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当初分两阶段撰写，分别于二○一九年中和二○二○年初至年中，在德里和加德满都完成。我于二○一八的后半年前往尼泊尔西部的利米（Limi）河谷，并于二○一九的前半年前往木斯塘（Mustang）和拉苏瓦（Rasuwa）。那段期间，我与加德满都及博卡拉（Pokhara）的人们相谈，这两地都不只是当代分析的现场，也都是历史纪录的所在。新冠肺炎疫情打断了我的旅程，我因此无法造访加德满都东边的樟木27——科达里口岸，那是当今中尼两国交流的一个重要现场。（许多西藏名称已被中国加以中文化——举例来说，樟木在藏语中称达姆［Dram］；在本书中，我会维持中文名称，但只要有办法的话，也会提供藏语原名以及尼泊尔变体。）我也无法前往中国（除了短暂停留吉隆28时踏在中国土地上），且因不熟悉藏语和汉语，而得依靠英语、尼泊尔语和印地语（译注：印度官方语言）的数据源。文中所有引用的中文与西藏文数据源都是译文。（译注：可寻得中文原文的部分皆已还原。）然而，因为本书意图成为尼泊尔的中国观——而不是中国的尼泊尔观——我希望这些数据源已能涵盖充足的范围。
身为一名独立研究写作者，中情局解密档案、《中国新闻分析》（China News Analysis）档案、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数字档案、维基解密（Wikileaks）档案（又尤其是二○○六以后的这段时期），以及尼赫鲁纪念博物馆与图书馆（Nehru Memorial Museum and Library）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纪念基金（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的尼赫鲁书信选集数字本等在线资源，在我的初步研究中都十分重要。我在德里的尼赫鲁纪念博物馆与图书馆，以及加德满都的马丁．乔塔里图书馆（Martin Chautari Library）度过不少时日，直到疫情让我无法再造访。但几个在线资源——数字喜马拉雅（Digital Himalaya）数据集、喜马拉雅地区研究群众协会（People’s Association for Himalayan Area Research）的数据库、Academia.edu以及类似的在线期刊网站——都帮助我创造出一种历史叙事，将有望为这主题带来新观点。
书中人物是否揭露真名，我遵照个别人士的要求。有几个旅途中见到的人我没留资料；我写的一些轶闻趣事（就跟大部分的轶闻趣事一样）是喝茶或者晚上喝酒时打听来的。也因此，我已尽自己所能，试着独立证实这些说法。身为一个不附属于机构的写作者，在边界这类敏感区域内，困难的问题很少获得答案，但因为这本书并不那么关乎边界以及边界运作机制，而更是关于活在尼泊尔这一侧的人们，所以我刻意不碰触这种关系中（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透明）的国家安全面向。就连在加德满都，针对国家安全关系的提问，也会引出模糊或者政治正确的答案。也因此，这需要更加熟悉该主题的研究者更深入分析。
二○一九年十月，正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离开印度马哈巴利普拉姆（Mahabalipuram）准备返国，并即将在途中造访加德满都之前，一篇由他署名发表的文章，在尼泊尔各报上刊了出来。习近平爱引用典故是众所皆知的事；二○一五年，隶属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出版社还出了一本《习近平用典》29。在文章中，习近平概述了尼中关系的四大推进方向，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回忆起两国古代的文化接触。「中国高僧法显、尼泊尔高僧佛驮跋陀罗互访对方国家，合作翻译了流传至今的佛教经典。」30习近平接着又回忆起尺尊公主和工艺家阿尼哥，两国历史连系的两位象征人物。
不可小看这样的古代关系；它们从许多方面塑造了现代的关系，尤其是因为，它们提供了出于历史的延续。这些关系也让各国能以不限于政治的诸多领域为基础，建立起相互关系。打从当代尼中关系刚建立时，佛教即便不论其政治层面，也仍处于两国诸多关系的核心地位，而从现有状况来看，它也将持续塑造未来。两国打从一开始建立关系时，就强调了文化和民间的互动交流。举例来说，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个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加德满都的第四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大会（Conference of the 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一九五九年七月则有一个尼泊尔代表团回访中国。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尼泊尔的双边关系才刚开始，中国佛教协会的主席就告诉代表团，「两千五百年前佛陀是在尼泊尔诞生，中国过去是从尼泊尔那迎来了僧人和艺匠。」31
六名尼泊尔代表团成员中，有一名是尼泊尔作家兼文化史学家萨蒂亚．莫汉．乔希（Satya Mohan Joshi）。乔希从中国返回后，写了一篇文章叫〈尼泊尔艺术家阿尼哥及其作品〉（Nepali artist Arniko and his works），该文章为他打响了阿尼哥研究学者的名号，并让这位十三世纪的雕刻家重新成为尼中关系的焦点。32有天早上，我在帕丹短暂拜会了将在二○一九年五月满百岁的乔希；当时的他以那把年纪来说，算是生龙活虎。他的起居间摆满了赞扬他的牌匾和纪念品；书本散落各处，而在其中一个书架上，有一尊显眼的阿尼哥胸像。在我来到的几个月前，中国驻尼泊尔大使侯艳琪拜访了乔希。「侯大使表示……两国年轻人应该以其为榜样，致力于中尼友好事业，让中尼友谊代代相传。」中国大使馆的官方发言写道。33
从僧人与唐朝将军到现代学者，过往持续照亮着现在。两国都了解到，这些过往的文化连系，将会是二十一世纪新兴关系的关键。在现代时期，这种关系是在地缘政治的阴影下（西藏、中国文化大革命、一九六二年之后的印中对立以及冷战）形成的。但若要了解权力高层之外的尼中关系，我们首先必须回到历史来看。
——加德满都，二○二一年一月
1.Theodore Riccardi Jr.,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to Sylvain Levi’s The History of Nepal’, Part I, Kailash Journal, vol. 3, No. 1, 1975. https://www.repository.cam.ac.uk/bitstream/handle/1810/227202/kailash_03_01_01.pdf?sequence=2.?
