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全球各地的专制政权一直通过文献史料保持着对人民的控制。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以提高税收为目的的记录保存可能是政权对人民实施全面监视的第一个例子。诺曼人在1066年征服不列颠后，新政权对土地进行了调查，以了解土地是如何被分配的、各种财产的所属人都是谁，以及这些人在哪儿。这被记录在了一系列文件中，其中最著名的是《末日审判书》(the Domesday Book)。最后，政府使用秘密监视来维持控制。在法国大革命、纳粹德国和苏联期间，公民受到严密的监视和详细的记录，这些文件使严厉的控制得以实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控制着东德和半个柏林。东德在接下来的45年里成了冷战的前线。1950年2月8日，共产主义政权成立了一个国家安全组织—国家安全部，即史塔西(the Stasi)。史塔西是东德的秘密警察、情报机构和犯罪调查机构，最终有27万人为其效力，其中包括18万名密探或“非官方合作者”。它几乎监视了东德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开展了国际间谍行动。它保存着大约560万人的档案，积累了一个巨大的档案库，保存的文件总共长达111千米。除了书面文件，档案库中还有照片、幻灯片、胶片和录音等视听材料。史塔西甚至有一份汗液和体味样本的档案，是由史塔西的官员在审讯期间收集的。
1989年12月3日，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中央委员会被取消后，史塔西成了极权统治最后的堡垒。在东德各地，以新论坛为首的各个政治组织开始担心史塔西可能会烧毁他们的记录和文件，以掩盖他们的活动。12月4日上午，当地政治团体察觉到爱尔福特的史塔西区总部的烟囱冒出了烟，断定史塔西一定是在销毁文件。在其他公民的帮助下，一个叫“争取变革的妇女”(Frauen für Ver?nderung)的妇女团体占领了史塔西妥善保管文件的总部大楼和旁边的史塔西还押监狱。这一行动促使东德各地的史塔西大楼也被占领。1990年1月15日，公民进入了位于柏林的史塔西总部。统一的德国政府很快就承担起了对这些记录的责任，1991年12月通过的《史塔西记录法案》(Stasi Records Act)给予了人们查看这些记录的权利。截至2015年1月，已有超过700万人申请查看自己的史塔西档案。
事实证明，东德的史塔西启发了中欧、东欧和中东其他专制政权使用监视和文件记录。随后这些档案的使用也将成为这些记录被用来治愈一个破碎的社会的例子。
档案作为社会秩序、控制历史和表达国家与文化认同的核心问题，在21世纪仍然受到急切的关注。在我写这本书时，现代伊拉克的一大部分国家档案都在美国—这个仍然被许多伊拉克人视为敌国的国家。要想透彻理解自1968年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上台以来，影响了伊拉克及其整个周边地区的命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动荡事件，这些文件至关重要，但是它们也可以达到帮助伊拉克解决数十年的内战的有益的社会目的。
这些档案中最重要的是复兴党的档案。阿拉伯复兴社会党(Hizb al-Ba’ath al-’Arabī al-I?tirākī)是伊拉克35年以来政治和政府事务中的唯一主导。从1979年就任总统到2003年4月下台，萨达姆·侯赛因利用复兴社会党的组织和资源对国家实施了极端的控制，主要是依靠国家安全组织，这些组织支持监视公民、检举文化，以及武力镇压任何他们所认为的持不同政见者。
在萨达姆·侯赛因掌权期间，东德的史塔西在不同时期为这些组织提供了培训和指导，尽管方式比复兴社会党的伊拉克人所希望的要有限得多。1968年复兴党掌权后，伊拉克人联系了史塔西。史塔西训练伊拉克官员进行秘密监视（特别是窃听）、使用隐显墨水和解码通信，以及保护高级政治官员。
由于国际社会对伊拉克的持续兴趣，复兴党的档案已经被转移到美国，但这次转移也是由于少数人的影响，这些人的热情和决心对它们的保护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经常面临着严厉的批评，有时甚至还冒着生命危险。
