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西藏、半内瓦尔儿子的模糊地位，是尼泊尔和西藏当局关系紧绷的其中一个关键点，而我们也将看见，与中国官方的关系紧绷也是以此为关键。西藏当局定时会控诉他们「不公正的生意行径，还有他们藏在他们尼泊尔外国出身后面的观念。」34此外，西藏出生的尼泊尔人在尼泊尔遭受的社会排斥和所处的薄弱法律地位更是让他们不好过。尽管这些儿子获得了等同尼泊尔公民的特权，偶尔还被尼泊尔政府当成间谍来用，好比说在荣赫鹏远征期间就有这样的人，但针对他们的政府政策仍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剥削和缺乏关注。35尼泊尔政府承认他们为公民只为了「征收税金和征用免费劳力」，使他们「在政治上遭到忽视，在经济上受到剥削，在社会上同时遭到尼泊尔和西藏遗弃」。36此外，他们在加德满都也不受欢迎，因为按照尼泊尔的习惯法，他们可以争取和「纯」内瓦尔儿子同等分的父亲遗产。37
一九五○年中国接管西藏后，推翻了既有的规矩，并向西藏出生的尼泊尔人征税，甚至还不顾尼泊尔的抗议，征召了少数人入伍。一九五六年签订关于西藏的尼中新协议，让西藏出生的尼泊尔人于一九六二年得以选择拥有尼泊尔或中国公民身分。根据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五年获任拉萨总领事的人类学家多尔．巴哈杜尔．比斯塔（Dor Bahadur Bista）所言，大部分人选择后者。在比斯塔的纪录中，全西藏的尼泊尔人口约有五百，其中大部分是西藏出生的尼泊尔人。他们大部分是「不识字的」打零工者，少数是农人。38
现存的「拉萨内瓦尔人」（这类商人的口语称呼）记述，往往掩饰了内瓦尔男性和藏族女性之间的关系。内瓦尔女性不与丈夫随行的理由，往往聚焦于旅程的艰难，讨论女人如何无法负荷旅途，以及女人远行的相关社会禁忌。民间文学也强调了内瓦尔夫妻之间分离的痛苦（viraha）。尼泊尔文学中的一首经典史诗《目那．马丹》（Muna Madan），讲的就是新婚伴侣的丈夫得离家前往拉萨赚钱的故事。这首诗是根据内瓦尔民谣《我来这还不到一个月》（Ji Waya La Lachi Maduni）所写，这民谣的开头是一名新婚女性告诉她的婆婆说，「我来到这家还没过一个月，你的儿子却已经说他要去西藏。阻止他吧，就这一回也好！」但西藏是发财的地方，儿子便回嘴说，「妻啊，我不会在西藏待太久。我只待一两年就回来。」39
《我来这还不到一个月》延续了一种源自贸易的文学。一般都认为辛哈拉萨尔沙巴胡（Simhalasarthabahu）的神话象征西藏境内的内瓦尔贸易，这传说的开头是，多达五百人的商队在雅鲁藏布江上的风暴中遭遇船难，而抵达了「拉特纳普拉」（Ratnapura），那里有年轻美丽的女子诱惑他们：「多亏我们运气好才看见你们……请来我们的拉特纳普拉和我们做爱。」40但女人们是假扮的食人女罗剎（rakshasi），而圣观音（Avalokiteswara）出现在我们的主角辛哈拉（Simhala）面前，把她们的真相讲了出来。他的朋友不愿意离开——「有机会能享受那样的性爱交欢以及诸如此类——我们如此受上天庇佑实在太幸运了！」——但辛哈拉靠着一点神助说服了他们，于是他们就乘着飞马越过了布拉马普特拉河（Brahmaputra）。天马警告他们不要回头看悲痛的女人们——可想而知，除了辛哈拉之外的每个人都回头了，结果就是坠落而死，被女罗剎吃掉。辛哈拉的女魔情人随着他到加德满都，而遭到当地国王觊觎。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而辛哈拉最终集结了一支军队制服了女魔，并使拉特纳普拉改信佛教。
言外之意很明白：明白警告不要落入外国女人的花招。西藏妻子被称做「珊」（sem），是个意指「低种姓」的贬词。至于对加德满都的另一位妻子来说，丈夫的西藏之旅代表了嫉妒和心碎，以及频繁的祖产争夺。十八世纪末的一首歌是这么起头的，「我爱的人抛下了我。他去西藏成了自愿的流亡者。」另一首诗更悲惨：「有人从西藏带来一封信……当我打开信，我看到：我的丈夫离开了我。」而在另一首关于分离之苦的歌曲中，一名新婚妻子哀叹道，「我的天神啊，为什么我还要吃饭打扮？我丈夫都去了西藏呀。」41
