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政权对欧洲犹太人的迫害不仅以可怕的力量落在了“有经者”（the People of the Book，犹太人几千年来一直这样称呼自己）身上，而且落在了他们的书上。据估计，从1933年纳粹统治德国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2年间，有超过1亿册图书在纳粹大屠杀期间被摧毁。
书籍一直是犹太人宗教和文化的核心。犹太人生活的核心是一本特殊的书：《妥拉》(Torah)，它通常以卷轴形式出现，是犹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书，以至于当罗马人于公元70年攻陷耶路撒冷时，存于耶路撒冷圣殿中的一份《妥拉》卷轴被提图斯皇帝(Emperor Titus)作为胜利的象征在罗马街头游行展出。在犹太人的生活中还有无数其他的书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传统的犹太文化中，真正的财富是用书籍来衡量的—借书是一种慈善行为—还出现了许多围绕着书籍的处理而设立的特别法律，从制作《妥拉》卷轴的羊皮纸必须如何处理，到使用圣书的具体规定：例如，圣书绝对不能上下颠倒着拿，也不能在无人阅读时让它们处于打开的状态。犹太人在一千年前就已经将知识的保存写入了他们的法律。这种强制保存的最著名的表现就是藏经库(genizah)—它存在于全球的犹太教堂中。“genizah”一词源于波斯语“ganj”，意为“秘藏”或“隐藏的宝藏”，因此藏经库就是存储着写有神之话语的文本碎片的房间。在犹太律法中，这些话语就好像有生命一样，当记载它们的纸张被磨损到不能使用时，纸张也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一般来说，藏经库就是一个小柜子，但偶尔也有很大的房间，比如开罗福斯塔特(Fustat)的班耶兹拉犹太会堂(Ben Ezra synagogue)的藏经库就是有几个世纪历史的巨大房间。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开罗的藏经库被拆散时，人们发现它包含了数十万本可以追溯至7世纪和8世纪的书籍和文件的残片。这是一份令人震惊的犹太文化档案，现在被保存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包括博德利图书馆）中。
犹太书籍不仅多次被公开销毁，还被蓄意盗窃和没收，为的是记录和理解纳粹政权试图根除的犹太文化。伴随着这些对书籍的大规模破坏行为，有社区和个人冒着生命危险（有时甚至以生命为代价）采取了保护行动，来拯救他们的文化最重要的物质载体：书籍。
1933年5月的焚书活动花了一段时间才逐步扩大，其部分原因是国际社会对于焚书的负面反应。作家们是公开反对焚书的先锋，并将其视为警告的信号。聋盲作家海伦·凯勒发表了《致德国学生团体的信》：“你可以烧掉我的书和欧洲最伟大思想家们的书，但其中的精神已经通过百万个渠道渗入了，并将继续激发其他人的思想。”作家H.G.威尔斯（他的书也被烧了）在1933年9月公开反对了“愚钝的乡巴佬反对思想、反对理智和反对书籍的革命”，想知道“它将把德国带向何方”。
事实上，作为对焚书的反击，两个新图书馆成立了。1年后的1934年5月10日，德国自由图书馆［Deutsche Freiheitsbibliothek，也叫德国被焚书图书馆(German Library of Burnt Books)］在巴黎开馆。德国自由图书馆是由德裔犹太作家阿尔弗雷德·坎托罗维奇(Alfred Kantorowicz)创建的，得到了安德烈·纪德、伯特兰·罗素和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哥哥）等其他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图书馆迅速收集了2万多册藏书，其中不光有在德国被定为焚烧目标的书籍，还包括最重要的纳粹书籍，以帮助理解这个新兴的政权。H.G.威尔斯很高兴他的名字与新图书馆联系在了一起。图书馆成了德国流亡知识分子的聚集地，它定期组织读书会、讲座和展览，让德国报纸非常反感。1940年，德国人攻陷巴黎后，德国自由图书馆被拆分，许多藏书被并入了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藏书。纽约布鲁克林犹太人中心于1934年12月成立了美国纳粹禁书图书馆，其顾问委员会中有著名的知识分子，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厄普顿·辛克莱。该图书馆被誉为在新一轮压迫时期保护和弘扬犹太文化的一大手段。
