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拉金是20世纪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也是一名图书管理员，除了从1954年到1985年去世一直担任赫尔大学首席图书管理员，他还活跃在各种委员会中。作为一个内行，他能从作者以及图书馆双方的角度理解文学档案的不同方面—这是一个罕见的组合，尽管也有其他像他这样的人，比如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他既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也是阿根廷国家图书馆的馆长。（卡萨诺瓦的晚年也是在图书管理员的岗位上度过的。）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北美的大学图书馆获得了许多英国作家的作品档案：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的纸稿于1967年被卖给了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大学，约翰·贝杰曼爵士(Sir John Betjeman)的纸稿于1971年被卖给了英属哥伦比亚的维多利亚大学。拉金参与了一项帮助英国人认识到文学档案的价值的工作，这是一项提高赞助的全国性计划的一部分。1964年，他将一本包含了他早期诗歌的笔记本赠送给了大英图书馆，作为这项活动的开端，尽管他在给情人莫妮卡·琼斯(Monica Jones)的信中自我贬低地说，那份手稿“塞满了未发表的诗歌和其他东西。我必须说，它们无聊得吓人，枯燥而没有幽默感”。但是，他补充说“还是得寄”。他清楚自己的材料的价值。
在1979年的文章《被忽视的责任》中，拉金激情洋溢地鼓励大学和作家重视文学作品：
所有的文学手稿都有两种价值：一种可以称之为有魔力的价值，另一种是有意义的价值。有魔力的价值是一种更古老更普世的概念：这是他写作的纸张，这些是他写下的文字，在这个特定的组合中第一次出现……有意义的价值是近期才兴起的，手稿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扩大对作家生活和工作的了解和理解。
这两种价值观就是这些藏品现在如此受到大学图书馆的珍视、引发了机构之间的竞争，并令经销商抬高价格的原因。它们为学生提供了学习的原材料，鼓励了学术生产力，丰富了教学机会。当学生们在研讨课上有机会接触原稿，或者在展览上更多群众得以看到他们可能在其他文化背景（比如电影或电视作品）下所熟悉的作品的草稿时，这些文件“有魔力”的一方面就体现出来了。
一些作家能真切意识到他们的作品档案的研究价值，可能还与学者交流过，并感觉到人们会希望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研究这些档案。当然，也有一些作家对档案有着明确的目的性，以确保他们死后的声誉不受损，并将自己的纸稿作为一种“管理”他们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会被如何研究的方式。也有作家把他们的档案当作获得额外收入的方式。通常情况下，他们的动机都是错综复杂的。档案中被删减的内容可能与被包含的内容一样有意义。
拉金的遗稿管理人之一安德鲁·莫申(Andrew Motion)描述了拉金像在图书馆一样按顺序保存自己诗歌的档案，将其整齐地储存在盒子里，按字母顺序排列信件，让遗嘱执行人能够相对容易地认清他的众多纸稿。他的档案在他死后不久被放在了赫尔大学的布林莫尔·琼斯图书馆(Brynmor Jones Library)，他一生中的大部分工作时光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另一部分少量但依然重要的档案在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他曾在牛津大学读本科，并为他的《牛津二十世纪英国诗选》(Oxford Book of Twentieth Century English Verse)做研究。为了完成这项研究，他获得了万灵学院的访问学者身份，并得到了一把珍贵的博德利图书馆—这座伟大的版权图书馆书库—的钥匙，这里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允许读者进入。拉金自然非常享受这一特权。
