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德利韦斯顿图书馆的温湿度控制书库里，放置现代藏书的书架错综复杂，其中有一小批书架存放着博德利图书馆最早的一组藏书，它们于1599年来到了这里，当时托马斯·博德利爵士对他的图书馆的构想正在成形。这组特别的藏书是他的朋友，精力充沛的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Robert Devereux)赠送的。德弗罗当时是英格兰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一个书生气十足的朝臣，一度是女王的亲信。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你会发现它是用黑色皮革装订的，封面上印有金色的纹章，而这个纹章并不是你有可能以为的德弗罗的纹章，而是法鲁主教（Bishop of Faro，法鲁位于今葡萄牙）的纹章。
旅游指南将法鲁描述为“一个繁荣、繁忙的城市”，主教座堂周围的区域具有“令人愉悦的不均匀空间”，主教座堂具有哥特式的“骨骼”。在其附近，主教的宅邸伫立在法鲁的老城区。旅游指南还指出，“主教的图书馆被埃塞克斯伯爵掠夺，其藏书构成了牛津博德利图书馆的核心”。
窃取知识的行为由来已久。图书馆和档案馆的藏书有时就包含在战争和领土争端中被掠夺来的资料。这种侵占像烧毁图书馆或档案馆一样直接剥夺了受害社区自身获取知识的机会。温斯顿·丘吉尔有可能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句名言，但历史是通过获取知识来书写的。这一章要讨论的是对历史的控制，以及文化和政治认同的问题。
牛津现在藏有这么多古籍，这一事实引出了一系列有趣的问题。像法鲁主教的图书馆这样的知识实体什么时候会成为合理的政治目标？把它们从最初所属的社区移走算不算一种破坏行为？类似的问题也围绕着博物馆中通过帝国的探索旅行带回欧洲的物品—比如欧洲各地的博物馆都有的贝宁青铜器(the Benin bronzes)，这是当今博物馆界探讨的话题。
法鲁主教的藏书是通过一条不同寻常的路线来到博德利图书馆的—它是英格兰与西班牙断断续续的冲突时期(1585—1604)的战利品。两国的冲突涉及许多因素，其一是宗教—西班牙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并试图把天主教信仰强加给英格兰。英格兰当时刚刚背弃了天主教和罗马的宗教领导，成立了英格兰国教，这是基督教的一个新教分支，由君主而非教皇担任领袖。伊丽莎白一世的前任女王，信奉天主教的玛丽一世的丈夫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这段婚姻在英格兰引起了很多反感，而伊丽莎白的大部分外交政策都是为了削弱西班牙在全球范围的权力。反过来，西班牙人也一直把英格兰当作其帝国目标的潜在对手。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在1587年对西班牙海军的一系列攻击有一个出名的绰号，“烧焦西班牙国王的胡子”。1588年，西班牙入侵未遂，这些小规模冲突终于演变成公开战争。这场战争变成了一场围绕大西洋的帝国主义冲突，两国在这场冲突中试图控制海洋，从而成为殖民帝国以推动自己的经济实力。西班牙已经展示了对海洋的控制如何能将一个国家变成一个全球帝国，给它带来非凡的财富。英格兰不仅看到了捍卫其宗教立场的机会，还看到了走得更远的机会。在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10年后，英格兰仍然在使用海军攻击和防御西班牙。
在这些持续不断的小规模冲突中，宗教、政治和贸易问题交织在一起，英格兰宫廷的一些主要人物也牵涉其中。1596年6月3日晚，罗伯特·德弗罗率领的一支远征队从普利茅斯驶往西班牙，他从西班牙得到情报说，西班牙正在计划再次入侵英格兰，今年早些时候西班牙对康沃尔(Cornwall)的突袭加剧了人们的恐慌。舰队于6月21日抵达加的斯港(the port of Cadiz)。埃塞克斯是第一个带着他的部队登陆的人，他们在一次突袭中攻占了这座城市。几天后，他们的衣服上仍然散发着燃烧的加的斯港的烟味，埃塞克斯突袭部队向西航行，在旁边的阿尔加维的法鲁港重演了这一幕。着陆后不久，当时的一篇记载描述埃塞克斯“在主教的房子里安营扎寨”。在宫殿里，埃塞克斯和他的突袭小组发现了费尔南多·马丁斯·马什卡雷尼亚什主教(Bishop Fernando Martins Mascarenhas)的图书馆，并从里面挑选了满满一箱印刷书籍，这些书的封面上都压印有主教的纹章。他们把这些书带出了宫殿图书馆，并把它们和其他各种掠夺来的物品一起装上了船。
