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公众意识中思考古代图书馆的遗产时，有一个传奇图书馆的知名度超过了其他所有图书馆，那就是亚历山大图书馆。尽管它比美索不达米亚的图书馆出现得晚得多，而且图书馆本身没有留下任何实物证据，但亚历山大图书馆是西方想象中的图书馆的原型，且仍然经常被称为古代世界的伟大文明所组建过的最伟大的图书馆。
尽管我们对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了解并不完整—至少可以说，一手资料寥寥无几，大多都是在复述已经丢失的或年代太久远而无法核实的其他资料—一个真正全面的图书馆、一个储藏着世界上所有知识的地方，这个理念也鼓舞了历史上无数的作家和图书馆员。我们知道，在古代亚历山大实际上有两个图书馆，缪斯神庙(Mouseion)和塞拉庇斯神庙(Serapeum)，或称“内图书馆”和“外图书馆”。缪斯神庙即缪斯女神的庙宇，她们九姐妹掌管着人类的创造力和知识，从历史到史诗到天文，无所不包，英文中的museum（博物馆）一词就是从这个词引申来的。然而，缪斯神庙根本不是博物馆：它是一座有生命力的图书馆，里面充满了（卷轴形式的）书籍和学者。
缪斯神庙是一座巨大的知识宝库，是学者们前来学习的地方。这座建筑位于皇家住宅区布鲁齐昂(Broucheion)，靠近皇宫，这清楚地表明了它的重要性。希腊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的创作时间是公元最初几年，他强调了皇家赞助对图书馆的重要性，并将其描述为一个共享的用餐空间，国王有时会去那里和学者们一起吃饭。这些学者几乎就是古代世界的伟大思想家荟萃，不仅包括几何学之父欧几里得和工程学之父阿基米德，还包括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世界上第一个精准计算圆周率的人。现代文明的许多知识上的突破都建立在他们的成就的基础上。
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一个分馆设在塞拉庇斯神庙内，这是一座供奉“虚构的”神塞拉庇斯(Serapis)的庙宇。古代作家们争论到底是托勒密一世还是托勒密二世把信仰塞拉庇斯的宗教习俗引入了埃及，但考古证据表明，这座神庙是由托勒密三世（又称“施主一世”，公元前246—前221年）建立的。图书馆的建立进一步将它正当化了。和缪斯神庙一样，它是为了引观者叹服而建造的。罗马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形容它“布置着宽敞的带柱子的大厅、栩栩如生的雕像，以及大量其他艺术品，即便在赋予了伟大的罗马以永恒的卡比托利山（Capitolium，罗马的中央神庙）旁边，它都是世界上最宏伟的”。
根据一份写于公元前100年左右的名为《阿里斯提亚斯的信》(Letter of Aristeas)的稀奇文献，亚历山大图书馆在建馆后稳步扩张。这份文献告诉我们，图书馆成立后，馆藏很快就达到了50万份卷轴，而且塞拉庇斯神庙又为图书馆提供了更大的容纳空间。罗马史学家奥卢斯·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在他的摘录本《阿提卡之夜》(Attic Nights)中称两个馆内共有70万册藏书。约翰·策策斯(John Tzetzes)给出的数字更精确—毕竟图书馆员往往更乐于清点自己藏书的准确数量—缪斯神庙藏书49万册，塞拉庇斯神庙藏书4.28万册。我们必须极其谨慎地对待古人对藏书规模的估计。考虑到幸存古代文献的数量，以上给出的图书馆藏书数字根本不现实。虽然我们需要对这些估计数字持怀疑态度，但它们清楚地表明了，亚历山大图书馆规模巨大，比当时任何藏书的规模都要大得多。
亚历山大图书馆在古埃及王国扮演了什么角色？它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仓库吗？虽然我们对图书馆是如何运作的几乎一无所知，但看起来这里除了获取和保存知识的明显野心，似乎也有一种鼓励人们学习的欲望。4世纪的作家阿甫托尼乌斯(Aphthonius)提到了“（知识的）仓库……向渴望学习的人们开放，鼓励整个城市收获智慧”。亚历山大的“传奇”可能不光与知识的可及性相关，还和藏书的规模有关。我们从罗马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的书中了解到，1世纪末，罗马皇帝图密善(Emperor Domitian)曾派遣许多抄书吏到亚历山大，专门缮写在罗马的图书馆遭受的多次火灾中损失（但在亚历山大图书馆还留有副本）的文稿。两个图书馆的庞大规模、缪斯神庙里学者们的居住社区，以及开放的准入政策，共同为亚历山大图书馆创造了一个光环，把它放在了学术和学习的中心。
