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新知图书是要了解，为什么一个以昆明为据点的集团会在加德满都开一间中文书店，以及书店的消费者都是谁。打扮时髦的在地经营者杨华，正忙着和几个中国顾客讲话。他跟我说，大部分的书都在谈中国，很难推销给当地消费者，所以他们也得进讲西藏的书以及文具。加德满都店也是新知唯一零售食物和民生消费品的经销点，购买的大部分是旅外中国人，或者加德满都的几间高价中国餐厅。
我是在习近平短暂造访加德满都的一个月后造访该店，杨华认为中国投资和观光客会因这件事而增加。「观光客人数当然会增加。但尼泊尔需要改善基础设施，」他说，「要从旅馆房间二十四小时供应热水这种最基本的开始。此外，为什么搭飞机、住旅馆、去观光景点，观光客就要付不一样的价格？中国这边，价格对谁都是一致的。」
杨华不时抹掉眉间的汗水，我问他在尼泊尔做生意的情况如何。「还行——不太容易也不太难。」他不会讲尼泊尔语，我们是用英语对谈。他说，做生意时语言不是问题。「再怎么样，我们都不是跟尼泊尔店家竞争。我们的东西是卖给另一群人。」
在加德满都以西两百公里处，我站在一大片很快就要变成新机场的两千五百公尺跑道的土地上。不远处，我可以看到新的航站大厦的骨架正在往上盖。到了二○二一年，博卡拉的国际机场就会完工，距离一九六九年第一次提出时已经将近有五十年。
最先是一间日本公司在一九七○年时，想要拓宽原本的国内线机场。8在当地企业主和旅游业经营者的大量游说下，9土地征收从一九七四年开始进行，但建设工程要到二○一六年，尼泊尔和中国输出入银行签下了一张两亿一千五百九十六万的软贷款（译注：soft loan，弱势货币贷款）协议，以提供资金于「中工国际工程」负责的建设工作，于是工程才开始。10这同样也是经过了十年协商的结果，其中奥利的转头向北以及二○一五年的印度封锁，都有着催化作用。机场本来要于二○二一年七月十日交给尼泊尔民用航空当局；新冠肺炎疫情前的好几则新闻报导，都强调了机场有可能提前完工，但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
博卡拉是一座被水——湖泊、河流和溪流——环抱的城市，甚至连地底下都包着水。这里的土壤特别容易发生地陷；季风雨季期间，一场大雨过后，城市周围的田地固定就会开几个天坑，有时甚至就开在城市里。即将落成新机场的那块土地曾经满是稻田，靠着比贾普尔溪（Bijayapur）和赛提甘达基河的水源灌溉。对于一九八○年代至一九九○年代初在博卡拉长大的我来说，这里是已知世界的边缘（或者至少是当时城镇的边缘）。那块被称作昆达哈尔（Kundahar）的地区渺无人烟；很少人会冒险跑去那边，除了六七月插秧季和十一月收割的时候。为了盖机场征收的土地，就横跨在离开博卡拉前往加德满都的对外通道上。多年来，我注意到区划机场土地的那块广告牌慢慢在生锈。广告牌本体破败不堪、变形扭曲，其中一条支柱因为恶劣天气而损坏。之前这个计划怎么看都是走不下去，但后来奥利于二○一六年五月得意洋洋地抵达中国，并签下资助建设的协定。自从那之后，这里就变成了工程建设的枢纽地带，沉重的掘土机械从双线公路一路嘎嘎作响地开进工地大门。
长久以来，博卡拉的企业主和旅游业者私底下都认为，该城的国际机场是因为加德满都旅宿和旅游业者的游说而卡住。目前为止飞抵尼泊尔的国外访客都必须在加德满都落地，自然就创造了一个过夜住宿市场。「以前人们把博卡拉当作参与竞争的一个目的地，」目前经营「亚当旅游」（Adam Tours）和「博卡拉旅游」（Travels in Pokhara）的尼泊尔旅游观光委员会前成员巴苏．特里帕西（Basu Tripathi）跟我说。「但现在机场要来了，加德满都旅馆业者也开始在博卡拉买地投资了。」不断有人跟我说，计划因为政治人物拉宾德拉．艾德希卡里（Rabindra Adhikari）的关系而加速完工；此人在博卡拉获选国会议员，并担任旅游观光部长，直到二○一九年二月因直升机坠毁身亡为止。
当我于二○一八年六月某天下午造访机场场址时，工程正快马加鞭地进行。一排整齐的组合式建筑——现在是尼泊尔境内中国厂房的象征物——被五十多名中国工程师同时当办公空间和居住区来使用。英语和汉语的安全指引显眼地展示在各面墙上，包括一面写给宿舍的禁止吸烟告示，以及另一面要求使用暖炉时要确保充足通风的警告。一座临时羽毛球场漆在居住区外面的庭院里。在兴建航站大厦的场址旁边，停放着一整排整齐洁净的、中国打造的陕汽德龙F3000自动卸货车。跑道已经推平了，而到了二○一九年底，它就已经完工了。两千五百公尺长的跑道，可以应付空中巴士320和波音737这类中距离喷射机。如果彻底推平东边一座森林茂密的小山丘，跑道的长度就能增加到三千公尺，让机场能够应付更长程的飞机。一位地位显赫的当地生意人跟我说，他们曾游说官方延长跑道，但并没有真的坚持这一点，因为他们想要机场先落成再说。
