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慎重有分寸的方法，却随着中国在西藏问题上对印度日渐不信任而开始凋零。当印中关系恶化的同时，毛泽东也开始和苏联起了纠纷。在达赖喇嘛逃到印度避难，且尼赫鲁在边界事务开始展现强硬态度后，面对与印度迫在眉睫的冲突，中国开始寻求苏维埃的支持。但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却把冲突归咎于中国方。「如果你们允许我说点客人本来不该说的话，那么，西藏的事情是你们的错。你们统治西藏，当初就应该要让你们的情报员去知道达赖喇嘛的计划和意图……你们现在要啥，要我们准许你们和印度冲突吗？那样我们也太傻了吧，」他于一九五九年十月这么跟毛泽东和周恩来说。29
中国对此大为光火。两个共产帝国的决裂终于在一九六○年七月十六日来临，莫斯科把一千四百名苏联顾问全部从中国撤出。自认斯大林正宗继承者的毛泽东，对于莫斯科一手掌控国际共产运动已忍无可忍。随着印中紧张增加，中国在与尼泊尔（以及缅甸）的边界划分会变得较为宽容，来证明边界若有争议是错在印度。「尼泊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作为一个彻底独立国家的待遇。」30
一九六二年印中战争发生时，国际地缘政治也来到关键时期：莫斯科正处在古巴飞弹危机的最紧张时刻，并在此议题上寻求北京支持。而北京确实和苏联站在同一边，但古巴的对峙还没结束，它就发动了对印度的战争。对毛泽东来说，这是要印度人尊重中国的利益。「既然尼赫鲁在这边玩火并坚持要我们跟他打，我们要是不跟他打就失礼了。礼尚往来，」他如此说道。31
然而到了一九六三年时，毛泽东的注意力转移到宣称中国拥有西伯利亚东部一些地方的主权，「是他与莫斯科在国际共产运动内竞争的一部分」，32也转移到去赢取第三世界各地的共党支持。当苏联与美国在该年七月签下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Partial Test Ban Treaty）的时候，中国认为，该条约是在反对中国发展核武。随着毛泽东统治的中国变得越来越内向，越来越将自己孤立于国际事务外，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展现出一种迈向更极端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转变。到了一九六五年时，毛泽东认为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激励左翼极端主义，能够「在国际事务方面创造一个新的中心」。「中国将会在其他国家支持革命团体，但他们得要先认可毛泽东的战略雄才，」历史学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写道。33
在尼泊尔这边，中国牌的共产主义会乘车顺路而行——或许不是像马亨德拉打趣的说法那样搭出租车，但它确实会朝他处而行。
一九七六年，阿格尼．萨普科塔（Agni Sapkota）在伯戈恒（Bogchen）村的一间小学当老师，该村靠近尼中边界的塔托帕尼，从加德满都朝东行车约五小时可抵达。在尼泊尔各地村落中，学校老师通常都是备受尊敬的权威，而不烟不酒的萨普科塔，又特别受人尊敬。他替小学招到了四十六个学生，就该国当时的低入学率来看，是一个很惊艳的数字。对他的表现十分满意的教育部门，要他去加德满都参与一个训练计划。「我那时在伯戈恒很开心。我不想去受训。但我的老板们说如果我不到场，就会丢工作，」萨普科塔说道。34训练进行期间，毛泽东的死讯传了开来。「我记得我们听到消息时都在吃达八。我们送饭进口的手停在半空中；感觉就像是地球停止转动了一样。尽管我们从孙逸仙以来就尊敬所有中国领袖，但毛泽东获得了我们全体深深的尊敬。」
萨普科塔接下来会在一九七九年加入共产党。随着尼泊尔共产党多年来因意识形态差异而经历多次分裂，其中有一支变得更加激进，因为国会各政党在一九九○年革命后对君主立宪制让步而失望不满。一九九六年二月十二日，激进的尼泊尔毛主义者（Maoist）宣告展开人民战争——萨普科塔就是其中一员。二十多年后，当尼泊尔已成为共和国时，他获选国会议长。