这些民谣描绘了一幅有着悲剧浪漫的田园诗意景象。真相就比较简单。内瓦尔男人往往很年轻就结婚。前往拉萨的艰难旅途条件——还不提禁止女性远行的严苛种姓规矩——迫使他们不带妻子同行。但他们得要前行，因为贸易创造了许多人的财富。许多人到头来在拉萨一住就好几年。结果，他们往往和西藏女性开始产生关系。42
「我记得我父亲，就我母亲的丈夫，」有天晚上在加德满都，普拉卡什（Prakash，要求化名）这么跟我说。他是藏族母亲和内瓦尔父亲生的，是三个孩子中的么子。普拉卡什经营一间旅行社，住在加德满都。他的父亲过世已久，而我发现他对此有一种令人欣赏的处之泰然。外面，乌云密布，倾盆大雨正在逼近。我们在一间内瓦尔的酒馆里盘腿而坐，点了些啤酒。
我问他知不知道父母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相遇。「就我所知，我母亲是街上的小贩，」他说道。在母亲与姊姊们都死于一场意外的几年后，普拉卡什返回拉萨，找找看有没有他母亲这边的亲戚。他对她以前住的地方在哪只有模糊概念，但当他抵达时，他看见一栋新建筑在那地方盖了起来。「我母亲死后，我父亲该要多跟我说说她，以及她和西藏这边有过什么样的关系。」
普拉卡什让我稍微了解到，在一个执着于种姓和纯粹的社会中，出生于一段非婚姻关系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一九五九年爆发动乱时，他父亲坚持要他的西藏家人离开拉萨，所以他们四人便越境来到卡林邦，普拉卡什后来就是在那念了西藏难民学校。「我小时候都不太清楚我爸到底是谁，」他说。一直要到寒假，他开始往加德满都跑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也是土拉德哈的一员，而他的父亲还有另一个早就已经住在城里的家庭。普拉卡什和他的两个姊姊会穿着巴库（bakkhu，藏人穿的一种斗篷式的袍子），让她们特别醒目。在家族餐宴上，他们三个会跟母亲坐在远处。因为她的语言、服装、背景和那样的关系，她不只被姻亲歧视，整体来说也被加德满都居民歧视。「有一次我母亲和我去一个新开幕的五星级饭店，但警卫不让我们进去，因为我们穿着巴库，他认为我们是西藏难民。」
普拉卡什童年面对的歧视，带给他一种花了很久才摆脱的自卑情结。普拉卡什毕业之后全家搬到了加德满都，而他会拒绝跟他母亲一起逛街。他们会被称做「博赫特」（bhote），这个尼泊尔语的蔑称指的是任何有藏族渊源的人。「我不想被当作是博赫特。我想被当作是内瓦尔人。」普拉卡什长大后成了个叛逆的人；他就是没办法了解，为何继母和她小孩对待他就会有所差别；为什么他的兄弟姊妹有新衣服，而他就只能拿到旧衣服；为什么他不可以碰他父亲的车。他要别人注意他。他开始偷钱，并赊账要他们家请的裁缝帮他做衣服。「我父亲会说我是无赖、骗子，但他从来都不懂我为何会做出那些事。」
他说，两个比他大很多的姊姊面临更糟的情况，还有他母亲也是。「我母亲谈起过去时不知道哭了多少回。」当年拉萨内瓦尔人多半在城镇广场阿桑（Asan）有一个家，在那里，普拉卡什和父亲与继母一家住在同个屋檐下。「我们有一间两房的屋子。有时候，当我父亲和我母亲睡，就会叫我睡在外面，两天后，他会叫我回屋里去。当时我始终不了解这些事，但我现在回头看，我很确定那让我继母也不好过。对她来说，要接受一个二房也是很难。她怎么会想要她丈夫这样搞，但现实情况却把她逼进这种处境。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对她满抱歉的。」43
普拉卡什用一种令人惊讶的冷静讲述他的过往。我正让他挖出一些苦涩的回忆。在他同意之前，我其实已经联系上其他继承了同样命运的人，但他们拒绝和我谈话。在个人史和共同历史的交会点上，通常都有这些苦涩的回忆。但面对过去的错误，十分有助于处理当下的不和谐。
