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世纪50年代，牛津大学之前的图书馆被摧毁后，托马斯·博德利爵士对博德利图书馆进行了重建。在血腥的内战之后，大学会议曾两度宣布了官方命令，要求在老图书馆外的四方院子里焚烧约翰·弥尔顿写的书，同时被要求焚烧的还有与失败的清教事业有关的其他宗教作家的作品，如约翰·诺克斯(John Knox)、约翰·古德温(John Goodwin)和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据安东尼·伍德(Anthony Wood)所说，1660年6月16日，弥尔顿和古德温的书被“从它们所在的图书馆带走”，之后被“召回并烧毁了”。
弥尔顿一直是博德利图书馆的重要支持者，他给他的朋友约翰·罗斯(John Rous)—博德利图书馆的第二任馆长—寄了一本他的《诗集》(1645)的特别版本，装订在一起的有其他短论。书中有一首弥尔顿专门为赞扬罗斯和博德利图书馆而作的诗，为他的诗将在那里找到一个无忧无虑的幸福家园而表达了满足。弥尔顿还在他著名的《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1644年）中为言论自由写了一篇流利的辩护。1683年，博德利图书馆陷入了一个特别为难的境地：是应该屈从于大学权威的压力，放弃这本特别版本的诗集，还是应该保留言论自由捍卫者的书卷？拥有独立思想的博德利图书馆在其成立之初是一个不外借的参考图书馆，1645年英格兰战争期间有一起著名事件：查尔斯一世居住在牛津时，博德利图书馆拒绝了他借阅一本书的要求（尽管国王的议会当时在博德利图书馆内重建、召开会议）。博德利图书馆做出了一个危险的决定，即无视权威，将这些书藏了起来，但在图书馆员的个人博德利图书馆目录副本中的一张手写便条显示，为了防止被发现，它们被谨慎地从公共目录中删掉了。因此，这些书在今天仍然可以被查阅。正如本书中探讨的案例研究所表明的，几百年来，图书馆员和档案管理员在保护知识免受攻击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这本书中，我试图讲述知识被攻击的悠久历史，以及摧毁图书馆和档案对特定社区以及整个社会的影响。然而，知识在今天仍然在受到攻击。对这些历史的无知导致了一种盲目，正是这种盲目促使亚历山大图书馆缓慢衰落，并造成了一种弱点，导致宗教改革期间的一些图书馆（包括牛津大学的图书馆）被摧毁。
盲目有多种形式。可以说，它无形中促使了英国内政部官员销毁“疾风世代”的入境记录，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信息在其他地方有保存。今天，我们的盲目在于没有充分保存数字形式的知识，而这种盲目导致了各国政府削减这方面的资金。
档案管理员和图书馆员制定了保护他们手下负责的知识的战略和技术。无论是20世纪40年代维尔纳“文献兵团”的男男女女，还是1992年在萨拉热窝死去的艾达·布图罗维奇，还是21世纪初在巴格达的卡纳安·马基亚及其伊拉克记忆基金会的同事，作为个人，他们经常表现出惊人的献身精神和勇气，拯救知识不被毁坏。
伟大的法国评论家雅克·德里达在其经典著作《档案热》(Archive Fever)中写道：“没有掌控档案的权力，就没有政治权力可言。”专制政权和大型科技公司已经了解到这一点，它们是全球的“私人超级大国”，随着档案进入数字领域（以及在许多情况下，档案还没有进入数字领域），它们已经控制了档案。社会的盲目意味着，正如我在上一章试图展示的，缺乏对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知识体系—数字时代的社交媒体平台和广告技术数据集—的监管、控制和隐私。正如奥威尔在《1984》中警告我们的那样：“过去被抹去，被抹去的东西被遗忘，谎言变成了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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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图书馆界经历了一场所谓的“服务转向”。当我刚开始做图书管理员时，变化正在发生，用户的需求被放在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优先事项之前。这是一项必要的战略，该行业也因此变得更好了。然而，结果是，我们变得不那么关心保护知识了。尽管图书馆员和档案管理员已经能非常熟练地使用新技术，但我们一直在努力找到足够的资金用于数字保存。