远征队一回到英格兰，埃塞克斯就把这些藏书赠送给了托马斯·博德利爵士的新图书馆。这些书被放在新设计的书架上，并被列入1605年出版的博德利图书馆的第一本印刷目录。在埃塞克斯、博德利和国内的其他人看来，这些书会是合法的“战利品”。英格兰与西班牙帝国处于战争状态，不仅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宗教，也是为了保卫领土。马什卡雷尼亚什同时也是臭名昭著的西班牙大审判官，负责宗教强制执行，因此可能负责监督了对英格兰水手施加的酷刑。这位主教还负责西班牙的书籍审查，他授权编制了一份因宗教原因而被降罪的作者名单，即1624年在里斯本发布的《须记住的有罪作者名录》(Index Auctorum Damnatae Memoriae)，这份列表是《禁书索引》的变体，集中记录了其中被禁的书的作者，后者最初于1546年在位于鲁汶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授权下编制。
在命运的奇特转折下，西班牙的这份“索引”给博德利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托马斯·詹姆斯带来了灵感。詹姆斯形容这些书是出于“神的旨意”被送到他的图书馆的，并指出其中一些书“所有书页被粘在一起，字句上有墨水渍，书都被糟蹋得一塌糊涂”。他说，仅仅是看到这些书，“任何人都会为之心痛”—这必然是一个真正爱书的人说的话，同时也是一个狂热的新教徒爱书人说的话。詹姆斯对这份天主教索引的编写者希望其读者无法阅读的书籍特别感兴趣。事实上，它成了博德利图书馆新增书目的想法来源。1627年，博德利图书馆出版了一份《禁书索引》中所有博德利图书馆没有的书的清单，这些书也就是部分詹姆斯最想获得的书。
这些书如今仍然在博德利图书馆的书架上，在419年的时间里只移动了几码，它们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并一直向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开放。然而，托马斯·詹姆斯的名字被列入了1632年版的西班牙禁书索引，即《新禁书及被肃清书索引》(Novus librorum prohibitorum et expuratorum index)，因此他的作品在西班牙被禁止阅读。马什卡雷尼亚什再也没有拿回他的书，但也许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了某种报复。
虽然夺取法鲁主教的藏书是一次投机行为，不是那次远征的主要目标，但偷窃帕拉蒂那图书馆［Bibliotheca Palatina，帕拉蒂诺选帝侯(the Prince Electors Palatine)的图书馆，存于德国海德堡市］肯定是有预谋的。帕拉蒂那图书馆是16世纪最享有盛名的图书馆之一，也是公民、地区和新教徒骄傲的中心。在宗教改革期间，海德堡市的人民站出来支持新教改革者。信奉加尔文主义的难民被迎进了城市和大学中。1563年，海德堡《教义问答》(Heidelberg Catechism)就在这里颁布，正式声明了整个帕拉蒂那地区的新教信仰。该图书馆是通过宗教改革的掠夺而建立的，它在某些方面反映了书籍从修道院图书馆到世俗图书馆的转移，并收藏了许多手稿。这些手稿以前放在海德堡以北的洛尔施隐修院(Abbey of Lorsch)，隐修院于1557年被查封。洛尔施隐修院的宝藏中有著名的“黄金手抄本”(Codex Aureus)或另称为“洛尔施福音书”(the Lorsch Gospels)，这是一份华美的8世纪末泥金装饰手抄本，也见证了查理曼宫廷的艺术力量。