分析家们把这些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计划，当作中国在尼泊尔发挥影响力的手法范例——而且这样举例的理由很充分，因为那涉及大笔金额，而光是这笔钱的实质存在就已经相当可观了。但这个焦点并没有办法说明围绕着这类计划所发展出来的更庞大生态，而那种生态圈同样也是发生在尼泊尔的现况。基础设施投资通常会在厂址周边产生一套当地经济。机场同样也产生了新的商机，而像项少华这一类中国创业者，就靠着自己对语言、文化和人的熟悉而利用了这些机会；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们在尼泊尔的环境所具备的工作常识。
当一名博卡拉生意人把我介绍给「桑德什」（Sandesh）的时候，我花了一阵子才理解到，他指的是项少华选的尼泊尔名字。项少华二○○九年第一次来博卡拉观光时，他想也想不到自己会留下来，还在这里种中国蔬菜稻米，来供应国际机场的便当，以及星罗棋布于湖畔区（也就是横跨佩瓦湖的博卡拉观光区）的众多中国餐厅。「我在这里遇到一个中国餐厅老板，我问他博卡拉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闯看看。他跟我说，餐厅在这边都拿不到什么象样的蔬菜，」项少华用一种带着中国腔的异样尼泊尔语说。他一开始先是在城市北边郊区租了半公顷的地。八年后，他已能在机场工地另一头称做乔泽（Chauthe）的地方，租下近两公顷的地。11
跟项少华见面可说大开眼界。他的经历见证了中国人的冒险犯难精神，也见证了随着新一批中国人出现在尼泊尔而发生的转变。这段历程也隐约透露了，人们正靠着中国人对本土的偏好，或者说靠着他们在外地坚守身分认同而坚持的熟悉习惯（在这边的例子是烹饪），来从中赚取利益（至于是哪一种，就看你个人解读）。
过去，项少华在跟科达里隔着一条边界的中国樟木镇做生意，但好机会一出现就给他逮住了。他没上过尼泊尔语课，他是透过对话和练习，经年累月地学会这种语言。「一开始我也不会英语，所以非常困难，」当我们在一间简单取名叫「四川中国人」的餐厅坐下来喝茶时，他这么跟我说。在我跟他见面的前一天，他还在自己的新农场种了稻。项少华说他出身成都附近的村子，而他一男一女两个小孩都还在老家。「来博卡拉之前我对这里一无所知，」他说。头两年他没赚到钱。但因为越来越多中国人造访尼泊尔，再加上机场开始兴建，需求日渐增加，而他就是这样租起更大块的农地。「在中国可以赚更多，但钱到哪都可以赚。我喜欢博卡拉——气候太适合农作，我也想要住在天气好的好地方。」
我问项少华说，在语言有障碍又没什么明显人脉的尼泊尔异乡做生意感觉如何。他难道不想要有一个尼泊尔合伙人来把事情摆平吗？「我觉得自己做比较简单，」他说，「我来这边的时候二十二岁。我完全没决定要怎么走。我给自己在博卡拉三年时间。现在，我也有尼泊尔朋友了。」
在尼泊尔做生意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他想了一下说，「这里最难搞就是做事花时间。」哪方面花时间——只是官僚找麻烦，还是还有别的？他说，要从中国进口材料很难，而且处处延误。樟木通过来的路自从二○一五年地震后就封闭了；当我在二○一八年跟他见面时，只有拉苏瓦加迪的路还能用。「小型农具要花将近一个半月才能运过来。如果产品能快点送达，做生意就顺多了。」但他对机场信心满满。「我可以早上离开博卡拉，下午到家。两国文化多一点接触总是好的。」
如果不是两国之间民间交流渐增，项少华也没办法在农耕上小有成就。供应国际机场的配膳或许使他业务扩展，但他之所以有信心在没有在地门路、连当地语言都不会的情况下就在尼泊尔做起生意，是因为有好几间中国餐厅，加上光顾餐厅的观光客们。他也得适应尼泊尔的工作文化与规范。「在尼泊尔，进度延迟也不会怎样。人们喜欢放轻松。在中国，情况正好相反。人们总是赶东赶西，事情很快就搞定了，」他跟我说完又补上一句，「但拖一下下倒是无所谓。那样就不会太紧绷，总是件好事。」
中国在尼泊尔优先投资了三个领域：观光业、交通运输业和营造业。在这些领域中，利拉．马尼．鲍德尔把「水利和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及矿业」指定为开放给北方投资的项目。12近年来，中国投资也集中于观光业、营造业以及货物装卸等项目。然而整体来说，尼泊尔很难取得大规模投资。二○一九至二○二○年间核准通过的两百二十七件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新计划里，只有九件归类为大型投资，也就是超过二．五亿尼泊尔卢比的投资。13
