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Siegfried Lienhard, Songs of Nepal, p. 51-60.?
42.在前面援引的纪录片Women, Wives and Daughters里面，有一个土拉德哈的男性说，藏人妻子因为「不会躲苦差事」所以很好用。有二房的家庭常常都有家庭纠纷；Heera Nani就谈到她的母亲在悲伤难忍的时候会在斯瓦扬布转经（kora）。?
43.的确，对于担心丈夫去拉萨出事的内瓦尔妻子来说这是相当痛苦的。纪录片Women, Wives and Daughters就回顾了Heera Nani在得知先生要离开她前往拉萨的时候，是怎么样地藏起了他的护照。她的父亲娶了藏人妻子，而她的母亲为此吃尽了苦头。Heera Nani记得，当女人们的丈夫拒绝回来时，她们常常卖掉首饰来给孩子念书。她丈夫Anand Siddhi说，其他内瓦尔人很怕把女儿嫁给拉萨商人。?
44.David G. Atwill, ‘How Half-Tibetans Made Tibet Whole’.?
45.Todd T. Lewis, ‘Newar-Tibetan Trade and the Domestication of “Sim.halasārthabāhu Avadāna”’.?
46.David G. Atwill, ‘The Tibetan Muslim Incident of 1960.’ In Islamic Shangri-La: Inter-Asian Relations and Lhasa’s Muslim Communities, 1600 to 1960, pp. 92-122.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alifornia, 2018. http://www.jstor.org/stable/j.ctv941r61.9.?
47.Charles Bell, Tibet: Past and Present, p. 233.?
48.Tirtha Prasad Mishra, ‘Nepalese in Tibet’.?
49.Todd T. Lewis, ‘Buddhist merchants in Kathmandu: The Asan Twah Market and Uray social organization’ in David N. Gellner & Declan Quigley (eds.), Contested Hierarchies: A Collaborative Ethnography of Caste Among the Newars of the Kathmandu Valley, Nep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dia, 2003, pp. 38-79. 虚构文学往往用更包罗万象的方式来处理这些故事。见Chittadhar Hridaya的Mimanah Pau（The Unburnt Letter）以及Dharma Ratna Yami的Reply from Lhasa，后者写的是诗人在拉萨时和藏人女孩的情事。?
50.Melvyn Goldstein, ‘In the Eye of the Storm: 1957-1959’,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 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akland, California, 2019, p. 446.?
51.Melvyn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 4, p. 443.?
52.出处同上，p. 448.?
53.出处同上，p. 452. 梅尔文．戈尔茨坦提到，北京在早上十一点时回讯说，「不要打。」「当毛泽东得知谭冠三打乱了他的计划，〔毛泽东〕便生气地说，这个谭冠三，越来越胡涂了。然而，既然战事已经开打，如果半路停下，便会〔让解放军〕处于不利；〔所以〕他们一定要取胜。因此毛泽东回了电报说，他同意〔解放军〕继续打，但〔解放军〕只准胜，不准败。这代表说，谭冠三如果打输了就会遭到毛泽东惩处。」?
54.Sulmaan Wasif Khan, Muslim, Trader, Nomad, Spy: China’s Cold War and the People of the Tibetan Borderlands,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2015.?
55.帕拉格亚．拉特那．土拉德哈写给卡鲁那．拉特那．土拉德哈的信，日期为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卡马尔．拉特那．土拉德哈私人收藏。?
56.我十分感激卡马尔．拉特那．土拉德哈让我使用他收藏的廓拉斯亚书信电报集。卡马尔．拉特那也着有Caravan to Lhasa，是非常知名的尼藏贸易记事。廓拉斯亚是由他父亲卡鲁那．拉特那．土拉德哈所拥有。接下来所有的书信和电报都是引述自他的个人收藏。?
57.Sulmaan Wasif Khan, Muslim, Trader, Nomad, Spy.?
58.David G. Atwill, ‘Himalayan Asia’, in Islamic Shangri-La: Inter-Asian Relations and Lhasa’s Muslim Communities, 1600 to 196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akland, California, 2018, pp. 65-91. www.jstor.org/stable/j.ctv941r61.8.?
59.David G. Atwill, ‘The Tibetan Muslim Incident of 1960’.?
60.出处同上。?
61.拉萨尼泊尔人企业的营业数字，引用自Lucette Boulnois, ‘Nepalese traders in Lhasa’, European Bulletin of Himalayan Research, vol. 15 & 16, 1998-99, pp. 32-33. Boulnois则是指称数字来自一九六一年中国调查，此调查结果刊登于一九九三年的论文；Long Xijiang, ‘Investigating the History of Nepalese Traders in Lhasa’, published in Zhongguo Zhang Xue (Chinese Journal of Tibetology), ed. by Chinese Center of Tibetology, No. 3, pp. 41-51.?