随着社会开始面临新的数字时代，我们需要重新确定优先顺序。保护知识必须被视为对社会的一种服务。归根结底，“记忆组织”从政府和其他资助机构获得的资金是使“保存作为一种服务”能够适应数字数据时代不断变化的知识性质的最关键因素。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减少了对图书馆的资金投入，他们常常认为，有了在线信息，图书馆就是多余的了。而事实恰恰相反。美国图书馆的使用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们已不堪重负了。我们需要我们的社区告诉他们的民选官员优先考虑图书馆和档案馆，就像他们在2016年俄亥俄州哥伦布市所做的，那里的选民投票决定增加税收，以维持他们的公共图书馆系统。
我们的专业团体需要有更响亮的声音，我们的社区需要被鼓励以代表我们发出他们的声音。知识的保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人员配置水平对于确保这些组织的基本任务能够执行至关重要。17世纪的图书馆理论家加布里埃尔·诺代宣称，一堆书算不上是一座图书馆，正如一群士兵算不上是一支军队。是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把这堆书变成了“有组织的知识体系”。他们是真理的卫士，收集传统形式和数字形式的知识。没有他们，没有他们的多种技能、奉献精神和对保护知识的热情，我们还将继续失去知识。
2018年11月，联合国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阿尔斯顿(Philip Alston)教授就英国社会状况发表了一份强有力的声明。“数字援助已经外包给公共图书馆和民间社会组织。公共图书馆正在第一线帮助那些被数字世界排除在外和不懂怎么运用数字技术的人取得自己有权获得的通用信用福利(Universal Credit)。”
图书馆面对资金和数字化转型的挑战的方式之一是更多的合作。知识的保存现在依赖于这种合作；由于该挑战的规模如此之大，因此没有一个机构能够独当一面。在许多方面，情况一直如此—宗教改革后，欧洲中世纪图书馆的书籍被数百家不同的图书馆保存，从博德利图书馆（存有数千本中世纪书籍）到只有少数几本的什鲁斯伯里学校图书馆(Shrewsbury School Library)。这种分布在各地的藏书概念从来都不是被明确点明的，但早在1600年，我的“博德利的图书馆员”前辈托马斯·詹姆斯就编制了一份目录，列出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图书馆的所有手稿。1696年，牛津大学的学者爱德华·伯纳德(Edward Bernard)出版了一本范围更广的目录，列出了英国公共和私人图书馆中的所有手稿。学者们很早就认识到了共享知识的保存情况的必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正式网络不断扩大，并变得更加正式。英国和爱尔兰的法定送存图书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们通过多层次的合作来分担法定送存的责任和成本。
图书馆也越来越多地共享知识的存储空间。在新泽西州，有一处庞大的研究藏书与保存联盟（Research Collections and Preservation Consortium，简称ReCAP）机构作为共享的印刷品和档案仓库，由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公共图书馆共同出资、共同管理。运营这样的大型机构的成本很高，如果它们可以被共享，那么对每一方都有益处。在数字领域，已经有协同行动展开，以分配保存知识的负担。CLOCKSS项目基于一个非常传统的、源自印刷界的模式，被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应用在数字保存中。他们提出的核心概念很简单，也很吸引人：“大量拷贝能保证东西的安全”（Lots of Copies Keeps Stuff Safe，简称LOCKSS），但它依赖于图书馆自愿在其运营中提供多余的计算能力。合作和信任是CLOCKSS（Controlled LOCKSS，受管理的LOCKSS）成功的关键，它将LOCKSS的概念应用于保存学术期刊，现在保存了超过3300万篇期刊文章。
保存知识从来都不便宜。资金是一个可持续和成功的图书馆的核心。托马斯·博德利爵士在16世纪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建议由自己提供一笔“固定的年租金”，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捐赠，来为他的新图书馆提供“购买书籍……补贴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相关情况”的资金。他认为，中世纪图书馆被摧毁的原因是缺乏资金和工作人员。