当人们讨论亚历山大图书馆时，讲到的往往是它的毁灭这一警世故事—那座高耸的图书馆，据说蕴藏着浩如烟海的知识，却在一场熊熊大火中被夷为平地。对图书馆的遗产来说，图书馆的毁灭在某些方面，就算说不上比它的存在还重要，那至少也已变得和它的存在一样重要。当我们意识到亚历山大被一场灾难性的大火吞噬的经典故事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时，这一点就变得很清楚了。事实上，它的毁灭故事是一系列神话和传说（经常还相互矛盾），大众依然围绕这些故事发挥着想象力。
一种说法（有可能是最著名的一个）来自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他在《历史》（写于380—390年左右）中宣称，“古代记录的一致证明表示，在亚历山大战争中，独裁者恺撒下令洗劫这座城市，托勒密国王通过不懈的努力收集的70万册书籍都被烧毁了”。另一位古代作家，普鲁塔克，给我们提供了更多有关图书馆被烧的细节。亚历山大的群众开始反抗罗马人后，恺撒被迫撤到离造船厂很近的宫殿区域躲避。有人试图“切断他与海军的联系”，然后“他被迫用火来挡开危险，火焰从造船厂蔓延开来，摧毁了这个伟大的图书馆”。狄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给出了略微不同的记载，他在他的《罗马史》（Roman History，大约写于230年）中告诉我们，尽管“许多地方着火了”，但被烧毁的是造船厂的储藏室，而不是藏有“大量优质的粮食和书籍”的缪斯神庙（图书馆）。
这个传说—即恺撒在某种程度上对此次破坏负有责任—必须与历史上的其他说法相竞争。到了391年，亚历山大已经成了一座基督教城市，它的宗教领袖，牧首提阿非罗(Patriarch Theophilus)对占据着塞拉庇斯神庙的异教徒们失去了耐心，便摧毁了神庙。642年，穆斯林占领埃及后第一次占领亚历山大，关于图书馆被毁的一个说法将其归因于阿姆尔（Amr，征服这座城市的阿拉伯军事领导人）在哈里发欧麦尔(Caliph Omar)的命令下对图书馆的蓄意破坏。这个说法给哈里发安了一个有悖常情的逻辑：“如果希腊人的这些著作与神的书一致，那它们就是无用的，不需要保存。”所以这个说法告诉我们：“如果这些书（与神的书）不一致，它们就是有害的，应该被销毁。”这个传说描述了哈里发的命令“（被手下）盲目地服从执行”，那些卷轴被分发到亚历山大的4000个浴场，在那里被用作烧水的燃料，花了6个月才耗尽。
古代历史学家们一致认同的是，图书馆被摧毁了。他们观点的分量促进了这个传说的传播。18世纪末，随着爱德华·吉本的史诗级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三卷的出版，这一推进被大大加快了。这部著作中包含着英语世界有史以来对于亚历山大图书馆被毁的最生动的描写。这段文字令亚历山大的灾难成了迄今为止依然存在的野蛮的有力象征。吉本写道：“亚历山大的珍贵图书馆或被掠夺或被摧毁；此后的近20年，任何一位没有完全被宗教偏见玷污其思想的目击者，看到空空如也的书架，心中都会涌起遗憾和愤慨。”他强调“古代天才的作品”被毁，并哀叹如此多的作品已经“无可挽回地消亡了”。
这些传说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把亚历山大图书馆视为野蛮战胜知识的牺牲品而哀悼。这些说法催生出了亚历山大的象征意义：在讲述和复述这些传说的过程中，它的名字几乎总是被用作隐喻，要么是代表收集全世界知识的欲望，要么是表达海量知识的损失。但是亚历山大图书馆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传说背后，我们还能从它的毁灭和存在中学到更多东西吗？
亚历山大图书馆在古典时代结束前就被毁灭了，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但具体的原因就不太明确了。恺撒本人把亚历山大的大火描述为他在公元前48—前47年与强大对手庞贝之间的战争的意外后果。运送敌军的船只停靠的港口旁边是一些仓库，被恺撒的军队放火点燃了。在随之而来的大火中，附近的一些仓库也被烧毁。亚历山大当时规定，所有入境船只都必须接受搜查，如果船上有书籍，就要被缮写复制后收入图书馆，这些被扣押的书籍可能就是被临时储存在这些码头仓库里。图书馆的藏书遭到了物理上的破坏，但这并不是它的终结。这与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的描述一致：在公元前48—前47年的事件发生几十年后，他自己的研究中有许多部分都用到了亚历山大图书馆里的资料。
