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看来就很明显的一件事是，中国把科拉拉边界当作例外，需要有别于其他边界关卡的规矩。「木斯塘——西藏边界的边界公民权彻底不同，而且主要是一种拘束措施，而不是流动措施，」莫顿如此主张。24这种挑选过的拘束是木斯塘现代历史的结果，也是中国控制其喜马拉雅边界时，所面对的独一无二挑战。
一九六四年，法国作家米歇尔．佩赛尔开始进行一趟坚苦卓绝的旅行，带着随从翻山越岭来到上木斯塘。那时是武装西藏反抗运动的鼎盛时期，而木斯塘是游击队的基地。「尽管中国西藏和木斯塘的边界在西方圈子里被当作一道顽强的屏障，但对洛［满桑］的居民来说，其实它只是一种模糊的概念。他们相当自由地在中国领土和自己的土地间来回；而康巴［西藏反抗战士］和中国人则是各坐一边，枕戈待旦。」25佩赛尔写道，木斯塘的居民被康巴游击队吓到了，尽管他们在族裔上是类似的。当「马嘉」（magar）也就是康巴军营遍布该区域的同时，跨喜马拉雅贸易因康巴偏好抢劫商队而下滑。当康巴游击队员找佩赛尔拿药的时候（大部分是因为腹痛），对他的提问都含糊以对。康巴游击队也围攻村落的牧地。佩赛尔的一名脚夫慈仁（Tsering）就愤怒地抱怨，「他们偷我们的牛、拿走我们的木材，还阻止我们在高地牧场上牧牦牛——他们用来养他们自己的马和牦牛。」26然而，另一名历史学家则说康巴游击队是由木斯塘王所支持，而他们与在地的关系则没有一定。尽管他们在木斯塘大小河流上盖的桥受到大家欢迎，他们对用品和家畜家禽的需求，却是对当地资源的严重榨取。但也有些康巴游击队和木斯塘女孩结了婚。27
第一批康巴游击队在充满魅力的领袖巴巴．叶西（Baba Yeshi）率领下于一九六○年初抵达木斯塘，但他后来会和反抗活动分道扬镳。叶西从西藏逃到锡金之后，又搭机前往加尔各答和美国中情局代表见面，接着又去了大吉岭和西利古里（Siliguri），之后便去了尼泊尔。从一九五○年代中期就一直在协助西藏内部武装反抗的中情局，在加德满都提供了三套无线电设备给叶西。「三套无线电装在外交邮袋内抵达加德满都」并交给了第一批徒步前往木斯塘的十二名康巴战士。28
到了一九六○年秋天，已有几百名反抗军抵达木斯塘，尽管中情局只同意支持四百名战士。一九六一年三月，当时的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批准了第一次空投。次月初，有两万九千磅（译注：约十三点一吨）的武器弹药——「手动枪机春田（Springfield）步枪、加上四十挺布朗（Bren）轻机枪以及混在一起的四十把M1加兰德步枪（M1 Garand）跟卡宾枪（carbine）」29——空投到木斯塘。佩赛尔写道，美国也试图在木斯塘设立几个监听站，但尼泊尔并不赞成。30康巴游击队沿着尼中边界设立了好几处军营，但木斯塘还是反抗的中心地带。
长久以来，人们解释为何选择木斯塘作为西藏武装反抗主根据地时，都认为这决定是出于便利性，而上木斯塘居民（又称作珞巴人［Loba］）和西藏人在种族、文化和语言的相似也推了一把。其他人也主张，木斯塘那时还是尼泊尔底下的一个自治王国，而且「不良的交通与通讯网严重限缩了尼泊尔政府的控制程度」。31然而这类推论并没有给出一个全貌。明明当时谁都知道美国人一直从加德满都郊外的休茶塔（Syuchatar）飞行场空运补给品给游击队，尼泊尔当局居然会不知道有武装反抗，这说不过去。研究西藏的历史学家卡萝．姆格拉纳汉（Carole McGranahan）也写道，尽管尼泊尔政府表示完全不知西藏反抗行动在自己领土上运作，「但私底下，尼泊尔国王一九五○年就先跟美国政府说，他愿意援助西藏」。32康巴游击队一九七四年投降后，前尼泊尔内政部官员坦姆拉．乌克雅布审问过他们，他跟我说，有些战士和苏利亚．普拉萨德．乌帕迪亚伊（Surya Prasad Upadhyay）有联系，此人是尼泊尔大会党领袖，在马亨德拉王于一九六○年解散的第一个民选政府中担任过内政部长。