第一组档案与科威特有关。1990年，萨达姆·侯赛因以闪电般的速度入侵了科威特：在24小时内就占领了整个国家。入侵之后，伊拉克宣布科威特成为伊拉克的一个省，正式并入本国。这次入侵遭到了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1990年11月，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之前撤军，并授权外界可以在伊拉克不遵守的情况下使用武力。联合国军的攻击于1991年1月16日开始，随后2月28日，科威特被从伊拉克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伊拉克军队匆忙撤离科威特时留下了大量文件。这些文件被带到了美国，被美国国防部数字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的一部分已经被撤销了密级。科威特材料的数字文件最终被送到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在那里被命名为“科威特数据集”(Kuwait Dataset)。
1991年爆发的库尔德起义紧随科威特的灾难，是伊拉克复兴社会党政府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之间数十年摩擦导致的。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被库尔德斯坦民主党称为“种族主义灭绝战争”的伊拉克袭击，即“安法尔屠杀”(Anfal)由于过于凶残，成为一起国际事件。库尔德人的村庄经常遭到炮击和轰炸，使用的武器包括凝固汽油弹和毒气。作为回应，库尔德部队利用第一次海湾战争后伊拉克遭受的国际压力，将伊拉克人赶出自己的领地，他们占领了一些行政中心，包括伊拉克北部苏莱曼尼亚、达霍克和埃尔比勒的复兴社会党地区指挥中心。在这一过程中，库尔德人缴获了数百万份行政记录，据估计总重达惊人的18吨。库尔德人知道这些文件的价值，将它们转移到了库尔德斯坦的偏远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洞穴中安全保管。这些文件的保存状况很差—它们被塞进麻袋和弹药箱里，已经完全失去了一切“档案秩序”，但这些文件将对世界事务和伊拉克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1991年11月，卡纳安·马基亚前往了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控制的地区。马基亚是一名伊拉克侨民，他是伊拉克档案故事中的核心人物。通过他，这些记录档案在日后成了国际政治的中心，并决定了伊拉克几十年的历史。马基亚的行为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方面，他将档案作为其运动的核心，作为揭露不公正、恐怖和残酷统治的证据，并促使国际社会站出来采取行动：他之后会发展出他所说的对档案的“执念”。
马基亚的父母在20世纪70年代逃离伊拉克，他的父亲与极权政府发生了冲突，于是将自己的建筑业务搬到了伦敦。马基亚的父母逃离巴格达时，他正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建筑学。在伦敦，他与持不同政见者的团体往来，甚至共同创办了一家阿拉伯语书店，帮助传播有关中东的出版物—不光关于经典阿拉伯文化的，更有关于时事的，因为他认为当时西方正“淹没在谎言的海洋中”，无法看到萨达姆·侯赛因领导下的伊拉克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真相。
1989年，卡纳安·马基亚以萨米尔·阿勒哈利勒(Samir al-Khalil)的笔名出版了一本名为《恐惧之国》(Republic of Fear)的书。在这本书中，他不仅利用了在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中传播的资源，还利用了大英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的资源，以揭露萨达姆统治下伊拉克的暴政。在后来的版本上，他署了自己的本名，然后立即成了伊拉克政权的主要反对者。1991年，这本书重新发行了平装本，随着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书的内容和当下的政治局势变得息息相关，人们又开始读这本书，使其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从此以后，马基亚成了反对伊拉克政权的一个关键知识分子。
马基亚被库尔德人视为盟友，他们向他展示了一些文件，他开始意识到这些文件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能够帮助人们意识到库尔德人的人权所遭受的侵犯。正如他所说，他早先的书“就像一个医生只根据外部症状诊断一个人得了什么病。这些文件则能够让医生检查病人的身体内部”。