「以前当我抱怨为什么对我和对其他兄弟姊妹是两种态度时，」普拉卡什说，「我母亲都跟我说，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应该要冷静一点。她说他们是大太太的孩子，还说我不会得到和他们一样的权利和特权。她会说，我们该感激你父亲带我们离开西藏。如果我们没离开，恐怕已经死了，或者被中国人杀了。」然而，当母亲和姊姊们因一场意外死去后，他的焦虑就越来越没出口。普拉卡什觉得他父亲和继母不把她们的死当一回事，所以他搬了出去。父子原本就岌岌可危的关系达到了崩坏点。「当我父亲开始发财的时候，真正的麻烦就开始了。我继母完全不让我一个人和他共处一室。我或我母亲什么都不可能拿到。没有人要把任何东西给我们。」
无可否认地，和藏族女人发生关系的不只有内瓦尔人。外国族系卡奇（khache，藏人和穆斯林的后裔）和可可（koko，藏人和中国人的后裔）对西藏当局来说同样是一个问题。「再加上大量男性出家导致西藏中部性别不均，导致这些外国男人有许多和藏族女人产生了关系，而在某些案例中还成了家。」44但内瓦尔社会的严格种姓规矩，以及男性后裔应分得父亲财产的主张，常常让他们被赶出加德满都社会，即便多配偶制在当时不仅合法还为人接受。「父亲在加德满都或谷地的家人当然不欢迎［这些儿子们］……他们也没有能和适当的乌赖女孩结婚的可接受地位。」45一九八○年代在拉萨担任过总领事的前尼泊尔官僚塔姆拉．乌克雅布（Tamla Ukyab）跟我说，一九五九年之后，加德满都有过几件因为内瓦尔人的西藏家庭搬到加德满都而引发的法律纠纷。
然而，当年没有谁会真把娶西藏二房当成什么丑事。「那很寻常啊，」帕拉格亚．拉特那说。「人们哪会真的在乎。通常会给西藏妻子买另一间住所。两家人不会住在一起。丈夫会付二太太的开销。至少就我所知，社会上没在讨论这个问题。」关于当时有多少半尼泊尔小孩住在西藏，并没有明确数字。有一位学者主张，有将近一千名西藏出生的尼泊尔人在一九五九年之后取得尼泊尔公民身分，46而英籍居民查尔斯．贝尔则主张，一九二○年时拉萨有六百到七百名内瓦尔人，且「超过」千人有混合家系。47另外有一个推测是，像这样的人在一九五六年时有「超过两千」。48
一九八○年代中期，普拉卡什和他的父亲断绝关联。「我从没打给他。他也从来没打给我。」他认为家里人都不来找他，是觉得他会来争产。「假如我没别的依靠，我就会跟他们要我那份财产。」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普拉卡什的旅游生意做得不错；他结了婚，有两个儿子，他自己缺乏父爱的这个因素塑造了他与孩子的关系。接着有一天，当普拉卡什一家都在加德满都东北方的满愿塔那边时，他儿子跟他说，他父亲过世了。「他在脸书上看到一则讲他死讯的贴文。没人通知我。没人打给我。」他没去参加葬礼。
普拉卡什说他现在毫无悔意。整段谈话中他很坚持的一点，就是与他背景相同的其他人未必经历过跟他一样的事，但他承认，西藏家庭初次抵达加德满都的头几年，的确都有过许多苦痛。他感受不到自己对继母和父亲有爱，但也没有恨。「或许他们没有我以前想的那么坏。我们之间有一道坚固的墙壁，而我无法打开一扇门到另一边去。」
大部分关于拉萨内瓦尔人的书写，往往都专注于贸易的浪漫：绵延的商队、艰难的地形，在土匪攻击、冷风和极端气温下幸存；商人卖起世界各地奇珍异货的丝路意象；大地本身令人又爱又恨，却又不得不服从。文字中很少让人拥有私人空间；更鲜有女人出现——不论是男人丢在加德满都的妻子们，还是他们在西藏娶的女人都一样。孩子也彻底缺席。沙阿国王与拉纳首相这组统治者强调印度教纯粹，或许是导致情况如此的一个理由。「乌赖与西藏妻子以及喇嘛，基于商业兴旺、生活方式和宗教倾向而形成的结盟，大幅背离［沙阿和拉纳的］婆罗门正统规范……大部分情况下，商人会把两个家庭隔着喜马拉雅分开，但偶尔有半藏族女性回到加德满都，和乌赖男孩结婚，并融入了乌赖的父系……在阶级方面造成的不良影响很小。」49