萨普科塔出生于紧邻中国边界的辛杜帕尔乔克（Sindhupalchowk）地区，他头一次瞥见中国共产主义，是连通拉萨的道路正在铺设的时候。「盖公路的地方离我住的村落并不太远。在巴勒菲（Balephi）附近有一个地方叫做杜姆里（Dumre），中国人会在那边上演戏曲和戏剧，由年轻的中国演员来演。那些剧真的打动了我，」他说。毛泽东牌的共产主义会深刻铭印在尼泊尔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人身上，最终会引发一场为期十年的内战，但在那期间中国又会嘲笑那些反抗军是土匪。但已经来不及了；早在一九六○年代，当来自拉萨的道路开始往加德满都推进的时候，毛泽东思想在这个不平等的国家内，就已经开始代表一个平等主义的梦想。
拉萨——加德满都公路的故事，是从马亨德拉于一九六一年九月起进行为期十七天的国是访问开始。不过九个月前，他把选举产生的整批比休维休瓦．普拉萨德．柯伊拉拉内阁以及数个其他政党的领袖逮捕入狱，并在潘查雅特体制下直接掌控大权。但入狱的大批人士中居然没有共党领袖，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例外——根据中情局的说法，这是来自中苏集团的压力所造成的结果，35也有可能是要拿来防堵尼泊尔大会党；大会党残存的领袖们，从位在印度的基地对尼泊尔南部发起了一场武装反抗。
中国对于政变维持着慎重的沉默。在柯伊拉拉被革职后没多久，中国大使「据称传达了他的政府的祝贺」，以「利用」马亨德拉对印度的疑心以及他「在国际事务上的缺乏精明」。36毛泽东很乐于和封建的尼泊尔政权共事。「毕恭毕敬对待尼泊尔人好提升他们的反印度情绪，而好几名中国领导人也表明了自己有意识到奉承的力量。他们说服尼泊尔官员相信，只有公正不阿的大国领袖才会尊重小国领袖们的感受，藉此在政治上得利。」37北京增加对尼泊尔的援助，给予价值共三千五百万尼泊尔卢比的现金和消费品，来支付中国在尼泊尔境内的建设方案。一九五六至一九七三年间，中国付出近九千八百七十万美元来援助尼泊尔，其中直接给予的补助金占了百分之四十四——这个比例在所有中国援助接受者中是最高的。38除了其他战略利益外，这笔援助还关系到降低印度影响力。为此，中国把援助和任何公开的政治得利脱钩——这就有别于印度援助，后者会让人觉得有意让尼泊尔有如印度的一部分。「尼泊尔有一股愤慨不满，严重妨害了印度援助计划的进行，而这股不满的核心，就是印度没办法把尼泊尔当成一个想走自己的路的分离实体。」39另一方面，「中国敲锣打鼓地援助，并让它的补助条件尽可能地吸引人，而没顾虑到这样做对于援助的经济效用可能造成什么影响。」40中国推出过好几个救急建设套组，其中有一个他们选择纳入一间水泥工厂、一间造纸厂和一间制鞋工厂，因此人们认为，中国这样做也是在帮助尼泊尔减低它对印度进口的依赖。41
当时中国援助尼泊尔计划中最重要的就是拉萨——加德满都道路，那是马亨德拉在一九六一年拜访行程的最后一天同意的，而这个协议，不论从地缘政治面还是从基础设施面来看，其意义都和现在提议的通往加德满都之铁路一样重大。尽管中国共产党第三号人物刘少奇于一九六二年九月跟巴基斯坦大使表示，是尼泊尔要求中国兴建这条路，42但大部分的纪录都显示，是中国先推动兴建这条路。虽然周恩来一九六○年四月拜访加德满都时，在一场酒会上谈到西藏与尼泊尔「建立直接交通往来的机会」，但比休维休瓦．普拉萨德．柯伊拉拉在一九六○年五月的一次采访中，却否认自己有收到有关这条路的任何提案。「这样的一个方案，会在我们与西藏的贸易成长到理当要有一条路的程度时才开始，」他对一位记者表示。43
里奥．罗斯（Leo E. Rose）主张，马亨德拉本人并不想签协议，因为知道签了协议会让德里这边不愉快，也因为他想要展现自己「对于中国用来逼他同意道路协议的压迫战术（某些消息来源如此指称）有所不满」。44据说中国一天前才把道路协议塞给他，而马亨德拉完全无法拒绝。除了需要的专家、技师和设备之外，北京也同意提供建设费用。