1933年5月10日的焚书事件仅仅是历史上大概最有组织、最具规模的图书清除行动的前奏。尽管在这一早期阶段，被销毁的书籍数量并不多（甚至可能被高估了），但它在人们的心理方面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在这些焚书活动之后，许多犹太人直接离开了德国。反犹袭击持续增加，首先是在奥地利，然后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被德国吞并。对书籍的攻击是这场战役的基本要素之一。随着焚书活动继续，各种纳粹团体开始整理讨厌的作家名单（其中包括共产主义者、同性恋者以及犹太人）。图书馆界也不能幸免于纳粹主义的吸引力。德国著名图书馆馆员沃尔夫冈·赫尔曼(Wolfgang Herrmann)整理了一份被禁作家的名单，这份名单在整个德国广为流传。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后来成为东部占领区的政府部长）也是如此，他的文化和思想观点在希特勒以及其他主要纳粹分子当中很有影响力。这些名单由警方和冲锋队（Sturmabteilung，纳粹党的准军事组织）执行，被约瑟夫·戈培尔领导的宣传部用来煽动反犹仇恨，导致书店、图书馆和私人住宅中不受欢迎的书籍都被清除。被禁书单是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20年代经济崩溃后的肥沃的社会土壤里的种子。纳粹主义的兴起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学生团体，尤其是在赫尔曼的鼓励下，也去清除当地借阅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中的这些书。赫尔曼试图激起人们的仇恨，他将德国的借阅图书馆描述为“文学的妓院”。在1933年的一次德国图书馆员会议上，一位发言人积极发言，支持烧毁和没收犹太人和左翼作家的作品。
德国社会沉醉于纳粹主义，书籍、思想和知识的世界也与这个现象完全勾结。随着多条反犹法律持续被通过，犹太会堂所遭到的袭击增加了，许多犹太宗教图书馆也被摧毁。这些破坏成了犹太人大屠杀的一部分，是有组织的文化灭绝的最极端的例子。1938年11月10日清晨，“最终解决方案”的设计者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在“水晶之夜”前夕发给纳粹党的一封名为《今晚针对犹太人的措施》的电报中，特别提到了没收犹太人档案的问题。针对知识档案进行销毁的进程随后加强：“所有犹太宗教团体的犹太会堂和商业场所的现有档案材料必须由警察没收，这样才不会在示威过程中被销毁……档案材料必须移交给党卫队保安处的相关部门。”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盖世太保开始了一项系统的没收计划，但没收犹太人档案的动机分为没收和销毁两种。盖世太保的工作被一个准学术机构所接管，该机构拥有官方地位、工作人员和资金，名叫犹太问题研究所(Institut zur Erforschung der Judenfrage)，其总部设在法兰克福，于1941年正式成立，由反犹太主义的主要战略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领导。该研究所的目的是研究犹太教的细节及其作为宗教的历史，以及它对欧洲政治事务的影响。该研究所工作的核心是积累大量希伯来语或其他闪米特族语言的书籍和手稿，以及关于犹太教的书籍。
研究所与另一个在该领域开展业务的组织，政府部长罗森堡行动组(Einsatzstab Reichsleiter Rosenberg)合作。行动组有两个主要任务：为研究所收集材料，以及销毁“多余的”材料。这个组织的大部分领导权留给了约翰内斯·波尔博士(Dr Johannes Pohl)，他曾于1932—1934年在耶路撒冷学习圣经考古学，在加入国家社会党之前当过一段时间的天主教神父。波尔之后离开了神职，结了婚，在柏林国立图书馆负责希伯来语和犹太语的藏书，由于之前的负责人阿图尔·施帕尼尔(Arthur Spanier)是犹太人，被强行驱逐，这个职位才为波尔空了出来。我们不清楚波尔的动机，但在他离开神职后，他有了强烈的反犹观点。他开始在德国的报纸和杂志上发表反犹文章，并利用了他在希伯来语和犹太研究方面的专长，比如阐述《塔木德》（Talmud，犹太教律法的核心文本）的危险。1941年，波尔搬到法兰克福，领导犹太问题研究所的犹太部门。到了1943年4月，罗森堡的研究所已从法兰克福市立图书馆著名的犹太馆藏以及法国、荷兰、波兰、立陶宛和希腊的图书馆中查获了超过55万册犹太书籍。多亏了研究所对细节的关注，以及政府对有序、有充分记录的官僚系统的渴望，这一过程得到了很好的记录。
1941年下半年，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纳粹政权的目标从迫害犹太人转变成了毁灭犹太人。随着德国的战争机器横扫波兰、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国家，犹太人成了种族灭绝的主要目标。在闪电战展开的同时，致力于执行极端反犹政策的各种组织也都在行动。