马亨德拉王也不太可能对于木斯塘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他在好几次公开造访行程中去过西藏难民营，甚至见过反抗军指挥官巴巴．叶西，后者还在营地「把西藏矮种马送给国王」。「国王也发表演说，鼓励西藏人反抗共产主义，那被他描述为尼泊尔与西藏的共同目标，」西藏历史学家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写道。33他也提到，尼泊尔政府要西藏人帮忙在下木斯塘的乔姆松（Jomsom）清出一条跑道，而那跑道今日都还是该地区唯一的机场。
尼泊尔对于中国企图说服边界沿线族群往西藏靠拢（就如在利米看到的情况）的焦虑，有助于引发对西藏流亡者的支持。34接着有一件火上加油的事，就是一九六○年六月中国在木斯塘边界上的犯行，当时解放军对尼泊尔军的一支小分队开火，杀害了一名士兵，还拘禁了另外十名。后来称作「木斯塘事件」的这段过程，当时立刻让加德满都对中国起了戒心。已退休的英国将军山姆．考温（Sam Cowan）指出，「尼泊尔政府所察觉到的、第一个显示麻烦逼近前线的迹象，是六月二十六日晚上来自印度大使馆的消息。」35这则从某印度陆军前哨发布的无线电消息，是「边界突然出现大量中国部队」后，呼求部队增援。36六月二十八日，一组包括尼泊尔军事人员和一名海关官员共十七人的团体，朝科拉拉出发：「靠近前线时，他们看到了据他们日后所言多达两千名的中国军人。在离边界三百码〔译注：约两百七十四公尺〕不到的地方，他们遭到射击。萨比达．班．普拉萨德（Subedar Bam Prasad）遇害，还有另一人受伤……包括伤者在内的十人以及马匹，都在解放军控制下挟往西藏，萨比达的遗体也被带走。队伍有六名成员逃脱现场，而能把消息带到外面世界。」37
那时的尼泊尔首相比休维休瓦．普拉萨德．柯伊拉拉（Bishweshwar Prasad Koirala）于六月二十九日写信给中国总理周恩来，要求道歉以及立即释放士兵。周恩来六月三十日的回应让我们知道，北京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写道，「中国政府十分关切本事并立刻连络当地当局找出事情真相……如果阁下信中提及的一名尼泊尔国民遇害之不幸事件为真，中国政府将深表遗憾。」38
一开始，中国驻印度大使（兼尼泊尔大使）潘自力问加德满都，「尼泊尔人怎么确定是中国士兵要负责？」并主张发起攻击者可能是西藏「匪徒」。39中国接着立场一转，主张事件是发生在中国境内，「在科里山口〔Kore Pass，译注：科拉拉的别名〕北方一公里处」。尽管如此，周恩来仍试着安抚柯伊拉拉，表示中国部队「粗心」并对该事件表达了「深刻遗憾」。
中国部队会出现在边界颇令人费解，特别是因为，让长达二十公里的边界两侧都成为非军事区的尼中协议，才在不过几个月前的一九六○年三月签订。当时一份日后解密的中情局报告显示，在印中边界纠纷之后，中国在立场上格外小心。当部队抱怨说，「如果邻国武装人员不听我们警告，又大胆傲慢执行入侵，我们要怎么办？」北京要他们别猜测，而如果真的发生对抗，他们要「等待高层指示」。40木斯塘的事件似乎让他们屈居下风，特别是周恩来又写到，他们是从外国新闻报导才得知事情。此外，潘自力大使问起尼泊尔怎么确定背后是中国指使，就只会揭露喜马拉雅散不开的不确定之雾，「是个绝佳的防守姿态」。41北京有情报得知西藏反抗军在尼泊尔和喜马拉雅边界地带活跃，但完全不知道人数。「这样的信息一直从被捕的藏人那边流入……不论有没有过于夸张，这消息势必让士兵感到紧张。」42