1622年，当海德堡被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天主教联盟占领时，教皇额我略十五世作为第一位耶稣会训练出身的教皇，知道图书馆的知识价值，他看到了一个能大大丰富罗马的教廷图书馆即梵蒂冈宗座图书馆(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的机会。额我略教皇安排把帕拉蒂诺选帝侯，即神圣罗马皇帝的五名选举人之一的权力职位移交给马克西米利安。这是马克西米利安的凯旋，在占领这座城市后，马克西米利安在5天之内把图书馆赠送给了额我略教皇，作为一份奢侈的感谢礼，并写道，他将图书馆“作为一份战利品，并以表达我无上的顺从和应有的爱意”赠送给教皇。最终，这些书被转移到了罗马—图书馆的书架被砍成一片一片，做成了打包盒。他们改造了梵蒂冈图书馆，增加了3500份手稿和5000本印刷书籍，使藏书数量几乎翻了一番；除了中世纪手稿，图书馆还收入了同时代的新教文献，后者有实际用途，能帮助教皇建立反驳新教的论点。图书馆的移除象征着权力的转移：异端的“武器库“被转移到正统信仰的中心，从而失去了火力。今天在梵蒂冈图书馆漫步，你仍然可以看到当时新增藏书的题目：“帕拉蒂那拉丁语手抄本”（Codices Palatini Latini，洛尔施福音书就在这个区域）和“帕拉蒂那希腊语手抄本”(Codices Palatini Greci)，这些书来自帕拉蒂那图书馆。
正如法鲁主教图书馆和帕拉蒂那图书馆的命运所显示的，强行将图书和文献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的做法由来已久。最近，这种文件被称为“离散或被迁移”的档案。这些文件的命运—其中一些为了掩盖管理不善和滥用权力的证据而被销毁，另一些则被带离前殖民地，并被带回欧洲—成了谁控制着前殖民地历史的关键问题：是新独立的国家还是前殖民政权？
对于在18世纪和19世纪将其影响力扩散到全球的欧洲国家来说，帝国的遗产以许多形式存在。殖民地通常是作为母国的行政部门来管理的，许多殖民地的行政人员是为任务出勤的人，而不是殖民领土的本土公民。档案是殖民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件往往非常详细地记录了殖民政府的行为，记录的严谨程度往往会反映出控制的级别/程度。因此，前殖民地的去殖民化和独立进程令这些记录变得至关重要。它们记录了殖民政府经常令人尴尬的行为，从而使自身成了销毁的目标，但是它们也是一个新国家的历史和身份的宝贵来源，值得保存。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西方的档案实践随着“档案顺序”和“档案完整性”的概念而进化了。这一思想源于英国档案学家希拉里·詹金森爵士(Sir Hilary Jenkinson, 1882—1961)的著作，他的方法至今仍然是现代档案实践的核心。档案的顺序应随档案所记录的行政结构的发展而变化。按照惯例，殖民地的档案被视作殖民政权的档案的一部分。正常的记录保存做法包括，当该部门关闭时，使用既定的程序—查看保留和处理安排，并决定哪些文件应该归还给保留在母国的母本档案。在过去7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导致了一系列极具争议性的问题，一些新独立的国家与它的前殖民者因此对立起来，其中历史叙述的正当性是异议的核心。
这类争议对不列颠来说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的帝国是欧洲各国中最大的。在殖民地独立之前从殖民地转移档案，导致大量“迁移”档案返回英国，由政府内部的母机构—外交与殖民局档案馆(the Foreign and Colonial Office, FCO 141)保管。多年来，这些记录的存在要么被否认，要么充其量是官员们闪烁其词的评论的对象，但现在这一庞大的知识实体已被正式和公开承认，它们被转移到英国国家档案馆，被编目，并向学者们开放。除了这些“迁移”档案外，还有许多故意销毁的案例，有时是行政人员按照可接受的记录管理程序进行的，但有时也是为了隐藏前殖民政府官员令人发指的行为的证据—这些行为如果被曝光，将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和外交后果。