让大型中国经济投资进来的路也不甚顺畅，恐怕还没有中国三千三百万美元援助兴建的新拓宽加德满都环状线的一半顺畅。二○一八年九月，中国长江三峡集团退出了尼泊尔西部价值十五亿美元的750百万瓦西赛提（West Seti）水力发电厂（该公司的上层机构曾经兴建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厂，也就是22500百万瓦的三峡大坝）。即便尼泊尔把发电量降到600百万瓦，并把电力收购协议延长到十二年，公司仍认为该计划因「过高的重新安置与复原成本」而不可行。14
接着，交给另一间中国包商「中国葛洲坝集团」、要价二十五亿美元的布迪甘达基（Budhi Gandaki）1200百万瓦发电厂，则是陷入一片混乱。它最初是在二○一七年六月由普拉昌达领导的政府发给葛洲坝集团，后来尼泊尔大会党领袖谢尔．巴哈杜尔．德乌帕领导的临时政府因为认为该协议「不合规范且欠缺思虑」而解约，然后到了尼泊尔共产党宣誓就职时，又交还给葛洲坝集团。但动能已经耗损殆尽；政府和葛洲坝集团已经谈不下去，现在尼泊尔得要自己来兴建这个厂。
这两个水力发电厂都遭人质疑说，是不是有印度和中国的战略角力透过尼泊尔政治行动者在展现。授予合约的过程不够透明；举例来说，葛洲坝集团当时就不用走招标流程。但中国公司——就算背后有国家撑腰——显然没有彻底了解尼泊尔的推诿与繁文缛节文化，因此不太能主导尼泊尔的状况。「因为缺乏技术，加上贪污腐败问题，较小型中国公司还未实现在尼泊尔的计划。但就连比较大的建设公司也没能实现目标，在我看来，是因为这些公司并没有了解尼泊尔的社会复杂面以及难题，」苏迪尔．夏马说。「他们认为，如果政府在这边做了个决定，事情就会像在中国那样搞定。但那一套在尼泊尔行不通。在这边，就算政府批准了，也不会动起来。执政党里有各个反对计划的派系；当地民众有时候也会抗议。我不觉得中国人有彻底了解到那一点。」他以环状线拓宽计划为例：「因为尼泊尔电力管理局没有移动电线杆，所以整个计划就延迟了三四个月。」
尽管中国公司和投资者靠着说「尼泊尔是个好的投资目标」以及「中国在该国的投资承诺居于领先」来表达口头支持，实际上的情况是，尼泊尔根本还没展现出准备好让外国来投资的样子。那个邀请外国企业前来投资而被大肆炒作的投资高峰会（Investment Summit）才刚过两个月，外国投资门坎就于二○一九年五月从原本的五万美金调高到五十万美金。
在众多投资案中，有一间中国公司因为承诺投资二．五一亿美元于尼泊尔的一间水泥厂——该国制造部门的最大笔外国直接投资——而在二○一五年上了头条。
二○一八年的某天早上，我抵达了红狮希万姆水泥厂在加德满都的办公室，就在它们位于平原地带那瓦尔帕拉希（Nawalparasi）区的厂房开始生产的一年后。加德满都的办公室一般都是早上十点上班，但早上九点，红狮的办公室就已经忙了起来。那里有着在尼泊尔不常见的大公司匆忙感，而在会议室里，我等着年轻的财务长维卡斯．阿格拉瓦尔（Vikas Agrawal）。
建设营造已是尼泊尔经济中最快速成长的其中一项，其动力来自于地震后的重建、海外汇款收入成长导致住家兴建增加，以及连续几任政府推动的实体基础设施。二○一八至二○一九年，该项目贡献了百分之七．八的尼泊尔国内生产毛额，然而此项目的趋缓加上二○一九年海外汇款减少，让国内生产毛额的成长目标从百分之八．五变成了百分之七。尼泊尔对进口水泥的依赖已在稳定下降，不只是因为红狮的厂房（全尼泊尔最大，可以供应总需求的百分之二十五），也是因为国内出现了一大批新的制造商。二○一九年，水泥进口下滑了百分之十三，而现今的国内生产占了总需求的百分之七十，而且根据制造商说法，预期接下来每年将会再提高百分之十到十五。
维卡斯．阿格拉瓦尔在喝茶时跟我说，「红狮觉得尼泊尔是个优良市场，因为就算量不高，这里的利润还是很好，比在中国好，」这就颠覆了普遍认为的「中国公司在尼泊尔是靠规模化生产来运作」的概念。「当然，在像印度之类的其他国家，它们会考虑量的问题，但当你来到尼泊尔这种国家，就办不到那一点。」
中国最大水泥生产者红狮控股和希万姆集团的大胆投资，是在两间公司经过好几轮讨论后才谈成的。在总投资额的三亿五千九百二十万美元中，红狮占了总资金的百分之七十，剩下的则由希万姆所有。红狮对尼泊尔市场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了石灰石矿脉以及它们的可开采程度（石灰石是水泥生产的关键投入材料）、质量和地点；最后，也研究了应该选谁当在地伙伴。根据阿格拉瓦尔的说法，跟希万姆水泥合伙对两者来说是「双赢」，因为这间公司在国内市场已经占了一大部分，而希万姆希望进一步成长。「他们的技术、他们的生产流程，一切都相当低落，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用以了解生产成本在中国怎么有办法压这么低？」