柯伊拉拉和周恩来持续通信，但中国立场始终不变：中国会赔偿人命损失并交还遭监禁者，但当初部队并没有跨越边界。中情局写道，关于越界这点中国不会让步，因为「让了的话就等同于承认中国犯下了入侵行为」，43而当时中国正在控诉印度入侵喜马拉雅边界，此时若承认这点会使外界对中国观感不佳。另一方面，比休维休瓦．普拉萨德．柯伊拉拉依旧认为事件发生在尼泊尔境内，且「没有什么能让陛下政府有理由去改变事件发生在尼泊尔领土上的立场」。44
考温主张，中国所谓士兵在科拉拉北方一公里遭枪击的叙述是错的，而事实上，根据照片和领土地图，尼泊尔队伍当时其实是在尼中传统边界向内两公里处。一九六二年的边界划定，从边界关卡算起，把边界进一步向北推了二点七七公里。
事件在加德满都引发了好几个疑问。中国队伍干么在离边界那么近的地方违反几个月前才刚签订的协议呢？一名学者主张，当比休维休瓦．普拉萨德在某条连接加德满都和拉萨的道路计划方面给出非承诺的响应，并靠着宣传圣母峰争议（见第七章）来提升他身为国家主义者的分量，进而使「中国人为此对他恼火」之后，木斯塘事件便成了对柯伊拉拉的一次「有克制但用意明显的谴责」，并「提醒他中国多么容易就能沿着边界制造难题」。45但这可能不是真的，因为两边几乎都在第一时间就试着缓和局面，虽然说是各行其是。历史学家苏曼．瓦西夫．汗（Sulmaan Wasif Khan）反倒主张，加德满都同意了北京的解释，也就是解放军部队是因为藏人的关系而被迫前去边界，还告诉潘自力大使，「他们不介意中国人靠近边界……他们要的就只有事前通知；他们甚至还可以帮忙……藏人危害了中尼友谊，反倒触发了能让两国彼此更接近的外交行动。」46但就如我们接着会看到的，这恐怕也不完全为真。
中国这套西藏「匪徒」的解释并没有说服力，特别是因为，西藏武装反抗部队一九六○年六月根本还没开始抵达木斯塘，尽管加德满都已经被锁定为反抗势力中心。然而，过去已有西藏人利用木斯塘路线逃脱的前例，好比说一九五九年某次在西藏进行的任务中止后就有用过。47考温主张，投入部队可能是为了「保障并封闭边界地区，藉以让中国在此建立控制并昭告众人」。48苏联领袖尤里．安德洛波夫（Yuri Andropov）一九五九年三月的一份报告清楚详述了中国的忧虑：中国认为「给予西藏的援助，包括大炮和机枪在内，是从印度经由尼泊尔而来的」。49在边界模糊的喜马拉雅迷雾中，这次事件可能只是中国部队在一条十年前才来主张存在的边界上，因为战战兢兢而发生的误算。50
然而，事件过后，北京就打退堂鼓了。中央情报局根据藏人从解放军士兵掳获的文件如此写道：「木斯塘事件损害了北平的『外国政策之争』，程度足以刺激中国领导群下令西藏军区司令部加强灌输避免边境驳火的观念……它的中心主张为『当前，西藏边界沿线防卫基本上是一场政治斗争以及一场外交关系斗争』。」中情局写道，北京认为印度会利用边界上的此类轻忽大意，来「创造危机情况……开发借口，写许多文章并煽动反中反共情绪」。报告表示，中国藉由在边界上克制行动，希望让他们的「挑衅和伎俩在政治上无法施行」，而得到一个「明确的外交政策优势」。51
中情局的报告，还有苏曼．瓦西夫．汗根据中国数据源的分析都指出，北京在事件当时，正奋力主张在喜马拉雅边界地带的主权。没什么证据显示中国刻意想要招惹尼泊尔；双方关系稳定而和睦，柯伊拉拉不久前才结束一趟重大国是访问回国。反倒是喜马拉雅的地理、自古以来的流动边界、当地主张的公民身分，再加上中国对于西藏情势的神经紧绷，都迫使它动手做出它该要抽手的武装对峙。「在西藏边界地带，中共发现自己确实是个弱国——至少在一九六一年开始强化控制西藏之前都是。」52西藏对抗共党统治的斗争一旦爆发，北京就开始在该区增加部队和监视，但同时也追加了驱逐政策。喜马拉雅地带的身分认同过往一向都流动不定。一个人可能是来自拉萨的内瓦尔人，来自木斯塘的藏人，或者就只是来自利米的游牧人。贸易和畜牧生活一向都遵循传统疆界标记，并仰赖在地理环境天然设限下仅能经由少数关卡通过的开放边界。当北京在这些区域的软弱变得明显时，它便开始箝制通过上述关卡的移动。木斯塘事件成了日后中国在喜马拉雅行动的一个样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自身周围画起一条更粗、更深的定义线」。53