在数字世界里，知识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它的持久性取决于保存它的机构。英国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很艰难地面对着政府为应对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而对公共部门施加的“紧缩”挑战。在负责公共图书馆和地方档案馆的地方政府那里，这些服务必须与学校、医院和收集生活垃圾竞争资金。
在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存档的任务被交给了南非国家档案馆，但由于缺乏资金，他们的工作效率受到了严重的打击。问题很简单—他们没有足够的员工来做这项工作。这影响了政府部门向档案保管员移交记录的过程，导致未处理的记录被积压。个人无法访问这些“共享的记忆”，国家治愈的过程也效率低下。这些都是政治决定，通过立法要求政府公开和支持公民权利是一回事，但分配资源使立法具有意义又是另一回事。
全球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支持面临着极大的压力。近期在尼日利亚，历史学家们表示了担忧，认为尼日利亚国家档案馆正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需要重整旗鼓，才能使人们了解尼日利亚在非洲的处境。他们呼吁联邦政府“为尼日利亚国家档案馆的记录和服务注入更多活力”。2019年7月，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咨询委员会警告称，由于被政府忽视，他们的档案正“处于危险之中”，自2014年以来，他们每年都会失去10%的资金预算。咨询委员会主席表示：“英联邦的数字档案记录目前分散在数百个独立的系统和政府实体中，容易受到损害、被废弃或丢失。”
图书馆和档案馆需要保存大量的实物资料—书籍、手稿、地图等—以及处理快速增长的数字藏品，后者的维护成本往往很高。“混合”藏品的挑战意味着雇用更多具有合适的技能、经验和思维模式的员工（如数字档案管理员或电子记录管理人）。它还意味着为符合行业标准的技术系统和工作流程投入资金。现在，图书馆员和档案管理员是未来的先遣卫士，是过去的保管人。多年来，他们一直使用开放的方法致力于软件开发、数据实践和学术交流。
政府解决资金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对大型科技公司征税。这些拥有跨国运作方式的“私人超级大国”一直擅长避税。我之前建议过，征收“记忆税”也许是解决资金问题的一种方式。科技公司从我们所有人身上赚取了如此多的收入，但在常规营业税方面支付得如此之少，我们可以要求它们为其业务正在破坏的领域—社会记忆—提供资金。一笔很小的税，比如说它们利润的0.5%，就能提供一笔可观的资金，能让公共记忆机构用于支持它们的工作。
如果其他国家在税收方面通过类似的立法，就可以形成一个网络，以应对将社交媒体公司所托管的大量知识存档的挑战。我已经表明，图书馆和档案馆之间的合作非常有效。它们可以做得更多，特别是在获得额外资金的情况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存档推特已被证明是一个就算对美国国会图书馆来说也太大的挑战，而对脸书、微信、微博、腾讯或其他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归档的挑战可能甚至比这更大。然而，我们在没有持续尝试存档大型社交媒体平台的情况下持续的时间越长，我们的社会就变得越脆弱。我们将失去对人类互动的丰富性的判断，也将无法理解我们的社会是如何被社交媒体影响和支配的。
现代生活已经变得越来越执着于短期成果。投资者希望获得即时回报，交易已经自动化到了每小时进行数十亿笔股票交易的程度。这种对短期的执着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很明显。长期思维已不再受社会欢迎。人类的记忆，人类创造的各种形式的知识，从楔形文字泥板到数字信息，从来都不是仅供短期使用的。销毁知识可能比评估、编目、保存和提供知识更便宜、更方便、更容易、更快，但为了短期利益而放弃知识肯定会削弱社会对真相的把握。
由于知识和真相仍然是攻击的目标，我们必须继续相信我们的档案馆和图书馆。保护知识应该被视为对社会的一种服务，因为它支撑着完整性和对处境的认知，并确保了想法、观点和记忆的多样性。图书馆和档案馆受到公众的高度信任，但是它们的资金水平正在下降。而在发生这种情况的当下，保存数字形式的知识是开放、民主社会所需要的一大主要条件。我们没有时间盲目自满，下一次对知识的攻击即将发生，但如果我们能够给予图书馆、档案馆和在其中工作的人足够的支持，他们将继续保护知识，并使其为每个人所用。