这两个图书馆都非常脆弱。塞拉庇斯神庙似乎在181年左右和217年遭受了两次火灾，但是被重建了，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这场大火是影响了图书馆还是仅仅影响了神庙建筑群。273年，在亚历山大被巴尔米拉(Palmyra)起义者的叛乱占领后，奥勒良皇帝(Emperor Aurelian)夺回了这座城市，摧毁了宫殿建筑群，几乎可以肯定他对图书馆造成了破坏（尽管没有古代作家明确证实这一点），但如果这是真的（一个多世纪后，这一区域仍然没有被重建），那么也许塞拉庇斯神庙存在的时间比缪斯神庙更久。
吉本关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损失的深刻陈述，源于他围绕这一主题进行的大量细致阅读，我们可以从他对图书馆毁灭最有可能的原因的判断中得到启发。他否定了将图书馆的毁坏归咎于埃及的穆斯林征服者和哈里发欧麦尔的命令的说法。这一版本描述的若干事件被一些早期基督教作家［如阿布法拉吉乌斯(Abulpharagius)］叙述过，特别是卷轴被拿去给城市中成千上万个浴场当烧水燃料这一引人共鸣的桥段。吉本知道这一说法在读过它的学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哀叹了古代的知识、艺术和思想遭受的不可挽回的灾难”。启蒙运动时期怀疑这一说法的人在对他的分析中严厉批评道：犹太和基督教的宗教书籍在伊斯兰教中也被认为是宗教经典，所以哈里发下令烧毁它们是丝毫不合逻辑的。此外，这个故事也不符合实际，因为“由于缺乏材料，大火很快就会熄灭”。
对吉本来说，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古典世界的伟大成就之一，而它的毁灭—他总结说，这是由一个漫长而逐步的忽视和日益增长的无知的过程造成的—是压垮罗马帝国的野蛮的象征，这种野蛮让文明把他那个时代重新遇到和欣赏的东西都过滤掉了。火灾（无论是偶然的还是故意的）是造成许多书籍丢失的主要事件，但亚历山大图书馆作为一个机构逐渐消失，既是由于组织的忽视，也是因为莎草纸卷轴本身逐渐被淘汰。
不久前在希腊的一座修道院图书馆内发现的医学家盖伦的一份手稿，记载了此前不为人知的192年罗马的帝国图书馆的一场大火。这座图书馆被称为“提比略宫”(Domus Tiberiana)，坐落在市中心的帕拉蒂尼山(Palatine Hill)上。大火烧毁了一位著名希腊学者整理的荷马（古典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也许是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作品的原始卷轴。这些卷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是作为战利品被从亚历山大图书馆带到罗马的。公元前168年，著名的罗马将军西庇阿(Scipio)的父亲，卢基乌斯·阿埃米利乌斯·保卢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从落败的马其顿国王珀尔修斯(King Perseus)手中夺取了这些书，这是第一批成规模被带回罗马的莎草纸卷轴，对罗马的文学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莎草纸最初在埃及被用作书写材料。它是用纸莎草的茎中提取的木髓制成的。把木髓一层一层地叠放，用水融合在一起，放在阳光下烘干，然后把它弄平滑，使其表面能用某种墨水写上字。莎草纸通常一页页连在一起，卷在一根木棒上，形成卷轴［拉丁语将之称为liber（书），英文的library（图书馆）一词就是这么来的］。莎草纸后来将被一种更耐用的技术—羊皮纸取代，这种技术发源于地中海西部，然后被整个欧洲应用；再后来又被由阿拉伯工匠和商人从亚洲带到西方的纸取代，但莎草纸在长达4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是主要的书写媒介。