将近四十年后，噶玛巴的出逃使中国确定会持续把木斯塘视为需要排除和遏制的地区，也因此，北京才会在这块保卫喜马拉雅前线时就会麻烦起来的边界地区，行使单方向的特权。然而，尽管中国有这种安全顾虑，还进行了打断该区域传统生计的单方举动，木斯塘当地人还是于二○○二年主动连通了一条从科拉拉直通洛满桑的泥土路，那条路如今为了商业往来而拓宽，还让帕桑和我在上头冻着手指骑着那台让我们称赞不已的中国机车。就跟几乎十年前在胡姆拉的情况一样，木斯塘的头几条路并不是连到尼泊尔，而是连到中国。
一九九○年，当毕兰德拉王（King Birendra）造访洛满桑时，当地村民向他请求三件事：「一条从博卡拉到木斯塘的车道，在洛满桑设立公共供电系统，并中止上木斯塘的限制政策」。54这些事情村民在五年前国王造访时就请求过了。在这三方面，限制政策直至今日仍在施行中——非尼泊尔人若要前往上木斯塘，十天最少得要付五百美元——而洛满桑要到二○一二年后才有路连通到南方；在此同时，中国则是于二○一五年拨款设立了一座七十千瓦（KW）的太阳能发电厂。55
然而，二○○○至二○○二年间，当地人合力兴建了木斯塘的第一条路，一条二十公里长的泥土路通往边界的科拉拉，其中该地区六个村落的发展委员会各出了352,000尼泊尔卢比。56中国卡车开始从北方携带着建材和消费品入境，同时尼泊尔的木材则被偷偷运回到洛满桑。「以后卡车唯一要付的税，就是地区发展委员会［District Development Committee，DDC］在地方自治法的授权下，可能很快就会引入的过路费。」57
要了解当地的自主决断，就一定要知道历史脉络：自从木斯塘的西藏诸王于一七八九年变成廓尔喀沙阿之下的自治君主后，木斯塘面对加德满都就有着半自治关系。58木斯塘诸王获派保卫西藏边界的工作，他们的士兵参加了对西藏和中国的战争，而他们只要每年纳贡929尼泊尔卢比和五匹马，就可以自行治理王国。59一八二○年代的某个时候，加德满都还要求用木斯塘王国来交换西藏的普兰。有人说西藏当局曾「认真而赞同地」考虑过这个提案，但清廷在北京那头驳回了提案，说「王土不得交换」。60到了一九五一年沙阿诸王重新掌权时，木斯塘的诸王出了几个村落之外几乎毫无权力。一直要到康巴游击队在木斯塘设立基地后，加德满都才开始意识到那里的问题，并禁止任何外国人前往该区，直到一九九二年为了观光目标而修改限制政策，所以才有了那五百美元的收费。
身为那种中间地带的居民——而且不只实质意义上，在地缘政治上也是中间地带，牵扯纠缠于尼泊尔的对外摸索，但又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如果感到失落，也是可以理解。一直到今天，这里仍与尼泊尔的全盘大局保持脱节。「加德满都为我们做了什么？」是我在洛满桑反复听见的一句话。有一个人指着自己的太阳能电池说，「中国人为我们做的比尼泊尔多。」中国也利用了二○一五年的地震和国境封锁事件来给予木斯塘援助。「我们领到的水泥砂包，比当初要求的量还多。中国的慷慨让我们相当惊讶，」当有报导揭露尼泊尔要了一千两百袋建材及食品但中国送来七千八百袋时，有位政府官员对一家报纸如此表示。61如今，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署，在「北部地区边境发展计划」（Northern Region Border Development Programme）之下，将于喜马拉雅邻近西藏的十三个地区资助十五个试验性计划，其中就包括了木斯塘。虽然加德满都当局越来越愿意接受尼泊尔边界地区获得更多中国援助和投资，但「中国援助的附带条件绝大部分都是关于身分、迁移和围阻的社会政策，那些都对藏族人有着严重不良影响」，在木斯塘就是这样。62