主要的几组档案都在库尔德同盟政治组织—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和库尔德斯坦民主党的控制之下，对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的共同憎恨使他们联合了起来。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逐步意识到，将这些档案移交给美国可以提高他们组织的地位。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允许这些文件通过土耳其的一个空军基地被空运出库尔德人控制的伊拉克北部，并交由美国国家档案馆保管。档案管理员随后开始工作，将它们重新安置在了1842个档案盒中，由美国国防情报局和中东观察的工作人员在约斯特·希尔特曼(Joost Hiltermann)的指导下安全地处理这些文件。截至1994年底，希尔特曼的团队已经完成了550万份文件的数字化。此时，这些文件已被作为一份档案对待了。1997年，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将这些文件（以及数字文件的一份副本）移交给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保管。转移是在卡南纳安·马基亚所坚持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些文件的合法所有权属于伊拉克人民，暂由美国保管，直到伊拉克有一个愿意将它们保存在一个类似于德国所建立的那种档案馆的地方，他指的是像德国一样档案馆向公众开放史塔西的档案。
1992年，卡纳安·马基亚在哈佛大学中东研究中心成立了一个名为“伊拉克研究和记录项目”（Iraq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 Project，简称IRDP）的小型研究小组，并安排将大多数文件（但并不是所有）的数字化副本交给IRDP。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数字化文件进入了一个数据库系统，并添加了元数据：个人姓名、发起部门、关键事件日期和内容摘要。IRDP网站在1999年自豪地宣布，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公开的伊拉克档案集”。马基亚的目的是让这些档案得到研究和分析，从而造福伊拉克社会。由于在伊拉克北部，人民的人权每天都在受到侵犯，这一更广泛的社会目的因此变得更加紧迫，这是他的目的的核心：提供证实这些不公正的证据，让更多人认识到库尔德人民的处境，以便向国际社会施加压力，要求其进行干预。然而，一个道德困境很快变得明显。公布原始文件威胁到了伊拉克人的生命，因为将这些文件以可搜索的形式放在网上，会将许多人的姓名和个人详细信息暴露给那些可能对他们造成伤害的势力。他决定，从公共网站上删除所有泄露个人详细信息的文件。
马基亚对伊拉克政权变更的主张是通过他从库尔德人那里获取的档案中收集的信息而形成的，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美国外交政策圈中变得非常有影响力。随着美国开始倾向于发起第二次海湾战争和强行推翻萨达姆和复兴社会党，他成了白宫听取的声音之一。美国的伊拉克档案馆开始搜索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线索。马基亚对伊拉克政权的热情观点开始有了实质性影响，使华盛顿的态度日渐强硬。
对马基亚来说，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在一个广受欢迎的时事电视节目《现在》(Now)中亮相，该节目由美国资深政治评论员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和历史学家西蒙·沙马(Simon Schama)主持。他在节目中敦促进行第二次海湾战争，并为战后成功过渡提供了极为充分的道德理由。这期节目于2003年3月17日播出，直接切入了当时的热门话题：预期中的入侵伊拉克。马基亚对莫耶斯说：“美国军队进入伊拉克并不是为了摧毁，而是为了建设。”主持人询问他有关伊拉克国内不公正行为的证据，他提到了档案，回答说：“我们有大量的证据。我有失踪人员的名单。我刚刚说过，自1980年以来，有150万人，伊拉克人，被该政权暴力杀害。”之后在节目中，莫耶斯向他提出了那个无解而重要的问题：“你确信战争是正确的选择吗？”马基亚回答说：“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一场战争已经开始了。这是一场对伊拉克人民发动的战争。”这样的主张在政府圈子里影响很大。战争前夕，卡纳安·马基亚与美国领导人进行了密切的联系，乔治·布什亲自通知他，美国将会入侵。不到一个月后，美军入侵了伊拉克，马基亚和总统一起在总统办公室观看了入侵的实况。他对即将随之而来的混乱毫无准备。