2.Andras Hofer, ‘On Re-reading Le Nepal: What We Social Scientists Owe to Sylvain Levi’, Kailash Journal, vol. 7, No. 3 & 4, 1979. http://himalaya.socanth.cam.ac.uk/collections/journals/kailash/pdf/kailash_07_0304_01.pdf.?
3.Sylvain Levi (trans. S. Mitra, eds. Harihar Raj Joshi and Indu Joshi), Nepal: A Notebook of Sojourn, The Nepal Studies: Past and Present, Kathmandu, 2006, p. 8.?
4.出处同上，p. 21.?
5.出处同上，p. 33.?
6.出处同上，p. 23.?
7.Sylvain Levi, ‘Nepal: Chinese and Tibetan Documents’, Ancient Nepal, vol. 27, April 1974. 尼泊尔考古部翻译的《尼泊尔：一个印度王国的历史研究》英译本，从1973年开始在《古代尼泊尔》期刊陆续发表，共刊登了四十四篇。http://himalaya.socanth.cam.ac.uk/collections/journals/ancientnepal/pdf/ancient_nepal_27_07.pdf.?
8.Vijay Kumar Manandhar, 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Nepal-China Relations up to 1955 AD, Vol. 1, Adroit Publishers, New Delhi, 2004, p. 30.?
9.Sylvain Levi, ‘Nepal: Chinese and Tibetan Documents’.?
10.松赞干布据说还娶了唐朝的文成公主。?
11.Mary Shepherd Slusser, Nepal Mandala: A Cultural Study of the Kathmandu Vall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81.?
12.敦煌出土的七世纪西藏编年史，也有记载尼泊尔境内喜马拉雅山地的其他地区，好比说木斯塘境内的那些区域。见David P. Jackson, ‘Notes of the history of Se-rib, and nearby places in the upper Kali Gandaki valley’, Kailash Journal, vol. 6, No. 3, 1978. http://himalaya.socanth.cam.ac.uk/collections/journals/kailash/pdf/kailash_06_03_03.pdf.?
13.Sylvain Levi, ‘Nepal: Chinese and Tibetan Documents’.?
14.出处同上。?
15.Sylvain Levi (trans. S.P. Chatterjee), The Mission of Wang Hiuen-Tse in India, Indian Geographical Society: Calcutta, 1967, p. 9.?
16.出处同上，p. 10.?
17.中文称日喀则。（译注：本书原文有数个注释提供原地名之中文名称，中文读者可略过。）?
18.Mary Shepherd Slusser, Nepal Mandala, p. 71.?
19.出处同上。?
20.Ramesh K. Dhungel, ‘Nepal-Tibet Cultural Relations and the Zhva-Dmar-Pa (Shyamarpa) Lamas of Tibet’, CNAS Journal, vol. 26, No. 2, July 1999.?
21.D.S. Kansakar Hilker, Syamukapu: The Lhasa Newars of Kalimpong and Kathmandu, Vajra Publications, Kathmandu: 2005, p. 87.?
22.Sylvain Levi, ‘Chinese and Tibetan Documents’.?
23.Kanchanmoy Majumdar,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and Nepal, 1877-1923, Munshiram Manoharlal, New Delhi, 1973, p. 190-191.?