尽管水泥生产流程的错综复杂超出了我的理解，但我很讶异地听到，他们的关键进口物料，也就是煤矿，是一路从南非来的。而且因为尼泊尔电力局还没有建设一条专用的132千伏传送线来供应40百万瓦的电力给厂房，所以红狮已经开始透过废弃物生产12百万瓦的电力，其余不足的则是用自家柴油发电机。15红狮这个品牌已经取得了很大一部分的市场比例；它的广告星罗棋布于公路沿线村庄，也出现在城市内的广告牌上。而我则是对这间公司在这里实施的大企业做法十分有兴趣。
第一个是厂房建设起来的速度。现场工程从二○一六年五月开始，接着在十六个月内，厂房就已经准备就绪可以生产。「在尼泊尔，盖一间水泥厂正常要花大约三到四年；红狮只花了一半的时间就做好了，」阿格拉瓦尔说。我问他当时当地有没有反对声音。二○一八年十月，另一个一．四亿美元的共同企业「华新水泥纳拉亚尼」（Huaxin Cement Narayani）就遭指控违背环境影响评估规范，以及在建设期间日渐侵吞公有土地。尽管尼泊尔国会的公共拨款委员会（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于二○一九年七月下令当地自治当局取消土地租借协议，但尼泊尔投资委员会（Investment Board of Nepal，IBN）说，该厂可以继续建设，且投资并不「受到威胁」。16红狮这边也一样，二○一六年的一份报导显示，住在石灰采石厂附近的当地人停下了工程，以争取更好的补偿。阿格拉瓦尔跟我说，他们公司把这种问题处理得很好。「当地人知道，一旦产业起来了，整个地区就会有发展，所以他们支持建设。」比那更晚的报导强调了一套当地经济如何围绕着厂房而起，而地价则从几年前的一卡塔（kattha）地17一万五尼泊尔卢比，飙到了四百万尼泊尔卢比。
因为与中国联系而带进了尼泊尔公司文化的第二个要素，就是所有员工得要经历的定期考核。在红狮，员工每周、每月、每年都要接受评估，而他们的薪资按照表现调升。「百分之七十的薪水是固定的，其余百分之三十则是可变动部分，而这部分会随着员工的表现进步而增加，」阿格拉瓦尔还补充说道，红狮在他们与供货商的合约中实施了一个「反贿赂」条款。「你不可以送现金给我们的员工，以货代款也不行。」18
这些做法对尼泊尔公司文化来说很新颖，显示了当地员工在适应外国做法上有了微妙转变。举例来说，尼泊尔公司一般采用的方法是每年固定让一名员工能够休几天的假，但在红狮，休假日要看一名员工在公司待多少年。
红狮（以尼泊尔标准来看）的大规模投资，让该公司的尼泊尔合伙人在旁边看到了中国公司怎么在世界各地运作并取得成功。尼泊尔公司和中国公司的伙伴关系，让我们能够现时现地一窥中国是怎么在国家体制外办事的。这组共同投资现在将会以国外贷款为资金，花费三百二十亿尼泊尔卢比，买下印度安姆布贾水泥（Ambuja Cement）所持有的当地一间停止运作十六年的厂房股份。19
「如果你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尼泊尔的影响力可说大幅攀升。今天就连尼泊尔的报关工作也是中国的人员在做的。尽管他们没办法从尼泊尔报关人员那边取得执照，但他们获得了可以经手的合约。举例来说，红狮不管进口了什么到尼泊尔，进口货物都由思锐物流（CJ Cargo）这间中国公司来处理。再加上，中国人又热切渴望学习。他们就是学个不停，」阿格拉瓦尔说。他确信，这会转化为在尼泊尔境内的更多投资（不论是透过有当地银行支持的借贷，还是外国资金直接注入），最终促成技术转型。但他认为，尼泊尔如果要吸引更多投资，就需要放松它的外国直接投资规定，不只是在批准法规和劳动规范方面松绑，也要在如何看待外国投资方面松绑。「你得要正面看待中国，不然你就得负面看待。你没办法既正面又负面。如果你要把投资带进来，你就得清楚知道需要做什么，然后你就得去支持那件事，」阿格拉瓦尔说。
一如其他开发中国家都会发生的情况，尼泊尔决策者、政府官员、私部门参与者和一般大众，都对于中国过去二十年的成长速度、它的基础建设能力、它的经济盈余以及它减少贫穷人口的成果敬畏不己。中国的经济崛起展现成一种在外交和其他方面（例如观光）往来的强大武器，尤其是在那些认为缺乏资本（以及因此而造成的经济疲弱）是成长发展最大阻碍的开发中国家，这种武器又特别有力。尼泊尔也期待，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替几项基础设施和提升连通能力的计划铺好路，特别是因为这类计划如今已经纳入「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Trans-Himalayan Multi-Dimensional Connectivity Network）的伞下。虽然尼泊尔众多热切目标的核心在于跨喜马拉雅铁路，但可以注意到典范正在转移。举例来说，新的互联互通网络，设想着「尼泊尔和中国之间六条经济通道，有着强化的边界设施和更加进步的交通运输基础建设」。20人们对一带一路倡议有多种不同的认知，有些人把它看成是「在先前各种国际方案之外一个有望成功的别种选项」，或是一种让尼泊尔摆脱印度经济掌控的方法，或是想象中更为先进之尼泊尔的未来展望。21