从许多方面来看，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的犹太人一直遭受着压迫，压迫者大多是他们所生活的基督教社区。一波又一波的迫害迫使犹太人从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他们在12世纪被驱逐出英格兰，在15世纪被驱逐出西班牙。在欧洲其他地区，犹太人的被接纳程度起伏不定。1516年，威尼斯政府强迫他们城市的犹太人生活在一个固定的聚集区(Ghetto)。
对犹太书籍的审查是在1500—1700年间发展起来的：例如，1553年的教皇法令要求焚毁所有《塔木德》。1554年，威尼斯印刷了第一本天主教《禁书索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这份名单囊括了对1000多名作家及其作品的谴责，包括290名大部分是新教作家的全部作品，伊拉斯谟的10部作品，以及被称为《塔木德》的犹太律法汇编。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发现中世纪希伯来语手稿的书页，这些手稿曾被克雷莫纳、帕维亚和博洛尼亚等城市的基督教书籍装帧师当作废料来覆盖中世纪文献登记簿，原始的希伯来语手稿书籍已被没收。中欧和东欧国家也迫害过犹太人，并定期进行审查，这些审查制度是由16世纪初的宗教改革辩论引发的。例如，法兰克福犹太人的书籍在1509年和1510年被没收了，这都是拜约翰内斯·普费弗科恩(Johannes Pfefferkorn, 1468/1469—1521)所赐。他是一名宗教辩论家，从小信奉犹太教，但后来皈依了天主教，致力于压制天主教德国的犹太出版物。再往东，大屠杀成了居住在“栅栏区”(Pale of Settlement)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所遭受的苦难中常见的一部分。栅栏区是俄罗斯帝国（包括今天的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国家、波兰部分地区以及俄罗斯西部）西部的一个圈定区域，1791—1917年犹太人被允许在那里定居。
尽管受到迫害，犹太人社区还是能够蓬勃发展，无论是在聚集区还是在更自由的生活中。在东欧和中欧文化中，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是犹太人的语言。希伯来语用于宗教仪式，意第绪语（最初是一种高地德语的方言）用于日常交流。由于希伯来语也是学术文化的首选语言，意第绪语甚至不被世界各地的许多犹太人视为一种“正规”的语言，从意第绪语衍生的文化也是如此。然而，到20世纪初，意第绪语已经成了约1100万人的母语，约占世界犹太人口的3/4，并且已经是一种具有数百年历史发展和传统的语言了。作为大多数东欧犹太人的方言，意第绪语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更是一种整体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19世纪末，一场广泛的运动开始了，这场运动不光展现了犹太文化在东欧的重要性，也展现了它的脆弱性。这场运动中涌现了毕生致力于保护意第绪文化的人，比如罗斯犹太学者西蒙·杜布诺(Simon Dubnow)。他于1891年在《日出》(Voskhod)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东欧犹太人没有充分欣赏自己的文化。他敦促公众开始收集记录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文化的材料。这篇文章鼓励了许多人给他寄来材料，也促成了几个历史学会的成立。这场运动继续加快步伐，到20世纪20年代，柏林、维尔纳（Vilna，现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和纽约等城市也有了一些发展意第绪语学术研究的类似想法。杜布诺还意识到，东欧犹太人的文化正受到大屠杀、移民和基督教社区同化的威胁，这些过程并没有随着19世纪的结束而消失：例如，1918—1920年的大屠杀造成了数十万犹太人的死亡。
在立陶宛的维尔纳，马克斯·魏因赖希(Max Weinreich)和扎尔曼·赖森(Zalman Reisen)开始见面，他们热情地召集了当地的活动家，考虑如何最好地保护犹太文化。1923年，两人提议成立一个“意第绪语言学家协会”。魏因赖希曾就读于圣彼得堡大学，后在德国马堡获得了博士学位。1925年3月24日，维尔纳的两个教育组织举行了一次会议，通过了建立意第绪语学术研究院的提议，并鼓励波兰的学者们也这样做，他们写道“意第绪语学术研究所必须且一定会成立”。维尔纳是实现这一倡议的沃土。这座城市有大量犹太人口，1939年，犹太人占了该市人口的近1/3。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它都被视为一个强有力的犹太文化和学术中心，并且是18世纪著名宗教领袖［如著名的“维尔纳加昂”(Vilna Gaon)以利亚·本·所罗门·扎尔曼(Elijah ben Solomon Zalman)，一位杰出的希伯来学者］的诞生地，被称为“立陶宛的耶路撒冷”。魏因赖希和赖森的新研究所［后被称为意第绪语研究所(Yidisher Visnshaftlekher Institut)，简称YIVO］很快成了在东欧收集犹太人历史和文化的“运动”的焦点，一股巨大的能量开始出现在这个团体周围。