24.Jawaharlal Nehru’s speech to Indian Parliament on India’s Policies, 6 December 1950, 收录于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 （下文皆称SWJN）, vol. 15, Part II, p. 432.?
25.见Mark Liechty, Far Out: Countercultural Seekers and the Tourist Encounter in Nepal, Martin Chautari, Kathmandu, 2019.?
26.近期主要的例子包括了Probal Dasgupta的Watershed 1967: India’s Forgotten Victory over China, Juggernaut, 2020; Shiv Kunal Verma的1962: The War That Wasn’t, Aleph, 2016 以及 Pravin Sawhney and Ghazala Wahab的 Dragon on our Doorstep: Managing China through Military Power, Aleph, 2017.?
27.藏语称「达姆」，尼泊尔语则称「卡萨」（Khasa）。?
28.吉隆之藏语为「Kyirong」，尼泊尔语则称「Kerung」。?
29.Jianying Zha, ‘China’s Heart of Darkness’, China Heritage: The Wairarapa Academy for New Sinology, 14-22 July 2020. 可于此处取得：http://chinaheritage.net/journal/chinas-heart-of-darkness-prince-han-fei-chairman-xi-jinping-part-ii/.?
30.习近平，《将跨越喜马拉雅的友谊推向新高度》，全文重新刊载于二○一九年十月十四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9-10/11/c_138463745.htm.?
31.Bhikkhu Amritananda, Buddhist Activities in Socialist Countries, New World Press, Peking: 1961, p. 20. 熟悉尼泊尔的学者都会注意到文字中对于佛陀诞生地的强调，而这是一个和印度与尼泊尔相关的敏感主题。?
32.见Satya Mohan Joshi, Kalakar Arniko: The Well Known Nepali Architect, Vijay Gajanand Vaidya, Kathmandu, 1982 edition.?
33.‘Chinese Ambassador Hou Yanqi Visit and Extend Birthday Wishes to Satya Mohan Joshi’, Chinese Embassy in Nepal, 17 May 2019. http://np.china-embassy.org/eng/News/t1664509.htm.?
第一部 边界地带
「妻啊，我不会在西藏待太久。我只待一两年就回来。」
「别去西藏，我的丈夫啊！我看不出有什么好！」
「妻啊，别说什么要拦着我！让我先看看，能不能在西藏找到活！」
——内瓦尔民谣
「但只要有了公路，就难保善良了。」
——马建，《非法流浪》
1 丝路上的商人
一九五二年，一名宗教态度极端的印度部长巴拉克利什那．维许瓦那．喀斯卡（Balakrishna Vishwanath Keskar），认定印地语电影歌曲是「堕落的」，因而禁止全印广播电台（All India Radio）播放这类歌曲。他反倒说，印度年轻人需要听高雅的古典音乐。1这道禁令给了锡兰广播电台（Radio Ceylon）新开张的印地语服务一个大好机会，进而开播了大受欢迎的印地语电影歌曲排行榜「比那卡．吉特马拉」（Binaca Geetmala），由传奇主持人阿敏．沙亚尼（Ameen Sayani）所主持。