莎草纸的问题之一是它很容易被点燃。它由干燥的有机物质制成，紧紧地卷在一根木棒上，这种构成决定了它易燃的特性。当它与类似材料一起被放进图书馆时，这些弱点就变成了隐患。大多数幸存的莎草纸是在埃及的垃圾堆中［如著名的俄克喜林库斯(Oxyrhynchus)遗址］作为废弃物，或作为包裹木乃伊的材料被发现的。现存的保存莎草纸卷轴的图书馆很少，其中最著名的在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18世纪中叶，人们在那里发现了“莎草纸庄园”(Villa of the Papyri)，它在公元79年被埋藏在了其附近的维苏威火山喷发出的火山灰之下。那里总共出土了超过1700个卷轴，大部分都被烧焦或被火山喷发的热度完全熔化了，但还有足够多的书卷是可读的，让我们了解到这座图书馆背后的收藏家一定对希腊哲学［特别是菲洛德穆(Philodemus)的哲学］十分着迷。这些脆弱的卷轴如今仍然在展开和解读当中，学者们仍然在辨认其内容文字，最近他们采用了X射线：2018年，他们宣布在其中一个卷轴上发现了塞涅卡著名的失传《历史》(Histories)的部分文稿。
莎草纸的储存环境对其能否长期保存至关重要。沿海港口城市亚历山大气候潮湿，这会影响比较老旧的卷轴，导致发霉和其他有机腐烂的发生。其他大型图书馆的莎草纸藏书［如位于今土耳其的帕加马(Pergamon)的藏书］都经历了一个将莎草纸卷轴上的文字誊抄到羊皮纸上的过程。羊皮纸是一种用经过处理的动物皮制成的书写材料。这是知识的技术迁移，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
几个世纪以来，缺乏监督、领导和投资似乎是亚历山大图书馆被毁的根本原因。亚历山大的故事并没有突出蛮族无知战胜文明真理的灾难性本质，而是一个警世故事，讲述了由于资金不足、不受重视以及对保存和分享知识的机构的普遍忽视而导致的悄然衰落的危险。相比之下，亚历山大的强大竞争对手，帕加马的图书馆则发展并保住了自己的藏书。
现代学术将帕加马图书馆的建立追溯到了公元前3世纪末，尽管古代作家（如斯特拉波）认为它是在公元前2世纪早期被建立的，并将其建立归功于阿塔罗斯王朝(Attalid dynasty)的国王欧迈尼斯二世（King Eumenes II，公元前197—前160年）。帕加马图书馆是最能挑战亚历山大图书馆作为古代世界最伟大图书馆的声誉的图书馆，这种竞争不仅基于它们的藏书的性质和规模，还基于作为图书馆的一部分的学者们所扮演的角色。我们从一些古代作家的书中得知，这场图书馆之间的竞争上升到了国家层面，引发了托勒密五世（公元前204—前180年）和欧迈尼斯二世这两位国王之间的角逐。这两个图书馆都有自己的明星学者：亚历山大有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us)，他是关于赫西俄德著作的著名评论家；帕加马有马鲁斯的克拉特斯(Crates of Mallos)，他是评论荷马作品的杰出学者。像亚历山大一样，没有任何具体的遗迹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这座图书馆的具体位置，它的衰落似乎与阿塔罗斯王朝的衰落密切相关，毕竟阿塔罗斯王朝将图书馆的声望与自己的地位联系在一起。公元前133年，阿塔罗斯王国被罗马人接管后，图书馆就不再与国家有如此重要的联系，它自己的衰落就此开始。
亚历山大图书馆帮助我们理解理想的图书馆该是什么样子，它创造了一个模板，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许多其他图书馆都试图效仿—尽管它的各种具体细节十分模糊。从亚历山大的例子中，我们了解到将大量藏书与一个由能够分享知识并通过其研究开发新知识的学者们组成的社区联系在一起的力量。斯特拉波在亚历山大图书馆进行了地理研究，把图书馆员们和学者们称为一个由30到50名有学问的男性（女性似乎不包括在内）组成的“synodos”（社区）。这个社区是国际化的：许多人来自亚历山大统治的希腊，但也有罗马学者在那里缮写、评论希腊诗歌和戏剧。
该机构的领导层在其成功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前6位图书馆馆长中有5位都属于古典世界最重要的作家：泽诺多托斯(Zenodotus)、罗得岛的阿波罗尼乌斯、埃拉托斯特尼、阿里斯托芬和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us)。罗得岛的阿波罗尼乌斯在大约公元前270年担任了院长，他是伟大史诗《阿尔戈英雄纪》(Argonautica)的作者，据说他曾鼓励叙拉古的一位名叫阿基米德的年轻学者来缪斯神庙研习。在缪斯神庙期间，阿基米德观察了尼罗河水位的涨落，还发明了一种被称为“螺旋抽水机”的工程装置，这种装置至今仍然以他的名字命名。数学家欧几里得被邀请加入了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学者社区，人们认为他在那里编写了著名的《几何原本》，此书可以说是现代数学的基础。此外，他可能还教导过他的追随者，佩尔吉的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 of Perga)。亚历山大的图书馆馆长和学者们不仅保存了知识，还统一了文本，加入了他们自己的想法从而创造新的知识。他们在亚历山大创造了一种在大火和漫长的忽视过程中不会被摧毁的东西：一种我们现在称之为“学术”的学习方法。