然而，在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等多国无法偿还贷款或者修订了与中国的原始协议之后，各界开始产生对「债务陷阱外交」的新顾虑。尼泊尔这边，在二○一九年各种隐约透露着在中国涉入问题上有政治分歧的更大规模争辩中，外交部长本人认定反对者对于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指控是出于「对中国的负面态度」，且意在给尼泊尔「灌输心理恐惧」，因此予以无视。22尽管如此，中国投资还是全面受到欢迎；即便探讨中国投资表现的质性研究非常少，但反对的声音依旧很小。
近期一项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感受调查，发现尼泊尔的受访者最乐观期待一带一路倡议成为良机。「以国家为单位来看，发现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长期承诺抱持最正面观感的地方，是尼泊尔（57.5%）、孟加拉国（57.0%）和巴基斯坦（51.2%）等南亚国家。」23这项发现和其他在开发中国家针对「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所做的民意感受调查相符合。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人均国内生产毛额最高的那些国家，对中国的观感往往最负面。在光谱的另一端点，人均国内生产毛额比较低的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就没那么负面……跟五年前相比，许多新兴经济体内如今都有更多人表示，中国正在成长的经济对于自己的国家来说是好事。」24
尽管皮尤研究中心并没有对尼泊尔受访者做民意调查，但它发现的结果，却和我发现的一种在尼泊尔政治人物、决策者和私部门要角之间几乎普遍一致的观点相吻合。二○一九年九月，在一场由中国大使馆以及某中国企业委员会主办的投资论坛上，六个省分的首席部长都奋力争取中国在他们省内投资。前毛主义者领袖、目前为尼泊尔共产党籍的现任国会议长阿格尼．萨普科塔跟我说，「中国的经济成长值得模仿……中国在不惹恼任何人的情况下一直在增加它的影响力。」一个全球信用评等机构的市场情报团队，也说出了类似的话：「接下来几年里，中国投资会是尼泊尔强大的成长驱动力……这些计划全都显示接下来十年间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可能急速上升，如果这些案子确实如原先策画般顺利进行，将带给尼泊尔经济强大推力。」25
二○一九至二○二○年，中国是最大的外国投资国，而且大幅领先其他国；这一会计年度批准的两百二十七件外国直接投资案中，有一百七十六个是中国投资者在背后支持，其估计投资额为两百六十亿尼泊尔卢比。26产业部（Department of Industry）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投资在营造及其相关活动、货物装卸工作、软件开发和制造业方面的量都在提升，又尤其是电动交通工具的组装方面。在不久的将来，至少有七家中国公司会开始在尼泊尔组装电动交通工具，而在二○一九——二○二○会计年间还会再批准两家。根据大使所言，二○一九年间，中国公司得到了价值十亿美元的工程合约，跟前一年相比增加了百分之十三。中国在尼泊尔的非金融资产投资也增加到九千八百七十万美元，跟前个会计年相比几乎增加了百分之百。27双边贸易量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七．九，尽管贸易余额严重偏向中国。28现在有更多的中国公司想在尼泊尔做生意。二○二○年九月某个三百台电动巴士的政府采购投标案，表达有兴趣的四十一间公司中，有三十四间是中国厂牌。29