史塔西博物馆(Stasi Museum)的一架又一架纸质文件，柏林，2013年8月
尾声 我们为何会永远需要图书馆和档案馆
我想强调当图书馆和档案馆被毁时，我们会失去的五项功能。图书馆员和档案管理员完成分内的工作，呼吁所需的资金，但权力往往在其他人手中。图书馆和档案馆的这五项职能针对的正是手握权力之人。当这些机构被摧毁或资金匮乏时，以下就是我们所失去的。
第一，它们支持整个社会和社会内部特定社群的教育。
第二，它们提供多样化的知识和思想。
第三，它们通过维护关键权利和鼓励决策中的廉正，以支持公民的福祉和开放社会的原则。
第四，它们提供了一个固定的参照点，允许人们通过信息透明、核查、引用和复制来判别真相和谎言。
第五，它们通过保存社会和文化的书面记录，来帮助社会确认其文化和历史身份。
第一是教育。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教育作用真的很强大。图书馆为人们提供了批判性思考的机会，并允许人们在一个支持性的环境中探索新想法。大多数图书馆是免费开放的或者收费非常低，而且无论光顾者的背景或学习目的，他们都被平等对待。20世纪90年代，位于萨拉热窝的波黑国家与大学图书馆不仅支持了该地区主要大学中的学生和研究人员的教育，更是支持了整个国家的教育。对它的攻击严重损害了一代人的教育。今天，世界各地的大学和学院图书馆继续为数量庞大的学生和研究人员提供服务。仅在2017—2018学年，与博德利图书馆的藏书的互动（从下载期刊文章到从书库中调出中世纪手稿）就超过4000万次。阅读这些藏书（或运行程序对其进行数据挖掘）的牛津大学的学术群体不到3万人。将这些数字乘以英国的约130所大学，或者美国的数千所大学，然后全球的所有大学，你就会对图书馆的中心地位以及它们给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动力有些概念了。
公共图书馆系统和地方档案馆对它们所服务的社区来说是一样重要的。随着社区需求的变化和发展，它们所做的工作一直在扩张。仅在英国，每年就有数百万本书被借阅。这些机构的资金现状是极其严峻的。在英国，2017年至2018年，公共图书馆的资金减少了3000万英镑，超过130家图书馆关闭，500多家图书馆由志愿者而不是专业图书馆员运营。考虑到公共图书馆在教育中的重要性，这无疑将加剧社会不平等，降低社会流动性。贾夫纳的公共图书馆是被故意作为袭击目标的，以破坏当地一个社区的教育机会，此事令我们惊愕，但我们周围的公共图书馆都在关闭，资金在被削减。
在“紧缩时代”，许多国家的公共图书馆来到了支持社区的第一线。公共图书馆以创新的方式做出了回应。纽约公共图书馆开始“出借”领带和公文包等衣物，以帮助那些负担不起传统的“体面”服装的人参加工作面试。在英国，随着政府将大量的服务转移到数字平台，公共图书馆也做出了回应，为那些面对数字鸿沟不知所措的人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服务。
知识的保存可以起到深远的教育作用。气候变化问题可能是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最近的一项重要研究分析了一份非凡的档案记录中包含的气候数据，其中详细描述了1354年至2018年勃艮第葡萄酒之都博讷的葡萄收成。在这些记录中有一组极其丰富的能追溯到过去的气候数据，且没有中断，这可能是欧洲最长的连续气候记录。气候科学家已经发现，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表明，极端天气频率在最早的几个世纪是异常值，但这些极端天气在现在已经成为常态，因为自1988年以来，气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些记录出自世界上最大的几个葡萄园，但除了最初创建这些记录的目的外，还有其他潜在的用途。当知识被摧毁或被放任腐朽时，我们往往无从得知我们正在失去的知识的价值。
第二，图书馆和档案馆提供多样化的知识和思想，让人们能够通过加深对过去的理解，来面对现在和未来。我们所邂逅的想法、所理解的历史和所接触的文化塑造了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有创造性和创新性，我们需要不断更新这些想法和信息。不仅在艺术、音乐和文学等创造性领域是如此，而且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也是如此。我们在英国所拥有的民主依赖于思想的自由传播，从而为我们民主进程的质疑精神注入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出版自由，但公民需要了解各种不同意见的渠道。图书馆收集各种各样的内容，这些资源允许我们的观点受到挑战，让公民能够自己获取信息，遵循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论自由》中所坚持的：“在人类智力的现有状态下，只有通过意见的多样性，才有机会公平对待真理的方方面面。”
