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8月25日晚，炮弹开始如雨点般向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的一栋建筑落下。那场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臭名昭著的暗杀就是在这座城市发生的。落下的炮弹不是普通的炮弹，被袭击的建筑也不是普通的建筑。这些炮弹是燃烧弹，经过特别设计，一经撞击就会迅速燃起火焰，尤其是在周围都是易燃物的情况下。遭受攻击的建筑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家与大学图书馆（National and University Library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后文简称波黑国家与大学图书馆），炮弹则是由包围了这座城市的塞尔维亚民兵发射的，这是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evi?)摧毁波斯尼亚的战略的一部分。
塞尔维亚人随后安排了狙击手来对付消防员，甚至使用了高射炮，但不是对准天空，而是转为水平射击。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组成了一条人链，从燃烧的建筑中抢救书籍资料，但不间断的轰炸和狙击手的火力对他们来说太危险了，以至于只有少数珍本书籍被救出。当天下午2点左右，图书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艾达·布图罗维奇(Aida Buturovi?)被一名狙击手击中了。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语言学家，曾致力于支持该国图书馆的合作网络。她只有30岁，是那天萨拉热窝死亡的14人中的一个，另有126人受伤。
作家雷·布雷德伯里(Ray Bradbury)在1953年提醒了我们纸张燃烧的温度—451华氏度—但整个图书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被完全烧毁。用波斯尼亚诗人和作家瓦莱里扬·茹约(Valerijan ?ujo)的话说，被烧毁的书卷的灰烬在随后几天里像“黑鸟”一样落在了城市里。
尽管破坏图书馆和档案的动机因人而异，但抹杀某个文化的企图一直是个突出的原因。欧洲宗教改革对书籍的破坏有着强烈的宗教色彩，天主教社群成了被攻击的对象，他们的图书馆也就成了被摧毁的目标，因为这些图书馆里的藏书被视为异端邪说。鲁汶大学图书馆被毁同样有文化因素，因为它是比利时整个国家的知识中心。纳粹在大屠杀期间对图书馆和档案的袭击是最广义的文化攻击：纳粹机器试图消灭的不仅仅是犹太人的宗教，还包括犹太人存在的方方面面—从活生生的人到他们祖先的墓碑。
波黑国家与大学图书馆位于当地称为Vije?nica（市政厅）的建筑物内，收藏了超过150万份书籍、手稿、地图、照片和其他材料。这些资料不仅记录了一个国家的记忆，而且记录了整个地区的文化，这个地区有大量的穆斯林人口。这些炮弹击中这座建筑并非偶然。图书馆并非意外地卷入一场地区战争的交火中，而是被塞尔维亚军队蓄意攻击，后者不仅寻求军事统治，还想消灭穆斯林人口。附近没有其他建筑被击中，图书馆是唯一的目标。
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大屠杀的恐怖被完全公之于众的45年后，“拒绝再次发生”(“never again”)的口号还在世界的耳边不断回响，文化灭绝就再次回到了欧洲。它是在南斯拉夫分裂成一系列独立国家的过程中出现的。这场文化灭绝的动机是由一系列复杂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形成的。国家主义与种族和宗教仇恨交织在一起，并被赋予了政治表达。
1992年夏天，许多学生背包客持火车通票环游欧洲，南斯拉夫也在他们的行程表里，他们的背包里塞满了面向预算紧张的年轻人的新旅游指南。他们很可能选了最新版的《南斯拉夫简易旅游指南》(Yugoslavia: The Rough Guide)，其中有几页介绍了该地区的历史：它被土耳其人统治了500年，与许多国家接壤，二战期间，许多波斯尼亚人被铁托将军召集到一起，抵抗过纳粹的占领。这个国家目前正在遭受铁托多年来的共产主义统治的影响：经济萧条、关键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和恶性通货膨胀。1980年铁托去世后，各共和国联邦的凝聚力开始瓦解：