喀斯卡完全不晓得，他那狭隘的鉴赏力，会为远在拉萨的帕拉格亚．拉特那．土拉德哈（Pragya Ratna Tuladhar）创造一辈子的回忆；对此人来说，周三晚上就是要跟别人围着一台经典飞利浦收音机挤在一起，聆听沙亚尼无与伦比的男中音，并和其他内瓦尔人打赌哪首歌会在该周排行榜登顶。当时是一九五六年，乳臭未干的十四岁男孩帕拉格亚．拉特那才刚抵达拉萨。如今七十八岁的帕拉格亚．拉特那讲起自己在丝路上当内瓦尔商人的日子时，还模仿起沙亚尼的口气说，「Aaj ka pratham paigaam」（今天第一则来信）。「当时没有电力，所以要用跟今天汽车电瓶一样大的电池来发动收音机。」在他们的kothi（或称商行）外面，拉萨的冷风呼啸着。「我们晚上六点关店。有时候我们会在八廓［靠近拉萨市中心的一块街区，大部分的内瓦尔店铺都集中在那］附近绕一绕。但星期三晚上要留给『比那卡．吉特马拉』，」他回忆道。过没多久，当我们稍事休息并在起居室里喝点茶时，他拿出一台像老晶体管的MP3播放器。这个装置里有超过五千首印地语电影歌，以及「比那卡．吉特马拉」的录音档。土拉德哈放起其中一集，看着我说，「我以前在拉萨会听这首歌。」
土拉德哈在一整群去拉萨做过生意的兄弟、堂表兄弟和亲戚身边长大。他的几个堂表兄弟在拉萨八廓街某个广场的角落营运廓拉斯亚（Ghorasyar）贸易站，从纺织品到帕克笔，什么生意都做。一九五六年，他终于也和某个堂表兄弟一起去了拉萨。「有人跟我说去拉萨是一场大冒险，也不知道回不回得来，」他这么跟我说。尽管年纪轻轻，他却十分精明；而且，尽管有时他得花一阵子来捡拾记忆，但很清楚的事情是，在拉萨的时光是帕拉格亚．拉特那的成形阶段，塑造了他的世界观。在一张此时还贴在社群媒体群组的粗颗粒老照片里，他站在八廓某处的屋顶上，穿着双排钮扣山羊绒西装，宽筒裤在风中飘动。我费了一番工夫，才看出眼前这个自信满满的男人，与照片中那个双手插口袋、眼神充满好奇的害羞男孩有些神似。
长久以来，加德满都的内瓦尔人都实行着一种混合了藏传佛教诸多面向、密宗以及婆罗门印度教的独一无二融合式文化。尼泊尔谷地——涵盖了加德满都、巴克塔普尔和帕丹三个城邦，最晚到二十世纪中都还叫这名字（译注：现称加德满都谷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受皇家恩庇的婆罗门印度教在此与藏传佛教共存；而当地与青藏高原透过贸易持续扩大交流，又使藏传佛教日渐累积动能，2其中贡献特别大的是「乌赖」（Urāy），也就是内瓦尔佛教商人种姓阶级。
在乌赖这个高级种姓团体内，还有多个源自工艺和商业类别的次级种姓分类。因此许多姓氏都有相关的词源，好比说塔木拉卡（Tamrakar，「铜工」）、康萨卡（Kansakar，「金属工」）以及土拉德哈（「磅秤工」），而最后这个便是跨喜马拉雅贸易中最具主宰力的次级种姓。这基本上是一种以家庭为基础的做法，所有家庭成员、堂表兄弟姊妹和亲戚全都纳入单一商行，而帕拉格亚．拉特那后来就是这样加入了某个亲戚的商行。
宗教或许构成了西藏与尼泊尔社会政治关系的核心，但贸易才是文化交流的支柱。既然在印度教的种姓限制下，与外人社交遭到禁止，那么，最敢横跨喜马拉雅冒险犯难的商人自然而然信了佛教，也就没什么好意外了。此外，沿着尼泊尔——西藏边界看去，几乎每个地理上可行贸易的地方，都在进行跨越喜马拉雅的贸易。在尼泊尔东部，阿润（Arun）河谷、塔摩尔戈西河（Tamur Koshi river）河谷的欧郎昌（Olangchung）村，还有南崎巴札（Namche Bazaar），都成了贸易中心。西边，塔卡寇拉（Thak Khola）谷地中的土库奇（Tukuche）村让来自巴格隆（Baglung）和博卡拉的商人经由木斯塘区域连接上西藏市场，还可一路通往遥远西边的穆古（Mugu）、胡姆拉（Humla）和达楚拉（Darchula）。而在其中央，克隆（Kerung）和聂拉木通拉（Kuti）3山口让加德满都这类城市中心连接到了西藏。这种贸易大部分都是从印度平原将原料运进西藏市场，或者反之而行。「克什米尔商人把他们的货物经拉达克（Ladakh）带到聂拉木通拉山口，好从那里获得羊毛」，然后货物从那上头再经尼泊尔送往中国、西藏甚至帕特纳（Patna）。4加德满都可以算是一种陆上的转口港，来自次大陆各处的商人带着他们的货物前来，其中有一群被形容为「贸易朝圣者」的流浪苦行者「果桑人」（Gosains），还有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商人。5
