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的英格兰，有一个人受国王亨利八世的委托，从一座修道院到另一座修道院，游遍了全国。在动荡的都铎时期的背景下，马背上形单影只的约翰·利兰(John Leland)格外引人注目。在修道院图书馆被以宗教改革的名义摧毁之前，他的旅程给了这些图书馆藏最后一瞥。
利兰出生在一个发生着剧变的世界里。1000多年以来，教育和知识一直由天主教会（Catholic Church，“catholic”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普遍共同”）控制着。一个由修道院和宗教团体构成的网络维持着图书馆和学校。英格兰仍然在从漫长而血腥的内战中恢复，一个新的王室家族—都铎家族—登上了王位，整个欧洲对于教会的财富与权力的不安情绪与日俱增。一场新的思想运动—人文主义，鼓励学习古希腊、拉丁语和研究古典作家—创造了一种思想的发酵，使人们得以通过一种新的方式看待世界。一种通过审视思想来源来质询假设的思潮在欧洲精英中流行了起来。英格兰主要的人文主义学者们［枢密院顾问、《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和圣保罗座堂的教长约翰·科利特(John Colet)］想要教导能传播这一信息的新一代学者。虽然利兰在童年就成了孤儿，但他的养父把他送去了约翰·科利特重建的学校，他在那里作为首批学生之一学习了拉丁语和古希腊语。这些学校与以前的学校很不一样，因为它们除了要求学生学习圣经和天主教作家的作品，还鼓励他们阅读古典著作。
从剑桥毕业后，利兰成了第二代诺福克公爵托马斯·霍华德(Thomas Howard)的儿子的家庭教师，之后去了牛津，可能在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从事学术研究。虽然利兰并不富有，也没有贵族血统，但他像他的赞助人，红衣主教沃尔西(Cardinal Wolsey)一样聪明和有野心。在后者的鼓励下，他跨过英吉利海峡来到了巴黎，进入了当时一些最伟大的知识分子的圈子，其中包括博学的皇家图书管理员纪尧姆·比代(Guillaume Budé)和才华横溢的修辞学教授弗朗索瓦·杜·博瓦(Fran?ois Du Bois)。在这些人的鼓励下，他钻研诗歌创作，并全身心投入到了人文主义的治学方法中，寻找并研究手稿中的素材。
1529年，利兰离开法国，回到英格兰。此时沃尔西已失势，而利兰就像他的新赞助人托马斯·克伦威尔一样，不得不在亨利八世充斥着阴谋、暗算、治罪和处决的宫廷的危险环境中找到生存的方法。
此时，亨利八世正在积累反对天主教会的论据。起初，这些只是为了找到一个办法好与他的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离婚，并迎娶年轻漂亮的侍臣安妮·博林。他手下最好的顾问使用神学论点来支持他，但最初的离婚上诉后来升级成了一场更重大的争夺英格兰教皇权威的斗争。大胆的机会主义日益掩盖了辩论本身。如果亨利八世能成功，那他不仅能够掌控国家的宗教权威，还可以控制天主教会在前几个世纪积累的巨额财富。英格兰人所经历的这些事件我们现在称之为宗教改革。它是一场始于1517年德意志，由马丁·路德领导的强大改革运动，在16世纪蔓延到整个欧洲。利兰和克伦威尔都决心成为其中的核心人物。
亨利八世是都铎王朝的第二位统治者，由于没有男性继承人，他的王位岌岌可危。篡改历史成为王权争斗中的一件关键武器。在修道院图书馆中发现的手稿上的历史和编年史成了古代英格兰，特别是在诺曼征服之前，独立于教皇权威的珍贵证据。甚至像亚瑟王这样的英格兰神话人物的故事也被扯进了辩论。由此看来，这些图书馆里的内容可能是解开亨利未来的钥匙。利兰欣然接受了这个机会，利用他的学术才华来支持他在法庭上的地位。他成了研究亚瑟王的专家，并写了两部著作来证明他的历史真实性。他从此被称为“古文物学家”，这并不是一个官方职位，但用于描述一个对过去非常感兴趣的人很合适。
亨利八世的计划逐渐看到了成果。1533年5月31日，安妮·博林胜利进入了伦敦，第二天在西敏寺加冕为王后。利兰甚至为这个由托马斯·克伦威尔精心安排的辉煌时刻写了官方的拉丁文庆祝诗，其中8次提到了国王的期望—希望安妮早生贵子。然而，亨利八世想让利兰为他效力并不是因为看重他的诗。利兰后来回忆道，在王后加冕礼之后，国王即让他去“详细考察和搜寻全国所有修道院和学院的图书馆……这是一次无比慷慨的委任”。通过这次委任，利兰积极参与了国王的“大事”—收集支持废除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婚姻以及他的新妻子安妮·博林的合法性的论据。在这些争论之后英格兰正式脱离教皇权威，并主张英格兰国教会的最高权威是国王而非教皇。