各共和国激烈捍卫个性的声音依然存在。只有4%的南斯拉夫人在护照上承认自己的国籍。罢工、示威以及国家主义死灰复燃（特别是在塞尔维亚），这是联邦的未来在战后第一次遭受威胁。
考虑到该地区的历史，这种政治和社会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16世纪和17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崛起遭到了欧洲君主制的抵制。波斯尼亚的奥斯曼统治持续了近400年。1878年，维也纳取代伊斯坦布尔成了统治该地区的帝国中心。奥匈帝国取代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时，其政治和文化力量已接近顶峰，它召唤各国，要求占领和“教化”该地区，新的统治者引入了自己的行政秩序，用以管理该地区。
波斯尼亚1910年的人口普查记录显示，基督东正教徒占了人口的多数(43%)，其次是穆斯林(32%)和天主教徒(23%)。这种宗教复杂性，即没有一个群体占主导地位，也促进了文化的融合，建筑风格、音乐、饮食和文学都在这里交融。各种族群体之间存在着政治上的紧张关系，这些紧张关系受到了邻国塞尔维亚共和国和克罗地亚共和国的实力的影响，这两个国家都声称对波斯尼亚的土地拥有主权，理由是波斯尼亚的人口中有塞尔维亚人或克罗地亚人。特别是塞尔维亚，它像一只饿狼般盯着它的邻国。塞尔维亚人很早就主张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抱负。到了1878年，他们已成功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并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继续对波斯尼亚提出要求。在共产主义南斯拉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将各国统一了起来）解体期间，塞尔维亚人与该共和国的塞尔维亚族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尽管这一背景给波斯尼亚笼罩上了一层阴影，但20世纪的许多游客都感叹，不同民族相处得是如何和平。在首都萨拉热窝，这种共存最为明显，或者说最引人瞩目，劳伦斯·达雷尔(Lawrence Durrell)写道：“我们拥有这美丽的东方，到处都是清真寺、宣礼塔和菲斯帽。与此同时，河流使空气变得凉爽，飞溅着穿过城镇和桥梁—什么人曾被刺杀的那座桥梁。”萨拉热窝经受住了区域内的紧张历史局势，城市中那座造福整个共和国的伟大图书馆就体现了这一点。
巴尔干是一个有着浓厚图书文化的地区。在中世纪，斯洛文尼亚出现了熙笃会这样的天主教教团，促进了一些缮写室和图书馆的发展。更南边的犹太人、东正教徒和奥斯曼社群拥有繁荣的图书制作中心。萨拉热窝是图书文化的中心之一。这座城市的格兹·胡色雷—贝格图书馆(Gazi Husrev-Beg Library)拥有质量最好的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波斯语书籍和手稿，该馆是由萨拉热窝的第二位“创始人”于16世纪初建立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它已成为欧洲最古老的仍然在持续运作的图书馆之一。萨拉热窝的犹太社群也有自己的图书馆，位于“慈善之家”(La Benevolencija)这一机构里。其他宗教也有图书馆。方济各会在萨拉热窝有一座修道院和神学院，并建了一座图书馆来为他们的宗教使命服务。19世纪晚期，哈布斯堡的统治者们为了鼓励波斯尼亚的现代化，成立了一座地区博物馆，称为国家博物馆(Zemaljski Muzej)，里面还附设一所研究图书馆。自1888年成立以来，这所博物图书馆的藏书量已经发展到了约25万册，并且保存着该地区最伟大的艺术瑰宝之一，《萨拉热窝哈加达》。
萨拉热窝的东方研究所(Oriental Institute)成立于1950年，也是记录波斯尼亚文化的主要中心，其研究重点是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希伯来文的书籍、手稿和文件，以及具有特别地区意义的用艾地扎米斯基语（Ad?amijski，一种用于书写波斯尼亚斯拉夫文本的阿拉伯文字，它象征着萨拉热窝已经成为文化的十字路口）写成的文件。这里是欧洲东南部最重要的文化和智识中心。