但在针对中国投资以及中国透过经济善款行使之战略影响力所做的质性分析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些公司是不是真的比其他的双边伙伴更成功。在前面讨论的两个水力发电厂之外，中国的承包商「中国铁建」，也于二○一二年退出了马兰奇（Melamchi）的饮用水供应计划；在那之前他们花四年兴建了六．五公里长的隧道，但本来的目标是二十七．五公里。二○一九年十一月，正在尼泊尔平原地带兴建拜拉哈瓦国际机场的中国公司「西北民航机场建设」遭到指控，说它们给跑道、出租车道和航站大厦使用假的照明系统。尼泊尔的国营航空从二○一二年以来已经接下了六架中国飞机：其中两架是赠礼，而另外四架则是由中国输出入银行提供的二．一八亿人民币贷款所资助。然而，因为缺少驾驶和零件，国营航空最终于二○二○年六月让它们永久停飞。这些飞机让航空公司面临每年六亿尼泊尔卢比的损失；二○二○年起，公部门事业每年得要支付二．五亿尼泊尔卢比来偿还贷款。二○二○年十二月，航空公司总算想到了几种摆脱这些飞机的选项：要求制造商把飞机买回去（制造商拒绝照办）；把它租给其他尼泊尔经营者，或者租给其他中国和国际的经营者；或者把它们拍卖掉。30
就连红狮也于二○二○年初，被列名为据说生产不合标准水泥的八间水泥公司之一。31二○一九年一本杂志的报导32宣称，「中国在执行计划时推动的是自己的利益，多过了尼泊尔的需求，」而在同时能源部长又问中国大使说，「中国公司在其他国家都表现得十分杰出。为什么在这里就没办法呢？延误的理由是什么？」33
另外还有个问题是，中国投资为当地生产了多少就业机会。红狮希万姆水泥厂至少雇用了五百名中国国民，而公司之前也愿意参与中国「科兴生物」开发的新冠肺炎疫苗的第三期试验计划，让自己的员工接受疫苗测试（试验结果尚未公开）。博卡拉国际机场雇用了两百名中国员工以及一百二十名尼泊尔员工。根据劳动部资料，至少有四千五百四十一名中国国民受雇在尼泊尔工作，占了该国所有外国工作者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但这数字并不包括印度人。34尽管没有中小型企业外商的确切雇用人数，但有一种道听涂说的证据主张，大部分的中国公司都会带技术水准较高的中国员工来，而尼泊尔人则受雇做低技术工作。目前还没有人针对中国投资造成的技术转移做过质性分析。
这并不是说，应该要用比其他国家公司更高的标准来看待中国公司。延误、签约流程缺乏透明度、口头保证变成实体投资的转换率低落，还有难以克服的借贷结构，既是尼泊尔人协商技巧和计划执行能力带来的苦果，也是尼泊尔那种无益于外国投资者（整体来说根本无益于所有私人企业）的窒碍官僚行政流程所造成的。然而，根据尼泊尔当前的证据来看，所谓「中国公司执行起计划，可以比其他双边伙伴都做得更好」的信念，是没有根据的。虽然牟取暴利是资本主义不可免的要素，但连在中国内部，人们都会质疑中国公司的质量标准。这在新冠肺炎肆虐期间又进一步凸显出来，当时好几个国家都指出了中国检测器材的缺失。
但不用说，也不是每个中国公司在尼泊尔都表现不良。由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China Overseas Engineering Group Co., Ltd.）所承包、在尼泊尔西部进行的灌溉兼水力发电方案「贝里河——巴巴伊河引水多用途案」（Bheri-Babai Diversion Multipurpose project，BBDMP），于二○一九年四月完成了十二．四公里长的隧道工程——比最后期限还早了一年。承包商「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公司」也同样比排程早了四个多月就完成了加德满都国际机场的跑道修复。博卡拉国际机场则被誉为中国工程模范。
还有一个现实是，尼泊尔也还没达成自己跟中国定下的许多协议，包括了供应石油产品的协议。尽管中国为超过八千种尼泊尔产品提供了免税进口优惠，但尼泊尔的出口还是下滑，而进口则是增加，产生了仅次于对印度的明显贸易逆差。虽然两国都不断强调尼泊尔农产品的出口商机，但中国对尼泊尔质量标准的不满导致了贸易中断，而尼泊尔也没做什么来处理这类问题。
今日中国在尼泊尔的投资，可以细分成几个项目，它们各自用独有的方式形塑了双边交流。第一个是高价值的政府对政府基础建设及水利计划投资，葛洲坝、三峡和中工国际这样的中国国有公司，构成了中国在尼泊尔的外交往来先锋。其实这样的往来几乎是全然不透明的，就算当下只有渺茫的成功希望，仍然拥有庞大的政治价值。
尽管列在一带一路底下的诸多计划看似没多大进展，但很明显的是，过去几年中国经济涉入尼泊尔的量大幅增加——这必定是政府对政府关系更加紧密的结果。虽然政治方面的焦点一直都在连通能力——这个广泛的用词，既强调了实体运输链接力，也同样强调了经济连结与文化连结——但不少计划也被用来把「在尼泊尔做生意很轻松」的隐晦讯息传送出去。在水力发电厂的相关争议之外，中国人对尼泊尔运作方式「不悦」的一个例子，就表现在加德满都环状线拓宽计划第二阶段的延迟上。在第一阶段发生了土地取得的问题之后，中国借着不按时提交设计计划，来推迟第二阶段。「根据中国和尼泊尔达成的共识……尼泊尔这边首先必须完成土地征收以及拆除工作，好创造成功完成计划的必要条件，」当某家报纸针对延误一事询问某中国官员时，他如此表示。35就如中国大使在一次受访时所言，「我认为计划的速度和效率也受到该国的政治稳定度、政策持续性、政府合作情况、经济环境、财政能力和其他因素所影响。」36