1703年，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的学监亨利·奥尔德里奇(Henry Aldrich)向伟大的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建议，在他被任命为牛津大学萨维尔几何学教授后，他应该研究古希腊的科学作品。哈雷启动的项目之一是继续伟大的语言学者爱德华·伯纳德的工作，后者查阅了博德利图书馆里希腊科学家阿波罗尼乌斯的阿拉伯语手稿的重要几何著作《比率的分割》(De Rationis Sectione)。哈雷完成了伯纳德的工作，于1706年翻译并出版了这部作品。正如哈雷的朋友兼合作者艾萨克·牛顿所说：“如果我看得比别人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代又一代的图书馆员和收藏家保存了这些古老的文本，使其免受破坏，让它们可以提供多样化的知识，从而引发新的发现。
这种多样性可能会被压迫的政权所抗拒，后者会关闭学习和检验想法与观点的机会。在土耳其，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an)政权于2019年8月开始销毁与其对手法图拉·居连(Fethullah Gülen)有关的书籍。到目前为止，已有30万册图书从学校和图书馆被移除。出版社也受到了攻击，这引发了国际笔会(International PEN)等机构的批评。销毁图书馆的书籍，除了激发人们对这些文本的兴趣，很难看出还有什么别的效果。
图书馆和档案馆能让人们接触到关于可能挑战当局或被普遍接受的意见的知识。除非它们被允许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运作，否则它们在此方面的作用将被削弱。在危地马拉长期的内部冲突中，警察在国家压迫公民和侵犯人权方面的作用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人权组织挽救了国家警察的历史档案，使其免遭破坏。查看这些记录帮助了危地马拉人民接受他们最近的历史，但在2019年3月，工作人员被裁减，这些文件无法再被查看了。自那以后，有人就呼吁保护这些档案不受损害和政治干预，并复制副本存放在瑞士和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图书馆。与也门的宰德派图书馆一样，攻击知识的一方试图消除不同的观点和想法，但国际学术社区可以使用数字技术来保存这些材料。
第三，图书馆和档案馆维护人民的关键权利和鼓励在决策中保持廉正，从而支持公民的福祉和开放社会的原则。用历史学家特雷弗·阿斯顿(Trevor Aston)的话说，档案可以是“捍卫个人权利的堡垒”。在档案材料丢失的情况下，这些权利可能会被伤害，例如在前南斯拉夫的例子中，塞尔维亚民兵销毁了档案记录，这是一起蓄意剥夺穆斯林公民权利、消除穆斯林在波黑存在的记忆的行为。
在过去的30多年里，档案馆在东德和南非之类的国家帮助捍卫公民了解本国历史的权利，在重建民主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更通俗的叫法是“高克当权期间”）国家安全局第一任记录联邦专员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说，人们在位于柏林—利希滕贝格的史塔西办公室发现了数千袋被粉碎的材料，“证实了担心自己的活动留下了纸面证据的人的狂热是不无理由的”。开放史塔西档案的过程对中欧和东欧的前共产主义国家极为重要。国家运作其管理制度的方式已经变得透明，甚至允许人们访问自己的文件。到1994年6月底，也就是柏林墙倒塌仅仅5年后，已有超过185万条访问高克当权期间文件的申请。