波黑国家与大学图书馆成立于1945年。到了1992年，它已藏有15万册珍本书籍、500册中世纪手抄本、数百册摇篮本和重要档案，作为该国的主要报刊收藏中心，它还拥有来自本地的报纸和期刊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术资料，这些资料都是建立一座严肃的教育机构所必需的。该图书馆不仅是国家的一项文化资源，也是萨拉热窝大学的研究基地。国家图书馆的一项特殊职能是记录这个国家的知识遗产，波黑国家与大学图书馆最具代表性的收藏之一就是他们的“波斯尼亚卡” (Bosniaca)收藏，这是一份“记录的收藏”，汇集了所有在波斯尼亚印刷的出版物和关于波斯尼亚的书籍，无论它们是在哪里印刷或出版的。这些藏品及其工作人员自然地反映了波斯尼亚的多元文化本质。
波黑国家与大学图书馆所在的建筑最初建于19世纪末奥匈统治鼎盛时期，当时是该市的市政厅，它的设计是为了反映该市摩尔人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位于一条宏伟的街道—伏荷沃德大街(Vojvode Stepe)的尽头，设计模仿了摩尔风格，哈布斯堡统治者显然认为这种风格会与巴什察尔希亚(Ba ar?ija)地区的土耳其建筑完美融合，这个鹅卵石铺就的区域位于萨拉热窝，奥斯曼帝国的中心。这些藏品是轰炸的最终目标，但这座建筑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与知识和文化方面的关联。从1910年到1915年，它一直是第一届波斯尼亚议会的所在地，是独立民主的象征，对此塞尔维亚的侵略者是知晓并反感的。
图书馆经历了3天（8月25日—27日）才被烧毁，而在这3天里，部分藏书原本是可以被抢救出来的。烟雾的影响可能使图书馆的书籍无法使用，甚至危及使用者的健康，但如果大火在第一批炮弹发射后就被扑灭的话，图书馆里的一些书也许就能逃过一劫。但随后，主阅览室细长的大理石柱子在过高的温度下爆炸，导致屋顶坍塌，这使得抢救藏书对于萨拉热窝的消防员们来说成了一个不现实的选择。其中一人说：“连续几个小时都有炮火落下，这让我们的工作变得非常困难。”由于前几个月的战争破坏了城市的抽水系统，他们不顾一切的努力也受到了低水压的阻碍。消防员们全力以赴地扑灭大火，但反复的轰炸意味着建筑物持续被火焰吞噬。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甚至都没有刊登这个故事。
波黑国家与大学图书馆可能是这场冲突中最显眼的知识和文化的牺牲品，但它并不是唯一一个。在整个波斯尼亚，有数十家图书馆和档案馆都遭受了同样的厄运。穆斯林地区的档案受到了野蛮的对待，在这里，个人遭受种族清洗的同时，土地登记处的文件—即穆斯林持有资产的记录也遭到了销毁，甚至连墓碑也被推土机推倒，以消除穆斯林被埋葬在波斯尼亚土地上的证据。
据估计，波斯尼亚一半以上的省级档案被毁：这些在纸上被记录的历史加起来长达81千米以上。这些文件详细地记录了这些社区的公民的身份：几个世纪以来的出生、结婚和死亡都被写了下来，土地所有权也被非常详细地记录下来（正如奥斯曼帝国的习俗所规定的那样）。这些文件帮助一个社区在他们的环境中扎根，使他们的根得以被追溯回过去，有关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些地方的家庭的证据使之更具个人意义。他们未来的居住权、所有权和财产（即他们生存的权利）被摧毁了，或者说这是民族主义者们的目的。穆斯林存在的记录与穆斯林们自身一起被“清除”了，或者正如诺埃尔·马尔科姆(Noel Malcolm)所说：“组织这种行为的人试图以最直接的方式抹去历史。”
在多博伊(Doboj)城，在塞尔维亚民兵摧毁了清真寺和天主教教堂后，特种部队（红帽军）从贝尔格莱德到来，在天主教教区搜查洗礼记录。幸运的是，根据堂区神父的说法，“善良的人，当地的塞尔维亚人”应他的要求把登记簿藏了起来，因为他知道这将是对该镇进行文化灭绝的进一步行动。在该国西南部的黑塞哥维那，莫斯塔尔(Mostar)古城也是塞尔维亚人的目标。黑塞哥维那的档案馆以及城市中的天主教大主教区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多次在袭击中被针对。莫斯塔尔那座美丽而具有历史意义的中世纪桥梁被毁，这成了此次冲突期间波斯尼亚文化生活被破坏的象征，而数百家公共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数百万册图书和文献遭到破坏，却几乎没受到任何媒体关注。
萨拉热窝的其他图书馆和档案馆也受到了影响，东方研究所是第一个受害者。1992年5月17日，有人故意向这座建筑发射磷弹，所有藏品被毁。轰炸和由此引发的大火摧毁了5000份手稿、20万份奥斯曼帝国文献、100多册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地籍登记簿（列出了土地所有权），以及一组涵盖了1万本印刷书籍和期刊的参考资料。就连这些藏书的目录也没有幸免于难。和波黑国家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当时的情况一样，研究所周围的其他建筑都没有被击中。