苏曼．瓦西夫．汗主张，拉萨——加德满都道路对于中国确保西藏粮食无虞一事很关键，当时该地区仰赖印度进口粮食，且因毛泽东灾难般的经济计划，而面临着严重短缺。印度于一九六○年禁止了对中国的所有贸易。「运气不错的是，跟印度的贸易有些可以用日渐增加的对尼泊尔交易来取代。」45当时北京在维持西藏补给线一事正面临着「持久的困难」，因为经由四川和青海的道路，在其地理条件下光是兴建维修就已是恶梦一场，如今又受到了来自武装西藏反抗军的压力。至于另一条经由阿克赛钦（Aksai Chin）通往西藏的路，则是经过了与印度有纷争的领土。
自从一九五九年巴基斯坦拟定了计划，要兴建一条将巴国管辖的克什米尔连接上新疆的跨喀喇昆仑公路之后，喜马拉雅地区便有了第二个道路计划。然而，一直要到一九六七年，这条路才开始动工。当这条公路于一九七一年开通时，它成为了继阿尼哥公路（以十三世纪前往忽必烈宫廷的尼泊尔建筑师命名，在尼泊尔这边称作加德满都——拉萨道路）之后第二条跨越喜马拉雅的中国道路。
加德满都——拉萨道路原本打算从拉苏瓦跨越喜马拉雅。但马亨德拉坚持要走东边更远的科达里（Kodari）路线。这个消息让印度困扰不已，但它并没有正式抗议。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尼赫鲁在印度国会上议院「联邦院」（Rajya Sabha）发言时表示，当他听说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并不乐见；别的先不提，光是想到那些我们禁止出口但能从尼泊尔流出的货物，有了路就可以从印度经由尼泊尔走私到西藏，它就开启了我们不想要的可能性。我们已向尼泊尔政府指出了这一点，而目前情况就是这样。在这方面我们无法命令他们，但若要说他们没有跟我们商量过的话，可以说是半对半错；也就是说，他们经常就概略地谈到这些问题，但这些具体的问题，就没跟我们提过。」46
对马亨德拉来说，刚开始不管对路有什么犹豫，和它可以送达的潜在利益相比，很快就没那么重要了。对他来说，一条独立于印度控制外的公路，意味着更大幅度远离尼泊尔传统上对印度的依赖。然而，在受访时他却主张，公路纯粹只会是一条经济连结：「我不了解这条路为何如此备受重视。尼泊尔和西藏之间，商人用牦牛、矮种马或者人脚在走的路已经有大约五十条。其中有一条现在要拓宽让车走。一条路不会造成多大差异……中国给予协助来兴建这条南北向的路，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接受。」47马亨德拉指望这条路能让尼泊尔和西藏之间一些比较老的转口贸易复活，然而那并没有发生，而中国本来预期的尼泊尔补充西藏粮食供应，同样也没有发生。但那条路显示了一件比任何经济连结都更明显的事，就是南亚地缘政治平衡的转变，以及中国跨越喜马拉雅的能力。本质上来说，那抵触了尼赫鲁心目中喜马拉雅做为印度天然前线的理想。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人民日报》「乐见」印度对该路的不悦；中国将「志在分离」尼泊尔与印度。48
至于这样一条路会不会有任何军事利益，一名参与过公路计划的叛逃者曾表示，尽管建设协议约定桥梁要能承载十五到十七吨的载重，但那些桥其实可以承载到六十吨。49而且，即便中国援助尼泊尔的其他计划纷纷遇上重重困难，但这条道路还是以极佳的速度在推进。中国工程师于一九六二年三月开始调查；到了该年底，调查队就几乎大功告成了。到了一九六七年五月，公路便开放商务交通。
尽管马亨德拉对于毛泽东统治的中国还是谨慎提防——「我们是君主政体并相信神。中国是共产政体且反宗教，」他于一九六二年二月的采访中对一名记者这么说50——但他在国内政治圈里仍鼓励尼泊尔共产党人孤立尼泊尔大会党。此外，他还鼓励他们向中国共产党靠近。一九六四年八月，一名倾向支持苏联，且生涯后半将会与王室越走越近的共党领袖柯沙．江格．雷亚玛吉（Keshar Jung Rayamajhi）跟美国人抱怨说，「国王逼他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同时中国大使本人也叫雷亚玛吉放弃苏联。51雷亚玛吉不为所动，但中苏的决裂也会把尼泊尔的共产运动一分为二。一九六五年初，有四十五名尼泊尔共党成员「以科达里道路计划为掩饰」，接受了四周的训练。52一九六八年，普什帕．拉尔．什雷斯塔获选为支持中国共产党方针的多数派的书记。