62.David G. Atwill, ‘The Tibetan Muslim Incident of 1960’.?
63.出处同上。?
64.Sulmaan Wasif Khan, Muslim, Trader, Nomad, Spy.?
65.David G. Atwill, ‘The Tibetan Muslim Incident of 1960’.?
2 既不是尼泊尔也不是中国
蓝色防水布搭成了一间简陋的酒吧，但那至少还是间酒吧。有各式各样的酒可以选：拉萨啤酒、中国百威、西安的烟和白酒，一种用高粱蒸馏而来的中国酒。我半哄半骗地混进一群卧则（Waltse，尼泊尔语称海吉［Halji］）的当地人里面，一起喝拉萨啤酒聊天；卧则是跨喜马拉雅的利米河谷里的三个村落之一。在这间多合一功能的商店兼酒吧架子上，有着迷幻风格包装的中国面条包拚了命要引人注意，而一包鸡爪则是低调地挂在一旁。过了街对面，在一间有好几世纪历史的寺庙里，一个文化节目正火力全开，太阳能板驱动的扩大机上，接着的喇叭正爆出音乐。这是庆祝的夜晚。一场展销会刚结束，政客们讲完惯例演说之后已经回去了。现在到处都是欢庆的气息，酒让我们全部都话多起来。
和我坐一起的，是开车从4990公尺高的尼亚鲁山口（Nyalu Pass）送我们到这里的两名卡车司机。这趟旅程相当颠簸，但卡车载了六十多人和行李来压舱之后，颠簸就不是什么问题了；反正也没空间可以伸脚。那些站着的抓得紧紧的好保住一条命；那些坐着的，就整整四个小时不能起来，背顶着背，腿在底下动弹不得。
经由最近的空降场西米科特（Simikot）前往利米的长途跋涉，通常要花六天。「深藏在喜马拉雅的是胡姆拉：尼泊尔最高、最北也最遥远的地区，」一间健行旅行社的广告如此写道。二○一八年九月时，我们花了两天半卖力步行，加上骑四小时的马到尼亚鲁山口，再花四小时搭上述的卡车，才抵达了利米。卡车渡河的那一块地方被拿来当成整座河谷的名字，而那座河谷中有九百人分别住在三个村落里。卡车进了河里之后，呼求「索索」——求好运——的呼声响了起来。当司机在酒吧亮出智能型手机给我看我们渡河的影片时，我看到呼吸都快停了。巨大的中国东风卡车进入了利米的水中，而在卷动的水流中，它的轮子倾斜过来倾斜过去，几乎都快翻车了，但不知怎地没有翻，全程引擎都不停喷着烟。当时河流水位暴涨；这年的季风雨持续得比平常还久。
我痛斥司机的逞强。当地人纷纷笑了出来。拉萨啤酒持续不断送来。我们有喜马拉雅浆果和野玫瑰花蕾当点心，外皮尝起来像某种介于蔓越莓和玫瑰之间的东西。一阵山区常见的冷风，切开外面的空气。那不过是卧则的又一个普通夜晚，这个地处三千七百公尺高的村落，名义上属尼泊尔，但出于所有实际上的理由，活在尼泊尔之外。
这间酒吧兼商店由利米河谷青年俱乐部（Limi Valley Youth Club）所经营，利润会流入当地小学，店里架上有一整排货品，可以讲述某个现代消费主义经济体的故事，那个经济体离各大都会购物中心都很遥远，然而，尽管缺乏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手段，却仍与那些都会相连。除了我们刚走的那条泥土车辙，就没有别的路从尼泊尔境内的南边较低处通到这里来了。但利米的人也没指望南边，真的没有。情势使他们转头朝北，望向领土包夹利米河谷的中国；这河谷所残存的西藏文化，在一九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到喜马拉雅高原之前，曾经广布在整片高原上。这里就是尼中边界，处于中间地带，既不是这也不是那。这里的国旗来自尼泊尔。其他的，则都来自中国。
侵袭部队要拿下卧则，会面临巨大困难。村落三面被山岳包围，那些山夏天一片光秃，可是十月一到就会积雪。第四面就是利米河，一道狂野的急流。卧则或许就因此成了藏传佛教小派「直贡噶举」的中心；十一世纪的西藏译者仁钦桑布（Rinchen Zangpo）可能也因此决定在这兴建第一百零八座，也是最后一座寺院。口传历史告诉我们，林琛灵寺（Rinchenling monastery）是九世纪藏传佛教复兴期间，由益西王（King Yeshe）派人建造。「从仁钦桑布传记、［西藏的］古格——普兰（Guge-Purang）王国皇室年表，以及位于普兰的仁钦桑布主要寺庙科札尔那寺（Khojarnath）之保存纪录所取得的证据，都主张十一世纪时利米这里兴建了一间和仁钦桑布有关的寺庙，也可能是在十二世纪。」1寺庙的壁画看起来很古老，而其地下室的一间阴暗房间里，有一尊历经岁月而留存的四面大日如来像，是通往另一个时代的门。
