托帕尼的边界关闭了超过八个月。在中国以病毒在尼泊尔扩散为由而关闭了边界后，有超过一千五百台货柜车载着运往尼泊尔的货物卡在途中，包括了一批关键的卡介苗。得要等到连番询问之后，两个边界关卡才在二○二○年末重新回归运作，但每天只有少数几台货柜车获准通关。83
也有谣言说几个关键部门的党派之争导致计划执行延迟。当我问阿格尼．萨普科塔说，为什么跟中国的协议在执行上都没什么进展时，他归咎于官僚体系效率不彰。「我们需要准备一个能够贯彻这些计划的官僚体系……我们到现在都还办不到。参与其中的部门没有一个有好好做功课。官僚体系都还没准备好。我们目前的国家建设严重准备不足。如果我们做事的方法没有转型，我们的发展路线就会偏离正轨。较小型的计划会根据现行基础而持续，但这又不是一个临时政府（kaamchalau sarkar）。这是史上最强而有力的［民选］政府……但我们的思考方式还是跟以前一样。我们的官僚体制还是旧的那个。显然也要怪掌管官僚体系的各个部门，因为它们缺乏领导能力。如果官僚体系持续用老方法思考，就很难用新方法前进。我们需要几个大胆的抉择，而那过往一直都没能做到。」
这里讽刺的地方在于，尽管其他强权早就觉得尼泊尔处在北京的影响力范围内，尼泊尔自己却没能从这关系中得到多少收获。国内政治运作和党派利益，是尼中关系在加德满都这边的一个关键特色。举例来说，尼泊尔在新冠肺炎肆虐的高峰期间，把任期只剩几个月的驻中国大使召了回来。该名大使没有咨询加德满都就与中方协商了滞中尼泊尔留学生返国事宜，这让当权派不悦，但他也是尼泊尔共产党内部变革的受害者。又或者如下面这个例子：尼泊尔的国籍航空没有分配到飞往中国的班次，但一家管理阶层和奥利走得很近的私人航空，就有获得飞往中国五个目的地的路线。新冠肺炎肆虐期间，尼泊尔无法启用它的新友谊来从中国获取高阶医疗设备，也一样反而得仰赖与尼泊尔执政党有着暗中连结的私人供货商。
还有个类似情况是，中国投资尽管获得大肆宣传，但真正实现的非常之少，而且大部分都仅限于观光业的小型不透明投资。尽管这些产业是以人数日增的中国观光客为导向，但接下来两章我们会看到，它们也损害了尼泊尔的利益。尼泊尔也未能减低迅速成长的对中贸易逆差。最后，中国国民利用了免签证制度在尼泊尔进行犯罪活动，好比说有一百二十二名中国人组成的诈骗集团，在约会网站上诱骗女性进行在线赌博，并于二○一九年十一月藉由模糊不清的条款被引渡回国。有好几则报导指出，有人假借与中国男人结婚的名义，把尼泊尔女性贩运到中国。
另一方面，北京对尼泊尔各机构及政党的控制现在已经显而易见。二○二○年九月，当报导纷纷指出胡姆拉的利米河谷发生边界入侵时，尼泊尔官员火速为中国护驾。难以理解的是，该地区一名官员被要求澄清，为什么他在媒体上提出未经授权之建设工程的问题。84接着，尼泊尔驻中国大使责怪了「假」印度媒体报导，说这种报导试图伤害尼中双边关系。一名来自胡姆拉、坚称中国确实入侵尼泊尔领土的尼泊尔大会党现任国会议员表示，他觉得中国大使馆写信给他所属的政党来威胁他，而中国的国家小报《环球时报》还谴责他的党是「挺印度」政党。「我要重申，如果我遭遇任何不测，中国都要负责，」那位国会议员表示。85最让人惊讶的是，不论是尼泊尔媒体或者其他政治人物，对他的指控都没多大反应。中国大使馆给尼泊尔大会党的信，提到了过去比休维休瓦．普拉萨德．柯伊拉拉解决尼中边界问题所下的工夫，并驳斥了所有边界侵犯以及在边界攻击尼泊尔部队和官员的说法。该信同时强调了尼泊尔人受益于中国在西藏的基础设施发展。86
尼泊尔官员和政治人物也透过培训计划和奖学金，使自己朝中国治理方式前进。接下来几年加德满都也会有更多闭路电视监视器，同时新法律打算给尼泊尔情报单位无所不包的至高权力。中国公然谴责一家报纸，以及尼泊尔对这件事的沉默，都让人们担忧起媒体自由。中国共产党和尼泊尔共产党的关系，以及对「习近平思想」的接纳，也显示了尼泊尔政党透过进口中国共产党样板而中国化的情况。
尽管尼泊尔多次自称不结盟，但奥利的反印度国家主义和中国在南亚的野心，确实有趋同汇合之处。没有了更宏大的国家策略，该国的对中政策——如果真有这种政策的话——就只是尼泊尔党派利益的人质。然而，北京都已经在尼泊尔取得更大的自身利益，加德满都的眼中却还是只有「中国牌」。它并没有协商出较佳协议的改善能力，也没有打造过以国家利益为目标而运作的无党无派机构。最重要的是，尼泊尔一直都没能摆脱援助受益者的心态，也就无法想出一套战略，来根据自己所需，去利用中国在经济和基础设施上的进展。
北京在各种议题上和尼泊尔政治与政府的运作者有过来往；它让别人觉得它是个会在有需求时伸手援助的朋友。它的目标和方法，都和过去与尼泊尔来往的其他强权截然不同，而这些强权今日在尼泊尔也有自己的目标。到头来，这会是加德满都的考验：它能否在履行北京期望的同时不破坏自己的主权，以及，它是否能走在未来要它走的那条钢索上？
1.借用自中国总理习近平在二○一九年尼泊尔国是访问之前发表的文章。?
2.Rajan Pokhrel, ‘Man Labelled Dalai Lama’s Agent, Deported to US’, Himalayan Times, 25 June 2019. https://thehimalayantimes.com/kathmandu/man-labelled-dalai-lamas-agent-deported-to-us/.?
3.出处同上。「6」这个数字在尼泊尔是「cha」这个词的简写，意思接近于「是」或者「有」。?
4.Anil Giri and Tsering D. Gurung, ‘China Asked Nepal to Ban a Tibetan Official From Entering the Country, Nepali Officials Got the Wrong Man’, Kathmandu Post, 27 June 2019. https://kathmandupost.com/national/2019/06/27/china-asked-nepal-to-ban-a-tibetan-official-from-entering-the-country-nepali-officials-got-the-wrong-man.?
5.关于尼泊尔政府是否有响应询问，我就没再从美国大使馆那得知消息。另见：Roshan S. Nepal, ‘American embassy seeks clarification’, The Himalayan Times, 28 June 2019. https://thehimalayantimes.com/nepal/american-embassy-seeks-clarif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