53追随他的人包括了未来的首相曼莫汉．阿迪卡里（Manmohan Adhikari），他改走支持君主政体的路线后获释出狱。尽管接下来几十年会有好几次分裂，尼泊尔的共产主义特色仍会持续深受中国影响，特别是革命面向。有一组共产党人受一九六七年印度纳萨尔派（Naxalite）的革命所激发，而于一九七一年在尼泊尔东部杀害八名地主。那些革命分子中有一个是十九岁的卡德加．普拉萨德．奥利，他会被关上十四年，直到一九八七年才出来。「我们受纳萨尔派的吸引，所以一九七○年开始，尼泊尔这边发起了新的运动。文化大革命也对我们有影响。我们之前没研究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就只是遵循着文化大革命的方针，但那是一条错误的路，」后来奥利在二○○三年的一次受访中如此承认。54
中国的共产文章最早在一九五○年就进入了尼泊尔。据历史学家蓝诗玲（Julia Lovell）所转述，打从一九五○年代就是左翼政治家的罗希特同志（Comrade Rohit），小时候就读过《毛泽东传》（The Life of Mao，译注：可能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著作《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又名：红星照耀中国］中的毛泽东前半生自述）。「我晓得了毛泽东对服务人民的热爱，体会了他的爱国心、认识了他推动中国前进的方法，」他如此对蓝诗玲表示。55对尼泊尔人来说，种姓制度下的阶级和不平等如今代表了他们得要对抗的封建主义，而印度则是他们必须反抗的帝国主义殖民者。萨普科塔跟我说，中国工人们在兴建阿尼哥公路期间，有在发放《人民画报》以及毛泽东的《毛主席语录》。56一名尼泊尔的领头知识分子也回想到，一九六○年代他在自己学校里开办一间儿童图书馆时，写信给加德满都的好几间大使馆，请他们提供读物。「只有中国和苏联大使馆回信，送给我们《人民画报》和《苏联画报》（Soviet Union Illustrated）。」57其他人则记录到，在翻译成尼泊尔语的世界经典著作中，至今仍最广为流传的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作品《母亲》（The Mother），在潘查雅特体制时期的加德满都是如何地随处可得。58「对那些没离开过国家，但在潘查雅特政体（一九六○——一九九○）下长大的人来说，具有影响力的是共产主义的另一番愿景，它们以中国、俄罗斯和朝鲜得到大笔资助的印刷品形式四处流传。」59有一名运动参与者回忆道，到一九六二年为止，苏维埃的进步写作在尼泊尔都还随手可得，但那之后就变了。「当时没有多少中国方面的影响——那要到一九六二年之后才真正开始。」60
像萨普科塔这样的尼泊尔毛主义者，开始把中国文化大革命视为「革命成就的顶点」。61「尼泊尔年轻游击队员心目中的人格理想，以及他们对于『人怎样才是真正共产党人』的理解，都根植于毛泽东思想教条，存在于一个几十年前由中国的毛主义者所建构的伦理宇宙中。」62概括描述中国革命的众多古早文章——其中最主要就是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被奉为革命理想典范，而长久以来的「英勇（bir）尼泊尔人」的文化神话，被融入了游击队的精神特质中。「在历史论述的那一部分，毛主义者展现了了不起的持续性」，63并结合了那种类似中国兴建阿尼哥公路时使用过的宣传战术，来赢得当地人的支持，吸引他们在尼泊尔西部打造纪念殒落毛派士兵的「烈士之路」。64
一九六五年时，中情局认为，中国人「让特务潜入了政府要职」并「把他们的控制扩张到小而分裂的尼泊尔共产党中」。65好几个非共产党领袖都乐见中国有限度地存在于内部，好限制印度的影响力。对于马亨德拉试图在印度与中国两边取得平衡的作为，中情局的报告主张，尽管这位国王「惧怕中国」，但他「有可能觉得」两国对尼泊尔的独立都造成了同样的危险。但中国表现得体，且他认为中国的工业力量和智识都「优于」印度。一九六四年，加德满都因为德里施压，违背了一项与中国订下的在尼泊尔南部耗资两千万美元兴建公路的协议，并转而把计划交给印度和美国进行，在此之后，尼泊尔与中国的关系就开始僵化。然而，「与敏感的尼泊尔人打交道的节制灵巧手腕」替他们赢得了朋友。66