林琛灵寺属于一段边界流动的年代，当时，基本上属于西方的固定政治边界概念，还没在我们这部分的世界留下印记。寺庙的演变讲述了一个青藏高原上命运起落的故事。在噶当派佛教兴盛普及时成立的该寺，后来转投萨迦派，而在十五世纪时，当某个萨迦派僧侣杀了某个直贡噶举派僧侣后，当地国王便把寺庙给了直贡噶举派，并掌管至今。
口述历史主张，当黄帽格鲁派因为达赖喇嘛成为西藏宗教兼世俗领袖而变得更有影响力之后，利米河谷——还有西藏西部——成为了异议教派成员的避难所。利米河谷的三个村落——卧则、提尔（Til）和德臧（Dzang）——自从一九六○年代划出尼中边界之后，就成了尼泊尔的一部分。2对于当初利米是怎么纳入尼泊尔的，有人记录下一个离奇的故事。一九六○年初，在中国接管西藏且达赖喇嘛出逃之后，中国当局就邀请利米的长者前来参加一场于普兰（藏语称Purang，尼泊尔语则是Taklakot）举行的会议，解释了中国统治在社会上的好处，并送了银色玉米当礼物，来说服他们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利米的女祭司却建议各村落留在尼泊尔。3这故事让美国中情局当时的观察显得更有可信度，他们观察到「代理中国人的藏人」当时试图说服住在尼泊尔境内喜马拉雅山上但属于藏人的群体，使他们同意「他们有义务效忠西藏」。4
利米的人们过往一直活在一种双重的征税治理制度下，直到现代政治边界把他们明白确立在尼泊尔境内为止。在那之前，他们都把土地税（sa khral）交给尼泊尔国家的代理人，而个人所得税（mi khral）则是交给西藏当局。5林琛灵寺从属于冈仁波齐峰（Mt Kailash）附近的姜卓寺（Gyangdrag monastery）。河谷本身过去处在以物易物经济的中心，其中牦牛和绵羊商队会带着西藏上部大盐田来的盐，穿过五千公尺高的勒布扎山口（Lapcha Pass）到利米，并沿着小河进入胡姆拉、阿洽姆（Accham）和拜疆（Bajhang）的较低矮山丘，商人们会在那里以物易物，把盐换成可以带回西藏的小麦或米。「一九七二年秋天，」奥地利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夫．冯．菲雷尔——海门多夫（Christoph von Fürer-Haimendorf）写道，「我遇见了来自洛科巴（Lokba）村的一群普兰人共九人，该村位处科哲那（Kojernath）和康兹（Kangdzu）附近。他们带着大约三百六十头绵羊和山羊来到雅里［胡姆拉］，羊背着旅途上要用的盐以及粮食和炊具……这些普兰人全都别着毛泽东的钮扣，就像雅里那边许多跟他们交易的菩提亚人（Bhotia）会别着马亨德拉王（King Mahendra）的钮扣一样。」6
那些住在喜马拉雅上游河谷的人，并不符合大众想象中与世隔绝的遥远群体。「利米的人们几个世纪以来都有很强的行动力。」7运盐的大商队也不仅限于这个偏远的角落。事实上，人们之所以住到坤布（Khumbu）、利米河谷的胡姆拉，或者德尔帕（Dolpo）等高海拔地带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为了贸易——这些地区「要不是位在两个互补经济区的间隙，很可能会持续无人居住，或者只有牧人会带着牲口造访，在植被茂盛的夏季牧场待个几周。」8这些喜马拉雅地区，好比说加德满都河谷，被用来当作印度——恒河平原和西藏之间的贸易中心。因为利米河谷人和藏人在种族和家族上的连结，也因为他们在低地发展出来的商业网络，使得贸易持续到了现代。在尼泊尔境内的整片喜马拉雅地带上，除了内瓦尔人之外，贸易多半都是由文化或族裔上比较接近西藏的族群团体在进行，他们有着自己的一套例行方式，展现了他们之间贸易的规则。