日常生活、商业和政府记录向数字世界的转变带来了复杂的问题。保存数字资料正在成为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我们的后代将承受我们不作为的后果，并为之感到痛心。网页和社交媒体的存档是尤为紧迫的问题。2012年，计算机科学家哈尼·萨拉赫艾尔丁(Hany SalahEldeen)和迈克尔·纳尔逊(Michael Nelson)研究了大量关于重大事件的社交媒体帖子，如贝拉克·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迈克尔·杰克逊之死、埃及革命和叙利亚起义。他们的研究揭示了令人震惊的数据流失率：在一年内，11%的帖子从网站上消失了，而内容的耗损率仍然在继续增高。正如我们在英国有关脱欧公投的网站上，以及网络上其他关键当代事件的记录中所看到的，保护这些网站将对我们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开放性变得越来越重要。
图书馆和档案馆正在开发网络存档，作为其资料保护工作的一部分，有时还得到（英国）法定送存立法的支持。我们需要更大胆的行动来推动发展法律支持和正规资助的基于国家域名的网络存档。“互联网档案馆”继续发挥着领导作用，各个记忆机构也必须带头将网络作为社会记忆的一个关键部分进行存档。
第四，图书馆和档案馆提供了一个固定的参照点，让我们可以通过核实、引用和再现来追究真相和谎言。保存知识的这一概念可能起源于古代的税收管理，但它应该与问责的概念一样，在现代社会被明确地重视。奥威尔在《1984》中写道：“每一份记录都被销毁或篡改……甚至没有一个日期能幸免……而且这一行为还在每天发生着。除了一个‘党是永远正确的’无尽的当下，其他什么都不存在。”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需要保存记录，并确保其能被访问。
档案馆和图书馆通过提供支持问责制的基础设施来支持其社区。问责制在当代科学中已变得很重要。“科学的再现性”和“研究道德”是科学界的流行语，但归根结底，它们可以被归结为相同的一点：公众能否获取底层基础数据，从而使科学家们的说法能被其他科学家们验证（或再现其实验的结果）？这一过程需要数据被独立保存，从而使其能被开放获取—英国的一些研究资助者（如环境和物理科学研究理事会）现在就要求研究人员将与他们资助的研究相关的数据存放在认证的数据存储库中。
近几十年来，科学论文的数量大幅增加，部分原因是科学家们面临着需要迅速发表其研究发现的压力—通常是为了领先于竞争对手的研究团队。科学期刊也一直在鼓励科学家发表引人注目的高含金量论文，宣布重要的科学发现。发表论文的急切，再加上竞争的性质，便导致了一些著名的“伪科学”案例。在这些案例中，被宣布的科学发现基本上都是捏造出来的，其研究结果无法被其他研究者再现。伦敦皇家学会（世界上最古老、最崇高的科学机构之一）最近发表了一篇关于“伪科学”的论文，该论文敦促说，“科学界整体坚持道德行为、诚实和透明度的最高标准，从而维持研究诚信和有效信息的黄金标准，是尤为重要的”。作者还承认，“可悲的是，一系列力量正在与这一愿景作对”。科学界的人也不能完全免受个人野心和驱使人们行动的普遍压力的影响。
为了对抗这些趋势，学术界越来越重视研究道德，提出了“研究的重现性”的概念，意为使用相同的输入数据、方法、代码和分析条件来获得一致的科学结果。在开放获取领域发布研究数据有助于重建信任和透明度。图书馆是这一进程的关键，因为它们通常代表科学界持有开放获取的研究论文和研究数据的机构储存库。工作人员帮助指导研究人员完成这一过程，在申请研究资金时就帮助他们起草数据管理计划，并在元数据等技术方面提供咨询意见。
第五，图书馆和档案馆通过保存社群的书面记录，帮助社会在其文化和历史身份中扎根。它们是帮助社群意识到他们的“地方归属感”和“共同记忆”的关键，这一概念已是公认已久的了。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一点是在十几岁的时候，当时我发现迪尔公共图书馆有一个当地历史区，里面全是晦涩难懂的书籍、活页短论和报纸（以及特殊索引和目录）。成千上万的迪尔居民年复一年地使用这些藏书来研究他们家房子的历史，或该镇过去的某一事件，尤其多的人研究自己的家族史。图书馆、档案局和地方历史中心拥有极其丰富的藏书，这些地方通常能获得（通常是通过捐赠）非常稀有和鲜为人知的资料，并将其赠送给当地的“记忆机构”。这类工作往往鲜有人知，而且资金非常匮乏。重新强调地方历史可能有助于我们的社区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位置，有助于将他们联系在一起，鼓励人们更多地了解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
一个民族的文化和认同感经常成为被攻击的目标。纳粹对犹太人和“非德国”文学的攻击是他们对有经者实施种族灭绝政策的一个警告信号。波黑战争中，塞尔维亚族人攻击档案、破坏国家与大学图书馆，是因为他们希望抹掉穆斯林参与波斯尼亚历史和文化的记忆。我们都应该把对书籍的攻击视为一个“预警”信号—对人的攻击定会随后而来。