“古代档案在巴格达图书馆的大火中一去不返。”《卫报》于2003年4月15日宣布。报道称：“昨日，大火吞噬了巴格达国家图书馆，摧毁了有几百年历史的手稿，五角大楼承认，尽管美国考古学家几个月来一直发出警告，但他们依然对大规模的文物掠夺事件措手不及。”随着入侵的继续，人们的注意力从图书馆转移到了博物馆，被掠夺的文物将成为世界媒体关于文化遗产的主要议题：教科文组织负责文化的助理总干事穆尼尔·布切纳基(Munir Bouchenaki)将掠夺文物描述为“伊拉克文化遗产的灾难”。同样，更具灾难性的可能是伊拉克各地的档案和图书馆遭到的破坏和扣押，国际媒体在接下来的15年里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一情况。
传统的记录形式遭受着攻击，同时，新的形式也在涌现。入侵伊拉克是现代史上第一次在社交媒体上实时播报的冲突。“巴格达博主”萨拉姆·阿卜杜勒穆内姆(Salam Abdulmunem)生动、深刻地描写了伊拉克首都的生活，唤起了人们对即将发生之事的恐惧和不安。2003年3月17日，他在博客上写道，“昨晚，加油站前排起了难以置信的长队”，并补充说，“有传言说，多拉区和塔瓦拉区的萨达姆雕像被损坏了”。伊拉克人仍然可以收看电视，萨拉姆写道：“我们昨晚在电视上看到的画面……很糟糕。好像整个城市陷入了火海。我唯一能想到的是，‘为什么这种事一定要发生在巴格达？’当我非常喜欢的一栋建筑葬身于一次巨大的爆炸中时，我几乎要流泪了。”第二次海湾战争的入侵造成了惨重的伤亡：4000—7000名伊拉克平民和7000—1.2万名安全部队成员丧生。近200名英国和美国士兵阵亡。
当美国的炸弹落在巴格达的时候，复兴党的档案被遗弃在巴格达地下的几个房间里听天由命。这批档案有各种不同的描述，但最常见的名称是“复兴社会党地区指挥部档案集”（Ba’ath Regional Command Collection，简称BRCC），大部分存放在巴格达复兴党总部下面的一组房间中。除了这批主要是纸质的档案外，还有一批应伊拉克安全局要求制作的录音文件。与大多数国家能更容易区分政党记录和国家档案的情况不同，由于该党在伊拉克国家中占据着如此重要和核心的地位，其文件基本上采用了政府文件的形式。
卡纳安·马基亚没有把那些当作一个档案集，更没有意识到这会成为他生命中，以及他的国家在未来几年如此重要的一部分。2003年6月，他应邀与其他约60名伊拉克人一起参加了在伊拉克南部举行的一次会议，一起“思考这一过渡”。他对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的未来持乐观态度。入侵伊拉克后不久，他写道：“伊拉克足够富裕、足够发达，有足够的人力资源，能像它之前一直作为的一股独裁和破坏的力量一样，成为一股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民主和经济重建的强大力量。”
被入侵后的巴格达充满了混乱、谣言和破坏。一名美军上尉就巴格达复兴党中央总部地下室里的大量文件请教卡纳安·马基亚的意见，这些文件勾起了马基亚的好奇。他被带到几个“就像阿拉丁的洞穴一样”的迷宫般的地下室里。地下室的部分地方有齐膝深的积水，没有电，但这些房间里有一架子一架子的文件，其中许多架子倒了，上面的文件散落在地板上。马基亚检查了一些文件和档案，立即看出它们是一个重大的信息来源。他立刻意识到，它们必须得到维护。
马基亚的父母在1971年逃离伊拉克之前，在巴格达建造了一座大房子，所幸这座房子位于“绿区”，一个受美军保护的地区。他找到了驻扎在那里的美国军官，并设法利用伊拉克联盟临时权力机构(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最高文职行政长官保罗·布雷默(Paul Bremer)的关系将文件移出，转移到了自己的控制下。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运气这么好：他父母的老房子现在是他为处理伊拉克档案而设立的组织—伊拉克记忆基金会（the Iraq Memory Foundation，简称IMF）的官方总部。这些材料开始从地下室搬到房子里，并且开始了数字化的过程。惠普捐赠了扫描仪，伊拉克记忆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和一支伊拉克志愿者团队每月能够扫描8万页文件（考虑到这些档案现在有600多万页，这个速度远远不够快）。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有人—可能是前复兴社会党官员—试图销毁档案，向团队成员发出了死亡威胁。曾有一枚火箭弹落在屋顶上，但奇迹般地没有爆炸。考虑到伊拉克国内陷入暴力内战，因此将档案移走的决定似乎是一种明智的预防措施。