但这些都是事后解释，没能使藏族妻子及其后代的这段难堪历史获得正当地位。此外，也没什么人想承认，内瓦尔商人能在拉萨发大财（而且是富过三代的那种兴旺，从许多拉萨内瓦尔人后代在尼泊尔做起的生意，就能看出这一点），西藏人也有其功劳。「即便到了今天，都可以说加德满都的内瓦尔人是因为西藏才有了今天，」普拉卡什说。「至少他们该承认有那种关联。他们不该彻底忽视那种关联。」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九日的晚上传来第一声枪响。「凌晨三点四十分时，突然有人听到河那边传来枪声。晚上那么安静，全拉萨都听得很清楚。」50帕拉格亚．拉特那当时还在睡觉，是他兄弟把他叫起来，说开始开枪了。
几天前，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那天，藏人在拉萨的罗布尔卡（译注：拉萨西郊的宫殿与园林）前面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示威，来阻止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出席解放军司令部举办的一场表演活动。一周后，达赖喇嘛连夜逃至印度。「从达赖喇嘛逃走到拉萨开战的那三天，拉萨城内的紧绷焦虑都居高不下，双方都认为另一边即将发动攻击。」51
拉萨的内瓦尔商人早在几天前就已闭门不出。帕拉格亚．拉特那记得，在那段日子里，他见过一场规模空前的藏人示威。但他不保证自己看到的就是三月十日众多抗议的其中一场。「他们全都讲藏语，所以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但那是我在拉萨看过的第一场藏人示威。」情况变得极度紧绷。在廓拉斯亚这头，土拉德哈家族用一捆捆衣物和任何能拿到手的东西来挡好门窗。其他人也做一样的事。「我们内瓦尔人全部决定要自己来保护自己，外面的人我们一个都不会让他进来。」
三月二十日早晨，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政委，也是西藏工作委员会其中一名领导官员的谭冠三，要求北京准许进攻西藏部队。进攻预计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攻打药王山」，切断它和布达拉宫内「西藏部队的联系」；第二阶段会攻打罗布尔卡；第三阶段会在城中街道会战。52谭冠三到了上午十点都还没收到北京响应，于是下令进攻。53
帕拉格亚．拉特那和同胞们缩在各自家里。「我们哪都没去，我们甚至连窗外都不看。」他觉得中国人有留意不炸内瓦尔人住的地方。「他们射的炮弹从我们屋顶上方飞过去。」即便如此，三月二十日那天，尼泊尔总领事巴斯尼亚特（A.B. Basnyat）还是在领事馆内发现子弹和碎玻璃。电话线被切断了。「巴斯尼亚特深信自己当时处在人民解放军对藏人开火的范围内；但中国人向他保证，攻击了领事馆的只可能是暴民，不会是中国军人。在这方面巴斯尼亚特并不坚持己见——他知道自己的国家需要一个友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他明白表示，他希望有人能保障他自己和他代表之人民的安全。」54
帕拉格亚．拉特那当时还是个血气方刚的小鬼，就那么走上了屋顶。子弹在他四周呼啸而过。「我在屋顶的墙壁后面找掩护。」那天晚上，他去院里的厕所时，屋子因为一阵骇人的爆炸而摇晃不已。「我往窗外偷偷一看，看见外面八廓街上辛哈拉萨尔沙巴胡寺的亭子倒了，」他带着明显可见的兴奋回忆着。「我们运气真的很好，炸弹都没掉在我们上头。」
拉萨的反抗在四十六小时又五十分钟内镇压下来，但在那段时间里，大势不论好坏都已成定局。「我们内瓦尔人在六十到六十五小时后走出家门。中国人宣布了，『中国政府有责任义务要保护你们的身家财产。你们不会有事。我们会站岗守卫。请你们开店。一切都已回归正常。』
「他们在我们店门三十公尺外派驻了带斯登冲锋枪的士兵站岗。内瓦尔人很快就把店开了。但那之后市场供货就中断了。我们出去走了一圈，看到几个死人——藏人、僧侣，但没有中国士兵。应该有几个士兵死了，但中国人应该都把他们抬走了，」帕拉格亚．拉特那说道。