评估记录的过程包括选择一些记录销毁或归还，并不一定意味着隐藏证据的邪恶意图。销毁记录并不一定是为了保护某些人的声誉或隐藏不当行为的证据。一个政府部门产生的记录并不是全都可以保存—这样做是疯狂的，而且是价格高昂无法负担的疯狂。以前旨在帮助管理公共记录的法规允许处置掉无价值的记录，特别是在殖民地部(the Colonial Office)，因为到了20世纪初，殖民地部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产生了大量协助政治中心伦敦有效管理帝国的文件。今天的国家档案馆通常只保留一个政府部门所产生记录的2%—5%，这是当时处理殖民记录采用的标准。在档案室（存储和跟踪行政人员需要的记录的部门）工作的办事员会例行公事，应用他们收到的关于保留记录的指导意见，并销毁目前在行政管理中不再需要的，或者他们认为对历史学家没有任何长期价值的记录。这些决定通常会受到更为务实的考虑的影响—他们有足够的空间来存放不需要的文件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大国的许多殖民地发起了争取独立的运动。这一过程尤其影响到了英国、比利时、荷兰和法国。在决定如何处理这些记录时，殖民行政当局必须做出决定：他们是应该销毁自己已不再需要的材料，还是应该将其移交给新独立的政府，抑或是应该将其送回母国？
英国前殖民地独立进程的第一个重大事件是1947年印度独立，紧随其后的是次年独立的锡兰（斯里兰卡）。在独立之前的时间里，所有记录都被转移回了伦敦的外交和联邦事务部，而不是逐个文件地进行评估，这应该发生在任何文件被归还之前。锡兰警察特别分局的负责人在将记录送回伦敦的过程中，惊讶地发现在被送回的大量材料中还有他自己的文件。
马来西亚于1957年脱离英国独立。1954年在吉隆坡，马来西亚殖民政府的主档案室已经过满，大量的记录被销毁，因为它们被认为是重复的，其中许多可以追溯到19世纪。在这一过程中，有关马来西亚早期历史的重要知识丢失了。多亏了历史学家爱德华·汉普希尔(Edward Hampshire)的工作，我们知道其中一些记录是因更险恶的原因而被销毁的。他发现了一份为马来西亚的殖民行政当局提供指导的文件，强调了那些“不应该留在马来亚人手中的文件”，这些文件反映了“英国政府不想让联邦政府知道的政策或观点”，更糟糕的是那些“在讨论马来西亚的问题和人物时可能带有冒犯性描述”的文件。
因此，销毁档案是为了掩盖前殖民地官员的种族歧视和带有偏见的行为。5卡车文件被运到了新加坡（当时新加坡仍然是英国殖民地），并在那里的皇家海军焚化炉中被销毁。就连这一过程也充满了殖民焦虑：驻吉隆坡的英国高级专员带着典型的英国式轻描淡写道，“为了避免加剧英国政府与那些可能不太通情达理的马来西亚人之间的关系恶化，我们费尽周折谨慎地进行了这次行动”。有趣的是，人们后来发现了一张纸条，纸条透露出，殖民地部希望马来西亚新政府继承大部分完整的记录，特别是为了确保“在历史材料方面，英国人不能因为历史目的而遭受抢劫档案的指控，以及这些材料应该留给马来西亚历史学家研究”。根据汉普希尔的说法，这一指导方针之所以没有被遵守，是因为当地官员固有的保守主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前殖民地试图了解他们的历史，被迁移的档案变得更具争议性。1963年，就在肯尼亚独立之前，在内罗毕政府大楼工作的一名办事员在草坪上的火盆里烧毁了许多捆文件。许多记录了残酷镇压茅茅起义(Mau Mau insurgency)的记录在那里被销毁，以防止它们落入新政府手中。其中一些材料被带回了英国，进入了著名的外交与殖民局档案馆。直到2011年，参与过茅茅起义的退伍军人提起高等法院诉讼，要求英国政府赔偿，这些在1963年11月被装进4个板条箱里的1500份文件才公之于众。直到2014年，这些记录才被评估、编目并移交给英国国家档案馆。被英国人委婉地称为“肯尼亚紧急状态”的茅茅起义迫使人们对肯尼亚保存的记录采取行动，这些记录的保留和处置过程中固有的种族主义：只有属于“欧洲血统的大英子民”的军官才有权决定这些记录该保留还是销毁。言下之意是，让非洲人决定自己历史的命运是“不安全的”。
这些情况并不仅限于英国。其他欧洲殖民政权也经历了非常类似的过程。例如，在东南亚，当荷兰当局对迫在眉睫的民族主义和独立浪潮最后一搏时，档案是荷兰人紧紧攥住的权力象征之一—他们创建了他们自己的外交与殖民局档案馆，叫作普林戈迪多档案(Pringgodigdo Archive)，这是一组与荷兰伞兵在1948年控制的一起民族主义行动有关的文件，荷兰军事情报机构对此进行了详细分析。这组文件的成形是为了支持一场抹黑独立斗士的政治运动，以发展对打击叛乱分子的战争的支持。最终，它未能使事情的走向按照荷兰人的期望发展。最终印尼获得独立，一段时间后，印尼与荷兰政府达成和解。