然而，在弥留之际，拉金敦促他的长期情人莫妮卡·琼斯烧掉他的日记，因为他自己没有力气去烧。琼斯认为无法独自完成这样的任务，这也不足为奇—谁会想要为毁掉这个国家最著名的一位诗人的作品负责呢？拉金日记的销毁工作在他死后被委托给了贝蒂·麦克勒思(Betty Mackereth)，拉金27年的忠实秘书［之后和他的助理图书管理员梅芙·布伦南(Maeve Brennan)一样，成了他的情人］。1985年12月2日，麦克勒思在拉金去世几天后，把他的30多卷日记带进了他在布林莫·琼斯图书馆的办公室，她取下封面，把内页用碎纸机销毁了。为了确保没有东西能保留下来，碎纸随后被送到大学锅炉房焚烧了。这些封面仍然可以在赫尔大学的拉金纸稿中找到，上面覆盖着诗人贴在上面的剪报。
更早之前，拉金还有一些别的日记，但其中一些已经被他自己销毁了。1976年，一位出版商建议出版日记精选，这鼓励了拉金重新翻阅自己的日记，这次回看促使他销毁了早先的日记。他可能也是在那时认定，其他日记也应该被销毁。麦克勒思确信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情。安德鲁·莫申在他的拉金传记中引用了她的话：
我不确定我保留封面的做法是否正确，但是它们很有趣，不是吗？关于日记本身，我毫不怀疑。我一定是做了正确的事，因为这是菲利普想要的。他说得很清楚，他想把它们毁掉。当我把它们放进碎纸机时并没有读它们，但我情不自禁地看到了一些只言片语。那些文字都很不快乐，其实说得上是绝望。
考虑到拉金的图书管理员的职业和他对文学手稿的获取和保存事业的支持，完全销毁自己的日记是一个有趣的选择。琼斯和麦克勒思都非常清楚拉金的愿望。早在1961年3月11日，在住院一段时间后，他就开始考虑自己的文学遗产了。他写信给琼斯说：
一件令我感到羞愧的事就是不让你住我的公寓。这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这源于我在那里留下了几份私人文件和日记。我想我保留这些东西，一部分是为了记录，在我想写自传的时候能派上用场，也有一部分是为了缓解我的情绪。我死后，这些东西务必不能被人读，直接烧掉。我无法面对任何我认为看过它们的人，更不用说愿意让你或其他任何人感受到阅读我写的东西的尴尬甚至痛苦了。
作为一名图书管理员和对文学手稿感兴趣的人，拉金知道，他的稿件除了这种令人震惊的命运之外，还有其他选择。1979年，他去德文(Devon)看了刚去世的大学本科时期的老朋友布鲁斯·蒙哥马利(Bruce Montgomery)的纸稿后，写信给他的朋友朱迪·埃杰顿(Judy Egerton)说：“我震惊地发现，他一直保留着我从1943年起所有的信！因为安（布鲁斯的遗孀）缺钱……我认为只要她想的话，她应该把它们卖掉，然而……她很高兴地再次提出把它们还给我，但我认为我不应该收下。真是个难题！“博德利图书馆最终收下了蒙哥马利的信件，但同意其中一些要到2035年才能向公众开放：拉金应该很清楚，他自己的稿件本可以在很长（或者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向公众开放。
然而，一组几乎可以替代拉金日记的资料被保存了下来，尽管它们曾差点被意外毁掉。在拉金和莫妮卡·琼斯交往时，他们彼此写了数千封信和明信片。拉金把莫妮卡写给他的信遗赠给了博德利图书馆，但他给莫妮卡写信相当频繁，信中广泛地揭示了关于他的许多事情，以至于它们汇总起来能像他的日记和其他所遗留的文学作品一样使我们走近他。
拉金写了非常多的信。他与许多朋友和家人广泛通信，包括詹姆斯·萨顿(James Sutton)、布鲁斯·蒙哥马利、金斯利·埃米斯(Kingsley Amis)、莫妮卡·琼斯、朱迪·埃杰顿、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安东尼·思韦特(Anthony Thwaite)、梅芙·布伦南和芭芭拉·皮姆(Barbara Pym)。最多的一系列信件是他在1936年至1977年间寄给父母的，总共超过4000封信和卡片（他父母寄回给他的数量相近的信也保存了下来）。即便如此，在这些主要的信件中，最私人和最重要的可能是他与莫妮卡·琼斯（与拉金在一起时间最长的情人）之间的通信。他寄给了琼斯1421封信和521张明信片，总共有7500多页保存下来。许多信件都很长，一般在6页以上，有时长达14页，而且拉金通常每三四天就会寄出一封。在琼斯去世后，这些信仍然留在她在莱斯特的家中，她曾在这里从事学术研究。窃贼曾闯入过她的公寓，偷走了便宜的电器，但无视了他们弄散在她家各处的文件，没有意识到那些档案的价值是他们所偷电视的许多倍。