在利兰非凡的旅程中，他仔细阅读了他在140多座图书馆的书架上找到的书籍。他是一名热忱的研究人员，记录下了他考察过的书籍，并在每次旅行结束时为遇到过的情况写下笔记。他死后，他的朋友们试图整理这些笔记，但这并非易事。577年，历史学家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说，它们已经“被虫蛀、发霉、腐烂”了，他的笔记本“完全损坏了，字迹因受潮和磨损而难以辨认，而且有几本笔记遗失了，所以不完整”。从哈里森的文字可以看出，试图理清这样一堆混乱的素材令他十分沮丧：“他的注解如此混乱，以至于没有人能（以某种方式）读懂分毫。”
这些笔记在18世纪被送来博德利图书馆时已被整齐地装帧起来了（这对我来说很是方便）。但起初，它们只是一大堆有着利兰字迹的纸，上面还有层层叠叠的勾画和更正，有些带折痕，有些带污渍或者被水泡坏，还有一些被撕破或磨损严重。虽然利兰只列出了他认为特别有趣的书，它们也揭示了关于被毁的书的大量细节，能帮助我们确定许多幸存下来的书来自何处。这些书被毁或被移动有时是利兰的活动直接造成的。他的笔记中还记录了他对去过的图书馆的大量个人见解。利兰经常要长途跋涉才能抵达这些图书馆，很多行程是提前计划好的，它们被有序地列在清单上，利兰有时甚至还绘制粗略的地图来帮助他制定路线。
如今我们在乡间行走时会理所当然地使用地图辨认方向，但利兰游历全国时，距离克里斯托弗·萨克斯顿(Christopher Saxton)制作第一版印刷的英格兰地图还有30年。利兰的笔记显示了他仔细的准备，包括打算前往的图书馆的清单，甚至一些地点的小型缩略图，这些能帮助他有效地安排时间。有一张坎伯河口(Humber estuary)的地图显示了利兰在1534年参观过的在林肯郡(Lincolnshire)和约克郡(Yorkshire)的一片修道院。
利兰试图记录标注的是中世纪英格兰分布在近600家图书馆的丰富知识储备，其中有8600多册幸存的书籍。中世纪的藏书包括规模较小的堂区图书馆拥有的为数不多的礼拜仪式书，也有宗教团体的图书馆中非常整齐的大规模藏书。中世纪英格兰最著名的图书馆之一是位于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本笃会修道院(Benedictine Abbey of St Augustine)图书馆，其最后一批中世纪目录被汇编时（1375年至1420年间，1474年至1497年间又扩充了目录），拥有近1900卷藏书。现知其中只有295本被保存到了今天。按照中世纪的标准，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图书馆是很大的，其馆藏目录涵盖了最早在10世纪末于修道院写就的或被送给修道院的书。大多数书都是宗教著作，要么是圣经文本，要么是后来的神学家（例如尊者比德）对圣经的评注，或者是教父的作品。图书馆使其修道院社区的人得以广泛地阅读学习人类知识：从历史（包括古代和现代历史学家的作品）到科学（包括天文学、数学、几何学）和医学，还有一大块是有关古代伟大的博学者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该目录中也有少数的诗歌段落，有关法国、语法、教会法、逻辑学、圣人的生平的书目以及一些信件。
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位于英格兰西部，是英格兰最伟大的修道院之一，也是利兰万分期待的目的地。这座修道院不仅是亚瑟王陵墓的所在地（因此与亨利八世的政治诉求极度相关），它的图书馆还是全国最著名的图书馆之一。利兰生动地描述了他的首次参观：“还没等我跨过门槛，仅仅是看到这些无比古老的书籍，我就已肃然起敬，事实上我直接惊呆了，因此我在此停留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拜见了这里的天才们，然后花了几天的时间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查看了书架上的藏书。”