有许多关于故意破坏知识作为殖民主义和帝国的一大常规操作的描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离散档案和被迁移档案”的问题正变得越来越明显。这些资料在形成最近独立的国家的历史叙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现在我们正在进入一些这样的国家将庆祝其独立周年纪念的时期。愉快庆祝独立75周年、60周年或50周年通常也包括颂扬独立以来的历史成就，但这些国家也可能会反思更早之前的被殖民时期，有时会比较“现在和以前”，有时会指出历史上的不公正，有时只是简单地叙述历史。殖民时代的历史依赖于殖民时代的档案和出版物。接触这段历史可能会在政治上很敏感。1963年，一位英国官员在指导他的工作人员对北婆罗洲独立前的记录进行评估时说：“被烧了的东西不会被惦记。”
知识的回归可以帮助各个社会了解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并与历史和解，尤其是那些艰难的历史，比如我们在伊拉克、德国和南非的例子中所看到的。2018年11月，由贝内迪克特·萨瓦(Bénédicte Savoy)和费尔文·萨尔(Felwine Sarr)撰写的一份关于文物归还的有争议的报告在法国发表。该报告在国际博物馆界引发了关于殖民时代藏品处理方式的重大讨论，呼吁完全和无条件地归还非洲文物。这份报告仅简单评论道：“在非洲，我们所有的对话者不仅坚持要求归还被法国博物馆持有的文化遗产，还坚持严肃反思档案问题的必要性。”
以上五项职能并不全面，只是突出保存知识对社会的价值的一种方式罢了。在现在这个着眼于短期的世界中，图书馆和档案馆着眼于人类文明的长期价值。我们若忽视它们的重要性，最后为其后果买单的只有我们自己。
致谢
2018年春，我在《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主题是档案在“疾风世代”丑闻中的角色，之后几乎是突发奇想有了写这本书的想法。我有提高公众对保存知识的重要性的认识的想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疾风世代的问题表明，审视对知识的攻击的性质可能是处理这个问题的一种有用方式。我的经纪人，费莉西蒂·布赖恩公司(Felicity Bryan Associates)的凯瑟琳·克拉克极大地帮助我完善了这个想法，在整个项目中给予了巨大的支持。
我必须首先感谢我在博德利图书馆的所有同事。在这本书的研究过程中，我使用了社会科学图书馆、利奥波德·穆勒纪念图书馆、拉德克里夫图书馆、萨克勒图书馆、博德利法学图书馆、韦斯顿图书馆、老博德利图书馆上层阅览室和下层阅览室的藏书，我从图书储藏设施和韦斯顿图书馆的书库调用了无数的书籍、文件和地图，请求成像工作室帮我拍摄文件，大量使用了我们的数字资源和服务。博德利图书馆所有勤奋、忠诚和敬业的工作人员都值得同样的感谢。在沉着冷静的罗斯玛丽·雷的带领下，我不知疲倦、高效和开朗的理事会工作人员保证了我的职业生活有条不紊，才让我写这本书并为之进行研究成为可能。我从许多专业的馆藏策划同事那里得到了宝贵的建议，特别要感谢克里斯·弗莱彻、马丁·考夫曼、克里西·韦布、迈克·韦布、马提姆·苏诺朵拉、麦伊·谬西耶和切萨尔·梅尔尚—阿曼。马丁·波尔特是当时维基百科驻博德利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在我写本书中与维基百科相关的内容时给了我很多启发。
牛津大学的每个学院对于任何智力工作来说都是非同寻常的资源，能让人以极高的效率获得关于几乎任何问题的多种视角。我在贝利奥尔学院的同事们一直非常支持和鼓励我，耐心地倾听我（经常是非常幼稚）的问题。我要特别感谢约翰—保罗·贾布里勒、谢默斯·佩里、罗莎琳德·托马斯、恩里科·普罗迪、汤姆·梅勒姆、安迪·赫雷尔，尤其是菲尔·霍华德，他作为牛津互联网研究所的负责人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参加了2019年5月我的研究会议的贝利奥尔学院的同事们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两位贝利奥尔学院的研究生，埃夫纳·奥夫拉斯（现为不来梅大学博士后）和奥利维亚·汤普森作为研究助理参与了本书的工作。没有他们勤勉的学术工作和许多重要的见解，我是不可能完成这本书的。
牛津大学的其他朋友和同事也慷慨地提供了他们的建议和专业知识：乔纳森·贝特、克里斯蒂安·萨纳、诺埃尔·马尔科姆爵士、詹姆斯·威洛比、梅格·本特、桑迪·默里、皮特·范博克塞尔、保罗·柯林斯、安德鲁·马丁、塞西尔·法布雷、乔治·加内特、艾伦·拉斯布里杰、保罗·斯拉克、基思·托马斯爵士、史蒂夫·史密斯、亚当·史密斯、奈杰尔·沙德博尔特爵士、安妮·特雷费滕、朱莉娅·沃尔沃斯和亨利·沃杜森。2019年5月，我在牛津参加了理查德·夏普精彩的莱尔文献学讲座(The Lyell Readership in Bibliography)，他的演讲主题与英格兰中世纪图书馆高度相关，令我受益匪浅。在本书编校期间，他骤然离世，对我个人和整个中世纪学术界都是重大的打击。斯蒂芬妮·戴利的帮助使我避免了犯下许多错误。