印尼政府开始寻求西方国家，特别是荷兰的经济和政治支持，作为这一过程的一部分，两国还达成了一项文化协议，允许印尼档案人员在荷兰接受培训，这预示着更高程度的合作。最终，普林戈迪多档案被重新发现，尽管人们认为它已丢失多年。档案于1987年被归还给了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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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和荷兰的例子中，都是前殖民地占据了上风。是他们的行政人员决定了哪些文件应该销毁，哪些文件应该迁回母国。即使在那时，人们对有争议的文件存在的了解也被故意隐瞒，整个系列的记录都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甚至它们的存在也被官方否认。
20世纪50年代末，法国人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Aix-en-Provence)建立了法国档案馆(Archives de France)的一个边远分部，称为法国海外档案馆(the French Ocerseas Archive, AOM)，其明确目标是将现已不复存在的政府部门的档案与从“前殖民地和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并不被法国人正式视为殖民地，而是被视为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转移过来的档案统一起来。法国档案馆普罗旺斯分部的第一任馆长是曾担任阿尔及尔档案馆馆长的皮埃尔·布瓦耶(Pierre Boyer)，他于1962年上任，即阿尔及利亚独立的那一年。馆内有大量档案—8.5千米的档案被存放进新馆，随后在1986年和1996年进行了扩建。最初的工作人员团队很小，只有布瓦耶和其他3人，他们最初得到了法国外籍军团的一队士兵的支持。法国外籍军团是著名的军事单位，在19世纪法国殖民扩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座新的档案馆与法国的殖民经历无比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布瓦耶本人在阿尔及尔独立前参与了档案的破坏，1962年6月，他乘船进入阿尔及尔湾，试图将30箱警方记录沉入海底，这一事件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他发现这些箱子不会消失在海浪中，于是把它们浇上汽油烧了。想必这些文件不是仅仅因为占用了太多空间而被这样处理的。如果这些内容落入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手中，那肯定是极具争议性的，会严重威胁法国的声誉。在此几天前，秘密军（OAS，试图阻止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法国殖民者秘密恐怖组织）放火烧了阿尔及尔大学图书馆。这几个纸箱只是在阿尔及利亚被销毁的不可知文件的冰山一角，但数以万计的文件被送去了法国，大多数文件可能最终被送到了布瓦耶在艾克斯运营的新馆。但由于当时法国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的声明—“这些档案是我们国家遗产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国家主权的组成部分”，更多的文件散布在其他政府部门（如国防部）的库藏（有序的一组组文件）中。所有这些文件后来都陆续被独立的阿尔及利亚政府收回。
随着阿尔及利亚在2012年庆祝独立50周年—一个反思历史和庆祝国家建设的合适时机，档案问题在该国变得更加激烈了。国家档案资料的缺失变得越来越明显，暴露了关于独立斗争的不同历史叙述。阿尔及利亚希望，归还档案可能有助于避免更严重的社会冲突。