最能看出木斯塘居民的愿景和那些尼泊尔「内地」人天差地别的一刻，就是当某名警官跟我抱怨他在管区内有多辛苦，并把他的辛劳和他想象中当地居民比较轻松的生活拿来比较的时候。我建议雇用当地人当警察看看，他直接否决说这办法不行。他说「这些家伙，他们会讲他们自己那种话，我们甚至连他们在干么都不知道，」并讲起边界两头都说藏语的事。「但也没错，如果政府可以给我们藏语训练，我们在这边保证可以表现更好。」当我问他木斯塘居民会不会在中国工作时，他对当地居民也有着一样的轻蔑。「就算他们获准这么做，我也不认为他们会这么做。有很多外国捐助送到这区，而这里大部分的人都从事观光业。到了冬天，他们就搬去加德满都。」
前往木斯塘或者其他边境地区如胡姆拉等地工作的公务员都拥有的这种感受，凸显了「当地人怎么看自己」和「尼泊尔国家怎么看他们」之间的差异。对加德满都来说，木斯塘是个敏感的边界地区，就跟过往一样容易受外国所操控影响。二○○九年，美国、中国、巴基斯坦和印度大使接连拜访木斯塘，重新让人注意起外国在该区利益的问题。近年在该区发现铀矿后，这种顾虑就更深了。63但更迫切的是，木斯塘是尼中发展另一层经济关系时所仰赖的地点，是追求经济摆脱印度而独立的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小零件。这一切的最终结果是，尽管该地区在国家发展计划中变得越来越重要，那里的人民和他们所关切的事，对加德满都来说还是处在边缘。
有天晚上，当外面下雪、旅馆主人撢起店里众多古物和手工艺品灰尘的时候，我们开始讨论起「发展」（bikas，在第四章会进一步解释）、开发和从博卡拉通到这里的路。他回忆当年得跟着一支驴商队从乔姆松走一星期的路把货带到洛满桑，而我们两人都同意，过几年那条路就要铺柏油了。这个体格魁梧的人，在加德满都过完冬，才刚回到洛满桑。「国家什么都没给我们，我们干么要缴税？」他问道。
另一方面，警官认为实在不该答应补偿那些牲口死亡的畜主。「当地人养牲口不缴税，国家干么提供补偿？如果明年情况又重复的话怎办？国家有办法一直补偿吗？」64但当我们开始谈起机车，以及机车如何行走于这地区却不用付税的事情时，警官也承认他的立场有站不住脚的地方。「当地人愿意付摩托车的税。但他们也想拿到因缴税而该获得的文件和服务。如果国家无法提供那些东西，我们怎么能要他们缴税呢？」
在木斯塘和利米这里，直到二十一世纪早期都还得以自主运作的第四世界，正与当代国家的目标发生冲撞。加德满都试图用中国直接或间接的协助，来将这些边境区域领土化。在利米这边，当地人掌握了他们的特有地位来颠覆传统主权规范，并透过贸易和雇佣来与北方展开新接触。而在木斯塘，国家权力的手段带着国际主义性质，而不怎么在地：好比说一个陆路口岸，一条跨国公路等等的。来自南边的路让这边的人民能够以车通行，但它将影响这地区的观光业，也会影响环境，或许也会影响文化。至于从北方通来的道路，尽管中国同时施行着排除政策，还是透过中国制机车、电视、酒、香烟和包装食品等产品，反映出人们对于现代消费的偏好。此外，双边关系的不对称，意味着中国会持续处于优势，并用力深植它的特权。尽管如此，基础设施的升级，也让当地人可以梦想该地区未来在跨国贸易和对外连通上都不可或缺。
在科拉拉，虽然帕桑和我对于正在兴建的中国建筑惊讶不已，我们仍讨论着，等到边界最终开放商业和客运交通时会发生什么事。「二○一五年封锁期间，液态瓦斯桶在博卡拉一桶卖九千尼泊尔卢比。但在这里买中国瓦斯桶，一桶只要三千尼泊尔卢比。」只是，它们没办法拿空桶换新的——这附近没多少卖瓦斯的小贩，而这种购买也不一定「合法」。「如果这条边界适当开放的话，」他结论道，「印度就没办法再对尼泊尔施行封锁了。」