随着中国开始严加控制拉萨，一度是热络商业中心的此处，很快就处在军方占领下。在那之前，在西藏持枪都还不犯法。内瓦尔商人在家里会留几把枪，如果不是为了在路上防身，就是藏人以物易物时给了枪枝。「我们家有十二、十三把枪。卡鲁那．拉特那．土拉德哈［Karuna Ratna Tuladhar，他叔叔以及廓拉斯亚的业主］有二十八把枪，包括一把收在抽屉里的德国手枪。它有九发子弹。我还记得自己有阵子很迷这把枪。」反抗事件过后，中国人要内瓦尔人缴出所有枪枝。「我坚持不缴手枪。我要把它偷带回尼泊尔。但最后我们还是得放弃它，」帕拉格亚．拉特那回忆道。「那是把了不起的好枪，弹匣可以轻易滑出，用起来也很简单。」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帕拉格亚．拉特那写信给加德满都的卡鲁那．拉特那说，「上个月，珊人〔藏人〕的货币停用了。中国人用四十换一百的汇率，换成他们自己的货币。」55甚至在反抗发生前，就有迹象显示中国人想把非正式的贸易纳入正式的大伞下。商人传统上使用杭地（hundi）这种方法，来把钱汇回家或汇给供货商，但中国人要他们开始透过他们的银行汇钱。
一个月后，帕拉格亚．拉特那收拾行李，沿他在三年前来这里的同一条路返回老家。他逗留拉萨的日子结束了。当时他十七岁。「内瓦尔人再也不想待在拉萨了。他们开始成群结队返家并把财富带回去。中国海关那边的人没拦我们。」在拉萨回帕里的卡车上，土拉德哈掉了一顶手缝的羊毛帽。他在一个保温瓶里带了一些麝香腺回来。在乃堆拉山口，印度边境警卫首先问他带了多少钱回来。接着，他们之中有个人发现了麝香腺，然后拿走了两个。
第一则电报的日期是一九六一年一月：「在你店掌管。」56普尔那．满．土拉德哈（Purna Man Tuladhar），也就是卡鲁那．拉特那的一个叔叔，在印中冲突开始达到巅峰的时候接管了廓拉斯亚，而两大国之间的紧张，让跨喜马拉雅贸易变得越来越紧绷，而且充满了不确定。很快就没办法再轻易通过山口了。随着边界情势越来越紧绷，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加大力道控制西藏边界，但在许多方面都遇到了困难。问题不只是边界尚未界定，而且，那些住在边界地带的人往往会在没有通关文件的情况下越界，有时候还继续在西藏住上好几年。随着西藏反抗运动在高原内增添动荡，中国开始主张，对所有住在高原上的人都拥有统治权。在新帝国的统治下，原本海纳百川的喜马拉雅边境，不再有模糊暧昧的本钱。「当帝国越来越沉重，它就不再包容那些横跨边境两头、难以辨识又定义不明的人们……对于那些待在西藏做生意、拜神或者来访西藏的尼泊尔人、印度人、不丹人和锡金人来说，一九五九年带来了要留下还是离开的困难选择。」57
其实一阵子以来迹象都明白易见。一九五六年尼泊尔和中国签订协议，废除所有在西藏尼泊尔人的治外法权之后，商人就要有护照才能跨越边界。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尼泊尔开始发护照给商人。在那之前，中国官方已开始坚持，西藏商人要聚焦于「国内贸易」好「减少对外国贸易的依赖」，58并向西藏穆斯林商人保证，如果他们能「挑战」内瓦尔商人，就会给予财务援助。构成拉萨特色的「自由流动」贸易，开始让位给中国替该区域做的设计安排。到了一九五九年八月，所有的中国官员和眷属都得在国营商店购买商品，而且禁止购买外国货。59尽管有少数尼泊尔商人继续贩卖奢侈品，「但对大部分卖必需品的尼泊尔商人来说，因为中国禁止公开贩卖商品，生活十分艰难。就连牦牛粪饼和柴火也禁止贩卖。那些在拉萨街头叫卖商品的『马路叫卖』也一样，有各式各样的战术迫使他们离开那些街道。因此，越来越多尼泊尔商人关门大吉，并返回尼泊尔。」60一九九三年有一家报纸逐个计算了一九六○至一九六一年间，也就是到贸易最终划下句点之前，尼泊尔人企业在西藏的利润。一九六○年，尼泊尔人拥有的七十四间商店的销售量达到2,573,000元；第二年销售量大幅下滑到531,000元。61