利兰的笔记只提到了44本书，这些书基本契合他寻找古代证据的主要目标。他查阅了许多伟大的英格兰年代编撰者的作品，如马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威尔士的杰拉尔德(Gerald of Wales)、蒙茅斯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和道明会修道士尼古拉斯·特利维特(Nicholas Trivet)。除此之外，他还仔细查看了许多古代手稿，如阿尔琴(Alcuin)、尊者比德和阿尔弗里克(Aelfric)的作品副本，以及圣奥古斯丁或圣额我略·纳齐安(Gregory of Nazianzus)等教父的作品。它们在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被保存了几个世纪。这些书中有一些是亨利八世的政治运动所关注的重点，但另一些纯粹是服务于利兰自己的古文物研究项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项目之一是他的巨著《名人传》(De uiris illustribus)，此书汇编了所有不列颠的重要作家的记述。他对蒙茅斯的杰弗里的记录证实，他查阅了亨利二世的批准法令，以及石碑上的铭文，但他在格拉斯顿伯里的图书馆里读得最“如饥似渴”的是杰弗里的《梅林传》(Life of Merlin)这样的手稿。
用利兰的话说，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是“整个（不列颠）岛上最古老、最著名的修道院”。利兰后来回忆他当时是如何“因长时间的研究工作而感到疲倦，多亏了……我的一位特别的朋友，无比正直的修道院长理查德·怀廷(Richard Whiting)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才恢复了精神”。利兰获准进入了大多数他参观过的图书馆和修道院，这实属难得。我们可以想象一些东道主十分享受与他这位博学的参观者谈论英格兰的历史。在《名人传》中较晚的一篇记录里，我们可以一窥在格拉斯顿伯里的此类景象—利兰描述了他看到一部康沃尔的约翰(John of Cornwall)的手稿作品时的情形，当怀廷带领他穿过书架时：“这本书实实在在地在我手中，第一次触碰它令我无比欣喜”，当修道院长“在别的地方叫我”时，利兰“忘了再回过头找这本书”。
利兰在那里看到的一些书幸存了下来，其中最伟大的一些现藏于博德利图书馆。格拉斯顿伯里最著名的书叫《圣邓斯坦的课本》，这是一本杂集，有些部分可以追溯到9世纪、10世纪和11世纪，是从威尔士和布列塔尼(Brittany)的凯尔特文明带到英格兰的。这本手稿由4个不同的元素组成，从字体风格到承载这些字迹的羊皮纸，每个部分看起来和感觉起来都非常不同：有些感觉像麂皮，柔软、厚实，近似丝绒的触感；而另一些部分要更薄、更易皱裂，这显示了中世纪早期制作羊皮纸的不同传统。
这本书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们得以一窥英格兰历史上一段流传下来的学术生活的迹象相对较少的时期。第一部分，也是最古老的部分，是一本由名为优迪克(Eutyches)的古代作家所著的语法写作书，称为《论遣词》(De Verbo)，带有9世纪和10世纪的拉丁语和布列塔尼语注释，显示出它与欧洲思想的联系；第二部分写于11世纪下半叶，是一篇关于寻找真十字架的古英语布道文；第三和第四部分写于9世纪的威尔士，包括一本实用知识选集和一首著名的关于诱惑技巧的古罗马诗歌—奥维德的《爱的艺术》(Ars amatoria)，文中带有威尔士语注释。我们不能确定这些单独的部分是何时被收集在一起的，但扉页上有一幅画描绘圣邓斯坦（先后任伍斯特主教和伦敦的主教，最后于959—988年任坎特伯雷大主教）跪在基督的脚下，乞求他的保护。后来的题词表示这是圣邓斯坦自己的作品。圣邓斯坦是早期英格兰教会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在这一深受欧洲修道院观念，尤其是本笃会运动改革影响的时期领导英格兰教会。