尼泊尔自己没生产什么能卖的东西。然而，内瓦尔商人靠着控制克隆和聂拉木通拉这两个主要山口，也因为十七世纪签了一份条约，获得接触西藏市场的权利以及替西藏铸币来交换沙金和纯银的专属权，进而成为这个跨喜马拉雅商业网的一支领头势力。他们就算在西藏也只受尼泊尔法律管辖，而且在当地不用缴税，所有的关税都付给总管拉萨三十二间内瓦尔贸易站的塔卡利（thakali），他会自己扣下六分之一的收益，并把其他转交给尼泊尔政府。称作「那悠」（nayo）或者「瓦奇尔」（vakil）的尼泊尔居民，除了会代表尼泊尔方在拉萨的利益，也会担任商人纷争的裁决者（并收取罚金）。当商人回国时，一个人要付尼泊尔政府三派沙（paisa）的钱。所有从西藏带入尼泊尔的物品都要索取关税，反之亦然。6
在缺乏道路的高原上，步行或骑马骑骡的绵延商队，从印度带着「棉制品……羊毛制品、五金、珊瑚、宝石、烟草、干果、砂糖、糖蜜和五花八门的家用品，好比说火柴、针线和肥皂」前来，然后带着「兽皮、麝香和钱」，还有中国的丝绸和茶、唐卡以及沙金回去。7路途十分艰辛，高海拔条件恶劣，又有土匪频繁袭击。「人们以为拉萨商人带着大量黄金回来，但实情根本不是那样，」帕拉格亚．拉特那说。「我就知道有些人死在路上。帕里［Phari，位于西藏］有将近一万四千英尺高〔译注：实际海拔为4370公尺〕。吐瓦［thewa，商队领头］会硬逼我们遵守时间表——我们得要在某个时间抵达或者离开某个地方，不然的话风势就会增强起来，然后我们就会困在那。」
十八世纪耶稣会的教士兼旅行家伊波利多．德西德利（Ippolito Desideri）写道，从拉萨到加德满都的路，沿途会经过日喀则和萨迦这两个西藏城镇。他的旅团经江孜而行，穿越了喜马拉雅山脉中的马哈兰古尔（Mahalangur）山脉，而圣母峰（西方称埃佛勒斯峰［Everest］，尼泊尔称萨加玛塔峰［Sagarmatha］，西藏与中国称珠穆朗玛峰［Chomolungma、Qomolongma］）也包含在这山脉中。「上坡途中每个人都头痛欲裂、胸口压迫且呼吸困难，而且常因发烧而苦不堪言，像我就是……许多人都在嚼烤过的米、丁香、肉桂，还有在这里被称作Sopari和Areca的槟榔果［来缓解高山症］。」8另一份纪录则讲述了商人会为了同样的病痛而服用大蒜和青葱。德西德利花了三十三天才从拉萨抵达聂拉木通拉，跟商队完成这趟旅程的时间几乎一样长。
连通加德满都和聂拉木通拉的这条路号称「全喜马拉雅山脉最危险的一条路」9，但尽管如此，商人还是偏好这条路，胜过从克隆山口通到加德满都西边的那条，毕竟那条路通常要多走两天。一九三三年，有一名商人花了十天从加德满都走到聂拉木通拉：「那条路周而复始地爬上陡峭高处又爬下恐怖溪流或巨石遍布的干河床。」10有个地方，人要用一条绳桥跨过「怒吼的急流」。商人有时会坐在篮子里给人拉过山间河流，不过这种吓死人的交通工具后来越来越常用于运货而不是载人。就如德西德利所描述的，之后除了「只有一脚宽的」木条板，以及「摇晃起来极其令人不安」的木桥之外，也会有锁链桥。就如尼泊尔巴萨语（Nepal bhasa，也就是内瓦尔语）小说家奇塔德哈．赫里达亚（Chittadhar Hridaya）所写过的，偶尔就有人掉进下方的怒水或深谷中。「应该就是因为这理由，所以人们会说那些人死无葬身之地。」11
然而，有两个重大变化——一个是基础设施方面，一个是殖民地方面——转变了跨喜马拉雅贸易的本质，而加德满都河谷的这种陆上转口港地位，也渐渐萧条。第一个重大变化，是英国人把铁路引入了印度。随着铁路于十九世纪末抵达尼印边界，尼泊尔境内的交通运输也开始见证剧变。历史学家帕西瓦尔．兰登（Perceval Landon）于一九二八年写道，「对于一个尼泊尔人来说，不论他是要去印度边界上的哪个火车站……然后从那接上印度铁路系统进行向西或向东的短程旅行……不管距离多长，就算目的地就只在自己国内，如今都比较简单快速，而且还可以再加上一点，那就是更便宜了。」12