第二份未注明时间的中情局报告指出，中国为了在尼泊尔交朋友，花起钱「毫不手软」；「这方面来说，他们在学生圈成效最佳，这群人的数量少于一万，但构成了一股真正的政治力量」。67当时在尼泊尔最大的特里布万大学（Tribhuvan University）内，学生普遍都别着毛泽东徽章。让中情局的这名撰文者懊恼不已的是，「这里的美国官员缺少反击宣传的钱」，而且「当美国大使馆因为尼泊尔不是入超国而拒绝了来自尼泊尔政府的一项谷物要求后，中国在六周内就插手进来，提供了两万吨的稻米」。68
一九六七年，博卡拉——瑙比西（Naubise）公路开始兴建；这又是一个中国援助计划，会把尼泊尔的第二大城连结到首都。今日这条路称作特里布万公路；兴建期间，「到了晚上，当整天工作结束后，中国人会让一个舞台前面的场地挤满了来自邻近村庄的尼泊尔人。舞者在一幅巨大的毛泽东肖像底下跳过舞台……全部结束后，那些住在营地简陋营房的中国人，会穿梭于观众间，分发毛泽东的徽章和《毛语录》。等到又一段道路完工后，整个营区，包括这个剧场，都会拆下来在道路前端重新搭起来。」69
文化大革命来到了尼泊尔。「有人声称，尼泊尔工人领工资前被迫向毛泽东肖像致敬，还要喊赞美他的口号。」70毛泽东徽章在阿尼哥公路上可说无所不在，「甚至连乞丐」都别着。71共产主义顺路而行，「一天有十到十五袋的信件」带着中国共产党的文章经由科达里而来。一九六七年五月，在阿尼哥公路的通车典礼上，有一份中国报纸宣称尼泊尔人高声赞扬毛泽东。一份尼泊尔报纸则反击，「除了那家报纸之外，没人听到现场的尼泊尔人赞美毛泽东是『红太阳』。」72接着，尼泊尔用它自己的「马亨德拉钮扣」响应，奥地利人类学家海门多夫一九七二年时在胡姆拉有看到尼泊尔的跨喜马拉雅商人们别着它。
一九六七年六月在加德满都机场，当一架载着两名从新德里驱逐出来的中国外交官的班机被要求改道时，中国大使馆官员和援助的工人开始在机场喊起反印、反美以及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尼泊尔警告大使馆，说他们的官员如果还要留在国内，就得要遵守尼泊尔规定。政府鼓励媒体发行批评中国活动的文章。崇拜毛泽东的行为遭到谴责。翌月，在一场庆祝马亨德拉华诞的园游会上，中国摊位遭到抗议毛泽东肖像旁边没挂马亨德拉肖像的尼泊尔学生攻击。抗议者砸了一台大使馆的吉普车，并攻击了尼中友好图书馆（Nepal–China Friendship Library）。「一群暴民从露天游乐场一路游行到城中，把好几本《毛语录》丢在路上。」73由于强硬派掌握了外交政策，中国便强力回击，归咎于美国、印度和尼泊尔。一直要到八月中，中国的指责语调才缓和下来，周恩来还亲自写信给马亨德拉。尽管如此，尼泊尔还是成立了外交部委员会，来监管中国和苏联在该国的官员。
在这一波新出现的中国对外国势力的攻击中，十一个（包括尼泊尔在内的）外交使节团于一九六七年的一月至八月间在北京遭到毛泽东的红卫兵攻击。从许多方面来看，这几年间中国的尼泊尔政策都跟它的缅甸政策相似。在那里也一样，「仰光的中国学生开始配戴毛泽东徽章，并宣扬毛泽东思想」。74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中国变得更仇外且「举凡外国者都要抱持疑心视之」，中国外交关系「陷于停滞」。75革命是有意要外销的。「中国共产党从一九六○年代早期开始一直到一九七○年代，都提供大量的物质和政治支持［给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运动］：训练、无线电台、在中国的庇护避难所、支持宣告、革命成功的宣扬，在某些例子中还给了金钱、军火，而在某一个案例中，甚至还提供中国志愿兵。」76它也开始重复在缅甸的做法，支持在印度动荡的东北地带活跃的众多反抗团体，好比说那加人（Naga）和米佐人（Mizo）。77到了一九六七年底，中国已在二十九个国家支持或声援武装革命。印度革命者也在中国得到了支持，其中最离奇的故事发生在卡努．桑亚尔（Kanu Sanyal）身上，他是印度纳萨尔运动的其中一名发起者，他为了该运动而从加尔各答经加德满都前往北京。又一次地，共产主义沿阿尼哥公路而行。