普尔那．满有他自己的商行，叫做「奇呼辛沙」（Chhusingshar），但他当时得要盯好廓拉斯亚的关门流程。如今由他侄子卡马尔．拉特那．土拉德哈（Kamal Ratna Tuladhar）所保有的一整堆电报，让我们能概略了解，对内瓦尔商人来说，待在拉萨的最后时光是什么样。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普尔那．满写信到加德满都，「已从拉特那．巴哈都尔（Ratna Bahadur）全数接管」。几天后，在廓拉斯亚工作的拉特那．巴哈都尔拍了封电报确认了交接。「店家全账目已交普尔那满（断句）已提交申请即刻出发因此需要就马上派人前来。」
这段时间各电报中透露的不安，很明显是之前的连络通讯中所没有的。举例来说，一封一九四六年从廓拉斯亚寄出的信，完全都在谈纺织品贸易的情报更新，但在最后一段中，卡鲁那．拉特那的弟弟，普什帕．拉特那．土拉德哈（Pushpa Ratna Tuladhar）说，虽然前面几期的《生活》（Life）和《时代》（Time）杂志都有送到拉萨他那边，但新的几期都还没到。「怎么会这样？」
一九五九年，待在西藏的内瓦尔商人、西藏配偶和他们的孩子加起来有一千五百人。62虽然帕拉格亚．拉特那记得中国人没有阻止商人离开西藏，但一位历史学家却有不同的主张。尼泊尔商人坚持维护自身国籍和公民身分，使他们在拉萨的众商人间得到了一个独特地位。但中国跟他们来往时也变得更加严苛。「在中国地方当局的邀请下，越来越多尼泊尔人参与了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和公众集会。尽管尼泊尔人当时获得中国当局大力赞扬，但后来发现自己参与这些活动对自身地位没多大影响甚至没有影响，因此十分失望。」63中国也开始对正要离境的西藏妻子强加严苛条件，好比说要求尼泊尔领事馆保证她们丈夫的财产也会由半西藏的孩子们继承，而这对尼泊尔人来说，不论在政治上还是社会上都是件令人讨厌的事。
中国这样与人作对，主要是为了西藏境内的公民身分问题，这种身分可以像西藏尼泊尔人那样模棱两可而含糊，而当地贸易一度也有那种性质。「那代表的是，再也不可能同时当尼泊尔人和藏人，或者同时身为锡金和中国公民。这时候该要起身给国家纳入，该要宣告你的忠诚以及你归属于何方法律的管辖。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改变着原本历史上『边境生活』这个词的意义。人们现在得是国家的一部分——就只能是一个国家的一部分。」64
一九六○年五月，中国总算开始核发护照和签证给内瓦尔商人的西藏配偶。到了一九六○年九月，内瓦尔商人、西藏配偶和子女共两百五十人离开前往尼泊尔。总共算起来，内瓦尔商人膝下的半藏族孩童有将近一千名选择尼泊尔公民身分。65有千年历史的跨喜马拉雅贸易终于到了尾声。一九六二年十月，解放军的部队侵扰印度在阿鲁纳恰尔邦（Arunachal Pradesh）和阿克赛钦（Aksai Chin）的阵地。印中战争彻底终结了贸易复苏的希望，而乃堆拉山口会一直封闭到二○○六年。
到了一九六三年六月，普尔那．满也受够了。「考虑我可能入狱的情况最好关店」，有点让人看不懂的电报这么写道。不到一年内，他就从西藏出走。一九六四年六月一则故作神秘的电报写道：「正来收马达」。保存了这些信件和电报的卡马尔．拉特那．土拉德哈跟我说，他还记得自己从巴克塔普尔开车去接普尔那．满。拉萨的最后一名内瓦尔商人是经由聂拉木通拉回来，也就是那个有好几个世纪历史，但在荣赫鹏打通乃堆拉之后就日渐荒凉的山口。拉萨的内瓦尔人兜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地。
1.Radhika Iyengar, ‘In 1952, Hindi Film Songs were banned on All India Radio’, Live Mint, 13 July 2018. https://www.livemint.com/Leisure/XUjIcb1XdO60gXOrHCyH2H/In-1952-Hindi-film-songs-were-banned-on-All-India-Radio.html.?