维尔纳也是一个有着浓厚的图书馆文化的城市，城中有维尔纳大学图书馆和其他非宗教藏书，以及有着欧洲最丰富的犹太藏书的斯特拉顺图书馆(Strashun Library)。斯特拉顺图书馆是一个社区图书馆，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公共犹太图书馆，是维尔纳犹太人社区的学术中心。这座图书馆是由商人和藏书家马提蒂亚胡·斯特拉顺(Matityahu Strashun)建立的，他在1892年去世时，把大量稀有的古老书籍遗赠给了维尔纳的犹太人社区。因此，维尔纳大犹太会堂旁边建了一座存放藏书的建筑，并设立了一个监督该机构的委员会。委员会允许图书馆一周开放7天，包括安息日，获取图书馆知识的需求可见一斑。另一处主要藏书位于1911年成立的传播启蒙协会(Mefitse Haskala)，协会属于犹太社区，拥有超过4.5万卷意第绪语、俄语、波兰语和希伯来语书籍。
自从在维尔纳成立后，意第绪语研究所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迅速发展了起来，成了“无国籍人士的国家学院”。魏因赖希和赖森的首要目的是调查现有的一手文献，并通过研究找出所缺失的部分，以便于学者们开始收集原始数据。这种主要通过志愿者的工作收集材料的过程在意第绪语中被称为“zamlen”（扎姆伦）。他们从在世的人那里收集材料—包括文件和口头叙述，然后将他们收集的材料送到维尔纳的研究所，供那里的学者分析研究。意第绪语研究所的核心不仅仅是收集资料，其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存档、保存和分享“扎姆伦收集者”(zalmers)所收集的知识。这些活动的一个关键部分是编目，而且在意第绪语研究所成立的头6周里，他们收集了500条引文索引，在1年内收集了1万条。到了1929年，研究所已经登记了10万条索引，并定期收到300份报纸，其中260份是意第绪语的。1926年，他们开始登记所有意第绪语的新书，以及意第绪语出版社所有最重要的文章和其他语言中关于意第绪语的文章。到了1926年9月，已有200多名“扎姆伦收集者”向意第绪语研究所捐赠了总共1万卷藏书或文件。
意第绪语研究所不仅成了一个犹太研究中心、犹太资料的主要图书馆和档案馆，还开始成为一项大规模运动的先锋。1939年末，创建意第绪语研究所的负责人马克斯·魏因赖希在丹麦就意第绪语研究所的工作发表演讲，他发现自己无法回到维尔纳，因为苏联军队入侵了波兰东部，并进入了维尔纳。因此，魏因赖希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地方：唯一一个建立了意第绪语研究所并可以被认为是安全的城市。魏因赖希在1929—1930年间颇具先见之明地在纽约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他能够从那里与意第绪语研究所设在维尔纳的总部联络。在纽约，他继续着意第绪语研究所的核心任务—收集资料。在1940—1941年，他发出了征集资料的号召，并在美国的意第绪语报纸和意第绪语研究所自己在纽约出版的报纸上投放广告。尽管魏因赖希在1939年没有意识到，但意第绪语研究所以及它所记录的文化、宗教、社会和学术生活都多亏了纽约的办公室才幸存下来。
1941年炎热的夏天，希特勒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毫无戒心的俄国发动了“巴巴罗萨行动”。纳粹闪电战威力巨大，迅速击退了俄军，并且于1941年6月24日占领了维尔纳，将其作为这次闪电袭击的一部分。由赫伯特·戈特哈德博士（Dr Herbert Gotthardt，战前曾是柏林的一名图书管理员）带领的一支罗森堡行动组小队几天后就抵达了该市。起初，他们只去了犹太会堂和图书馆，但很快就开始安排盖世太保逮捕犹太学者。就像在其他拥有大量犹太人口的城市一样，维尔纳建立了犹太人聚集区，犹太人口被困住并被控制在了那里。1942年2月，法兰克福罗森博格研究所的约翰内斯·波尔博士带着3位专家访问了这座城市，在调查了维尔纳及其被占领以来所做的工作后，意识到需要一个更大的组织来处理各种犹太人的书籍和文献。更重要的是，波尔意识到，只有犹太专家才能胜任鉴定关键资料的任务。因此，他命令犹太区为他提供12名工人，负责分类、打包和运输资料，并任命了一个由3名犹太知识分子组成的团队来监督这项工作：赫尔曼·克鲁克(Herman Kruk)、策利希·卡尔马诺维奇(Zelig Kalmanovitch)和柴克尔·伦斯基(Chaikl Lunski)。聚集区的犹太卫兵称他们为“文献兵团”(Paper Brigade)。