萨拉热窝大学16个院系中有10个院系的图书馆也遭到了袭击和摧毁，这主要发生在可怕的1992年，总共损失书籍约40万册。1992年6月8日，该市郊区的一所方济各会修道院被塞尔维亚部队占领，修道士们被赶了出去。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修道院的5万本书被洗劫一空，不是被毁，就是被抢走了。在之后几年，其中一些出现在了欧洲各地的古董书市场。
1992年9月，萨拉热窝的假日酒店遭到轰炸，BBC记者凯特·阿迪(Kate Adie)愤怒地要求塞尔维亚炮兵指挥官解释为何所有外国记者下榻的酒店会成为袭击目标。在令人震惊的坦白中，他多次道歉，称袭击目标实际上是街对面的国家博物馆—他们打歪了，炮弹击中酒店是一个意外。
据估计，在此次冲突中，波斯尼亚各地机构的藏品中总共48万米的档案和手稿以及大约200万册印刷书籍被毁。
从炮弹开始在波黑国家与大学图书馆爆炸的那一刻起，人们就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来拯救这些藏书。图书馆工作人员和萨拉热窝的人民—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犹太人和穆斯林一起组成了一条人链来转移书籍，但只成功拯救了不到10%的藏书。他们如英雄般坚持提供图书馆的服务—尽管条件恶劣，但仍然有100多名学生在围城期间成功完成了博士学位的学习。东方研究所继续举办研讨会和座谈会，工作人员从家中提供这些服务工作。许多团体提供了帮助，其中既包括国际图书馆协会，也包括密歇根大学和哈佛大学图书馆这样的个体图书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很快公开认可了国际社会对于支持图书馆重建的许诺。
图书馆建筑的修复（由该地区的前殖民统治者奥地利捐款资助）是从1996—1997年开始分阶段进行的，最初的目的只是使建筑的结构稳定。1998年7月30日，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莫斯塔尔市联合呼吁修复该市著名的莫斯塔尔古桥(Stari Most)，为南斯拉夫带来了争夺国际资助的竞争力。世界银行将莫斯塔尔古桥视为“整个波斯尼亚的象征”，国际社会向该项目投入了大量重建资源，几乎排除了波斯尼亚的其他所有文化遗产倡议。
与此同时，重建图书馆的项目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政治困难的泥沼中。1999年，欧盟委员会提供了第二批资金，尽管这项工程直到2002年才开始，并于2004年再次停止。战争结束10年后，图书馆仍然是一片废墟，甚至建筑物的所有权也存在争议—它是属于图书馆还是属于萨拉热窝市？双方对于重建后的建筑物应该如何使用有不同的看法。但最终，在西班牙和欧盟的进一步资助下，这座建筑得到了重建，现在是萨拉热窝攻城战中丧生的1.5万人的纪念碑。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造成数十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或失去了所有财产。这场种族清洗震惊了世界，也因此让米洛舍维奇等人来到海牙接受审判，世界对他们的罪行的关注超过了对同时发生的另一场悲剧的关注，即对图书馆和档案馆故意实施的野蛮破坏使该地区的知识和文化记忆丧失。
在波斯尼亚各地策划和实施野蛮袭击的塞尔维亚领导人们，最终在海牙国际刑事法院接受了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审判。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领导人拉多万·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i?)否认他的部队袭击了波黑国家与大学图书馆，反而指责萨拉热窝的穆斯林，声称他们不喜欢图书馆所在的建筑。所幸法院任命了一名拥有揭开这些谎言所需的一切知识的专家顾问：毫不意外，强调图书馆和档案馆在波斯尼亚文化灭绝中的地位的，是一名图书管理员。
哈佛大学美术图书馆的安德拉斯·里德尔梅尔(András Riedlmayer)拥有奥斯曼帝国史博士学位，并对巴尔干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有透彻的了解。他在听到波斯尼亚的图书馆被破坏后立刻主动提出帮助重建，并进行实地考察，在前南斯拉夫各地收集证据。他在该地区考察时有时会面临未清除的地雷或骚乱的危险。里德尔梅尔在为国际刑事法庭工作期间记录了534个位置，对其中一些进行了第一手检查，但对其他地点他则依靠照片、证词和其他形式的书面证据。