2004年，这些信件由博德利图书馆从她的财产中收购了。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深入了解拉金性格的窗口，揭示了他的动机，他对他的同事、政治以及各种话题的想法。由于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些都是拉金在其他公共领域的信件中不会如此多地涉及的内容。
为什么拉金一想到别人读他的日记就这么不高兴呢？他是一个内向的人，有时被称为“赫尔的隐士”，并在作品中写到了自己在表达个人想法方面的困难。他的诗歌充满忧郁，且大多不是直接的个人表达。有时情况恰恰相反，他强烈地直面自己的感受，以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打开内心的想法，最著名的是在《这就是诗》(This Be the Verse)中。
当拉金让莫申和莫妮卡·琼斯以及安东尼·思韦特一起成为他的遗稿管理人时，他说：“不会有什么困难的事情需要做。当我看到死神沿着小路来到我的门前时，我会像托马斯·哈代一样沉睡在花园之下，所有我不想让任何人看到的东西都会在一堆篝火中被烧掉。”莫申没有履行这个指示，在拉金去世时，他的主要日记以及其他文件都仍然完好无损。莫申记录道，莫妮卡·琼斯认为拉金试图拒绝承认他即将死去的事实，如果毁了它们，就等于承认了他自己必死的命运。拉金的立场所固有的分裂性则更有说服力—他就是拿不定主意。一方面，他热衷于保存文学手稿，甚至将自己的一本用来写诗的笔记本赠送给了大英图书馆；另一方面，他对于让别人，特别是与他亲近的人看到他日记中写下的内心深处的想法感到非常不舒服。他的遗嘱甚至自相矛盾到遗嘱执行人不得不先咨询一名王室法律顾问，才决定了自己根据法律他们有权不继续销毁拉金的任何档案，并将其中的大部分保存在了赫尔大学的布林莫尔·琼斯图书馆。
拉金的例子展示了一个人的自我审查可能对他们的遗产产生的影响。他的日记的丢失使这位非常内向的人的思想成了一个谜。人们试图通过信件重新了解他的想法，也许能够填补一些空白。自拉金去世以来，人们对他的生活和作品的兴趣与日俱增，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销毁自己日记的遗愿所造成的谜团推动的。
毁掉拜伦的回忆录是最臭名昭著的文学损害行动之一。那些与他关系密切的人想要保护他死后的声誉，这一行为一直令文学学者们惋惜不已。200年后，与拜伦几乎同样受欢迎的诗人特德·休斯(Ted Hughes)成了另一场文学毁坏行动的中心，被毁的是他的第一任妻子、同样伟大的诗人和作家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的最后一批日记。休斯和普拉斯之间的关系受到了尖锐的审视，有大量与其相关的讨论和批评出版。这段关系中一个仍不明朗的方面，与西尔维娅·普拉斯于1963年自杀后的个人作品存档中一些内容的命运有关。她的自杀和导致这场悲剧的两位诗人之间的关系是许多争论的焦点—尤其是休斯对她的态度是否是普拉斯结束自己生命的主要因素。普拉斯精神状态的确切细节不为人知，主要是因为休斯毁掉了她的日记。休斯声称，这一行为是为了保护普拉斯的声誉，并让他们的孩子免于阅读她自杀之前的日记中令人难过的内容。许多人猜测，破坏日记的真实动机可能更多的是保护休斯自己的声誉。
普拉斯于伦敦去世，当时已与休斯分居，但还未离婚。休斯当时在与阿西娅·韦维尔(Assia Wevill)婚外恋。由于普拉斯没有留下明确的遗嘱，他作为直系亲属成了她的遗产执行人，并把她的许多纸稿据为己有，直到于1981年选择通过苏富比拍卖行将其出售给了史密斯学院，把收益给了他们的孩子弗里达·休斯和尼克·休斯。1977年，西尔维娅的母亲奥里莉亚·普拉斯(Aurelia Plath)决定将她多年来收到的女儿的信件出售给印第安纳大学利利图书馆(Lilly Library)。一个复杂之处在于，休斯作为普拉斯的遗嘱执行人，还控制了她文学遗产的版权，以及她自己的文字在印刷品上的传播方式。尽管普拉斯的档案已经进入了图书馆，但没有特德·休斯的明确许可，普拉斯在写给她母亲的信和她的私人日记中的想法是不能以印刷品的形式公开的。