罗森堡行动组小队及其来自文献兵团管辖的犹太区的强制劳工被安排在了维尔纳大学图书馆里。斯特拉顺图书馆的全部4万册藏书都被转移到了那里，就被留下还是销毁进行筛选(selektsia)，这一过程反映了在东欧各地开始出现的死亡集中营中的人类的命运。其中一些书将被送去法兰克福的研究所，另一些则被送到附近的造纸厂被回收。负责这一过程的犹太知识分子是一群非常勇敢的学者和图书管理员，由赫尔曼·克鲁克领导。克鲁克曾担任格罗塞尔图书馆(Grosser Library)的馆长，该图书馆专注于华沙的意第绪语和社会主义文学。克鲁克在1939年纳粹入侵后，与其他犹太难民一起逃到了维尔纳。他在维尔纳的犹太区建立了一座非凡的图书馆—严格来说，是复兴了赫夫拉·梅菲策·哈斯卡拉图书馆(Hevrah Mefitse Haskala Library)—并得到了两个人的协助：在纳粹占领前曾于该图书馆工作的摩西·阿布拉莫维奇(Mohe Abramowicz)和年轻女子迪娜·阿布拉莫维奇(Dina Abramowicz)。克鲁克的副手，策利希·卡尔马诺维奇是意第绪语研究所在二战之前的主管之一。斯特拉顺图书馆的馆长柴克尔·伦斯基现在担任书目顾问，为送往法兰克福的书籍编目。克鲁克在日记中写道：“卡尔马诺维奇和我都不知道，我们是掘墓人还是救世主。”
由于要检查挑选的资料数量如此之大，纳粹很快就在意第绪语研究所大楼开辟了第二个工作场所，并且需要来自聚集区的其他犹太人加入团队。此时，文献兵团还吸收了其他女性，如精通中世纪拉丁语的前高中历史教师拉切尔·普普科—科林斯基(Rachel Pupko-Krinsky)，以及著名意第绪语诗人亚伯拉罕·苏兹科夫(Abraham Sutzkever)等创作人才。纳粹对于维尔纳的犹太书籍的愤怒并不局限于机构图书馆。盖世太保突袭住宅寻找犹太人时，罗森堡行动组小队会随后来寻找他们的书籍，以确保他们的文化被根除。对犹太书籍的搜寻变得越来越有侵略性。维尔纳大学图书馆阅览室的地板被掀翻，以搜寻可能藏在下面的犹太书籍。到了1943年4月，罗森堡行动组小队在里加、考纳斯、维尔纳、明斯克和基辅已经通过工作控制了28万册书籍（其中仅维尔纳就有5万册），等待运往法兰克福。
波尔的团队详细记录了犹太书籍的销毁情况，每2周列出送往德国的书籍、送往造纸厂的书籍数量，并按语言和出版日期进行细分。纳粹规定至少70%的书籍要被销毁。有时，分不清这些书籍有何区别的纳粹把一些书寄到法兰克福，仅仅是因为它们的装帧很吸引人。
1942年6月，克鲁克在他的日记中记录：“被安排执行这项任务的犹太搬运工都眼含热泪，这是令人心碎的场景。”他们很清楚等待着那些没有被送往法兰克福的书籍和文件的是什么命运，以及这对他们在战前奉献过如此多精力的组织意味着什么。“意第绪语研究所正在死去，”克鲁克写道，“造纸厂就是它的乱葬岗。”有一段时间，他们关于正确处理书籍的方式产生了分歧。一些人，如卡尔马诺维奇，认为把这些书送到法兰克福是最好的，至少它们在那里不会被毁。其他人则认为一定有更好的办法。
作为对维尔纳图书馆所遭到的可怕破坏的回应，文献兵团的成员们想出了拯救书籍的策略。他们首先发现，一个简单的应对措施就是尽可能长时间地拖延工作。当德国人不在房间里时，他们会为彼此朗读。这么做可能比较危险，因为监工的德国人不会甘心受骗，但第二种策略甚至更危险。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时，他们会把书和文件藏在衣服里，带到犹太区。克鲁克有一张通行证，可以在不搜身的情况下进出犹太区，但如果纳粹在其他工人身上发现了书籍，他们就有可能立即被脱衣殴打，然后被送到聚集区的监狱，甚至被送到维尔纳的卢基什基监狱(Lukishiki prison)，然后被送到纳粹在维尔纳郊外的波纳尔(Ponar)创立的犹太人处决地点。那是一个有去无回的地方。
1942年3月—1943年9月，由于文献兵团惊人、风险极高和危险重重的图书偷运活动，数以千计的印刷书籍和数万份手稿文件回到了维尔纳犹太区。
盖世太保允许文献兵团分拣队的强制劳工之一，意第绪语诗人亚伯拉罕·苏兹科夫把纸带进犹太区，作为炉子的燃料，但他带回了罕见的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印刷书籍、托尔斯泰、马克西姆·高尔基和哈依姆·比亚利克(Hayim Bialik)的手稿信件，后者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西奥多·赫茨尔的日记，以及马克·夏加尔的绘画，全都被立刻且仔细地藏了起来。其中许多文件在纽约的意第绪语研究所中被保存到了今天。文献兵团甚至想出了一个计策，把意第绪语研究所总部不用的办公家具带到犹太区。德国人给了他们许可，但文献兵团在家具里藏了数百本书和文件。这些书和文件一进入犹太区就会被取出来，然后被藏进一个精心设计的复杂的藏物之处。维尔纳犹太区的一名居民，格申·阿布拉莫维茨(Gershon Abramovitsh)战前是一名建筑工程师，他在地下60英尺处建造了一个地堡，里面有独立的通风系统、电力供应，甚至还有一条隧道通往一口位于犹太区外的井。这个地堡最初被构想为一个藏匿地下犹太区的武器的地方，以及阿布拉莫维茨母亲的藏身之处，但她很乐意与被抢救回的书籍和文件分享这个空间。一些偷运进来的教科书和儿童读物被送到了秘密学校，另一些书则对犹太区内形成的游击队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其中一本书讲解了如何制作莫洛托夫燃烧弹。