我们很难证明古代图书馆和后世图书馆之间的直接联系，但发现人类整理和保存知识的普遍做法是有可能的。目前没有发现直接描述亚历山大或尼尼微的图书馆员的专业操作的内容，既没有任何手册，也没有流传下来的简洁扼要的语句，被保存下来的更多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相信：知识拥有巨大的力量，寻求收集和保存知识是一个有价值的任务，而知识的丧失可能是一个文明正在衰落的早期预警信号。
今天，当我在博德利图书馆漫步时，我总是不断想起图书馆管理的历史。组成博德利图书馆的28个图书馆体现了保存和分享知识的实用方法的演变。许多年代久远的建筑现在依然被使用着，其中许多是很久以前（有些是在600多年前）被设计成图书馆的，这一点多年以来都一直激励着所有我们这些在那里工作的人。这些建筑现在有了电灯、中央供暖、电脑、无线网和其他学习辅助设备，但这种创新的过程早在亚历山大图书馆成立前近2000年就开始了。
当我们审视古代图书馆的物质遗产时，幸存下来的东西着实令人惊叹。例如，在20世纪40年代末，一位名叫穆罕默德·艾德—迪伯(Muhammed edh-Dhib)的年轻牧羊人在犹太沙漠的库姆兰洞穴(Qumran Caves)中发现了一组陶器。在这些容器里有数百个卷轴，这些是现存的希伯来圣经最古老的手抄本，几乎囊括了全文。考古发掘鉴定，该洞穴群周围遗址上人类生活的痕迹大致为公元前100—前70年，而这些手稿则写于公元前4世纪—前70年（耶路撒冷第二圣殿被毁的年份）之间。这些被称为《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的卷轴非常脆弱，而且支离破碎，因此它们能被保存到今天才显得格外不可思议。我们不明白这些文件是如何被储存（或者可能是被“藏”）在库姆兰的洞穴中的，但人们的共识是，它们是在公元66—73年第一次犹太战争后的罗马镇压期间，被一个犹太宗教团体故意藏起来的，现在人们认为这些人是艾赛尼派(Essenes)。被封在陶罐中藏在沙漠里，这种存储方式保证了这些档案得以保存。大部分死海古卷都是写在羊皮纸上的，但也有一小部分是写在纸莎草纸上的。相比之下，羊皮纸文件更耐用持久。
亚历山大图书馆给我们的一个关键教训是，它的消亡对后来的社会将是一个警告。爱德华·吉本宣扬的一个普遍观点是，罗马帝国衰竭之后就是欧洲的“黑暗时代”。今天的历史学家们很清楚，亚历山大图书馆被毁之后没有“黑暗时代”。我们现在以为的一切“黑暗”其实都是缺乏保存知识的证据导致的。在欧洲、亚洲、非洲和中东，人们在继续收集知识，学术研究也在繁荣发展，延续着曾经在亚历山大图书馆和其他知识中心开展的工作。希腊世界的学术成果通过阿拉伯文化以及抄写和翻译的力量得到了最有力的保存。阿拉伯学术中心的几个主要社区，比如在现今伊朗的大布里士(Tabriz)，日后传播了希腊文化和科学，其中大部分后来被重新翻译成拉丁语，传回了西方，也通过像安达卢斯（al-Andalus，即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的托莱多(Toledo)这种国际大都市的文化交流得以被传播。
随着亚历山大图书馆在第一个千纪的前数百年中逐渐走向衰败，古代世界的知识继续在图书馆的作用下被保存。在女摄政者加拉·普拉西提阿(Galla Placidia)于拉文纳(Ravenna)陵墓上的马赛克壁画中，我们可以找到其中一座早期图书馆的证据。这些壁画位于一座建于450年、专门用来安置她的坟墓的礼拜堂内。它陈列着一个用来存放书籍的橱柜，里面有两个架子，每个架子上平放着不同的书，四卷书分别标着四位福音书著者的名字。橱柜有粗短的腿，把它与地板隔开（也许是为了保护里面的东西不被水淹）。