离散和被迁移的档案仍然是前殖民地和它们的前殖民统治者之间的一个主要问题。即使在今天，殖民政权和前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也依然很复杂。罗得西亚军队的档案在津巴布韦独立时被从罗得西亚转移，并在南非保留了一段时间。这些档案多年来一直存放在布里斯托尔的一家私营博物馆：大英帝国和英联邦博物馆(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 Museum)，但当该机构因缺乏资金而关闭时，其中的藏品便无人照管了。津巴布韦国家档案馆声称，那些档案是他们国家遗产的一部分，当时是被非法转移的，国际学术界和津巴布韦公民仍然无法接触到这一重要的历史资料。对此案的主要担忧之一是，这些记录揭示了军队在津巴布韦独立前的行为细节，而这些细节可能会对军队的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2019年夏天，博德利图书馆举办了一场手稿展览，这些手稿来自规模虽小但意义重大的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馆藏。展出的手稿揭示了该地区历史、文化、语言和宗教的有趣信息。在这些手稿中，有一些是被称为“马格达拉宝藏”(Magdala Treasure)的部分手稿。
英国在埃塞俄比亚的马格达拉远征(1867—1868)在许多方面都值得注意。英属印度陆军［由罗伯特·内皮尔爵士(Sir Robert Napier)指挥］入侵埃塞俄比亚，以营救被特沃德罗斯二世皇帝(Emperor Tewodros Ⅱ)劫持为人质的英国公务员和传教士。特沃德罗斯对维多利亚女王没有回复他的一封信感到愤怒。最后人质获释，埃塞俄比亚军队被歼灭，1868年4月，马格达拉要塞被攻陷洗劫，皇帝自杀身亡。英属印度陆军之后很快就离开了。
埃塞俄比亚的艺术珍宝和文化手工艺品遭到了大范围的掠夺。根据一份记述，战利品需要15头大象和200头骡子来运走。一位同时代的目击者格哈德·罗尔夫斯(Gerhard Rohlfs)报告说，
……我们来到国王自己的房间，这里的士兵已经把一切都拆毁了，成堆的各种物品乱七八糟地散落在那里……这简直就是一家大型的普通旧货铺子……当时我们不知道，当英国军队占领一座城市时，落入军队手中的所有货物都是他们的财产，会为了集体利益而出售。
在马格达拉洗劫而来的物品进入了国家和私人收藏。大部分书籍和手稿进入了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现大英图书馆）、博德利图书馆、曼彻斯特的约翰·赖兰兹图书馆（现在是曼彻斯特大学图书馆的一部分）、剑桥大学图书馆和一些较小的英国图书馆藏。特沃德罗斯的图书馆被盗相当于剥夺了埃塞俄比亚的国家文化、艺术和宗教珍宝。人们一再呼吁将“马格达拉宝藏”（特沃德罗斯图书馆的俗称）归还给埃塞俄比亚。
离散的图书馆藏书可以在支持文化认同方面发挥积极作用。2019年8月，英国埃塞俄比亚人和厄立特里亚人群体的数千人（包括埃塞俄比亚驻英格兰大使）参观了博德利图书馆的展览，但展览没有提到马格达拉，尽管展出的其中一份手稿是被掠夺的珍宝之一。这次策展的不是博德利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而是居住在英国的埃塞俄比亚人和厄立特里亚人群体的成员。策展团队的成员当然都知道马格达拉问题和其他掠夺及帝国主义行为的例子，但展览中的说明文字并没有提到这些历史。他们专注于个人对手稿的反应，通常是非常感性的反应，旨在唤起童年记忆和在非洲的经历，或者是非洲裔但生活在英国和作为英国人的经历。掠夺问题并不是被故意绕开的，而是展览把重点放在了这些人和手稿之间的接触（也有一份附带的目录明确地谈到了手稿的出处）。展览展示了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文化，这对策展团队来说是非常积极的，他们不希望有任何事情盖过这一赞颂手稿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的重要性的机会。
将知识从一个社区中移除，即使该知识没有被破坏，也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历史叙述可以被控制和操纵，而且当一个社区无法接触到自己的历史时，其文化和政治认同可能会受到严重破坏。许多欧洲政权的前殖民地已经独立了几十年，其中一些国家仍然担心自己的历史将继续被锁在外国的资料储藏间里。被移除这些材料的社区应该被允许再次控制其历史的叙述，这是至关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