多亏了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的中世纪书籍目录被保存下来，让我们得知《圣邓斯坦的课本》1248年就出现在这里了，我们还知道它在15世纪由一位兰利修道士(Brother Langley)保管着。这本书也是利兰在15世纪30年代来访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时无比着迷的40本书之一，他在笔记中称其为“优迪克语法书，曾被圣邓斯坦所有”。
不过，《圣邓斯坦的课本》和它的邻居们在图书馆书架上安居的日子此时已进入了倒计时。1534年，《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通过，亨利八世成了英格兰教会的领袖，标志着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宗教生活正式脱离了教皇权威。在此之后，修道院开始被正式解散，在1536年通过了《土地没收法院法案》（Act for the Court of Augmentations，该法案创建了处理前修道院财产的机制）和《解散小型修道院法案》(Act for the Dissolution of the Lesser Monasteries)之后更甚。在短暂的喘息之后，当一些较大的修道院以为它们能侥幸逃脱时，托马斯·克伦威尔的计划加大了力度，1539年通过了《解散大型修道院法案》(Act for the Dissolution of the Greater Monasteries)，使最后剩下的一些大型修道院成了视察目标，最后这些修道院要么自愿放弃抵抗，要么被武力镇压了。其中一座“大型修道院”就是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它不久后成了英格兰宗教改革中最后也最暴力的行为之一的发生地。
1539年夏天，修道院幸存的财务记录记载了这个大社区延续了几个世纪的自然节奏：为食堂购买食物、维护场地、清理沟渠，70岁的修道院长继续主持着机构的各项事宜。也许怀廷认为他的修道院得以幸免于难，一是因为他与利兰的友谊，二是因为他没有阻碍议会的改革（他是上议院的一员），并同其他很多修道院长一样，宣誓接受了国王在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领袖地位。但格拉斯顿伯里是一座出了名的富有的修道院，而亨利八世对于增加财富有着贪婪的欲望。1539年9月，克伦威尔派专员前往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指控怀廷“目无上帝，目无君主，根本不是真正的基督徒”。9月19日，他在夏普汉姆园(Sharpham Park)的家中接受了检查，委员们发现了他“腐烂和不忠的心”的证据。但是，当怀廷不愿意交出修道院时，委员会的视察人员搜查了修道院，并“发现”了能将怀廷治罪的谴责国王离婚的文件以及私藏的钱。这就是委员们所需要的全部。怀廷于1539年11月14日在附近的威尔斯(Wells)小镇受审，他被指控的主要罪名是“窃取格拉斯顿伯里教会的钱财”。第二天，他被拖着穿过街道，然后被带到格拉斯顿伯里山丘，在那里，“他祈求上帝的怜悯，请求国王原谅他的严重罪行”，然后他被处以绞刑。他的尸体被切割，其中四分之一被带到了威尔斯示众，另四分之一被带到了巴斯(Bath)，其余部分留在了伊尔切斯特(Ilchester)和布里奇沃特(Bridgewater)。他的头颅被放在了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的大门上。
这一血腥的进程带来了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的毁灭。不出几天，修道院的每一个角落和缝隙都被洗劫一空，所有财产都被挂牌出售：包括烛台和圣餐杯等银器，法衣和管风琴等教堂的设备，但也包括更普通的东西，如烹饪设备、陶器、餐具，甚至玻璃杯、床、桌子和铺地砖，还有屋顶上的铅和钟上的金属这些尤其值钱的东西。
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里的书籍很快就消失了。利兰的笔记是我们手头仅有的对宗教改革前夕修道院图书馆的描述，但根据早期的目录和关于其他修道院损失的更宏观的描述，我们可以估计有大约1000份手稿被毁。现在只剩下60本能够辨认的来自格拉斯顿伯里的手稿，散落在世界各地的30座现代图书馆中，但实际的数量很可能比这要高，因为许多手稿缺乏能够将它们锁定在具体某座中世纪图书馆的标记。