1.已换假名。?
2.Michel Peissel, Mustang: A Lost Tibetan Kingdom, Futura, London, 1979, p. 89.?
3.二○一八年冬天，光是木斯塘就死了超过两千头牦牛、犏牛和绵羊，而这数字是负责准备最终报告的警官跟我说的。一直到二○一九年四月我造访的时候，村民都还在追加通报死亡牲口数。?
4.Galen Murton, ‘Border Corridors: Mobility, Containment, and Infrastructure of Development between Nepal and China’,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2017, p. 187. 可于此处取得：https://www.academia.edu/34173508/BORDER_CORRIDORS_Mobility_Containment_and_Infrastructures_of_Development_between_Nepal_and_China.?
5.出处同上，p. 189.?
6.有一张二○一九年拍摄的照片显示建筑物几乎完工。见Thomas Heaton, ‘The Free Wheeling Woman Who Defied Society’s Motorbike-Based Stigma’, Kathmandu Post, 5 December 2019. https://kathmandupost.com/travel/2019/12/05/the-free-wheeling-woman-who-defied-society-s-motorbike-based-stigma.?
7.Emily T. Yeh, Taming Tibet: Landscap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Gift of Chinese Development,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2013, p. 63. Yeh写到：「国家农场概括了毛泽东思想时期的至高环境想象，人们把没有耕作的土地当作空荡、无人、亟需文明开化的土地。」人民解放军把西藏的不毛之地化为田地，而他们的努力「成为了爱国义举而备受赞誉」。?
8.甘达基河公路是一条正在兴建的435公里道路，将连通科拉拉至尼泊尔南部的拜拉哈瓦，为中国和印度提供产品运输路线。这条两国之间的最短路径，目前需要拓宽并铺设柏油，动笔时还需要好几座桥跨越甘达基河。然而，上达乔姆松的物流和人流都很固定。若要更进一步了解可见：https://kathmandupost.ekantipur.com/news/2017-07-09/kaligandaki-corridor-becomes-operational.html和http://ssrn.aviyaan.com/assets/docs/Schematic%20Diagram%20of%20SSRN%20Model%202017-18.pdf.?
9.Isabel Hilton, ‘Flight of the Lama’, New York Times, 12 March 2000. https://www.nytimes.com/2000/03/12/magazine/flight-of-the-lama.html.?