纳萨尔革命诞生于一九六七年，当时印度西孟加拉国邦（West Bengal）纳萨尔巴里（Naxalbari）的一群农民攻击了一名地主。中国乐见其成；中国共产党的发言单位《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说，「霹雳一声春雷，震撼着印度的大地……大吉岭的星星之火，终将燎原，一定要燎原。」78
该年九月，桑亚尔提议，「印度共产党（马列主义）」（Communist Party of India［Marxist–Leninist］，译注：全名即包括括号）应寻求中国的支持。「我们从未想过寻求军事支持，」桑亚尔对他的传记作者表示；他们要的是如何在印度进行革命的「建议」。79他们先是找上达喀尔的中国大使馆，但无法与其接触。那之后，由桑亚尔领头的四人小队，越境进入尼泊尔。抵达加德满都的第三天，他们找上了中国大使馆，但却在门口遭拒。「会这样无理对待实在始料未及。」但游击队战士的决心更坚强，翌日他们又去了一趟，守卫总算让他们进去（可能是因为那次就进行了必要的情报检查的关系）。他们见到一名资深官员，他安排隔日和中国大使会面。
桑亚尔和他的同僚迪帕克．比斯瓦斯（Deepak Biswas）去见大使杨公素，他招待他们「茶和点心，并问我们需不需要钱。表达了感激之后，我们跟他说我们不是为了金援而来；我们反而是希望能造访中国见毛主席。」桑亚尔和组员在加德满都焦急地等了几天，直到大使跟他们说，北京欢迎他们，并要求他们移住到大使馆。
接着他们四人和一名二十七岁的中国领队一起被带去边界，然后在一座从尼泊尔连到西藏的桥那边被放了下来。「我们发现那是一座废弃的老桥；木桥板少了好几条……我们极其小心地爬了过去。」过了桥后，他们抵达一座打穿群山的隧道。桑亚尔的传记并没有明白说隧道是不是在尼泊尔境内，但传记作者写到，隧道入口有「抽剩的印度雪茄屁股」，让反抗军们确信这条路「是固定用于前往中国的秘密行程」。
在西藏，一支解放军的五人武装小队先是护送他们到拉萨，过了一周后，又送他们去北京见毛泽东。他们的梦想实现了；适逢十月一日国庆，他们目睹了一场盛大的集会，而在第二天，他们跟毛泽东本人短暂会面。反抗军们最终会「在中国逗留」三个月，这段时间他们除了军事战术外，也会学习意识形态。十二月时，他们和毛泽东与周恩来又会了一次面。「把你们在中国这里学的都忘掉吧。一回去……就构思你们自己的革命战略，」毛泽东跟他们说。
纳萨尔反抗军们搭上飞机回到拉萨，在那里经过军事演练后，开始讨论与中国的未来合作。人民解放军军官要求他们「尽量少利用」中国驻加德满都大使馆，而是沿着「前往中国的尼泊尔——不丹路线」去建立一条秘密通路。他们四个人经由阿尼哥公路被带回加德满都，到了那里大使给了他们一万印度卢比，「来建立通往中国的秘密运输营」。四人便在第二天破晓时离开，接近傍晚时跨越边界进入印度。桑亚尔之后还有没有其他纳萨尔反抗军使用尼泊尔领土穿越到中国，他本人没有明讲，但那加跟米佐的革命分子也于一九七六年经尼泊尔前往过中国。80
到了那十年的尾声，俄罗斯与中国因为乌苏里江岛屿的边界冲突，已经完全决裂。中国的孤立状态十分危急，而在一九六九年时，毛泽东要求军事顾问准备一份路线图。他们写道，「苏联修正主义者把中国当成头号敌人，对我们安全造成的威胁比美国帝国主义者还严重。」81中苏冲突「有助于催化中美和解，但真正的变化发生在华盛顿，因为出现一个愿意和中国妥协的政府而发生」。82尼克松相信美国需要西欧和日本以外的盟友来打败苏联，所以美国人停止资助中情局的西藏反抗计划来表现善意，同时替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联合国铺路，并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83但要与美国和睦有其代价，因为中国放弃了它在东南亚和巴基斯坦的朋友；一九七一年巴基斯坦与印度交战而分裂（译注：使东巴基斯坦独立成为今日的孟加拉国）时，中国并未派兵前去护卫。