在格拉斯顿伯里托尔山发生的事情，只是宗教改革给不列颠群岛和欧洲带来的暴力和破坏的一小部分。仅在英格兰，就有数万本书被烧毁或拆散，被当作废品出售。用17世纪作家、历史学家安东尼·伍德(Anthony Wood)的话说：“书一文不值，整座整座的图书馆几乎不用花什么钱就能全买下。”
欧洲的修道院和其他宗教团体的图书馆也深受宗教改革影响。在德意志的下萨克森(Lower Saxony)，修道院被拆除，包括书籍在内的所有可移动财产都被逃亡的天主教修道士和牧师带走了。在1525年的德意志农民起义(Peasants’ War)中，许多图书馆和档案馆受到了农民们的针对，因为它们是存放奴役农民的封建契据和税单的地方。在这里，宗教改革是引发更广泛的社会运动的导火索，而被记录的历史是这些运动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16世纪的德意志历史学家约翰·莱茨纳(Johann Letzner)曾经在瓦尔肯里德(Walkenried)进行自己的学术研究，并哀叹当地的图书馆在15世纪20年代被烧毁时令人惋惜的损失。修道院图书馆的珍贵书籍有的被用来当作泥泞道路上的垫脚石。希里亚库斯·斯潘根伯格(Cyriakus Spangenberg)描述过，在1525年有手稿被填进修道院的井里。莱茨纳指出，在卡伦堡(Calenburg)，市民因为书籍与旧宗教有联系而将其焚烧。
约翰·贝尔(John Bale)是利兰的继任者，他在关于利兰艰苦旅程的作品《约翰·利兰艰苦的旅程和搜寻》(The laboryouse journey & serche of John Leylande)中对此进行了更详细的描述：
不假思索地毁灭一切，现在是，将来也永远会是英格兰最可怕的耻辱。他们中的许多人购买了那些充满迷信的府邸，保留了图书馆的书籍，有些被拿来擦鞋，有些被卖给了杂货商和肥皂贩子，有些被送到了海外的装帧商手上。令那些国家惊讶的是，送来的书数量不少，有时甚至是满满几船的书……还有什么比让国外以为我们是鄙视知识的人能为我们的国家带来更多耻辱和指责的呢？
书籍被故意销毁的证据可以从那个时期的装帧材料中幸存下来的书籍碎片中找到。在19世纪中叶书籍生产被机械化之前，书都是手工装帧的，手工制作的装帧材料经常用废纸或羊皮纸加固，这一部分叫作“衬页”，通常是回收废弃书籍的材料制成的。
以不寻常的方式回收再利用旧书，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一些书（通常是礼拜仪式书—牧师主持礼拜时所需的书籍）被拆散，当它们过时或破旧到不能用时就会被出售或回收。被再利用的羊皮纸除了加固书籍还有别的作用。现存于哥本哈根大学的一份冰岛的“手稿”就是作为一顶主教法冠的加固物被发现的。
宗教改革为图书装帧师们创造了大量的新材料，这些装帧商大部分集中在主要的图书生产中心，在英格兰即伦敦、牛津和剑桥。牛津的学者们对装帧时使用手稿碎片这一做法进行了最详细的研究。在1530年到1600年之间，装帧师们使用来自过时的或被用坏了的书籍（特别是大学生用的书）的印刷废料。随着宗教改革势不可挡地进行着，我们从后来书籍的装帧中找到了它对藏书的影响的证据，其中许多书至今仍然留在牛津的图书馆里。在1540年之前，礼拜仪式书在牛津很少被用作衬页，但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它们也被频繁用作衬页了。对这一时期幸存的书籍装帧进行的研究表明，礼拜仪式书、圣经评注、圣人传记、教会法著作、经院神学、教父和中世纪哲学都成了可供装帧师使用的废料。
多亏了牛津大学仔细保管的学院历史记录，我们甚至有一些详细的例子。1581年，1569—1573年在安特卫普出版的著名的印刷版圣经被赠予万灵学院图书馆；普朗坦圣经(Plantin Bible)是一套庞大的8卷巨著，被牛津大学雇来修理这套书的装帧师多米尼克·皮纳特(Dominic Pinart)要了大量的羊皮纸来支撑其皮制封面的结构。于是有人从一本学院在15世纪收到的13世纪大开本《利未记》(Leviticus)评述中拆下了36到40页给他，这些书页也在皮纳特为温彻斯特公学(Winchester College)装帧的一本书中被找到了。奇怪的是，这本评述的其他书页没有被使用，且这份被破坏了的手稿至今仍然留在万灵学院图书馆里。