尽管文献兵团冒着个人风险，英勇地将书籍和文件偷运到了犹太人区，但大多数资料仍然被运往了维尔纳郊外的造纸厂。文献兵团的成员们感觉到，他们快没有时间了。卡尔马诺维奇在8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的工作即将结束。数以千计的书籍被当作垃圾丢弃，犹太书籍将被清算。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能拯救的任何部分都会得救。当我们以自由人的身份回来时，我们会找到它的。”
1943年9月23日，在占领了几个星期并集合惊恐的居民后，纳粹开始对维尔纳犹太区进行残酷的清算。聚集区自己的临时图书馆被关闭，书籍被销毁。文献兵团的成员没有受到特殊待遇，与其他犹太区居民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波纳尔被纳粹杀害，或者被送到爱沙尼亚的强迫劳改营，大多数人再也没有回来。
文献兵团不知道的是，在维尔纳西南300英里处的华沙犹太人区也进行了一项类似的挽救东欧犹太人的生活记录免受破坏的工作。在这里，一个名为“奥涅格安息日”(Oyneg Shabes)的秘密组织记录了犹太区自建立以来3年的日常生活，创作了超过3万页的散文、诗歌、信件和照片。他们记录了民间幽默故事、笑话、被拯救的希望、故事、诗歌，也记录了对在犹太区为纳粹工作的犹太人的怒斥，甚至犹太警察与纳粹协同控制犹太区的行为细节。甚至连装饰纸、糖果包装纸之类的短时效物品都被保存了下来。
就像在维尔纳一样，这些资料被埋在了犹太区（放在10个盒子和3个金属奶桶里），但这些资料并不是从这座城市丰富的图书文化中抢救出来的原本就存在的书籍和文件：华沙的这些资料的目的是记录犹太区本身和其居民的生活。就像在维尔纳一样，这些保护行为的目的是让过去不被未来遗忘。“奥涅格安息日”的领导人埃马努埃尔·林格布卢姆(Emanuel Ringelblum)被发现与家人和其他34名犹太人藏匿在一起，并于1944年3月被谋杀，就在华沙犹太区被摧毁几天后。
“奥涅格安息日”的档案是分成两部分被找回的。第一部分在1946年9月被发现，是对犹太区废墟系统性搜索的结果。1950年12月1日，两个装有第二部分的牛奶桶被发现了。第三部分仍然下落不明。仅林格布卢姆部分的档案中就发现了约1693件作品，共计3.5万页，其中包括便签、备忘录、日记、回忆录、遗书、散文、诗歌、歌曲、笑话、小说、故事、戏剧、课堂作文、文凭、公告、海报、照片、素描和绘画。这些藏品现在被收藏在华沙的犹太历史研究所(Jewish Historical Institute)，并可在华盛顿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的档案馆以电子方式查阅，纪念馆里还展出了其中一个牛奶桶。
在维尔纳，一些文献兵团的成员和其他来自犹太区的犹太人设法逃脱，加入了森林中的游击队。其中之一是诗人亚伯拉罕·苏兹科夫，他加入了犹太人游击队兵团“复仇者联盟”(Nekome-nemer)。听到维尔纳被解放的消息后，苏兹科夫和立陶宛流亡总统尤斯塔斯·帕莱基斯(Justas Paleckis)飞奔到维尔纳，经过了路上溃败的德军的残骸。德国士兵的身体散发出的腐烂恶臭“比任何香水都让我感到愉悦”，苏兹科夫在日记中写道。
在德军被苏联的进攻赶走后，苏兹科夫回到了维尔纳。他发现意第绪语研究所大楼被炮弹击中了，秘密藏在那里的文件都被毁了。文献兵团的大多数成员在纳粹种族灭绝的最后阶段都被转移到强迫劳改营或被杀害了。只有少数文献兵团的成员活了下来—苏兹科夫，同为诗人的施默克·卡切尔金斯基(Schmerke Kaczerginski)，图书管理员迪娜·阿布拉莫维奇，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青年卫队”的学生积极分子鲁日卡·科尔恰克(Ruzhka Korczak)，与父亲一起在文献兵团工作的另一名共产党学生诺伊姆·马克尔勒(Noime Markeles)，摄影师兼世界语专家阿基瓦·格夏特(Akiva Gershater)和数学家列昂·伯恩斯坦(Leon Bernstein)。他们聚集在维尔纳的废墟中，开始寻找当时在犹太人区内藏匿文件的地点，其中一些地方已经被纳粹发现，里面的材料被烧毁了。格申·阿布拉莫维茨建的地下储藏室奇迹般地依然完好无损，当中的资料被带到了地面上，它们的生还对城市中为数不多的犹太人来说是希望的象征。犹太人区的另外两个藏匿处也完好无损。由苏兹科夫和施默克·卡切尔金斯基率领的从维尔纳逃出来的文献兵团，其幸存成员又增加了一位—前犹太人区地下指挥官阿巴·科夫纳(Abba Kovner)。现在，他们在人民教育委员会的支持下和苏联官方政府的正式批准下，建立了一座犹太文化艺术馆，作为意第绪语研究所的某种延续。他们采取这一步是因为意识到，在苏联的控制下，像意第绪语研究所这样的私人机构是不会被容忍的。在位于前犹太人区图书馆内的新博物馆里，他们开始保护被找回的藏书。20吨意第绪语研究所的资料在一家造纸厂被发现，30多吨纸质资料在维尔纳垃圾管理局的院子里被发现。大量装在土豆袋子里的书籍和文件开始被运抵犹太文化艺术馆。