第二个范围则在大型私部门中，除了上述两间水泥公司之外，还有华为这间受国家控制且身处中美贸易战核心的公司，在有望开创尼泊尔第一个5G网络的电信网中，它可能也出了一份力。讲歪歪（Wai Wai）方便面可能还比较多人知道的乔杜里集团（Chaudhary Group），最近跟华为签了一纸一亿美元的合约，要在尼泊尔设立一个未来可以升级到5G的4G网络。
然而，即便前面花了不少篇幅写中国各公司在承诺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如何领头前行，高额私部门投资其实很少见。此外，外国直接投资是否由尼泊尔各银行的借款所支撑（红狮的投资有一部分就是如此），又是否涉及了资本和技术的转移，这些情况也都需要做出区分。跟中国打交道的尼泊尔私部门主力，大部分都是进口成品，好比说快速消费品、衣服、家具、电器或汽车——是尼泊尔私部门商业观念模式的延续。37理想中应该要在私部门参与中领头的尼中工商会和其他类似团体所具备的不透明性，以及它们在政策制定面的作用有限，也多少造成了这样的现象。38
对一般尼泊尔人来说，最能看到当今中国投资的地方，就是占尼泊尔外国直接投资最大比例的中小企业。塔美尔（Thamel）和其他观光区的旅馆和餐厅，项少华以及其他卖东西给中国观光客与侨民的农企——这些事业塑造了尼泊尔人与中国公司及中国人民的互动状态，也塑造了前者对后两者的观感。但那带来了各种挑战。
虽然中国投资的低成本生产方法因低价而促进了尼泊尔消费者的生活质量，但这些投资的规模——即便只是中小企业规模——足以压倒尼泊尔的创业者。同样明显的是，中国公司往往会一边在私人企业这边继续当沉默的伙伴，但同时把生意导向中国国民那边去。举例来说，在塔美尔，我拜访了卖药给中国观光客的传统印度草药店：价格是标记人民币，大部分的售货员是中国人，甚至连帐务系统都是汉语的。我跟那位一个月前才开始上班，而且显然正在跟计算机中文接口苦战的尼泊尔柜台人员打听公司的事。她跟我说，产品是写印度文，投资是中国资金，但店主是尼泊尔人。我最后给了她等同二十八块人民币的尼泊尔卢比，也就是四百七十尼泊尔卢比。打出来的发票也是汉语的。
像这样的一间企业就会让人注意起资本向外流出的问题，以及透过规避当地收税制度造成国家税收损失等问题。当前并没有多少监管，尤其在数字支付机制方面的监管特别少。尼泊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很明显地亟需更新金融与收税体制，并把它涵盖的范围扩大。支付宝和微信这类中国电子货币包现在已获准在国内运行，但在中国观光客和迎合这些观光客的店家这边，这种钱包早就行之有年而无所不在，且还没有针对这种钱包的官方政策机制准备就绪。旅行者正透过中国金融系统来付费购买在尼泊尔取得的货物和服务，而这让尼泊尔当局无法把中国人的花费登记为国外收入，因为那些钱从来没进入过尼泊尔的金融系统。「这也让中国生意人能把盈余输送回国，而不用在这里付任何税，因为国内当局没有任何证据证实那些交易发生在尼泊尔。」39一直要到社群媒体广泛讨论起这问题，尼泊尔才第一次禁止电子货币包——当使用电子货币包已经成了全世界的常态后，居然还出现这种被动响应且不合时宜的政策制定——后来又批准使用。
接下来又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与中国的经济往来日渐增加，除了令人担心会像债务陷阱论点主张的那样造成中国国家权力扩大外，还会如何影响尼泊尔的世界观。因为与中国私部门的互动不论从规模还是数量来看都有限，所以当下尼泊尔人对北方邻居的想象，便会被由国家掌控的企业所形塑。这样的互动成功时——好比说博卡拉国际机场——会塑造对中国的正面民意；不成功的时候——好比说水力发电厂——人们就不得不觉得，中国也不过就是尼泊尔与各路双边援助者的漫长互动历史中，又一个外国来的参赛者。不论哪种情况，除非授予合约时遵循一套透明且可以问责的流程（全球过去都在跟中国基础设施投资讨这份东西），否则这类案子都将持续在各种层面上遭受严厉审查。
随着越来越多像项少华和红狮这样的中国创业者以及私部门主力进入市场，尼泊尔的私部门就非得要加紧追上（可能靠着游说来操纵市场），不然就会在竞争中被踢掉，塔美尔好几间小企业的下场就是那样。但人们也迫切需要学习中国新经济，可是如果形塑经济关系的唯一力量仍是不透明的政府对政府互动，而没有与中国私部门领袖的直接互动，那么就没什么急着要学的了。私人参与以及外国资金的流入，再加上技术转移，会移除一些市场中的人为扭曲，但除非有人鼓励尼泊尔私部门摆脱自己闭门造车的心态，不然这样的扭曲就只会随着中国私部门的参与增加而遭到放大。