不仅以前的修道院的图书馆被摧毁、藏书四散流失，其他种类的书籍也被挑出来销毁了，这些是现在被视为非法的天主教礼拜仪式书：神父和其他人长期以来在未经改革的中世纪教会中为钦崇而进行的复杂的正式宗教仪式中使用的弥撒经书、交替圣歌集、日课经、手册和其他书籍。在宗教改革早期，这些书开始在修道院和教堂被销毁，但随着1549年《废除及处理各类书籍和圣象法案》(Acte for the abolishinge and putting awaye of diverse books and images)的通过，国家加强了对销毁的支持力度。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人抵制这种破坏和审查。一本为圣海伦的兰沃斯(St Helen’s Ranworth)的堂区教堂制作的交替圣歌集（唱诗班使用的带有乐谱的大型礼拜仪式书）流传至今。为了符合有可能决定圣海伦堂区的神父、堂会理事及其他官吏的性命的新的宗教审查法律，这本书经过了仔细的调整。根据1534年的法案，有关英格兰圣人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他因为违抗英格兰国王而殉道）—的内容需要从历法中删除：当时所有礼拜仪式书中都有一部分详细说明了一年当中纪念每个圣人和其他重要宗教节日的日期（各地通常还会加上当地的圣人）。兰沃斯交替圣歌集中用非常浅的对角线“抹去”了圣托马斯的词条，使这些文字仍然能被轻松阅读。当玛丽·都铎掌权并重新推行天主教时，有关圣托马斯的文本就又被写回了这本交替圣歌集中。
虽然宗教改革期间的损失是巨大的，但幸存下来的案例—目前已知只有5000或更多本的书籍从不列颠群岛中世纪修道院的图书馆中幸存下来了—生动地证明了个人能够如何抵抗知识被毁坏。这些人有时是被迫离开修道院的修道士、修女、托钵修会修道士和教堂教士，有的间或带走了其修道院最珍贵的书籍。在约克，本笃会修道院的前修道士理查德·巴维克(Richard Barwicke)从修道院图书馆带走了一些书，把它们留给了一位世俗的朋友。威廉·布朗(William Browne)是约克郡的蒙克布雷顿的最后一位小修道院院长，当本笃会解散时，他带走了148本书。1557年，伍斯特郡的伊夫舍姆(Evesham)本笃会修道院的最后一位院长菲利普·霍福德(Philip Hawford)去世时，他名下有75本书，大部分是他当修道士时得到的。即使是这些幸存的书中最著名的中世纪手稿《凯尔斯经》（现在是都柏林圣三一学院最伟大的宝藏）也极有可能是被凯尔斯的圣马利亚修道院(St Mary’s Abbey)的院长理查德·普朗基特(Richard Plunket)带走的。它们是危险的纪念品，在宗教改革最激烈的新教时期更是代表着无穷的隐患。在那个时期，整个北欧的教堂的装饰、色彩、雕像和宗教肖像都被剥除了。
《圣邓斯坦的课本》之所以能幸存下来是因为它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收藏家托马斯·艾伦(Thomas Allen)名下。艾伦从全国各地被拆散的修道院图书馆收集书籍。牛津的一位书商似乎买了许多旧手稿，因为“在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在宗教被改革时，一车手稿被运出了墨顿学院(Merton College)的图书馆……艾伦先生告诉他，是老加布兰德，那个书商……从墨顿学院买下了它们……艾伦先生从他那里买了一些”。如此推测，加布兰德·哈克斯(Garbrand Harkes)从15世纪30年代到至少70年代一直很活跃，他可能已经能够为他的常客从更远的地方寻找手稿了。
直到16世纪末，即便在偏远地区的英格兰，收藏家也可以买到格拉斯顿伯里的其他手稿。在1639年，学者出身的阿马大主教(Archbishop of Armagh)詹姆斯·乌雪(James Ussher)就已经看到了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的《大图表》(Magna Tabula)，这是一块巨大的折叠木板，写着文本的羊皮纸贴在其上。它被保存在坎布里亚郡的一个偏远角落，纳沃斯城堡(Naworth Castle)，离哈德良城墙很近。《大图表》上记录了亚利马太的约瑟(Joseph of Arimathea)—他被认为是耶稣的舅父—建立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的传说，以及埋葬在那里的圣人的故事，它采取这种材料和设计的目的似乎是让其立在修道院教堂里，以便于修道士和其他礼拜者看到和阅读。它仅合上的尺寸就超过了2英尺乘3英尺，同时也是博德利图书馆最重的手稿之一，每当有学者要求看它时，图书馆负责取书的工作人员都叫苦不迭。把它从格拉斯顿伯里运到纳沃斯绝非易事，这证明了近代早期英格兰的旧书贸易不仅很坚决，而且有很高的效率。