作为遗稿管理人，休斯能够仔细管理普拉斯作为诗人的声誉。他认为，他在她死后于她桌子上发现的手稿特别有力量和才气。1965年，他出版了她死后的第一部主要诗集《爱丽尔》(Ariel)，其他诗歌也慢慢地在文学杂志上发表。《爱丽尔》引起了文学上的轰动，自第一次出版以来不断重印，且有精装本和平装本再版，想必还为休斯赚取了可观的收入。从普拉斯的《诗集》(The Collected Poems)的出版可以看出，休斯明显改变了《爱丽尔》中诗歌的顺序，使其和原稿有了出入：删减了一些诗，并用一些其他未发表的诗歌来代替。尽管休斯解释说，他的动机是避免冒犯诗歌中所描绘的依然在世的人，并为普拉斯的作品提供更广阔的视角，但他的干预被一些人视为他希望进一步控制她的遗作的证据。从他随后对她的档案的处理以及对出版过程的非常仔细和小心的管理，可以清楚地看出，休斯像关心已故第一任妻子的声誉一样关心自己的声誉，他认为二者是密不可分的。
1982年，休斯出版了《西尔维娅·普拉斯的日记》(The Journal of Sylvia Plath)，里面是经过他挑选、被他大量编辑过的8本日记手稿，以及他刚刚卖给史密斯学院的文稿中的其他文章。这本书没有在休斯和他们的孩子居住的英国出版，只在美国出版了。在序言中，他讲述了发现和处理普拉斯未出版的日记的过程。他将它们描述为“各种各样的笔记本和大量活页纸”，还提到了两本他没有卖给史密斯学院的“栗色封面”的账本。他在序言中告诉我们，这些材料涉及她去世之前的一段时间，也就是他们婚姻最紧张的时期。其中一本据他说已经“消失”了，另一本他承认被他销毁了，因为他得保护他的孩子免受日记公开后会随之而来的评论的侵扰和伤害。休斯不仅销毁了（至少）一本笔记本，还精心编辑了他的出版物，排除了普拉斯1957—1999年的两本笔记本的内容，而且他不想让研究人员和出版商在普拉斯去世后50年内看到它们。最后，他在1998年去世之前终于做出了更缓和的决定，允许所有现存日记出版。同年，休斯在另一本出版物上写的他的故事略有不同，甚至从第一人称叙述变成了第三人称叙述：“她丈夫毁掉了这两本笔记中的第二本，因为他不想让她的孩子读到它……第一本最近消失了（可能还会被找到）。
评论家埃里卡·瓦格纳(Erica Wagner)表示，失踪的日记可能在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的休斯档案的一只箱子里，但这只箱子要直到2022年或特德·休斯的第二任妻子卡罗尔去世后才能打开。负责将休斯的文档卖给埃默里大学的珍本书籍和手稿交易商、已故的罗伊·戴维兹(Roy Davids)认为，休斯很重视档案的完整性，如果他找到了这本日记，他会把它交给史密斯学院，让它和其他日记被一起收藏在那里。当然，另一种解释是，休斯把两本日记都销毁了，尽管他最新的传记作者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认为，还有一种可能是，这本日记在卢姆班克(Lumb Bank)，即特德·休斯和卡罗尔·休斯在约克郡赫普顿斯托的房子里，于1971年的一场神秘大火中被烧毁了，那时当地警方认为可能是有人故意纵火。
休斯并不是唯一一个在西尔维娅·普拉斯去世后试图“管理”她个人作品的传播的家庭成员。印第安纳大学利利图书馆的普拉斯信件中有奥里莉亚·普拉斯用黑色记号笔做的删改，被她编辑过的书信选集《家书》(Letters Home, 1975)也有许多删减。做出这些修订的人是奥里莉亚，尽管特德·休斯由于拥有普拉斯作品的版权，他也对哪些内容可以出版有发言权。奥里莉亚·普拉斯和特德·休斯的编辑决定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声誉，尽管这一过程暴露了两人之间的问题。奥里莉亚删除了女儿对她的一切负面描述，休斯也同样想尽一切办法确保对他的负面批评不会出现在出版物上。他要求从这本书的草稿中撤回特定的内容，两人最终因此发生了争执。1975年4月，他写信给奥里莉亚称：
在我看来，在我删掉那些信件之后，尽管这本书现在没有了任何关于我作为哗众取宠趣味的内部消息，尽管它不包含西尔维娅不知道为什么寄给了你而不是寄给我的早期情书—我是指那些关于我的早期信件—但这本书仍然非常精彩和充分地展现了她与你的关系。我知道这就是你想要的。奥里莉亚，我所做的一切其实就是想保护我自己的隐私，把我的私生活择出来。