里德尔梅尔是为数不多的曾在法庭上直接与米洛舍维奇、拉特科·姆拉迪奇(Ratko Mladi?)、卡拉季奇这样的战争犯面对面的图书管理员之一。里德尔梅尔由于对该地区图书馆和档案馆了解颇深，因此被要求在对米洛舍维奇的审判中作证，当后者否认自己被指控的事件时，他用确凿的事实进行了反击。
国际刑事法庭在成功起诉针对文化遗产的战争罪，特别是针对种族和宗教建筑以及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战争罪方面开辟了新的领域。然而，与袭击和造成的破坏相比，起诉的数量微乎其微，但这确实开创了先例，给人一种正在改正的感觉。图书馆和档案馆往往会在战争的破坏中灰飞烟灭。1954年的《关于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并没有阻止萨拉热窝国家图书馆或波斯尼亚的许多其他图书馆遭到破坏。然而，国际刑事法庭的存在确实导致一些人尝试去隐藏种族灭绝和其他战争罪的证据—这可能表明，这些法律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
曾指挥狙击和轰炸行动，并因此阻碍了图书馆工作人员、消防员和公民拯救国家图书馆藏书的塞尔维亚将军斯坦尼斯拉夫·加里奇(Stanislav Gali?)出现在了法庭上，并于2006年被判处终身监禁。攻城期间加里奇的继任者姆拉迪奇(Mladi?)也于1996年在海牙被起诉，罪名是“故意和肆意破坏宗教和文化建筑……包括……图书馆”，他也于2017年被判处无期徒刑。与他一起出现在被告席上的还有卡拉季奇和米洛舍维奇。米洛舍维奇健康状况不佳，在做出判决之前于2006年去世。尽管法庭将破坏文化遗产罪和危害人类罪联系在一起，但在检方提交的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审判的修正材料中，破坏国家图书馆一事被从事件日程表中删除，而且没有人因破坏国家图书馆而被定罪。
成千上万的历史建筑在战争中被毁。同样丢失的无价书籍、手稿和文件受到的媒体关注要少得多。人们为修复受损藏品和更换受损书籍做出的努力只照顾到了一小部分。国家图书馆内有许多独特的藏书，都是不可替代的。摧毁图书馆打击了波斯尼亚文化的核心，削弱了大学教育下一代的能力。萨拉热窝消防队队长凯南·斯里尼奇(Kenan Slini?)在被问及他和他的手下冒着生命危险拯救图书馆的动机是什么时说：“因为我出生在这里，他们正在烧毁我的一部分。”
萨拉热窝的一所图书馆成功逃脱了被破坏的命运。国家博物馆下属研究图书馆(the research Library)的工作人员一边躲避着狙击手的子弹和平均每天落在这座城市的400发炮弹，一边转移了20万册藏书中的大部分以及博物馆的文物。1993年，博物馆馆长里佐·西亚里奇(Rizo Sijari?)博士在一次手榴弹爆炸中丧生，当时他正试图安排用塑料布盖住博物馆墙壁上的洞，以保护仍然在里面的藏品。
这一英勇的行动使被称为《萨拉热窝哈加达》的希伯来语手稿得救了。这是一份重要的泥金装饰手抄本，拥有悠久而复杂的历史。它于14世纪中叶诞生于西班牙，1497年被驱逐出伊比利亚半岛的犹太人将它带走。《萨拉热窝哈加达》已经成为萨拉热窝和波黑多元文化力量和坚韧的象征，现在是该地区最著名的书籍。它在1894年被波斯尼亚国家博物馆买下之前经过了许多人的手，在许多冲突中幸存了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博物馆的首席图书馆员德尔维什·科尔库特(Dervi? Korkut)把《哈加达》私运出了萨拉热窝，躲避纳粹的搜查。科尔库特把它交给了泽尼卡镇的一名穆斯林神职人员，它被藏在一所清真寺或一个穆斯林家庭的地板下。1992年，《哈加达》的手稿在一次博物馆盗窃中幸存了下来，人们发现它与小偷认为不值钱的众多其他物品一起被扔在地上，后来它被收进了银行的地下保险库里。1995年，波斯尼亚总统为了平息政府为购买武器而出售了《哈加达》的谣言，在一次社区逾越节家宴上将手稿送回了国家博物馆。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可以在这里看到这份手抄本。2017年11月，它被列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的为保护世界文献遗产而创立的世界记忆名录。
波斯尼亚并不是唯一一个近期遭受了文化灭绝的地区。贾夫纳(Jaffna)市在10年前也有相似的遭遇。贾夫纳是斯里兰卡最北端省份的首府，自斯里兰卡1948年脱离英国统治独立以来，僧伽罗人(Sinhalese)和泰米尔人(Tamil)之间的斗争一直是该地区社会的一个鲜明特征。1981年5月，在地方政府选举引发的一场动乱中，200名警察发起了暴乱。