造成变革的另一件事是帝国的一次踰矩行径，历史学家认为应该称作「英国入侵西藏」。13英国在殖民方面对俄罗斯在西藏进行的地缘政治操作感到焦虑，加上先前花了超过一个世纪的工夫来开通西藏贸易，以及拉萨这地方身为殖民探险者「圣杯」的地位，都促使荣赫鹏上校（Colonel Francis Younghusband）于一九○三年率领一支军事远征队进入西藏。被打败的藏人被迫接受一项协议，协议中说除非英国同意，否则拉萨不可和任何外国强权打交道，并以七十五年的期限支付一笔五十万英镑的「赔款」，「在彻底付清赔款之前，英国都得以占领春丕河谷」。14但更重要的是，在先前的亚东之外，英国又在江孜和噶大克开了贸易站。公元一八九二年时，从拉萨到帕里的路开通了；英属印度和锡金先前签定的协议，让英国得以在这个位于喜马拉雅的受保护国内兴建道路。这条连通了加尔各答和拉萨，且完全避开加德满都的新路线，开始让拉萨的内瓦尔商人忧心，而于一八九二年向尼泊尔政府诉愿：「在西藏众多寺院供应了十万印度卢比总额的三分之二的情况下，一条前所未有的新道路从帕里开始盖起。派了〔代理〕人的藏人，开始定期在加尔各答买卖货物。大人，如果持续这样，尼泊尔商业就注定要停摆，而您的收益也将减少。」15
尽管有这样的请愿，加尔各答——拉萨路线的利益还是显而易见，所以内瓦尔商人现在开始从加德满都向南行，跨越边界来到拉克奥尔（Raxaul），从那搭火车并「在离开加德满都五天后」抵达加尔各答。16交易至西藏的众多货物长久以来都源自加尔各答，而且从这把货运到卡林邦、大吉岭（Darjeeling）和西里古里（Siliguri）都比较方便，而这群商人中有些最后就定居到那。这些商人经甘托克（Gangtok）穿过乃堆拉（Nathu La）或则里拉（Jelep La）的山口进入西藏，先是来到亚东、帕里——今日分别称为Dromo（错模）与Pagri——最终抵达拉萨。
「我们有大约十四、十五个人坐在卡车后头、坐在整捆的衣服上面，」帕拉格亚．拉特那如此回忆道。「我们花了九天从帕里搭到拉萨。」
到了一九五六年帕拉格亚．拉特那离开那时，中国已经铺好了从帕里到拉萨的砾石路，大幅减少了旅行时间。土拉德哈从加德满都搭飞机到尼泊尔平原上的喜马拉（Simara，「机票花了我三十六尼泊尔卢比」），然后从阿木雷克冈吉（Amlekhgunj）搭尼泊尔国营铁路穿过边界到拉克奥尔，随即坐吉普车到卡林邦；来自加尔各答的所有东西，都会在那里收集起来、打包后装上往帕里的骡运队。
拉萨的生活似乎遵循着一种标准程序。他记得大约有三、四十个内瓦尔商行。早上七点店会开门，中间午休，然后天黑关门。帕拉格亚．拉特那学了基本的西藏语，让他能与店里的顾客沟通，但除此之外他几乎不跟他们往来。他有空会读某个堂表兄弟带来西藏的印地文小说。「他带了戴瓦基．南丹．卡特里（Devaki Nandan Khatri）的《昌德拉康塔》（Chandrakanta）过来——六册全带来了。但我没办法读那么长的小说，所以我就从比较短的开始。」他想起那些书里其中一本的标题——「我们怎会走到这一步？」（Hum Aise Kaise Baney?）——但我查不出是什么书。此外，他们会去野餐。晚上是留给麻将，商人们常常一打就是通宵。
一九五一年中国共产党和西藏政府签定了《十七条协议》，此时的西藏因此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帕拉格亚．拉特那还记得，当时没看到中国平民。「他们全都穿军装。」在拉萨，藏人和中国人的关系没到最糟情况，只不过冲突早已在康区爆发，而一些康巴（Khampa，译注：康区的居民）已经开始涌入首都。帕拉格亚．拉特那记得，中国士兵独钟手表。「当时威斯针（West End）和罗马（Roamer）这两家出的手表最棒。我卖了好几支给中国人，但我没看到有谁戴起来，」他喀喀笑着。「我不知道他们拿去干么了。」士兵们也来要「五一」——帕克51钢笔，号称「世上最受人喜爱的笔」。17一名学者注意到，中国官员和军人就职于西藏后，奢侈品的需求就开始飙升，当拉萨卖的远比北京便宜时更是如此。「这就让……［商］人们赚到前所未有的利益。」18