一位保护了一些书籍免遭破坏的重要人物就是一直履行国王要求的约翰·利兰。在他的《艰苦的旅程》中，他讲述了他是如何“保存”了修道院书籍，并在他的诗《反权力之爱》中说，他为格林尼治、汉普敦宫(Hampton Court)和西敏寺的皇家图书馆配备了新的书架，以容纳他找到的一些被解散了的修道院的藏书。利兰为皇家图书馆识别了一些书籍，其中许多现在被视为文化瑰宝，例如现藏于大英图书馆的一本9世纪的福音书，它与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埃塞尔斯坦(Athelstan)有密切的联系，就在利兰从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为国王获取的一批书当中。这本书是都灵的克劳迪乌斯(Claudius of Turin)所著的《马太福音》评注的12世纪手抄本，这本书与盎格鲁—撒克逊王室的关系是很清楚的，但更难令人理解的是，为什么这本利兰曾于1533—1534年在兰索尼修道院(Llanthony Priory)看到过的晦涩的评注也被他收入了国王在西敏宫的图书馆。
利兰可能在访问期间就选择了书籍，并快速将它们转移了出去，但更有可能的是，在委员们视察修道院之前，它们一直留在原地。作为皇家藏书（目前大部分位于伦敦的大英图书馆）幸存下来的大部分书籍都没有留下明确的被利兰经手的迹象，但他肯定在保存这些书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一封关于沙福郡(Suffolk)的贝里圣埃德蒙兹镇(Bury St Edmunds)的本笃会修道院的大图书馆的信件中，我们可以一瞥这个过程可能是如何运作的。在11月4日，修道院正式解散5天后，利兰回到了贝里圣埃德蒙兹镇“看那里的图书馆还剩下什么书，或者有哪些书被藏进了修道院建筑的其他角落”。我们还知道，当利兰的朋友兼继任者约翰·贝尔看到利兰的个人图书馆时，图书馆里有至少176册藏书，而贝尔可能只列出了其中的一部分。
虽然利兰造成了一些图书馆的藏书的散落，但他对书籍的破坏是感到无比惊骇的。他写信给他的赞助人托马斯·克伦威尔说，“现在德意志人意识到了我们的……疏忽，他们必然会每日派遣年轻学者到这里来收集战利品（书本），把它们带出图书馆，回国后把它们作为自己国家的不朽杰作留在异乡”。但是，利兰可能是在经历其旅程的激烈阶段，并在45岁左右于宫廷中经历了失宠大约10年后，才逐渐充分领会了解散修道院对图书馆的全部影响，以及自己已经偏离了人文主义的初心多么远。一封幸存下来的信“悲痛地哀叹他突然的崩溃”。
1547年，约翰·利兰发疯了。他陷入了一种狂乱的状态，他位于伦敦加尔都西修道院(Carthusian priory)［被称为“卡尔特修道院”(Charterhouse)］旧址的小住所，变得杂乱无章，文件四处散落。他的朋友们前来帮忙，但为时已晚。利兰已经深深陷入了“疯狂或精神错乱，因为他的头脑突然崩溃，因为他的大脑有缺陷，因为他的痛苦使他发狂，因为他的抑郁或其他精神上的任何不起眼的特质”。1547年2月21日，亨利八世去世几周后，利兰被正式宣布精神失常，“他从那一天起发狂了，之后一直如此”。1551年的一份官方文件记载道，他“疯了，精神失常、精神错乱、暴怒、发狂”。他可能受了精神疾病的影响。我们无法重建他精神状态的衰退，但对于这样一个好读书的人来说，当他意识到自己的事业参与了对知识如此巨大的破坏时，这可能是十分难以承受的。1552年4月，利兰去世了，但宗教改革仍然在继续。