6月1日晚，贾夫纳公共图书馆被烧毁，自建馆以来积累的10万册藏书和1万份手稿全部被毁。虽然斯里兰卡从19世纪初就有了图书馆，但直到1934年贾夫纳公共图书馆建立，斯里兰卡才有了第一座真正的公共图书馆。虽然它搬到了一个新的地点，并于1954—1959年重新投入使用，但到了1981年，它已经成了“贾夫纳的灵魂和人民获得更高教育水平的愿望的一部分”。
泰米尔社区一直非常强调教育的重要性，焚烧图书馆是警察的蓄意行为，目的是恐吓泰米尔人，但也是为了摧毁他们对未来的渴望。正如记者弗朗西斯·惠恩(Francis Wheen)当时所写的那样，图书馆、书店和报社总部的被毁“显然是对泰米尔文化的系统性攻击”。一个泰米尔政治团体声称，斯里兰卡警方摧毁泰米尔人的图书馆是“文化种族灭绝”政策的一部分。斯里兰卡政府将1981年5月和6月的暴力事件归咎于流氓安全部队，并在国际压力下承诺赔偿90万卢比。尽管有这笔额外的资金，但直到2003年贾夫纳市政委员会的23名成员辞职作为抗议，图书馆都没有被重建。2004年，它终于重新开放，并被沿用至今。
在也门，另一种文化也正面临着同样的威胁。也门内战已造成数万人丧生，数十万人沦为难民，也门的图书馆遭到严重破坏。宰德派(Zaydi)社区的图书馆是也门文化生活的一个独特特征，因为他们信仰的知识遗产是由自9世纪以来就一直存在于也门的手稿培育出来的。宰德派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一个分支（除此之外只存在于伊朗北部的里海地区），在也门的山区最盛。宰德派社区拥护胡塞运动(Houthis)—一个被沙特领导的（且在2018年12月之前由美国支持的）联军反对的反政府武装组织。
正如其图书馆的手稿中所反映的，宰德派的知识传统特别丰富，因为该教派对非什叶派思想有开放的态度，并且坐落在也门，因此能方便地迎接来自阿拉伯半岛、北非和印度洋地区的穆斯林群体。宰德派保留了穆尔太齐赖派(Mu’tazilites)的教义，后者是一个中世纪的伊斯兰理性主义思想流派，提倡将人类理性用作一种获取神圣智慧的方式。宰德派图书馆被摧毁部分是由战争的普遍破坏造成的，图书馆被交火无差别地伤害。尽管在也门经历过的各种冲突中，抢劫和破坏已是常事，但大部分破坏都是有意为之，是萨拉菲(Salafi)武装分子宗派仇恨的结果。
图书馆员们正在利用数字技术阻止知识的永久流失。在安德拉斯·里德尔梅尔到海牙国际刑事法庭作证之前，他一直在勇敢地试图通过“波斯尼亚手稿收集项目”重建波斯尼亚的多家图书馆。里德尔梅尔和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员追踪在波斯尼亚图书馆中被毁的手稿（特别是萨拉热窝东方研究所图书馆的丰富藏书）的副本。其中一些副本（大部分在缩微胶片上）在一些机构图书馆中被找到了，一些则是在学者的私人工作用藏书中找到的。里德尔梅尔和他的同事对这些副本进行了数字扫描。只有一小部分手稿通过这种方式被找回了，而副本在重要性上也不及原件。但作为帮助机构恢复和让知识服务波斯尼亚当地社区的一种方式，这个项目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数字化和复制也在也门发挥着作用。由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与明尼苏达州科勒格维尔圣约翰大学希尔博物馆和手稿图书馆联合开展的一个项目，正在也门和世界上各个收集宰德派手稿的地方将宰德派手稿数字化。与美国倡议合作的数字化项目已在欧洲国家获得资助，其中包括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和荷兰。为了帮助保护宰德派手稿文化，总共超过1.5万卷的书籍将被数字化保留，并向公众开放，以此提高宰德派群体的知名度，并突出这一罕见的人类知识分支的重要性。
这些受到威胁的宰德派手稿中包含着一个自10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的社区的文化记忆。一个在扎法尔(Zafār)由伊玛目曼苏尔（Imam al-Mansūr bi-LLāh‘Abd Allāh b. Hamza，任期为1187—1217年）建立的图书馆或多或少存活到了今天，尽管它的藏书现在存于萨那(San‘ā)清真寺内。面对一场由强大力量发动的暴力战争，这种独特的文化面临着被抹去的危险。但不管这些威胁有多可怕，人们对知识的保护不会停止。
博德利图书馆的一份埃塞俄比亚手稿，旁边是英籍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人社群成员，2019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