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于1945—1946年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因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受审。对罗森堡的审判记录经常提及图书馆和档案馆，苏联公诉人把关注点放在了他掠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俄罗斯的行动上，他努力针对他们所提供的证据为自己辩护。他对法国公诉人的唯一辩护就是说他这么做只是因为他“收到了没收档案的政府命令”这个老借口。罗森堡的起诉书称，他“对一个有组织地掠夺所有欧洲被侵略国家的公共和私人财产的系统负责。他按照希特勒1940年1月的命令行事……指导了洗劫了博物馆和图书馆的罗森堡行动组”。他还被宣判犯有策划“最终解决方案”的罪行，并对隔离、枪杀犹太人和强迫青年劳动负责。他于1946年10月1日被处以绞刑。
今天，博德利图书馆使用最多的犹太资料藏品之一是由阿姆斯特丹的哥本哈根家族构建的哥本哈根藏书集。艾萨克·哥本哈根(1846—1905)是一位重要的教师和抄写员；他和他的儿子海姆(1874—1942)和孙子雅各布(1913—1997)在家里收藏了大量希伯来语书籍。1940年荷兰被入侵，这些藏书被转移到了一所犹太学校。随着纳粹在荷兰对犹太人的迫害变得日益严重，人们认为这些藏书有危险，于是在非犹太人的帮助下书籍被转移到了附近的一所荷兰语学校藏了起来。雅各布也得到了非犹太人的庇护，但他的家人在纳粹死亡集中营中被杀害了。哥本哈根藏书集中的一些书在阿姆斯特丹被纳粹缴获，并被政府部长罗森堡行动组带走：今天牛津的藏书中至少有两本有奥芬巴赫档案库的印章，这证明这些书是从一家私人图书馆掠夺来的。
尽管纳粹十分凶残，人们保护书籍的冲动最终赢得了胜利。随着硝烟从废墟中散去，书籍和档案开始慢慢地重新浮出水面。埃马努埃尔·林格布卢姆、赫尔曼·克鲁克和无数其他人被杀害了，但他们的牺牲使人们对他们的文化和信仰的记忆得以延续，即使这只是以前存在的一小部分。亚伯拉罕·苏兹科夫、迪娜·阿布拉莫维奇、安塔纳斯·武尔皮斯以及文献兵团和“奥涅格安息日”等组织的努力使幸存下来的文件具有了超越书写它们的纸张和羊皮纸的意义。纽约的意第绪语研究所、牛津的博德利图书馆，以及维尔纽斯（维尔纳现在更广为人知的名字）的立陶宛国家图书馆继续保存着犹太人生活的文化记录。在我创作这本书的同时，耶路撒冷正在建造新的以色列国家图书馆，这是一座45000平方米的建筑，将保管有史以来最大的犹太文字藏品（包括亚伯拉罕·苏兹科夫的档案）：这是为“有经者”而建的书籍的家。
菲利普·拉金于牛津大学万灵学院，1970年。可能为自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