秋天，返回维尔纳的犹太人的生活开始变得糟糕起来。苏联当局开始实行控制，犹太人的文化活动成了政治镇压的目标。苏兹科夫和他的同事们发现，苏联人将垃圾管理局所发现的30吨书籍送回了造纸厂。维尔纳的意第绪语研究所成员们意识到，他们必须再一次挽救这些书籍和文件。
苏联当局不仅强烈反对一切形式的宗教，而且尤其反对犹太人。整个20世纪40年代，随着大量犹太人移居美国，犹太人开始与美国联系在了一起。渐渐地，这三名文化艺术馆的工作人员再次参与了书的偷运活动，将一些书送到了纽约的意第绪语研究所办公室。维尔纳的局势变得严峻，卡切尔金斯基不得不于1945年11月辞职，与苏兹科夫逃到了巴黎。1949年，意第绪语研究所的藏书被俄罗斯联邦内务部［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的前身］从博物馆征用，放在了圣乔治教堂的地下室—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图书室将其挪用为了储藏室—旁边是一座前加尔默罗会修道院。这些材料在那里安然无恙地度过了40年。
在此之后，维尔纳的意第绪语研究所和其他犹太资料得以幸存，都要归功于一名立陶宛图书管理员安塔纳斯·武尔皮斯博士(Dr Antanas Ulpis)的英勇举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图书室是一个保存和记录立陶宛出版的所有书籍的原始国家图书馆，武尔皮斯博士是图书室的负责人。他对立陶宛出版物的书目总体研究至今仍然是一部权威的参考著作。图书室位于圣乔治教堂旁边的修道院里，其藏书储藏在教堂里。武尔皮斯非常同情在立陶宛的犹太人，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任命犹太人担任要职，这是非同寻常的举动。他获准去立陶宛各地为图书室搜寻藏书，并设法保存了一些重要的犹太书籍。这些书籍在纳粹时期幸存下来，但在苏联统治下再次面临着被破坏的风险。
武尔皮斯还从维尔纳的其他继承了文献兵团部分藏书的图书馆获取了书籍。由于政府已经宣布，任何形式的犹太文化都是反苏联的，并下令禁止意第绪语书籍的流通，各个图书馆都巴不得摆脱自己的意第绪语藏书。武尔皮斯说服了图书馆馆长们向他提供在他的收藏方针之外的档案资料。他知道，如果共产党政府知道了这些犹太材料的存在，就会将其销毁，所以他把它们藏在了教堂里—甚至连管风琴的音管都被用来藏匿犹太文件。（许多年后，当他的儿子因不能弹奏管风琴而感到困惑时，只有他的父亲知道管风琴发不出声音的真正原因。）武尔皮斯把其他书藏在了“显眼的地方”，放在更符合规定的书下面或之间。他赌共产党政府不会深入探究那里储存的数十万本书。武尔皮斯多年以来一直想办法确保他的藏书不被发现，希望有一天政治气候会允许它们重见天日。安塔纳斯·武尔皮斯于1981年去世，没来得及实现将犹太书籍和文献归还给创造它们的社区的梦想。他很好地保守了自己的秘密。
20世纪80年代，开放政策（policy of glasnost，glasnot是一个因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而流行起来的俄语词，意为“开放和透明”）以及冷战的全面解冻使得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和智力生活得以放开。现在，犹太人组织可以公开会面，犹太人也可以重新开始自己的公共生活。我在1987年访问波兰时目睹了开放政策所带来的变化。多亏了一所由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管理的英语资料图书馆，克拉科夫的亚盖隆大学(Jagiellonian University)图书馆成了该市变革的源泉之一。在整个苏联集团，图书馆是这些巨大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维尔纳的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图书室也不例外。
1988年，一家苏联的意第绪语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声称藏书中有超过2万册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书籍。人们开始更详细地检查这些资料，立陶宛图书室的负责人与当时的纽约意第绪语研究所主任萨穆埃尔·诺里奇(Samuel Norich)展开了讨论。诺里奇走访维尔纳，发现除了印刷书籍，还有数以万计的文件，其中许多是文献兵团秘密保存的由意第绪语研究所的“扎姆伦收集者们”收集的材料。此时，这些曾多次被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拯救的藏品再次卷入了文化政治。诺里奇急切地希望把这些文件归还给意第绪语研究所。然而，随着立陶宛的民族复兴，人们对这些藏品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它们是苏联时代之前立陶宛民族文化的象征。1989年5月30日，立陶宛国家图书馆从它的若干前身中重生—（从1919年立陶宛中央图书馆建立开始）国家图书馆、纳粹占领、苏联，再回到国家图书馆。1990年，立陶宛宣布脱离苏联独立，之后是一段政治大动荡的时期—人们勉强避免了军事干预，苏联政权最终垮台，立陶宛回归平静。1994年，双方最终达成协议，这些文件可以被转移到意第绪语研究所位于纽约的总部进行保存、编目和复印，然后再归还立陶宛国家图书馆。