举例来说，在利米这边，交易市集会以年为基础，在尼泊尔和西藏之间交替。这些聪格萨（tsongsa）会在也能当驮畜放牧地的牧场中举行。利米河谷的牧民会在冬季把家畜带到西藏，那里的风会让草无所遮蔽；而到了夏天，西藏牧民会下山来到利米丰沛的草地上。9研究西藏的学者梅尔文．戈尔茨坦（Melvyn Goldstein）于一九七五年描写过利米和西藏的交易：「利米人至少［在西藏］买了四十件东西。尽管大部分都是工厂制造品，好比说衣物、火柴、香烟、保温瓶、肥皂、电池等等，但也是有其他重要非工厂制造品，好比说岩盐和西藏（砖）茶。利米人则是把芥子油、奶油、木制品（碗、木架、木板等等）还有动物（马匹、犏牛［dzo，译注：普通牛和牦牛的杂交种］）卖到普兰去。」10
要留意戈尔茨坦是在一九七四年造访利米，是在中国接管西藏并对尼中边界施行限制之后。一九五九年的西藏反抗，以及中国越来越对喜马拉雅边界地带的半自主性质感到不安，都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得不界定边界，并于一九六一年进行。然而，对喜马拉雅的商人和游牧放牧者来说，固定的边界敲响了丧钟，并在这个仰赖跨边界贸易维生的区域，制造出新的经济难关。尽管划下的界线有替居住在边境算起三十公里内的尼泊尔人和藏人保留了传统以物易物交易的空间，但这协议却限制了西藏境内牧场的使用。利米的人们仅能使用一个靠近玛旁雍错的牧场，其质量不如过往可以通行使用的牧场。协议每五年就得修订一次，直到一九九二年失效为止，结果就是许多家庭都卖掉了牲口。11
尽管我们会想象，这样的协议应该会彻底中止两国之间人和牲口的移动，但根据菲雷尔——海门多夫在一九七二年和戈尔茨坦在一九七四年做的纪录，胡姆拉的情况不是这样。商人持续穿过高海拔的山口，但获利却越来越少，尤其是开始从印度进口有补贴的含碘盐之后，获利就更少了。12一度星罗棋布于喜马拉雅众多小径上的盐谷商队，现在已经成了罕见景象。就连在胡姆拉，这个最晚到二○一一年都还有学者记录下商队踪迹的地方，商队也明显成了过往。只有故事留存下来：关于每年夏天下山的绵羊和克什米尔山羊有多大群的传说，还有利米村人带着畜群穿过勒布扎山口进入西藏的故事。物换星移，新的全球经济在中国进口消费品的带头下，顺着一条来自边界刚修好的道路抵达了河谷。
说利米「偏远」恐怕太轻描淡写，若从尼泊尔启程的话更是如此。相比之下，从中国过去其实容易多了。在普兰工作的数百名利米当地人带回了一个传说，描述着从拉萨一路到冈仁波齐——玛旁雍错的平整四线公路——那是个有着摩天楼、混凝土结构与平整马路的都市梦。
或许是这些来自中国的混凝土鬼斧神工传说，让我在全尼泊尔唯一能饱览冈仁波齐峰和玛旁雍错湖两大圣景的勒布扎山口，终于看到了那座湖泊的时候，忍不住想象起一道几乎与湖平行的平坦公路。这座湖是一道天蓝色的长条，替远方山脉的基底增添了色彩，就如孩提时的风景画成真了一样。冈仁波齐峰则被云层遮蔽了面貌。佛教徒拜倒在地并点燃刺柏枝当做熏香，而印度教徒则取出了朱砂。我在几块石头下留了张五十卢比的纸钞；虽然信仰不是我的强项，但就算从这么远的地方看去，出自梵天之心的这座湖，还是让人起了神奇的想象。
利米就到勒布扎山口为止，从此过去就是西藏（你想说中国也可）。我们在这里搭上之前带我们去卧则的同一辆卡车，司机也是同个人。而这次也是一样挤。当卡车绷紧了零件在稀薄高山空气中移动时，每个机件都哀嚎起来，而且还得不时停车，给散热器加满水。车后面还装了整整二十公升的水，因为这片山脊光秃起伏的寒冷沙漠十分缺水。在离山口还有大约二十分钟车程时，我们的卡车抛锚了。海拔的高度、乘客合起来的重量和引擎的状况一起让它停摆了。随着轮胎绝望地转动，在后面的我们这些人便拿出了我们的面罩。尘土、小石头、橡胶燃烧的气味，全都扰乱着这片土地的庄严肃穆。直到我们里面有几个人下了车，卡车才重新动起来。
汤碗形状的勒布扎山口被气候逼打成形。这里的草很少长到一吋以上；都是地衣爬满岩石，一种像是灰色苔藓有着怪异泡泡的东西在顶端抽着芽。天空中有着一场拔河；太阳正输给乌云。可以听见远从冈仁波齐峰传来的短促雷声隆隆。冷到要结冻的风从四面八方吹着我们。再过不到一个月，这一切就会被雪所覆盖。高山症是普遍现象。对我来说也是如此，每吸一口气都像是拚了老命，每一趟走二十分钟到「观景处」的行程都像是一场马拉松。下山途中，有两名警察加入我们。五名警官跟我们一同前往山口。利米唯一的派出所，这座边界前最后的尼泊尔国家象征，是一栋破破烂烂的混凝土结构，坐落在卧则和德臧村的半路上；那里没通电，有一个太阳能电池用来替无线电设备充电，而那套器材在我们抵达卧则的几天前就已经短路了。