在帕拉格亚．拉特那的回想中，中国人并没有找内瓦尔商人麻烦。他们反而获邀参与中国庆典活动。「中国人邀请所有商人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五七年国庆。他们办了阅兵仪式；左右左那样走。当他们看到我们尼泊尔人时，他们开始鼓掌。有个将军发表了演说，因为是中国话所以我听不懂。」内瓦尔商人也参与了拉萨的公共工程计划。「拉萨河会定期冲破河堤，让城市淹水。中国人问我们内瓦尔人有没有办法也帮他们盖一座堤防。我们关了两天店，去跟藏人、中国人一起干活。他们看我用起铲子或者抬起多可（doko，译注：漏斗形状的肩背竹篮，另见第六章注释36）就乐不可支。」
帕拉格亚．拉特那所追忆的当年拉萨生活样貌，证实了历史学家的一种主张，就是到一九五九年为止，藏人和中国人都还处在一种不安稳的共存状态。因为语言屏障，内瓦尔商人鲜少与外人交流；尽管帕拉格亚．拉特那有听说这两个群体发生过冲突，但那不影响买卖。前面引用的一八九二年请愿内容，另外还解释了人们是如何同时以现金和信用来做买卖，此外，最常去那些店的其实是女人。「大人啊，在拉萨那儿，不是男人来买货。我们得跟女人们打交道。即使我们和卡吉（kājī，译注：贵族）做生意，但来光顾我们店，并按照他们要的数量把货带走的，是他们的太太。这是这边由来已久的传统。」19
但也有商务以外的方式，在塑造着内瓦尔人和藏人的交流。
到拉萨的内瓦尔商人多半就像帕拉格亚．拉特那那样：年轻，通常都已婚（帕拉格亚．拉特那十二岁时娶了一个八岁女孩；内瓦尔人的童婚甚至到二十世纪中都还很普遍），而且把拉萨视为贸易外派点，而不是让人落地生根的地方。不少历史评论都提到，内瓦尔商人和当地藏人的关系接近相敬如宾，但常常发生小争执，十九世纪末有一阵子几乎快导致尼泊尔和西藏开战。
这段关系中的一条关键导火线，是内瓦尔商人以及其半西藏后代，也就是后来被人们带贬意地称作「卡恰拉」（khachara，源自尼泊尔文的骡）的那群人，所享有的治外法权。拉纳首相江格．巴哈都尔于一八五五至一八五六年对西藏发动的那场据信有惩罚性质的战争，以及后续的藏尼条约（Treaty of Thapathali），都凸显了这些权利。两国之间的信用关系是源于十七世纪马拉王朝签的条约，三十二间常驻贸易站根据该条约而在拉萨成立，西藏不得对这些商人买卖的货物征取任何关税。最重要的是，根据条约条文，尼泊尔将为西藏铸造硬币直到二十世纪，直到后者自行印发纸钞为止。
铸造这种以马拉王朝一位国王马亨达马里（Mahindramalli）命名的硬币，获利可说非常丰硕，达到总交易量的百分之十二，「百分之四来自沙金，而百分之八，出自莫贺尔〔mohur，译注：波斯、印度、尼泊尔等地铸造的金币都曾叫这个名字〕的合金。」20很快地，替西藏铸币的就不只加德满都的城邦；「一般区分硬币的方法是，［巴克塔普尔的话是］贝壳、帕坦就是三叉戟，加德满都就是剑。」21正当西藏送出沙金和银块来支付硬币的同时，在与廓尔喀进行众多内战的财政压力下，马拉王朝诸王开始降低货币成色。这种贬值了的硬币在西藏越来越流通。
到了一七六八年，随着廓尔喀的领土扩张始终不停歇，尼泊尔河谷的三个城邦也就不再独立。贸易因此吃了不少苦头；举例来说，一名果桑商人就选择从拉萨经不丹回孟加拉国，而不是走尼泊尔河谷；同时，班禅喇嘛写信给廓尔喀王普利特维．纳拉扬．沙阿，表示「现在每个人都害怕进入你的国家，而它将会变得贫穷而荒凉。」22廓尔喀人接管尼泊尔河谷城邦后，要求在西藏流通他们的硬币。尽管货币成色没有变差，但拉萨仍拒绝接受新铸造的硬币，并表示，加德满都的新统治者若要流通新硬币，就要先「把所有正在流通的尼泊尔钱币收回去」。23这种针对「成色变差的货币之使用及其汇率」的摩擦，成了廓尔喀人在普利特维．纳拉扬．沙阿于一七七五年死去后仍对西藏抱持敌意的一个主要理由。这最终导致战争于一七八八年爆发，迫使西藏向尼泊尔纳贡。
由江格．巴哈都尔于一八五五至一八五六年发动，据称是要抗议尼泊尔商人和赴中外交使节团遭到不当对待的第二场战争，导致双方签订了另一份条约。西藏现在一年得要付给尼泊尔一万尼泊尔卢比，且尼泊尔公民将保留他们在西藏的治外法权。最重要的是，尼泊尔和西藏相互承诺，若遭外国侵略时会彼此援助，但真正事发时尼泊尔却选择不救，而这就让西藏统治阶级对加德满都的观感变得更糟。一九二○年代居住于西藏的英国人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观察到，藏人的普遍看法是「一八八八年英军远征春丕河谷时，［尼泊尔人］没帮我们，一九○四年英军攻打拉萨时也没有；我们近年与中国竞争时［一九○八年左右，清廷重新主张对西藏拥有主权］，他们也不帮我们。」24