2.尼泊尔的族群多元，往往被那些支持更一致的尼泊尔认同的统治者淡化，但该国其实有一百多个族群和一百多种语言。当前的国家主义历史遮蔽了各族群的历史，好比说古伦族（Gurung）、马嘉族和塔芒族的历史。近年人们大量争辩尼泊尔认同，尤其是在讨论沙阿诸王之于统一尼泊尔的作用、强行使尼泊尔语成为国家语言而损害其他语言，以及将婆罗门印度种姓制度并入尼泊尔国法而使法律允许种族不平等的时候。在Richard Burghart, Pratyoush Onta and Seira Tamang的著作中有更多探讨。?
3.尼泊尔语称古提（Kuti，译注：译文直接使用中文翻译，因此此处注释改为尼泊尔语）。?
4.Jahar Sen, ‘India’s Trade with Central Asia via Nepal’, Bulletin of Tibetology, 1971, pp. 21-40. https://www.repository.cam.ac.uk/bitstream/id/637465/bot_08_02_03.pdf/.?
5.Mahesh Chandra Regmi, ‘The Kathmandu Valley Entrepot Trade’, Regmi Research Series (hereafter RRS), Year 11, No. 12, 1 December 1979, pp. 189-90. 《雷格米研究系列》（Regmi Research Series）是由尼泊尔历史学家雷格米（Regmi）于一九六九年私人发行的历史期刊。它共有二十一册，还刊出了许多尼泊尔史料的译文。?
6.若要更详细了解该条约，以及尼泊尔在一九五○年以前与西藏的政治经济关系，可见Prem R. Uprety, Nepal-Tibet Relations 1850-1930, Ratna Pustak Bhandar, Kathmandu, 1998; Regmi, An Economic History of Nepal, 1846-1901, Nath Publishing House, Varanasi, 1988; Regmi, ‘The Kathmandu Valley Entrepot Trade’.?
7.Charles Bell, The People of Tibet, Motilal Banarasidass Publishers, New Delhi, 1994 edition, p. 118.?
8.Filippo de Filippi (ed.), An Account of Tibet: The Travels of Ippolito Desideri of Pistoia, S.J. (1712-1727),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ondon, 1937, pp. 309-312.?
9.Perceval Landon, Nepal, Vol. II, Constable and Co. Ltd, London: 1928, p. 34.?
10.Kamal Ratna Tuladhar, Caravan to Lhasa: A Merchant of Kathmandu in Traditional Tibet, Lijala & Tisa, Kathmandu: 2011, p. 37.?
11.Chittadhar ‘Hridaya’, Letter from a Lhasa Merchant to His Wife（原本以内瓦尔语发行，称作《未焚毁信件》〔Mimanah Pau〕），由Kesar Lall翻译，Robin Books, New Delhi: 2002, p. 21.奇塔德哈．赫里达亚写到，「赶时间的挑夫有时候会进〔篮子〕去让别人把他拉到对面去。有时候〔别人〕拉绳子拉到没力了或者绳子松开，篮子就直直落进了水里。」?
12.Perceval Landon, Nepal, Vol. II, p. 41.?
13.Alex McKay,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Tibet, 1903-04.” Inner Asia 14, No. 1 (2012): 5-25. http://www.jstor.org/stable/24572145.?
14.出处同上。?
15.‘A Petition from Nepalese merchants in Lhasa to the Nepalese government (VS 1949)’, eds. and trans. by Bal Gopal Shrestha, Ramhari Timalsina and Rabi Acharya, in Documents o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 and Law of Pre-modern Nepal, Heidelberg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Heidelberg, Germany, 2018; courtesy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 Kathmandu. https://abhilekha.adw.uni-heidelberg.de/nepal/editions/show/26554.?
16.Kamal Ratna Tuladhar, p. 46.?