两名警察问一名和我们同行的老朝圣者说，边界在哪里。老人指向山口另一头的底部。「那边就中国，」他说。
「界碑在哪？」一个警官为了摆姿势拍照而脱下警用夹克，同时问道。
「那里，就那后头，」老人指向山口左边的一个峰顶说。
「那另一个呢？」
老人转身指向另一座峰顶。「在那底下。」
警官们似乎满意了。我不觉得他们有本事爬到据称界碑所在的那些点上。我问他们是不是第一次来到边界。他们俩都点头说是。他们派驻到利米至今四个月，两人别说是河谷，连那一地区的人都不算。寒冷、文化、语言、食物、人、土地——全都令他们感到陌生。他们的巡逻仅限于三个村落，以及查问从勒布扎下来的卡车有没有哪辆带了违禁品或非法移民。
二○二○年九月，当当地官员开始对山口附近的中国建设工程有异议时，就凸显了尼泊尔在喜马拉雅边境地带的国力有限。当地自治首长陈言，中国建设工程已深入尼泊尔领土内至少两公里处，但两根界碑中的一根，也就是十一号却不见了，所以没有人真的确定边界在哪。一支保安官员组成的队伍连忙进行调查，发现界碑已埋在雪和碎石底下。同一时间，加德满都这边，外交部长急忙声称建设工程是盖在中国境内。这项争议凸显了两国边境基础设施的不对等，尽管在一个中国崛起已经遭到质疑的时代，这种不对等仍拒绝消亡。在利米这块区域，尼泊尔到何处为止，而中国又起始于何处，这个问题再度维持着充满不确定的状态。13
「这地方，既不是尼泊尔也不是中国，」担任派出所主管的助理副督察，在我们开往勒布扎山口的前一天跟我说。即便派出所只有在河谷没被雪困住时才有配驻人力——就跟这里那些空荡荡的小学一样——他仍希望年底可以调到其他地方去。14「这些人，他们不跟我们合作。如果他们村里出了麻烦，他们会自行解决。除非制造麻烦的人从外面来，他们才会叫我们，」当我们一同坐在太阳下时，他悄悄跟我说。那天晚上，他喝中国啤酒和烈酒喝到醉了，非要一个领他去卧床的僧人顺便给他带瓶水过来。僧人要他躺下，然后就走了。那个警察很快就打起鼾来。
在卧则，文化冲突的呈现方式既五花八门又显而易见——而在边界上如何竞争主权、协商主权，以及有时如何去拒绝对方的主权，也同样是又清楚又多样。前一晚，有一队警官从胡姆拉的另一个边界前哨站西尔萨（Hilsa）徒步走过漫长山路抵达村落；一行十一人早上五点出发，晚上九点才到。「我们没遇到能问路的人，而在乌瓦（uwa），也就是大麦田间迷了路，」一个警员早上跟我一起啜饮红茶时跟我说。这支警队看起来孤立无援，在寺庙外等着谁来跟他们讲到底要干么。省首席部长准备要来展销会，而警察是去那协调事项，包括用白带子临时贴出一个直升机起落场。当我问一个当地人警察之前都在利米做什么，他愤愤不平。「什么也没做，真的，除了找麻烦之外。」另一个人跟我说，警察在利米没事做。「他们来巡他们的逻，我们给他们茶、蔬菜，但也就这样了。」
大部分时候，警察在利米都让人觉得是象征作用。三个村落有大约九百名居民。来回边界与西米科特把货物和人运来运去的卡车，没有挂尼泊尔的牌照；事实上，他们是经由西藏开到这边的。整个胡姆拉区和尼泊尔其他地方都没有道路连通。除了利米农业自治市的公所属于国家单位以外，「隶属」尼泊尔或者「和加德满都有关」的这种概念，在这边多半是不存在的。塑造利米居民的那股「最直接而无所不在的力量」，是群体本身的「社会主权」，由一套随着时间不断演变的群体契约「戒」（khrim）所构成。「村民很明白地将群体规范和尼泊尔法律等同看待，而不是前者从属于后者。」15因此，当尼泊尔透过公民证和其他利米居民不可或缺的文件来施行其主权的同时，利米还是一个介于民族组成的国家（nation）和正式体制上的国家（state）之间、介于国家主权控制内和控制外的地方，边界本身在此就是「一种经济资源」。16
尼泊尔国家持续现代化，并将其掌控范围扩张进入这些边界地带的同时，也有意识地下工夫来把其公民纳入国家。「我们不了解他们的语言，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助理副督察说。「但上面有令，要推广使用尼泊尔语，至少在学校要这样。」我在各村落目睹的文化计划明白显示了这一点；当非利米居民的老师一再敦促孩子们唱尼泊尔语歌曲时，他们很明显地相当挣扎。当地出身的国会议员才旺．拉马（Tsewang Lama）跟我说，「［利米的］人们，心理都和西藏契合。利米一年中有超过半年都和该区其他地方断绝往来。如果你要去加德满都，最简单的方法是先去中国的普兰，在那边利用达楚拉的边界跨回尼泊尔，再跨过边界进入印度，然后搭巴士从马亨德拉那加（Mahendra Nagar）边界来到加德满都。对于这里的人来说，要连结尼泊尔很困难。如果我们连接上国家的路都没有，怎么可能会有国族一体感呢？」17