说到底，尼泊尔需要先解决它自己的两难，才有办法彻底吸收中国经济往来中的转型潜能。让合约变得更透明而能问责，不只能让中国私部门主力进入市场，更能招揽全球主力进场。一个提供监管、创造机会并移除市场扭曲的监察当局，会让尼泊尔创业者和中国创业者在同个市场内竞争。一个领略到转型数字货币趋势有多重要的金融体制，将能够筹到亟需的税收。最后，只有一个愿意和中国人民而不是只跟中国单一政府体制来往的政府，才能彻底了解到尼泊尔与该国正在萌芽的经济关系所具备的潜力。
1.Jeffrey Wasserstrom, ‘From the Little Red Book to the Big White on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https://www.the-tls.co.uk/articles/little-red-book-big-white-one/. 不过中国的评论就比较正面。?
2.Ritu Raj Subedi, ‘Xi’s book is an intellectual bridge with Nepal’, 31 January 2017. http://www.china.org.cn/opinion/2017-01/31/content_40179128.htm.?
3.Editorial Committee (Trans. Saurav Dhakal, Saroj Dhakal, Anup Timilsina), Chiniya Soch ra Sanskritika Pramukh Awadhaarnaharu-4 (Key Concepts in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4),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Current Publications Pvt. Ltd, Bhaktapur, 2018.?
4.People’s Daily Commentary Department (Trans. Dr. Pradeep K.C.), Xi Jinpingle Sunayeka Kathaharu: Yuwa Sanskaran (Stories told by Xi Jinping: Youth edition), Current Publications Pvt. Ltd, Bhaktapur, 2019.?
5.People’s Daily Commentary Department (Trans. Luo, J.), Narrating China’s Governance: Stories in Xi Jinping’s Speeches, Springer, Singapore, 2020. https://www.springer.com/gp/book/9789813291775.?
6.出处同上，p. 120.?
7.出处同上，pp. 134-135.?
8.Kunda Dixit, ‘Pokhara: Nepal’s New Aviation Gateway’, Nepali Times, 21 December 2019. https://www.nepalitimes.com/banner/pokhara-nepals-new-aviation-gateway/.?
9.涉己公开：我父亲，阿南达．拉杰．穆尔米（Ananda Raj Mulmi），就是游说当局在博卡拉兴建国际机场的其中一人。?
10.Sangam Prasain, ‘Pokhara’s new international airport to be equipped with wide area multilateration’, Kathmandu Post, 23 December 2019. https://kathmandupost.com/29/2019/11/15/pokhara-s-new-international-airport-to-be-equipped-with-wide-area-multilateration. 「按照协议，中国输出入银行的贷款有百分之二十五为无息。其余贷款的利息则固定于每年百分之二。贷款偿还期定为二十年，其中有七年宽限期不收利息。政府会承担所有来自外汇汇率波动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