对尼泊尔来说，这场战争又是印度在次大陆施行扩张主义和霸权的一个迹象。当战争结束时，新国王也同时登基；马亨德拉突然心跳停止而于一九七二年一月过世。他的儿子毕兰德拉因为受过西方教育而被认为是自由派，「可以给甘地女士一个机会增进印度在此的影响力，」中情局在战后评估印度外交政策时如此写道，另外还补充说，如果印度施压过头，「关系可能会快速恶化」。84
同时，战争损害了中国在次大陆国家之间的可靠度，但北京「中和苏联在该区影响力」的整体目标还是不变。况且，「比较小的国家，特别是斯里兰卡和尼泊尔，都慎防着印度越来越想展示军事实力的意图，因此乐于与中国发展各种比战争前更和睦而广泛的关系」。85
这意味着尼泊尔的新国王面对中国示好时，态度会比他父亲更开放。在西藏反抗计划停止之后，中国开始更信任加德满都。一九七五年，中国赠送了一套升级加德满都公共运输系统的轻轨电车计划，加上四千万尼泊尔卢比的补助金。86毕兰德拉于一九七六年六月成为了第一个造访西藏的国家领导人。一九七九年学生抗议盛行期间，北京也支持国王领导的政府，而尽管北京对一九八○年的公投呼吁（译注：一九八○年尼泊尔在学生抗议下举行了政府体制公投，最后结果为维持潘查雅特体制）保持戒慎态度，但北京与宫廷的来往仍持续下去。87
一九七八年二月，邓小平造访加德满都，这趟行程的意图，是展现北京历经了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死后的政治清洗而退隐国际多年之后，总算回归常态。他支持毕兰德拉的「和平区域」（Zone of Peace）提案，但「要先警告接受援助的一方，中国的慷慨程度会不如以往……邓小平时代的精神是中国优先。」88
尽管中国承诺要送一间造纸厂（要到一九八六才开始产纸），但在贸易和观光方面没有正面发展。尼泊尔试图在中国协助下开发境内水力，但邓小平认为「那是个牵涉了很多面向的大问题，无法用三言两语讨论」。尼泊尔也要求让观光客能进入西藏，但邓小平却婉转地拒绝了，因为进入西藏「非常困难」。89但共产主义也一样，没办法再向外出口了。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岁月和中国的与世隔绝，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在邓小平统治下，一个新中国即将诞生。他在毛泽东死后对于「打倒」四人帮的评论，以及对于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落年代后想要资本化的「持续巨大的努力」，并不真的是要讲给加德满都听，专注聆听他说话的是美国人。90最重要的是，他说中国「渴望」和印度发展友好关系；他向新德里伸出手，希望能把它从苏维埃的怀抱中拉出来。
尽管邓小平的加德满都行有着强烈象征意义，但尼泊尔的期望却没有几个获得满足。然而，在印度并吞锡金并对和平区域提案表示不满后，这趟行程却有着平衡德里对加德满都压力的作用。尽管如此，印度官方和媒体对邓小平的访问采取了「正面态度」，大肆宣传了他对于改善关系的评论。91美国人说道，整体来说，尼泊尔对结果「彻底满意」，关键点就在于「他来了」。92
从这时候开始一直到君主政体垮台为止，中国在加德满都的首要接触点就只有宫廷。但共产主义的理想却开始在尼泊尔人民的心中留下印记。就算中国急着想抹去毛泽东的遗害，这位舵手仍持续启发着尼泊尔的革命者。在邓小平造访的近二十年后，也就是一九九六年二月，一群反抗军袭击尼泊尔西部罗尔帕的一间派出所。在他们的土制手枪和爆裂物中，有一把生锈的点三○三步枪，是当年中情局给西藏康巴反抗军的军械。别的先不提，反抗军采用的意识形态文稿，宣告了他们「永远坚信毛泽东发展的万用无敌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人民战争理论」。93
「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The Communist Party of Nepal［Maoist］，译注：全名包括括号）就这么发起了他们的人民战争。
1.‘Nepal: Robin Hood of the Himalayas’, Time, 5 August 1957. http://content.time.com/time/subscriber/article/0,33009,867789,00.html.?