在美国国防部的资助和马基亚团队的监督下，这些档案被转移到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巨大的军事机库。这里设了一个大规模的加工设施，拥有一条每天能够扫描10万页文件的流水线。不到9个月，扫描工作全都完成了。这些文件以及库尔德人获取的材料成了法庭审理萨达姆·侯赛因犯有反人类罪的指控的证据。2006年12月30日，他被判有罪，并被处以绞刑。
复兴社会党的档案现存于加州，在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与档案转移有关的各种记录都显示，它最初被计划为一项短期安排。档案将由高度专业的工作人员团队保护和管理，但历史已经被第二次海湾战争的胜利者所控制。伊拉克国家图书档案馆馆长萨阿德·埃斯坎德(Saad Eskander)写道：
在3天的时间里，伊拉克国家图书档案馆失去了很大一部分伊拉克的历史记忆。数十万份档案文件和珍本书籍一去不复返……这两起火灾和抢劫的直接结果是，国家档案馆丢失了大约60%的档案。一言以蔽之：这是一场大规模的国家灾难。这些损失是无法补偿的。正是那些档案形成了现代伊拉克的历史记忆。
除了库尔德人发现的材料和复兴党档案，还有其他文件被带离了伊拉克。伊拉克秘密警察的文件也到了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许多政府和国防大楼中的文件收藏被发现并移走了。这些文件比复兴党的档案体量大得多，并被带到了卡塔尔，在那里进行了数字化，以帮助搜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们的使用目的与库尔德人文件的截然不同，后者为的是揭露侵犯人权的行为。这组文件是所有文件中体量最大的，估计有1亿多页。这些记录由美国国防大学冲突记录研究中心(Confliction Records Research Center)筛选后发布在网络上，其中大部分记录在2013年5月已被返还，当时，3.5万个箱子在634个集装架上被装上运输机，运回了伊拉克。然而，复兴社会党的记录仍然留在美国。
考虑到伊拉克社会的崩溃，以及档案在入侵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移走档案是正确的做法吗？卡纳安·马基亚现在后悔他在2003年敦促美国入侵伊拉克，但并不后悔移走档案。伊拉克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腐烂……被西方制裁掏空了”，因此，2003年的入侵并不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因为伊拉克没有做出任何反抗：“整座纸牌屋都塌了”。伊拉克之外的任何人，包括马基亚自己和布什政府的决策者，都没有意识到伊拉克政府已经腐朽至此。他也没有想到，在入侵之后，伊拉克的社会秩序会如此迅速地消失：“2003年后伊拉克滚雪球般的灾难让我目瞪口呆。”
档案在塑造导致第二次海湾战争及其后果的政治观点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两场海湾战争对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刺激了全球恐怖主义，带来了席卷伊拉克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灾难，其结果可以说是导致了全球数十万人的死亡。伊拉克档案的持续缺失是否推迟了社会的愈合？
就档案开放问题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可以将伊拉克与共产主义垮台后的东德进行对比。当我努力想清楚伊拉克档案被移走的伦理问题时，前东方集团国家和伊拉克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反差让我困惑了好几个月。没有这些档案，他们该怎么面对艰难的过去呢？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德国成立了一个名为高克管理局(Gauck Authority)的组织，负责管理在高度管控下开放对史塔西档案的访问的过程。伊拉克有没有可能实现前东德档案开放（尽管是在高克管理局的介入下）所带来的社会进步水平？可以说，德国的这一过程是成功的，因为西德的经济足够强劲，使其拥有充足的资源。建立了高克管理局的前东德牧师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后来成为德国总统），他建立了一个复杂的组织，该组织可以严密控制向公民发布的信息，以免危及他人的安全。时至1994年，高克用高额的开支雇用了3000名员工，他们能够处理数百万份访问这些文件和从中获取信息的请求。如果没有资金为其提供适当的资源，整个计划都可能会陷入灾难性的境地。伊拉克的情况很可能就是这样。