在西尔维娅·普拉斯的案例中，我们必须把与知识的管理有关的这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决定视为政治性的。随后向公共领域发布材料的过程—出售档案，第一版被删减的日记和信件被出版，随后取消出版门槛—这些行为的中心都是休斯，而非普拉斯。从这些行为中，无论是在声誉方面还是在财务方面，获益最多的都是他，但他还需要处理自己的个人隐私问题，这使这里的道德问题变得更复杂了。他也因普拉斯的去世而受到了情感上的影响，并且非常关心他们的孩子。
但这项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现在可以使用这些幸存的日记和她发表的作品、信件以及其他文学形式的作品一起来分析普拉斯的生活和工作。这些文本为我们欣赏普拉斯的文学贡献持续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我们不能真正理解有哪些材料丢失了，但我们至少有机会理解她在写下休斯和评论家们所说的她最深刻、最有意义的作品时内心精神生活的一些方面。引用特蕾西·布雷恩(Tracy Brain)的话说：“我们对于缺失的日记的内容知之甚少，但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评论家们对普拉斯的作品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普拉斯作品缺失一些重要的部分：人们认为，这些缺失的部分恰恰可能是让我们完全理解她的作品的关键。”本章中讨论的被销毁的材料如果幸存下来，很可能最终会被送到一所大学图书馆或国家图书馆。在这样的机构里，这些藏品不仅会被保存下来，还会给予它们被研究、展出，或者为了让公众欣赏而数字化的机会。
包含作者内心感受的作品有可能改变我们对他或她的作品的欣赏。卡夫卡的材料自从进入博德利图书馆以来，一直被马尔科姆·帕斯利爵士(Sir Malcolm Pasley)等编辑使用来出版学术版本以扩大卡夫卡的声誉。这些手稿已经被翻译成许多其他语言，并被用于展览、电影和戏剧。我们很难说，马克斯·布罗德违背了弗朗茨·卡夫卡的遗愿，这个世界就变得更卑鄙、无趣了。但是，这个观点核心所暗示的，后世的公共利益必须凌驾于那些创作作品的人或与作者的利益紧密关联的人的私人利益之上，是否意味着那些毁掉拜伦或普拉斯的日记的人的做法就是错误的呢？
当我们研究古代世界的知识时，我们必须拼凑出只存在于碎片中的证据。萨福的作品相当重要，以至于几个世纪以来，一提到“女诗人”就默认是她，就像“诗人”就默认是荷马一样。荷马的两部史诗保留得比较完整，而萨福的抒情诗和柏拉图、苏格拉底以及卡图卢斯的作品一样，只通过被其影响的作品才为我们所知。如果亚历山大图书馆（我们知道那里曾保存了一套完整的她的抒情诗）幸存了下来，我们今天对古代世界的文学会有怎样不同的看法？
这些案例中的决定都不是简单或直观的。在这一特定的知识领域里，私人利益和公众利益经常是对立的。困难来自作家通过参与公共领域来谋生和获取声望这一事实，毕竟他们的作品是“出版了的”(published)，也就是“公开的”(made public)。公众对伟大作家的思想的兴趣是显而易见的，但作家们也同样明显地拥有隐私权。特德·休斯在销毁西尔维娅·普拉斯的部分日记时，把他的孩子们（和他自己）的隐私放在了第一位。
在一家以世纪为单位测量时间的图书馆工作，这些问题的一个答案可能是—着眼长远。博德利图书馆的书架上堆满了不向公众开放的手稿，也就是说，为保存起见，我们向一些把文稿给了我们或存放在这里的人士做出了承诺，在一段商定的时间之后才会让公众查阅这些文稿的内容。这可能是在作家或藏品所有者去世之后，甚至更久。以菲利普·拉金的牛津朋友布鲁斯·蒙哥马利为例，我们同意在他去世30年后才开放他的文稿，其中一些材料将再过20年才开放。拜伦的自传以及普拉斯和拉金的日记本可以被保存下来，但只要遗嘱执行者愿意，它们就会一直保持不开放，只有在所有受到其内容密切影响的人去世后，才会向学者发布。知识的保存归根结底（正如马克斯·布罗德所知道的）是对未来有信心。
以扫打猎归来，以及雅各的梯子。出自《萨拉热窝哈加达》(Sarajevo Haggadah)，约135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