破坏不限于摧毁旧宗教的文本及其被容纳的机构，修道院和其他宗教场地的中世纪档案也受到了影响。它们之所以被保留了下来，主要是它们为热衷于向租户收取租金的新的所有者提供了法律和管理上的便利。拥有地契对组织收租或日后出售地产是至关重要的。在16世纪20年代，宗教改革的前兆之一是镇压牛津的两座修道院：圣弗丽德丝维德(St Frideswide)修道院和奥斯内(Osney)的奥古斯丁修道院。这两所修道院都被关闭了，其部分财产被转移去修建了红衣主教学院(Cardinal College)，后者在1525年开始改造旧建筑和建造新建筑。这所新学院是亨利八世送给沃尔西红衣主教的“礼物”。沃尔西于1529年失宠后，红衣主教学院又经历了一段变革时期，于1546年成了新教的机构，更名为基督堂学院(Christ Church)，同时圣弗丽德丝维德的旧修道院教堂成了牛津的新主教座堂。基督堂学院的新管理者们决心对他们现在拥有的巨大土地保持组织上的把握。这两座修道院档案室内的文件肯定在15世纪20年代的某个时候被转移到了一个中央记录仓库，地契和其他文件在那里开始被整理分类。这一过程导致基督堂学院的回廊附近的一个房间里堆积了大量文件。在17世纪中叶，古文物研究者安东尼·伍德就在那里查阅了这些文件。
在整理地契和其他土地权属记录的过程中，一些文件被故意忽略了：“而且由于这些人员不是这些证据所涉及的土地的主人，他们丝毫不爱护这些证据，而是把它们放在一个临时露天的地方，因此（这些文件）严重受损，变得难以辨认。”伍德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他在那里找到的材料，在他保留下的文件中，至少有2份，甚至可能有3份是13世纪最早的《大宪章》(Magna Carta)的官方副本，这是中世纪英格兰最重要的政治文件。
约翰王(King John)和英格兰诸侯在1215年6月最后一次会面后在兰尼米德(Runnymede)战场上签署的最初协议没有流传下来，但是皇家大法官法庭（Royal Chancery，英格兰君主的法律管理机构）的官方国家抄书吏缮写的一系列副本，上面盖着国王的印，并与正本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这些文件在13世纪定期发布，送到各郡县，由国王的代表郡长大声朗读，然后郡长们找个安全的地方保存这些文件。在牛津郡，最近的适宜妥善保管文件的地点是奥斯内修道院。16世纪20年代，1217年和1225年的《大宪章》正式缮写副本正是从奥斯尼修道院与其余的修道院档案一起被转移到了红衣主教学院。
由于《大宪章》与土地所有权无关，这些文件被转移到了一堆无用的文件中。安东尼·伍德一下就看出了这些文件的重要性，并将其保存了下来。它们最终被送到了博德利图书馆。多亏了像伍德这样的个人和博德利图书馆这样的机构保留了《大宪章》的正式缮写副本，其文本的内容成了17世纪和18世纪支持民主和法治的宪法论点的关键部分，至今仍然对我们心目中好政府的概念有着重大影响。
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在很多方面都是知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之一。数十万本书被毁，还有其他不计其数的书被从它们所在的图书馆移除，其中许多书连续好几个世纪流落在外。处于宗教改革第一线的修道院的档案没有得到同样程度的研究，但正如有关《大宪章》的描述所显示的那样，大量的档案文件被毁了。担任图书馆员和档案管理员的修道士和修女们无力阻挡宗教改革的力量，因此保存书籍和档案的任务落在了一群特殊的人肩上。用17世纪作家约翰·厄尔(John Earle)的话说，他们“在过去的岁月里节俭得出奇”，他们通常会“仰慕古老古迹的锈迹”，他们“迷恋皱纹，喜欢一切发霉和被虫蛀的事物（就像荷兰人对奶酪的喜好一样）”。这些人都是古文物研究者，而且根据厄尔的说法，是一种典型的“永远都喜欢钻研手稿，尤其是被虫蛀了的”手稿的人。他们对过去非常感兴趣，并渴望收集图书馆的遗存。他们的动机经常一部分源自他们的天主教信仰［比如威廉·霍华德勋爵(Lord William Howard)］，但有时也是源自他们的新教信仰（毕竟利兰是为了支持亨利八世离婚和脱离罗马教廷的论点）。对过去的热情以及对恢复思想和知识的热情把他们团结在了一起，组成了人际网络，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互相抄写彼此的书籍，甚至在1607年成立了一个协会—这个协会起初的寿命很短暂，但是在一个世纪后被重组，并以古文物协会(Society Of Antiquaries)的名字存在至今。对于中世纪时期的知识，这些人帮助保存了可观的一部分。他们的功绩触发了许多最重要的现代图书馆的创建，并促进了图书馆员和档案管理员的职业发展。
托马斯·博德利爵士(Sir Thomas Bodley, 1545—1613)。肖像，不知名艺术家，约16世纪90年代