2017年10月25日，马尔蒂纳斯·马日维达斯立陶宛国家图书馆(Martynas Ma?vydas National Library)网站发布公告称，在圣乔治教堂、立陶宛国家档案馆和立陶宛科学院的弗罗布莱夫斯基图书馆(Wroblewski Library)又发现了17万页的犹太文件。武尔皮斯成功藏匿的材料数量惊人。1991年有15万份文件被发现。这些材料涉及犹太社区群体，在东欧的犹太人生活的组织，杜布诺和其他人在意第绪语研究所早期的工作，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意第绪语戏剧，还包括如维尔纳犹太会堂的记录簿这样的珍宝，其中详细介绍了该机构在以利亚·本·所罗门·扎尔曼，著名的“维尔纳加昂”时期的宗教生活。
这些藏品将在意第绪语研究的赞助下再次被编目、保存和复制，但实物将留在立陶宛，由国家图书馆管理。这个项目与之前倡议的主要区别之一是，现在这些材料可以在被数字化之后在网上查看。立陶宛国家图书馆馆长雷纳尔达斯·古道斯卡斯(Renaldas Gudauskas)教授热衷于宣传他的机构“保存了立陶宛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犹太遗产文献收藏之一”。10份文件作为国家图书馆和意第绪语研究所合作的象征在纽约公开展出，其中包括一本亚伯拉罕·苏兹科夫在维尔纳犹太人区写的诗歌小册子。这本不结实的小册子从多次破坏中幸存了下来，证明了无数人为保存东欧犹太社区的知识所做出的惊人奉献。
75年后在立陶宛重见天日的这些珍宝可能不是纳粹统治下幸存下来的最后一批知识资料。盟军在1945年占领法兰克福后，从罗森堡犹太问题研究所掠夺的大量藏书被转移到了奥芬巴赫的一个储藏库，在那里它们可以被评估、分类并归还给合法所有者。1947年，一位前往奥芬巴赫的美国游客将其描述为“书籍的太平间”。许多委员会被成立，来处理这些藏品的归还问题，其中一个是由著名英国学者塞西尔·罗斯(Cecil Roth)担任主席的“大陆犹太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修复委员会”。
在以色列的许多犹太人看来，把犹太人档案留在犹太人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德国是不可想象的。著名的卡巴拉学者格尔肖姆·施勒姆(Gershom Scholem)在给伟大的拉比及学者莱奥·贝克(Leo Baeck)的信中写道：“犹太人迁徙到哪里，他们的书就属于哪里。”然而，还有一些城市保留了一小部分早期的犹太公民，如沃尔姆斯、奥格斯堡和汉堡，档案的转移在这些地方遭到了强烈的抵制，因为这象征着欧洲犹太人定居点的连续性的结束。前市政档案管理员弗里德里希·伊勒特(Friedrich Illert)曾协助从纳粹手中抢救犹太人的记录，并且和已在纽约定居的沃尔姆斯的犹太社区前主席伊西多尔·基弗(Isidor Kiefer)希望，这些档案将有助于在沃尔姆斯再次创造“一个小耶路撒冷”。他在沃尔姆斯城发起了一场运动。这件事对那些生活在德国，并希望让自己的社区延续下去，邪恶最终被战胜的犹太人来说极具象征意义。沃尔姆斯和汉堡的法庭上展开了一系列围绕犹太人档案的命运的斗争，德国档案管理员和当地的犹太领导人极力阻止将他们的档案转移到以色列的机构。在西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急于展示后纳粹时代的西德与以色列之间的合作。在他的政治压力下，他们最终输掉了官司。
一些犹太图书馆的藏品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未浮出水面。仅在过去的10年里，就有3万本书被归还给600名所有者、继承人和机构，最近在网上发布了等待归还的图书清单的机构支持了这些努力［参与的组织包括针对德国的犹太材料索赔会议(Conference on Jewish Material Claims Against Germany)和世界犹太人归还组织(World Jewish Restitution Organisation)等］。自2002年以来，在柏林市政府的资助下，柏林中央及地区图书馆(Zentral-und Landesbibliothek Berlin)一直系统地在其藏书中搜索由纳粹掠夺的材料，并将其归还。这项任务非常缓慢和艰巨：柏林城市图书馆搜索了10万本书，在他们确认为被盗的2.9万本书中，只有900本书被归还给了20多个国家的所有者。自2009年，来自15家奥地利图书馆的1.5万册图书已被归还给所有者或他们的继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