10.影片可以在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nRbwRZP3dA&t=655s观看。由《日本时报》前编辑岛津洋一所制作。?
11.‘Escape From Tibet,’ https://kagyuoffice.org/in-india/the-karmapas-great-escape-december-28-1999-january-5-2000/.?
12.Isabel Hilton, ‘Flight of the Lama.’?
13.Barbara Cossette, ‘Buddhist’s Escape from Tibet, by Car, Horse and Plane’, New York Times, 31 January 2000. https://www.nytimes.com/2000/01/31/world/buddhist-s-escape-from-tibet-by-car-horse-and-plane.html.?
14.‘Tibet’s Stateless Nationals: Tibetan Refugees in Nepal’, Tibet Justice Center, Berkeley, California: 2002, p. 74. http://www.tibetjustice.org/reports/nepal.pdf.?
15.B. Raman, ‘The Karmapa Controversy,’ Outlook India, 1 February 2011. https://www.outlookindia.com/website/story/the-karmapa-controversy/270296.?
16.Suhasini Haidar, ‘Karmapa Kept India in the Dark’, The Hindu, 27 December 2018. https://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karmapa-kept-india-in-the-dark/article25843227.ece?
17.Galen Murton, Border Corridors, p. 144.?
18.见Emily T. Yeh, Taming Tibet, p. 5.「国家领土不是一种既已制定的、自然化的地理单位，或者说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关系的容器，而是正在进行的领土化过程的产物；让一个国家社会体获得霸权的『空间关系』就是靠着领土化而得以生效。领土是现代民族国家空间的基本形式……领土化是一种十分实质而具体的过程，涉及了主观和地景的转变。」?
19.Galen Murton, ‘A Himalayan Border Trilogy: The Political Economies of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and Disaster Relief between China and Nepal’, Cross-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 March 2016. https://cross-currents.berkeley.edu/e-journal/issue-18.?
20.‘Traders: Access to China’s ports not a magic bullet’, The Kathmandu Post. https://kathmandupost.com/money/2018/09/09/traders-access-to-chinas-ports-not-a-magic-bullet. 六个陆路渡口分别是：普兰——西尔萨、吉隆——拉苏瓦、樟木——科达里、日屋——欧郎昌（Olangchung）、里孜——尼庄（Nyichung）以及陈塘——奇马桑卡（Kimathanka）。?
21.Sanjeev Giri, ‘Korala Port Process Gathers Momentum’, The Kathmandu Post. http://kathmandupost.ekantipur.com/printedition/news/2017-07-23/korala-port-process-gathers-momentum.html. 另见http://kathmandupost.ekantipur.com/printedition/news/2018-03-05/bids-called-for-feasibility-study-for-korala-dry-port.html. 武装警察部队边界哨站的基石是二○二○年十一月放下去的。?
22.当莫顿造访边界并拍照时，「一台中国武装警察部队的休旅车立刻出现在地平在线」。（Galen Murton, Border Corridors, p. 117）中国部队可能是出于这条边界的敏感性，而特地沿线提防外国人。?
23.Galen Murton, Border Corridors, p. 147.?
24.出处同上，p. 157.?
25.Michel Peissel, Mustang, p. 128-129. 四水六岗运动俗称康巴运动，因为大部分的战士都是来自西藏东侧的康区。?
26.出处同上，p. 87.?
27.Carole McGranahan, Arrested Histories: Tibet, the CIA, and Memories of a Forgotten War, Duke University Press, Durham and London, 2010, p. 138.?
28.Kenneth Conboy and James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Lawrence, Kansas, 2002, p. 151.?
29.出处同上，p. 158.?
30.Michel Peissel, p. 231. 一份已解密的、一九五九年一月的中情局一周提要指出，美国计划替尼泊尔兴建九座飞行场，其中一座预定在木斯塘。「最后这座可能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的目标，使他们宣称喜马拉雅山区有「美国空军基地」。见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CIA-RDP79-00927A002300030001-4.pdf.?