但有一条路确实通到了利米，只不过是来自中国；而在尼泊尔的喜马拉雅边界地带，大部分地方的真实情况也都是如此。目前从勒布扎通往卧则的泥土路，是靠着才旺．拉马带头进行，以及堂兄弟曼伽尔．拉马（Mangal Lama）协调计划，才在二○一○年的某个时候清理完毕通车。18中国同意开放勒布扎山口，「以发展援助为名，进行有限度的在地米粮交易和运输。」19这条车辙顺着古老的商队路径前往西藏，而挖路的挖掘机则是从加德满都出发，运到正北边的中国境内边界关卡吉隆，或者拉萨出发，然后运抵工程现场。20车辙现在延伸到了西米科特，离此将近有一百公里远。但就算现在的泥土路已升级为碎石铺面路，中国迫近的存在感，以及它所提供的良机，仍和尼泊尔能给予的形成清楚的对比。就想想语言的问题吧：利米人能在普兰工作，是因为他们会说藏语。少数不会说藏语但在普兰工作的尼泊尔人，赚的钱据了解比会的人少。而且，虽然大部分尼泊尔移民去波斯湾诸国或东南亚当劳工，但对利米当地人而言，在普兰工作比在别处划算太多。
也有大家视若无睹的因素：利米人信藏传佛教，和那些西藏境内或流亡在外的人有亲属关系。利米的孩童在印度境内由西藏人经营的学校上课。好几个人跟我说，因为他们在尼泊尔官方文件上的姓是「拉马」（Lama，也是「喇嘛」），所以，除非他们能拿出有凭有据的尼泊尔公民身分证明，否则都会遭到中国当局盘问。这里有一个诡异的情况：利米的人们把达赖喇嘛当成宗教领袖，但避开了和西藏有关的政治。「他不是我们的政治领袖。我们毕竟还是尼泊尔人，」他们之中有个人这么跟我说。利米没有一户人家摆着达赖喇嘛的照片；这让我满意外的，因为他在尼泊尔非常受欢迎。21就如一位学者所言，「边境地带的公民身分通常都是多重概念而不是单一概念，许多家庭和个人同时声称自己有尼泊尔和中国身分，并保持对双方的效忠，但同时又具有一种西藏感。」22
国会议员才旺．拉马说了某件事，让我觉得可以深刻洞察当地人的心态。在进入政坛前，他是一名研究学者，广泛研究胡姆拉的众多文化。站在卧则寺院露台上的他一一举出利米的议题，接着讲起尼泊尔进入联邦制之后的国内公民权问题。「我们的权利，利米人们的权利，是两种不一样的概念。他们的基本权利是吃东西的权利。对他们来说，吃东西、穿够衣服的权利，gaans、kapas，这些是人权。对他们来说那是自由。」对一个远离二十一世纪技术与物质进展、深受现代市场经济规则变化所苦的文化，对于一群农业产量不足以撑过一年，并在艰难环境中辛苦求生的人们，对于一个在4G传输力和电动车的时代却连象样的路都开不到、公共运输系统就更别提的地区来说，哪件事比较可能是要紧事？
这不仅限于利米一地。在整条喜马拉雅边界地带上，尼泊尔侧的缓慢发展和中国侧的快速推进基本设施转型所造成的不平衡差距，意味着这些群体内现在有许多人都得直接或间接靠中国进口食物及其他必需用品。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包括利米在内的胡姆拉北部区域，有传来边境关闭造成食物短缺的报导。二○二○年十月，边境关闭七个月后，利米当地人从西米科特的公家仓库购买了三百公担（quintal）的米，并支付了355,000尼泊尔卢比当做带回河谷的运输费。23这批米只够他们吃三个月。十二月时，中国当局在尼泊尔当局的要求下，总算把西尔萨和勒布扎的边界关卡开放了一天。十六辆中国卡车把米、毛毯和面粉等日用品送到该区。在胡姆拉东边的上德尔帕，情况就跟跨喜马拉雅区域的其他地方都一样，当疫情期间边境关闭时，当局纷纷上书加德满都，要求紧急提供基本必需物资。