2.B.P. Koirala, Atmabrittanta: Late Life Recollections (trans. by Kanak Mani Dixit), Himal Books, Kathmandu, 2001, p. 166.?
3.出处同上。另见 Leo E. Rose, Nepal: Strategy for Survival, p. 200; 以及 David Atwill, ‘Himalayan Asia’.?
4.Jawaharlal Nehru, SWJN, Vol. 15, Part II, p. 381-82, 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 New Delhi, 1993.?
5.出处同上。?
6.Jawaharlal Nehru, SWJN, Vol. 27, Part II, 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 New Delhi, 2000, pp. 19-20.?
7.David G. Atwill, ‘Himalayan Asia’, pp. 65-91.?
8.出处同上。?
9.Leo E. Rose, Nepal: Strategy for Survival, p. 163.?
10.Stuart R. Schram,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Praeger Publishers, New York, 1969, p. 375. https://archive.org/details/politicalthought0000unse_k1v5/page/n5/mode/2up.?
11.CIA, ‘Summaries of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21 November 1950, p. 7-8. 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CIA-RDP79-01090A000300040003-2.pdf.?
12.M.D. Gurung, ‘Communist Movement in Nep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12, No. 44, 1977, 1849-852. http://www.jstor.org/stable/4366057.?
13.出处同上。?
14.‘Nepalese Rebel Said to Plan New Attack’, New York Times, 9 May 1952. https://timesmachine.nytimes.com/timesmachine/1952/05/09/84314906.pdf.?
15.‘CIA, Chinese and Nepalese Communist Activities Along the Indian Border’, August-October 1952. 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CIA-RDP80-00809A000700210057-1.pdf.?
16.CIA, Information Report, 24 December 1953. 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CIA-RDP80-00810A003200120003-0.pdf.?
17.David G. Atwill, ‘Himalayan Asia’, p. 79.?
18.出处同上，p. 80.?
19.Jawaharlal Nehru, SWJN, vol. 27, p. 73.?
20.可于此处取得：https://www.gettyimages.in/detail/news-photo/kakmandu-nepal-dr-k-i-singh-stands-in-a-jeep-as-his-fellow-news-photo/517251946.?
21.CIA, Current Intelligence Bulletin, 31 July 1957, p.7 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CURRENT%20INTELLIGENCE%20BULL%5B15757404%5D.pdf.?
22.Jawaharlal Nehru, Note to Secretary General, MEA, and Foreign Secretary on 14 May 1956, SWJN, Vol. 33, p. 446.?
23.‘Nepal: Robin Hood of the Himalayas’, Time.?
24.Sulmaan Wasif Khan, Haunted by Chaos: China’s Grand Strategy from Mao Zedong to Xi Jinp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2018, p. 1.「不同形式的权力」在这边可以定义为，国家如何使用各种手段来达到其国家目标——透过军事硬实力、文化软实力或者经济影响力。?
25.Odd Arne Westad, 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950, Vintage Books, London, 2013, p. 324.?
26.Sulmaan Wasif Khan, Haunted by Chaos, p. 68.?
27.Odd Arne Westad, Restless Empire, 2013, p. 328.?
28.Sulmaan Wasif Khan, Haunted by Chaos, p. 100.?
29.‘Record of Conversation of N.S. Khrushchev with CC CCP Chairman Mao Zedong, Deputy Chairman Liu Shaoqi, Zhou Enlai, Zhu De, Lin Biao, Politburo Members Peng Zhen and Chen Yi, and Secretariat Member Wang Jiaxiang’, David Wolff (trans.),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APRF, copy on Reel 17, Volkogonov Collection,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2 October 1959.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8883. 在同一段对话中，赫鲁晓夫谈到了苏联因尊重尼赫鲁的愿望而长期未派大使到尼泊尔。?
30.CIA, ‘Intelligence Report: Ten Year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Section II: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Reference Title: POLO XXVII’, 9 April 1968,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p. 94. 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polo-18.pdf.?
31.引言出自Odd Arne Westad, Restless Empire, p. 343.?
32.J.W. Garver, China’s Quest: The History of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16, p. 1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