31.Kenneth Conboy and James Morrison, p. 147.?
32.Carole McGranahan, Arrested Histories, p. 181. 一九五○年，国王是特里布万；反抗运动以木斯塘为据点运作的大半期间，国王都是他的儿子马亨德拉。?
33.Tsering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Pimlico, London, 1999, p. 284. 姆格拉纳汉也在采访叶西的过程中记下了这件事；叶西声称连马亨德拉的儿子毕兰德拉都拜访过他们。?
34.CIA, ‘Central Intelligence Bulletin’, 15 December 1959. 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CIA-RDP79T00975A004800380001-7.pdf.?
35.Sam Cowan, ‘The Curious Case of the Mustang Incident’, Record Nepal, 17 January 2016. https://www.recordnepal.com/wire/curious-case-mustang-incident/.?
36.一直到一九七○年八月为止，印度在北方的尼泊尔边界上都让十七至二十个检查站保持开启。Bhola Nath Mullik所领导的情报局，建议沿印度北方前线以及尼泊尔、不丹和锡金等邻国境内设置这样的检查站。至于尼泊尔为何同意，有人引述了一名退休军官的话，说「印度就是做下去了，尼泊尔也无能为力」。若要更深入了解此事，可见Sam Cowan, ‘The Indian Checkposts, Lipu Lekh and Kalapani’, Record Nepal, 14 December 2015. https://www.recordnepal.com/wire/indian-checkposts-lipu-lekh-and-kalapani/. 二○二○年印度尼泊尔争端的关键核心，卡拉帕尼检查站，就是这批检查站中的一个；至于其他站裁撤之后为何它还留着，答案还不为公众所知。也有新的证据显示，卡拉帕尼检查站是在其他印度军方前哨站之前就先独自设立的。见Cowan, ‘The Gorkha War and its Aftermath’, The Record, 14 November 2020. https://www.recordnepal.com/category-explainers/the-gorkha-war-and-its-aftermatth/.?
37.Sam Cowan, ‘The Curious Case of the Mustang Incident’. ?
38.引言出自Sam Cowan, ‘The Curious Case of the Mustang Incident’.?
39.Sulmaan Wasif Khan, Muslim, Trader, Nomad, Spy.?
40.CIA, ‘The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p. vi,（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九日首度刊载，二○○七年五月获准发行）。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ument/5077054e993247d4d82b6a65.?
41.Sulmaan Wasif Khan, Muslim, Trader, Nomad, Spy.?
42.出处同上。?
43.CIA, ‘The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p. 59.?
44.‘B.P. Koirala’s reply to Chou En-Lai, 24 July 1960’, 转载于R.K. Jain (ed.), China-South Asian Relations: 1947-1980: vol. 2, Radiant Publishers, New Delhi, 1981, p. 336.?
45.Leo E. Rose, Nepal: Strategy for Surviva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 229.?
46.Sulmaan Wasif Khan, Muslim, Trader, Nomad, Spy.?
47.Kenneth Conboy and James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p. 146.?
48.Sam Cowan, ‘The Curious Case of the Mustang Incident’.?
49.Report by Yuri Andropov, ‘On the Situation in Tibet’, 31 March 1959,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TsKhSD, f. 5, op. 49, d. 238, ll. 42-48 (R. 8929); trans. from Russian by David Wolff. Published in CWIHP Working Paper No. 30.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8751.?
50.Sam Cowan, addendum to ‘The Mustang Incident’, Essays on Nepal: Past and Present, Himal Books, Kathmandu, 2018, p. 294-298. 在补遗中，考温也不相信「一九六四年中国部队和尼泊尔部队连手企图歼灭康巴游击队」的主张。除了一个中国外交官的口头回忆外，就再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有中国部队为了那种任务而进入尼泊尔，而康巴游击队也没有在一九六四年遭到歼灭。?
51.CIA, ‘The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p. 59.?
52.Sulmaan Wasif Khan, Muslim, Trader, Nomad, Sp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