另一组与伊拉克最近的历史有关的文件，出现在了几个不同且彼此无关的在线资源中。其中最引人注目和最具争议的是鲁克米尼·卡利马奇(Rukmini Callimachi)的作品。她是一名跟随伊拉克军队的《纽约时报》记者，进入了最近从ISIS控制下夺回的建筑物，发现了1.5万页的文件和电脑硬盘—这些信息对她有关“ISIS文件”的工作至关重要。这些信息与这一自称为“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有关，该组织最初是基地组织的一个分支，试图控制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领土。卡利马奇没有获得也没有寻求将这些文件带离伊拉克领土的许可，而是直接把它们带走了。自那以后，她与乔治·华盛顿大学合作，陆续将这些文件数字化、翻译并在网上发布，同时以播客形式提供长篇的新闻材料，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只有在她自己的报道发表后，其他人才被允许访问这些文件。这一过程再次引发了围绕从原籍国移走和发布文件的法律和道德权威的问题。
这些文件披露了许多关于ISIS于2014年6月建立的哈里发国是如何运作的重要信息—许多关于行政体系的运作，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的细节，例如，设定价格（从剖宫产的费用到橘子卖多少钱）或详细说明对某些罪行的惩罚（同性恋者被判死刑；被发现饮酒的人被鞭打80下）。这些文件与之前从伊拉克移走的文件截然不同，因为ISIS不是一个伊拉克组织，而是一个伊拉克和叙利亚跨国组织，它没有取代伊拉克的政治体系，而是提出了一个新的政治体系。卡利马奇的行为依然存在关键的伦理问题：这些文件是非法移走的吗？特别是当文件中提到活着的人，可能会危及他们的生命时，公布这些文件是负责任的行为吗？
与美国政府移走的大量文件相比，卡利马奇目前公布的文件数量较小，但它表明，档案依旧是理解全球政治和社会事件的中心一环。在过去的10年里，伊拉克档案特别是复兴党档案的地位一直是激烈的批评性辩论的主题，因为其中涉及知名的个人和组织。关键问题仍然存在：它们是被非法移走的吗？应该被归还吗？
伊拉克的文件有着复杂的历史。库尔德人发现的第一批文件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是它们也暴露了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恐怖。我们很难指责库尔德人利用这些文件来引起人们对他们所遭受的可怕行径的关注是不对的。卡纳安·马基亚在伊拉克救下的复兴党文件以惊人的细节显示了复兴社会党政权实施的控制。告密者的角色，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处决，与库尔德人的战争，以及伊拉克生活中这些方面的所有细节，都因此而变得更加广为人知。如果它们留在巴格达的话，那么就连美国军队也很难保住它们。但这些文件并没有留在伊拉克人民手中，它们也没能像在东德实现的史塔西档案开放那样，在它们国家的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
受到欧洲和美国的大屠杀博物馆以及南非的经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将档案和口头证词作为社会治愈的一部分）的启发，卡纳安·马基亚看到了在巴格达建立一座博物馆来存放他发现的材料的可能性。人们必须“记住”过去的暴行。
伊拉克人花了10年的时间试图忘记过去的40年。新一代人值得拥有“记住”或了解过去的机会—但是是作为伊拉克人，而不是作为一个强加的政权的成员。遗憾的是，如今当我在2020年初写这本书时，胡佛研究所持有的伊拉克档案还没有归还给伊拉克政府保管。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局势并不允许这么做。但是，如果不能利用这些档案来正视自己的过去，伊拉克人民将难以迈向未来。
航拍图：“驴领”组织(Led by Donkeys)在反脱欧游行中的横幅，伦敦，2019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