17.一个可能是，士兵们是要买表去北京卖，因为当时西藏这边没有关税。见David G. Atwill, ‘Himalayan Asia’, in Islamic Shangri-La: Inter-Asian Relations and Lhasa’s Muslim Communities, 1600 to 196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akland, California, 2018, pp. 65-91. www.jstor.org/stable/j.ctv941r61.8.?
18.出处同上。?
19.‘A Petition from Nepalese merchants in Lhasa to the Nepalese government (VS 1949)’.?
20.Albert Terrien de Lacouperie, ‘The Silver Coinage of Tibet’, The Numismatic Chronicle and Journal of the Numismatic Society, vol. 1, 1881, pp. 340-353. http://www.jstor.org/stable/42679461.?
21.出处同上。?
22.Prem R. Uprety, Nepal-Tibet Relations, 1850-1930, p. 24.?
23.出处同上，p. 26.?
24.Charles Bell, Tibet: Past and Present,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24, p. 238. 在昌德拉．珊木谢的统治下，一九○四年荣赫鹏远征西藏时，尼泊尔不只坚持西藏要和英国讲和而不去援助西藏，他甚至还提供物资来援助荣赫鹏，藉此无视一八五六年条约的条款。谣传说昌德拉先前就是在总督寇松侯的支持下才掌权的。?
25.出处同上，pp. 234-240.?
26.‘A petition from the merchant Hars.apati of Tum.che to the government of Nepal regarding the plundering of his shop in Lhasa (VS 1940)’, Timalsina, Shrestha and Acharya, Documents o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 and Law of Pre-modern Nepal.?
27.Prem R. Uprety, Nepal-Tibet Relations, pp. 94-96?
28.David G. Atwill, ‘How Half-Tibetans Made Tibet Whole’, in Islamic Shangri-La: Inter-Asian Relations and Lhasa’s Muslim Communities, 1600 to 196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akland, California, 2018, pp. 34-64. www.jstor.org/stable/j.ctv941r61.7.?
29.D.S. Kansakar Hilker, Syamukapu: The Lhasa Newars of Kathmandu and Kalimpong, Vajra Books, Kathmandu: 2005, p. 138.?
30.作者自行翻译。Video of Heera Nani Tuladhar, Women, Wives and Daughters: Newa Traders in Lhasa, ImPACT! Productions, 2020. 可在此处观赏：https://www.facebook.com/ImpactProductions2011/videos/249846216064404/?v=249846216064
404.?
31.David G. Atwill, ‘How Half-Tibetans Made Tibet Whole’.?
32.出处同上。?
33.Lucette Boulnois, ‘Nepalese traders in Lhasa’, European Bulletin of Himalayan Research, Vol. 15 & 16, 1998-99, pp. 32-33. 可于此处取得：http://himalaya.socanth.cam.ac.uk/collections/journals/ebhr/pdf/EBHR_15&16_17.pdf.?
34.David G. Atwill, ‘How Half-Tibetans Made Tibet Whole’.?
35.Tirtha Prasad Mishra, ‘Nepalese in Tibet: A case study of Nepalese half-breeds (1856-1956)’, CNAS, Vol. 30, No. 1 (January 2003), pp. 1-18.?
36.出处同上。?
37.Todd T. Lewis, ‘Newar-Tibetan Trade and the Domestication of “Sim.halasārthabāhu Avadāna”’, History of Religions, 33, No. 2, 1993, pp. 135-160. http://www.jstor.org/stable/1062932.?
38.Dor Bahadur Bista, ‘Nepalis in Tibet’, Contributions to Nepali Studies, vol. VIII, No. 1, December 1980, pp. 1-20. 一九五六年在西藏的双边贸易照会也概略提到，已达十八岁的混血亲属子女「可根据自身意志」替自己以及其十八岁以下子女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见‘Notes on trade and intercourse between Tibet Region of China and Nepal’，转载于A.S. Bhasin (ed.), Documents on Nepal’s Relations with India and China, 1949-66, Academic Books, Delhi, 1970, p. 189-191.?
39.Siegfried Lienhard, Songs of Nepal: An Anthology of Nevar Folksongs and Hymns, Centre for Asian and Pacif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onolulu, Hawaii, 1974, p. 84. 这一段引自歌词。?
40.Todd T. Lewis, ‘Newar-Tibetan Trade and the Domestication of “Sim.halasārthabāhu Avadā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