贝尔认为，待在西藏的尼泊尔人和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如同「邻居但不同国」。他举了尼泊尔人因享有特权而一向公然无视的当地禁猎法为例，而在此之外，也还有其他藐视西藏法律和习俗的例子：尽管拉萨街上不得抽烟，尼泊尔人却公然抽烟，而「我的使节团里不管谁都是想也不敢想」；还有一个人对达赖喇嘛不敬；然后最后这个就不必再说，尼泊尔人没有前来助一臂之力。有次贝尔替他的西藏朋友举办了一场比赛，比赛中一名裁判跟一个尼泊尔商人说：「你骗了一堆人，把一堆便宜东西卖得太贵」，而贝尔认为这种情绪「似乎反映了藏人对国内为数众多的尼泊尔商人的看法」。25
反内瓦尔商人暴动有留下几个分散于各地的纪录；一八五四年、一八六二年和一八七一年都记录了零星事件。然而，一八八四年的情况变得更糟。该年四月，在某内瓦尔商人和两名藏族女性起了纠纷之后，拉萨由内瓦尔人拥有的八十四间店全部遭到洗劫，损失达到833,709尼泊尔卢比。一名叫哈萨帕提．乌达沙（Harsapati Udasa）的商人写信给尼泊尔政府表示，「从大约日落后一两嘎迪〔ghadi，译注：一嘎迪约二十四分钟〕开始，这些博提亚［Bhotyā，藏人］一整夜从头到脚洗劫了贸易站，东西〔全〕拿走了；离日出还有几嘎迪时，他们点火烧起剩下的货物和账本，让它们成了废弃物。他们离开之后，他们纵火产生的烟［甚至还］严重影响了贸易站以及躲在一楼以上的人们。他们甚至连一壶灭火的水都找不到，而且，尽管他们请邻居帮忙给水，但因为害怕那些粗暴的博提亚，没有一个人送一滴水过来。」26
加德满都火冒三丈并准备开战；要等到西藏同意分七年支付942,098尼泊尔卢比、承诺处罚洗劫者，并尽可能为合法持有者复原被夺走的财产，才免去一场战争。27一九二九年有记录下另一场类似事件；一名待在西藏的尼泊尔商人焦博（Gyalpo）被控交易香烟等非法货品并伪造硬币。当焦博逃往尼泊尔公使馆求取庇护，两国外交就彻底紧绷起来，且有超过一千名西藏军警突击攻占了该处。28
尽管内瓦尔商人在西藏做生意、穿西藏衣服、说当地语言，跟当地人拜一样的庙也过同样的节庆，甚至与藏族女人有了关系，但他们鲜少融入西藏社会。商人们自行组织为七个不同的古息（guthi），这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阶层；「内瓦尔人喜欢待在他们自己的小圈圈里，」一本传记如此承认道。29内瓦尔人在西藏一待就是很多年；「我认识一些人待了八、九年，」帕拉格亚．拉特那说。大部分人至少待上三年。
把妻子留在加德满都的商人们，常常会和藏族女人产生关系。内瓦尔女人没什么选择；有个嫁给商人的女人传述了一首当时常对小孩们唱的歌：「拉萨来的珊瑚／把一场争吵带回家／男人无视争吵／抱着他的小老婆。」30从那种关系中诞生的女儿被认为是西藏公民，但儿子却被认为是尼泊尔公民，获得跟父亲一样的治外法权。
儿子们常在父亲的买卖中担任当地代表。「尼泊尔商人长期不在西藏时，都靠半西藏的后代来帮他们在西藏商场上持续露面。尽管尼泊尔人可能鄙视这些混血婚姻之子，但他们仍十分仰赖『卡恰拉』守护尼泊尔丰硕商业利益的功能，来小心翼翼地捍卫自己在西藏的合法地位。」31在挤满了远从克什米尔和中亚而来的商人的拉萨，这些人也成为最「优势的外国代表」32之一。尽管可取得的数字很少，但一九六一年的一次调查，描述了他们在尼泊尔贸易中的优势地位。一九六一年，尼泊尔人开的七十四间公司里，「［有三十四间］公司由纯尼泊尔人拥有」，而另外四十间则是由西藏出生的尼泊尔人拥有。然而财务差异很明显：所有的资产中，有百分之九十二由「纯」尼泊尔商人所持有，至于西藏出生的尼泊尔人，只有五间公司的资本多于一万元（译注：人民币）。另一方面，「纯」尼泊尔人拥有的三十四间公司里，有二十七间有着超过一万元的资本。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