意大利北部维罗纳(Verona)的牧师会图书馆(Capitular Library)起源于维罗纳主座教堂的缮写室。与这座图书馆相关的最古老的一本书可以追溯到517年，是由一个名叫乌尔西奇努斯(Ursicinus)的小品级教士写的，他在主座教堂拥有一个低级圣职。然而该图书馆收藏的书至少比这早1个世纪，那时亚历山大可能仍然保有一些昔日辉煌的痕迹。这些书很可能是为了建立这里的藏书而带来的一些书的副本，是在缮写室里被抄写下来的。6世纪，在西奈(Sinai)的沙漠，一个宗教团体建造了一座圣凯瑟琳修道院，由此形成了一座图书馆，其中藏有极其重要的圣经手稿，尤其是著名的《西奈山抄本》(Codex Sinaiticus)，这是最早、最完整的希腊语圣经手稿，其年代可以追溯到4世纪上半叶。这座图书馆至今依旧保存着手稿和印刷书籍，供自己的社区和其他学者使用。
然而，许多重要的作品在我们现在称之为“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的时期（约3世纪到8世纪）丢失了，我们在后来的书籍中或者偶然发现的莎草纸碎片中能偶尔发现它们的痕迹。在过去的150年里，人们通过考古挖掘发现了写在莎草纸上的以前不为人知的文本，这些发现也使在中世纪被人熟知的古典作家的作品的更好版本得以重见天日。拜占庭的约翰内斯·利杜斯(Johannes Lydus)在6世纪拥有的塞涅卡和苏埃托尼乌斯的作品比如今现存的还要多。5世纪的北非主教圣富尔根蒂乌斯(Bishop St Fulgentius)和圣马丁(St Martin)，以及公元6世纪的葡萄牙布拉加(Braga)的大主教，他们都曾引用（或抄袭）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和塞涅卡的文本，然而他们抄写的这些段落并未出现在当今拉丁作家的资料库里。
希腊诗人萨福(Sappho)是文学损失的最好例子。她于公元前7世纪出生在莱斯博斯(Lesbos)岛，在古代世界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人物，以至于柏拉图将她称为“第十位缪斯”。她以写给女性的爱情诗而闻名，英文中两个形容女同性恋的词sapphic和lesbian分别来源于她自己的名字和她家乡岛屿的名字。从贺拉斯到奥维德，每个著名的古代作家都提到过她，她如此受欢迎，以至于亚历山大的学者们编了不是一两卷，而是整整九卷她的诗歌的评述版。她的作品现存的都不完整了，仅有的一首完整的诗歌来自一本希腊抒情诗选集，其余的都是从画在陶片上和从垃圾堆（尤其是埃及的俄克喜林库斯遗址）中发现的莎草纸上的引文拼凑而成的。38号诗仅是一句片段：“你令我燃烧”。像亚历山大图书馆一样，关于为何这样一位重要作家的作品没有被保存下来，人们争相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一直以来最受欢迎的说法是，基督教教会出于道德原因故意破坏了这些诗歌的书卷。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们甚至声称，萨福的作品于1073年在教皇额我略七世(Gregory VII)的命令下，在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被焚毁。实际上，萨福的作品［使用的是一种晦涩难懂的伊欧里斯希腊方言(Aeolic dialect)］，可能是在人们将知识从莎草纸抄写到羊皮纸上的转变时期被丢失的，当时装订的手抄本取代了纸莎草卷轴，而萨福的诗歌被转移的需求并不是很大。1897年，埃及探险协会(Egypt Exploration Society)开始挖掘俄克喜林库斯的垃圾堆，今日幸存的文学莎草纸超过70%即出自这里。
随着基督教的建立，书籍和图书馆遍布了欧洲和地中海世界。即使是在罗马帝国最边缘的不列颠，我们也能从零星的证据中推测那里有图书馆［2世纪初去世的诗人马提亚尔(Martial)曾讽刺地评论说，甚至在不列颠都有人阅读他的作品］。在君士坦丁堡（在330年重建之前被称为拜占庭）这样的主要学术中心，当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皇帝在425年左右重新修建了一所帝国大学并建立了一所新的神学院时，亚历山大的精神再次焕发了生机。6世纪，学者和政治家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us)离开了意大利狄奥多里克国王(King Theodoric)的宫廷，做了一名修道士。他在卡拉布里亚(Calabria)的维瓦利乌姆(Vivarium)建了一座修道院，并建立了一座重要的图书馆。这座图书馆的缮写室是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至少有两本书是在那里被抄写的，并在写成之后被送到了英格兰北部的芒克威尔茅斯—贾罗修道院(Abbey of Monkwearmouth-Jarrow)，供那里的基督教社群使用。一本是卡西奥多罗斯本人写的《诗篇评述》(Commentary on the Psalms)—达勒姆(Durham)的大教堂图书馆今日藏有这部作品的8世纪手抄本—另一本则是手抄本的圣经。这本圣经后来在芒克威尔茅斯—贾罗修道院的缮写室被复制，做成了一本现在被称为《阿米提奴抄本》(