「公民权上的自由」这种自由派理想在利米这样的地方没有多大意义，这地方有将近半年都在飘雪，而且没有商机。然而，当发展专家、决策者和筹划者还远坐在加德满都思考胡姆拉要怎么连接到尼泊尔其他地区的时候，当地的人民很明显地早就想到依靠中国在边界上生活，也善用了这个良机。当传统生活方式因施行现代国家规范来到尾声时，利米的居民饱受其害，胡姆拉其他地方以及其他边界地带也都是这样。他们开始「把边界和自己能跨过边界的能力，当做一种谋生资源来利用」。24即便工业化的中国和停滞不前的尼泊尔如此不对等，来自北方的道路还是为未来开启了新的机会，并给人们注入了一种新发现的信心。加德满都很远；而中国，以及它所承诺的梦想，则是近上太多。
从古至今，大部分时候的贸易都是个人间进行的小规模交易，而不是由非实体的公司行号在执行。基础型态贸易是以人际关系为基础建立，而人际关系则促成了信贷措施和旅途往返间的相互依赖，其中信任是第一要素。
喜马拉雅地区的贸易依照类似的情况出现。「不论是基于简单的以物易物，还是在货币化经济内运作的复杂多边交易，这里所谈的社会贸易活动，普遍来说是个人事业，或者由朋友或血亲组成的小团队，集资进行特定的事业，」菲雷尔——海门多夫如此写道。25随着各地强制执行起现代式的边界限制，上述贸易模式也戛然而止。但就如学者蒂娜．哈里斯（Tina Harris）所写的，障碍也可能提供新机会，来得到「更多的高风险收益，好比说运输违禁或者受限的货物」。同时，「新的道路和铁路，尽管一方面能让人更简单快速移动货物及人员，但一方面也可能同时阻碍、分割，或者消去其他既有的地带；游牧牧场的切割、其他通道的废弃，或者群体的搬迁，都是这方面的例子。」26那些跨越边境交易的人不断寻找着新手段，来规避或者利用既有政策。哈里斯文章中的例子是两个堂兄弟，他们从加德满都提供基本货品——「药品、草药，什么都提供！［还有］砖块、水泥。连砂也有！［还有］蔬菜」——到拉萨，做起边境上的生意；当时是一九八○年代，西藏仍处在未开发状态。随着竞争增加且西藏对观光客开放，这对堂兄弟就转做尼泊尔手工艺品交易。接着，随着拉萨的建设工程开始爆发性成长，他们便提供钢筋和水泥，但就算是这一门生意，随着中国国内生产能力很快地赶上需求，他们也开始面临竞争。27
二○○二年，尼泊尔和中国开始发行「边界公民证」给住在边界两侧三十公里内的人，把他们分类为「边界居民」，并给他们在这三十公里内不用护照或签证就可行动和工作的特殊权利。利米的人们就是以这份文件为基础，一口气在普兰买卖、工作并居住好几个月。在中国工作的尼泊尔人因此拥有「重迭的主权」。28研究喜马拉雅一带公民身分的莎拉．B．施奈德曼（Sara B. Shneiderman）写道，「在好几个世代里，边界公民都同时跟尼泊尔和中国的政策，以及西藏政体的特权交涉，向那些构成他们所住的边界地带的诸国索讨权利——而不是逃避那些国家。」29
此外，人们也创造出新的经济地理，来响应新的国家政策。在喜马拉雅，中国「西部大开发」催生了新的经济地理，该计划于二○○○年开始施行，意图在六个省、一个直辖市和五个自治区加速发展，包括了中国西部的西藏自治区。「大部分的投资都用于开发交通运输、能源、通讯及灌溉，以及在内陆地区改善都市基础设施。」30据各方说法，这在西藏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变化，其生产总值在一九九七至二○○七年间「增加四倍」，以及以「在维持小比例的第二级产业生产总值之外，产业的快速第三级化及建设热潮」为基础的成长。31这项政策最突出的部分是青藏铁路这项工程伟业，但最重要的是，该政策是「强化国体与国族的计划，用来更密切融入少数民族团体的新兴『文明使命』，以及经历二十年的分权与地方主义之后，对于中央国家控制的一次重新巩固。」32
随着新的政治现实成形并把这些前线地带纳入国家主权之下，跨喜马拉雅贸易也将持续演变。尼中边界划清后，以盐换谷的以物易物交易开始崩盘。从印度引入有接受补贴的加碘盐之后，过往的商队经济几乎没有一点幸存机会。而利米这边，早在一九七四年就已经注意到了另一种选择。在边界协议中止所有与西藏同业进行的不受监督的贸易后，利米的商人转攻现代消费品进口，并把手工艺等物出口到西藏，其中利润最高的是叫「夫鲁」（phuru）的木碗。