我得到了波黑国家博物馆的安德里亚·道托维奇、赫尔城历史中心的克莱尔·韦瑟罗尔，以及阿什莉·吉尔伯森的大力协助。萨拉·巴克斯特、哈蒂·库克和艾玛·切希尔帮助我清权，从作家协会和费伯出版社为我取得了引用菲利普·拉金的文章的许可。
一些朋友和同事特别慷慨，如果没有他们，我根本写不成这本书。首先是约瑟夫·沙逊，他分享了他对伊拉克近代史的深刻了解，并向我介绍了卡纳安·马基亚。马基亚十分支持我，允许我采访他，然后又把我介绍给了胡佛研究所的哈桑·穆奈姆内、海德·哈迪和埃里克·威金。我也感谢约瑟夫在写这本书时提供的更广泛的建议和支持，他和海伦·杰克逊在华盛顿热情地款待了我。蒂莫西·加顿·阿什详细讨论了档案在一个国家的记忆（和遗忘）中的地位，以及数字领域中“私人超级大国”的危险，他自己的作品一直是我灵感的源泉。
美国国家档案馆管理员戴维·费列罗和英国国家档案馆首席执行官杰夫·詹姆斯对大西洋两岸档案馆当前面临的问题有深刻见解，都是智慧源泉级别的存在。安德拉斯·里德尔迈尔对波斯尼亚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命运的了解是无人能及的，但他分享知识的慷慨是优秀图书馆员们共有的优良品质。他自己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中发挥的作用值得我的同行更广泛的赞赏。
世界各地其他为我提供了极大帮助的同事有伊斯梅尔·塞拉格尔丁，他和我谈到了现代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萨宾·施密特克分享了她与宰德派社区工作的细节；乔恩·泰勒提供了与大英博物馆的楔形文字藏品相关的帮助；大英图书馆的海伦·霍克斯—余、布鲁斯特·卡勒和安迪·杰克逊与我分享了他们丰富的网络知识存档。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约翰·Y.科尔和简·艾金为我提供了极佳的资源，特别是简允许我阅读了她的手稿，这些手稿和图书馆历史的重要著作有关。大卫·朗德尔分享了他有关汉弗莱公爵图书馆的研究成果。布赖恩·斯基布帮助我使用密歇根大学的资源；文特·瑟夫是许多数字人文问题研究的中心人物。约翰·辛普森分享了他对波斯尼亚的记忆。“驴领”团队，特别是詹姆斯·萨德里，在他们抗议运动中途抽出时间与我交流。对我个人来说，最惊喜的发现之一莫过于纽约的一家令人惊叹的机构—意第绪语研究所，我特别想向那里的乔纳森·布伦特、斯蒂芬妮·哈尔彭和雪莉·弗里曼致敬，他们非常慷慨地解释了他们罕见而特殊的组织的背景和如今的运作模式。他们还把我介绍给了纽约犹太神学院的大卫·菲什曼，他花了几个小时和我谈论文献兵团。大卫自己关于维尔纳那些鼓舞人心的人的研究为我提供了极大的帮助。罗伯特·桑德斯分享了他对公共知识和民主之间联系的看法。皮埃尔·德尔萨尔特和詹姆斯·基廷在最后很短的时间内为我核对了参考书目。我的三个老朋友，大卫·皮尔逊、比尔·扎克斯和迈克尔·苏亚雷斯牧师，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好建议、聪明想法和坚实支持。
我要感谢几位编辑发表并极大地改进了几篇文章，这些文章构成了本书部分内容的雏形：《金融时报》的莱昂内尔·巴伯和乔纳森·德比希尔、《金融周末时报》的洛里恩·凯特、《经济学人》的肯恩·库克尔，以及《卡内基报告》的肯尼斯·本森。
我无比感激约翰·默里出版社的编辑乔治娜·莱科克，她和她的助理编辑阿比盖尔·斯克鲁比在塑造这本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详细的编辑建议令我的行文有了质的飞跃。马丁·布莱恩特富有洞察力的文案编辑极大地改进了这本书；霍华德·戴维斯一丝不苟的校对对本书做出了重要的改进；卡罗琳·韦斯特莫以高超的技巧统筹这本书完成了出品；露西·莫顿为本书的索引做了优秀的工作。我还要感谢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莎米拉·森在整个项目中的支持。
最需要感谢的是我的家人：我的女儿凯特琳和安娜，尤其是长期受我“折磨”的妻子琳恩，没有她，这本书将是一个不可想象的项目，更不用说完成了。我的一切都归功于她。
理查德·奥文登
牛津，2020年6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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