Codex Amiatinus)的书，被作为礼物送回罗马。它从未到达罗马，现在被收藏在佛罗伦萨的老楞佐图书馆(Laurentian Library)。阿米提奴抄本中甚至还有一幅图书馆的画，上面画着书架、书籍，旁边还有忙于写作的先知以斯拉(Prophet Ezra)。
在这一时期，伊斯兰和犹太社群在基督教世界之外复制和传播着知识。在犹太教中，抄写《旧约》和其他宗教经典很重要，以至于渐渐有了关于如何处理书面文字的宗教法律。纵观整个伊斯兰世界，尽管背诵《古兰经》的口述传统仍然占主导地位，但书籍成了传播圣书和其他思想的重要知识机制。伊斯兰社群从中国人那里学会了造纸，并且据13世纪百科全书编撰者雅古特·哈迈维(Yaqut al-Hallawi)所说，巴格达的第一家造纸厂成立于794—795年，那里生产的纸张足够官员们把以前羊皮纸和莎草纸上的记录都转移到纸上。纸（比莎草纸坚韧，且比羊皮纸便宜很多）可大规模获得，使穆斯林得以发展出复杂的书籍文化。因此，图书馆、纸商和书商在巴格达变得司空见惯，做书籍和纸张生意的人在这里都被誉为有文化的人。这种文化很快也传播到了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城市。
从伊斯兰统治下的西班牙到伊拉克的阿拔斯帝国(Abbasid kingdom)，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叙利亚和埃及有大图书馆，伊斯兰西班牙有超过70座图书馆，仅巴格达就有36家，这里的第一批公共藏书是在巴格达的创建者，曼苏尔（al-Mansur，754—775年）或他的继任者哈伦·拉希德（Harum al-Rashid，786—809年）统治期间组建的。哈伦的儿子哈里发马蒙(al-Mamun)于8世纪建立了智慧之家(House of Wisdom)，这里是一个致力于翻译、研究和教育的图书馆和学术机构，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具有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学者。在这里，亚历山大的精神再次发挥了影响，老师和学生们一起翻译古希腊语、波斯语、叙利亚语和印度语手稿。在哈里发的赞助下，智慧之家的学者能够研究从君士坦丁堡带来的希腊手稿，并翻译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希波克拉底、欧几里得、托勒密、毕达哥拉斯、婆罗摩笈多(Brahmagupta)等许多大家的作品。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其他图书馆也纷纷涌现出来，比如由波斯人萨布尔·伊本·阿尔达希尔(Sabur ibn Ardashir)于991年建造的知识之家(House of Knowledge)，这里收藏了一万多卷科学主题的书籍，但在10世纪中叶塞尔柱人(Seljuq)入侵期间被毁。
一位评论家，埃及的百科全书编撰家加勒卡尚迪(al-Qalqashandī)提到，“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在巴格达的图书馆……收藏了不可计数、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有价值的书籍”。这些图书馆在13世纪蒙古人入侵期间受到了直接和间接的破坏。伊斯兰学者们也创造了自己的复杂学术研究，特别是在科学方面，一千多年后欧洲图书馆收集伊斯兰科学书籍的现象促进了新的科学方法的诞生。
到了7世纪，北欧有了更多的修道院，大部分修道院也都设立了图书馆，不过大部分图书馆的藏书规模都很小。在英格兰，坎特伯雷、马姆斯伯里、芒克威尔茅斯—贾罗和约克的早期基督教社区有足够被称为图书馆的藏书规模，但这些岛屿上的书籍在北欧海盗入侵后幸存下来的少之又少。