我会注意到帕尔丹（Palden，这是个变造过的名字）是因为他的狐皮帽：它简直就像从蒙古史诗中取来的。狐狸尾巴垂到他的左肩，皮毛贴合地戴在他头上。帕尔丹搭在展销会场的帐篷展示了利米人的传统服装。有一件带金色饰片和刺绣的蓝色袍子特别引人注目，那已有超过八十年的历史。它的作工极佳，而它磨破的边缘曝露了年代久远。旁边还摆着手工银镶边的夫鲁碗。帕尔丹的祖父同样戴着毛皮帽，嘴唇下还垂着胡须，看起来就像西藏版的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他活灵活现地跟我解释西藏男人在袍子里带着的不同工具：一把用来切肉的象牙柄刀、象牙筷子和烟草袋。他们的帐篷是用牦牛毛制成的绳索系着。一个喝醉的当地人解释这些绳子是怎样地胜过现在较普遍使用的尼龙绳。
那天晚上，一等展销会的忙乱过去，我就在一顶空荡的帐篷内和帕尔丹坐一起。他看起来彷佛还没二十岁，但他已经结婚且有一个孩子。他二○○五年被派到印度深造，二○一四年回卧则来帮父母忙。「这里没有路，日子变得不好过。我们吃的东西不够，」他跟我说。所以他做了过去二十年利米河谷大部分年轻男女都做过的事：他跨越边界到普兰，在一个建设工地当工人。他从车上把水泥卸下来，每天拿八十到一百块人民币薪资，如果营运建设工地的公司牢靠，有时候还可以拿到一百五十人民币。若要在一个半小时内卸完一卡车的水泥，得要有五个人一起工作。「你得把一袋袋水泥堆得很妥当。跟尼泊尔这边不一样，这边你东西随便丢就好，」他说。
边界身分证让利米（以及胡姆拉）居民能在普兰工作并居住。我在那边遇到的每个人都有一段「普兰工作谈」：十三小时的轮班工作，没多少休息时间；日薪从两百至两百六十人民币不等，比官方定的工资低，但远比尼泊尔的薪水高。男人从事更需要体力的工作，好比说建设工地，而女人则在家户中担任女佣或清洁工。有天晚上，我遇到一个来卧则看看有没有人要继续往普兰去的人，他太太在那边一个住宅区当清洁工。他们上次见面已经是好几个月前。前一年冬天，她在德臧村生下了儿子，而那次分娩很辛苦。她康复后回到普兰，而他则是去了加德满都，他在那有开一间店。
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物质条件差异，明显到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你前往普兰时（如果你是朝圣者的话，就继续爬上会带你去冈仁波齐的吉普车吧）跨过的尼泊尔边界希尔萨，是一个几乎渺无人烟、满是沙尘的定居地，还有着当派出所用的铁皮小屋。河对岸的混凝土巨怪，是中国海关与移民办公室。普兰还要再往内三十公里，正好就落在利米当地人获准工作的半径边缘。就跟大部分的中国城市一样，工程建设从社群媒体的众多照片上看起来比较新。一排排混凝土结构，加上此地汽车、机车、卡车、公交车来回行驶时的那种从容自在，都会让你忘记这座城镇位在近四千八百公尺的高处。
来自胡姆拉的尼泊尔人稳定移入此处：光二○一八年就超过一千人。33二○二○年三月疫情导致边界关闭时，有一百四十八名尼泊尔人被困在镇上。34因为尼泊尔人数量增加，劳动市场有着明显竞争，所以帕尔丹决定冒险做起生意。他和另外四个朋友用三万人民币租了一间店，是笔大投资。家族关系也有帮助；他的姑姑住在普兰，他就在她那边租了个房间，一年两千人民币。她帮他们打听到了一间店面，他们就在那开始卖夫鲁、念珠和衣物。接着他们五个人靠着头几年的获利，包下了一间较小店面的租约，现在他们就在那间大约五乘五公尺大的店里卖夹克。「Northface，」他说道，他指的是在这片山顶上取代传统「巴库」藏袍、已成为羽绒衣代名词的运动服装品牌。他们为了这间店每个月得再付两千人民币的租金。我算了算他的成本，问说他们到底有没有赚。「一天五百人民币，」他说，「给我们五个伙伴分。」
我想要更了解夫鲁的买卖。举凡西藏仪式都少不了光滑的枫木碗，而比较贵的碗还有镶银，刻着各种神话人物和符号。利米出产的碗闻名全西藏；就如「寂寞星球」（Lonely Planet）的一篇导览所言，「连在拉萨，利米木碗标价也比其他地方制造的高。」但这种碗已经很少在利米制造了。帕尔丹和他这类夫鲁商人，反而会去印度德拉敦（Dehradun）取得制碗需要的枫树树瘤。碗本身是在印度雕刻成型，然后用巴士带到加德满都，在那手工抛光整平。碗在利米上漆，然后带去边界另一头的商店。碗的尺寸越大，镶银的雕刻越华丽，价钱就越好。小碗要价大约三千尼泊尔卢比，比较大的碗在普兰可以喊到一万一千尼泊尔卢比。利润很高，但帕尔丹还是有那么多伙伴得分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