9世纪初，圣高隆(St Columba)在爱奥纳(Iona)岛创立的一个修道院多次遭受维京人的攻击，院内多位僧侣被杀害，他们重要的缮写室也被摧毁了。有一种理论认为，著名的泥金装饰手抄本《凯尔斯经》(Book of Kells)实际上是在爱奥纳岛上被写成的，后来因为担心维京海盗劫掠而被移到了凯尔斯(Kells)。其中有一本书在北欧海盗的入侵中幸存了下来，那就是举世闻名的《林迪斯法恩福音书》(Lindisfarne Gospels)，现藏于大英图书馆。其创作者是8世纪林迪斯法恩的基督教社群，当该社群在大约150年后搬到大陆上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时，他们带上了这本书和他们的精神领袖圣卡斯伯特(St Cuthbert)的遗体。这本书是当今著名的早期基督教艺术作品，里面的绘画美丽而复杂精细，令人炫目，但在当时，它是北欧基督教化的有力象征。
离开林迪斯法恩岛一个世纪后，这本奢华地用贵金属、宝石和珠宝装帧的伟大书籍在杜伦的宗教社区安了家。到了10世纪中期，这里有位名叫奥尔德雷德(Aldred)的僧侣给经书的拉丁文本加上古英文注释；事实上，这是《新约》第一次以英语的形式出现。这位后来在达拉谟与切斯特勒街(Chester-le-Street)的姊妹社群产生关联的僧侣增添了一篇序文，记录这部经书的传统：担任圣职的修道士，在《福音书》的拉丁语文本中添加了古英语的注释，奥尔德雷德加了一页信息页，记录了这本书的信息：它由林迪斯法恩主教埃德弗里德（Eadfrith，约698—722年）所写，由继任主教艾希尔瓦尔德（Aethilwald，死于740年）装帧，由比尔弗里斯(Billfrith)用金、银和宝石装饰封面。在12世纪，杜伦的修道士西米恩(Symeon)认识到，这本“保存在这座教堂里的”书和圣卡斯伯特的遗体一样珍贵。
博德利图书馆里有两本书来自这个时期的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图书馆，它们是现存最古老的完整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和柏拉图《对话录》的副本。这两本书在9世纪末时都在帕特雷的阿雷萨斯主教(Bishop Arethas of Patras)图书馆里。
到了1066年诺曼入侵时，规模最大的藏书，如在伊利(Ely)的藏书，只有几百卷，比伊斯兰世界的要少得多。在诺曼征服之前，英格兰的大多数图书馆都很小，几个结实的箱子或橱柜就能放下，只有少数修道院有专门作为图书馆的房间。例如建于7世纪的彼得伯勒修道院(Peterborough Abbey)有一份幸存的赠给温彻斯特主教艾希尔瓦尔德—这位主教在970年重建了彼得伯勒修道院—的书的清单，上面只列了20本书。尊者比德(the Venerable Bede)告诉我们，7世纪初，教皇额我略一世(Gregory the Great)向坎特伯雷的奥古斯丁(Augustine)赠送了许多书籍，但这些书可能是礼拜仪式书和圣经。尊者比德唯一明确提到过的图书馆是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赫克瑟姆(Hexham)的图书馆，那里存有殉教者们的受难史和其他宗教书籍。
古代文明结束后，图书馆继续存在着，尽管希腊、埃及、波斯或罗马的图书馆都遭受过不同程度的破坏。通过抄写，新的图书馆很快成立，用来存放新书。其中一些新的基督教图书馆，比如圣凯瑟琳修道院的图书馆，或者维罗纳的牧师会图书馆，在古代世界的最后几年建成后一直沿用至今。有许多在后来几个世纪里创立的图书馆也存活了下来。他们创造了知识繁荣发展的典范，并形成了一个机构网络，这个网络后来在整个中世纪支持了西方和中东社会。
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传奇产生了一种概念，即图书馆和档案馆是能够创造新知识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在缪斯神庙的书籍和学者中看到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名声传遍了整个古代世界，并流芳百世，激励着其他人效仿它收集和整理这个世界的知识的使命：在1647年出版的《托马斯·博德利爵士生平》(The Life of Sir Thomas Bodley)的序言中，博德利吹嘘道，他建立的伟大图书馆甚至超越了“那座埃及图书馆的伟大名声”。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遗产也激励了为保护和保存知识而斗争的图书馆员和档案管理员们。
圣邓斯坦(St Dunstan)跪在耶稣脚下。来自《圣邓斯坦的课本》(St Dunstan’s Classbook)，10世纪晚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